长安三万里

高适如果在天有灵，应该感谢《长安三万里》的编剧，看完电影出来，耳边时而闪现“高三十五！

”，而这个被说得激扬的名字当然是出自李白之口，虽说电影是高适视角里的李白，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更多的人印象中会加深李白和高适的联系，李白的声声“高三十五”也如李白诗中的月亮一样，被镀上特别的光辉，一个事物、一个人物特别闪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照进大诗人的眼睛，并通过大诗人的口中说出来，就像高适，就像月亮。

中国人有两个月亮，一轮真实的挂在天边，一轮诗词之月照耀人们的精神家园，《长安三万里》试图把第二轮月的明与晦，多角度的搬到人们眼前，在搬运的过程中，最大限度的不损失月亮的光辉，我想它做到了。

江际月其实还蛮理解为什么剧情是以高适的视角展开，因为无论是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还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多么的才华惊人，李杜们的理想之路，其实是如高适般封侯拜将，若还能带兵平定一方，那更是理想之大成者，从这个角度讲，高适，完成了他们的理想。

影片最初的画面，从鹰眼展开，前方被围的云山城，和城中的高适，这一切，很像是李白诗中“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的场景，这一条线索也贯穿全片，和高适回忆李白这条线交互闪现，共同构成一个大唐印象——诗情画意和金戈铁马。

导演以一场脱围解困的战争作为主要线索，托起《长安三万里》的剧情，以一个完成诗人们群体理想的诗人为“讲述者”串联整个诗坛，这个基调注定这部影片是“提气”的，这种积极和安史之乱导致的凋敝交互出现，会让观众情绪始终处于一个被调动的状态，情绪随着剧情起起伏伏后，不由感叹“这就是大唐啊！

”高适是稳定的、沉潜的，几次出来看到他的“月亮”，几次回梁园继续读书习武，他对自己的“打磨”，他整个人呈现出来的状态，呼应着他从小写到大的“勤能补拙”，终于让他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

高适在影片中，更多的代表“现实”那一部分，他所见证的“现实”也更多一些，比如岐王宅里那头象征着富贵和太平的舞象，让他在安史之乱的长安中再次遇到，只是这时，歌舞不再，大象被战火烧得嘶吼。

同样的，还有扬州的石桥上，昔时桃花玉人，今日铁蹄踏过，导演把这些“现实”呈现给有能力力挽狂澜的人，也算对观众的一种偏爱吧。

陪着李白在黄鹤楼上飘摇吟诗的时候，一轮明月远远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江水千里，盛着月光粼粼的涌来，仿佛影片中的高适，自有光芒，功成弗居，可隐可显。

天上月而另一个角度，高适视角的李白：“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人”。

李白是所有人的“天上月”，贺知章口中的“谪仙人”。

他被泼天的才华托着，不可能沉到凡尘中来，他的才能是他的翅膀，也是他的桎梏，可是有什么关系呢，他是李白，这一个事实可以遮蔽一切不如意，影片中表现了他的潇洒不羁挥金如土，也表现了他晚年的病弱和落魄，但是看完影片问孩子，你想当李白还是高适呢，孩子想了想，还是要做李白。

李白来人间走一遭，回到天上去，留下许多诗，其中一首两首的被你读到，也是吉光片羽，足够点亮一段凡尘生活。

高适似乎很知道这一点，他的精神向往李白，但是他的生活不向往，台词也如他所想“你是谪仙人，要回天上去”，所以高适是李白的江际月，他总觉得自己伸伸手，就能够到，而李白是高适的天上月，他永远不可企及，偶尔追寻一下，也会怀疑自己痴傻，更多的时候，抬头望望，就够了。

作为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人，李白的好诗太多，影片中重点表现了《将进酒》，这首才华横溢、自由奔放的诗歌，被浓墨重彩的表达出来，读者的诗情也仿佛被白鹤被大鹏托着，激扬不可自已，在这个情境里，谪仙人和他的同类们把酒言欢——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编剧因个人对高适的偏爱，让他见证了这首伟大诗篇的形成，但是高适见到月亮真身，恍然大悟自己与“谪仙人”的差别，反而下定决心去走他凡人的“通达”之路，理想和现实的互相促成，往往如此偶然。

影片中另一个表现理想和现实的激烈碰撞的要素是相扑。

李白和高适几次相遇，都要练习一下相扑，他们从蓬勃的青年，到骨肉渐松的老年，相扑场景多次闪现，本来二人的相交，很有一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但是因为有相扑，这“水”便融入了酒，交情浓烈许多，而最后，高适运用李白传授的相扑虚实之道，夺回云山城，大败吐蕃军，也让人很是一吐胸中浊气。

高适是讲述者，程元振是采访者，他们起初还试图“客观”的描摹李白，但是仿佛一首掩藏不住的赞歌，越到后来，调子越激扬，我等李白迷的心绪也越来越激扬，当程元振唱完“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不觉落下泪了，月亮可能晦暗，可能暂时被云遮蔽，但是明亮和自由才是他的底色，在任何境遇里，他被人听到的原因，还是不朽的诗篇。

酒中月“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一生际遇多变，但是他最风光的年华，曾经照耀到杜甫的眼中，便是《饮中八仙歌》的时刻。

可能导演也如是想，于是“饮中八仙歌”在影片中重磅出场，李白、杜甫、贺知章、汝阳王、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还有导演私心加上的王昌龄、岑参，这每一个单独提出都足够熠熠生辉的名字，在长安酒肆中风云际会，他们在长安城的胡姬酒肆中，纵情歌酒，作诗联句。

在李白的心中，酒是诗人的修行，金龟换酒，千金买笑，是诗歌的温床，他们纵情歌唱，玩一些文人游戏，那些照耀着一个民族的诗句，便一句一句的生发出来，长到史书中去，长到每个学童的课本中去，让一个民族的人，在悲悲喜喜的人生中，有媒介可以抒怀，可以消愁，可以忘忧。

诗歌是李白的酒中月，他吟咏“唯愿当歌对酒时，明月长照金樽里”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诗歌，亦是我们的酒中月，他那些飞扬跳脱的乐府诗，给了这个民族文化不一样的节拍，他在人生的多个瞬间，晃动着酒杯，对着月亮唱诗，这些声音被编织在月光里，仍在一代一代的照耀着我们。

诗在，书在，长安就在影片的结尾，高适夺回云山城，和严武交接了兵权，带着小童离开，他们讨论诗歌的声音中，关于长安的诗句，一句一句吟咏出来，一直到影片结束，给影片平添隽永的感觉。

从影片全片节奏上看，感觉导演很懂爱诗的人，他知道怎么调动和激发这些人的情绪，他把这些锦绣摊开了给你看，也把遗憾摊开了给你看，你被锦绣迷了眼，你也因遗憾酸了心，接纳了这一份厚重的民族记忆，也狠狠同意那最后一句“诗在，书在，长安就在”。

以及，哪怕是李白脑残粉，看在他为诗歌狠狠正名的份儿上，给高适洗白，便洗吧。

看完电影我问影院，是不是放错片了，我想看长安三万里，怎么看了一场碟中谍7，不是，爹中爹？

当老年高适和小书童上演一站到底+中华诗词大会式问答的时候，我崩溃了。

我同意某瓣一条短评，“观影人群适合各种小有所成的中年男带着孩子来看，寓教于乐还能代入主角”，和李白一样长出了肚腩的爹们，可以一边幻想自己有着高适的腹肌和功夫，一边调动自己仅有的中小学必背古诗词储备，引导孩子背诵填空并对其进行爱国教育。

这不比年初在影院朗诵《满江红》燃多啦？

我很好奇，如果你平时不关心诗，不喜欢诗，《长安三万里》唤醒你的，到底是诗，还是一种类似军训的集体记忆？

我没有批评喜欢《长安三万里》观众的意思，我是想提醒一句，在感动之前，不妨思考一下，创作团队是不是又在骗人糊弄事。

其实电影开篇说得很对，“大唐人人都会写诗”，这种日常性正是唐诗。

柏桦在讲唐诗时说：“唐诗与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唐诗的日常性堪称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人如果没有唐诗，我们又的确难以想象，中国人能够活到今天。

而这一切概括起来，不过就是那简单而博大的三个字，日日新。

”电影中使用不超出课文必背篇目的唐诗，这本身没有问题，这些诗依然离人们那么近，那么亲切。

可这部电影为人们重新擦亮了诗，擦亮了汉语吗？

遗憾的是，并没有。

因为《长安三万里》的编剧团队心中没有诗，他们的全部储备似乎也只有那些必背名句和百度可得的“历史”素材，最终的效果，就像是一个毫无功底的差生碰到了命题作文，在单薄的段落之间不得不引用一些名人名言充当门面时，只好照搬试卷前头的古诗词填空。

一部关于诗歌的电影，却丧失了语感，没有诗性的叙事（不是讲故事）。

我们也可以不谈诗，电影中的题眼说得有意思：“诗在，书在，长安就在。

”在此又强调了一个“书”。

那么电影中，书在吗？

我看影视剧从不当刁钻的考据派，创作者只要能创造一种能自圆其说的美学就好了。

比如明清小说的官制称呼，连环画里的衣甲兵器，往往和史实不符，无关紧要。

具体到《长安三万里》电影，很多观众诟病的人物身长腿短，就是美术的一种选择，可以不喜欢，但他没做错。

然而扎眼的是，作为电影中屡屡强调的一个重要元素，《河岳英灵集》，以及其他唐代的书，它们的形制，完全错了。

几次出现的山水画挂轴，错了。

杂乱的江湖体、电脑字体书法，错了。

唐代的毛笔，错了。

称呼，错了。

书信格式，错了。

这种错误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不合史实，更在于，不美。

于是《长安三万里》呈现的不是大唐，而近乎为旅游打造的仿古“大唐不夜城”，是一个景点，一个景观。

它不是气韵高古的书画，而是偏色、做旧、故意蒙人的印刷工艺品。

这样不尊重真正诗歌与传统文化的工业电影，与我们失败的应试语文教育组成了完美闭环，它不让人感受、思考，只是出题、给答案、背诵、强行升华、自我感动，它再一次加强了大众对历史与诗的刻板印象，从此人们仍旧不欣赏诗，不理解诗，不形成对诗的审美，追捧老干部体诗，甜腻恶俗的诗，视那些真正的诗与诗人为异端、败类。

昆德拉在访谈中说：伟大的诗人在哪里？

是他们消失了呢，还是他们的声音再也无法听到？

不管怎样，这是我们欧洲的一大变化。

在此以前，一个没有诗人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可既然人失去了对诗的需要，他还能觉察到诗的消失吗？

终结并非一个世界末日式的爆炸。

也许再没有比终结更平和的了。

就是这样，诗被杀死了，诗消亡了，不是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长安三万里》的一条主线就是一个简单的兵法诈术，所以整部电影，也可以浓缩成高适和李白相扑那段对话所揭示的骗局：你知道如何才能骗到观众？

你不喜欢诗，你不关心诗，但只要读诗读得够大声，假装懂诗假装得够真，把自己都骗得文化自信了，就能骗到观众的钱和掌声。

在观影之前，我对《长安三万里》的设想是一部面向普通观众的《黄金时代》——以高适李白之交作为主线，呈现出一个曾经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方面留下璀璨成就的辉煌年代，以影像复现那些几乎被绝大多数华人耳熟能详的诗人与诗句。

