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权力，语气，不公平，为折磨人而找事，羞辱。

当8612控制不了别人的时候，他就崩溃了想退出。

同样想控制的狱警不会输，因为他代表的是体系，而8612只代表他自己。

——你做什么让自己出去呢？

——这不过是个实验。

——我不管什么实验，但你得掌控自己的生活。

强行用对别人的伤害来限制改变某人的想法，就因为你别人都不能睡觉。

让别人欺负别人，让不说脏话的人说脏话，让有节操的人变得没节操。

一切都变得很快，变得如此剧烈，快得不可思议。

环境改变人，往坏的方向，让你目瞪口呆。

我想看下人们受到多大的侮辱才会反抗，但是没有人说停止，没有人质疑我的权威，然后我就开始虐待他们，还是没有人反抗。

——这只是一个小狱警，对囚犯来说有权力的人。

你觉得你不会做那些事，但你想象不到你会变成什么样。

给他们制服警棍，给我们长裙，我们就变成了囚徒，失去了个性。

下面我要说的其实跟电影没什么关系，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慨和想法。

以前读密尔的自由主义，他说人在不触犯harm principle的情况下，应该可以自由地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而不应该予以干涉。

当时读到的时候非常赞成，生而为人，既然没有干涉到这个世界，那么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部电影只坚持了三十分钟之后，我突然好像有了答案，因为不是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人性善恶皆有，而人性与这个世界的碰撞，造就了善于恶。

密尔的理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或许成立，但当人在社会中，社会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而人类造就了社会这个大前提下，这个理论的成立所导致的世界好坏无可想象。

世界的构造将会是人性和社会，我们在社会这个明，对在暗的人性一无所知，所以，选择一个善的世界，好过选择一个可能恶的未知世界。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就算有个体差异，每个人也不是非善即恶的。

当社会和人性碰撞，有些事情会激发大多数人的阴暗面。

人无善恶但事情有善恶。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康德，一个好像不分青红皂白的觉得一个选择面前只有一个rational choice的人，这本是一个很让我纠结的言说，如果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哪怕外人看来那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外人到底是否应该介入。

看完这部电影突然的感慨就在这里，我突然从未有过的坚定觉得这是应该的。

这个看似个人的决定，其实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的。

而是什么组成了这个社会环境呢？

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有责任与义务去阻止一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选择一些错误或者说阴暗的行为。

就好像当一个人因为所在环境选择了自己人性的阴暗面，就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私人的决定，这个世界一部分的我们就没有义务把他拉回来了吗? 哪怕这样做看似在伤害他，实际上这是往好了说一种赎罪，往自私了说这是不让这样阴暗的人把这个社会带得更加阴暗，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社会和人性，一个倡导人性向阳面的社会会带来一个更加积极的世界。

“试验”这两个词，美其名曰都是带有不确定性的过程，又朝着确定性的方向而去，当方向开始逆转，试验也就宣告失败了。

这部监狱试验，挑选来自斯坦福的高材生们，按照掷硬币的方式，成为狱警和囚犯两派，开始为期两周的“试验”，说实话，电影从头至尾也没有交代试验的目的（只说要去除人格，女性化？

），前期研究，设计参数，同事提到的变量设置，以及期望的结果。

从观者而言，仿佛就是为了观察而试验，这个不清不楚的初衷，还未带我们细细揣摩，就被简单粗暴的叫代号，关禁闭，体罚所冲击，观感上的好奇转化为厌恶和恐惧，这里的恐惧不是对电影本身的恐惧，而是对于接下来囚犯收到的对待的恐惧。

果不其然，殴打，不让睡觉，百分百的服从，及到最终的各种肮脏词汇的使用和各种动作的极度侮辱，有人开始崩溃，有人尝试反抗，但大多数人选择服从，眼神变得盲目，动作变成机器，连本可争取的假释权利也可有可无。

这时候的“试验”，剧本中叫失控，实际上叫不知所以，人性的走向开始变味，狱警大多乐在其中，而囚犯则各种苦逼，即使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囚犯也开始相信自己就是罪有因得。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只是随机的掷硬币，但为何感觉选人都恰到好处，可惜的是，没机会讲狱警和囚犯抹去记忆，交换位置，看看是不是还是这样的匹配。

但我相信，差别不大。

社会不就是这样，当你处于既得利益集体之外，各种忿忿不平，各种流言蜚语，各种低潮热讽；可当你为既得利益者时，又是感叹舆论的不公，非利益者的粗鲁和无理，及其咎由自取，好自为知。

