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原著是女性，导演是女性，主角是女性，视角是女性，必然是女性主义电影。

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电影分类为“男性主义”电影。

男性是这个世界的基调。

这个电影并未试图控诉或推翻基调，而是在讲“出路”。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生活中遇到的女性的形象，这部电影具有丰富的女性角色，让我第一次可以将现实中的平凡女性投射进来。

这些形象不是喜剧片里古板的女班主任、花痴的大龄未婚女，或者爱情片里欲求不满外强中干的女强人，或者恐怖片里控制欲爆棚的母亲，而是如此鲜活就在身边的女性——是在家庭和职场之间摇摆又不甘心的朋友，是工作后自己还完助学贷款，贴补家里盖房子的女同学，是遭遇过家庭暴力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女同事。

这是很少见的观影体验，可见是人人心中皆有，却人人笔下皆无。

这部电影点出剥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现实。

当我女同学全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时候，她的丈夫在离家两小时车程外的地方排队进地铁站。

当我的女性同辈小产，她的丈夫请假照顾她后，就被“流放”到不重要的岗位。

这不是简单的妻子对抗丈夫婆婆或者原生家庭的故事，这是每个社会螺丝钉在面对制度性剥削，该如何抢夺自己个人生活尊严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上司并不一定更认同用女性下属，“性别同袍情义”更多的是职场利益驱动，当劳动者只剩下剥削属性的时候，性别只是剥削的一项指标——在现有劳工制度下从谁身上能更轻松稳定地获利。

制度可以异化人，人是制度的产物，而个人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制度的反思。

当国人看这部韩国电影感慨韩国女性处境艰难而升起本国骄傲的时候，其实是对另一套权威话语的顺从，在文化的差异下面个体和制度的对抗是永恒的。

不妨自谦地去比较，在韩国的制度下，有这样的电影出现，即便它遭受很多的压力，而华语电影中这类讨论几乎失声的。

金智英之所以震撼也在于她不是一个惯常的恐怖片女主角。

她有努力的丈夫，有认可她能力的上司，有鼓励工作的前同事兼朋友，有以身作则的姐姐和关爱与支持的母亲。

但即便如此，仅仅育儿一项就足以将她的处境推向孤岛。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以上条件都不具备的女性，其处境可想而知。

假如金智英将生活的不满发泄到丈夫和女儿身上，生育和为家庭的操劳成为了情感勒索的筹码，这就是一个“曹七巧”的恐怖片了。

相比金智英，丈夫反而显得更加“孤立”，无法向自己的母亲敞开心扉（婆婆这个形象相对刻板），要面对工作的压力，没有朋友，对周遭男同事的价值观不赞成，育儿假期的困境，他既是社会制度的得益者，也是被剥削者，连带着献祭妻子的劳动，但如果他不“乖”，他也会面临现实的困境。

虽然他在生孩子这件事上顺应的“压力”，但在拯救妻子于病痛之中又显出担当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坚韧，这就是在处境中的平凡人的反抗。

电影中不少角色都是“出路”的良好示例，至少你可以是在咖啡店里给金智英递上纸巾的人。

最感人的莫过于公交车上的智慧与勇气并重的阿姨——谁要做神奇女侠？

我要做公交车上的阿姨！

电影中有两场戏我非常喜欢。

一是当父亲生气说“你就等着嫁人吧”母亲发脾气反驳，噎到父亲，全家人大笑喷饭，接着智英接到录取电话，举家为之骄傲。

真是让人热泪盈眶的家庭氛围，是在父权的阴影下，但你得承认这里面有爱，每个角色都蕴含着对女主角的情感。

电影不不负责下价值判断或建立斗争阵营，它的美在于包含丰富的层次。

第二场是母亲目睹女儿发病，女儿是以母亲的母亲身份在说话，既是发病情节的推进，兼有对照顾者身份的母亲的体恤——我的长辈中也有这样的女性——又是女性命运的互相映照。

而金智英在咖啡馆中的反驳，是这部电影最“旗帜鲜明”的地方，是个“必要”的时刻——在室内打翻饮料，多半会有店员帮手——所以远不及上面两场戏层次丰富。

剥削的另一个特点是带有阶级性，某些事业生活两开花的“成功女性”背后其实有的原生阶级优势，普通女性无法参照。

人是带有社会性的，孤独的恐惧来源于对自己的处境的绝望。

在社会群体中人会本能地互相参照，女性间互相比较，带有制度压迫的原因-——利益边界界定好了之后的内部困斗。

但是这种比较，也可以是的参照（出路）。

11岁的山口百惠看到电视节目选拔歌手有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生参赛，于是心想“或许我也可以试一下”。