而在观影之后，事实证明这种猜测虽然猜对了结局，但编导所采用的形式却更加通俗亲民，并不像饱受争议的《黄金时代》那样充满令文学爱好者之外人士一头雾水的“学究气”。

说到影片的过程，倒更像另一部当年同样评价两极分化的港片《见龙卸甲》——以现代人的思维，戏说甚至“脑补”历史上两位名人在遗存文字和惯有形象之外的另一面，想象历史中已经无法被真实还原的部分。

影片结局不出意外的落在了“大唐群星闪耀时”这一主题上，而且为了最大化的照顾观众审美，片中不仅加入了诸如战争、动作、奇幻等商业类型片桥段，还有众多类似“报菜名”“掉书袋”一类的内容，用以引出那些名篇名人，这很容易让人把电影的内核概括为对某种传统文化的怀恋颂扬，进而划为宏观意义上的“主旋律”影片。

但实际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编导对于高适李白人生轨迹的展示，却涉及到了一个曾经被许多人以文字形式反复提及，但却少有人在电影方面深刻探讨过的话题——一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命运。

当然，以知识分子这个后进舶来的西洋词定义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诗人未免显得过于武断，但考虑到高李二人的遭遇在其后的十数个世纪，乃至今日，仍然在中国相当多“读书人”的身上不断重现着，因此，我仍然坚持将他们视为一种广义上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在观影前甚至在观影过程中都会以为此片会是另一种形式的《李白传》，就像《见龙卸甲》中罗平安与赵云的关系那样，高适作为一个与李白关系甚笃的友人，通过他自己的回忆引出真正主角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从李白的人生经历来讲，这样的设计并不存在问题。

但本片编导显然志不在此，与《见》类似的是，片中两位主角在故事起点都是位于社会底层，一个资质平庸鲁钝，一个相对更加天赋异禀。

但《见》的真正主角只有赵云一人，是以始终位于底层的罗平安目睹自己最初的好友是如何凭借过人武艺渐渐爬上人生的巅峰，然后又如何走下神坛的全过程，所塑造的完整人物形象只有赵云。

与之相反，《长安三万里》描绘出的则是高适和李白二人的完整人生轨迹，高李二人年轻时代因出身问题都成为郁郁不得志的“沦落人”，渴望得伯乐之赏识，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几经数十年沉浮，二人命运与大唐国运之盛衰密切绑定在一切，几番交汇后，二人虽在各自领域都留下一番盛名，最终实则却以分道扬镳收场。

若以经典的文本作比，《长》中的高李二人倒颇似经典寓言《龟兔赛跑》中的两位角色，家道中落起点颇低，在诗艺方面也算不得旷世之才的高适虽在求功名之途中饱经世态炎凉，每每发出生不逢时的感叹，却始终不曾被外界的种种打压摧折了自己的建功报国之心，最终如耐心的乌龟一般在晚年得偿所愿，成为了力挽将倾社稷之大厦的一代名臣。

如果说高的人生轨迹是一步一台阶，螺旋式爬升的攀登者，李的人生则充满了更多的戏剧性与大起大落。

虽有冠绝天下之诗才，却始终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得到真正施展才华，为明君效力的机会，心灰意冷后皈依道门，却终是放不下对于功名的贪恋，晚节不保错误选边，以反贼之名惨淡收场，他一次次试图接近权力，却一次次被权力所拒绝与放逐，最终跌落谷底。

仅从李白短短数十年的生命来看，他所划出的，确实是一条高开低走的曲线。

虽然片中编导并没有明确表现出对这两种人生轨迹的褒贬倾向，但当影片将李白得大赦后病死，高适成为唐代功业最为卓著之诗人这段字幕作为结尾，实际上就已证明了高才是本片的真正主角。

不管编导本人的真实意愿如何，至少从目前影像呈现出来的，显然编导更加推崇的，是高这种完整践行“学而优则仕”，不骄不馁，矢志不渝，始终胸怀忠君爱国之心的名臣志士。

而片中的李白，抛却掉那些历史已有公论的千古名句，至少在实现人生志向这一方面，实则是在以他作为天才的失败映衬高适作为凡人的成功。

对于一部志在于商业市场取得票房成功，同时又担负着背后某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叙事要求，而非偏于导演个人作者式表达的影片来说，这样的价值观落脚点是无可指摘的，虽然有违于大多数人对于两位诗人的既有印象和评价，但显然这种倡导积极入世的态度与现实中的主流声音是相吻合的。

编导自然可以效仿前段时间刚在院线上映过的日本电影《犬王》，将两种人生轨迹的对比做一番逆转，得出这样的结论：成为一代名臣的高适虽然赢得了当世，但在文学领域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

在有限的生命中，李白虽然始终入世求功名不得，甚至背负反贼骂名，但他那些至情至性放浪恣意的文字却成为了永远不会被时间磨灭的经典。

但若真的这样设计，则意味着整部电影的基调和立论都要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彻底反转，那样的影片将散发着道家的出世避世和清静无为的气质，也许可以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但也意味着拒绝更多的普通观众。

原本都志在功名的高适李白一入世一出世，看似人生走向了两条方向截然不同的道路，但实则背后他们所面临的，却都是一种独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命运，即由于没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从而对权力本身的高度依附和迷信。

《长安三万里》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并没有讳言李白对于权力的迷恋，他的形象并不如后世所传颂的那样满是放浪形骸，满是潇洒不羁，他的出世本质上是入世不得后的无奈选择，是一种必要的蛰伏等待，一旦时机来临，他总要将入世作为首选。

这样的心态，实则也是众多中国历史上不得志文人的真实写照。

不管是高适的百折不挠，还是李白的以退为进，所折射出的都是中国式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亦步亦趋，他们渴望生逢良时，得遇伯乐，以贤臣之姿态辅佐明君，平定天下，借由权力和体制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他们把得到权力的认可作为目标，也因为权力的否定而心灰意冷。

屈原如此，陶渊明如此，李白亦是如此。

哪怕时间到了今日，事情似乎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

引言《长安三万里》，是我的一生之敌追光动画的最新作品。

我从2016年开始写过不少关于追光作品或追光公司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持批判态度，也算是追光的一枚小小的黑粉了。

【影评】《小门神》：制作很出彩，创作很尴尬【影评】《白蛇：缘起》：追光动画的自我救赎【杂评】从《哪吒之魔童降世》大爆，看国产动画产业市场化三十年但我并不是真的讨厌追光，我认为追光所追求的“中国文化特色和国际一流水准”（国际一流水准可以理解为包括技术水准和故事水准）的结合，是中国动画的正确探索方向之一。

所以我恰恰是爱之深、责之切，不想它浪费资源、智力在错误的方向上。

这个“错误的方向”是什么，后面再说，先来说《长安三万里》本身。

去年，它的预告片贴片同为追光作品的《新神榜：杨戬》播出，还是引起了一番震动的。

毕竟，历史动画（注意不是古装动画），这基本上是许多年来中国动画堪称绝迹的领域。

事实上，历史题材就是当下中国影视作品在题材方面最大的短板，没有之一。

区区一部动画片，行吗？

一、与国际接轨的技术彰显中国文化先说优点，追光作品擅长用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来彰显中国文化特色，这主要体现在画面上。

这里有“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里有“一片孤城万仞山”——

一边高升吟诵《将进酒》，一边驾鹤腾空，华章与美景交相辉映，何其快哉！

可以说无论是细节还是意境，都做得十分完美。

这些向来是追光的强项，无可否认，也夸腻了。

追光的表面功夫已经做得很足很好，接下来要看里子怎么样。

二、史无前例168分钟憋尿局一个人很难能从电影院里走出来后，讲明白《长安三万里》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或者它的主题是什么。

我尝试着梳理了一下情节结构。

这部分相当于剧透了全片，但我觉得都是历史或历史改编，没什么可剧透的。

电影以诗人高适的视角展开，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现在”，也就是唐广德元年（763年），60岁的高适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率军抵御吐蕃的进攻，败退；另一条线是“过去”，即高适在新任监军程公公的讯问下，讲述自己与李白的历史。

高适的讲述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有所改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高适的童年，习武颇有所成，但读书不行（似乎有阅读障碍）；第二部分是高适约20-30岁，父亲去世后，赴长安路上遇到潇洒的李白引为知己，孤身在繁华长安碰壁，赴扬州拜访李白领悟到自己学艺不精，居商丘梁园苦读。

第三部分是高适约30-40岁，蓟北从军愤恨军官腐败，归家途中与郭子仪解救被安禄山军追杀的李白，再回商丘梁园隐居。

第四部分是高适约40-50岁，受翰林李白邀请再访长安，见到诸多知名诗人，但深感李白过于飘逸，三回商丘梁园。

后又受在朝中受排挤的李白邀请陪同他去济南受道箓，一众诗人纵酒吟诗后告别。

第五部分是高适约50-60岁，人生剧烈动荡。

他先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并经历了潼关大败和长安陷落；后任淮南节度使平定永王之乱，逮捕了投靠永王的李白，李白经郭子仪求情得以免死流放夜郎。

最后再回到“现在”，监军程公公表明来意：吐蕃正围攻长安，朝廷认为高适牵制吐蕃不力，是因为与镇守长安的郭子仪在李白的处理问题上不和（这个脑回路也颇为清奇）。

高适也不多加解释，而是表明他的败退正是诱敌之计，这是当年李白教他摔跤时教会他的。

接下来严武援军赶到，高适和程公公击破吐蕃。

程公公告知高适李白已遇赦，并猜到当年郭子仪为李白求情，正是高适暗中请求的。

得知李白无碍，高适再无牵挂，释然地回到了心心念念的长安。

三、与国际脱轨的故事我写影评很少把整个电影故事概括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截取其中一小部分，就足以证明我的观点。

但这次我不得不把所有的情节都讲出来，以证明这真的是一部长达168分钟的流水账。

《长安三万里》本质上是高适的传记，并通过他的视角来塑造李白，进而反映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

如果处理得当，这可以成为一部动画版的《飘》《最后的武士》或者《大明劫》。

但可惜的是，它连最基础的“高适传”的部分都没做好。

电影在“高适传”部分最大的问题就是流水账。

上文所述五个部分在全片均匀分布，似乎处处都是知识点，但也仅仅是知识点而已，而且还不划重点。

不同的部分刚开始是以高适的旁白衔接，尚可接受；到后来介绍永王之乱的背景时干脆黑屏甩出大段字幕，几乎成了课本。

不过花了这么一大番力气，电影对高适人物的塑造倒也还说得过去（毕竟他是传主），细腻地刻画了他的几次心路转变，人物弧光比较完备。

如果对传主高适的塑造尚且如此磕磕绊绊，那么对李白的塑造就更脱相了。

因为镜头一直跟着高适，所以一旦二人分开，电影其实无法交代李白经历的一些人生重大事件，于是只能待二人重逢后以台词弥补，而靠台词交代就颇为无趣，导致李白的形象十分单薄：在青年时期要么是脑子缺根筋的富二代，要么是情绪不稳定的二傻子；而到了老年时期，李白变得郁郁寡欢，观众都知道这是因为在朝中被排挤了，但这些内容其实与电影表达无关。

对二人友谊的塑造有一些高光时刻，比如因意气相投而相知，因性格不合而相离；李白教会了高适许多终身受用的本领，而高适考虑到政治形势只能暗中相助……细细回味，还是颇为唏嘘的。

电影毫无疑问也想让格局再大一些，想反映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所以才把视角给到了高适这位当过官、打过仗、讽过时弊的边塞诗人。

那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已成传世名句（顺便说一句，电影把这句诗的讽刺对象安在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头上，其实不太公平，他虽然晚节不保，那会儿还是很能打的）。

