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

今年戛纳主竞赛唯二黑白影像影片其中一部《盛夏》（另一部是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的战争爱情《冷战》）是一部关于音乐、关于人物的电影，一部不那么传记的音乐传记片，讲述了前苏联摇滚先驱级人物维克多·崔在成为旗帜性人物之前夹杂着坚持、反抗与私情的历史与历史再创作。

影片聚焦的并不是摇滚乐迷津津乐道的关于崔的呐喊，也不是Kino主唱创作的艰辛，更不是他面对前苏联政治体制激发的关于公众关于意识形态的反抗。

导演似乎也避开了年代政治的大部分内容，即便不可避免，也尽量辅以音乐之佐料，让对年代的反叛从音乐中表达，再加上在影片中穿插所谓的复古涂鸦式MV，很容易陷入到导演刻意营造的音乐表达中，而一旦涉及到音乐，就关乎情绪了，一旦情绪涌了上来，音乐就别有韵味了，况且这是表达极致情感的摇滚。

所以，这部没有将镜头对准维克多·崔辉煌时刻的传记片，显得那么的不华丽，但限制了抗争，去掉了癫狂，以递进的私人情感为主线的另类摇滚表达，才显得如此美妙。

前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维克多-崔1962年6月21日出生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克基乌尔达，父亲是韩裔、母亲是乌克兰人，维克多·崔很小的时候到了列宁格勒，在前苏联国民反抗情绪高涨的那个年代，进入了列宁格勒从此便再也没有宁静恬淡的生活，维克多·崔曾今考上了谢洛夫美术学院，上大学期间的十年，也是前苏联政治体制摇摇欲坠的十年，这期间作为学生，充满对自由向往的维克多开始写歌，创作被当时视为对国家的背叛的从西方流入的摇滚乐，而经历了柔情的Beatles和美国70年代狂放表达自我的重金属、华丽摇滚时期，此时近乎成为自由、反压制、极端人性的摇滚乐顺理成章成为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前苏联年轻人表达对刻板、形式主义的现实政治的强烈情绪。

维克多·崔因此因为进入了学校领导禁止学生进入的领域被开除出学校，而后他去了一所专科艺术学校上学，并且继续搞创作自己的摇滚音乐 。

维克多·崔《盛夏》描述的就是还在学校，组建“加林和双曲线”乐队时期的维克多·崔，电影中的“加林和双曲线”是由其导师、前苏联摇滚奠基乐队之一Zoopark主唱mike为崔和他的同学打造，而偶然遇见前苏联当代最出色的摇滚乐队“阿科瓦里姆（Akvarium）”的主唱鲍里斯-格列本许科夫，崔的音乐生涯驶上了高速列车，加入摇滚音乐协会，组建了前苏联摇滚史上最伟大乐队之一的Kino，在鲍里斯的支持下，Kino的第一张专辑《45》面世，自此，维克多·崔和他的Kino踏上了反对不自由、反抗僵化教条之路，他用他的摇滚武器引领着前苏联的青年们捍卫爱情友情、对和平的热爱和表达改变、革新的政治诉求。

戈尔巴乔夫曾经亲自接见过维克多·崔，并热切对他说：“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

”。

不断的创作和与保守派的对峙几乎充满了崔的摇滚生涯，苏联解体的前一年，也是举世瞩目的俄罗斯红场摇滚音乐节前一年，维克多·崔因为车祸离开了他用短暂一生战斗的人间，第二日，所有改革派的报纸大幅报道一代摇滚先驱的离去，莫斯科的青年人选择阿尔巴特大街作为纪念歌手的场所，在拥挤的阿尔巴特大街，他们找到一面墙，把这里当成永久的祭奠之地，这也是维克多·崔的人面像多见于街头的原因。

人们在维克多·崔之墙前面怀念崔“维克多·崔对我们国家年轻人的意义超过任何政客、名人或者作家。

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谎，也从来没被收买——他从未改变。

他是唯一一个形象与现实表里如一的摇滚明星，他的人生就像他的歌中唱到的那样，他是摇滚乐最后的英雄。

”激进改革派的《共青团真理报》在维克多离世第二天写道。

附：崔以阿富汗战争为背景的《血液型》：温柔的安乐窝，不过街道在等待我们的脚步。

军靴上面如星光的尘埃……舒适的沙发、格子纹络的沙发套、没有按时扣动的扳机阳光照耀的日子只是在灿烂的睡梦中虽然有付出代价的手段，但我不希望廉价的胜利谁的胸膛我也不想践踏我希望和你在一起，我只是希望和你留在一起不过天上高高的星星召唤我上路我的袖口上记着血液型我的袖口上有我的军号为冲向战场的我祈祷吧 为我祈祷吧不要让我留在原野上不要让我躺在原野上祈祷我的胜利 为我的胜利祈祷吧那年夏天，无关政治影片名字《盛夏》来自是zoopark主唱mike创作的一首歌，然而除了影片的前半段一处河边戏水，盛夏的气息便难觅踪迹了，变革的前夕，社会关系高度紧张，哪里有盛夏，即便人物们穿着短袖露着胳膊，但社会的寒意通过黑白色调无孔不入，与曾经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摇滚乐，如今却是年轻人乌托邦式的信仰，沉浸在摇滚的中央，确实另一种盛夏。

激情四射的摇滚与黑白影像的组合是《盛夏》给人带来的新鲜感，黑白影像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年代质感或者将身处纷繁的事物提炼出抽象化的形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列宁格勒，黑白的画面像是导演有意制造一种回忆的氛围将你我囊入其中，周遭社会政治的不安经过黑白色调的磨合棱角也不那么分明了，唯一的火花来自列宁格勒那群看起来像疯子的年轻人和他们虔诚热爱的摇滚乐，70年代是摇滚发展的黄金十年，Queen、Davide Bowie、G N' R、T-Rex等歌手或者乐队让这10年打上了摇滚的烙印，彼时摇滚代表着一种精神，来自心底反叛与自由，而到了分崩离析的前苏联，摇滚乐便不再是它从前的样子，浓郁的政治意味让摇滚更像是武器，年轻人的精神武器，它演奏着红色，怒吼着愤怒，指缝间流淌着革命血液，它撕扯着红色，在好似不堪一击的压抑政体面前予以最有力的暴击。

都说摇滚是资本主义解放人性的产物，倒不如说摇滚是人类本来的样子。

时代大格局下的摇滚像狂风暴雨，而黑白影像中的摇滚却似乎去除了时代，离开了精神指引，从历史长河中剥离出一种抽象的、纯粹的艺术图景，七十年代北美躁动发泄的摇滚风格进入前苏联，黑白凸现了年代质感更是降格了70年代的摇滚表达，是年代诉求，也是狂野与文艺的有效融合，也许那个夏天不像盛夏，但通过黑白，也许世界还是会变得美好。

