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真正长期关注香港电影的影迷当然不会认同“港片已死”这一看似“正确”实则荒唐无比的谬论。

如果说“港片已死”，那恐怕死去的也只是过往大陆观众记忆中的那些以癫狂过火闻名，将取悦观众感官作为首选的犯罪、喜剧、武侠等传统商业类型片而已。

相反，近十年来，一批选择固守本地的年轻创作者，已经用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关注本地市井底层的，聚焦敏感社会议题的，气质严肃沉郁的作品，与选择北上拥抱大陆资本的传统港片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港片内部完成了一次创作理念上的“割席”与“分立”。

近两年一系列此类新港片“四字”佳作的接连问世，如《浊水漂流》、《正义回廊》、《窄路微尘》等，已经让人看到了港片的新样态新生机。

2023年的《白日之下》仍是这股新港片势潮的延续，电影讲的虽是十年前的旧闻，但片中对于正义、真相、公道这些概念的提及，却恰好再次切中近几年来港人心中的痛点，引发共鸣与热议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倘若用一句话讲述《白日之下》的故事梗概，那便是社会新闻记者调查私立福利院舍虐待老弱残障人士之丑闻。

基于这样的故事大纲，借鉴以往的类似作品，影片可以有两种制作思路：一种是参考《聚焦》、《熔炉》此类的经典剧情片，加入大量犯罪、悬疑等类型元素，将影片主线聚焦于记者在探寻真相中对罪恶的逐渐揭露，展示主角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愈来愈大的外界压力，以及个人在罪恶和压力面前的内心彷徨不安，主角虽经历种种磨难考验，却最终能够坚持个人之信念，以邪不压正的偏传统结尾来收束全篇。

显然，《白日之下》并未采用这种更为传统的方式结构故事，如果导演有意如此，大可在影片开始后不久，借着肥佬华身亡后落到通伯手里的那部智能手机，让女主角由此一步步抽丝剥茧，揭露开彩桥之家的种种不堪内幕。

然而，这部手机在影片中并未真正扮演推动解谜的重要角色，和讲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相比，导演更大的兴趣在于藉由调查虐待老弱残障人士这一事件，去引发对一系列客观存在于当下香港社会严肃社会话题的探讨，这些话题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是在传统纸媒日渐衰落凋敝的大环境下，社会新闻记者要如何继续坚守曾经信奉的新闻理想主义，新闻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还是一个也许可以改变一点点社会现状的崇高理想？

其二是以老弱残障人士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最底层，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何以沦落至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东方之珠”的华丽外袍之下，还有多少这样见不得白日青天的肮脏污点？

其三则是在保障老弱残障人士正当生存权益的过程中，“善”与“恶”，“破”与“立”的悖论困局——倘若社会尚无能力为老弱残障人士搭建一个足以荫蔽风雨的居所，那么在此之前选择摧毁那破败不堪的猪圈是否显得有所冒失？

恶人所行之恶究其根源不乏各种难言之隐，站在恶之对立面的人们，其所信奉的善的初衷与善的行为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证收获善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上所言及的三个话题恰好在近年陆、港、台各自一部社会题材影片中均有所反映，这三部影片分别是大陆有关社会新闻记者的《不止不休》，香港有关社会底层街友生活的《浊水漂流》，台湾有关未成年残障人士校园性侵的《无声》。

从这点来说，《白日之下》野心极大，试图统合多个严肃社会话题，在同一文本同一事件中多点发力。

虽然从最后成片来说，影片不可避免存在顾此失彼，徒有话题失之深度，感性抒情重于理性思辨等种种缺憾，但在严肃社会题材并不讨喜的香港（包括大陆），能够有此类大胆尝试，已是难能可贵之事。

从创作源流来说，《白日之下》的血液中流淌最多的还是从《笼民》、《千言万语》起延续下来的港片中“非主流”的“左派”传统——揭开社会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疮疤，为弱势群体之公平权益而发声呐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并不罕见的社会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对老弱残障人士悲惨遭遇的成因探讨，仍是此片相对而言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诚然，片中的彩桥之家是处处漏风入雨，仅能令老弱残障人士于其中勉强苟活的残破之地，甚至在其中不乏各种体罚、虐待、性侵、侵吞私人财物的恶劣行径，说成是地狱亦不为过。

但究竟又是何种力量驱使着老弱残障人士长期栖身于此，又是什么让他们宁可置身于地狱，也不愿离开半步呢？

对此，影片有着较为全方位的展现。

于制度层面，老弱残障人士的悲剧起源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与体制的监管不力。

本世纪初，社署无力承担高昂的福利开支，将赡养老人、抚养残障人士等事业推向社会，从此将照看老弱残障人士从事业变成了生意。

一边是条件更加优越，管理相对更加正规透明的公立院舍僧多粥少，迟迟等不到空余床位，无奈之下不少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弱残障人士家属只能将眼光投向私立福利院舍。

私立福利院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控制成本牟取利润作为维系院舍运营的长期方针，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上，私立院舍均远远达不到社署的理想要求。

院舍居住条件恶劣，在饮食、医疗等环节极度敷衍，看护数量明显不足，看护素质良莠不齐，看护长期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使其对老弱残障人士更加心生厌恶，遂将虐待作为发泄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社署长期以来对于私立院舍的种种恶行自然不会全然不知，但在根本无力提供更加充足社会资源用于改善老弱残障人士生存现状的客观现实下，有得一处残破的茅屋终究好过令众人赤身裸体曝露于荒野之上，由私立院舍经营者管理老弱残障人士总好过自身亲自下场处理烂摊，于是对私立院舍的各种考核检查也都成了例行公事的过场，一纸豁免书更是成为了私立院舍可以堂而皇之作恶的免死金牌，更何况私立院舍的经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关联勾兑，“恶魔院长”章剑华能够在性侵前科累累的情况下依然经营院舍十余年，甚至在提交性侵录像证据后依然被免予指控，靠的当然不是个人的闪转腾挪，而是那些个为他写出纸条上无耻谎言的幕后真凶。

地狱虽然恶劣，但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推动和制约，老弱残障人士也并不会落入其中，并不会发觉已经堕入地狱后无路可寻。

与制度上的种种客观缺陷相对应的是，老弱残障人士各自家庭，包括整个社会对此类人士的冷漠残忍同样也是悲剧的重要成因。

当代香港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走向解体，亲子关系开始重构，老年人逐渐成为不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拖累负担，子代无力亲自承担照料父母的重任，各类福利院舍成为养老首选，与其说将老人送入院舍是在尽一份孝心，倒不如是在为子代们寻一份清净，亲情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现实面前太过不堪一击。

无论是电影里水哥精心参加孙女婚礼却被轰出现场，还是女主角和母亲由于父亲死于养老院而生出的各种嫌隙，都是这种养老困局的具体体现。

有家室的老年人尚且如此，那些鳏寡孤独，无人问津的老年人生存现状恐怕更加可怖，片中女主角行车于香港街头，镜头所及之处，不乏街头拾荒露宿的老年人身影，虽只是几秒的短暂镜头，却不乏悲凉之感，在这里，《白日之下》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浊水漂流》精神上的传承接力。

弱势群体的困境是共通的，在老年人之外，身体与智力障碍者同样需要面对家人和社会的冷眼对待，他们的存在是家人的负担，他们的离去对家人而言反而意味着彻底解脱。

因此，他们在彩桥之家中看似荒唐的种种表现，并非是他们在地狱中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过是因为当走出地狱后，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片荒凉而已。