但电影对于唐朝的一些社会问题——门阀政治、奢靡文化、武备废弛，其实也就是蜻蜓点水地展示一下，无力再做探究。

结语《长安三万里》无疑是有让人振奋之处，但我不希望它只停留在这个阶段。

我不希望这是一部48首唐诗彩蛋合集，诗人们恰到好处地出现，声音浑厚地念出自己的代表作，然后退场。

追光作品一贯是形式大于内容——这句话不完全是批评。

早先连形式都没有的时候，追光带来了形式，这是很让人敬佩的；但是若始终不在内容上有所突破，那也是很遗憾的。

追光作品的编剧一直是依靠团队，所以编剧名字也常变，因为只是一个代表集体的代号。

除了《白蛇：缘起》之外，追光的编剧团队经常处于错误的轨道上：表达欲旺盛，表达得很多但很浅。

有传言称这与领导有关系，但我没有证据。

总之，要真的想拍历史题材，真的是要做研究的。

不仅仅是要做艺术、技术方面的研究，更要做历史方面的研究；不仅仅是要做历史事件方面的研究，更要做历史规律方面的研究。

最后，祝追光越来越好，早日拍出更好的历史动画。

高适演出了我的世俗欲望和处世方式；演出了我对待朋友的方式和希望被作为朋友对待的心思；有人说《长安三万里》的剧本缺乏主线，一片混乱；但在我看来这个剧本还是有两条工整的外在逻辑作为线索：显性叙事不必多言，就是诱敌深入大破吐蕃军这个谍战外壳，逮着一个公公就要把我这一生给你讲明白了；叙事的暗线是，刻意截取高适和李白高度同频的至少9个人生阶段，然后眼睁睁看着他们做出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是一个充满递进和对比的叙事模型。

随便捋的一张叙事线，不算太严谨一、高适演我的欲望和处世欲望好说，每个人都想要成名成家；但如何与这个欲求相处，每个人的选择和姿态却大相径庭。

我就是高适这样的从小被公序良俗教育而来的乖乖仔，我信奉公平正直，善良勤恳就能够换来他人的尊敬，世俗的肯定；显然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

我们何时意识到这一点呢？

初到长安！

“长安”即社会；通过科举制度，我体悟到出身地位是跻身上流的基础，但是我没有；通过举荐制度，我验证了攀附权贵自我售卖并不可耻，可我没攀上；这时候失败没有压垮我，我还年轻，我抖擞一下精神，还看得清追求；真正动摇我的，是我的同龄人我的挚友———他们在扬州的温柔乡里过得潇洒快活，我一方面羡慕他们的洒脱自由，一方面对抗着自己价值观的排序。

他们也给得出堂堂正正的理由：你没有错，错的是这个得了病的社会机制，你要玩弄它，不要被驯服；一瞬间，我陷入了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双重动摇之中。

我返乡调整了一下，依然相信我被教授的美德，理性分析了所有可行性之后选择到边关从戎，至少未来是可预见的一步一个脚印；但我的朋友忽然360度大反转，他刚刚经历“床前明月光”的洗礼，决定投身从前不屑一顾的世俗纨绔，不破不立，他用策略的思维找到了晋升的捷径，在面对要不要迎合这个上升通道畸形的社会时，李白和他的好朋友孟浩然们的回答是Yes，不试试怎么知道。

而我孤独桀骜又充满委屈的选择了“否”。

好运气总也是来过，它来的时候给过我很多美丽的想象，我以为我们可以顶峰相会，却发现因为道路选择的不同，让我们各自价值观塑造的周遭世界，竟也变得如此判若云泥。

他们用喧嚣遮盖孤独，用浮夸掩饰颓唐，用吹捧安抚焦虑，用迷醉忘却伤痕———但我，是踩着伤痕，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我原以为在高位上我们可以看见相同的风景。

如今这风光只让我觉得陌生和不值。

我的人生是充满悲观主义底色的，我很少体验过成功：举荐宴会上拼命舞枪到底没选上我，路上相救的琵琶歌姬没有看上我，与消极厌世的裴十二比武也输了，带一只马队出关半年最后狼狈撤退。

转眼间半辈子过去了，那些我引以为傲的东西没能成为我的骄傲，那些我以为还有可能性的未来渐渐失去了可能，我曾经交心的朋友有了新的朋友。

所谓悲观主义就是我已经坦然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叙事，我可以预见自己没有起伏和惊喜的阶段性成果，我也就不再呐喊、尖叫、为离别哀恸、为被忽视悲伤；我不是总是情绪高涨，需要吟诗表达的人；我的情绪很稳定，细水长流，不愠不急。

二、高适演出了我和朋友的相处方式十年之约的那场酒楼聚会，像极了我这个i人初次被朋友带去酒局party的社死场景。

当然，彼时的当下我觉得社死，事后我可能又在怅惋和回味，那可是崔宗之啊，那可是王维啊，那可是王昌龄贺知章啊～我是如此纠结和拧巴，既不适应这种浮华世界，又向往结识那些创造才华的灵魂。

毕竟和那些精彩灵魂的碰撞，和富有创造力的人们一起相互激发和认同，也是我向往的乌托邦。

李白是我那个又爱又恨的朋友，我嫉妒他总是拥有一种笃定的自信，拥有一种不必深刻自省的轻松，他拥有被簇拥而不惊慌的主角心态，拥有永远被理解的朋友们的眷顾。

我不是，我总是一个人，总是靠自己消化情绪和困境以至于我已经坚定地相信，我也不太需要朋友们的帮助和陪伴。

但是，我依然非常珍惜一个很少出现的李白，在我们漫长的人生中，我和这位朋友的相会屈指可数，每一次相会都充满了变数和价值的冲击，我们不是为了一种搀扶或者救助而找到对方，我们是把对方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在观照。

我从不用自己的价值观judge对方的人生，他在我的心中，或者对他人的语言描述中都是一种令我崇拜的范式。

我永远不能学习复制那一种人生，但我知道他遥远地存在着，这一点本身，就对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我们暗暗较量又惺惺相惜。

《将进酒》这样的作品显然不是高适这样情感稳定的人写得出来的，它属于情感充沛，用生命在体验时光和友谊的诗人。

年过半百再遭人生沉浮，我们心里都有不甘和困惑，但高适是会小心翼翼将这份心情藏好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像李白那样的诗人，带着我在黄河边畅饮，放声歌唱心中的愤懑委屈和抱负，我永远不可能共享那种与鲲鹏遨游的潇洒和释怀；李白是一扇带我看见另一种人生另一种境界的门。

我不必占有他，只是经过他，就满足了。

三、“惟有饮者留其名” or “积极入世名垂青史”电影的最后多了行字幕注脚，大意是高适是唐朝这波诗人里面官方功名最高的一个，结局混的最好。

我能够设想这句话很可能变成一个家长们教育孩子的话柄，“你别看李白多潇洒会玩儿，但人家高适老实勤勉，一辈子苦干远谋，这才是真正的赢家”；我说我就是在这种道德观的教育下被培养出来的“高适们”，首先我不抱希望自己能获得人家那样的世俗成就，这是一种成王败寇的马后炮叙事和偶然，其次事实告诉我们的答案也是，在没有看这部电影以前，我们几乎没有人关注到高适的成就，而李白，是真正预言了自己“惟有饮者留其名”。

在官方的宏大叙事下，这两种人生选择成为了两种价值导向。

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历史正文不是答案，教育倡导不是答案，诗歌抒情也可能是假的，答案在我们各自看过世事后的眼中。

一如对这部电影的褒贬不一一样，是一种自由。

题外话1：影片结尾汇集了众多歌咏长安的诗句。

我一开始反感，因为长安从来没有扮演过那个给予诗人温柔的好人，但却承受那么多诗人灵魂的崇拜，它受之有愧；但转念一想，正是长安这个阶级对撞最激烈的场地制造出足够的精神苦难，才喂养了诗人们求之不得的情怀和情绪价值，一如北漂歌颂北京，犹太人朝圣耶路撒冷。

题外话2:我们常常神话和崇拜文人，其实我们崇拜的是“文人精神”，那是一种凝集了高适的坚韧，杜甫的悲悯，李白的潇洒，王维的善感，凝聚了所有文人美好价值的词汇和形象，他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拟偶像；真实的文人个体可能漏洞百出，满目疮痍，他们可以颓废邋遢，可以狡猾算计，就像我们现在的明星一般，剥去滤镜也是一个个充满人性弱点的普通人。

但正是他们的欲望和弱点，让他们写出了那些凝聚智慧的光辉诗词。

《长安三万里》令人惊喜。

他人尽可以用三两句恶搞调侃来轻易消解这部作品非常严肃的尝试，但我确实被打动了，这本就是仁者见仁的事。

和朋友玩笑说没想到这部动画片竟有些“知识分子气”，这自然是不伦不类的戏言，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看多了那些志在胡闹搞笑、志在煽情媚俗、志在照顾所谓目标群体的国产动画后，终于看到了一部颇有风骨的动画。

相较于从全民神话故事中摘取一些情节加点现代意识来改编，只求“脸儿熟大家认”的故事，忽然看到这样一部不再借助古董题材的、原创性极强的作品，自然兴奋。

说原创性强，并不是说故事全然虚构架空，而是说取材新，视角新，表达新，尤其是最后一点：表达新。

通观全片，比较用力设计来向观众“讨笑”的时刻，似乎只有李龟年出场那短暂的片段（对话被大象捣乱），尚不至于“媚”，其余几乎看不到什么“讨”的姿态。

这部动画难得就难得在这里，它不是“讨”和“媚”的姿态——国产动画不说全部，有多少是在绞尽脑汁花尽心思“谄媚孺童”？

想必大家心知肚明。

我直观的感受是，这部片子是在努力往外“给”，观众要不要，似乎它并不在乎，至少没那么在乎——回想将近三个小时的电影（时长本身就很能说明目标受众问题），有太多片段都是偏严肃、偏抒情、偏深沉、偏私人的，炫目刺激的打斗？

当然有，但不是那种可怕的特效堆叠，打斗（尤其是相扑）只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状态与情性，不是为了刻意刺激观众。

李白在山东受道箓那段最是典型，试问有什么幽默可言？

有什么刺激可言？

对大多数人来讲并不知道那在干什么，这种桥段的设计安插根本不是低幼向的。

李白受道箓乃历史真实，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刻，肯花工夫去虚构重现这一场景，全然是为了人物心灵的发展与变化，这种超出算计的创作态度令人印象深刻——算计当然有，什么创作没有算计？

但如果算计心太重，每一帧每一秒都在使劲“讨”、都在犹豫“观众爱不爱看”，片子将万劫不复。

这部片子有股恣肆飞扬之气，充沛而健康，在简单有效的当下与回忆双线交错叙事中，兀自铺展开盛唐诗坛的璀璨切面。

而令人颇感惊讶的是，片中所涉及的诗人生平行状、作品时代包括许多道具场景设计，应该都经过了学术考据——不敢说所有诗人的行状与编年都严密无误，但大体比较准确，编剧下的功夫一目了然，对一部动画片来说，这着实比较少见。

简单说几个细节。

开头部分，高适在军营中的桌案上，一开始并不是后来反复出现的《河岳英灵集》，而是《巴县志》（一个模糊虚镜，但能辨认出字眼），正是高适当时所镇地方，这本书也在暗示，高适对所任地方极为关切并有很深的了解。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列传第六十一有高适本传，“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