这个“试验”其实有点浪费，人性的扭曲都是外在环境的影响使然，谁生来知道礼义廉耻，连大小便都无法估计，哪有能力考虑这个；谁又生来喜欢豪取强夺，不是后天的不足才不得已而为之。

再深一步，是否必须在社会中生存的我们必须面对，有人会想到马列的共产，人人平等，可从未见成功，倒是资本主义的利益至上，凭本事吃饭（没有100%）造成了短暂的表象繁荣。

那怎么办，也许是社会的范畴太大了，当一个个小区域不再联合，各自为政，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平衡，可小小的监狱，不也是让人性不再纯粹。

怎么办？

当然“试验”本身不能告诉我们，现实也没有教会我们，当今的社会，谁不曾困扰和烦恼，一切钱与非钱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性的发展的多样性。

而这种多样性，显然参数很多，而变量更是巨多，永远不会有绝对的结果。

所以，办法本身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大的内心，当你的内心可以做到不为外界环境所影响，那参数为零，变量为零，你便可预知结果，但是这是最好的办法么。

对我显然不是，人生的乐趣不是有一半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么，这就引申出又一个话题，敢于承受不确定性，所以还是一个平衡。

锻炼强大内心的同时愿意承受各种结局。

当然，我并没有“试验”认证这样的我能否不让人性扭曲，毕竟要达到所谓的内心强大，承受结局还有太多的路需要修炼。

也许某天，拍一部“魔都生存试验”，再来验证。

此处就不表了…

要记住什么叫做原则、基础、前提。

实验设计明显不合理，入组条件、退出条件不明确，实验中所需假设表演遵循的义务与责任不明确。

警察应该没有权利直接抓人进入实验吧。

这种实验应该要告知家属、学院、学校、同学、同事等人吧。

实验应该和现实独立开吧。

应该有相应的第三方（如律师）或文书等具体记录吧。

应该可以随时退出实验吧。

实验条件下普通人也没有约束自由的权利吧。

回答的语句原句应该是这样的，“实验的情况下我会表演性的讲：yes，sir,Mr Correctional Officer, sir，现实情况下我会讲：沙比，给老子爬远点”。

实验是实验，现实是现实，不要随便带入，而且在实验中有必要在每句话前加上“如果在实验中我会讲xxx”这样的说明语句。

想一想演员是怎么做的。

不要迷信所谓的斯坦福大学，斯坦福也就这样，像这样的各种详细说明都不明确的实验，而且还是心理学实验，也就那个时期才能通过审核。

在这样的实验前提下所得出的结论明显不具有说服力，有混淆视听的嫌疑。

正如津巴多本人所说：“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角色和所处的境地，任何人都可能因为所处环境而变成虐待狂或是被虐狂。

”不过本片并没有完全真实的反映斯坦福监狱实验，而是为了影视化而做出了不小的改动，尤其是对津巴多形象的描绘，让我觉得是为了加强电影的矛盾而特意的将其丑化，但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这样电影的观赏性就增加了，所以在此我也就不再多加赘述了

任何人去看《斯坦福监狱实验》都会感觉震惊吧。

震惊的不是电影，而是一场真实的实验。

若不知道路西法效应，没有人性本恶的先入为主，一定以为这是一场冗长而无趣的实验，就像实验设计者曾经料想的一样。

实验仅仅持续了六天，就被迫叫停。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实验结果。

我们与策划者一起，通过更清晰的屏幕和画面，见证了整个过程。

这不是一次实验，不是模拟监狱，这就是真实的监狱，只不过是心理学教授的监狱。

实验叫停后，作为实验对象的男孩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场实验，是个太过残酷的过程。

在我看来，是一场集体催眠。

改变一个人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许多人都这样问过。

在看完电影之后，我猛然心悸，或许时间从来不会改变人，改变人的是所处的位置。

一群斯坦福的大学生，随机地被分成狱警和囚犯。

他们并非真正的狱警或是囚犯，他们的区分最初来源于服装。

狱警有笔挺的制服与墨镜；囚犯则是麻布裙装，丝袜头套，脚镣。

服装区分了身份，当然也象征了权力，于是一场围绕权利展开的催眠就此开始。

以前看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在一知半解中窥见“权利心理学”也猛然发现它寓于各种场景中。

权力，看似一个无法定义东西，实则在各种场域中纵横驰骋。

一开始觉得福柯太过夸大“权力”的作 用，“斯坦福监狱实验”让我震惊，至少在“监狱”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力量。