浸淫在黑白画面中，当突然出现彩色时，那一刻的色彩显得多么的不真实，导演用自己的语言制造了一个黑白的年代，不知不觉，我们的色彩观为之颠覆。

导演应该是想着与那个年代愤怒的情绪背道而驰的，影片开头或许就奠定了这样的基调，摄像机对准人物，随着人物走上旋梯，镜头跟着人物摇向前进的方向，到人物近端，摄像机处于微动态的颠簸中，兼具纪实感与艺术性，镜头美感作用于演奏的摇滚乐，与略显抽象质感的黑白影像合力带来了艺术摇滚的舒适情绪和美感。

影片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微动态的镜头、跟随人物的视点，摄影层面的动态表达和黑白图像下相对和谐的摇滚诉求，形成了一种美妙的融合。

三角关系却成了影片的主线影片作为人物传记并没有聚焦维克多·崔成为年轻人精神偶像的段落，而描写那段经历必然会涉及大量政治背景，但离开了反叛、愤怒人还有小格局的成长与情绪；作为关于音乐的电影，成长的得失与情绪的升华离不开音乐，都说歌舞片中的歌舞是情绪的升华，面对开心与失落，谁不愿意扭动几下吟唱几句呢，这是人类本真的表达。

但影片中的MV呢，当乐队一伙人与顽固的老人对峙，但崔与Natacha在巴士上挤出一条下车的路，当Mike回家路上遇到电话亭中的女人，这一刻的情绪表达又是怎样的呢？

一个人如果意识到一系列潜在的运动的全部含义，他的意识中可能就不存在情绪而如果他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点，那么，一系列运动行为就是不连续的和不完全的，并且他就会体验到情绪，而诗歌和情绪有关。

诗歌来自情绪，诗歌是情绪的一种形式。

而当音乐与画面结合形成音乐录影带，人们可以“看见”音乐，人的情绪似乎随着音乐画面具象物体化了，情绪不再抽象，变得可以描述，这是诗歌做到的，MV也在影片中做到了。

还记得《雨中曲》里的一幕吗，与心爱的人道别后，唐在雨中围绕着灯柱唱跳、挥洒情绪的画面成为了经典，我们很难将这一场景用MV概括，毕竟那存在于电影中，服务于电影情绪，而那时更是没有MV的概念；但如今，MV已是成熟的娱乐产业产品，在MV里讲述故事被称为“电影MV”，音乐是基础，故事是主体，满足人们的视听习惯，但电影里未尝不可尝试融入MV，MV需要以一种方式在电影里体现价值，这种方式似乎是影片里体现的情绪，即故事中的情绪感。

所以影片中所谓的“MV拍法”我更愿意理解为探讨MV融入电影的实验性拍法，颇具诗性，放大情绪，体现了情感。

彩色画面却显得不真实至于故事，在如此体现质感的包装下，无需大格局，无需政治话语，更无需煽动群体意志，也许愿意安稳呆在包装框架里的情节才最合适。

小格局的人物传记《盛夏》是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第三场，虽然没有志在拿奖电影那样野心勃勃的模样，但至少足够让人眼前一亮。

❤个人公众号，关于影评，欢迎关注❤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601.html括号开始，1962-1990，括号结束。

生卒年的标记打在画面上，一种生命时间的刻印显得残酷，它仿佛标记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戛然而止的那个端点：1990年，作为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基诺”的主唱，有着“苏联摇滚之父”之称的维克多·崔，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演唱会后不久，因为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而当这一串生卒年数字被打在画面上的时候，维克多正在舞台上尽情唱起摇滚歌曲，他是激情迸发的，他是充满豪情的，即使只是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个小小的剧院里，维克多依然沉浸在摇滚世界的巨大热情里，底下的人拍手鼓掌，一起唱和。

但是当生命的标记变成一种注释，似乎关于身后的死亡正汹涌而来，而更改了乐队名字为“基诺乐队”、飘逸的长发被剪短的维克多，当他唱起那首歌，似乎这一切变成了一个预言：“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一周是短暂的，当一棵树只有一周的生命，它是渴望迅速地成长，还是接受命运的摧残？

1962-1990，这是维克多的生卒标志，而在他之外，那个站在过道上和妻子娜塔莎一起来听演唱会的麦克，当镜头扫过他，画面中也是打出了一串数字：1955-1991——依然是生卒年的标志，依然是命运的残酷，依然是摇滚的陨灭，也依然是不会超过一周的生命之树。

维克多和麦克，苏联摇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最后都以数字化的方式注解生命的过程，似乎变成了对摇滚本身的质疑——维克多和麦克的死亡都和阴谋论无关，但是“谨以此片献给我爱的人”，似乎就把生命的无常和摇滚世界陨落建立起了某种诡异关系，摇滚发生着，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着，但是猝不及防的一切，会随时带走那些记忆，带走那些爱，带走生命之树。

摇滚属于那个盛夏，盛夏，“我在城里买了一份报纸”，盛夏，“今天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盛夏，“暴徒们带着铁齿虎”……《盛夏》是麦克的代表作，总是带着墨镜的麦克其实已经成为苏联摇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他的世界里，关于报纸新闻，关于盛大音乐会，关于暴徒，似乎也成为了时代的一个隐喻。

生活在八十年代早期的列宁格勒，麦克看起来在摇滚的世界里对传统进行着解构，在盛夏的耀目光芒中诠释激情，但是在现实里，麦克却并非是非主流的存在，他和娜塔莎结婚，生有一个叫杰尼亚的孩子，摇滚乐队在以“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摇滚俱乐部里注册，而演出似乎也只是在俱乐部的舞台上——恪守规则，遵守秩序，麦克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演绎着。

而当维克多找到他，并且跟随他进入摇滚世界，两个人的观念其实发生了某种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一方面维克多的自由为麦克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激情，另一方面，在规则面前，他们却不得不妥协，甚至让步。

一开始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麦克的理念是：“酒分两种，好喝的，和特别好喝的。

”音乐，或者摇滚，也如酒一般，而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做“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在特别好喝的阐释中，两个人其实并不一致，在海滩上，维克多和同伴罗夏找到了偶像麦克，献上了自己的歌曲，麦克说“音乐棒极了”，但是那首《懒惰鬼》里最后加上了“妈妈，妈妈”，后来维克多的《八年级女孩》，麦克建议再升高一个调，或者建议那些歌曲再抒情一些。

而维克多似乎并不苟同于麦克的见解，“我不喜欢被修改”，所以当麦克提出意见时，维克多总是坚持自己，但是麦克作为引领人，维克多也无奈放弃自己的观点。

两个人之间或者只是对于音乐理念的不同而已，但是在维克多逐步建立乐队，并加入摇滚俱乐部的过程中，他面对的是妥协还是坚守的冲突。

要申请加入摇滚俱乐部，所作的歌词必须进行审核，伊万诺娃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歌词的把关人，当她听到维克多的音乐作品《八年级女孩》时，第一个问题是：“这首歌批判了什么？

