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综合戴锦华老师的分享与我自己的观影体验，在我看来这部电影通过讲述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暴行的思考结晶“平庸之恶”这一产物的诞生过程与其产生的影响而让观众认识到了思考这一人类特有意识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提到三观不合，诚然，无论是先哲伟人，亦或是慵慵蚁民，都会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事物思考出不同的认知。

放到影片中来看，有些人如艾希曼，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甘愿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眼前消逝的生命在他的头脑中不能形成任何一点为何如此的诘问，也借由放弃思考来放弃自我道德的抵抗，把一切罪孽推给他的上级，那个该死的希特勒。

还有一些人如那个出现在闪回画面中的伟大的却也是被诟病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二战中用自己的思考成果为希特勒背书，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本身没有错，可当这一思考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反人类的，那只会使自己堕入更黑暗的深处。

当然，影片充满希望的把第三种人推到了我们面前，一个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成果的汉娜阿伦特，她不像她所鄙夷的艾希曼一样只会接受不会思考，也不像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坚守自己的思想阵营到罔顾现实刚愎自用的程度，她坚守但也质疑，从影片最后我们知道她终身都在不断思考、不断反刍自己的思想结晶。

这也是导演透过汉娜的故事想要留给观众们的礼物，影片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平庸之恶”这一思想理论的赞扬或鞭笞中，而是引导观众自己去思考，并把它带入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当我们面临如汉娜一般的处境中，我们能否在不放弃思考的同时也不断去质疑自己的思考究竟是对是错，从而即保持警醒又不自恋。

——“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

Hold on&Humble这部电影的姿态很特别（话说我喜欢法国版的海报，主题多明确！

）政治社会学题目上，却没有做那种大师级「我高贵冷艳思想高深你们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开始就是两个中年妇女聊家常「我的老公是极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间打情骂俏，同朋友之间的嘻笑互动，是有烟火气有肉血感要把观众拉近的节奏。

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备背景信息——从标题开始就极简。

除了海德格尔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谁，她去以色列听审的被告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些关键信息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即是说，虽然电影的总体风格是亲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艺片的范畴内，但是观众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认知才不至于落拍。

电影和观众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场观众对电影语言的解读能力——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数由台词传递，却对知识层面有所要求，可以说是从标题到海报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

这就很难说是具有「娱乐大众」属性了。

以「学习思考」为目的的电影而言，对历史背景的轻掠而过，意味着其最终的诉求乃是——请思考。

思考的主体，是自备一定信息量又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看这部电影的人。

而思考的主题内容是——思考本身。

听到了不等于就听懂了，听懂了不等于就听明白了。

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样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只能依赖符号交流。

符号在传达信息时会失真。

Hannah说英语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她周遭的德国小群体急眼了就用母语唇枪舌战，美国同事们在一旁干瞪眼。

这个「语言障碍」的梗在电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之间「听到」、「听懂」和「听明白」之间的分歧差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二战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他们年轻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读者们，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在各自表达、聆听和理解之间都存在这种「障碍」。

最简单绕过障碍的做法——依赖第三方解读。

在耶路撒冷庭审之前有一场很长的争论戏，听不懂德语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语的学生，被告知「这么快的语速我听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书Lotte口译，后者的回答是「听Hannah自己跟你说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读为原有信号添加了噪音，最坏的情况会加大理解分歧。

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没有看过文章或者没有看完的人，也纷纷打电话写信去谩骂，就是听从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读，根本不去听作者本人的陈述，就自以为「听懂了」。

如果想要听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应该听Hannah本人用英语陈述。

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观众达成的共识。

艾希曼的庭审基本使用了资料片段。

每一个片段结束后，都切到认真听审的Hannah。

这一段观众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们也在观看庭审纪录（虽非全部）。

在观看这段纪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思考？

下了什么样的判断？

庭审结束后，又有一段争论戏让Hannah表白自己的观点。

到此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汉娜）的陈述结束。

听懂了。

但是有没有听明白呢？

英语并非Hannah的母语，所以这番陈述中可能还是有用词不当、发音错误、语法不严的地方，仍然存在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填补，一是需要陈述者自己去弥补（比如Hannah请Mary纠正自己的发音，交由编辑部梳理自己的语法等等），二是聆听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话语本身」与思考「事实本身」。

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内容。

片中《纽约客》的主编在审稿时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观解读」，Hannah回答说「这是事实」，主编默认，就是这样的一个「填补过程」：根据内容提问、根据事实回答、理解回答的内容并思考事实是否真如其所说。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Hannah是否对于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的动机有否「臆测」。