本传中也提及他曾谏奏来蜀避难的玄宗应对川民多加体恤。

本传还载，唐代宗即位后：吐蕃陷陇右，渐逼京畿。

适练兵于蜀，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寻为蕃兵所陷。

代宗以黄门侍郎严武代还，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

这条记载，便是本片的时空设定根据。

高适此时正处于“师出无功”的尴尬境地，故而持节宦官忽至，高适颇为惊慌，只是没想到宦官是来调查李白之事，主体故事就此徐徐展开。

在高适入哥舒翰幕府的情节，潼关失守是安史之乱的重要转折点，潼关一陷，长安不保。

玄宗催逼哥舒翰出关作战是一大昏招，千载以下还在被历史学家狠狠批评，而哥舒翰所谓“降逆”一节也多少算是史上冤案。

本传有记，高适后来见到玄宗，为哥舒翰极力诉冤辩解，足见他对这位名将的钦敬。

片中详细铺演了这段故事，高适从军中逃出，也在《旧唐书》本传中有根据：禄山之乱，征翰讨贼，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佐翰守潼关。

及翰兵败，适自骆谷西驰，奔赴行在。

《新唐书》高适本传所记差别不大。

其实高适与李白、杜甫等诗人的密切交往，都有史料可为凭据，学界早已考出几位大诗人的年谱（杜甫的年谱在宋代就有人编制），甚至已做出了完善了唐诗地图，生平轨迹与交游都可以勾勒出基本线索，也为编剧提供了不少便利。

片中马匹显然是从昭陵六骏这类的文物与韩幹画卷中摹下来的，体肥腿细，追求神韵风流。

道具设计方面，片中所露出的书籍装帧形式也花了心思，没有出现“线装书”这种低级错误，而皆为“经折装”——其实在玄宗时期，大部分书籍装帧依然是传统卷轴装，但也有经折装（多是佛经），诗集这类用经折装也并非不可能，当时雕版印刷早已出现并逐渐普及，在印刷史研究领域都有资料可证。

至于片中提到的“行卷”风气，凡对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有涉猎的，也当会心一笑。

此外，像李白登黄鹤楼见崔颢诗而搁笔的典故，在片中加以浓墨重彩地复现，这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著名文坛公案（学者商伟有《题写名胜》一书专门讨论这桩公案），还有王维与玉真公主被后人无限猜测的暧昧关系（玉真公主丫鬟给王维更衣一段）、殷璠《河岳英灵集》未收杜甫诗等文学史谈资，在片中都有涉及。

片中多次出现的《河岳英灵集》，是玄宗年间的诗歌选集，里面所收录者或许对今人读者来说并非都是最顶尖的那批大诗人，比如李白在当时是有名气，但诗名并非最盛，崔颢、王维乃至孟浩然应该都在他之上（王维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当朝第一），至于杜甫，在当时并未有太多人注意，李杜的地位是后来慢慢扬起的。

所以片中提及崔颢，那真是天下英才，诗名如雷贯耳。

自负如李白见了黄鹤楼诗，自然锐气大挫，之后便有在金陵作《登金陵凤凰台》来和崔颢争胜。

《河岳英灵集》是如何评价高适的呢？

简单准确：“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

特别要提及的是，片中多次出现“弹铗长歌”的动作，铗亦指剑，所谓弹铗长歌便是敲打着剑而歌唱吟诵，这是古人悲愤落寞时常有的一种抒情动作，与“山林长啸”一样古早。

至于片中前后两次出现的李白召唤群鸟之术，也并非幻想虚构，史料也零星有载，作家张大春在《大唐李白·少年游》中还详细铺写了这种浪漫法术，乃赵蕤传授，名“朝阳诀”：李白站在他身边，不时从布囊之中捉一把谷食，率意向四处抛洒，为数不止盈千的各种山禽便在此周旋上下；有些鸟儿凌空掠取，有些则就地捡啄。

李白随着形形色色的禽鸟俯仰观玩，不意间发现，在顶空极高之处，居然还有数十只巨大的雕鹰，平展六翮，盘桓云表，状若无心而须臾不离。

……众鸟在诀咒的引导之下，也能各随行伍，栖翔有节，容止不乱。

本片编剧或许看过张大春的小说。

——所举这些，并非是借此炫耀什么，术业有专攻，碰巧遇到所热爱的领域，自然会瞩目并留意这些地方，也可见到这部动画的制作态度。

其实看不出这些考究也没什么，一部作品如果只想靠这些细节来征服观众，那也挺失败的，重点还是在情志。

本片弥漫着一股“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追忆繁华往昔的悲凉感，追忆怀念的感慨，是情；专注于精神风貌的展现，颂扬友谊也好追慕天才也好，这是志。

本片多少可谓是“盛唐诗坛图鉴”，那些璀璨如星辰的诗人们交替出现，流传千古的诗歌不经意间诵出，都能令深爱文学者心中荡漾。

有观众尽可以吐槽说这是背诗大会，但诗歌本身恒美。

我也并不觉得这部片子在用诗歌来作为什么煽情或讨好的工具，煽情或讨好的手段太多了，为何要卖力不讨好地去掉书袋呢？

至少我看到了情志，看到了创作者的爱与激情，这是掩藏不住的，是打动我的。

说到底，创作不过是自说自话暗期知音而已，嘲笑与讽刺很正常，只是不要将自己的嘲讽惯压于别人，同样也不必将自己的赞美去强加给别人——平心而论，末尾的“长安”主题诗歌大朗诵着实有些没收住，但我认为正片并无这个问题。

动画毕竟是动画，虚构一定有虚构，不然岂不是成了动画版的文史纪录片？

考据再费力又有什么意思。

高适的性格塑造便多有虚构，片中高适在忠直淳朴之外，多愤郁愁怨气，愤郁愁怨中又带些憨楞气，与李白等潇洒浪漫派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处理是典型的编剧手法，也不必较真是否和所谓史实相符。

本传说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

务功名尚节义，当时文人多如此，也不算特别，高适喜言王霸大略，我们在片中倒看不出来。

全片以高适的视角为叙事主线，一切皆是他眼中所见、亲身所历，是他所看到的繁华与危机。

高适和李白是两种人，他显然是入世的、包袱沉重的，李白么，贺知章所评定的“谪仙人”，是飞天的、时时欲出世的，当然，李白性格中有非常矛盾的一面，片中展现得也很充分。

开元天宝年间的诗人几乎个个功名心极重，他们常常蔑视王侯却又向往王侯，李白就是典型。

但是如李白，他真正的理想人物乃是鲁仲连这样的古人，立下千秋功业，然后潇洒身退，深藏功与名。

“退”，才是这份功名心最终的归宿。

这种游戏式的完美梦想注定要在现实前撞个粉碎。

所以李白天真，李白可爱。

这几年不乏以大唐为背景的影视剧，但多是借了一个盛世绚烂背景的壳，很少看到完满的情志，看到的只是驱使人物的种种刺激情节串联而已，大唐工具化了，大唐奇景化了。

《长安三万里》所渲染出的大唐盛世，重在气韵，是一种奋发进取、风流恣肆、海纳百川的英豪之气，开天盛世那种无比的自信与包容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独此一份。

这份大唐气韵，灵魂在于那一群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的天才俊杰，并不是什么外在的“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富贵风华以及“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卓越武功——痴痴后人所迷恋的大唐，常局限于此，无非是皮肉相而已，所以显得小家子气，所以大唐无限趋于华丽的空洞。

《长安三万里》精准地抓住了灵魂、骨骼所在，人，永远都是人，才构成时代真正的脉搏，所谓太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云云，并不是虚言。

套改一句俗语，大唐在骨不在皮。

在开、天的黄金时代，大唐不仅仅是风流与狂欢，其中有愁闷有隐忧有黑暗有痛苦——片中的高适，总是愁眉紧锁，总是心事重重，总是与李白一流格格不入，他便代表了盛唐的这一面。

细想，全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玄宗杨妃以及皇宫场景，我想这是有意为之，因为重点不是那些骄奢淫逸的权贵，而是这些英姿飒爽的文士奇才，是他们的快乐畅意与痛苦压抑。

在李白受道箓后，众友在河边痛饮狂欢，是全片中最炫技最华丽的场景铺展，出现了天宫神人——到底不是皇帝妃子，皇帝妃子在这部容量巨大的动画里最不重要，这种处理没有落入俗套。

颇为讽刺的是，片中的高适最不风流倜傥，天资似也低下，宦途也长久黯淡无光，与作为某种审美意象的“长安”始终若即若离，但他最终却成为所有唐朝诗人中唯一做到封侯的。

《旧唐书》本传说：“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再回想少年时，“少濩落，不事生产，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对一个诗人而言，哪能没有梦幻之感。

把视角放在一众诗人身上，本就有些不合时宜，也是一种莫大的勇气。

我相信，在国产动画中，这部动画注定将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在看《长安三万里》之前，我特意让自己放空，没有看任何剧情简介和评论，只知道这是一部追光制作的关于“长安”的电影，这种感觉很棒，因为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困扰我，当大幕徐徐拉开，等待我的都是惊喜。

原来，这是一部讲述我国大诗人李白的动画片，片中还有各种我童年时候耳熟能详的名字，杜甫、王维、王昌龄、孟浩然、崔颢，还有那个虽然读得不多，但却和李白很要好的高适。

电影浪漫、豪情壮志、气势滂沱，整整168分钟的大唐盛世，而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是从一场安史之乱开始的。

通过李白和高适的旷世友谊，牵扯出那个时代的风云诡秘，当一切化为尘烟，能留下来的，只有文字，只有诗。

很喜欢这一款海报“写诗”，是那个时代人人都会的事。

大家以诗会友，以诗代信，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年代，人们的联络唯有文字。

所以在片中，李白和高适动不动就许下一个十年之约，在这十年中，可能完全没有联络，等到需要彼此相见的时候，就徒步、骑马前往，其中的岁月，见字如面，读诗如见人。

在古代，等级阶级还是非常严苛的，比如官宦子女会有更多的机会、资源，而商人之子就属于下民，连投考功名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唐代还是属于比较开放的年代，当权者并没有剥夺大家写诗的权利，如果你有才华，诗写得好，广为流传，马上就可以出名，而这样的名气也可以带来有权之人的赏识。

李白，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别名李十二，号称“诗仙”。

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静夜思》就算过多少年都不会忘的，一是因为他简单易懂，二是因为李白只用短短的五言绝句就描写出了一个旅居在外的孤独的人思念家乡的情感。

我想，真正的大师就是这样，他可以做到雅俗共赏，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对应的情感共鸣，而李白正是这样一个大师。

青年时期的李白电影用李白和高适的关系作为引子，描写了初唐、大唐和中唐三个时期的文人墨客以及政治风云。

私认为，编剧创造的这个结构很妙，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人都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而存在，任何一点风波都可能引起不小的动荡。

李白和高适年龄相仿，相识于青年时期，两人都空有一身本领却毫无施展的地方，正可谓是报国无门，无人赏识。

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两人的家世都不算显贵。

李白虽然挺有钱，但无奈只是商人之后，高适，虽然祖上有点名望，却因为家道中落，早就不受人待见。

李白是个大才子，希望通过行卷来取得功名，而高适，从小都不喜欢读书，好在习得一身好枪法，一心只想从军。

两个空有豪情壮志的青年一见如故，就这样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李白和高适对于李白，我们都是很熟知的，但是高适，知道的人确实不多，小时候读他的诗也少，因为他多为武将，写诗也比较晚，他和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

