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

被安利了许久，终于有空去电影院看看这部电影——《刺猬》。

有人说，《刺猬》讲的是东北家庭的压抑与困顿。

有人说，《刺猬》写的是一对感人肺腑的忘年交互相治愈的故事。

还有人说，很同情《刺猬》里被生活“卡”住的女人，王战团的妻子即便丈夫如此疯癫都没有放弃过。

但是今天，我想聊点不一样的。

发“疯”的人大家都看到了葛优饰演的王战团是一个行为跳脱、随心所欲，偶尔疯癫却有着独一份清醒的人。

也都看到了王俊凯饰演的周正，是一个自闭沉默、患有口吃的少年。

两人在不被旁人理解的同时，却能够看到对方的内心，互相治愈，成为一起“发疯”的可贵忘年交。

但是是否有观众思考过，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王战团一生都向往海洋，他能把《海底两万里》背得滚瓜烂熟。

但是造化弄人，他好不容易乘上了开往太平洋的邮轮，却因为太正直，举报船长走私，而被打击报复，等他被关在小黑屋里两个月之后再度被放出来的时候，船已经开一圈回到了大连。

他没有如愿看到太平洋，也再也没办法看到了。

从此之后，王战团就“疯”了。

他站在船上高声朗诵的那首《情诗》是写给大海的，从他空洞的眼神和绝望的呐喊中能感受到他的不甘。

多年以后，曾经被他举报过的船长也被撸了下来，而他也收到了前任写给他的“遗书”。

这一切都说明了造化弄人，而王战团就是被命运捉弄的人。

别人都觉得他是发了癫，家里的亲戚也都远离他，只有他的妻子替他说话，称他不发病的时候比谁都好。

王战团是真疯了吗？

我看未必。

他是在用“疯”逃避糟糕的生活。

他向往大海，实际上就是向往自由，他想要走出这个小城镇，去更广阔的天地，但是老天爷在捉弄他，把他永远留在了这里。

所以他在过年的时候背诵《海底两万里》，给小侄子周正讲述会飞的鱼，甚至在周正质疑自己之后，他用葱做成了翅膀，从房顶一跃而下。

他的行为是很癫，但是他的脑子却比谁都清楚和明白。

当他的妻子请了大仙给他治病的时候，王战团知道那个人是骗子，却还是配合演戏，不过每一次都答非所问。

——你身上背过人命吧？

——你的左眼比右眼大。

而当周正也被胁迫着向白仙儿下跪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出发去精神病院了，就是为了“救”周正。

在精神病院里，别的病人都是直接吃掉药，只有他会偷偷把药在手心里碾碎了，假装吃下去。

所以王战团真的疯了吗？

这件事情还是要仔细琢磨的。

另外，王俊凯饰演的周正也被当成是“病人”。

他只是自闭，还有点口吃，但是家庭的重压让他的病越来越严重。

他没有把王战团当成病人，而王战团也没有把他当成病人。

但是他却总是被家里人逼着喝中药，还要在大仙面前下跪。

周正第一次如此反常地忤逆父母，被大仙打得口吐鲜血，却还是笑着称自己吃了白仙儿。

白仙儿也就是刺猬，他曾经和王战团一起烤了个刺猬吃，理由是刺猬能治好王战团的腿病。

这一段虽然有点封建迷信，但也是家庭重压的隐喻，这两个人在家庭的氛围中被压得喘不过来气，因此身体无法游离，就只能选择精神出走。

王战团通过短暂的精神出走来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可以短暂忘记生活的伤痛。

而最终，他在周正终于去外地上了大学，离开了这个压抑的故乡的时候，也选择了从精神病院逃走，实现了真正的身体自由。

顾长卫导演实际上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人们如何通过精神出走的方式，来摆脱生活困顿的。

被“卡”住的人生影片中无数提及了“卡”住这个词汇，因为无论是王战团还是周正，他们都是被生活暂时“卡”住的人。

王战团的生活因为一系列的挫折而变得停滞不前，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但却被现实的锁链所束缚。

影片中，王战团对水的热爱和对太平洋的向往，象征着他对超越现实限制的渴望，但他的这种渴望却始终无法实现，从而体现了他被生活“卡住”的困境。

周正作为一个患有口吃的少年，他的生活同样被自己的语言障碍和周围人的不理解所限制。

他的口吃不仅是生理上的问题，更是他内心压力和孤独的体现。

周正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挣扎以及他与王战团之间特殊的友谊，展现了两个被生活边缘化的人物如何在相互理解和支持中寻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前进的动力。

但是除此之外，一些观众也能看到女性角色的困境。

难道王战团被卡住了，他的妻子不会被连坐吗？

妻子秀玲不仅要照顾整个家庭，还要照顾王战团，因为王战团的精神出走，而总是给她惹麻烦。

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主妇的形象，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却从没有被理解和感恩过。

她的丈夫王战团精神状态不稳定，她不得不照顾他，同时还要操持家务、照顾儿女。

她的生活被家庭责任和社会期望所禁锢，她没有像王战团和周正那样的勇气去打破这些束缚，只能选择忍耐和继续前行。

她的牺牲和付出都被当成了理所当然，她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无奈，这种沉默中的痛苦与付出，正是很多传统家庭中女性的真实写照。

周正的父母也同样是被困住的人，他们对周正的口吃问题感到无助和焦虑，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来“治愈”他，包括求助于心理医生和传统的治疗方式。

他们的行为虽然出于对儿子的爱和对改善他状况的渴望，但这种做法也反映出他们被传统观念和社会压力所困，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孩子。

沈阳是一个又发达又闭塞的城市，身为省会城市，它四通八达、发展迅速，但是也同样偏远和闭塞，人们的生活趋向传统。

而王战团和周正就是试图打破传统的人。

比如王战团的女儿海鸥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岁的离异男子，而且还未婚先孕，在东北的城市里简直是不可思议，要被戳脊梁骨。

秀玲嫌弃丢人，都没有参加订婚宴。

而王战团却不在乎，甚至和棋友宣扬这件事情，他反而认为自己要当姥爷了，很骄傲。

所以真正被生活“卡”住的不是王战团和周正，而是他们周围的人。

因为真正“卡”住人的是思想，而不是肉体。

影片中，大儿子海洋出了车祸死亡，这个桥段看上去只是为了悲情，烘托气氛，但实际上大有用途。

海洋是一个存在感不高，但是却思想很封闭的人，他的梦想天花板就是一个司机，工作稳定，一辈子守在这个小城市里，面对妹妹结婚也没有祝福。

最终，他永远留在了这个小城市，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他永远都无法出走了。

就像“刺猬”这个隐喻，它原本是东北的封建迷信，因为闭塞，许多无解的事情就会求助一些玄学。

而王战团和周正吃了刺猬，正是打破这个迷信的表现。

不过家里人却将他们遇到了一系列倒霉的事情，都归咎于他们吃了刺猬，破坏了白仙儿的庇佑，于是让周正带头跪下来忏悔。

可是就像周正说的那样，王战团的腿伤后来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了刺猬的缘故，但他觉得只是巧合。