所谓「臆测」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断语「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会想不到这篇文章带来的（负面）轰动效应」——在毫无事实根据没有对质的情况下主观对他人的私生活、思维活动、情绪体验等等进行「肯定/否定推论」。

电影以细节否认了这种「臆测」又故意突显这句台词，直接就表现了「臆测」的核心特征和社会性危害。

非常聪明。

「臆测」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使用起来亦得心应手的「理解」方式。

这一方式的应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过路人、读者、同事、朋友各个群体，得到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展现。

通过台词有点有面地展示了时人对Hannah「反犹」、「藐视本民族」、「过于理性而忽略人类的感情」这些主要指责，又通过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谊、跟海德格尔之间纠结的感情牵扯而一一予以否定。

只有排除这些「臆测」的干扰，才能冷静地听明白。

近几年，在讨论（或者我更喜欢使用「吵架」这种更有情调的词）过程，我也会高频地使用「请不要臆测」却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盘。

所以关于那句引发口水仗的「（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

否则遇害人数当大大下降」这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美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背景，还是本身所谓的「反社会」（「高贵冷艳」、「傲慢无礼」、「没有感情」etc）属性所致。

在我来看，如果要反驳Hannah，应当以这句话的内容是否属实（1. 当时的犹太群体多有「领袖」 2. 「领袖」们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3. 这种「配合」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遇难者）；如果要深入，应当以Hannah从此种现象得出「庸恶」的「论据」-->「论点」路径是否清晰严谨。

诸如「伤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类的无聊，既不能对事实有所证明，也不能对理论有所帮助，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击，与影片前半段众人围绕艾希曼一案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她所谓「庸恶」的观点：翘着脚使用第三方解读是思维的懒惰（有别人已经嚼过看起来好像也嚼烂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测」是思维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着「说话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体了」就不需要与对方的观点直接对峙）。

纳粹，与那些寄恐吓信给Hannah的人，在「行为」上虽有不同，在「本质」上都是根源于集体思维的懒惰与怯懦。

至此，电影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并用Hannah铿锵激昂的演讲（暨自我辩白）结论。

但是为什么？

在片中时不时露脸的海德格尔留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为什么一个天生的thinker仍会「庸恶」的时候？

为什么Mary会很自然地请Lotte翻译，在Lotte拒绝前观众也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其实在思考这一运动上也成立：假如没有外力影响，我们总是在同一思维轨迹上前进。

这样比较节省能量（精力and时间），并且与社会大部分保持一致也会比较安全。

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维上的「惯性」，绝大多数个体具备同样惯性时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逃离这个惯性的个体思维就成为社会「禁忌」。

这些「惯性」和「禁忌」不允许你问「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应不应该」，只要求你「顺从不要越界」。

比如「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可以扩展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一种立令对方放弃思考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被视为「美德」（在帝国时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应该恨犹太人」的「惯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习从这种惯性很难立突摆脱（做网站的都很熟悉这套理论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据「花越多时间在上面就越难抛弃」的行为模式设计的），再者为保持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社会群体会尽力阻止个体突围。

托勒密系统上的球越加越多、计算越来越复杂，断不会止有哥白尼一个人觉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这个体系，就意味着前一千年的思维方式作废，所有习惯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人都要转轨道，而且万一新轨还不对头，就会造成chaos——社会动物最害怕的情况。

诸如「犹太人必须爱以色列」、「纳粹都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观点就是当时托勒密系统上的小球，一旦提出「这个球的位置不对」必然要重新计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所以那些听Hannah演讲的年轻学生们因受的惯性约束小，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纳她的解说，而年长的教授们则更顽固己见不愿意去毁坏自己的「思维内部生态平衡」（一如当年的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轻学子，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免除「庸恶」的制约与诱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够抗住压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编、Mary、学生们）hold on之外，还需要humble（我称之为「与狼共舞」）。

在针对Hannah的诸多指责中，唯有「傲慢」这一项被微妙地认同：Mary纠正Hannah的发音后周围友人纷纷低声「她不喜欢这样」，Mary说「是她自己要求我纠正她」之后更是友人惊诧。

这亦体现在恶意指责甚嚣尘上时，Hannah依然拒绝向公众解释，意下「反正他们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们的事」。

但是一种突破禁忌的观点，必然需要进入到集体的轨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变速度（的标量或/及矢量）」的外力。