”麦克抢先回答：“批判了滥交。

”伊万诺娃问，这是一首喜剧作品？

麦克点头，而当伊万诺娃要求维克多自己回答时，麦克故意支开了乐队的三名成员，让他们去倒开水，而当三个人拿着水杯过来，在麦克的努力下，这些歌曲已经通过了审查，它们作为“喜剧作品”表现了“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俱乐部宗旨。

加入了俱乐部，维克多的摇滚生涯似乎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但是在和麦克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取名叫“加林和双曲线”乐队，只是麦克随意性的命名，而当乐队的鼓手奥列格通过了征兵，乐队没有了鼓手，维克多为了推出自己的专辑，希望鼓手的部分用录音代替，而麦克却认为“这不是摇滚，这是迪斯科”。

在录制专辑时，维克多终于无法忍受不像自己当初所设想的音乐，“这声音太糟糕了。

”在走廊上抽烟的时候，乐队成员罗夏对他说：“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无奈之下的妥协，维克多选择再次进入录音棚。

让孩子们喜欢自己的歌唱起自己的歌，真的是摇滚？

这个疑问维克多曾有过一次回答，在专业人员组成的小型推介会上，有人问维克多，你梦中的音乐会是怎样的？

他说到了一个词：大家，大家喜欢，大家狂欢，才是真正的摇滚，才是梦中的音乐会，而这个大家显然不是罗夏所说的“孩子们”，那种“为了孩子”在教化意义下的音乐，无疑是在规则之中的存在，就像伊万诺娃定义他们是“新的喜剧摇滚乐队”一样，都无非是审查之后的产物。

所以，对于维克多，甚至对于麦克来说，当摇滚世界被这些合理化的规则所制约的时候，自由的精神在慢慢消退，那种“盛夏”的狂热感觉也渐渐褪色——它们的狂欢，它们的激情，它们的破坏性，在另一种想象的世界里发生：在从海滩度假回来的火车上，面对乘客指责他们的音乐是“野兽一样的尖叫”，是“美国敌人唱的歌，大家开始了颠覆，他们在乘客间做恶作剧，他们打到诋毁的那些人，在完全解构了秩序的世界里高声歌唱，但是那个眼镜男举起牌子：“这些都没发生过。

”当维克多和娜塔莎酝酿了新的歌曲，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乘客都开始唱起这首歌，甚至连站点播报，售票员讲话，都变成了摇滚，而最后下车时，骑着自行车的眼镜男又对着镜头说：“这并没有发生”；当小型音乐会交流之后，随着音乐响起，大家开始疯狂起舞，维克多和众人一起唱起来，眼镜男在人群中又对着镜头说：“这不是真的。

”……音乐随时响起，每个人都会吟唱，这或者就是维克多所说的梦想中的音乐会，而每个人都是“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才真正符合摇滚的精神，才是盛夏的写照，但是当这一切都变成如MV的幻境，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又回到了现实。

音乐被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情感的爆发，一个世界则是情绪的收敛，一个世界是天马行空，一个世界则是循规蹈矩，一个世界是音乐本身，一个世界则是规则的制约，所以在“这没有发生过”的巨大失落中，那些梦中的一切只不过是虚幻的存在，它无法抵达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盛夏里没有“盛大的音乐会”，没有“带着铁齿虎”的暴徒，而正是因为自由之树被预言了一周的生长期，所以无论对于维克多还是麦克，都选择了克制。

这种克制在麦克、维克多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里，却呈现出一种隐忍。

娜塔莎带着女伴偷偷溜进俱乐部，又举着心型牌子示爱，都是他们爱情的一种证明，但是当维克多出现之后，这种关系受到了威胁，在海滩上，娜塔莎和维克多在一起，这是他们初次见面，似乎其中的暧昧已经传递出来，麦克看着他们说了一句：“最终她会制造绯闻。

”随着维克多越来越频繁地出入麦克的家，他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他们一起吃那个心形西红柿，他们一起散步买了无价的杯子和双倍浓度的咖啡，他们一起为孩子杰尼亚洗澡，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娜塔莎告诉麦克的是：“我想吻维克多，但是罪恶感会杀死我。

”似乎是一种信任，麦克也没有愤怒，而是说：“去亲吻吧。

”当娜塔莎面对维克多时，也告诉他：“麦克允许我吻你。

”维克多说：“有书面准许吗？

”娜塔莎对麦克不隐瞒，麦克对娜塔莎不愤怒，维克多又要所谓的准许，似乎他们都给了对方一种自由：娜塔莎真的吻了维克多，但也仅仅是吻了，她却把自己要好的玛丽安娜介绍给了维克多；而麦克知道这个绯闻无可阻止，表面上无所谓，却在一个人的时候，承受着痛苦，他一个人站在瓢泼大雨中，站在电话亭里，给娜塔莎的电话没有打，他就这样在大雨中感受到一种透彻，而一个女人进了电话亭，硬币一次次被吞掉，气急败坏地她和麦克走在一起，“你是不是被女朋友赶出来了？

我是被我父亲赶出来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坐飞机过来，因为我太骄傲了。

”两个人似乎同病相怜，而麦克在被大雨淋透之后，又像没事一样去了鲍里斯那里，“我要写一首无意义的歌。

”歌曲写完，似乎那种情绪也终结了，回到家，又像没事一样躺在娜塔莎身边。

两个人躺着，安静地可怕，而其实每个人都在斗争着，在相同方向的躺姿之后，麦克又转过身来，背对着娜塔莎，之后天亮了，之后起身，在一个人的时候，他骂自己是傻瓜；而娜塔莎知道麦克的痛苦，面对维克多时说：“麦克已经在忍耐的边缘了。

”然后离开时扬起了手，“我的戒指拿不下来了。

”一种示意：必须回到婚姻世界里。

维克多是不是真的爱上了娜塔莎？

娜塔莎是不是找到了和麦克不一样的爱情？

麦克是不是真的会爆发？

在这个隐忍而回退的结局中，爱情似乎都藏在了心里，婚姻似乎还维持着现状，而这一切也是规则，也是秩序，就像眼镜男举着牌子面对镜头时所说，这一出爱情故事不是真的，“它没有发生过。

”“加林和双曲线”乐队更名了，维克多的发型变了，爱情终止在不被摘下来的戒指上，当维克多在舞台上演绎激情，台下的麦克提前走出了走廊，而娜塔莎满含着泪光，注视着维克多，然后也留下了一个背影，“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于是激情的盛夏落幕，盛大的音乐会落幕，于是生命变成了写在括号里的一串数字，就像那个讲究规则和秩序的时代，只有它曾经真实发生。