他的前半生穷困潦倒，五十岁以后才取得功名，因安史之乱崭露头角，成为一方大将。

其实，高适本质上和李白还是不同的，虽然他家道中落，但说到底，也是个官三代，政治头脑要比李白好得多，而李白，在政治上，基本就是个“小白”，非常天真，而且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

他们俩能进朝廷效力，都是因为举荐，之前说了，因为阶级差异，他们通过科举为国效力的机会几乎为零，所以，只有他们足够优秀，才能被举荐。

而他们的命运，却朝着反方向而去，高适被举荐有道科后，从此仕途荣耀，一路披荆斩棘冉冉升起。

而李白被举荐并被唐玄宗任命为待诏翰林后，却是人生仕途最辉煌的时期，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被赶了出来。

这一部分在电影中也有体现，李白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长安，和胡姬跳舞，众人饮酒作诗那段，这段历史上应该真实存在过，所以很多影视剧都会拿来表现“大唐盛景”。

在这段全剧的高潮段落，李白和众诗人在“比诗”，在一根平衡木上当场作诗，作不出的就要掉到下面的酒池中，以示惩罚。

当时高适还是一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大把时间都在乡下的梁园度过，来到长安找李白，哪见过这等场面，当场就被吓傻了。

在场的诗人都是现在叫起来响当当的人物，什么杜甫、王维、王昌龄、孟浩然、崔颢，都是李白的座上宾，可见那时候李白有多么风光得意。

可惜，官场如战场，李白在长安呆了短短两年，就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了。

青年时期的高适自此，李白对功名利禄好像彻底死心了，一心问道。

其实，比起他在长安的那些日子，我更怀念的是他在扬州，在梁园，和高适一起玩相扑、喝酒作乐的日子，李白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他特别爱笑，也爱喝酒，他爱游山玩水，是一个十足的“浪子”，他哪里适合长安那个官场呢？

电影很好的体现了李白的性格特征，从他青年时期到他的中年，甚至老年，李白的天真无邪、浪漫主义一直没有变过。

全剧的高潮是那一段超现实的描写，在看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要如何体现李白的那首《将进酒》，因为这是我最喜欢李白的一首诗，这首诗气势滂沱，空有满腹才情却郁郁不得志的心情跃然纸上，李白借酒消愁，悲愤与抗争，失望与自信交织在一起，情感如江水般倾泻而出，读来激昂万丈又潸然泪下。

看了下主创的采访，说这一段的创作就花了整整两年时间，用众诗人坐在白鹤上飞进幻彩斑斓的天空中象征了思想的升华，这时候，唯有酒，唯有诗让他们超越世俗的功名。

我想说，值得，值得这么好的段落，是整部电影的华彩，升华了整个主题。

李白和一群诗友坐在一堆篝火旁，此刻，没有胡姬跳舞，没有金碧辉煌，因为他们早已不是权贵高官的座上宾，而是一堆落魄的文人骚客。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人纵使再有才华，也不过是政治家的一颗棋子，随着时代的变迁沉浮，这是可悲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人又不仅仅是权贵的玩物，因为他们的作品可以流传千年。

在这里，我要高声朗诵这首《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是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正是有这样的自信，才能在这浮浮沉沉的人世间活着，他不拘小节，不拘礼仪，他可以为了功名利禄入赘当个上门女婿，也可以为了求仙问道在酷暑下围着祭坛走了一圈又一圈，他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而高适，在性格上和李白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更沉稳更传统，比如他完全不能接受李白入赘，觉得这是非常丢人的，这是他和李白的第一次冲突，高适也不喜欢夜夜笙歌、喝酒买醉，他更喜欢过健康的生活，钓钓鱼读读书。

这也为后面他们不同的选择埋下了因果。

曾经的李白和高适，在田间练武安史之乱是一切的起点，因为安史之乱，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高适投奔了老皇帝玄宗，杜甫投奔了新皇帝肃宗，李白则投奔了永王李璘。

所以说李白这个人天真嘛，就因为永王三进庐山邀请他出山，他就以为遇到了明君，还意气风发地写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歌以咏志。

永王是谁啊？

永王对于正牌君来说就是个逆臣贼子，叛乱没有持续多久，就被高适平叛了。

这一下，高适和李白彻底站在了对立面，无论之前是多么好的朋友，在政治面前，只能妥协。

幸好，电影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无论历史怎么样，高适和李白还是最好的朋友，高适还是在暗中帮助了李白，让他免于牢狱之灾、性命之忧。

自此，电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几乎完美的故事，用一场战争穿针引线，在老年高适的讲述中，回忆李白这个人，以及大唐时期的这些大诗人、大豪杰。

最喜欢剧中“诗板”的创意，无论在绝美的黄鹤楼，还是在战场的休息站，都有“诗板”的存在，大家只要想抒发情感，就可以上去写两句。

正是因为这样，唐代才是一个人人都会写诗的年代啊！

在黄鹤楼上，李白想要写出古今中外最好的诗句，但是当他看到崔颢的那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诗，他沉默了，原来才子也有惜才的时候，崔颢的这首《黄鹤楼》确实写得太好，几乎无人能比，而李白，也在心中默默立下誓言，总有一天，他也要写出这么好的诗，题在这诗板上！

黄鹤楼的建模还是蛮美的我爱李白，我爱长安，更爱唐代，这个可以让人人都写诗的伟大时代。

电影的最后，当那些描写“长安”的诗句出现的时候，我又禁不住流泪了。

唐诗多美啊！

我们古代的瑰宝，我想再一次读出那些诗句，背诵那些诗句。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

老年李白更得我心呐

余光中曾评价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然而，世人眼中的盛唐只是半个大唐，世人眼中的李白也只是半个李白。

提起盛唐，人们会想到天可汗李世民，想到贞观之治，想到东达朝鲜西至咸海的辽阔疆域。

然而这只是大唐的一半，它的另一半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先后经历了安史之乱、永王之乱、二帝四王之乱、平凉劫盟、牛李党争……提起李白，人们会想到那个才华横溢的诗仙，那个放荡不羁的谪仙人，那句著名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然而这也只是李白的一半，他的另一半却是对仕途功名的极度渴望，甚至不惜两度入赘，晚年还为了做官卷入永王之乱。

描写盛唐的影视作品很多，愿意讲中晚唐的影视作品很少。

《长安三万里》是一部由诗组成的电影，用168分钟的片长，不仅完整展现了李白的一生，也呈现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

这虽然是一部动画电影，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部唐朝版的《大明劫》。

影片的第一组镜头，给了在战场上与吐蕃厮杀的西川节度使高适，也是本片的第一男主角。

为什么要以高适为第一男主，而不是李白？

导演给出的解释是，李白是一个天才，普通人很难带入进去，所以要选一个和李白关系亲近，但又更像普通人的主角。

而我还觉得，只有以高适的视角，才能更好地呈现大唐由盛转衰的内因。

高适同样是唐朝著名诗人，但更像李白的反面。

他没有李白的天赋，却懂得勤能补拙；他和李白一样仕途坎坷，却终于大器晚成。

李白想要寻仙问道，高适说“子不语怪力乱神”。

李白询问“入赘一事当否？

”，并最终选择了“当”，而高适留下一个大大的“否”。

李白是潇洒的谪仙人，有幸生于盛唐，可以尽情地沉溺于声色犬马。

高适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务实主义者，他纵然能被“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逍遥自在所感染，却也能看到这大唐浮华之下的满目疮痍。

二人的性格差距还体现在对永王李璘的看法上：李白稀里糊涂地以为李璘是对自己行“三顾之礼”的明君；而高适只用一张地图，就看出李璘是偏安守成之主，难成大事。

李白是一个艺术家，他放荡不羁，但这样的性格终究不适合仕途。

影片的前半段，随着老年高适对往事的回忆，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张旭、王维、岑参等明星诗人一一登场，展现着盛唐炙热的文化活力。

而到了后半段，随着安禄山、郭子仪、哥舒翰等名字的出现，影片的基调急转直下，昔日的明星纷纷陨落，有的被贬，有的被流放，还有的含冤而死。

乱世注定是郭子仪、高适们的舞台。

大厦将倾，生灵倒悬，唯有这些将星才能力挽狂澜，匡扶社稷于危难之间。

此时的诗人才子们，纷纷被战乱的洪流裹挟：李白投靠永王李璘，犯了谋逆之罪；杜甫被安史叛军俘虏，侥幸逃脱；同样被俘的王维被安禄山带到范阳，接受了伪职，成为一生的污点……而高适却迎来了自己的机会。

他与哥舒翰镇守潼关，全军覆没，也面临被叛军俘虏的风险，却凭借一身武艺杀出重围。

那个在盛世沦为舞台表演的杀人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目睹了长安陷入一片火海，目睹了黄鹤楼沦为一片废墟，目睹了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目睹了战场上的白骨累累……那些在太平盛世纵情声色、放荡不羁的文人骚客们，或许想象不到大唐会有这么一天。

但高适肯定想到了，他早就写下那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唐，已经烂到根子了。

大唐为文人墨客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文人墨客们用自己才华装点大唐。

筵席散后，杯盘狼藉，高适则是那个留下来收拾残局的人。

此时的影片，更像是一部《高适传》。

李白还是幸运的，至少他的大半人生都在盛世度过。

比他年纪更小的杜甫，只能在乱世中苟延残喘，写下那句著名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高适的后半生，则在戎马中度过，平永王、救睢阳、战吐蕃。

从一个小小的掌书记，晋升为西川节度使，也是大唐诗人中功名最盛的一位。

《旧唐书》评价：“君子以为义而知变，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高）适而已。

”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自然不如诗仙的文章璀璨，但平息战乱，解救万民的功绩，同样值得世人赞叹。

影片有两段高潮，一段是李白的《将进酒》，用如梦似幻的奇观场景，呈现了诗句的华丽洒脱；另一段则是高适的大破吐蕃军，用恢弘壮阔的场面调度，勾勒出战场的热血与激情。

这两段分别代表了两位主角的人生轨迹，一文一武，相衬相映，出世入世，相得益彰。

看完整部影片，感觉这168分钟一点也不长。

那么多才华横溢、青史留名的人物，浓缩到168分钟里，可能只剩三言两语，或者一个背影。

相比历史的长河，他们就像转瞬即逝的流星。

但幸好还有诗歌，寥寥数语，足以概括他们的一生。

个人心目中，近几年最优秀的动画电影预定。

去电影院看《长安三万里》，片长不短，前排一个小朋友睡着了。

散场的时候，小朋友和妈妈抱怨，「这个动画片我看不懂。

」妈妈安抚孩子，下次找一个看得懂的动画片来看。

想起电影片尾，小书童对高适说，「有的诗我读不懂。

」高适哈哈一笑，「以后会懂的。

」是啊，以后会懂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葡萄美酒夜光杯，长安回望绣成堆。

君不见，扶摇直上天外天，安得广厦千万间？

君不见，旧时王谢堂前燕，泡影如露亦如电。

千年弹指一挥，神州大梦醉一场。

然往事越千年，改天换日谱新篇。

君可见，尔曹身与名俱灭，神舟已过山万重。

君可见，九州仓廪粟千钟，江月今已照天宫。

君会懂，天生我才必有用，少年白头莫等闲。

君会懂，此去长安三万里，梦萦华夏五千年。

「你我生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

」「你我生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

」

“诗在，长安就在”——唐代长安仿佛真的是一座由诗堆砌而成的都城——动画长片《长安三万里》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莫过于此。