Hannah不但站到了讲台上，还正确地发出了chips这个词。

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陈述者更耐心细致地解释，聆听者更理性主动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碍。

影片的姿态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观众们的了。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传记片的爱好者。

不爱看传记片，不爱看纪录片，不爱看古老的片子。

结果刚看完存在主义女王波伏娃，又看阿伦特。

看着看着我知道，我是在遥远的这里，只有50+的大叔们做老师的环境里，寻找新的人格典范。

看看她们，大概知道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让阿伦特困惑的问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何以做出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的行为。

——面对恶，最可怕和真实的一面是，你惊讶地发现，恶的背后不是童话里那个长角的怪兽，不是奥特曼里面硕大无比力大无穷，长得稀奇古怪皮肤隆起甚至流脓的怪兽，真正的恐怖片是，恶的背后是一个平常人，不起眼，平常到你总觉得这执行恶的使命是正好落到他头上，下次可能就会落到自己身上，然后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答案是，思考。

思考是一个人和自己对话的方式，当一个人放弃思考，就放弃自己成为一个人（有趣的是正好呼应Rogers的书名），自己否认了自己的人性，为人的尊严，之后做出反人类的行为，自然不足为奇。

他做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命令，请别人替代自己思考。

好像隐约看到一些逻辑，结尾字幕说，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思考恶是什么的问题，我偏偏从她的回答中看到，她对善的相信，她相信经过思考，经过成为一个人，善会自然的显现，善是必然的，恶是智的缺乏。

这事实上和西方诸多伦理理论呼应：常常读到恶只是智缺乏的结果而已。

在影片的前面，有一句话一闪而过，似乎是阿伦特思考的中继站，她说艾希曼居然从没有觉得这些人的死亡是他的责任，这是她惊奇和思考的起点，我却被这里的一个词拖得走不动道，她说，责任。

这个一遍遍出现却没有办法得到解释的词，是要我的命嘛？

话说回来，理解不意味着原谅，理解事实上是以悬置判断为前提的，理解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判断，但是事实上，真正的理解达成，却很难继续责怪。

阿伦特理解到个人意识层面的不思考，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他想要思考，却无力承重，他压抑自己的责任，思考，愧疚，因为他以为他不得不这样活下去。

当然我相信人的自由，再不济也有生死的自由。

但那是个人的选择。

阻止汉娜继续思考下去的，是她对自己的不接纳，她试图撇清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哲学思辨，可惜的是，思辨可以被艾希曼放下，情感却无论如何没有办法真正被阿伦特放下，她要发出声音，她要愤怒，要反击，会激动，会伤心——否认和不接纳是没有出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中心论点。

在善恶的摆中来回太多次，我简直不知道自己现在真正是什么立场，只能说，我相信思考的尊严，也相信情感和体会的不得不的重要性，至于哪个引人向善，remain unrevealed。

anyway，阿伦特仍然是让人尊敬的，爆满演讲厅的人也是可敬的，大概可以看到对说话机会的尊重。

汉娜阿伦特一开始的毛衣两件套好看，最近miumiu又出了很多类似的套装。

开篇汉娜评论好友的丈夫不愿离婚是为了掌握更多主动权。

感想太多了短评不够。

汉娜好友家的玫瑰品种好像是女娲。

她竟然在57岁已经有相当存款和超稳定收入的时候还自己看着菜谱做饭。

烟瘾这么凶吗。

在逆境中坚持突破的勇气可以瞬间从有到无，这个我有体会。

汉娜丈夫对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的反对理由：以色列没有对艾希曼进行跨国直接抓捕和在耶路撒冷这个部分犹太人新国家对其进行审判的权力，所谓正义不能凌驾于公约法治上。

原来英国军队里还有一个犹太旅。

遗憾电影这种形式更方便展示人物的经历而不是人物智识思想的形成。

可惜中国人没有等来针对日军的纽伦堡审判。

反对审判成为煽情表演。

犹太战后一代与战争一代的分歧。

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让受害者希望加害者加倍偿还也是正义，学者阿伦特追求在思辨中更精准的定罪，不是复仇思路。

阿伦特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思路更容易被普通人理解。

这场审判的律师很会打煽动。

阿伦特在这里默认了艾希曼是诚实地为自己辩护而不是在表演，但一个人对自己的记忆就是会随着当下的利益而修改，即使他自己没有非常刻意地掩饰自己，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人性。