【 日谈公园原文戳此！

】对摇滚乐迷们而言，音乐传记电影总是看不够的。

刚刚斩获金球奖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用好莱坞笔法复刻了Queen主唱弗莱迪的一生；相较之下，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的《盛夏》却很逾矩，不去提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的那些传奇标签——他是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韩裔移民；他在禁止摇滚乐的年代，创立了摇滚乐队“kino”（Kино）；他用音乐为政治变革发声，成为全国年轻人的精神领袖，连戈尔巴乔夫都是歌迷；他年仅28岁死于车祸，被称作苏联解体前“最后的英雄”；今天，俄罗斯有他的纪念墙、雕塑和同名街道，民众游行时仍在唱他的歌……

无论维克多·崔本尊，还是《盛夏》电影的韩裔演员，都！

好！

帅！

电影只截取了维克多一生中最不起眼的片段。

在传奇成为传奇以前，或许每个切·格瓦拉都曾有一段《摩托日记》，而每个维克多·崔，也都曾有与青春、朋友和摇滚乐有关的《盛夏》往事，冥冥之中将命运改写。

80年代初，列宁格勒盛夏的海边，小有名气的主唱麦克跟朋友们弹着吉他：“盛夏 / 太阳出来了 我却被辞退了 / 没有钱 但有很多时间 / 我也不需要钱”，在苦闷岁月里，它像一缕清风。

毛头小子维克多·崔循着歌声找到他们，从此正式踏入了地下摇滚圈。

事实上，那段日子是难捱的。

苏联政治气氛一片肃杀，摇滚乐这种“美国毒草”，只能生长在地下俱乐部里。

当维克多在台上唱起叛逆歌词，巡查人员会严格监视，观众在礼堂中正襟危坐，不敢随节奏摆动；审查员赞美抒情歌曲，却批评维克多的歌是“臭水沟音乐”。

年轻人压抑着的躁动情绪，被电影用超现实的手法，在想象中呈现出来：火车厢里，他们跟思维保守的同志干架；小礼堂里，他们肆意地pogo跳水。

尽管其实——

影片中的讲述人打破“第四堵墙”，与观众对话那时的维克多还不是大英雄。

电影中这个夏天，他才不想管什么审查员，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一心只想创作音乐，唱出年轻一代的心声，也渴望一方小小舞台。

麦克和妻子娜塔莎的那幢集体公寓里，装着这群摇滚青年最纯粹的快乐：他们一起听披头士、齐柏林飞艇、地下丝绒和大卫·鲍伊，模仿和弦与嗓音；维克多做木匠攒了钱，和朋友们商量“先买效果器还是先买酒喝”；有时半夜排练，邻居唾骂他们是社会败类；娜塔莎在做饭和带孩子之余，开始听维克多推荐的歌；还有个朋友喜欢摄影，总拿着相机纪录他们厮混的时光。

毫不意外地，娜塔莎把从前对麦克的迷恋，移到了维克多身上。

但在一个轻轻的吻之后，这段夏日罗曼史戛然而止，维克多依然珍惜麦克这位音乐知己，娜塔莎也选择回归家庭。

借火儿引发的爱情现实中，维克多和麦克几年后相继离世，娜塔莎把这些夏天的秘密写成日记。

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在读过之后，才决心要拍这部电影。

无关政治议题的沉重、没有8点档三角恋剧情，《盛夏》只是一首动人的短诗，献给爱与自由。

20多岁的日子，就该用来追逐那些滚烫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

和故事里的维克多·崔一样，很多人后来都头顶着耀眼的title，在自己的领域里扬名立万。

但幸好，在青春年少时，谁都不可能预知未来的人生，十多年前的夏天，他们的生活中也只有朋友、音乐，玩乐队就是最肾上腺素飙升的事，那些时光同盛夏气味混杂在一起，成为私人的情感记忆。

在日谈往期节目里，我们也珍藏了一些滚烫的青春。

他们是：1. 野孩子乐队成员 /大理某业余毽子队选手 张玮玮 戳此收听：Vol.58 从河酒吧到白银饭店

2001年，张玮玮在“河”酒吧门口 摄 / 安娜2. 电影《大三儿》导演 佟晟嘉 戳此收听：Vol.146 我有个发小儿叫《大三儿》

3. 反狗乐队成员 / 前顶楼马戏团乐队成员 / 纪录片导演 / 著名电台日谈公园串门主播 梅二戳此收听：Vol.142 梅二的Ten New Songs（上）

爱电影，爱音乐，逛逛日谈公园吧。

苏联解体前勃列日涅夫的共产时光，受监管的地下音乐里诞生了后来被誉为苏联摇滚教父的维克托·崔，影片以帮助了维克托的Mike夫妇为切入，解构音乐并相对的进行时代还原，看似很大程度地在规避政治，但这里是列宁格勒与摇滚，是蒙住双眼蒙住天也要看见幸福的红布区，你看见堕落就是堕落，看见真诚就是真诚，《危楼愚夫》的结尾，放的就是维克托的《宁静的夜晚》。

重要台词1我代表摇滚俱乐部部门，对你们表达感谢2喂，摘掉你的眼镜，我从没看到过你的眼睛3苏联摇滚音乐家必须发现人性好的部分，并且扮演积极的社会角色4祖国为你提供教育，祖国教会了你，为了什么？

为了你可以建造房子，成家立业，然后种一些树，但是你们就像野兽一样尖叫”“性爱手枪才在尖叫，我在怒吼5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发生，如果发生就好了6你为什么想要拿起吉他？

7我认为写一首无意义歌曲是一种成就

（原载8月24日《北京青年报》） “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

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电影《盛夏》中，列宁格勒摇滚圈大哥Mike安慰着小伙伴维克多.崔，初出茅庐的这位未来摇滚巨星，打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自我要求。

是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最棒录音棚，显然是为人民功勋艺术家们准备的，没有腐朽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也就不会有为反叛躁动青年们准备的商业流通机制。

在赴俄罗斯世界杯之旅前，为避免手机音乐跨国版权受限，我提前从在线音乐平台上下载了维克多.崔和KINO乐队最初的两张专辑，《45》和《46》。

效果糟透了，干瘪的吉他和弦拖不起维克多诗意的表达，再说我也不懂俄语，于是在俄国一城城游荡着，渴望应景凝听的我，不得不按下了停止键。

不过相继亮相戛纳电影节和First影展的《盛夏》，却有着极其出色的声响和画面，清爽又悠远如每个人记忆中最美的17岁歌声，黑白却透亮似我们用梦境美化雕饰的最浪漫夏日。