这个电影里被称为有“病”的两个人，其实是片中最清醒的，讽刺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结语影片的结尾留给观众一个开放的解读空间，王战团和周正的故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而是以一种模糊了真实和想象的手法，让观众去思考个体如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面对和解决那些被生活“卡住”的问题。

就像下象棋，没有任何一颗棋子是死子，王战团和周正也不是。

他们是被家人抛弃的人，但是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那就总有盘活的一天。

总的来说，《刺猬》是一部深刻探讨个体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以及人性复杂性的电影，虽然整个片子的节奏非常抒情、缓慢，像极了顾长卫之前的电影《孔雀》，但是坐在电影院里，在四周一片死寂的空间内，旁若无人地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头脑里便会涌入许多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没有去评判任何演员的演技，因为即便我觉得王俊凯的演技在这部电影里限制了发挥，也仍然不能阻止我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我喜欢在看电影的时候产生思考，能让我思考的电影，就是好电影！

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

题为情诗，意不在人。

王战团的故事是大海赋予的，他对海的想象是《海底两万里》描摹的。

但他从未见过太平洋，从漆黑的船舱到昏迷的卧房，他被时代、家人束缚在寸土之上，他盖上刺猬的壳，把荒唐化作刺，扎得家人愁而远之；也渐压抑自我，主动入住精神病院。

奶奶说他魔怔，可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想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独守一分清醒。

他把喜烟握入口袋，把儿子的骨烟拏进囊中，愿为刺猬指挥交通。

他的胸膛装着广博大海，能把所怀念的一切容纳。

与王战团一样，周正也是个不被正常以待的人。

口吃与沉闷让他难交善友，坏成绩使他难逃父劫。

他外柔里刚，在破除迷信时利刺发轫，口中含血染红了偏见、晕染了封建。

也正是两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才会成为忘年交。

饮一瓶汽水，下一盘象棋，吹一阵口哨，想和刺猬一样逃离繁忙街道，钻入隐秘森林。

世人常为了活着卡住，生活越困窘难受，卡得越死。

直到电影最后，周正从父母手中放飞，王战团逃出来精神病院，他们从此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自由地遨游在碧色海洋中。

王战团唱的是一曲理想主义的悲歌，他至死都在寻找着大海，他携着周正在水里漫游，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刺猬 (2024)7.32024 /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 剧情 喜剧 家庭 / 顾长卫 / 葛优 王俊凯

原著《仙症》，东北三杰之一郑执的小说，和双雪涛、班宇一样，作品里有浓浓的独特的东北气质--东北的衰落，还有不可避免的东北意向一-寒冬里的雪花和高耸入云的工业巅峰象征的烟囱。

诚然有2个片段确实打动了我，1是王战团从精神病院车上滚下，面对殡仪馆的大烟囱，抓了一把王海洋的烟放回自己的心窝-虽然我个人觉得把王海洋车祸写死是极其草率的一种表现，为悲剧而悲剧，为赋悲情强说愁，但不耽误葛大爷这段戏封神。

演疯子很难，特别是王战团这种似疯非疯的疯子，还要兼具喜剧及悲剧色彩就更难了。

第2则是出马仙逼周正下跪，周正嘴里含血，喊出我把你爹吃了一中国人一生的执念和命题，就是反父权。

这一幕极具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震撼，以至于可以稍许忽略结局演技的瑕疵。

再说标题，刺猬。

被扎针灸的周正浑身是针，像个刺猬。

王战团和周正两个不被世俗理解的“疯人”报团取暖，像个刺猬。

其实比原著名更合理。

但是，但是又来了，来说说男性主角叙事下的视角，永远年轻，永远老套狗血。

王战团在船上被关两个月精神已不正常，为什么还要结婚生俩孩子，秀玲里里外外操持着一切，秀玲不悲剧吗?只因以王战团的视觉叙事，重点永远是男性的困境与挣扎，秀玲在另一个主角周正的眼里，就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坏人，给王战团下药，最终结局还得在寺庙当居士扫地来赎罪。

至于结局，就更恶心了。

周正七年后回家，贴着假胡子，穿着纯白制服，弄大了媳妇肚子(电影里甚至出现了2次未婚先孕真的恶毒)，带着混血媳妇回家-满足了当代直男反抗父权成功后衣锦还乡的一切幻想。

我永远反感东亚父亲像是一个模具里刻画出来的--饭桌上言语pua没一个字好话，背地里塞钱、炒菜都要偷瞄自己帅气的儿子几眼。

周正妈妈泪眼涟涟说能原谅我吗，周正上一秒说了不原谅，下一秒美丽混血儿媳就在阳台拍阳光洒在爹明媚的侧脸，拍周正说爹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叫阳阳，沈阳的阳。

对夹在中间两面受气的妈妈恶狠狠说不原谅，对着真正的家暴者爸爸又岁月静好那一套，真的很难评。

如果说前面一大长篇是在描写王战团和周正根本没病，那么后面周正“改邪归正”?像个普通人一样反而娶娇妻当三副走上人生巅峰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完全推翻自己前面的观点了呀，那不还是在写前面的2人是精神病吗?这不自相矛盾吗?太难受了，不想再看这类悲剧了，看悲剧本身也是个悲剧。

《仙症》讲述了主人公“我”的大姑父王战团如何与疯病斗争的故事，顾长卫导演执导的电影《刺猬》就脱胎于这个小说。

《仙症》刻画了一个文学史上的新形象，不同于堂吉诃德、孔乙己、骆驼祥子、祥林嫂、套中人、范进等人物，但在精神上又有延伸的当代形象。

很多时候，读者会代入作家塑造的人物，就会产生自怜自哀或辱骂作者的情况，其实作家本人也未必认可这些人物，只是陈述观察现实所得，加以典型处理。

就拿孔乙己来说，鲁迅从叙事者酒保（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对穿长衫的儒学士人（不愿劳动只想考科举做官的读书人）进行批判。

还有骆驼祥子，老舍写作的初衷是为了批判“个人主义没落鬼”，宣扬每个人要与时代浪潮和集体家国共进退，祥子的悲惨结局是为了让观众不去学习祥子。

而今互联网上，很多人自嘲是孔乙己或骆驼祥子，不知道鲁迅和老舍先生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与上述一样，《仙症》中的王战团，也是一个需要间离分析的人物。