艾希曼在代表整个纳粹被审判。

审判也是一种专家访谈。

为什么阿伦特在艾希曼说对希特勒的宣誓誓言在希特勒死后自然失效时笑了？

因为艾希曼在通过把自己看作一个工具来减少自己对恶行的主观责任吗。

艾希曼说自己对自己良心和行为职责的认知是分裂的，在二者之间摇摆，这只能论迹不论心地去听了。

一个邪恶组织中的“乖孩子”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恶行）但他的主要发心是赢得环境的认可不被环境排斥，而对环境本身的善恶没有思辨的愿望因此也没有思辨的能力，这样的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电影中耶路撒冷的风景画面令人怀念起6年前的旅行。

结合我个人对恶行的复仇心态我可能做不了政治哲学家。

我发现很多电影中的插花都不摘叶子，尤其是玫瑰，外国人养花只在乎外观不在乎花期是不是，后来电影里还出现了一瓶混色、一瓶艾莎，一把紫霞仙子与黄玫瑰。

犹太人也觉得美国人请假太多了。

电影好像在暗示汉娜的亲密女性朋友们都认为她丈夫在出轨只有汉娜毫不在意，不过查查资料没有他出轨的新闻。

电影的边叙边闪回的方法和节奏很适合我。

思考是孤独的行为。

怪不得像我这种表达欲旺盛的人总是感觉自己思考量不够。

第一次知道法国人在短暂地接收了犹太难民后因德国入侵（可能明显武力不敌）把犹太难民送进了法国的隔离营（也是一种集中营吧）。

也是第一次知道大大小小各处的犹太人领袖在早期与纳粹是有合作的并且这种合作对大屠杀的后果有直接影响。

对艾希曼进行绞刑是正义的表面的对恶行的惩罚，更勇敢的做法是让他活着。

（inspiring personally）。

阿伦特的犹太人朋友/同僚因艾希曼的职位和影响力而把他看作罪恶的首脑之一，阿伦特把他看作思辨能力有限的官僚体制中的傀儡，犹太人朋友当然会认为这是一种洗地说法。

犹太人朋友希望有人能为罪恶负责。

我觉得更关键的需要去理解的是，阿伦特并没有因为艾希曼对罪行的缺乏思考而“原谅”他，她似乎是在试图寻找更精准的对艾希曼罪行的描述。

（海德格尔）思考不产生实际的知识，思考不能赋予人行动的力量（怪不得我内心OS这么多还是行动力不足动力也不足）。

人思考是因为思考是人的天性（此处与对艾希曼的论述有冲突吗）。

——（安娜阿伦特）思考给人力量尤其在危急时刻阻止灾祸发生。

汉娜阿伦特是不是在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中半被动地做了小三。

她对交稿是真没有迫切性啊。

这就是已经成名的著名作家的底气吗。

汉娜阿伦特因这篇论述在部分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是不是类似周树人在日本人政府工作时论述的地位。

看起来她所引发的公愤对她的攻击没有对她的情绪或精神有什么影响。

海因里克的红颜知己精神分析学者朋友对她的精神分析对了吗（partly）。

她的作家朋友好会吵架。

以色列的特务机关好厉害呀。

“我为什么要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那是我唯一具备的爱”。

抽象的思辨，具体的情感。

初代网暴、恶评与线下boycott受害者。

她的朋友们在文章发表前都提出了发表的后果，是她的学术自信让她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的思辨结果。

”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

我用哲学方法思考这些问题” 这种平庸不思考或怂于抵抗系统的邪恶在我身边仍比比皆是。

勇于公开回应。

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旦认为自己被伤害了情感，他或他们就开始拒绝沟通思辨了。

电影结束的时机也很好，适时的停顿。

令人想要继续阅读汉娜阿伦特的著作。

许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做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他也终其一生印证了这一句话，始终把思考作为人生于世最大的尊严。

而当我们将视线从西欧的法国转移到东亚的中国时。

现代的胡适说:“我最大的信仰就是别人有思考的自由”。

当代的王小波也讲:“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思考是什么？

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如此痴迷？

为什么要思考？

思考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

思考，这是一个让自由人着迷的东西。

①思考，独立之精神。

思考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任何人只要有志于思考，他就可以得到思考，但同时他又是最难保持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一生致力于思考的“哲人”“人神”“圣人”他们时常“反智”。