故事开始于1980年代初的列宁格勒，从外到内的第一场戏，将时代背景交待清楚。

两个年轻姑娘爬梯翻窗，在演出策划人的帮助下，偷摸进列宁格勒第二摇滚俱乐部。

那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常见的礼堂，有着屁股离席会弹起来发出噪音的塑料板凳，台上长发披肩的动物公园(Zoopark)乐队，在嘶吼着极富煽动性的朋克歌曲《你是垃圾》，台下的观众却在巡场管理员的严密监督下，只能用脚尖轻打着拍子，不敢晃动身子更别说忘情起舞，一曲告终，拍手致谢，如同台上卖力演奏的，是马林斯基剧院里的古典乐团。

摇滚乐迷们都记得有着Metallica、Pantera、AC/DC等金属名团出场的《1991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录像里面，黑压压的观众在振臂嘶吼，维持秩序的警察在用铁棍暴揍歌迷。

当然，这或许是剪辑故意制造的对立感，更有传言说，这场音乐节观众超百万，踩死32人，打死几十人。

苏联以1991年年底的彻底解体，更为这次音乐节及其传言增添了某种因果关系。

也以此反推回10年前，民谣旗帜维索斯基在莫斯科冬奥会前逝世，悲伤的群众接着听到其精神衣钵的继承人维克多.崔，对现状的愤怒却依然不能在摇滚现场得到充分发泄。

《盛夏》的故事时间段很短，几乎就是维克多.崔融入列宁格勒摇滚圈的第一个夏天，剧情也很简单，维克多与赏识自己的伯乐Mike英雄惜英雄，却也加上Mike的漂亮妻子Natacha，而发展出一段坦诚又纠结的三角恋。

双男主角中的维克多.崔（Viktor Tsoi），是苏俄爱好者熟知的摇滚英雄，对于中国乐迷来说，因为维克多与我们的摇滚教父崔健同姓又同是朝鲜族，就产生出一种巧合的神迹，而其实维克多.崔从出道时间上看来，远称不上苏联摇滚教父。

至少第二位男主角Mike，就更是列宁格勒摇滚圈的大佬级人物，虽然Mike的乐队“动物公园“也同样贯穿了《盛夏》始终，其后世影响力却远不如维克多.崔和他的KINO乐队。

如今俄罗斯很多城市的中心公园里，可能都会有着一座手持吉他的民谣英雄维索斯基雕塑，而维克多.崔却是出现在穷街陋巷最多的涂鸦形象，同样如电影中Mike所愿，大小城镇的孩子们至今仍抱着吉他在走廊上哼唱他的名曲《血型》，如同走入一个云南偏远乡村可能看到少年在弹唱Beyond的《海阔天空》一样。

世界杯决赛那天，我穿过叶卡捷琳堡列宁广场的地下通道，墙壁上画着维克多.崔，少年乐团恰在弹奏着电影《盛夏》的片尾曲——《夏末》。

墨镜与香烟、长发与鸡冠头、短袖与长裙，如若不是片中角色说着俄语，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好看的青年，是曼彻斯特的朋克或旧金山的嬉皮。

列宁格勒的摇青们，试图做出与西方也与苏联不一样的声音，可他们追逐着地下丝绒和David Bowie的唱片，跟上了从T-Rex华丽摇滚到Joy Division后朋的潮流。

他们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末日将至，也没有找到八十年代新一辈的集体价值，但与西方同行一样，追求着“和平与爱”，信奉着“艺术家不能被婚姻束缚”，偏偏放手让爱人去吻（暂时）更爱之人的，正是不该被束缚的艺术家Mike。

与我们推广西方摇滚乐的乐评前辈一样，Mike在陋室里翻画着专辑封面，查着俄英字典翻译着Lou Reed的歌词。

他借口工作，让Natacha与维克多共度一夜，坦诚而大度的表面之下，却是涅瓦河畔任雨夜折磨的伤痛身心；他邂逅一个从海参崴飞了大半个俄罗斯过来寻爱的疯妇，产生了与《猜火车》中雷登一样的幻象和一样的音乐——Lou Reed那首《Perfect Day》——“去公园里喝杯桑格利亚，到动物园逛逛，看场电影，然后回家，多么完美的一天。

”电影中所有伴着简笔动画效果的幻想画面，全被一个墨镜解说男一一否认，“这不是真实的”。

列车上朋克与克格勃干仗不是真实的，演出现场观众和监督员一起跳水碰撞不是真实的，雨夜里的Perfect Day也不是真实的。

墨镜解说男是片中角色视野所不及的隐形缪斯，他听着Mike那些关于情情爱爱的布鲁斯，批判着“相较鲍勃.迪伦，俄罗斯所谓的摇滚一点也不关照现实后，世界上哪可能有抒情的英雄”。

电影中除了苏维埃礼堂和城市大家庭客厅外，最多出现的室内空间算是厨房。

这儿才是前苏联最重要的思想空间。

在白俄罗斯诺奖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回忆录《二手时间》中，苏联人民得“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转入私人厨房，在那里臭骂政府……亲朋好友们一道，产生各种思想，天马行空的规划，胡扯的政治笑话……我们一起偷听维索斯基的民谣和敌台BBC……只不过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口袋里竖起中指。

”当摇滚小伙伴们只是在口袋里竖起中指时，音乐愈发成熟的维克多.崔却通过《我们想要改变》和《血型》等名曲，大胆制作和发行具有政治议题和无限传播度的作品，也让他从列宁格勒小伙伴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反叛的时代英雄。

当然，电影并不想讲述一位英雄的整个摇滚人生。

我们都知道，维克多.崔在1990年8月15日凌晨，在拉脱维亚因疲劳驾驶，而车祸遇难，年仅28岁；我们鲜少知道，电影中维克多那位伯乐、好友兼情敌的Mike，也在一年后的8月27日，因公寓里一个事故导致的颅内出血而去世。

而他们歌唱又抗争的巨大祖国，在四个月后轰然倒塌。

与去年另一部摇滚传记电影《Nico》相似，《盛夏》也只是截取摇滚英雄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去精心打磨。

不过与颓丧的Nico不同，《盛夏》的1980年代初，是维克多.崔最纯净最美好的时光，即便他整天听着颓丧Nico的地下丝绒。

影片结尾，一个夏天过去了，满腹的心头话儿也该讲完了，在一段关于诗意日常的城市民谣中，维克多吻别了Natacha，镜头转入次日清晨Mike夫妇关于浪漫和梦想的无聊对话，再转入超8录像中波罗的海海边的盛夏，那是维克多初识友人和爱人的美好盛夏，是全片中唯一彩色却失真的部分。

20世纪80年代的列宁格勒——一个小礼堂里满满当当地坐着一百多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目不转睛盯着台上，轻轻摇晃着脑袋， 时而变换着口型，却又紧靠着椅背生怕弄出过大的声响。