王战团，年轻时在部队当兵，躲掉了下乡，没躲过运动。

运动闹得厉害，部队分成A和B两派。

现实中，王战团不愿意站队，两派中间和稀泥，谁也不得罪。

但是睡梦中，王战团说梦话把A和B大骂一遍，说A两面三刀，说B阴险小人。

最终，两派休战，一起批斗王战团，说他是大叛徒，要接受大海的审判。

关禁闭，王战团三天三夜没合眼。

从此，王战团落下病根，梦里说的话都是真话，现实中疯疯癫癫。

王战团的妻子，也就是“我”大姑，为了治好王战团，从拜大仙刺猬，到拜上帝，到拜佛陀，找偏方，求道士做法，都没能治好王战团。

再说说“我”，天生严重口吃，被同学嘲笑霸凌，自闭抑郁，父母寻医问药，一顿折磨，也没能治好我的口吃，我厌学，以死相逼，不想再度治疗，坚持做了三个月的哑巴。

父母觉得我中了邪，请道士做法，当着刺猬白大仙，道士拿木剑砍我，逼我认罪，我口吐鲜血大喊大叫，从此之后，我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

小说中有各种隐喻。

王战团曾跟“我”说过一句梦话：“人一辈子就是顺杆儿爬，爬到顶，就是尖儿，我卡在节骨眼儿了，都是灰。

你得爬上去。

”仔细看完故事，会发现王战团一生遇到很多事，都是被动的，被浪潮裹挟，被规则规定，被排名困扰，被世俗锁定，外界扰乱了他，他自己则什么都不敢做，都是心里想想，当梦话说了，嘴里不干不净，这咋能不疯呢。

尼采写《偶像的黄昏》首句：“懒惰是一切心理学的开端。

难道心理学是一种恶习？

”当我们被外在现实影响，内心动摇彷徨，自责内疚。

尼采则告诉我们：回击！

用意志指导你的行动，回击现实！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心理学的自我分析和疗愈，循环内耗，复盘伤痛，归因过往，咀嚼记忆，则是把自己包裹在懒惰之中。

对待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行动的回击。

曾经，王战团身处在A和B两派的批斗之中，当运动结束，A又说，王战团其实是个好人。

A听说他病了，就托人照顾他，帮帮忙。

现实的虚伪和荒谬就在于此。

因为每个人身后利益不同，说起话来，只向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不利于自己的就肆意谩骂，来证明自己的尊严，凸显自己的优越。

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直指中国人缺少的人格乃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假如陈寅恪面对时代动荡和生死之变，无法立其心，勤其行，恐怕也会与王战团同病相怜。

为什么有些人遇到点或大或小的事情，就觉得人生从此卡住了呢？

败了，很沮丧，卡住了。

胜了，很自得，也卡住了。

卡住我们的，是究竟是现实？

还是思想？

如果肉体受困，精神却原地打转，首尾盘旋，那就是精神自己困住了自己。

肉体之困是小，精神之困是大。

害怕讨论，害怕丢面，害怕否定，害怕承认，害怕闲话，害怕批评，害怕异见，党同伐异，都是精神孱弱的表现。

精神，驱使肉体做出行动，对不满意的现实做出反击，改造现实世界，使之更好，才可以称得上崇高的精神，此之谓意志。

意志本身是一种行动力，不断偏离、不断出走、不断漫游、不断否定。

敢于破坏，才有生命活力。

无论在异化物化的商品世界，还是在人与人利益争斗的世界，有了自由意志，缺陷的肉体才无惧任何未知的可能。

就像《刺猬》中的白大仙刺猬，浑身是刺，任尔东西南北的仙症，我也一剑下去，一口鲜血：让你卡！

让你卡！

还卡不卡！

还卡不卡！

看爽了！

没看过原著的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电影和小说可以说是两种感觉吧，电影里头人物塑造的更立体清晰了！

看小说时候很多细节需要细品深究需要去理解，而电影不能太脱离大众，不然会把观众整的云里雾里的。

顾导和郑执这次的改编就很赞，直接大刀阔斧的增改掉了很多细节，比如说“王战团为什么疯了”给了一个更浅显易懂又容易引起大众共情的背景，“姓赵还是姓白”通过李广源的嘴给观众们点破原因，还有那些在小说中一笔带过的周正遭受的“冤枉”、“霸凌”和“压抑沉重的父母之爱”…但是这些改编你看完之后还是会忍不住感慨一句“好还原啊”！！

这真的是我这几年看过的最好的小说改编电影了。

剧情毫不拖沓，可以放心冲，没有一个镜头是浪费的，环环相扣处处伏笔，保留原著文学性和内核同时又很接地气，笑点密集，泪点不尬，每个出场过的角色都有鲜明性格和重要任务，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人多而脸谱化，总之很爽！

感谢刺猬！

刚才看完了《刺猬》 ，可以说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有鉴于今年已经过了2/3，所以大概能进入今年观影记录的前三位。

顾长卫导演作品不算多，但非常善于拍这种表现“卡住”的电影，所以《刺猬》和《立春》《孔雀》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这部电影的表达又充满了中国式的温情中国式的浪漫，甚至在“反规训”这个主题上仍然如此，并没有过多地渲染荒诞、魔幻现实主义或者黑色幽默气氛。

片中的女性角色塑造得都非常不错，没有陷入一般的“批判”，而是让每个人的被“卡住”的痛苦都被看见，而且行为都倍加合理，这是值得深入体会的。

在这方面，顾长卫比很多导演都好太多。

结尾非常好。

“我不原谅”，但也没有搞什么划清界限，一家人还是一家人，这就是中国式的温情，和《地久天长》的结尾一样值得回味。

葛优充分体现了“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他确实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演员之一。