步履不停、思考不止。

在其间，汉娜·阿伦特的存在是如此的弥足珍贵，身为犹太人，在面对大屠杀时也没有“一边倒”，而是冷静的思考了为什么是犹太人，反思了犹太人的劣性根。

战后全世界批判纳粹刽子手时，她却能够从学者的立场严谨的指出，一切都是“平庸之恶”在作怪。

哪怕她的民族抛弃了她，哪怕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但只要能够不停的思考，那么一切的外在条件都不可以成为阻碍，因为思考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而将视线从德国转移到俄罗斯时，我同样也发现了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位被称作“俄罗斯的良心”的作家，这是一位被评价为“用一支笔战胜一个超级大国”的思想家。

他因为坚持思考，敢说真话被国家机器放逐海外，囚于集中营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而在集中营疲劳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他说什么也打不倒他，因为他是这个集中营里“永远的逃狱者”。

“永远的逃狱者”——这是一个人对于自由的思考多么浪漫的追求！

②思考，无畏之恒心。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爆炸分别发生在先秦、魏晋、民国，无一例外不是战乱连年、名不聊生。

战乱为什么能和思考挂钩呢？

这就要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讲起，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办法则是依靠以丞相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文牍。

因此我们的政治非常注重社会的稳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绝对公允，所以统治阶层相信牺牲少数人换来的稳定是正义的。

他们（统治阶层）奉行的是正如老子所提倡“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夫知不敢”，文言翻译过来就是“使人们头脑简单纯朴，让他们的肚皮吃饱，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健他们的筋骨，使人民没有知识也没有欲望，使有智慧的人不敢妄言（妄作主张）”。

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号学家福柯提出的那个关于“权力”的理论——知识与权力。

从国家（延伸为邦国/部落）诞生初，知识就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部落时期的最高掌握者是神权代理人祭司和酋长，邦国时期是贵族阶层，到了封建王朝时期则是文官集团，他们控制着书本的传播路径、“异端”思想的交流、学校的建立以及知识的教授，他们相信要稳定的统治那么第一要义是“愚民”。

而那些妄图思考的“异端”例如李贽、黄宗羲之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身死狱中，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大兴文字狱······但乱世由于没有稳定的统治与成型的大一统国家出现，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大削弱，由此对人民思想的禁锢随之松动。

这就让我们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最耀眼的三个时代，先秦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魏晋有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民国更是思想大拿层出不穷。

新思想的出现冲击着现有的社会阶层，“带血”的革命也推动着社会的变革，思考让人不在愚昧，思考让独裁者走向末路。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思考，为什么要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

没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存在，但上帝会分配绝对公平的人格散落人间。

似乎是19年，杨笠的“普信”言论出圈，这让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所以为什么舆论要让这群“体制内弱者”背锅，为群众的不满买单?这是一个“大众传播时代”，只要关注过一些社会新闻就会知道，现在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片面的、迅速的、极具个人（组织）观点的报道，所以往往一件事的真相往往不是我们最初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其中媒介充当着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对社会进行环境监控，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果不想完全被动的卷入“沉默的螺旋”，那么请学会思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出于何方立场。

请学会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而不是坚持所谓“以河为界”的正义，相信河这边杀了自己人是魔鬼，杀了河对面的人是英雄。

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发声，我们不在冰冷，我们坚信有一份光便发一份热，那时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本来上午应当写论文的，结果一开电脑就变成了看电影，而且看完电影还想写点东西。

好在电影拍的很好，完全值回时间。

我为什么说这个电影好呢？

这并不是说它用了什么高妙的拍摄手法，或演员的演技、装扮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还是要说，阿伦特还是学校的超级学霸时真美；而海德格尔比照片上还猥琐）。

这部电影好在启人深思。

若论启人深思，那么直接去读阿伦特的原文，或普及的介绍读物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要看电影？

按昆德拉的意思讲，小说相对于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人在做选择时的具体情景。

更具体地说，小说、电影这些形象化的艺术形式有一个无法取代的好处，即它可以让人们在精心雕琢的情境下做虚拟的道德判断。

这种艺术提供的机会无法取代，是因为日常生活并未给我们如此多的机会，而每一次新的抉择都让我们对人性认识得更深。

假如没有希腊悲剧，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去设想弑父娶母的动机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法思考某些内在于我们的想法究竟是不是道德的。

假如没有奥威尔，我们很难只凭思辨把极端情况下的人该如何行动考虑清楚。

而根据康德（以及数不尽的哲学家），做道德抉择、思考何为对何为错，是自由（或理性，或人性）的最终保障。

基于同样的简单思考，我觉得，《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也会使人深入思考究竟在某些情境下究竟何为对何为错，而它提供的情境恰倒好处，干净利索。