在电影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扮演狱警的人很快就能进入角色，而囚犯却不是。

以前我也曾经疑惑过，那些穷凶极恶的罪犯，在监狱怎么会消停？

没有人生来就是囚犯，带着囚犯的基因，进入监狱服刑的过程，就是成为囚犯的过程。

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了监狱的日常，也给了我们一本手册，“如何让人成为好囚犯”。

首先，剥离他的个性：统一的服装（甚至是女装）、发型，除了一张床外几乎没有私人物品，限制个人爱好。

他们赤条条的站在一起，没有分别。

其次，夺走他的姓名，一个编号就是代表，忘了曾经的身份，忘了狱友的身份，接受监狱给他们的定位。

当监狱里其他人被要求齐声大喊“891是个坏犯人”时，891失声痛哭，濒临崩溃，他接受了对于他身份的认定，他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忘记了这只是一次实验，相信自己就是囚犯891。

再次，限制他的语言，语言与思维有关，或者语言就是思维，控制了语言，便控制了意识形态。

反之亦然。

狱警要求囚犯回话时必须带有“尊敬的纠正官先生”，狱警代表了司法的正义。

而监狱的牧师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引导者，是上帝的传道者。

他们被两种“高尚”胁迫，在亲友探视期间没有说出对监狱的不满，表现得像一个好囚犯。

最后，当然也是最关键的，让他忘了自由。

不仅仅是身体上空间自由的限制，让他失去时间观念，度日如年，消磨意志，仿佛不配拥有自由。

这就是一场催眠。

学生们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场景里，进行角色扮演，最后成为了角色里的那个人，就连策划者也牵涉其中。

电影中，最有趣的，是教授的同事问道，你这个实验的自变量是什么？

这让我想起了Cohen老爷子的《Who by fire》，谁燃于火，谁溺于水？

当老爷子接到上帝的电话，宣判对他的命运时，他反问了一句：“Who shall I say is calling？

”狱警乐于控制囚犯，囚犯乐于控制自己的群体，而教授，典狱长一般的存在，乐于掌控自己的监狱。

当他喊出“这是我的监狱，我不能让它这么毁了。

”他的女友震惊了，因为他也已经深陷实验当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成为实验的一部分。

权力难以被定义，但可以去定义其他，就是一种权力。

这是一部让人心痛的电影，但绝不是让人绝望的电影，电影中有一位狱警始终没有参与进同行的虐待行为中，他也没有制止，在虐待越演越烈时，摘下了自己的墨镜。

或许在这场实验中，他是唯一没有被彻底催眠的。

当实验终于无法控制教授冲进实验区，大喊：“实验结束了！

”时，所有人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他只能含着泪，说到“斯坦福监狱关闭了。

”男孩们终于恍然大悟。

看完电影，心里也是久久不能平静，一个好人，究竟能坏成什么样子？

好与坏的界限突然间就变得有些可笑了。

实验中，象征“好”的狱警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混蛋，而扮演坏人的囚犯，却逆来顺受，最后甚至认为一切是自己应得的，忍受变成了一种品质。

想必看完电影，我们都会问自己，我如果是狱警我会不会成为施暴者？

或者，如果我是囚犯，我会不会反抗？

当然这些都只能是假想，也庆幸都是假想。

实验的结果，无疑是让人对人性产生怀疑，但更多的是警醒。

人总是乐于操控，就像以前流行“hold住”一样，总想hold住一切，“掌控”会给人带来存在感，安全感，自豪感，甚至是快感。

我们活着，却总是在以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种证明当然不可能来源与自己，而是来源于他人，看见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就是一种证明。

谁不想站在世界中心，我这里指的是你自己的世界。

于是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权力、金钱，想要拥有更多，操控更多。

欲望催人追逐，也张着大口等待着吞噬着追逐的人。

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权力金钱操控。

这不奇怪。

可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义是什么？

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路西法吗？

或许，不止如此。

这次实验展示的是一次集体催眠，但清醒的你，有机会做那个不被催眠的人。

权利与欲望的催眠，潜移默化，若能摘掉身份的墨镜，保持清醒，洁身自好，恐怕也不难。

我自知是个容易被催眠的人。

所以我选择远离，经不起挑战，所以我选择远离挑战。

但是这里藏着另一个问题，你真的害怕成为路西法吗？

或着是你也渴望着呢？

人心本无善恶，因事而异。

“监狱”无所不在，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位置，无论你制定规则或者被困其中，尊重，对别人，亦对自己。