王战团这个角色真是立得住——尤其是他穿上西服站在至高点的时候，那真是一个老年的树先生。

王俊凯的周正就有点用力过猛了——不知道他是不是眼馋前几年王源演了《地久天长》。

但王源占了个便宜——那个时候年龄更合适。

现在已经二十三四岁的王俊凯演初中生，虽然是留级生，也是有那么点别扭。

配角似乎没有什么太多值得多说的，倒是耿乐活了一把年纪总算会演戏了（但缺陷是为什么前半段他东北口音学的不那么重，到最后反而重了）。

另外殡仪馆那位为啥让王自健演呀，显然是何熙维更合适啊，人家在《龙门相》里就是干这个的。

一开头看演员表有毛阿敏，从头找到尾也没看出来哪个是毛阿敏，字幕又过得太快，出了放映厅搜微博才发现原来她演的是那个中学老师啊，一点儿都没看出来。

毛阿敏这两年客串过不止一部电影，选取人物的口味都过于独特了。

影片的最大不足在于按时间顺序叙事，但其实可能是用插叙方式解释前因后果更合适。

王战团去见李广源那段戏其实应该挺能塑造人物的，但是没拍好，莫名其妙就划过去了。

另外周正的朦胧感情这段支线感觉不是特别有意义，虽然算是为结尾的“部分和解”留下一个引子，但似乎也有没有两可。

看周正扎针灸治口吃，想起二三十年前坐火车常常看到农村的房子上刷着治口吃的广告，现在似乎不怎么见了，是不是这个市场萎缩了？

周正在2009年还尝试再嘴里含石子，他要是第二年看了《国王的演讲》就知道，这没用。

电影中居然出现了《我听过你的歌》，有空我真是想写写，那首歌大概是同时代歌曲中最有特色的了。

精神追求与现实生活纠缠在一起，并以时代的特征与现实困境作为背景色，伴着影片的推进。

整部电影，涵盖了大约40年跨度。

既有影片人物被“卡住”的精神困境又有四十年内发生的现实情境做背景。

影片中无不体现着虚实变换与彼此的张力。

大海和船“大海”是一种意像，是主角王战团（葛尤饰，以下简称“战”）的精神世界，也是如汪洋般的现实社会。

片中开头就展现了一个了这样一个桥段：当海员的战在船上举报船长走私，结果遭到船长的监禁，直至上岸，然后战又拿出给情人写的情诗抛撒于海风之中。

这一段就颇含寓意。

“船”就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象征，在“文革”结束后的经济初起时（1980年），船长利用自身的特权进行走私的行为，就是一种对历史涵洞窥视和想象的回应，战就是那个没有认清形势，傻到在海上航行的状态下就干出所谓“义举”的人，结果被船长关了禁闭，并彻底阻断了想看太平洋的梦想。

而那梦想又是通过战阅读《海底两万里》形成的欲念，进一步去想，《海底两万里》是凡尔纳著名的科幻小说，那是人类尊崇科学的象征，是用科学的思维去幻想未来的文学作品，虚构与非虚构叠在一起，推动小说演进。

这也与本部影片的“虚”与“实”相关照。

船长可以摆布船员，因为他及同伙垄断了所有资源。

像战这种耿介之士，就是那种以“不通世故”为荣的沈从文所自嘲的“新式书呆子”在新社会的表现注1。

“大海”更是给战涂上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战对理想的坚守是贯穿影片始终的。

这也是部分观众内心激动的原因。

在虚构的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现实中的内心关照，又是虚与实的共谋！

凡尔纳小说中的太平洋是战内心中的梦想，真的身处其中时，发现太平洋是如此“波涛汹涌”，以至于葬送了自身的梦想！

小说与现实差距的残酷性对战的冲击恐怕是凡尔纳始料未及的。

船的寓意，也就是“社会”的寓意，而影片中陆续出现的各色人物，也就是不同的船员，在谁也无法逃脱而登岸的前提下，展现出各自的“本领”，去处理与“船”的关系，也自发形成了一股洋流。

人们在洋流中浮沉游弋，挣扎、溺毙。

没有人能真正上岸。

这在小说中有句话说得明白：“王战团，你等着接受大海浩瀚无边的审判吧。

”影片中，家里人认为战不正常，请“出马仙”看事后，把家中客厅摆放的世界地图撤换下来了，替换为祭拜的牌位。

当一个人不被视为正常的时候，被边缘化，连他的兴趣爱好都会成为障碍，个人的视野就会被强行收缩，影片中战的那件绘有航海图的搪瓷缸子就是隐喻——全部的寄托最终缩减在缸子上。

姓名王战团，总是强调自己的名字，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辈分称谓，在乎的是别人是否直呼其名。

就像小说原著中所描述：“王战团就是王战团，我娶了你大姑，不妨碍我还是我，我不是谁的大姑父。

”辈分称呼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社会排序，人们在排序中识别、定义彼此，也从中算计出基于身份的对他者的拿捏与边界，但过度包装和强调就会是隔膜与虚荣。

校服、制服、编号、都是抹除个性的外在操作，是管理者刻意安排的“边界”，目的是便于科层管理，基于此，个人或被动或主动地消失于茫茫人海，放弃挣扎，用自我的消亡换来安全与“舒适”，管理者也包括在内——成为此纵向关系中的上位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垄断资源的优势——就像“船长”。

虚拟的边界以现实的外貌来区隔和显现。

名字是虚的，是符号，表达出缤纷生命的存在，但却要努力与整齐划一的外部建构进行多重性，多义性的校准，此间的对抗与妥协从不曾停过。

信仰当人们失去自我，没有建立起对世界的自主性，为消除内心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急需一个更权威的宿主——寄居于其内，把自己的无助与孤独委身于其下，所以会有偶像崇拜，而神的引入，就是最便捷和争议较少的方案——迷信便产生了。

人们不断变换着信仰、神(偶）像，希冀躲藏在权威的羽翼下，在精神层面给予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某些合理的解释，遵从宿命论的编排。

将妄念转为对现实的解释。

信仰成为轮候的方案，待价而沽，人们从不同的信仰中得到不同的解释，试图理解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所带来的不安。

换个角度，就是人们主动放弃对事物解释权的自主性，而交给信仰对解释权的垄断，也就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

我思故我在的人消解于集体和权威中。

当其感受到安全与稳定后，也会将此种方案传递给同类。

比如电影中周正被其母亲逼其在“出马仙”面前下跪。

像极了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电影中有个画面，就是战逃离妻子的看管跑去找周正，爬上树，与站在阳台的周正分享汽水，当他们隔空碰瓶时，像极了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

有自我的人，不需要外界的救赎和神的旨意。

周正与姑父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自我掌控感最强的时刻，也是最开心的。

当然，信仰也安定人心，让遇困之人可得到某种心理抚慰。

原著中说：（在参加王海洋葬礼时）“我问，信佛好吗？

大姑说，好。

她戳了戳自己心坎儿说，这儿不闹了。

我想通了，你哥该走，都是因果。

”病一个自卑的人总是以不断打击别人来作为防御的手段，试图以此躲避别人审视的目光。

但实质上，没有人真的在乎过他。

但他却还渴望获得别人的关注与爱。

这就是矛盾的集合体。

被卡住了，是许多人的困境所在。

周的父亲就是如此的一个典型角色。

知道自己被卡住了还算好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卡住了，或者以各种方式去努力让别人“卡住”——和自己一样了，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他们内心中孤独、无助被孤立的焦虑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特别是自己可控制的人身上，聊以自慰自欺。