礼堂四周有教官或保安模样的人来回踱步，也紧盯着他们的言行举止。

这是一场摇滚音乐会的现场，没有跳水更没有pogo，电影一开始，我们便随着两个姑娘钻窗偷偷遛进了这一个“乖乖的”摇滚现场。

摄影机穿梭在狭窄的后台和紧凑的舞台，台上一个带着墨镜的摇滚乐手，右手重重扫过电吉他的琴弦，嘴紧凑着麦克风。

他叫麦克（Mike），年轻人圈子里最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

《盛夏》简洁的故事线索围绕麦克展开：麦克和妻子娜塔莎（Natasha）遇到了麦克的崇拜者维克多（Viktor）。

维克多自己也是一位词曲作者兼歌手，他日渐显露的才华得到麦克的赏识和慷慨相助，与此同时，娜塔莎也与维克多陷入爱情。

维克多将麦克视为导师，三人开始了一段看似平稳的三角关系，然而琴弦、鼓槌和声带的震动之下是他们三个谁都躲不掉的痛楚。

在逼仄的公寓里哼唱一段旋律、临摹一张封面，或在朋友家客厅偷偷开一场小型音乐会，亦或是回到俱乐部的礼堂正式上台演奏，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将三人的交往浓缩进几个特定空间，散落在列宁格勒这座诺大城市的几个黑白角落。

显然导演在布光和场面调度上深思熟虑，令封闭的小空间复杂起来，娜塔莎的隐瞒与坦诚和麦克的洒脱与失落，都随着维克多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初见雏形而交织。

但导演还是好心肠地为这些列宁格勒的年轻人们留了一个发泄的出口：虽然《盛夏》大部分现实部分叙事以黑白呈现，但穿插在叙事中的四个超现实片段则以动画形式展现，即该片摄影师Vladislav Opelyants口中的“幼稚现实主义”——伴随着四首经典摇滚乐，覆盖在真人影像上的白色粉笔画为沉闷的火车车厢开启了一场西红柿大战，也可以在列宁格勒撑起整个宇宙，或令这座城市在深夜大雨中拥有一抹有温度的红色。

在这些MV式的片段中，摇滚乐调动起了各种年龄、身份的路人和乘客的律动，暗示着这座灰暗城市中的动力正喷薄欲出，而转机亦已暗流涌动。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历史上，麦克·诺门科（Mike Naumenko）是Zoopark乐队的主唱，而维克多·崔（Viktor Tsoi）是Kino乐队的主唱和创始人。

片名《盛夏》便取自Kino的一首歌名。

正如对他音乐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性手枪乐队一样，崔本人在80年代末的创作中积极为政治发声。

曾作为演员出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Sergei Solovyov）的cult片《Assa》（1987)的他，在该片结尾处一身黑夹克紧握话筒，以他创作的歌曲《改变》为影片作结：“我们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啦。

” 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变革的到来；但时至今日，《改变》仍在几年来俄罗斯民众的抗议示威中传唱。

在影片中，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对政治的表现非常收敛，并没有试图戏剧化或浪漫化这些年轻人在1980年前后的政治参与。

导演本人自2012年起担任莫斯科剧院果戈理中心总监，因所制作的戏剧作品多次挑战和挑衅政权而被反复审查，一年前突然被扣上“涉嫌贪污“的罪名而遭拘留至今。

然而，就《盛夏》本身来说，导演并没有把政治当做影片的卖点，反而选取了维克多·崔一生中最为平和的一个阶段，专注人物和故事本身，政治的紧张感对于影片来说更多是支撑着故事的客观现实。

但即便没有正面冲突，我们依旧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他们对现实、对政权的种种不满，同时，导演也巧妙地将政治氛围的紧张感通过与歌词审查老师的周旋和观众们听演唱会时的正襟危坐传达给了观众。

纵然对于某些资深摇滚乐迷来说，这些苏联的摇滚乐手们有着“蜜汁品味”——他们爱披头士、爱滚石、爱伊基·波普，却也爱比利·乔尔、黑色安息日——但我私以为，这样大杂烩的品味便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苏联年轻人们眼中的西方摇滚乐，是他们所热爱的：他们爱狂躁的riff也爱流畅的旋律，爱小情小爱的呢喃也爱愤怒的吼叫，说到底，他们不在乎这是朋克、是硬核还是金属，不在乎这摇滚乐是否血统纯正。

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像在炎炎夏日的夜晚脱光衣服冲向清凉的海水，他们只想接近它，更接近它，一切标签都可以被拆除、被撕碎、被遗忘，又或许他们根本不曾看到标签。

像呱呱坠地的婴儿疯狂地吸吮着整个世界的灵气，牙牙学语，他们模仿着一种嗓音、一个和弦进行、一段riff，蓄足精神向往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而正是这些单纯而莽撞的时刻构成了影片中真正击中人心的瞬间。

再回想那些有轨电车上被画上太空服的醉醺醺的乘客们，和那个跨域半个国家被红色画笔着上一袭红裙只为在雨中痛哭一场女人吧。

他们执拗地跑调，打着各自的节拍，管他唱的是神经兮兮的Talkings Heads还是狂妄的娄·里德（Lou Reed），对于这些活生生的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宣示着个体的存在，以自己的方式期待着变革的来临。

在影片结尾，导演还是选择落回音乐与爱情。

回归俱乐部的小礼堂，回归最初望向台上温柔大胆的眼神，回归摇滚乐带来的冲动和纯粹私人的情感记忆。

这份记忆之于我是高中时周五晚上骑车10分钟飞奔向的鼓楼MAO Live，也许之于你是一年四季从排练室穿到舞台上都不愿脱下科特·柯本同款开衫，之于他是绑在手腕上的音乐节门票，至于骚柔还是硬核，记忆本身就与这些定义无关，又或许，和摇滚乐也无关。

首发深焦DeepFocus

影片的“元电影”手法（影片中出现非叙境的人物直接面对剧中人物或者是观众说话）以及“印度歌舞式”的mv、动画都与影片整体的气质很搭配，影片的讲述的故事内容是前苏联传奇摇滚音乐人维克多·崔未成名前的故事，因此影片整体上呈现的是年轻和青春，在保守的社会环境下，青年人仍然在有限的空间内叙述自己的故事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情绪。

1都知道中国的摇滚教父姓崔，却很少有人知道，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有一位崔姓摇滚教父，全名叫维克多·崔（Viktor Tsoi），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出生的第三代韩裔移民。

更让我意外的是，崔健也是朝鲜族人，那是不是可以说，朝鲜人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这是玩笑话，不过还真是让人意外。

维克多·崔被称为『最后的英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最后一张专辑叫这个名字，当然他也名副其实。