最后希望你的善行能换来比作恶更多的愉悦。

推荐Leonard Cohen《Who by fire》

看完心里好压抑好压抑，真的看完觉得世界都是黑暗的，看到中途我差点看不下去了，人性为什么一有使坏的权力就会有如此黑暗的一面，让我不禁的怀疑是不是人性本恶，只是不知道自己能成恶到什么程度。

十级压抑，不想再看第二遍。

每个人内心都藏着不同等级变态的恶魔，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释放了，在充分融入环境的时候看似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理所应当。

毕竟理性有度，再理智也有崩溃的时候。

环境影响人，人更影响人，或许那时候你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实验，而是实践。

路西法效应很早之前就在心理学相关读物中读到。

通过一个实验貌似想要说明人和恶魔的差距的。

其实如果是想说明人和恶魔到底之间有多远，那根本无需证明，心里学家早就说明，人是一种场景下的动物，人的行为、意识会随着环境变化，或者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失去自我。

这个实验之所以轰动，影响很大。

人是特别健忘的，穿时间长的西装或许就忘记几千年前穿过兽皮。

实验的结果不重要，而是这个实验之后带来的大家的对这个过程的重新认识。

天天的看到的新闻是劳模、岗位标兵、下乡慰问疾苦的民众。

听到、看到都是美丽的新世界。

在太阳下生活的我，已经不知道的黑色和灰色的世界。

在环境下我们可能因为环境变成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是彻底失去自我，成为一种工具。

这个不是个人的错误，不是人的错误，顺从环境是人性的本能。

错误的是环境的，还有制造这种环境的人。

人性本身就是很薄时刻就提防人心叵测者。

如果可以就给自己找个舒服的环境，如果有能力就给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如果生在无奈之下，就保持觉知，不被环境吞噬，至少对权威要保持质疑。

1971年8月，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做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研究小组以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启事的方式，来征集实验的志愿者，被选中者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的报酬。

应征者需要接受面试，以确认他们不是怪人，没有任何被逮捕的经验，也没有心理与生理问题，“心理面的各个向度都在平均值附近”。

最后筛选出20余名正常、健康的年轻人，以随机分派的方式，9人成为“狱警”（分为三班），9人成为“犯人”，余者候补。

实验的设计时长为两周。

按津巴多的表述，实验的目的是观察这些原本高度相似的年轻人，在作为“狱警”和“犯人”，共同经过两周的监狱生活之后，他们的人格是否会发生变化，亦即特定的监狱情境会给这些人带来什么：经过事先挑选，我们的受试者普遍代表了中产阶级、受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学生的同质团体，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藉着随机分派，将他们分为“狱警”“犯人”两个角色，但事实上这些人不但可以比对，而且随时可以互换角色。

“犯人”并不一定比“狱警”凶残邪恶、充满敌意，“狱警”也不一定是强烈寻求权力的权威者。

……两个星期后，这些年轻人是否还是难以辨别？

他们的角色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人格？

①实验由9名“犯人”在家中被参与合作的真警察突然逮捕开始，他们被蒙住眼，由警车送入模拟监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狱警”命令他们脱光衣服，伸直双臂，打开双脚，面墙站立，向他们身上撒粉除虫，“有些“狱警”开始嘲笑“犯人”的生殖器大小，评论最小的尺寸，或嘲笑他们的睾丸不对称”。

然后“犯人”们被扔进三间牢房，获准穿上囚服（不许穿内衣裤），以丝袜套头（代替剃光头的程序），穿上塑料拖鞋（脚踝上串有锁链），并获得一个数字代号（抹去个体色彩）。

“狱警”与“犯人”们由此开始在模拟监狱中扮演各自的角色，进行各种互动。

但实验没有如预期那般进行两周，而是在第六天被紧急叫停。

原因是“狱警”们的做法越来越极端，开始操控“犯人”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其中一位“狱警”在第五天命令一半“囚犯”扮演雄骆驼，另一半“囚犯”扮演雌骆驼，集体模拟表演性行为。

津巴多后来在《路西法效应》一书中感慨，实验的初衷，更倾向于评估外在的制度性因素，究竟能将一个人的内在天性压迫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观察好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换句话说，“犯人”们才是整个实验的重点观察对象。

但实验的走向超出了估计，较之“犯人”们的表现，“狱警”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更为惊人：有些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警”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鄙视、伤害“囚犯”。

……其他“狱警”虽然并未有虐待倾向，但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胞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