章剑华面对检控方询问时的种种辩解，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出于恶人之口的无耻说辞，他对老弱残障人士的关爱也许是扭曲畸形的，是充满瑕疵污点的，但这种爱对于老弱残障人士而言至少是聊胜于无的，为他们提供了微弱的荫蔽遮挡，不至于直接面对健全人社会的种种白眼相向。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手套”，章本人又何尝不是制度缺陷与人心冷漠的受害者？

在这起虐待事件背后真正需要检讨的，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个体人性中的恶，没有谁能够心安理得的将自己定位于无辜者的角色。

影片并不讳言在虐待事件中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困境：私立院舍在运营中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严重侵犯到了老弱残障人士的正当权益，但在香港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妥善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赡养问题的大环境下，选择交由社会和市场，由私立院舍消化这一人群，只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糟糕的选择（0.01比起100差了很多，但总归要比0好上一些）。

片中，女主角在与张议员的交流过程里，张议员也有过类似观点的表达，即无论是政客还是记者，他们推动问题解决也好，或袒护问题不被曝光，出发点更多只是出于自身所在阶级或职业理想的考虑，他们再差也有片瓦遮身，有咖啡冻柠可饮，他们很难感同身受的真正从老弱残障人士角度出发去想出一个相对更完美的破局方法。

而且，作为局外人的他们自以为是的种种行动，却极有可能伤害到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譬如说作为记者，诚然大胆揭露真相，加以舆论监督是其天职所在，但这种揭露效力如何？

揭露后是否能够真正有益于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当下，其实都是要打上问号的，片中女主角与上司Eric的几场对手戏里，对这种困局已经有所呈现。

影片结尾，当彩桥之家由于虐待和性侵等一系列丑闻曝光，豁免书被吊销，众多老弱残障人士无家可归，从而迁怒于女主角的时候，影片中一直存在的关于“善”与“恶”，“破”与“立”的矛盾终于彻底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相比于此前《无声》里对类似矛盾的隐晦处理，《白日之下》这次倒是做得异常干脆利索。

如果影片在完整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道德困境后就此告终，将道德审判的裁量权完全交由观者，似乎并无不妥。

但在本就由于种种原因亟需呼唤正义、力量的当下香港，与其用一个看上去更加深刻却也更易致郁的尾巴作结，不如由导演在道德天平一端赋予重量，亲自完成审判，给出一种更符合当下观众主流期待的答案，从而激励困境中的港人继续前行。

所以，也就有了其后通伯与女主角最后的交谈，才有了雨后的白日重现。

正确的事情，也许做了没有效果，也许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在当下就是一种难能可贵。

传媒题材的电影，又是年轻记者作主角，通常是英雄主义拍法，不外乎良心媒体人矢志不渝坚守信念，劳心劳力对抗险阻，痛击罪恶和权贵，令正义得以伸张。

但本片却反其道而行之，大书反英雄的悲情无奈。

想看爽片，请绕道而行。

余香凝所饰的记者，坚定勤奋干练，由衷关怀身障人士，一腔热血卧底查案，对上司的犬儒观点嗤之以鼻，个性棱角分明，正义感旺盛，完全符合传统商业片中理想主义记者的模板。

她卧底残疾院舍，发现虐待病人痕迹，调查取证掘出触目惊心的真相。

一直到这里，都还有往商业道路靠的机会，接下来不外乎对抗阻力，甚至遭遇危险，取得定罪证据将人渣送入牢房。

但本片却不遵循此走向，她的一切努力不断撞墙，堕入黑暗。

她苦心积虑不断受挫，终将恶人送上法庭，控方却撤诉了事。

是恶势力只手遮天？

律师向她解释原因，出庭作证只会加剧女孩精神病症，以及秉持一罪不二审，以图将来再有机会控告。

这两条有理有据，跟她心中口中的“保护女孩，惩治罪犯”的诉求全无冲突，高度一致。

因此对撤诉的合理性，她理性上心知肚明，半个字也无法反驳，感性上依旧怨愤难平，只好继续输出情绪。

那场戏令人心酸，乍看是一个外行对内行的无理取闹，其实是她不得不接受世道艰难理想难申后的发泄。

律师也看出这一点，语气平静，眼里对她只有同情。

与此同时，调查中她更不得不面对，林保怡所饰的院长尽管多次性侵残障，道德沦丧，却也相对有能力和意愿照顾这群人。

而剥夺院友尊严的洗浴和虐待等行为背后，更有复杂难解的源头成因。

双方对质时院长作义正词严状疾呼：你这种健全人，根本不懂我们的感受！

她也无言以对。

她与母亲的争执，关于晚年阿爷缺乏照顾而孤寂自尽，也提醒她理想主义的脆弱与想当然——平日前往院舍探望和关怀，冬至去超市买食物陪他们过节，固然体现她的慈善关爱之心，可假如要专职照护大群生活无法自理的人，日夜负责他们的吃喝撒拉，她能做到不将他们当包袱，始终这样细致耐心吗？

恐怕也骗不了自己。

于是她也能理解母亲的苦衷。

甚至唯一一点起色，在媒体压力下院舍关门大吉，也并未提供心理安慰，反而让她在雨中被亲属谩骂，陷入更深的自责。

这些身障者暴雨之日被扫地出门，无处可归，势必遭受亲属更敷衍或恶劣的对待，那么她的一番努力，究竟是为他们讨得了一些公道，争取到了一些改善，还是起了反效果，把他们推向更绝望的处境呢？

要不是有姜大卫所饰的老人几句宽慰，恐怕她真的要理想动摇，信念崩塌了。

回头看，那个把“新闻改变不了什么”挂在嘴上的上司，反而是看透世情的代言人。

在热血商业片里，这样的角色多半使人嗤之以鼻，而且一定会遭打脸，可这里他的言论至少反映了大部分事实。

看这样的电影，自然难以得到反派伏诛、正义昭彰的情绪满足。

但电影也是媒介载体，表现阴暗角落，不生造什么奇迹之光去照亮，同样是一种传媒的责任体现。

既然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种面貌，媒体故事当然也可以不只有一种拍法。

黑暗中坚守理想与道义这部电影后劲十足，直到走出影院，那些画面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故事吸引人，演员演得好，内容直白深刻，还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大于影像自身价值），那么可以说这就是一部较为成功的电影。

《白日之下》便是如此。

电影从开篇就聚焦于一起“残疾院舍虐待事件”，通过媒体记者的卧底调查抽丝剥茧层层还原真相，最终在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发起灵魂拷问——为什么？

怎么办？

本片据说改编自几个曾经发生在香港的真实事件（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以及自闭症男孩跳楼事件，多位院友在半年间离奇死亡等），创作者把这几个事件糅合串联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

这是那种我们只要上网，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社会新闻，除了专门的调查记者，一般的“吃瓜群众”大概不会去主动深究事件背后发生的悲剧根源……毕竟这个流量时代从不缺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缺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敢于质疑与探究真相的精神。