动画片《长安三万里》（2023）画面。

开元盛世本就是历史上最令人魂萦梦绕的时代，最杰出的天才汇聚在最宏伟的都城，以最绚丽的梦想，营造出一个最繁华的盛世图景，哪怕在影片的后半段，这个繁华瑰丽的诗之都城，已经被安史之乱的兵燹之火无情焚毁，焦土残垣之上飘荡的，依然是让人愿意百次、千次、万次回想的盛世之梦。

无论摧毁这个美梦的灾祸，是何等确定无疑地根植于这场盛世之梦当中，人们对盛世不再的叹惋还是远远胜过对衰落教训的痛切。

毕竟那些辉煌瑰丽的诗篇足以成为梦回盛世的质料，而哀悼繁华不再的挽歌，同样也可以作为沉湎于旧日盛景的鸦片——借着哀叹，可以不断地追忆并沉湎于早已不再的盛世。

这或许正是这部动画将一场史书上确定无疑丧师失地的败仗，修改成一场出奇制胜大捷，并且作为贯穿全片结构主线的原因——因为它至少要提供一个希望，哪怕只是一个虚构的希望，就像诗歌中奇伟夸诞的想象一样，它不真实，但它真的很美。

然而，就像《将近酒》中瑰丽奇美的想象一样，在那引人直上神霄的绝美词句的背后，是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中年大汉，在用酒精麻痹自己逝去的青春和无奈的现实——诗歌攫住了其中最浪漫的灵魂，但沉重的肉身依然需要踉跄行走于这无比现实的人间。

如果说《长安三万里》以真实的历史为原料，送进诗的机器，在银幕上造出了一个梦，那么，当走出影院的你，在这场梦醒时，或许愿意看一看这场梦背后的真实，尽管这段真实的历史距离电影中那个似真还梦的开元盛世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并且，没有哪位有名的诗人愿意为它吟诵诗篇，更遑论被改编成电影了。

但这个故事真实地发生过，在这个故事里，长安与他们——埋葬在历史尘埃中的无名之辈的距离，不止三万里。

撰文｜李夏恩长安长安的盛夏，一如既往的酷热。

赤日高悬在关中大地的上空，炙烤着黄土陇上的这座煌煌帝都。

高原阻挡了海畔凉风吹拂的脚步，只留下凝聚的燥热在这座城市里肆意泛滥。

将整个长安包裹在一团汹涌的热浪之中。

《长安三万里》（2023）中的长安街巷画面。

正因为暑热平等地对待这座都城中的每一个人，所以清凉才成了一种特权。

“冰井分珍果，金瓶贮御醪”“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能在炎炎暑热中吟诵这般清凉诗句的，自然并非平头百姓。

达官显贵们自有清暑妙法，就像诗中所吟诵的那样，晶莹的冰山陈放在室内，“映盘皎洁非资月，披扇清凉不在风”。

宅邸的水阁隔绝了外面的燥热，池中的爽气扑面而来，更觉心旷神怡。

但在外面，那是芸芸庶民奔走谋生的长安城，烈日炙烤下的通衢街巷蒸腾着热浪，将滚烫的尘土涌上半空，钻进他们每一个淌着汗水的毛孔，与烤干汗水的盐粒一起揉搓着皮肤，每一次想要拭去汗水和尘土，都要提防它们被揉到眼睛里，一股酸涩的疼痛会迅速占据整个眼球，让人不由得红着眼睛，涕泪交流，这倒与当下的时节很是相合——大唐咸通五年的七月十五中元节，降临了。

纪录片《大明宫》（2009）中长安被黄巢焚毁的剧照。

尽管从开元盛世被安史之乱粗暴地打断，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半个世纪前，朱泚之乱的叛兵继安禄山和吐蕃之后，又再度洗劫了长安，但这座都城依然有着不容小觑的恢复能力，“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如果不关注日趋倾颓的国运，那么长安人依然可以想象自己活在开元盛世漫长的余荫中。

长安各大佛寺诸如安国寺与青龙寺依照旧例高挂起了佛幡，金线绣成的神佛在日光眩耀下熠熠生辉，盂兰盆装饰着精巧的花果乃是金玉杂宝装点而成，吸引着游人不惮暑热地摩肩接踵，延颈纵观。

寺院中曳声引气的梵呗，顺着潮热的暑气弥散在整座都城里，也飘进了城南这间简陋的客舍里。

因为地处卑湿，所以客舍中暑气熏蒸得更加厉害，潮热的湿气直冲鼻腔，汗水顺着额头直淌进脖颈里，粗陋的葛布衣衫被汗水浸透得斑斑点点，犹如暗沉的记忆在全身扩散游走。

但这一切，让客舍中的这位过客想起并非一个世纪前盛唐诗人王维诗中的名句“长安客舍热如煮”，而是一年多前自己的处所——那是帝国最南的边地重镇，安南都护府的治所交趾城。

高适和地图。

《长安三万里》（2023）画面。

安南的天气，与长安的暑热如此相像，都是如此的溽热潮湿，也都是如此的蝇虫密布——长安的蝇虫之多是如此声名狼藉，以至于文豪韩愈都特意写诗咒骂这些小虫，“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

得时能几时？

与汝恣啖咋。

”这些险恶的蝇蚊小虫，是真正的趋炎附势，攀援着暑热的恩泽，肆无忌惮地钻营腐臭、吮吸血肉，而今，它们正绕着自己右手的手腕嗡嗡不停，他抬起右手，嫌恶地赶走了聚在手腕上的苍蝇。

汗水浸透的地方，渗出了淡黄色的体液，结成了琥珀般细碎的颗粒，黏在一个暗红色的伤疤上。

那个伤疤圆圆的，刚好从手腕贯穿过去。

他看着手腕上的伤疤，忽然感到一股刺痛直冲向自己的心肺之间。

他随手翻了翻几案上纵横狼藉的草稿，上面分明写着四个字“行坐痛心”。

还有他的名字“樊绰”。

他手腕的伤疤，是箭伤。

樊绰撰著《蛮书》，武英殿本书影。

盟誓当那支箭从城头射进敌营中时，樊绰与交趾城中的将士们，心中还抱着一丝隐约的希望，他们希望箭上绑着的那封书信，可以劝服城下包围的南诏军队撤兵离开。

那封书信的内容，是一纸南诏与大唐缔结盟誓的宣言。

但樊绰和他的同袍们心中也很清楚，对南诏来说，这纸盟誓的作用恐怕无法超过书写盟誓的这张纸。

“叛服不常”这四个字，几乎可以相当全面地概括南诏与大唐之间的关系。

这个崛起于苍山洱海之间的政权，从肇基伊始，就长于在结盟与背叛之间走钢丝的政治艺术，南诏的每一次扩张，几乎都伴随着对旧盟友的出卖和与新盟友的媾和。

这一点在南诏政权的统一者皮逻阁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14世纪出现并被后世广泛引用的云南史籍《白古通记》中，记述了皮逻阁利用阴谋诡计一统五诏的传说。

《南诏图传》局部。

在这则传说中，皮逻阁用易燃的松明建造了一座松明楼，然后假意邀请其他五诏首领齐聚松明楼宴饮。

趁五诏首领喝得酩酊大醉之时，他点燃了松明楼，五诏首领被生生烧死，他就这样毫不费力夺取了五诏的领土。

尽管这则传说与史实并不相符，南诏吞并其他五诏是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远没有放一把火那么简单，但它确实高度提炼了南诏立国的方略：结盟只是麻痹敌人的权宜之计，所谓的盟友不过是排名靠后的敌人的代名词。

对唐廷来说，了解南诏这位盟友的这一面，显然需要一段时间。

毕竟在起初时，自己扮演的角色也是南诏统一大业中阴谋诡计一个贪婪的帮凶，当皮逻阁觊觎东邻越析诏的领土时，接受重赂的唐朝四川剑南节度使王昱，以武力传唤越析诏的首领张寻求，指控张寻求奸淫前任首领波冲的妻子，并且谋杀了波冲（这两条罪名倒并非诬陷，而是确有其事），摆出一副公正法官的架势将他处死，然后“顺理成章”地把“无主”的越析诏的领地交到皮逻阁手中。

当皮逻阁再一次背叛盟誓，进攻先前的盟友邆赕诏时，唐廷又派军配合南诏作战。

这次背叛让南诏获利不菲，不仅将大理平坝地区的土地尽数吞入腹中，更获得唐帝国的正式的认可，738年，皮逻阁被唐廷册封为“云南王”，意味着他是唐帝国承认的云南合法统治者。

当朝的玄宗皇帝特别赐给他一个颇具意味的名字“归义”，在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的制书中，唐廷特别夸赞皮逻阁（归义）“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之劲节”——考虑到先前南诏的种种背盟诡计，以及之后将会发生的一切，这段赞词听起来都更像是一种讽刺。

唐廷不吝如此赞誉之辞的原因，倒并非相信皮逻阁真是这样一位正人君子，而是同样有着自己的盘算。

西陲的吐蕃一直是帝国的心腹大患，吐蕃东扩的两条路线：西北河湟与西南滇西地区，在最初的几场争夺战中，唐廷均未占上风，滇西设立的姚州都督府一片狼藉，治下滇西各部酋领不堪唐廷守将的高压政策，相率叛投吐蕃，迫使帝国不得不再度祭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宝，而南诏，就是唐廷相中的牵制吐蕃势力的西南代理人。

唐廷与南诏以利相交，所以也就无怪乎这句谚语的后半句“利尽则散”同样会应验在两者的关系上。

仅仅14年后，南诏就决定背叛唐廷，改与吐蕃结盟。

这次背盟，按照南诏的解释是逼不得已，双方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是唐廷姚州都督府都督张虔陀。

当皮逻阁的继任者阁罗凤偕妻女谒见这位都督时，张虔陀不仅勒索财物，甚至将魔爪伸向了阁罗凤的妻女。

阁罗凤向唐廷控诉张虔陀贪虐淫肆的罪状，但唐廷派下调查的中使却收受张虔陀贿赂，对南诏反咬一口。

期望唐廷主持公道的希望都破灭了，阁罗凤自己复仇，他发兵攻破姚州都督府，杀死了张虔陀。

《南诏风云之忠烈者》（2020）剧照。

唐廷的反应是派下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讨南诏，兵临泸南。

阁罗凤派出使者谢罪，但同时也向唐廷发出了警告：“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

”这句警告理所当然激怒了鲜于仲通，以至于他并未读出这句警告背后欲盖弥彰的深意。

表面上，阁罗凤是表明自己受到吐蕃武力威胁，逼不得已，而这句话的重点却在后半句，云南完全是他掌中攥紧的一颗筹码，无论唐廷还是吐蕃都不过是红眼睛的赌徒，唯有他才是稳赚不赔的庄家。

阁罗凤很清楚吐蕃不会坐视云南这块战略要地彻底落入唐廷之手，而他之所以能向唐廷征讨大军的主将直言“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实际上也暴露了早在张虔陀事件爆发前，南诏与吐蕃就已经暗通款曲。

张虔陀的贪虐不过是将这场赌局公开化了而已。

南诏在这场名为谢罪的挑衅之前，就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

鲜于仲通疲惫而骄横的军队被引入南诏和吐蕃联军设下的包围中，西洱河之战唐军大败，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六万将士殒身战阵。

别具讽刺意味的是，南诏和唐廷都将自己视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唐廷当权的杨国忠将西洱河惨败粉饰成一场大捷，这成功地激起了玄宗皇帝扩大战果的贪欲，他下旨大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士远征云南，而这刚好也符合杨国忠的心意：他可以用未来压倒性的胜利进一步掩饰之前那场虚假的大捷。