人们的精神困境包括不断被别人定义，自己解释生活的权力被扼杀和束缚。

并被迫接受定义，遵从社会价值排序去活着。

影片中，周正的父亲（耿乐饰），当外人在场的时候，总是扭脸看向别处，不论是他的儿子因为口吃和差成绩，还是因为自身的底层现实，都不愿面对，逃避成为一种本能，身体的姿态暴露了他的自卑感。

他自己就有口吃，又经历过下岗，那个时代的底层人，多多少少都有些“面子”问题，这也是经年累月社会价值排序中型塑成的心智。

周的父亲永远要在儿子面前摆出威严与不屑，要以某种冷暴力来“爱”这个家和孩子，试图将不幸在孩子身上迅速有所“改观”，这本身也是病态的。

家暴，校园霸凌，边界感缺失，歧视，信仰缺位等等都在影片中有所展现，这其实就是“病”，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染疫却不自知——是病人的群像。

当周正面对“出马仙”的恐吓和暴力时，他勇敢地挑衅说“我把你爹（刺猬）吃了！

”，这意味着与威权的公开决裂，从周正和王战团在小树林一起吃刺猬那件事起，就已暗示他们本就不信任何“邪”——“权威”。

他们只信自己！

战的妻子不断变换心中的“神”——信仰，也说明人们内心的迷茫与精神的游移，这更是现实中无法根治的精神病。

社会治不好一个没病的人！

美其名曰：治理。

另外，“病”这个意象，也迎合了当下人自愿自认有病的观念，仿佛不自称有点抑郁就不好意思似的，无法在病友们的群体中生活下去，这也是一种逃避自由的病！

其实，这电影中一直用不太自然的方式去否定“玄学”的展现。

这本身就是“病”。

但必须带病过审！

不在此展开讨论了。

观众早都久病成医了。

其他隐喻影片中周正学有所成，乘风破浪游弋五湖四海回到家后，明确表达对过往社会和家庭的“不原谅”，这是一种态度，是认清当年的伤害对自己的影响之后，对某种权威发出的更坚决的否定！

当有一个自以为是的病态权威在某个区域控制你的时候，远离是最好的选择，得到的将是全世界无限的可能性与自由！

或至少可以拥有精神移民，如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

主角王战团，从太平洋的巨轮回到岸上挖煤，从象棋摊和卡拉OK广场回到家里，然后又跑到树上与周正相会，最后躺平于自家的床上，这一系列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慢慢被绑缚的过程，这让人想起王小波所说，一头牛慢慢被锤成阉牛的过程。

社会惧怕的是不安分的人，尽一切办法去让他安分下来，看似是为了那个人好，实则是满足监护人自己的私欲。

这私欲就是投射到别人身上的焦虑。

哪怕你是一只猪，也不准你特立独行。

影片末尾，王战团和周正在河水中，飘忽不定，露出两颗头颅，努力不被淹没，挣扎，并互相伸出援手，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古拉格群岛》中的一段描述：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

（《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七章 土著的生活）这段描述是在形容《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于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另一位知己沙拉莫夫的感受，这位知己也就是《科雷马故事》的作者。

影片中王战团这个人物，让我想起另一个人，是赵越胜先生的一篇追忆文章，里面主要是关于他的朋友唐克的。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颇令人动容：“说起唐克，……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

……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

……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

……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

”注2影片中经常用倾斜的视角和晃动的镜头来拍摄，这烘托出焦虑和不安全感。

每个时代的服道化也是很是用心。

注1：对沈从文的分析可见钱理群《1949-1976：岁月沧桑》第一章注2：摘自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

按理而言，当前仍在探讨如《刺猬》般触及中国人家庭伤痛及新旧观念转换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已非时髦之选。

众多导演纷纷转向商业化的表达方式，诸如与顾长卫同时期的陈凯歌、张艺谋等，他们各有路径，有的紧跟国家项目，有的则在商业化道路上追随资本与年轻人的喜好。

顾长卫导演却依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聚焦于旧观念向新观念解放过程中人们切身感受到的痛苦，此类导演实属罕见。

占有欲：你俩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刺猬》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今年，我观看了电影《姥姥的外孙》，观影后整个国庆期间，我都深受触动，决心效仿片中的姥姥，对周遭事物进行保持犀利。

这甚至促使我与家人就一些平日里会选择隐忍的事情进行了交流，尽管结果并未尽如人意，但我认为仍有所推进。

当时，我疑惑为何中国导演无人拍摄类似《姥姥的外孙》的作品，并在电影日记中批评了王小帅在《闯入者》和《地久天长》中过度追求西方家庭自由观念的做法。

直至看到顾长卫的《刺猬》，我才意识到，在社会意义上能与《姥姥的外孙》相媲美的，便是《刺猬》。

1. 海上寻太平洋今天是2024年10月10日，我欲通过这篇电影日记记录的电影是《刺猬》。

刚刚观影完毕，初看时，在前十几分钟里，我颇感困惑，不知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回想起《孔雀》问世时，我尚在大学，对其传达的深意并无明确感受，仅对其中著名的片段及镜头运用有所了解。

毕竟，顾长卫曾是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故在我眼中，他算是一位新晋导演。

当然，他早已凭借《孔雀》一举成名。

2024年首次观看《刺猬》时，我对顾长卫导演并无太多期待，初看时仅将其当作喜剧，欣赏剧中人物的啼笑皆非。

影片中，一个男人在妻子怀孕后，欲追求职业上的自由，想去海上寻找太平洋，却遭遇重重阻碍，直接被关了2个月，霜打的茄子蔫了，最终在职场上被迫放弃自我。

观影过程中，有一段情节让我与家人隐约感到，葛优饰演的角色仿佛是我们生活中的某个人，既熟悉又难以确切指认。

影片中间穿插了一首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贾樟柯的电影世界，经典流行歌曲的响起，让我潸然泪下。

此后长达半小时，我沉浸于强烈的情感压力中，未与家人交谈。

随着剧情逐渐明朗，我大致确定了影片所要讲述的故事——新旧观念转换过程中的不适应与上下求索，我们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却发现大洋彼岸的绝对自由并非完美，归来后又转而求助于迷信，实则内心也非常彷徨。

影片中，王俊凯饰演的角色应是外甥，他在父亲为给班主任的女儿表示关心他学习而殴打他时，他自己也焦急万分，甚至尝试喝中药，对自己是否有问题感到困惑。

王俊凯与他的姑父，共同代表了国人在新旧观念冲突中的挣扎与犹豫。

我们究竟应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坚守自己的原生生活方式？

这种冲突与挣扎异常强烈。

2. 外婆话语中和解若仅停留于此层面，或许尚可。

然而，真正触动我内心的是影片后半部分。

我突然发现，前半部分所呈现的内容仅是表层，直至后半部分，我们才真正领悟到影片的深层含义，与《姥姥的外孙》相似，它探讨了东亚式的家庭观念，即在尊重大家意愿的同时，需要在缝隙里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