无论如何，虐待与性侵病人罪大恶极，作恶者当受法律惩罚，无辜受害者本该被救助脱离苦海。

但比起单纯为受害的弱者发声，本片的野心显然更大（想要的更多），主创在努力完整客观呈现每一方的反应（责任院方，媒体记者，律师，受害者），并且电影有一个“反套路”的结局——恶人逍遥法外，好人被无端误解，受害者没能等到正义，结尾处迎面而来的绝望无力感（这才是真正的残酷现实？

）。

假如代入女记者凌晓琪的视角，那就太让人绝望了，在努力一番之后却没有得到理想结局时的深深挫败，让人不禁开始怀疑人生——恶人未必就有恶报，正义未必总是战胜邪恶。

毕竟现实不是电影，不需要上下通顺起承转合，追求某种逻辑上的自洽与合理性。

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从来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发生了就发生了，不公道就不公道了，它简单粗暴无序，充满各种荒诞离奇不可理喻，结局也未必皆大欢喜，最终只剩一堆“破烂事实”摆在面前等着你去消化……某种意义上，生活才是电影的老师。

所以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控方律师因为证据原因主动放弃起诉，多次侵犯病人的“人渣”院长被无罪释放，法官发出这是“受害者的不幸”的感叹后退庭，残疾院舍的病人们大雨中流落街头，一心想要帮助受害者的记者却遭到受害者的责难……这样的结局并不像电影里经常发生的事，但它却合情合理合乎现实。

“就算恶未必有恶报，我还是选择公义与善良！

”面对一败涂地的结局，记者凌晓琪没有灰心丧气，她依然选择站在正义这方，始终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因为她相信，就算暂时没有结果，但坚持总会有意义。

无论如何，她还是会继续和黑暗对抗下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也大概就是这一刻，余香凝饰演的女记者形象完全立起来了，她在银幕上虽败犹荣闪闪发光，宛如一个与魔鬼不懈搏斗的圣斗士（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色彩），是的，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代表了一种在当下社会里濒临灭绝的英雄主义，或许正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 英雄主义理想”，这个堕落的世界才不至于无可救药吧？

德不孤，必有邻。

姜大卫饰演的“老病号”通伯便是凌晓琪的“好拍档”，明知女记者假扮“孙女”当“卧底”，他也故意不戳穿，在这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装傻”是他活下去的诀窍。

当有一天同宿舍的老友猝然去世，他难掩内心失落。

当残疾院院长被法院起诉时，因为缺乏关键证据无法定罪，通伯把自己偷拍的视频交给了记者，当凌晓琪因为没能帮助到大家而感到自责时，通伯安慰她说——人生到处都是选择题，要么做对要么做错，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这些话成为了鼓励她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通伯原本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糟老头”，但是此刻他犹如记者的人生导师，在至暗时刻帮她拨云见雾指点迷津，通伯在银幕上的形象瞬间也高大温暖起来了。

虽说调查记者的天职是记录和报道真相，但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支持帮助，真相也很难浮出水面。

常言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

要想让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受到公正的审判，让恶人最终得到恶报，就决不能让每一位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的“猛士”心寒，为了实现正义的目标，不仅需要孤胆英雄的努力，更需要广大社会力量的团结一心。

鲁迅先生曾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 电影里的残疾院院长自己也是残疾人，他和那些“魔鬼护工”本来也是被主流边缘化的弱者，常年在社会上受歧视不被尊重，但他们没有选择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反而欺凌比自己更为弱小无助的病人们……这是人性中的卑劣与恶毒，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背了道义。

扇耳光、关禁闭、性侵犯，用订书针扎胳膊、“集中营”式冲凉水澡……残疾院舍虐待病人的一幕幕触目惊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问题更为复杂——比如香港当地政府的官僚主义，相关机构的低效不作为，以及老弱病残群体与社会收容机构之间的供需矛盾亟待解决等。

其实这根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假如不改善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友好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仍然会出现无数类似的惨无人道的案件，悲剧将难以避免。

电影还从侧面刻画了人们冷漠的亲情关系，像老人孤独病死在收容机构里，他身边的亲友子女们竟然无一探望，即使见面也是一脸嫌弃，就像片中的那句台词——“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堪比人伦惨剧。

话说，一个总是嫌弃老弱病残，把他们视为“包袱”“异类”的社会环境，能够称之为“健康和谐美好”吗？

先被家人遗弃，再被相关机构“踢皮球”，最后“羊入虎口”在所谓福利机构里面惨遭虐待凌辱……假如一个文明社会就是这样对待老弱病残的话，那么简直比野蛮还野蛮万分！

雪中送炭是善，济危扶弱是善，仗义执言是善；恃强凌弱是恶，黑白颠倒是恶，纵容恶人是恶……要让善良人有安全感，恶人就必须要受到应有惩罚。

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而非把“面子工程”做的足足的，不遗余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社会上推行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人性的“恶”。

只有拒绝歧视伤害贴标签，真正把弱势群体当“人”看，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与保障（起码给他们遮雨片瓦不至于露宿街头），让人有尊严的活着或死去，这才是最起码的“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假如这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秩序就值得怀疑。

《白日之下》的时代背景是纸媒的日渐式微，传统报刊即将被新媒体阅读取代，自由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小，披露真相的人被无情打压。

即使传统媒体内部也在不断分裂，从业者们也在纷纷做着艰难抉择——或去，或留，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朝不保夕……坚守理想道义，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但是，即便阴霾覆盖苍穹，大地滋生罪孽，总要有人挺身而出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善与恶，真与假，爱与恨，只有让正邪交锋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正道的光照进黑屋子里，才能治病救人，才有希望改变现状，才有可能重塑一个公正光明的未来。

近期香港电影最有话题性的作品，除了以学童自杀及私人创伤为主题的《年少日记》，当数导演简君晋的《白日之下》。

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15年，A1报馆接获残疾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侦查组记者凌晓琪（余香凝）潜入院舍，亲身接触装疯扮傻的通伯（姜大卫），揭发内里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

《白日之下》剧本参考了多宗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冼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影片以写实角度真实呈现私人院舍的非人生活，包括差劣的卫生环境和伙食，院友于天台被集体脱光轮候洗澡及失德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的个案，引发观众反思社会上被忽略的一群的悲惨生活，社会福利制度及院舍监管漏洞等问题。

有不少人将《白日之下》与荷里活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聚焦》（Spotlight）来作比较，尽管两者皆以新闻工作者作为叙事焦点，运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揭发社会问题，但在叙事类型和结构上实有差异。

《焦点追击》是从新闻编辑部的整体视角展开叙事，同样的还有揭发荷里活性侵真相的《她说》（She Said）。

此类作品着重呈现新闻采写工作的繁琐和沉闷，当记者们面对庞大繁杂的资料时，如何细心严谨地梳理分析，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尝试后，找到可供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编辑室商讨报道方向、检视庞杂资料的部份，但更多时候都是记者晓琪单人匹马潜入院舍追查真相。

在这里，记者实则被赋予了一部分“侦探”的职责。

影片更像是一部着重侦查过程的侦探电影，观众代入主角的急促脚步及好奇目光，逐一解开案件背后的谜题，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底色。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影片在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再现之中，实则省略了搜集及分析大量资料等繁琐而必要的过程。

但是，这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导演实际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为了让相关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相对容易“入口”的冒险式叙事在大银幕呈现出来，做法无可厚非。

此外，“记者—侦探”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众媒体的信任度日渐下降的今天，香港观众恰恰需要这么一个介于虚实之间、捉摸不定的角色，来弥补现实社会的缺失，借此重探新闻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