电影中提供了如下几段情景：纽伦堡大审判及阿伦特发表关于“平庸的恶”的评论；汉娜和海德格尔的绯闻；在生活中汉娜与丈夫、朋友、学生的各种争论或议论。

每一个都为深入思考道德抉择提供了情境基础，而每种情境都能揭示出足够重大的问题。

具体来说，它们涉及如下几个问题：【纳粹的罪责由谁来承担】控方指责艾希曼屠杀犹太人，而艾希曼则辩驳说他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他竟没有感受到相应的负罪感，而（真心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最多只是有一点“分裂”。

法庭一再用犹太人被残忍迫害作为证据，而这并不能根本动摇艾希曼的反驳。

最终艾希曼还是以通常罪名被绞死，但他难道是个毫无感情的恶魔吗，或者他真是无辜的？

阿伦特的解释是，纳粹的邪恶已经远超过去的想象，根本无法用传统法典上的罪名来衡量。

艾希曼作为个人，在犯下罪行时时无意识的常人。

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但在某且极端情境下却能犯下最残忍的罪行。

他更大的罪行在于丧失了自我，这是反人类。

不仅艾希曼，即使她的法国朋友、犹太委员会也因有这种“平庸的恶”。

只有更深刻地检审“平庸的恶”，才能真正认识到纳粹究竟的罪责究竟由谁来承担，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我没有研读过阿伦特相关的原文，但这里也不需要，电影提供的情景已足够清楚，足以使人思考了。

倘若承认了“平庸的恶”，那么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要经常高强度地检审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因为许多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承载了最邪恶的东西？

这种有点存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真的现实吗？

艾希曼作为纳粹的头领，他的行为会被追究，但小人物也有与他同样的动机，也导致了同样的事情，罪孽几何？

这里当然有张力存在，但教诲已足够清楚：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是自由选择能力的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自己应当如此选择，而非把一切都推给下达命令的上级、家长、习俗。

当然这种检审具体如何进行、责任具体如何划分、是否会让人累的身心俱疲，是值得更深入讨论的。

两德统一后，向翻越柏林墙的民众开枪的军警也同样被审判，他们也诉诸于艾希曼同样的辩解——服从命令而已。

而这次判罪的理由比纽伦堡审判时好了许多：他们本可以在（被迫）执行命令的同时把枪口抬高一点的。

德国人反思纳粹的深度常常超过常人想象，这部电影在这一主题上达到了这个深度。

【哲学与政治的张力】这个主题自从施派流行起来以后已经烂大街了，不过它的确值得思考。

电影为我们呈现的是：不仅在民众，甚至在怀着复仇情绪的知识分子眼里，阿伦特所谓艾希曼是无知的，只是在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为纳粹辩护。

而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势必把一部分责任到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自己头上去，这简直是骇人听闻。

于是来自愤怒的民众的电话或信件接踵而至，而来自朋友决裂、劝诫、失望、不理解也影响到了汉娜的生活。

其实汉娜与朋友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充斥了整部电影，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阿伦特要以那种奇怪的态度为艾希曼辩护，只是争论在私下以种种方式被平息了。

只有丈夫理解她，他也觉得审判并不正义，但却担心妻子会不会因思考回到过去的“黑暗岁月”。

而阿伦特的文章在《纽约客》上发表并引起众怒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别人没有仔细读它，但这被丈夫说成天真。

众人没能阅读并理解她的观点，这究竟是因为众人的愚蠢，还是因为众人根本不会真正阅读与自己意见严重相左的观点？

有人说（历史主义的），使自己被排斥的最佳方式，便是不断挑战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即使它们是独断的。

影片中，更深一点的问题是：既然众人无法理解哲学，那么哲人是否应该把自己激进的观点发表出去？

如果以施派的方式回应，她当然不应如此幼稚，至少该采取一种更谨慎的方式进行表达。

但片中阿伦特却说激进并不就是错的，应当有勇气去发言（片中反复提到勇气）。

还有一个内在问题：是否有一些观点明明是真的，但基于现实永远也不该说出来？

比如最后阿伦特在大教室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说服了所有的学生，但却没能说服自己的犹太老友，反而使他下定决心与汉娜决裂。

学生被说服，是不是因为他们身在美国没能经历当年的恐怖，而犹太朋友没能被说服，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切，如果再说三道四那么就是亵渎？

显然，哲学的危险处境在于它对一切都想说三道四。

有意思的细节是：阿伦特觉得自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丈夫安慰她说在美国并不用担心被驱逐。