只有少数“狱警”可被归类为“好狱警”，他们抗拒了权力的诱惑，而且有时候能为“囚犯”的处境着想，多少为他们做点事，比方说赏个苹果或塞根香烟给人之类。

②津巴多认为，实验强有力地证实了“恶劣的系统与环境产生的毒害，可以让好人们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善恶之间的界限并非牢不可破，而是相当脆弱。

“狱警”柏登（Burdan）在实验过程中被记录下的言行与自我剖析，可以很形象地说明这一点：（1）实验未开始时，柏登说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崇尚非暴力的个体，我不能想象自己要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粗暴的‘狱警’”。

（2）实验开启之刻，柏登曾怀疑大部分参与者是否真的可以“严肃看待这场实验”。

（3）第一天，柏登的感受是“最怕‘犯人’会把我当作坏蛋”，觉得装腔作势讲话的自己像是一个笨蛋。

（4）第二天，柏登从车子里走出来时，“突然希望人们注意到我的制服”，且开始习惯用警棍“打墙打椅子打铁栅门来展现我的权力”。

（5）第三天，柏登行使了允许或禁止‘犯人’父母进入探访的权力，“这是第一次我有机会如我所愿地操弄权力”，几乎完全的控制权让这段经历成为“实验中我最享受的一段”。

（6）第四天，柏登用手铐和蒙眼对付‘犯人’的做法受到了指责，但他强硬回应说“这都是必要的安全措施”。

（7）第五天，柏登羞辱为难了一位‘犯人’，原因是“我就是不喜欢他”；新来的‘犯人’用拒绝吃晚餐的方式抗议，柏登采取了强迫喂食，“我让食物从他脸上滑落，不敢相信这是我做的；我恨我自己强迫他吃，但是我更恨他不吃”。

（8）第六天，实验被紧急中止，柏登很高兴脱离模拟监狱，“感觉好极了”，但他觉得有些“狱警”并不开心，原因是“他们的钱会变少而且他们都乐在其中”。

③如今，“斯坦福监狱实验”已成为心理学中的经典案例。

但近五十年来，对它的质疑，也从未终止过。

实验样本量过小、研究报告发表在非同行审议的期刊、研究人员参与到实验中——比如津巴多的学生杰夫（David Jaffee）担任了“典狱长”等，均是实验招致非议的因素。

津巴多近年公开披露的一些原始录音、视频资料，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比如扮演“典狱长”的杰夫，曾要求一位“不活跃”的“狱警”“积极参与”“变得更强硬一点”——质疑者据此认为，并非权力让“狱警”们变得残酷，而是实验的组织者要求“狱警”们残酷，进而认为“斯坦福监狱实验”乃是一场骗局。

针对这种质疑，津巴多的回应是，在实验的第一天，“狱警”们并没有真正进入角色，“录像显示他们曾偷笑着让‘囚犯’更加遵守规矩一些”，所以“典狱长”杰夫找到一位无法进入角色的狱警，说了如下这样一番话：“我们真的很希望你能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并参与进去，因为‘狱警’们必须认识到每一个‘狱警’都必须成为一个“强硬的狱警”。

这里的‘强硬’，我是指你必须变得更加严格、坚定，并且你必须有所行动。

这对于这个实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否能让这个东西变得真正像一个监狱，也就是我们这个实验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狱警’们的行为。

”津巴多强调，“我们从未更加具体化（教他们）如何去变得更加‘强硬’，并且当时有明确警告禁止使用任何武力。

”实验不允许武力打击“囚犯”，但允许创造无聊、沮丧、恐惧、以及无力感等情绪。

这些回应，在他出版的《路西法效应》一书中，其实已提及过。

这番回应所道出的，其实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先天不足——无论如何设计，这个模拟监狱里的权力体系，都无法等同于真实的监狱。

即便津巴多努力使用真警察，用突袭的方式前去逮捕“囚犯”，被选中担任“囚犯”角色的志愿者们仍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只是实验”。

“囚犯”如此，“狱警”也是如此，实验的设计者出面要求不能进入角色的狱警“变得更强硬一点”，也就成了不得不为的事情。

当实验的目标止于“观察好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也就是以囚犯的反应为主要观察对象时，这番“变得更强硬一点”的针对“狱警”的要求，对实验尚无大碍。