晓琪在影片初段表现出一副圆滑世故的犬儒形象，与同类作品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大相径庭。

例如“放蛇”假扮通伯孙女只是想搜集护工虐老的实质证据，但求尽快写成一篇轰动全港的社会新闻，升职加薪；而编辑室举行内部会议时也是以“残疾院舍”、“混蛋看护”、“虐待”等耸动标题为报道定下基调。

在此之后，晓琪为了获取更劲爆的内幕消息，花钱贿赂居住在院舍的义工，显然违反新闻职业操守。

随着故事推进，晓琪逐渐流露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但她为追寻及报道真相所付出的努力没能换来完满的回报。

因为报道出街，“彩桥之家”被政府勒令“钉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院友冒着大雨，纷纷指责记者多管闲事。

记者追求心中所坚持的正义，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真相，即便当真相损害院友们的切身利益，令他们陷入失去稳定生活的困境，是否仍能称之为正确？

记者又需要为此负责吗？

至此，人物形象上的复杂和矛盾得以显现：一方面记者是作为曝光黑心院舍非人行径的“施救者”而受到公司和主流社会的称赞；另一方面，只因为如实报道真相，她被视作院舍倒闭的“元凶”，在弱势群体之间落得“害人精”的骂名。

可想而知，影片并没有如其他作品那般把新闻工作者写成完美无瑕的英雄，披露真相的快感过后，事情远未完结，他们就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诸如此类的伦理难题及道德谴责。

无独有偶，角色的双重性亦见于作为反派的“彩桥之家”院长章剑华（林保怡），原型是“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因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梁雍婷）而被法庭起诉，受公众唾弃；但也是他一手建立起院舍，让那些被“正常”社会遗忘或淘汰的弱势人士有安身之所，清楚记得每位院友的名字，面对人手长期不足，更亲自帮手照顾他们。

正因如此，章剑华在面对晓琪的厉声质疑时，才敢理智气壮的说出“是全社会的错”。

电影在后半部分进入了正邪对峙的类型化叙事之中，但在限制之下，导演仍尝试将批判的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媒体和公众的选择性无视，以及保障支援老弱伤残人士的制度性缺失，也在变相助长此类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不过，遗憾的是，制度（社会福利署）在应对院舍虐老、性侵等一系列恶行之时表现出的冷漠，影片里仅以寥寥几笔带过，报馆总编（朱栢谦）说的那句“要插就插个制度”，到最后却无以为继，只是简单交代残疾人院舍监管漏洞，便匆匆作出无力解决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疏。

在影片的头三十分钟，观众跟随记者晓琪的目光初探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凋零的“彩桥之家”内部，见识到面目狰狞的姑娘芳姐（宝佩如）虐待老人、恐吓智障青年（周汉宁），甚至做出反覆鞭打、钉手臂等残忍之举。

编导如此塑造配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发观众的心理厌恶，在不得不略过体制缺陷的前提下，让观众能将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通通发泄在该角色身上，后段性侵丑闻缠身的章院长亦是承担着类似的“转移视线”的功能。

或许，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对这些白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

为什么院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长久以来却无人执法？

为什么制度会容许像芳姐那样恶贯满盈的坏人（编导几乎将院友遭受的肉体伤害都归咎于她的暴行）一直存在？

章剑华涉嫌性侵女院友一案上到法庭，最终由律政司宣布撤销控诉，是因为女院友的心理状态不适宜出庭作供。

为什么当证人因身体或精神问题无法出庭时，法庭不能考虑接纳传闻证据（偷拍视频）？

港府前几年拟立法修例，为何至今仍不见消息？

从这些方面来看，《白日之下》和年初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人或团体的罪恶，以此掩盖理应被重视的制度漏洞。

当然，比之完全无视的吴炜伦，简君晋起码借林保怡之口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作出“语气轻佻”的控诉，并经由“正不能胜邪”的反类型结局间接点出司法体制存在弊端——得知判决结果后，晓琪怒气冲冲地质问主控官（朱栢康）：“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30多年前，由尔冬升执导的《癫佬正传》开香港社会电影风气之先，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被忽略的弱势社群的凄凉境况。

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尔冬升没有人文关怀，但是影片里针对诸如精神病患者很危险，随时会攻击身边的人，不问缘由地突出放大其暴力色彩等极为片面且污名化的描述，已然暴露出这种所谓“关怀”背后隐藏的娱乐和剥削本质。

甚至乎，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香港社会电影绝大多数就是披着社会议题、现实主义外衣的剥削电影；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也会滋长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影像剥削。

时至今天，香港社会电影早已不再是以前那副模样，创作者的眼界与见识广阔，加以世界文化思潮的带动，新导演们开始尝试从更多不同角度切入和回应社会问题。

例如，新锐导演、编剧卓亦谦在其首部长片作品《年少日记》就透过深入私人的创伤回忆，先是寻求与自己、家人之间的和解，继而以新生的姿态为学童自杀的社会现实（亦可视之为香港人的集体创伤）打开缺口，大胆摒弃同类作品“议题先行”的惯例。

《白日之下》亦然，虽然探讨院舍监管问题、记者的使命感、新闻报道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等主题，但在开场之后，从灰蒙蒙的画面色调、浑浊的污水、斑驳脱落的墙壁、衰老褶皱的皮肤，及至反覆出现的乌云笼罩天空等意象，可见导演更想呈现的是处于“没王管”灰色地带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存环境，而非一味瞄准死板僵化的议题。

然而实际上导演却倾向采取一种恐怖/剥削类型的情境和氛围营造，就像它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秦沛发狂之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配乐）。

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正如前文提到，影片集中刻画黑心姑娘是如何虐待院友的，而透过对暴力不加掩饰的直观展现，观众很容易便对形象单一的负面角色心生憎恶，同时，无法溯源的恶行也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对人物、对议题的剥削。

当然，简君晋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导演，不想人物的处境过于绝望，安排了晓琪“放蛇”期间与院友相处的温馨时光，亦不忘借姜大卫、胡枫、鲍起静等资深演员之口带出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被社会抛弃的严肃主题。

结尾处，通伯替垂头丧气的晓琪戴上鸭舌帽，肯定她为报道真相付出的努力，是乌云蔽日之中的一点微光。

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刻意调动人物（观众）情绪的台词或场面似乎又在暗地里违背导演要求镜头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冷静克制的拍摄意图。

于是，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反映社会事件的“全貌”？

在不考虑要求是否过分的前提下，对现今的香港电影而言，首先就是要摆脱行为儿戏、渲染煽情的老毛病，让人物真正拥抱专业性。

若以此为标准衡量《白日之下》，晓琪作为理应保持中立立场的侦查记者，行动却时时受制于情绪主导，岂止是不专业，更有反专业主义倾向。

这样，观众在观影途中也会被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绪及鲁莽冲动的行径牵着鼻子走，逐渐远离对全局应有的客观判断。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尽管根深蒂固的“剥削”顽疾未能彻底祛除（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情感上），但《白日之下》至少不会把渴望理解和帮助的弱势社群当做展览品，流水线般陈列于公众面前，而是仔细去呈现、去聆听他们诉说各自的经历，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

一部兼具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理应如此。

本文首发于「虹膜」

看到前面，也就是章院长准备性侵前这部分时候，我的感觉是主角应该还会跟踪报道，甚至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深挖吧。