如今，在俄罗斯最繁华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建有一面纪念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赶来，在那面满是涂鸦与鲜花的墙下，感慨，默念，或者只是静静地看着。

2最近失了业，有些无所事事，逛论坛，看到一部名为《盛夏》（2018）的电影，扫了眼简介，与摇滚有关，随手保存。

今天闲来无事，打开看看……在维克多·崔和朋友穿过盛夏的树林到海边去参加麦克的派对的时候，音乐响了起来：盛夏 太阳出来了 我被辞退了没有钱 但是我有时间我突然被电击了一下，我想又看到一部好电影了。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故事源于麦克和维克多·崔以及相关同仁的交往和情谊。

麦克是Zoopark乐队的主唱，而维克多·崔是Kino（意为电影）乐队的主唱。

片名《盛夏》取自他们的一首歌名，电影中，由麦克在盛夏的海滩所唱，慵懒，让人会心一笑。

据说整部电影使用的是家庭摄影机拍摄，这不得不让人感慨。

整部电影都很平实，没有刻意渲染，黑白影像为主调，不时插入的MV式的镜头、绘画涂鸦以及一些超现实的影像，让人融入，却又很疏离，似乎是即兴创作，却又有着严密的结构。

电影的叙事很散，似乎没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却又有着清晰的故事和情节。

像是随意记录一群年轻人在受限制的环境里，努力去做音乐，去创作，去表达，去追逐内心的自由。

如果不是事后去查资料，其实并不知道电影中的人物在前苏联乃至今天的俄罗斯有着怎样的地位。

不过，从电影中表现的音乐表演和词曲创作来看，水准却不低。

最触动我的也正是他们的创作劲头，在那样一种生存状态下，除了音乐，真的一无所有，他们偏执，隐忍，却又不失包容，特别是维克多·崔，满怀激情，虽固执，却又总能接受麦克的建议。

大概这就是一种惺惺相惜。

据说导演因“经济犯罪”，至今仍在监狱服刑。

在监狱里仍能创作，更不简单，让我想起伊朗导演帕纳西，狱中创作的电影还得了柏林金熊奖。

俄罗斯表面上看着是民主社会，但和伊朗、朝鲜以及某些国家，还是有着高度的雷同。

电影节选的并不是维克多·崔后期的事迹，反而是早期的起步阶段，这也可以看出导演的用心，重点不在政治或者其他，而在创作本身。

当然，政治从来不需要关心，而是我们总是被政治关心，电影中所呈现的社会状态对我们来说也很司空见惯，要表演或者其他什么事都需要某些人审批，别人的一句话很可能就决定了你的一生。

3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很是喜欢这样的音乐电影，一天到晚都泡豆瓣和论坛找资源。

记得看过斯科塞斯拍的、关于鲍勃迪伦的《没有方向的家》（2005），关于大门乐队的《大门》（1991），关于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迷墙》（1982），当然少不了那部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恨不得给六星好评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2012）。

此外，还有科恩兄弟温情脉脉的《醉乡民谣》（2013），用力过猛的《爆裂鼓手》（2014），其他一些就比较酥软了，比如《曾经》（2007）等等在这里，不得不提一部NHK的纪录片《HeyJude与自由的故事》，当年也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HeyJude》是披头士的名歌自不必说，但当1968年这首歌传到被苏联侵占的捷克，捷克歌手玛尔塔重新填词翻唱，将一首原本安慰失意少年的抒情歌曲，变成捷克人捍卫祖国和民族尊严的自由之歌，而她也因此消失了长达二十年。

直到1991年，玛尔塔登台献唱这首歌，早已深入人心的捷克版《Hey Jude》才又在捷克上空飘扬……看过了电影，也跟随电影回顾了自己关于音乐电影的记忆，时间流逝得那么快，而且悄无声息，但那些感动过的电影，却依然历久弥新……

我的心情取决于喝了多少瓶酒。

列宁格勒的美妞像铁线虫一样入侵了我的灵魂和身躯 。

我年幼无知的生命从此离不开朗姆、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

你个傻逼维克多为什么要修改我的歌，你把我一枪崩了我还是会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

你个傻逼要么唱好儿歌，要么给你儿子教画画，不要影响我弹唱长征二万五千里，你听说过没见过的朋克。

等杰尼亚长大，给他一把吉他，没有吉他睡不了妞，没有妞生不了娃，没有娃爷爷老了没人一起玩耍。

你要庆幸生在列宁格勒，庆幸生在共产主义，庆幸美帝雄鹰见了我们都会闻风丧胆四处逃窜的喀秋莎。

我们曾经一起跳着芭蕾，天鹅绒乐队来给我们助威，黑胶唱片里都是我们的青春和性爱。

萨利不会跳舞，他带着孩子去了地下，那里有流浪诗人，有糖葫芦，有等着被买走的套娃，回家后睡觉梦见了鲍勃迪伦。

夜晚的墙角，寒气逼人，我们为乐队的名字愁出了皱纹。

木箱上躺着不安分的摇滚，醉汉、廉酒、基诺、餐叉、螺锥、沙丁、外套、皮革，妈的，世界上那么多词汇，这一刻都被狗吃了。

为了买吉他，我们去卖淫，为了买扩音器，我们去车站偷画，为了买啤酒，我们用香烟换了阿拉丁。

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跟我说英语，不要来我的演唱会，给我三卢布，让我买一杯咖啡。

公车上胡子花白的老爷爷，海滩上赘肉下垂的妇女，记得周末给他们让座，记得抽空陪她们烤肉，回来时记得爬窗户。

奶酪、苹果、鸡肉、米饭、香肠，大哥的女人就的是屌，带着这些食物穿过整个城市，茶杯都没有碎。

街上的枪声不妨碍我们的慵懒和宁静，苏联的上空飞机是我们的和声，醉汉的酒瓶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午餐的排水沟是敏锐坚硬的摇滚英雄。

我们不是懒惰鬼，我们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蓝领的抒情。

酗酒、滥交、毒品、偷盗、烧杀抢掠，财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这个世界的阴暗太多了，我们的乌托邦必须站出来发声、站出来批判，用我们的喉咙和麦克。