尽管庙堂君臣对远征南诏一拍即合、摩拳擦掌，但百姓却并没有追随朝廷的号召踊跃上前。

比起上位者的胜利躁狂症，普通人更能冷静地看清自己的处境，他们早已听说过“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所以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性命去填上位者不知餍足的好战欲壑。

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抓人，连枷送往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他们确实被强推上了永不回还的死地。

754年的盛夏，唐军主帅李宓率领从中原募集的七万大军，与广州都督何履先率领的广府兵水陆并进，进攻南诏。

此时正值云南瘴疠溽暑时节，军中瘟疫蔓延，随着战线深入，给养略尽，唐军也被南诏步步诱入陷阱当中，当他们抵达太和城北时，遭到了南诏与吐蕃的双面夹攻，唐军“弓不暇张，刀不及发，流血成川，积尸雍水”，掩埋唐军尸骸的地方建起了巨大的坟墓。

直到一个世纪后，这段惨酷的败绩依然给樊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记述道：“李宓伐蛮，于龙尾城误陷军二十万众，今为万人冢。

”李宓惨败的消息让朝野上下切齿叹恨，被许为谪仙人的李白，也在他飘逸潇洒的笔端落下了沉痛的墨迹：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

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

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长安三万里》（2023）中的李白与高适。

他曾经的好友，如今已经在名将哥舒翰帐下备受青睐的高适，却为这场惨败的直接责任者李宓，写下了一首歌功颂德的赞词，他将玄宗皇帝黩武好战的贪欲比作“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尽管他从未涉足云南半步，但还是在诗作中夸诞地想象李宓率领的大军是何等英武雄壮地“蜂虿隔万里，云雷随九攻。

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

在这首颂歌的最末，他预言李宓必会奏凯还京：将星独照耀，边色何溟濛。

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

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

虽然高适歌功颂德的对象李宓，早已沉尸在太和城外的河水中，但对玄宗皇帝来说，虚假的捷报总归是比真切的惨败更加悦耳。

这当然是一场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而主要责任者正是他和他最信赖的宠臣。

但如果错误的代价是由别人来承担，那么不仅犯错很容易，坚持错误也很容易。

所以当他身边忠心耿耿的宦官高力士进谏“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

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皇帝却只是回答说：“卿勿言，朕徐思之”——没有任何改过反省的迹象。

安史之乱中玄宗仓皇逃出长安。

《妖猫传》（2017）剧照。

时间也没有再给他反省的机会了。

次年十二月，安史之乱爆发。

六个月后，长安陷落，玄宗皇帝仓皇逃离都城，尽管他保住了性命，但另一位祸首杨国忠被变兵所杀。

这或许是历史的报应，但对那些死在太和城北，在万人冢中漂泊异域的万千孤魂来说，这报应远远算不上公平，而历史本身也并不遵循因果报应的规律。

背叛盟誓的南诏再一次成为赢家，在改投吐蕃麾下后，阁罗凤得到了新的封号“赞普钟南国大诏”和“东帝”，在吐蕃语中，“钟”即为兄弟之意，比起语唐廷的君臣关系，吐蕃给与的礼遇看起来更加丰厚。

只是，以利相交结成的盟誓，所有的馈赠都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这一次盟誓也不例外，而对南诏来说，这位新盟友，不过是排在下一个背叛名单上的敌人而已。

背叛南诏与吐蕃的盟约持续了42年——对南诏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纪录。

不过这一盟约是建立在吐蕃实力强盛到足以对它的前盟友唐廷造成严重威胁的基础上。

763年，吐蕃一度攻陷唐都长安时，南诏军队很可能作为盟友也参与了对长安的劫掠。

但另一面，南诏却又在三年后树立了南诏德化碑，其中的内容虽然是对阁罗凤丰功伟业的赞颂，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是在推卸背弃唐廷盟誓的责任，碑铭中将南诏与唐廷之间的战争解释为迫不得已，完全归咎于赃官悍将的挑拨，就像阁罗凤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奉赏，后嗣容归之。

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

”就在碑铭立下的31年后，南诏终于等来了久违的唐使者，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出的崔佐时，携带德宗皇帝的诏书，在794年的初冬二月，抵达了南诏王都羊苴咩城。

此时在位的南诏国王已经是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

由于南诏在表面上还没有与吐蕃决裂，而且在数日前，数百名吐蕃使者刚刚抵达，所以当崔佐时抵达南诏时，异牟寻希望崔和他的随从改穿牂牁服装入城，但崔佐时却严词拒绝了异牟寻的要求：“我大唐使者，岂得衣牂牁小夷之服！

”异牟寻只得稍作变通，在夜间接待了崔佐时和他的随从。

根据崔佐时的说法，当他宣读诏书时，异牟寻恐惧不安，王廷大臣也面目失色，他涕泪交流地长跪接受了诏书。

崔自然将其解释为天朝皇威无远弗届的震慑力，但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位南诏国王担心自己的又一次背盟行为会被吐蕃人知晓。

背叛盟友虽然在南诏的历史上已经司空见惯，但每一次背盟都是精心算计的结果。

与吐蕃的结盟虽然给南诏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庇护者，但同样也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虽然唐朝官员的贪婪横暴是激起南诏背弃盟誓的主要原因，但比起唐朝对财物的贪婪，吐蕃向盟友索取的可不仅仅是贡税，还包括人命。

作为盟友，南诏必须在吐蕃征伐时配合出兵，并且为了表示效忠，还要将王族大臣的子侄送往吐蕃作为质子。

比起一个要钱的盟主，一个要命的盟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随着吐蕃的衰落，对盟友的索取也变得日益繁杂苛重。

与吐蕃衰落相对的，是唐廷在安史之乱后的实力恢复，虽然历经几次藩镇叛乱，但总体上说，经过安史之乱洗礼的唐朝军队在战斗力上大有提升。

给南诏当头一击的是799年的那场大败，这本来是一场毫不掩饰地以劫掠土地和人口为目的的入寇，吐蕃与南诏联军出动十万兵力入侵剑南西川，但受到了唐廷名将李晟的阻击，吐蕃与南诏的联军遭到迎头痛击，损失惨重。

这次惨败让异牟寻大为惊恐，立即将南诏的都城迁往羊苴咩城，但就在他惊魂未定之际，吐蕃的横暴又激起了他的愤恨，南诏被要求缴纳更重的贡税、征集更多的士卒，以补充吐蕃在败战中的损失，并且吐蕃的军队要占据南诏的战略要地。

南诏被吐蕃当成了战败的泄愤桶，盟誓的双方也因此走向分裂。

唐廷则瞅准机会开始将南诏拉入自己的阵营。

这一次，唐廷选择韦皋作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是一个少有的明智选择，韦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而这些胜利成果，又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拉拢南诏货真价实的筹码——当然，吐蕃与唐廷都先后是南诏的盟友，但一个是败绩累累且需索无厌的现盟友，一个是战绩辉煌又强力可靠的前盟友，究竟作何选择就不言自明了。

战场。

《长安三万里》（2023）画面。

794年2月9日，大唐贞元十年正月五日，异牟寻与使臣崔佐时，一起在点苍山神祠举行盟誓，在这份盟誓中，异牟寻回顾历史，重申南诏背弃与大唐的盟誓乃是迫不得已，引发南诏与大唐首次武力冲突的张虔陀被再度拎出来充当离间罪魁鞭尸，“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忠赤附汉。

去天宝九载，被姚川都督张虔陀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经今四十三年”。

或许是出于谨慎，异牟寻又特意提到先前与吐蕃的盟约同样“亦无二心，亦无二志”。

但如今，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向南诏“具陈汉皇帝圣明，怀柔好生之德”——换言之，是开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丰厚条件，于是南诏“谨请西洱河、玷苍山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

在盟誓中，异牟寻咒发狠誓，若南诏“辄窥侵汉界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祗其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背减耗”，而如果唐廷同样窥图南诏领土百姓，“亦请准此誓文，神祗共罚”。

在南诏的山川神祗面前，这份盟誓被庄严地制成四本，一本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进呈给大唐皇帝，一本藏在神祠神室之中，一本沉入西洱河水底，还有一本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

在这次盟誓的六个月后，唐廷派出了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前往南诏进行册封，异牟寻他特意穿着金甲，身披虎皮，出城五里迎接大唐皇帝的特使，以极度恭谦的姿态向远在长安的大唐皇帝表示臣服，跪着接受了那颗刻铸着“贞元册南诏印”字样的黄金大印。

异牟寻显然懂得如何讨好天朝使臣，在欢庆宴会上特意安排了一个绝对可以赚人热泪的感人场面，他指着宫廷伎乐中一名正在吹笛的老头和一位唱歌的老妇人，告诉使臣，他们正是当年自己的曾祖皮逻阁归顺大唐时，玄宗皇帝赏赐给南诏的胡部与龟兹音声部的乐师，“今死亡零落尽，只余此二人在国”。

这个精心安排的场面确实令人动容，它不仅让人回想起双方的那段蜜月时期，对唐廷使臣来说，更会让他追忆起那个风光不再的开元盛世——那是每一个唐人企慕而又心酸的逝去之梦。

但没有人真正去关注那两名乐师的命运，他们先是被唐廷当作礼物从长安送到南诏，背井离乡，当盟誓毁弃，两国交恶的四十年中，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如今，他们侥幸挨到了两国再度和好的年月，却仅仅被拿出来作为一对昔日友好关系的吉祥物供人指点观摩，而他们最终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

《长安十二时辰》（2019）中的名震长安的歌姬许合子。

这个精心安排的动人场面，以及那封对着山川神祗发下的盟誓，都在七十年后，被樊绰记录下来，樊绰从交趾射向南诏包围大军帐中的那封箭头书信中，所写的正是这封盟誓。

樊绰或许期望南诏能像他们平时表现出的那样虔信鬼神，如此，当年盟誓中那些向神灵发下的严厉诅咒，或许能吓退南诏的大军，至少也能让他们为自己的背信弃义感到羞愧。

但是就像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比起号称要“贻诫子孙”的盟誓本身，在恰当的时机背叛盟誓，才是南诏的家传祖训。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南诏的每一次背叛盟誓，唐廷都能恰到好处地提供口实。

唐帝国从来不缺像先前被当作离间盟誓罪魁的张虔陀一样的贪纵之徒，而这一次离间罪魁的名字换成了杜元颖。

比起张虔陀，杜元颖的贪婪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两朝皇帝的宠臣为了向长安的宫廷进献奇珍异宝以邀宠，对治下百姓重加科敛，甚至刮削军饷，这引起了戍守士兵的极度不满，而临境的南诏则成为了他们发泄不满和弥补亏空的对象，小股的进犯和劫掠时时发生，而这理所当然成了南诏进犯的绝佳借口。

距离上一次盟誓的签订仅仅过了35年，南诏便发动了对帝国剑南西川的入侵，南诏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被攻掠的州县戍卒几乎无人愿意进行抵抗，“诸屯闻贼至，辄溃”。

到829年冬天，南诏几乎占领了整个西川，进逼成都，而颇具讽刺性的是，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依然遵守盟誓，所以就在南诏军队在西川大肆劫掠之时，南诏的使团依然如约前往长安朝见。

《南诏风云之忠烈者》（2020）剧照。

如果对盟誓进行咬文嚼字的严苛解读，那么南诏的这一次入侵确实不能算背叛盟誓，盟誓载明会受到神灵惩罚的行径是“辄窥侵汉界内田地”，但南诏的入侵并未占领大唐寸土，只是在撤军时进行了一番大肆劫掠，成千上万的男女特别是工匠被掳走，在武力的胁迫下一路向南驱赶，当他们到达大渡河边时，南诏将领故意惺惺作态地恩准他们向故乡道别：“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境。