所以当时脑子里闪过《不止不休》的时候，我觉得《白日之下》应该会讲个更不错的故事。

但后面落到了性侵案，甚至视角从香港整个疗养院制度转到了彩虹之家资质和个人问题时候，我突然觉得，导演格局小了，尔冬升监制应该也不是单纯想拍个这样的着眼于一小处的题材吧。

其实主题和矛盾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不过貌似没看到有这类题材电影出现：老人是否是这个社会的负担。

而这个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答案也正在向我们不愿接受的那个方向接近。

所以在看电影前半部分的时候，无论是彩虹之家中护工短缺、护工中善良的阿姨、狠毒的护长以及帮助照顾护工，同样在彩虹之家的明仔以及章院长。

除了护长的塑造脸谱化外，个人觉得都是性格复杂的角色，同时也有着小人物的无奈。

也正是此，当琛哥说报道要讲到制度问题时候我觉得可笑，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及跟议员的采访，包括给老人毫无尊严的洗澡这块，在报道出来后，我真的觉得电影要继续往制度这块深挖。

但可惜，随着章院长个人的被调查后，故事开始往彩虹之家这个小家庭的视角展示，而模糊了疗养院资源紧缺、私人疗养院化问题以及社署是否该收回监督权等问题。

短评里有人提到《不止不休》，所以到这里也不得不提《不止不休》和《白日之下》谁在哪方面做得好，谁又在另一些方面做得好。

《不止不休》中血牛帮助伪造乙肝体检证明后，在电影快结束的部分医生交代了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些，包括自己的无奈、也包括后面这些群体的苦、也有乙肝体检证明的不合理问题等。

而后便是白客的调查，采访众多乙肝患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传染性。

而在《白日之下》，这部分也仅仅在与议员的采访中有提到，（以及有一处不太明白的就是死人为什么不叫救护车和警察，这段可能是要算人头还是什么的，不太理解）但后面几乎就不再讲了。

而《白日之下》尽管被批评格局太小，但却落在了真实的个体身上，让观众能够切身体会老人的处境。

这里面包括水哥参加孙女婚礼被赶出来、妈妈吐槽人老了就没用了以及周老爷子装糊涂大智若愚。

哦对了，不得不夸的还有电影里色彩处理和音乐所调动的感情。

水哥去参加婚礼，三人带出来看海，画面从冷色调的疗养院到海边夕阳下的暖色调转换，以及周老叼着烟让拍照，都告诉观众他们此时的放松。

而院长性侵小玲时候的房间、阴冷中透着浅浅的绿色，加上掏耳朵时候的诡异音乐，就算一开始不相信是要准备性侵了，在此刻已经确信接下来要做这些畜生事了。

也正是拍摄和音乐的功劳，整部影片虽然让人觉得失望，但情绪调动拉满，比起《不止不休》端着的样子反而更加真实。

也因此后面爷孙女两人假戏真做后将要离别时候的悲伤，以及晓琪最后开车时候的哭感到合情合理。

2023年最出圈且对内地观众暂时未露庐山真面目的港影除了刚刚定档的《年少日记》以外就是这部《白日之下》，两者都关注社会议题，并且无论是在票房还是口碑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样的港片市场环境相较于往年似乎是有了一些好转。

可惜《白日之下》的真实水准着实难以令人夸出口。

看到选题时我就产生了一些疑虑，在真实事件发生将近10年后选择改编成电影，到底要选取当下社会怎样的剖面来与之产生勾连才能显得表达不那么过时。

原事件又是当时相当轰动的社会新闻，其中的各种角度早已被充分挖掘与讨论，10年后的复写又要开辟出怎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才能让故事观感不透着陈旧。

而令人尴尬的是，导演根本没想着满足以上任意一点，最终选择了做顺拐的吹哨人视角作为主线，并且没有刻画该事件折射出的表达与当下香港社会的任何呼应便草草收尾。

甚至连将原事件涵盖的最基础的几层议题都讲不清的讲不清、故意回避的故意回避。

看到结尾女主角彻底化身为短视频新闻评论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会情绪出征不懂礼法的小将时我觉得又滑稽又疑惑，不懂导演为什么要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情况下改编这起事件，输出着毫无意义（甚至有反作用）的价值观。

影片可以简单拆解为三个议题的并行推进，分别是“人老了成为累赘后该何去何从”、“私立护理院中的利益涌动”以及“第四权利的逐步消亡”。

三个议题随着女主角卧底进入彩虹护理院调查的深入逐步展开，我们也来一个一个谈本片为什么一个都没拍好。

既然是社会议题片，影片首先要关照的自然是该事件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的权益奔走呼号是最重要的一环，本片这部分的表达落在了通伯和水哥两个角色身上。

两人都是被子女遗弃在护理院的留守老人，而通伯对于自己被抛弃的现状相对豁达，也有一套cos司马懿的“装疯学”应对窘迫甚至危险的处境。

水哥则没有通伯那么自洽，虽然嘴上总讲认清现实，但是还是渴望与家人一起的生活。

通伯的前史在他的人设面前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无需浓墨重彩地刻画，因为他已经看淡，余香凝这个假孙女的存在也能令他万分喜悦，而水哥则是由一场想要参加真孙女婚礼的戏带出他的详细遭遇。

水哥得知孙女婚礼就在当日后因为顾虑自己没有合适的礼服与会而不敢前往，余香凝帮他找到了一身旧西服穿上赶到后却被其女儿严辞赶走，话语中可以得知一家人对水哥的恨主要来源于其对妻子的亏欠。

这场戏似乎将老人被黑心护理院虐待的矛盾核心直指子女的失职甚至是恶意遗弃，但是同样值得在意的是水哥曾经作为丈夫、父亲的身份似乎也没有完成，才会导致如今的“现世报”，子女将其送进护理院却已经尽到了最基础的赡养职责。

这样的互相比烂虽然未必能争出谁更有理，谁更吃亏的真相，但是这种家长里短导致的恶果作为展示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显然是偏颇的、狭隘的。

尤其是这场戏从表现手法上有带有偏袒水哥的色彩，就更加背离此处本应起到的戏剧效果。

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如果我父亲在我婚礼当天突然出现要强行进场，我的表现也未必会比水哥的子女友善多少，并且我会认为这次看似残忍的拒绝和他罄竹难书的罪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该进监狱的人只是被丢进黑心养老院虐待，已经便宜了他。

所以综上所述，只要转换视角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结论的事件，在《白日之下》中被导演如获至宝般当做挖掘到的当前社会版本答案般书写，是现实题材片最令人不耻的笔触。

而且相对于刻板化的恶子女形象，片中护理院里的老人形象和孩童形象其实也是刻板化的。

老人都是和蔼可亲却碍于身障无力反抗的可怜人，孩子们都是阳光可爱却由于残疾无可奈何的被害者，他们在人设上都非常完美，在性格上都毫无缺陷。

看一部由一群完美受害者组成的群像戏，就如同进入了兵马俑遗址的一坑一般，凝视着那些毫无情绪、不具灵魂的空壳，得不出任何现实问题的解法。

以至于看到《白日之下》后甚至对内娱都产生了几分希望，内娱甚至已经拍出了《不完美受害人》这样虽然成色不尽人意但意识略显先锋的社会题材剧，港影居然还在1.0时代原地踏步。