但当“狱警”的变化压过“囚犯”的反应，成为主要观察对象时，这种要求就成了对实验的干扰。

其他指责“斯坦福监狱实验”为骗局的证据，也是大体相似的情况。

比如某参与实验的“狱警”称自己的过激行为是遵从实验设计者的要求，目的是为了让实验能够进行下去；某中途因精神崩溃退出的“囚犯”则称自己退出的真实原因是担忧实验影响考试，所以故意表演精神崩溃寻求退出（他原本以为扮演“囚犯”既可安心学习功课，还可以挣到一些钱）——这些都是“模拟监狱”难以避免的问题，是一种无法与真实监狱比拟的“先天不足”，而非有意制造的骗局。

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因先天不足存在着种种争议，但它仍是心理学史上最受关注的实验之一。

因拥有极高的大众知名度，甚至还被多次改编为电影。

参考资料①②③菲津巴多.路西法效应[M].上海：三联书店，2008.

这场实验 这部电影（根本）无关人本性[美]菲利普·津巴多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标题: 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原作名: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第1章　邪恶心理学：情境中的性格转换“情境“”情境“”情境“1 这场实验是由当时美国海军提供财务支持，实验初衷是*研究监狱中的囚犯的行为*，以及监狱中不同力量之间的对抗（force against force），比如狱监与囚犯。

试验之后的发表，其标题切中要害：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

这研究的是监狱中的人际关系动态。

2 这场实验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关于个体对权利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进而“推断”个体对情景（situation）的适应，其表征为人格特征（trait）的（巨大）变化。

情景！

情景！

情景！

重要的要素说三遍。

也就是外部环境。

相关理论可以参考Mischel & Shoda (1995), Fleeson (2007, 2012), Funder (2008)。

我也十分推崇Personality state theory vs Personality trait。

3 狱监的极端行为（abuse of power）是这次实验的副产品。

在之后的发表中，作者更强调的是being powerful和being powerless的对比，以及模拟监狱实验中扮演囚犯的实验人之后对being powerless的厌恶。

之后学者（甚至）对斯坦福监狱实验中 狱监的极端行为 是否是靠谱的实验观察颇有微词。

比如：“who do heed authority in doing evil do so knowingly not blindly, actively not passively, creatively not automatically. They do so out of belief not by nature, out of choice not by necessity. In short, they should be seen—and judged—as engaged followers not as blind conformists”（模拟监狱中的个体行为并非自发的，也非“自然性”，不具有“必要性”，是选择之后的结果。

）“Volunteers for the prison study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measures of the abuserelated dispositions of aggressiveness, authoritarianism, Machiavellianism, narcissism, and social dominance and lower on empathy and altruism, two qualities inversely related to aggressive abuse. Although implications for the SPE remain a matter of conjecture, an interpretation in terms of person-situation interactionism rather than a strict situationist account is indicated by these findings.”（模拟监狱中的个体行为当被看做是个体——情景的交互作用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情景胁迫。

）4 什么是人本性？

什么是人本性的善与恶？

这样的问题也许从精神上（spirit）讨论可能更富有成效。

但是我知道，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证实了：男人爱美女；美女比丑女获得更高的社会评价；为了确保基因的传承，古代人类中存在弑婴现象，以及对老弱病残的遗弃。

这些就能证明人性是恶的吗？

斯坦福监狱实验并没有试图论证人性的善恶，也没有人可以。

SPE didn’t inte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nature humanity is good and evil. And no one will ever tell the nature humanity is good and evil.这部电影除了Billy Crudup的表演有些地方太过做作（比如和Olivia争吵完之后回到monitor前拆领结），其余包括节奏 剧本 配乐和cast，都是佳作。

尤其是在一号房用床把房门奉上之后，“guard”对其余两间房的奇袭的处理，个人认为恰到好处。

但是这场实验 这部电影（根本）无关人本性。

ReferenceHaney, C., Banks, W. C., & Zimbardo, P. G. (1973). Study of prisoners and guards in a simulated prison. Naval Research Reviews, 9(1-17).HANEY, C., BANKS, C., ZIMBARDO, P., Academic Press, Inc, Promotions Manager,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73). 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 1, 69-97.Zimbardo, P. G. (2007). Revisiting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A lesson in the power of situatio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3(30), B6-B7.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14660796?accountid=14511Carnahan, T., & McFarland, S. (2007). Revisiting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Could Participant Self-Selection Have Led to the Cruel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5), 603-614.Haslam, S., & Reicher, S. (2012). Contesting the “Nature” Of Conformity: What Milgram and Zimbardo's Studies Really Show. PLoS Biology, 10(11), e100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