”恸哭之声一时传遍河岸。

不愿沦为异域亡魂的人，将自己的身躯连同眼泪一并投入滚滚江河之中，数以千计。

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

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

欲出乡关行步迟，此生无复却回时。

千冤万恨何人见？

唯有空山鸟兽知。

死战当樊绰作为新任安南都护蔡袭幕府从事，抵达安南都护府的治所交趾城时，距离南诏在西川的那场残酷的劫掠又过去了33年。

自从那次劫掠的三十年来，南诏与唐廷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静，但平静的真正原因，并非当年在神祗鉴证下的盟誓真的有力约束了双方擦枪走火的行为，而是因为双方都在忙于分享吐蕃衰败所带来的厚礼。

对唐廷来说，终于可以借机收复安史之乱以来被吐蕃侵占的土地，而对南诏来说，没有了吐蕃的后顾之忧，它可以着力向南，征服东南亚大陆的领土，直到唐廷再度成为它扩张道路上的阻碍。

而这一次，冲突的爆发点自然而然发生在唐廷控驭东南亚的据点安南。

沙场。

《长安三万里》（2023）画面。

当樊绰环顾安南局势，就会发现，这里在过去三年里发生的一切，几乎精准地踩中了唐廷与南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冲突的每一个雷点。

贪纵的官员、聚敛无厌的苛政，离心离德的戍卒，唐廷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又刚好对上了南诏有史以来最好战的君主世隆——据说在他出生时，紧紧攥着的手掌中就写着“好战”两个字。

859年，有着“小太宗”之称的宣宗皇帝驾崩，而南诏王丰祐也几乎在同时离世。

唐廷只要求南诏派遣使团前往长安吊唁天朝皇帝，却并未依照惯例遣使吊祭南诏刚刚过世的君主，这一切都让刚刚继位的世隆心生怨愤。

而最终激怒他的，是唐廷以他的名字与早在一个世纪前死去的玄宗皇帝的御讳相同，因此拒绝对其加以册封。

唐廷的傲慢导致双方之间的关系走向破裂，世隆决定自称皇帝并且将国名改为“大礼”。

唐廷在安南任命的都护李琢的贪暴与愚蠢，就像当年的张虔陀与杜元颖一样，成为了南诏发动战争合理正当的借口。

比起张、杜二人，李琢的贪欲在破坏力上更具有原创性，他以斗盐换牛马一头的方式强买诸蛮部落的牛马，又寻衅处死了不愿听任苛剥的蛮部首领杜存诚。

尽管他成功将境内诸蛮部落得罪了遍，成为人人切齿欲杀的对象，但或许是贪心作祟，他又将魔爪伸向了军饷，居然为此自废武装，停止向安南西北边界派遣用以防备南诏的六千名士卒。

这一行动引起了戍守此地的桃花蛮首领李由独的怨怼，长期以来，李由独的部落与派遣来的唐朝戍卒一同为唐廷戍守这方边境，合作无间。

但李琢突然裁减了戍卒，让他孤立无援地暴露在南诏的射程之内。

于是，在南诏拓东节度使的招引下，李由独和他的部落倒向了南诏。

受到李琢贪暴搜扩的诸蛮部落，也将南诏视为解救自己的救世主，追随、说服、甚至怂恿这位新继位的南诏统治者世隆进攻安南，自己甘愿充当带路先锋。

《长安三万里》（2023）画面。

作为蔡袭的情报收集人员，樊绰对诸蛮部落的离心离德了然于心，862年初夏，就在他抵达安南不久，他就受命率领一支二十余人的小队潜入南诏控制下的诸蛮部落，与他们的首领接触谈判，企图找回几个盟友。

但最终他只能得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自李琢贪暴的统治数年以来，诸蛮部落已经与唐廷离心离德，南诏如今俨然成为他们的盟主，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段兵家名言或许道理不错，但它的成立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对战双方势均力敌。

而在862年，唐廷与南诏在安南的势力已经强弱可判，南诏已与诸蛮部落结成坚固的反唐联盟，而蔡袭所有的，仅仅是从内地荆、襄、徐、鄂等道调遣的士兵，虽然号称三万大军，但他们从北方远道而来，水土不服。

比起南诏联军的团结一致，蔡袭还面临着腹背受敌的打击。

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是唐廷任命的诸多贪暴官员中的一名，他不仅贪婪残酷，私设炮烙之刑，治下军民怨声沸腾，更嫉妒蔡袭深得军心，于是上奏捏称南诏军队早已远遁，边境无虞，蔡袭继续留下如此多的戍卒乃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请求朝廷下令让戍兵“各还本道”。

安南局势危若累卵、南诏虎视眈眈的奏报并非没有送达朝堂御前，蔡袭写下了“十必死状”诚挚地恳请留下戍兵五千人以防备南诏随时可能的突袭，但这些呈送庙堂的急迫奏章，依然没有扭转朝廷罢兵决心。

朝堂的决定，在今天看来不啻自毁长城的荒唐之举，但个中理由却并不难以揣测。

对远在长安的朝廷君臣来说，比起南诏可能发生的侵略，武将拥兵自重才更值得防微杜渐。

尽管蔡袭在当年出击吐蕃的战争中，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才智、勇敢与忠诚，但在朝廷眼中，他依然是个比南诏更加危险的武夫。

而安南，无论距离朝廷再远，都是长安的一块飞地。

同僚的谮害、朝廷的猜忌，最终将蔡袭和他麾下仅剩的数千将士推上了死地。

就在这一年冬天，南诏十万联军包围了交趾城。

樊绰见识过诸蛮部落的勇猛，在他调查的情报中，他细致地描述了诸蛮部落的形状，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诸蛮之一，是扑子蛮。

他们是天生的战士，“勇悍矫捷，以青婆罗缎为通身袴，善用白箕竹，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

蔡袭在战阵中生擒了一名扑子蛮，对他严刑拷问，一言不发，甚至截去他的手腕，这名勇敢的俘虏依然咬紧牙关，不发一声。

比起城外南诏联军的团结勇敢，城内困守的将士情势每况愈下。

樊绰以平静地语气记述了一桩骇人的事件，蔡袭率部用小枪俘获了一百余名寻传蛮，这些蛮人的下场是“江西将军士取此蛮肉为炙”。

这意味着城内守军已然面临绝粮，到了以俘虏肉为食的地步。

最终的决战发生在863年2月28日，坚守近两个月的交趾城终于被南诏联军攻陷，蔡袭率领将士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肉搏，他身上中了十余箭，左臂中箭，但依然且战且退，身边的随从尽数牺牲，他依然在力战，直到他看见长安派来的监军宦官的船只舍弃了这些浴血奋战的勇士们离岸远扬，他不愿把自己的身躯留给敌人作为邀功的战利品，于是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大海。

来到海边的，还有来自荆南、江西、鄂、岳、襄州的四百余名将士，他们在战阵中骑马砍杀，终于突出重围，但却发现没有船只。

《长安十二时辰》（2019）中的普通的戍守士兵。

眼前汪洋滔滔，身后追兵迫近。

可以想象，这群遍体鳞伤的将士，已然陷入任人宰割的绝境。

但绝望中却发出一声怒吼，都虞侯元惟德、管都头谭可言，军判官傅门——这些注定会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名字，对着那些连名字都来不及留下的同袍们高声喊道：“诸儿郎等！

水次无船，入水必死！

与诸兄弟每一个人杀得两蛮贼，我辈亦得便宜！

”于是他们转身，手持陌刀，面对着奔袭而来的敌军，怒吼着冲去。

长安不止三万里海水与血水的味道如此相近，都是带有一股咸腥的味道，是否正是因为有太多的生命葬送在大海里，才让海水沾染了血水的味道？

城池焚毁的滚滚浓烟直冲天际，赤红色的火光映照着海面上殷红色的鲜血，樊绰在水中游着，竭尽全力地游着，直到游出这片血红色的天与水。

他并非全然贪生怕死，他无数次想过，如果他会操弄刀剑，他愿意与那些转身杀回去的同袍一起冲锋陷阵，然手中的陌刀在掉落地上之前，狠狠地饱饮敌人的鲜血。

但他不是将士，他只是个文人，一个跟随在主将身旁撰写文案的幕府从事。

他不必死，也不能死，不仅仅因为他的臂肘上紧紧地系着安南都护的印信，更因为，他所经历、所目睹的一切，它们需要被记录下来，而自己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人。

就权当是为自己求生找一个借口吧。

樊绰凝视着手腕上那块圆圆的伤疤，正是在城破的那一日，被敌军射中留下的痕迹。

他毕竟不是士兵，只是一名文士，好在，尽管它依然不时疼痛，但并没有痛到他无法写下这些故事：从南诏建立到安南沦陷，那些盟誓、那些背叛，那些贪暴、那些勇猛，以及那些终其一生可能都无法忘怀的创痛与悲伤。

主将蔡袭蹈海自沉，随从家人七十余口都被杀死。

四百余名转身赴死的勇士在斩杀了两千余名敌军之后，也慷慨成仁。

自己的家人也沦没战场，恐怕如今也成了异域亡魂。

南诏恼恨于唐军激烈的抵抗，在占领交趾后血洗屠城，被杀与被俘者据说有十五万人之众。

《长安三万里》（2023）画面。

玄宗皇帝时代的那场惨败，至少还有成批的诗人们不吝才情，去遥揣、去想象、去哀悼、写出了传诵至今的不朽诗篇，但如今自己亲历的这场血战，却无人愿意提笔为那些亡魂写下只言片语。

或许有，但也只是鲜为人知，只有半个世纪后，一本名为《北梦琐言》的笔记中，记述了一则无名诗人为那些从征未还的许州士卒写下的一曲讽刺的挽歌：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

联绵三四年，致我交趾辱。

懦者斗则退，武者兵益黩。

军容满天下，战将多金玉。

刮得齐民疮，分为猛士禄。

雄雄许昌师，忠武冠其族。

去为万骑风，住为一川肉。

时有践卒回，千门万户哭。

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

谁能听鼓声，不忍看金镞。

念此堪泪流，悠悠颍川绿。

樊绰当然没有听过这首诗，就像这首诗的作者没有留下姓名一样，这首诗也注定会尘封在枯卷书页之中。

被人遗忘。

就像长安城中那些衣朱紫、腰金玉的衮衮诸公们，不会去费心记得数万里外，帝国极南之边一个士卒的名字一样，尽管他们在边疆绝域浴血厮杀的目的，正是为了端坐在这座煌煌帝都中的上位者们一颗野心、一份欲望，甚至仅仅是一个念头。

沉沉暮色终于吞噬的夕阳的血红，这般景象，想必在遥远的交趾也会上演，就像长安恼人的蝇蚊，在那里会变成嗜血杀生的毒虫。

空中明朗的圆月同时照耀着安南沦陷的残垣断壁，与长安繁华的街市。

盂兰盆中杂宝香花争奇斗艳，巨大的灯轮燃起了千枝烛光，宛如逝者的亡魂散发着幽光。

梵呗此起彼伏响起，恭请诸天神佛接引这些亡魂早登极乐。

但樊绰知道，那些超度的经文，都不是为他们而念诵，经卷的题记，那些佛幡上的金字墨书，都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

对他们来说，长安是他们生前死后都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长安，不止三万里。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作者：李夏恩；编辑：西西；校对：赵琳。

封面题图素材来自《长安三万里》（2023）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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