影片结尾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王俊凯饰演的角色选择妥协，好好高考，离开这个不适合他的地方。

其外婆的话语揭示了全片的主题：“上大学赶紧走，能走多远走多远，别回来，这地方不值得你留恋。

”影片并无太多需要解读的隐喻部分，但巧合的是，我正在听弗洛伊德全集的电子读物，已听完约34%，其中关于青少年的部分与《刺猬》的故事有所呼应。

这些隐喻部分或许融入了导演的私货，也可能在原著小说的人物设定中提供了论据。

总之，我对此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这篇电影日记是在我阅读弗洛伊德书籍未完、理解尚显肤浅的状态下写成的。

3. 执念过后的空洞显然，一句流行语道出了真谛：这个世界其实全都是精神病，只不过大家生活都能自理，所以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句话颇有道理。

在王俊凯被父母带到心理医生面前之前，他也是选择逃离。

这实际上表明，他的父母也在尝试用这些方法帮助他，只是效果不佳，转而求助于白家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西式还是东方的方法，都在试图处理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如果你直接否认自己的心理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疾病。

影片中，大环境里无人敢于承认自己的执念，反而最放下执念的两个人是姑父和外甥。

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执念之深。

我们可以简单盘点一下这些执念。

例如，姑父葛优这个角色，在船上关了2个月时，他对工作的执念已彻底消失；回到电厂后，那封诀别信让他对初恋的执念也烟消云散。

当一个人放下所有执念时，他会进入一个无我的状态。

这种状态在别人看来可能十分可怕，因为大家都有执念，而你却没有。

姑父在女儿的婚礼上爬到高处，镜头通过巧妙的调整，展现了他不想活的危机状态。

这就是人在放下执念后的表现。

这种状态确实令人恐惧，因为大家都有执念，而你却没有。

在此情境下，我们观察到葛优所饰演角色的妻子展现出了极大的隐忍与善良。

何以见得？

她所深爱的丈夫，看似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躯壳。

尽管他们育有子女，但家中似乎始终缺乏一种灵魂。

最终，问题的根源被揭示：原来这位丈夫在婚前曾有一段初恋。

此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亦不乏其例，人们有时会发现自己所爱之人已失去灵魂，生活似乎失去了乐趣，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陪伴着你，却在某一天突然不再愿意继续这种陪伴。

这正是这些人的困境所在，他们对当下不满，却又不得不继续维持现状，这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执念。

4. 群体性高考压力谈及王俊凯所饰演的角色，他的执念首先在于克服口吃。

然而，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他面临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执念——高考。

高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压力，甚至是精神病。

为了孩子的高考，人们不惜倾尽所有，甚至隐瞒离婚的事实，以至于整个人都变得阴阳怪气，难以真诚地表达情绪。

这对孩子而言无疑是一种考验，他们被迫面对精神异常的双亲，这同样是一种深深的执念。

这种执念与葛优所饰演角色试图放下初恋、回归家庭的群体力量相呼应，也如同家人强迫孩子参加高考一般强烈。

这两种执念之所以能让这两个人物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因为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刺猬”。

尽管周围的人都试图保护他们、照顾他们，给予他们关爱，但所有人却给他们带来了伤害。

葛优所饰演的姑父与王俊凯所饰演的外甥，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年代的思维。

这也解释了为何顾长卫在当下这个看似不时髦的故事概念下，仍然坚持创作的原因。

他试图揭示当下时代的思维困境。

从《出走的决心》这部电影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女平等仍然是一个未能实现的目标，许多隐性问题仍待探讨。

因此，顾长卫的作品在这一层面上更为深入。

5. 占有欲的病态化深入一层，我们不得不提及弗洛伊德的观点。

他将所有问题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性欲。

尽管这一观点可能引发争议，但我们仍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研究中汲取一些启示。

他通过对癔症病例的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占有欲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这种占有欲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中被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欲望。

尽管我们可能认为亲情与爱情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共通性，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占有欲。

这种占有不仅体现在时间和金钱上，更体现在一种对他人进行占有和控制后，才能产生的满足感上，这非常畸形和恐怖。

在男女关系中，这种占有可能会发展出变态的行为来强化关系。

同样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可能出现这种变态的行为。

这种关系显然是不健康的。

弗洛伊德将动物之间的占有欲与人类之间的占有欲相提并论，从而揭示了葛优和王俊凯所饰演角色在取向和观念上与主流的不同。

他们试图被主流校正和扭正，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产生了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许多东西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例如，缺少母亲的陪伴或父母的暴力行为可能会阻碍孩子的情感正常输出，从而在孩子心中设下一道防线。

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会产生情感变异。

6. 葛优一支烟在此情境中，我观察到了两个尤为显著的阶段。

首先是葛优所饰演的角色，在其女儿怀孕之际，女儿大腿生疮，无法下楼梯，此时他的妻子递上了一支烟。

这一场景蕴含了一个深刻的隐喻，即男人对其异性子女——女儿，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基于人与人之间自然的身体反应，而这种反应又是男人自己所抗拒的。

我并非要评判这种反应的对错，而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许多人的心理疾病往往源于对这种情感的过度压抑，进而导致父女关系的极端化。

然而，在影片中，葛优所饰演的角色显然并未过度压抑自己对女儿的这种情感，他的父女关系处理得相对健康。

当这种情感产生时，他通过一支烟便将其控制与消解，展现了其内心的成熟与理智。

紧接着，影片中出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危险镜头：葛优站在高处，目送女儿出嫁。

这标志着第一个环节的结束，即父亲开始切断与女儿之间那种基于相互占有的欲望。

随后，在儿子结婚之时，葛优选择了前往养老院。

这一行为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在一个家庭中，对于女性的占有权只能由一个男性来行使。

若家中出现两个男性，一个占有母亲，另一个占有妻子，当两人同时带着各自的伴侣出现在家中时，便可能产生异性间的错误占有误差，从而引发诸多问题。

因此，葛优所饰演的角色在儿子即将结婚之际，选择了离开家庭，前往精神病院。

他留下了一句话：“这个家是你的，留给你了，我走了。

”这句话不仅是对儿子的交代，更是对自己即将离开这个家庭，放弃对家庭及家人的占有权的宣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通过理论来认识这些社会现象。

虽然这些理论在东方文化中是否适用尚待商榷，但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理论来剖析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