关于受害人如何无辜如何可怜是本片前半部分的核心内容，而后半部分则将镜头转向了林保怡饰演的邪恶院长，企图揭开滔天罪行背后的幕后主使的真面目。

首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叙事全部转向院长后，老人们从角色到身上背负的议题就如同消失了一般在电影中无影无踪。

因为导演着重刻画的院长的罪行是虐打和性侵害智障儿，完全和讲了半部戏的虐老事件无关，加上在群戏铺陈上老病人和儿童病患两组角色也毫无交集，最终导致整部片子看起来像是两部电影剪接在了一起。

《复仇记者:无限虐老》+《复仇记者:终局之战》，背靠背拍摄的两部电影共享大反派灭霸林保怡。

但其实虐老事件又怎么可能与院长无关呢，分明只是导演思维所碍，根本不会写院长介入其中后的戏剧冲突。

一直如同幽灵般出现的女护工和院长之间是怎样达成一种帮助对方助纣为虐的默契的；院长自己作为有被遗弃创伤的老人却在行虐老之事他是如何自洽的；院长之上有更高层的体制内保护伞，他又是如何成为他们的麾下猛将的...以上都是值得展开详细讨论的极具张力的细节，但是本片一概略过，揪着最具膻腥色、最煽动直男恶趣味、最能作为营销卖点的性侵儿童大书特书。

整个段落构思地也依然非常刻板和猎奇，这边院长侵害了小女孩，那边小男孩就刚好坠楼自尽，然后维持了经年累月的畸形平衡的护理院就突然面临大厦将倾的危机，各种想当然的写法只暴露出导演认知的局限。

紧接着就进入了香港版《坠楼死亡的剖析》（北大法学教授，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弟子，《坠死剖》北大映后嘉宾，与杨紫琼聊起过奥斯卡的董强会译为《坠亡剖析》），余香凝在走访了受害者家属后讲院长请到编辑部对质，想要搞清这无锋的大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机理。

院长的回应中除了一些如同尊者上身般的诡辩以外，给出的对自己罪行解释的有效内容主要有两条，第一是承认虽然彩虹疗养院的硬件落后，但是最起码给了这七八十位老人一处居所，总好过将他们遗弃的子女；第二是讲出了由于公立疗养院申报困难，而私立疗养院又被体制遗忘，所以总是处于供不应求且资金短缺的窘境中，以至于无法尽到正常疗养院应尽的职责的现实困境。

很显然其实以上两点都是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客观真实的，第一点回绝了子女作为事后诸葛亮声讨疗养院的可能，第二点堵死了记者作为公众监督理中客地审判疗养院的视角，并且将悲剧背后的难处交代的也非常明晰。

虽然现实在困难也不能成为将错就错甚至错上加错的借口，但是当巨大的显示阻力被摆上台面时，起码应该就事论事的找出解法才能做出有力的回击。

（包括大状最后提到的女孩因为有应激可能性而无法作证，保留起诉的可能性是为了养精蓄锐而非向不法低头也有扎实的逻辑，但女主同样无脑回绝）

而本片对于问题的讨论却戛然而止，女主角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不断输出着被情绪裹挟的毫无内容的正确废话，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院长行为的可耻。

这些事情只要但凡不是个哑巴都可以做，为什么非得要你来呢？

你口口声声代表的正义也好第四权也罢，进场一件引起民愤的社会事件，扮演的角色就止步于最基础的互联网嘴替吗？

跟着民一起愤居然已经是记者身份的终极追求。

况且帮助观众和网民共同用口水淹死可恨者这样的叙事财富密码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大家已经进化到要看阮经天这样的互联网杀替才能解恨的程度了。

真是硬蹭都赶不上热乎的。

对于真正有价值的，蕴含更高层次矛盾的，直指最高权利机构的社会问题的避而不谈，背后只有两重原因，其一是导演自己对于议题的认识不足以支撑其将这些内容拆碎讲清，其二是深度讨论或将触碰审查的红线并且未必讨好市场，这样的“双输”局面令导演望而生畏。

当然我也早就过了慷他人之慨，逼迫他人行自己为竟之事，超越自己未企及之勇敢的傲慢阶段，所以我也十分理解尤其是在当下香港的环境下，有些东西讲起来很困难，甚至是不能讲，我们也应该看清创作者无法尽善尽美的背后确有无形却巨大的压力存在。

但倘若是这样，影片中便不要提什么为了正义做新闻、为了社会做调查云云。

人总是要知行合一的，看着犬儒、窝囊、自费武功者升起大义凛然、感召全社会雄起的论调着实是令人感到不适和愚蠢。

那么便也借此丝滑过度到对影片最后一个命题“第四权的死亡”的讨论。

女主角和报社众人初登场时的状态是令我耳目一新的，她们不同于经典的主流的记者为主角的电影中那些充满雄心壮志和社会责任感的圣人记者，而是对于“哪还有人看新闻”、“调查小组不赚钱还总惹祸”这样凉薄的现实认命后摆烂。

女主也一早亮明如今还在做记者就是为了赚钱的意图，不断地给上司和下属一起浇冷水。

其实无论是就现实情况还是导演个人情况而言，这条线索都应该写成一丧到底的模样，最终流离失所的老人没得住，穷凶极恶的罪人没得告，女主想赚钱的行当自然也没得干。

可是导演大约还处于我上文提到的那种傲慢阶段，虽然自己折戟沉沙，但是笔下的小将出征的旅途必须刚刚启程。

于是他让女主角在参与这次案件的调查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职业存在的初心，寻回了利用记者的权利和能力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快感与价值，树起了要为日薄西山的第四权争一口气的信心。

滑入了同题作文的窠臼，十分的顺拐、了无新意且生硬。

我个人非常难以相信一个已经对记者行业的存在失望心死多年的职场中登，会因为替疗养院中的两个老人两个孩子的不幸遭遇发声后遭遇了几次重磅打击后，居然会重新燃起担负第四权监督社会重任的责任感。

现实中这种心态的人到了曝光露台洗澡轰动后就会见好就收了，享受这次作为轰动性事件发吹哨人带来的红利，成为网红，成为公共平台kol，成为语言类节目座谈嘉宾，才是这种人的标准结局。

因为混迹职场这么多年，没人不知道如果继续追这条新闻会将要把刀刃划向怎样可怕的深渊，要面临怎样庞大的压力，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是不会选择铤而走险，出力不讨好的。

所以女主其实在进入这个故事时就已经被导演打上了圣人的底色，起码也是个被奥丁打入凡间的索尔，只要稍微感受点人间自有真情在，滴一点淡尸斑精华就会瞬间恢复为复仇记者。

所以在我看来很多人为之感动、愤慨的雨中诀别其实毫无意义。

慈祥的兵马俑们忽然活过来，为老不尊起来指责女主角“拯救不彻底，不如彻底不拯救”，通伯则一面继续看破红尘，一面继续把余香凝当女儿养地讲“不要因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愧疚”，其实都根本无法在如此虚伪和悬浮的故事里成立。

无论是作为摆烂老油条的女主角，还是网络评论员小将的女主角都根本撑不起通伯的这句金句，只是既不会写议题也不会立人物的导演此刻化身姜子牙，强行要为女主封神，可是阿斗他扶不起啊！