友情、爱情、音乐、理想，军队，要歌颂的太多，不如散伙。

我的墨镜看不清你的瞳孔，台下的掌声震耳欲聋，这是摇滚之星的见证，女粉丝总是尖叫，仿佛刚刚经历过高潮。

你曾是一个披头士，跪下来双皮大衣褶进鞋底，老母亲在家乡为你祈祷，回音穿透时空的旋律。

娜塔莎啊娜塔莎，你那么喜欢西红柿，为什么不跟烟嘴少年私奔啊，不要做被大哥栓住的女人，趁年轻，去艹小鲜肉，让大哥去雨里买醉沉思吧。

娄里德说美好的一天，要去公园里喝酒，去动物园喂动物，看电影，然后回家写一首没有任何意义的歌。

在一辆电车的车窗上，我用手指临摹着不好的话，排水管在弹奏这音乐，我的头因为淋雨像草一样。

城市现在又湿又潮，我不打伞散步，闪闪发光的玻璃就像雨中的镜子，我会到处走走，四处看看别人的家。

没有人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任何人。

雨后的屋顶在滴雨，这里都是温暖的天气，我希望一直如此。

如果你微笑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不坏，让我们坐下看看世界，通过一杯酒。

X时代，O时代，我们很陌生，你看到我们才会了解，我们是疼痛的陌生人，我们都是任性的索求，不要想着我们其中任何一个还需要什么东西。

梦想中的演唱会，一个能容纳千人的体育馆，声效、灯光、彩色烟幕，三个鼓手，两个画手，一个纯白，一个彩色，十人吹风，大象进来，一个弦乐队，一架由人民艺术家演奏的竖琴。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唱一首有关蒸汽机的歌。

我梦想和你住进一栋旧旧的城堡，听着布鲁斯蓝调。

但我们拥有的，只是一间集体公寓，和看门人的薪水。

我要种下一棵树，老了爬到树上，看我们曾经的房屋。

直到我喝酒喝死，直到我看不见你，直到我忘记你。

1音乐与歌舞片对音乐片和歌舞片进行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前者那里，音乐是作为重要元素或重要主题出现的；而在后者，以好莱坞经典歌舞片为例，歌总是与舞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作为听觉形象的音乐在歌舞片中是与作为视觉形象的舞蹈紧密相连的，而且这类歌与舞的结合并不发生在舞台上，而是生活中；或者说，在歌舞片中，整个世界就是舞台。

例如，在著名歌舞片《雨中曲》中，主人公在前一秒还在对话的状态，但下一秒就沿着街道，唱着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或许更好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当男主人公在饭馆里和朋友聊天倾诉时，忍不住唱起了歌、跳起了踢踏舞；随着主人公的变化，令人惊奇的是，周围的世界也陷入了“歌舞化”：饭馆的客人、老板，甚至路过的行人都纷纷驻足停下来观看，有的还加入进来，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而随着歌舞的结束，整个世界再次恢复秩序和宁静。

在这个意义上，歌舞是进入梦幻世界的钥匙：随着歌舞的出现，影像在现实生活和梦幻生活中过渡，似乎完成了不同世界的转换。

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世界转换过程，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复数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单数的世界，那些梦幻的影像不过是这单数世界中的潜在影像而已。

所谓潜在影像，是相对现实影像而言，指那些还没有成为现实或正在成为现实的影像，如同冰川在海面之下的部分，且真实存在于时间的绵延当中。

潜在影像与记忆紧密相关，当我们感知到某种刺激，我们可能在刻意识别下回忆起相关的影像记忆，如果这种感知是清晰明确的，那我们可能会回忆起与之一一呼应的影像；如果是模糊的，我们有可能会在感知与回忆的关系中不断循环，勾起一连串的影像，最终的效果如同在梦中，获得时间和视点都自由的梦幻影像。

2《盛夏》中的两类音乐在《盛夏》当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类音乐。

第一类是故事中的真实音乐，包括维克多·崔和麦克在舞台、房间和海边演唱的那些摇滚乐。

在这些音乐段落里，并未表现出潜在影像，歌曲只是作为单纯的音乐存在着。

当然，这些歌曲及歌词具有某些叙事和结构上的作用，例如麦克一开始唱的“你是垃圾”以及给维克多捧场时演唱的“你是摇滚明星”等。

总之，这些音乐的作用，来自于其本身的力量。

而第二类音乐，是几个超现实段落中的歌曲。

例如在火车上、在巴士上以及麦克与红衣女人在雨夜的出租车旁边出现的歌曲。

这类歌曲不仅具有来自音乐本身的情感力量，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简笔动画的配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完全是不同于音乐片的效果——在这里出现的，正是在歌舞片中的现实影像与梦幻影像的过渡。

若再加以留意，我们将发现，在这几个超现实段落中的“梦游者”和“歌唱者”，不仅仅是我们的主角（在更多时候他们甚至是哑口无言的），而是那些乘客和路人。

市民们在公众的场合神经质般唱着梦幻的摇滚歌曲，反倒是作为主角的演员们一声不发，这一戏剧性的对比呈现出的是一类集体式的疯狂。

与克制的摇滚歌手相比，陷入梦游症的人究竟是谁呢？

此外，另一个意味深长的音乐段落是在混乱的聚会上由条纹男所演唱的那首曲子。

在此，不仅其歌词是别有意味的（如“我想要有这样做的权利”），而且就其身份而言，他与其说是维克多他们真实的伙伴，不如说是与黑衣男子类似的来自于导演的符号。

在聚会终了之后，他从酒醉中醒来，于是我们见证了绝妙的一幕：在半醉半醒之间他在地上学了一声海鸥的叫声，而背后的银幕接着传来的正是此起彼伏的海鸥的音乐。

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他进入银幕的瞬间，然后是他在宁静的海边的告别：赤裸身体拥抱海上朝阳的新生。

于此，一连串影像的循环与连接成为可能：处在观众一方的导演安排黑衣男子与条纹男子进入了影像的世界，维克多等在影像世界中又见证着现实与梦幻影像的过渡，而导演的使者在影像世界中再度穿越影像之门…在他并挥手和我们告别的那个瞬间，我们知道他实现的是真正的自由。

3《盛夏》：爱与自由如果说《盛夏》有什么主题的话，它应当是关于爱和自由的。

在维克多初次登台时，麦克送给他一首“你是摇滚明星”；在为维克多录专辑时，麦克因为设施的简陋而劝说道“只有当有一天，孩子们都能唱出来时，那才是歌”。

关于音乐，他们俩人的理解固然不同，但支撑下去的爱是一脉相承的。

结尾，维克多让新加入的鼓手停下鼓点，等待麦克夫妇的入场。

在“我种了一棵树”的抒情吟唱中，见证的是麦克的退场。

在这里，与其将其看做关于真实人物的音乐传记，不如将其看做导演个人化的表达和歌舞般的思想写作。

如果说在这里有某些政治因素的话，一方面是由于，那些恐怖如此强大，以致于就算费尽全力也无法消除；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恐怖尚且还在现实中延续。

就像麦克在聚会上所说，“这里是个沼泽，而我只是沼泽里第一名的蟾蜍。

”我们可以看到摇滚乐在这里的妥协，以及麦克对自己定位的清晰与冷酷；但可以明确的是，恐怖或许剥夺了他们在艺术上的爱和自由，但毕竟只有事先拥有爱和自由的人才能体会那是什么滋味。

而正是这些，把他们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