也许，我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是因为我正在经历一些事情。

他的作品为我提供了一些解释的方向，虽然并非唯一解释，但至少为我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

电影《刺猬》则以一种非常表征或隐晦的方式将情感抒发出来，这让我认为现在还有导演在创作这种类型的电影是有意义的。

“反封建的工作仍然没有结束”，这是老舍在与陆小雅等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交流时叮嘱的一句话。

对于下一代的年轻导演和文艺工作者来说，甚至对于2024年来说，这句话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电影《刺猬》的电影日记。

从导演顾长卫的作品序列来看，《刺猬》可以跟《孔雀》《立春》并称“理想主义三部曲”。

三部影片的主角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孔雀》里的高卫红心怀伞兵梦，向往翱翔天际；《立春》里的王彩玲有个音乐梦，渴望超脱俗世；《刺猬》里，王战团则有个海洋梦，一生追随大海。

他们单纯而执拗，热烈而悲哀，活成了生活里的异类。

《刺猬》的底色相对温暖，这源自影片的人物关系。

片中，王战团跟侄子周正成了忘年交，他们彼此照拂，又互相救赎。

两个年纪相差甚远的人能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是同类，是同样被世界卡住的人。

而他们又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家庭与社会里那些温柔的刀子，那些难以反抗的规则与秩序。

王战团是别人口中的“疯子”。

这种“疯”表现在，他明明跟太平洋擦身而过，却声称领略过五大洋的浩瀚无垠；他不循常规，可以把大葱编织成翅膀的形状，从楼上一飞冲天；更日常的一点是，不管是谁，他都让对方叫自己本名王战团……他脱离了长幼尊卑的传统，做事从不循规蹈矩。

而这在大部分“正常人”看来，显然是不“正常”的。

从种种线索来看，王战团会疯是带着时代伤痕的。

一处细节是，在动荡年代里，他遵从本心，举报领导走私。

这直接导致，航船在海洋上航行，他却没看到大海一眼。

因正义之举，而被责罚。

这不应该。

另一处细节是，多年以后，他收到了昔日恋人的遗书。

她的意外离世，成了他内心里隐秘的伤疤。

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本不应该至此。

特殊时期的两个遭遇，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这才导致他的很多举止异于常人。

不过，他的秉性并未真正改变，他也没有真正屈从生活里的各种所谓规范。

家人打孩子，他试图用“不应该”制止；神婆赵老师让他下跪，他又以“不应该”发出质疑。

而孩子周正的成长历程，偏偏遭遇了太多太多的“不应该”，而周遭的人却都视若寻常。

他自小口吃，被同伴嘲笑是大磕巴。

他的成绩也不太好，反复留级，对其寄予厚望的父亲非打即骂。

母亲为了治好他的口吃，让他看中医、做针灸、喝中药；他也跟大姑父王战团一样，接受了神婆的花式“治病”；因为他跟大姑父交往甚密，举止没有循规蹈矩，母亲甚至带他去看心理科……家人的初心似乎永远是“为了孩子好”，但种种行为又颇为讽刺，他们是用治病的方式来证明孩子有病。

所有人中，只有王战团坚定认为，周正没病，他是正常人。

于是，两个正常人，成了异类，成了边缘人。

这样的处理，又可以让人联想起顾长卫导演的《最爱》，在封闭的村庄里，热病传播，身患绝症的商琴琴与赵得意惺惺相惜，互生爱意，两人曾被歧视的人反而活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从容。

《刺猬》也有类似的表意。

影片有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王战团擅长下象棋，对弈时，一个棋子“兵”掉落，滚到了马路牙子上。

这个“死子”的隐喻色彩很浓，指代的就是王战团、周正，以及和他们有着同样遭遇的人。

在他人的眼中，他们古怪、魔怔，是个累赘，没有正向的价值。

但事实上，他们身上反而还尚存着不曾泯灭的正义、勇敢与坚韧。

王战团的行为看似荒唐无稽，可他珍视着身边每一个人、每一份情感。

他袒护着侄子周正，斥责打骂教育；老贺离世多日，他仍旧固执地对着空气下棋，就当朋友仍在；看到女儿的男朋友李广源，他抛开了二婚等一切世俗偏见，在意的是更切近本质的情感问题；女儿大婚，他担心瘸腿的自己会给女儿丢人，让周正骑车带着他，爬上高耸的烟囱，远远眺望新婚的车队，为女儿默默送上祝福。

在这些动人的戏份中也有神来之笔。

王战团泪流满面，大声喊着“新婚快乐”时，突然哽住了，这个细节与周正的口吃形成了呼应，他们都是失语的边缘人。

而周正，也维持着孩子身上罕见的叛逆与自我。

神婆赵老师拿着木剑，企图用仪式让吃了刺猬的周正认罪。

母亲为了帮周正“驱邪”，求他配合下跪，并帮儿子重复咒语。

而神婆拿起木剑抽打母子，周正怒而阻挡，并大声反抗。

在那一刻，他不再口吃，言语顺畅。

从始至终，周正都没有变成大人想要的懂事的、听话的、温顺的孩子，他孤傲而坚持，在中式家庭里，这种品质极为罕见。

多年以后，周正带着妻子回家探望父母，在母亲面前，他坦然说出，不会原谅父母。

这个细节，不知戳破了多少母慈子孝的幻觉。

在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另一个哪吒形象。

《刺猬》的结尾，决绝又温暖。

王战团逃出了精神病院，不知所踪。

而周正在离开家庭的路上，又恍惚间看到了那个鼓足勇气游向太平洋的王战团。

王战团喊着周正下水，这一次，没有母亲阻止，年轻的周正与王战团向太平洋游去。

在想象中，他们共同游向了理想主义之海，他们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而在现实里，周正也很幸运，因为他没有被现实摧毁，并活成了另一个王战团。

第一，我曾很喜欢本片的原作——郑执的小说《仙症》。

第二，我曾很喜欢顾长卫早年的那些作品——就像《孔雀》和《立春》，确切说，我是很喜欢它们的主题：被困在命运里的人，而且是，因理想主义的迫切性和自我实现路径的独特性，而显得更加格格不入的人。

第三，在我阅读《仙症》时，小说中扑面而来的仙气或者说妖气（反正在“老白家”的意义上这俩是一回事，不是有个特殊词汇叫“妖仙”么）笼罩了我，让我一度并没意识到，这故事其实也在讲一个“被困在命运里的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第四，顾长卫显然比我敏锐，所以他选定了这个故事，改编为他的又一部电影。