但政治与哲学，或怀着情绪的大众与试图说出道理的哲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消解。

哲人该如何做？

作为大众我们该如何看待似乎完全无法理解的思想，这都是值得深思的。

【该如何评价海德格尔】我不是太懂海德格尔，因此不敢贸然写太多，这比评价纳粹还要复杂。

无论如何，这是所有哲学学生最感兴趣的八卦，至少一睹了“女神”当年的风采。

片中每次出现与海德格尔相关的段落，都由两张旧照片引起。

这些段落包括：（阿伦特还是学生时）在图书馆听到男同学对她说海德格尔向纳粹效忠、海德格尔上课给学生讲如何“denken”（思考）、阿伦特去海德格尔办公室、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做爱做的事；以及（战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再次相遇。

实话说，这些段落并不试图使人明白为什么教会了阿伦特“如何思考”海德格尔要当纳粹、或海德格尔为什么不道歉、或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它们主要意义是引起困惑，让电影的主题更深更广。

不仅我们不理解，片中阿伦特的朋友、丈夫、甚至她自己也没能解释这个问题。

每次朋友问她关于海德格尔的问题，她都会回答说最爱是自己的丈夫——这种甚至有些做作的爱，是否是为了抚平心中的困惑？

先知式的哲人是否会在政治上犯如此幼稚的错误？

还有，哲学家跪在女学生膝下时，他还是那个哲学家吗？

我只能说不知道。

总之，这是我今年看过的有关哲学的最好的一部电影，至少比那部《维特根斯坦》强多了，尽管后者视觉效果出彩，但除了让人看出维特根斯坦是个怪异的天才外，并未带来更多原文以外的思考。

漢娜出場時，已身在一個舒適的客廳，屬於新大陸，薄暮時分。

在觀眾的視野裡，中景鏡頭平行拉動，紀錄著她和美國朋友的風趣對話。

漢娜被朋友嗔怪，當然只是佯嗔，說怎麼站到了我前夫那邊，幫他說話？

而口角的前因後果隱藏在敘事之外。

漢娜，她的德腔英語總是那麼厲而溫，回答得不假思索：我怎麼會幫他說話？

别忘了我是通過你才認識他的，你是我的朋友。

類似的話語曾遙相呼應於十八世紀中國的經典小說《紅樓夢》。

故事主人公寶玉的小女友黛玉一度吃醋，迫使寶玉主動自清、說他對另一個表姊妹寶釵絕無非分之想：「你這個明白人，怎麼連『親不間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

……他是才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

」寶玉說的，是中國人自古人際關係和社會建構的基本原則。

類似的倫理教言廣泛存在于儒家文化圈。

其顯然易見的缺點是不講是非，流於鄉愿。

孔夫子說過，益友的首要條件是正直。

之所以有此一說，正因為這種人太過稀少。

更為例常的是物以類聚，個性相投而無所用心；把大家的相似點當成道德。

至於親族間互相包庇而抵抗公權力的偵查，甚至就直接被認作體現了正直本身。

沒有空間也沒必要讓哲學橫生思辨。

更古老的生物本能已經這樣在人類身上運作了十萬年，寶玉和漢娜不過是最近的兩個例子。

漢娜在紐約猶太老友的祝福和質疑中，獨自飛去以色列旁聽艾希曼的公開審判；同時訪舊。

世界電影的新世代觀眾可能會驚訝於片中猶太人都以德語交談，必須掃除歷史塵封才能認識到老輩猶太人可以看作是一群被納粹賤民化而離散的（一度）德國子民，正如那些曾經被共和國清洗除去的地主和知識份子。

審判開始了。

被漢娜日後形容成猥瑣平庸的艾希曼，在鏡頭的取舍下更像個看透一切的（史學）老教授，重複說著「你們不懂那個時代」，而永遠帶著一句潛台詞「你們太無聊」。

當起訴官終於被激怒而厲聲喝問：你說你只是執行命令，那麼如果上級命令你殺你父親，你也執行嗎？

這時，艾希曼答道：「如果他被領袖證明是有罪的，我當然會執行。

」如果是浸潤中國文化很深的觀眾，此時該會感到強烈的憎惡和恐懼；而不只是在智性層次予以輕蔑的評語，像是漢娜加之於艾希曼的那些形容詞，例如極度愚蠢之類。

弒親屬於中國古代刑罰典律中最深重的罪惡，僅次於弒君。

但是弒君這個詞偶然還能見諸學者的議論文字，因為史鑒太多，而弒親則幾乎被放逐於言說之外，很難啟齒討論。

在一個將父子互相隱庇而抵抗國家權力奉為典則的國度裏，如果出現一個人，竟公開辯稱父亦可殺，弒親無罪，公眾怎麼能說他只是平庸愚蠢？

怎麼能不說他已被惡魔附體？

很難輕易對紀錄片剪輯出來的艾希曼投予一個「不思考」的定論。

有沒有可能艾希曼正是通過了思考（不管它多麼錯誤或被動），比如，要破除一切所謂封建陋習和個體本能而締造強大民族國家，才選擇了投身納粹體制，也同時被納粹體制選擇，而坐上了那個位置？