整场戏一副“人类不感谢罗辑”的姿态，好似女主角真的是为了虐老事件鞠躬尽瘁到要身故于五丈原了一般，但其实就是个毫无专业性，毫无新闻调查能力的浪子稍微回了一点头就被现实打回去于是找干爹求抱抱的巨婴哭奶戏。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既尴尬又悲凉，真正的如鲠在喉并非有苦说不出，而是群体性的苦难被一个外人以偏激傲慢的姿态荒腔走板地说给了大众，而大众还真的信以为真。

希望这白日之下的创作者可以少树错碑，以至于让大家少哭错坟。

小时候看影视剧，每当正派出场，总有一句针对反派的标志性台词：“光天化日之下，你岂敢作恶？！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白天是安全的，只有黑夜才是滋生罪恶的时刻。

现在长大了，才明白“太阳底下无新事”才是社会的常态，罪恶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也没有因为朗朗乾坤而减少半分。

正如即将上映的港片《白日之下》（2023年）所昭示的，在天天将“尊老爱幼”、“男女平等”等口号挂在嘴边的法治社会，也并不意味着虐待老人、性侵有智力障碍的年轻女性的残酷事件就不会发生。

而更重要的是，一旦恶劣事件发生，如影片中的社会福利署、法院、新闻媒体等相关部门是否能够积极作为，选择惩治加害者而不是选择将舆论压下去或者隐瞒下去。

那么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体制内的公众人物，要如何去惩罚一个作恶者呢？

站在道德制高点引爆舆论就能保护受害者了吗？

依法起诉但法律本身并不完美就能将加害者送进监牢了吗？

很明显，答案并不唯一。

或许这也是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里的以暴制暴让观众觉得爽的原因。

因为太多人不想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善恶分明，为什么加害者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为什么选择善良之路总是这么艰难。

好在港片还是继承了这种深度思考的传统，从《浊水漂流》《麦路人》《流水落花》到《白日之下》，他们努力将镜头转向了社会议题中的“少数人”，并坚持相信：努力的意义，就是无论什么职业和身份，如果能够持续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始终保持愤怒和善良，那么阳光下的黑暗一角总有被撕开的一天，社会也总有进步的那一刻。

更值得庆贺的是电影还是照进了现实，让影片中的原型人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这种时候，我总是愿意相信，电影很有用。

不谈其他，很久没为一部影片写东西，但想为了这部影片喜欢的一个镜头写点什么。

全片最爱的镜头——正片结尾，余香凝在车内痛哭流涕，她所有的梦想与追求，在顷刻间坍塌。

这种坍塌是非常深层面的坍塌，是个人信仰的坍塌。

为之努力奔波无数个日夜、为之重新拾起初入新闻行业早已麻木的初心，只为了将他们“拯救”，但在事情真的得到重视获得一个告一段落的结局的时候，她的信仰却轻易的崩塌了。

没有人需要被拯救。

他们只是包袱。

自己的、家人的、社会的，他们只想要个容身之所。

残忍的、不温柔的、折磨着的。

但却也活着。

眼镜阿叔去世之后有位新搬来的舍友，死过人的床铺，简简单单收拾一二，新的人就来了，面对脏乱散发着腐臭的房间，他却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

等一个容身之所，十五年，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那是何等的幸运。

仅仅因为“维持正义”这种理由，毁掉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这对于这些所求只是“生存”的人来说，灾难当然是毁灭性的。

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在奔赴无果之后，你还发现，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就连那些让你为之发声的人，都根本拒绝站在阳光之下。

是他们不想吗？

明仔被关在漆黑一团的杂物间，窗外的亮堂被黑暗遮掩住，只有一个小角透露出一抹光，正好照耀在他的眼睛上，他好像总是记不清事情，总是怯懦，但在被伤害的时候，他身上留下了无数的伤痕，也从没有退缩过一回。

他看见小时候的自己在秋千上玩耍，眼前的光早已是如此的陌生。

明仔坠楼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勇敢的少年在努力的追随着年少时分幸而窥见的那一点光芒，而后在人间的白日之下，被温柔的光芒诱惑，死于一个虚构的美梦之中。

眼镜大叔曾幻想过能亲眼见证孙女的婚礼，但却被女人拒之门外，他看似不在乎的说，连件像样的礼服都找不到，就不去了吧；可在阿琪找好衣服送他去见到阔别已久的亲人时，他暗沉的生命仿佛变得有了色彩。

激动，克制，不安，兴奋。

家人为他带来的希望之光，消失殆尽于冷酷的言语中。

他隔着玻璃看着婚礼，又是否看清了孙女出嫁时的模样？

他分明是在笑，可玻璃中日光之下反射的影，看起来却像是在笑着哭。

活着就已经是幸事，只在这间闭塞黑暗的院舍就好，因为世间白日之下的光芒太过刺眼，太过灼热，白日只是片刻短暂的安宁，它太过炽热的滚烫，轻易就能灼的他们面目全非。

雨过天晴，在白日之下。

梦想被磨灭，信仰铸就的大厦崩塌，生命里好像充斥着无数的伤痛，号称自己从未哭过、向来冷静克制的人，也会在绵雨之中痛哭。

你狼狈、你无助、你的理想、朋友、乃至你的整个世界都已然倾倒，可是亲爱的，我有看见你站在阳光中，屹立不倒。

阴天的细雨渐弱，你明明仍哭着、嘶吼着、不甘着，可你就是有雨过天晴依旧奋力追随阳光的勇气。

即使你的眼眸早已暗淡无光，也有一束光让你在浑浊的白日之间苏醒。

随波逐流的日子怎么样呢，过得幸福吗，记得你的初心吗，记得你想守护的人吗？

曾经也有过作为某些新闻撰写的经历，可是信仰斗不过现实，理想主义好像只是人生中的一个缺口，它可以让我在伤痛时候打起精神，但我万万不敢将它作为生命的主流。

因为那太累了。

依靠着理想主义活着的人，太天真也太苦了，可却又无比的勇敢。

历经无数苦痛，风浪骤雨，你的身躯早已布满疮痍，可是在那束光出现的时候，你愿意擦干泪水，义无反顾的寻觅它。

他爹的，挺可笑的，我劝过别人，我说，热爱的、理想的，放一放吧，就好好的过生活吧。

我他爹的真是个神经。

漫长的生活里，属于你我的理想主义，早已就停留在角落，等了我们太久太久。

我在做什么呢，把它当什么呢。

当一个念想。

念想久了，蓦然想起的时候，却发现它太过耀眼，早已超出了我可以承受的范畴。

我想你历经风雨，面目全非之后，世间依旧有一束光，照亮你整个生命的前行。

亲爱的，我想你永永远远站在阳光下。

（4.13石家庄观影团）

《白日之下》。

8分。

简君晋编剧、导演，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作品。

触目惊心，现实主义作品永远都直指人性的恶、社会的暗，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总有人在作恶，也总有人在为除害而斗争，悲痛的是，并非人人都会醒悟。

故事根据新闻记者报道的真实案件改编，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人慈善院残暴对待、伤害甚至侵犯残疾人、智障女的事迹被揭露，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余香凝饰演的晓琪是这起案件的追踪报道记者，她利用伪装的孙女的身份走进了慈善院，扮演了姜大卫饰演的痴呆老人通伯的亲人，过程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彩桥之家的院长和工作人员不仅虐待老人，残暴对待残疾人士，林保怡饰演的章院长更是对智障女长期实行性侵。