啰嗦上面这一堆，倒并非要强调此电影与此小说间，自带的“天作之合”加成效果，相反，我更想表达的是，顾长卫在敏锐地寻访到自己最熟悉的主题后，直接被舒适区所绊住，做了一个非常理念先行的标准货、一个建筑图纸一样的主题陈列。

这也是这部电影多少有些让我失望的地方，它相比小说，太直接也太急切了，太“唯恐你们看不明白”了。

不过也对，电影这样的视听媒体，相对文学来说，更容易具有“急于掏出”的习惯。

《孔雀》是时代的余烬，《立春》是造化的作弄，《刺猬》里两者都有，但又都不那么显著。

王战团更多对应于时代的余烬，他和《孔雀》的主角一样，都从特定的岁月深处走来；周正更多对应于造化的作弄，他和《立春》的主角一样，都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缺陷。

但是，对后者来说，结巴是个有些伤自尊的困扰，却不像《立春》中王彩玲的丑陋面容那么触目惊心、那么根深蒂固，最终，它与学习不好、性格内向的其它劣势一起，都随着时间被莫名其名地、不必解释地熬走，在周正走向更大的世界、拥有了海员的体面职业与跨国婚姻之后，造化在《刺猬》里露出《立春》里没有的仁慈，派发了大礼包找回平衡。

对前者来说，时代总归已远离那最黑暗的政治年景，电影里很难看到真正的群体创伤烙印，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废弛和下岗潮，在画面甚至旁白里均稍纵即逝。

王战团在远洋轮上最初招受的迫害，成了一道遥远的谶言，它被讲述成一个见义勇为不成反遭报复的私德维度上的恶（何况天道循环，那位造恶者，还在后续情节里付出了等量代价、同样被驱赶离船）。

这个设计，给这个理想叙事里，凭空垫了一层道德叙事的底色，包括后续的演绎中，王战团酷爱把“不应该”作为一个口头禅，“应不应该”，显然也是典型的道德判断。

不是说道德和理想一定是矛盾的，但道德天然的内敛性与理想天然的外放性，必然存在某些不协调。

归根结底，顾长卫还是希望将自己镜头中的怪人，率先定义为好人。

这是他的妥协。

可以理解，如今这三观警察横行的舆论里，一不留神，又要有人指责王战团是装疯卖傻不顾家拖累了身边所有女性亲属的渣男。

原作中玄学的部分被降解掉，乃至被狰狞化了。

刺猬的民间宗教意义，从一种应激方案和缓释药剂，变成一种新的枷锁和宣判，一种通往自由时同样需要抵抗的东西。

那场由“仙姑”（赵老师）主导的、族中全部中年女性参与的认罪戏让人印象深刻，它指向一个历史惯性被冒犯时释放出的歇斯底里的责难，它调动起了全部足以摧毁和榨取个体意志的抽象权力，它唤起了中国人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无数不堪回忆，它有时叫批斗有时叫审判有时叫诫勉谈话有时叫思想汇报，它的戛然终止竟然来自于警察上门则更像一个没开成功的玩笑。

当刺猬不再是出马仙和白三爷的时候，它更像一个喻体象征：看着很危险，很膈应人，浑身是刺，一副能让周遭事物都见点血的样子，实则在食物链里处于特别弱小的低级位，几乎不具备攻击性，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蜷缩的体态。

所以电影中的王战团在保有一具强大灵魂和辽阔精神世界的同时，却始终没尝试过对任何人产生价值输出式的影响，他对一切的反应都是被动的，他甚至不寻求对抗与反击，他只是消极地不合作。

但他依然让所有人膈应和不快。

他护持刺猬过马路的场景，浓缩着他对另一只刺猬——周正的引路人意义，诚然，王战团并没有告诉过周正该去走怎样的路，但周正是在王战团身上第一次意识到，身边所有人为自己划定的路、身边所有人都在走的那条路，不一定是正确的，至少，不一定是唯一和必须的。

被歧视、被论定为不正常的两个人歃血抱团，这个意义上，它倒更像顾长卫的另一部电影《最爱》：章子怡和郭富城得了热症被村人避之不及，却因彼此的爱情而勇敢到一往无前。

这也是为何电影相比小说，要放大许多“我”的戏份——不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不可靠叙述视点”的童年旁观者，而是在主角身侧时刻放置一个镜像，一个失意者的隐性盟约：“是你们错了。

只有王战团把我当一个正常人。

” 只不过，周正这个人物的塑造细节与表演细节上，还是更像一个抽离在外的愤怒的叛逆少年，而没有真正走入王战团周遭复杂的情绪场，实现更细微的共振。

没错，更细微的共振，电影在急于表达中来不及落到细微，细微是无法表达也不用表达的，是你组织多少次“还好你没有成为王战团”“我就是王战团”的激辩也无法坐实的东西。

它最终讲的，还是更接近一个“规训与反规训”的抽象公式。

这个抽象公式非常依赖意象，而且是极为明摆着的、生怕你不懂的意象，“被命运困住”这五个字直接由主角们的台词一次次说出，换个讲法，叫做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再换个说法，叫做被卡住。

围绕在“被卡住”周边的，是学校、病院、原生家庭、麻醉药物、成绩单、霸凌和歧视、被上了铁皮护栏的阳台，甚至倾斜构图，它们都是“被卡住”的隐喻（明喻）脚注集群，都是“被卡住”的感官同义词和物理近义词。

乃至于作为反击的，依旧是一组“不被卡住”的经典意象，诗歌、海魂衫、《海底两万里》、哨子、“能走多远走多远”的嘱咐、被冲进更广阔水系的旧照片，无一不指向远方、彼岸、那些暂时无法到达或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故而它从头到尾是符号化的，可这些符号又非常具有尘世感和年代感，非常就地取材，于是它既离地又不能完全离地，只剩悬浮，不能走向《堂吉诃德》或《宇宙探索编辑部》那样完全浪漫主义的嬉皮骑士旅行记。

故而它最后的收官方式，只能是让王战团消失，然后让周正替他作有限度的圆梦，再在圆梦之后回归，和当初试图囚锁他们的一切，开启稀里糊涂的潦草和解，阳台的铁栏杆上开出花朵了，再给孩子取个故乡的名字——不是太阳的阳，而是沈阳的阳，一切就这样，匆促地彼此原谅。

因为王战团已经消失了，他带来的具体困扰已经消失了，他只需要被作为抽象符号去致意去怀想。

发现没有，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待理想主义者的态度，无法忍受他们存在于生活，却不吝啬于，多为他们拍几部电影、多为他们堆砌一些隐喻和符号。

作者信息：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新浪微博：@聆雨子 豆瓣&知乎ID：聆雨子喜马拉雅播客：“聆雨子的电影聊天室”小红书：“聆雨子的且行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