相反的，有沒有可能，在艾希曼眼裡，那種分别朋友新舊遠近而左右袒的言談、那種朋友之間不責善的信念、相信大家終將言歸於好的信心，才是真正平庸而拒絕思考的生物本能（和屬於東方的愚昧），而它一樣可能在任何時間地點，對任何異類和弱者犯下罪惡，只是它的罪惡更為庸常，甚至日常？

一切留給觀眾思考。

本片真是後勁十足。

汉娜的朋友汉斯在演讲后批评她以精英的视角傲慢、自以为是地批评犹太人。

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使很多人感到不快的原因。

汉斯这一批评是我认为对于汉娜的一个最大挑战，尽管她自己到结尾也没有意识到。

“人们不思考”。

这个指控太精英主义、自以为是了。

放到现在，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估计被归类为该挨骂的公知。

我虽然也欣赏精英对自身的高要求，但对于划定精英与平民界限这一做法抱怀疑态度。

书如其人。

她《human condition》的argument透露着相同的精英主义气质。

讽刺的是，不思考的平民的反面---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纳粹的阴谋。

思考或不思考，受害与施害，两者都是无能为力的。

对此，阿伦特会如何回应呢？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特约撰稿 王绍培【剧情简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

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

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

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

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

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

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

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

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

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

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

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

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

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

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

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

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

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现在，我们审判他。

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

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

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

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

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

”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

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

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

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

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

”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

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

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

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

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

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

……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

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

”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

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首先，汉娜作为一个待过集中营的犹太人，能够抛开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去“理解”阿道夫·艾希曼，实在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当然，她自己也说了理解不等同于宽恕）。

我们在对待任何人事物的时候，都基于自己的立场，要抛弃自我的偏见是非常困难的事。

从这一点，就可以说她是伟大的。

第二，汉娜对”阿道夫·艾希曼“的评判。

她认为，他会犯下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能力——思考。

他只是像做一件普通工作那样”高效、准确“的完成。

当党卫军在首长的指导下，完成第三帝国的伟大理想时。

他们都躲在这个庞大体系背后，机械地活着。

这个”伟大的目标，民族的崛起“就是保护个人丑陋和邪恶的最好屏障。

当众人犯罪时，个人就不会觉得那是犯罪。

当有一个高尚的理由撑腰时，屠杀和犯罪都成了”战斗“。

纳粹不是一个人，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也不会是一个人。

我们是整个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点，但是就是这每一点的不作为、不反思而造就了整个纳粹。

每个人都有罪，当然你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没有罪，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所以，纳粹是邪恶的，是反人类的。

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第三，如果说希特勒利用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煽动了整个民众，那么战后犹太人的仇恨心理何尝不是民族情绪的膨胀。

你是犹太人，就不应该为纳粹说话；你是犹太人，就应该仇恨纳粹；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

如果，你对以上问题提出疑义，那无疑你就是叛徒。

其实这些看似很有道理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必然的关系。

生活是有惯性的，思维也有是一个固定模式。

社会根据我们的出身给了我们身份，然后我们就要做符合这个身份的事情。

对人、对事分类，有利于我们遵循固有的应对方法来应对人事。

只有大家都按照统一的规则去生活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平衡的（不是和平），整个国家机器才能正常的运作下去。

任何试图打破的人，都将遭到攻击和打压。

所以，汉斯是从情感上和思维惯性上都是不能接受汉娜的思想。

舆论也是很难接受这种观点的，这和他们对纳粹的固有定义相差太远了。

不符合他们的民族情感。

所以，说到邪恶。

你可以认为，人人都有邪恶的一面，只是看有没有一个面具可以躲在后面，合理、高尚地施恶。

同时，我们都有善良的一面，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好人和坏人。

善恶是相对的，好坏也是相对的，你站在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标准，评判同一件事时，是会有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