而这一切，都被慈善院的离奇死亡事件逐渐引爆。

人性本恶。

换句话说，里面有人很坏，外面的就都是好人么？

姜大卫和林保怡奉献了惊人的表演，老演员确实有两把刷子。

而余香凝表现也很不错！

值得点赞！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不止不休》和《热搜》之后，又一部聚焦新闻领域的电影公映。

《白日之下》获得普遍的好评，以16项提名领跑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电影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执导，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

影片讲述新闻记者凌晓琪（余香凝 饰）截获一宗有关残疾院舍（看护机构）“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为了查实真相，她伪装成失智老人通伯（姜大卫 饰）的孙女潜入院舍，逐渐揭开白日之下的残酷真相。

电影以记者凌晓琪的视角展开叙事，观众最直接共情的是她的感受。

而贯彻全片，她最强烈的情绪是“无力感”。

第一层“无力感”，是职业本身带来的。

很显然，一开始选择进入新闻行业的晓琪满怀新闻理想，大抵如新晋的后辈Jess（许月湘 饰）那样，认为记者是监督公共事务、揭露不公、保障公民知情权、守护社会正义的光荣职业。

但作为一个老记者，如今的晓琪已经不大相信这一套了，她有些心灰意冷，看上去有些“老油条”，毫不讳言自己追踪新闻是为了“揾啖食”，“使命感”不能当饭吃，她也对十年后是否还有记者这个行当保持怀疑。

新媒体对于纸媒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香港，这种冲击只会更为剧烈。

广告收入减少、订阅人数下降等原因导致纸媒收入减少，纸媒不得不削减成本，包括减少记者人数、缩减报道范围等，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效果和职业发展。

晓琪所在的A1新闻社侦查组（相当于深度调查部），在新一波的预算缩减中，首当其冲。

如果晓琪的这一次深度报道不能出彩，整个部门有可能被裁。

经济压力是一方面，职业成就感的消弭是另一方面。

信息爆炸时代，快速消费新闻成为常态，传统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依然重要，但在海量信息中很有可能难以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令致力于深度调查和严肃新闻报道的晓琪感到挫败。

就像她说的，有时辛辛苦苦跟完一个报道，却对现实没什么触动，坏人依然逍遥，这让她感到“麻木”。

不过，这种来自职业的“无力感”，也是晓琪自我解压式的吐槽，她仍然相信新闻。

所以，哪怕有种种不如意，她仍然在新闻行业，仍然在侦查组，仍然对白日之下的污垢有本能的愤怒……哪怕辛苦做出的报道读者看了就忘，但晓琪还是认为读者能记住两天都好。

在接到爆料后，晓琪潜入院舍调查。

爷爷在养老院自杀的事情让晓琪始终有心结，更加深了她对院舍里这群弱势群体的同理心，比如她不平则鸣，比如她在冬至日赶过来给大家加餐。

在了解到院舍里众人的生存现状后，晓琪感受到第二层次的“无力感”——来自现实的无力感。

电影聚焦的是香港私人院舍在监管不善下产生的惨剧，电影中的案例均改编自香港真实事件。

包括2015年的长者遭脱光露天冲凉事件、2016年的院舍涉嫌虐待、长期捆绑事件，2016年的康桥之家前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获撤控事件，以及2016年的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在电影中，经由晓琪的目光和镜头，这一幕幕重演。

观众很容易质问：为什么不把院友送到公立机构？

为什么这些虐待院友的私人机构不被关停？

除了把院友们送到院舍，就没有其他路径了吗？

这些无不指向制度上的不足和漏洞。

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供不应求，在香港，残障人士一般需要排队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立床位，政府将一部分责任外包给私人机构。

私人机构的资源同样不足——比如电影中的彩桥之家八十多名院友，仅有两人负责管理看护。

这些机构纵然屡屡违规，相关部门也只是一次次警告而非直接关停，否则院友就没了去处。

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家看护呢？

电影中在不同场合中出现同一句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照顾失能老人或残障人士不仅需要经济投入，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家庭成员需要牺牲工作、个人生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状态都构成挑战。

前段时间，《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刷屏，这样的困境已经是老龄化社会的普遍难题，香港要面对，我们也要面对。

电影的第三层“无力感”，来自晓琪努力的“徒劳”。

经过侦查组全员的共同努力，晓琪揭开彩桥之家的黑暗面，揭开院长章剑华（林保怡 饰）忠厚老实、诚恳真挚面具下的兽性一面——他性侵心智障碍的少女……虽然晓琪的报道很轰动，章剑华的性侵却因证据不足被律政司撤控，虽然彩桥之家终被关停，晓琪却遭受千夫所指。

这是电影中反高潮的一幕：雨幕低垂，晓琪穿行于人群之中，两旁聚集院友和他们的家属，彩桥之家关停，他们等待被移送到其他地方。

指责的话语如同锋利的箭矢，无情地刺向晓琪孤独的身影，她的一腔热血和愿景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难以抵挡那汹涌而来的误解与攻击。

这或许才是那些像晓琪一样的记者，最难过最无力的地方。

这不是说新闻是错的，也不是记者失责失职，而是新闻报道所诉诸的正义，与现实中所取得的正义，几乎总是存在着巨大落差。

尽管新闻报道可以揭示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但它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一定得到解决或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确保“一劳永逸”或“药到病除”。

很多社会问题是复杂性的系统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新闻报道可以揭示现象，却很难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则。

从受众自身的视角来看，新闻报道往往只能激发我们的意识觉醒和情绪共鸣，但将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政策支持以及个体的努力。

我们很多人对热点确实是“三分钟热情”，愤怒情绪一过，好像也就不怎么关注事态进展了，自然谈不上改变。

此时，便有可能出现电影中的这类情形：正义看似到来了，但它又没有完全到来，正义帮助了人们，但它又没有完全帮到底。

虐待院友的彩桥之家关停了，但这些院友确实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在院舍虽然处境很糟，至少有一张床，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不至于流落街头。

公立院舍的增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私立院舍的监管长期不足，也很难保证整个看护系统的生态会有本质性的好转。

记者明明是履行职责，明明是出于公心，明明是要守护社会正义，最终却陷入孤立无援、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境地。

电影是要向种种“无力感”妥协吗？

并不。

晓琪从众人的指责中穿过，走向通伯——在院舍里“装傻”的通伯其实是名智者，他看得比谁都通透。

他安慰晓琪：“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字字千钧，既拯救了晓琪受伤的心灵，也给了银幕外千千万万的记者同行们很大的慰藉。

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持有对正义的追求，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现实所能实现的正义打了折扣，记者可能因此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击，被无力感深深困扰。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提醒了记者朋友，当他们的报道出于良知、原则和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使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或批评，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

优秀的新闻记者会始终怀揣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们也要义无反顾去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虽然不会立竿见影有最好的结果，但每一次“对”的报道都是向正义靠近的步伐，每一次的努力都有可能推动众人共同去寻求、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就像电影中的台词所说，“可能我们试过1000次都没有用，但说不定这次就会改变”。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恰恰体现了新闻记者的可贵品质，恰恰是新闻的价值所在。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晓琪的报道，连同《白日之下》这部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未必一步到位赢得完美的正义，至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久前，电影中原型的那个性侵院长，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尽管去做。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