女性楷模的确更能激励女性。

是参照“楷模”，还是妒忌同列，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成功”的样板本来就很刻板，那么“成功女性”的样板不过是在本来的刻板形象上再添上“家庭幸福”，那就还是枷锁了。

对很多人来说，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欲望就是了不起的成功了呢。

电影的结局是圆满的金智英得到了家庭和事业的双赢她生于1982年4月1日4.1——愚人节是愿景，还是幻想……在今年的国际妇女节，时尚杂志《Girls, Girls, Girls》制作了一则名为《Be A Lady They Said》的短片，从上帝视角道出现今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要少吃点，要减肥，不要太胖，不要太瘦，别多嘴，别抱怨，要清纯，要性感，要化妆，要自然，别穿太少，别被强奸，别对陌生人笑，别太情绪化，要做女人的本职，做个好妻子，做个好母亲……短片一经发布便引起广泛关注，前后矛盾的台词句句直指社会对女性的操控——要按照TA们的标准生存，不能做自己。

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该不该做自己、该怎么做自己”，正是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所要讨论的问题。

【反性别歧视】平权短片：Be A Lady,They said! 句句诛心 @欧美IN迹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家庭中，相夫教子是女性的本分82年生的金智英是全职主妇，丈夫温柔体贴挣钱多，女儿伶俐可爱不捣乱，一家三口生活在首尔，金智英既不必为物质生活担忧，也无需日日面对微妙的婆媳关系，这该是多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繁重的家务让金智英全年无休，终日围着丈夫和女儿打转，逢年过节更要扮演好逆来顺受的儿媳，伺候公婆的同时还要照顾从婆家回来的姑姐一家，稍有懈怠，便会引来婆婆的冷嘲热讽。

只有在妈妈家中，金智英才能安心休息片刻。

尽管韩国在二战之后就引进了“男女平等”的教育理念，并在90年代中期制定了相对完备的女性教育政策和计划，但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金智英的妈妈从小学习优异，却不得不为了弟弟放弃学业；受过高等教育且有一份不错工作的金智英，也不得不在女儿出生后辞职照顾家庭。

女儿稍大一点后，金智英和丈夫商量决定回到职场，可婆婆却严声指责说：“你太过分了，我儿子前途一片光明，你怎么能让他在家里带孩子？

”女性要为父兄、丈夫、后代牺牲自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被现代社会冠以伟大之名，而“伟大”也成为困住女性的围城——不管你的父兄、丈夫、后代是否成功，你都要为他们放弃“自我”。

女性生而为人的多种可能性被一点点打压，最终浓缩在百十平方的水泥箱子中，因为这才是她们最终的归宿，相夫教子是她们的本分，外出打拼不顾家庭是她们的失职。

于是，金智英守着“本职”，在“平静的主妇生活”中渐渐失去了自己。

职场上，子宫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雷国文系毕业的金智英顺利进入宣传公司后，工作能力受到肯定，但她并没有机会升职，反而是水平稍逊一筹的男同事先得到提拔。

金智英的女上级说，女职员要结婚、休产假，这对公司的5年计划有害无益。

女性天然拥有的生育能力成为男权社会用以反向打压、管控的工具，使女性难以在职场中得到和男性一样的机会。

年轻的金智英曾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就算结婚生子，也有自信能好好工作。

但显然，一切远没有那么简单。

假如金智英在怀孕后没有辞职，职场会对她好一些吗？

并不。

在2013年的国产剧《小儿难养》中，宋佳饰演的职场精英在生子归来之后，不仅失去了晋升高层的机会，还被贬职成每天写报告的基层员工。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现代东亚国家，女性既要守着相夫教子的本职，又要努力让自己不被社会淘汰，想要在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更是难上加难，稍有偏颇就会被人诟病。

就像金智英的女上级，虽然身为管理者，却是以牺牲自身为代价。

她坦然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女儿，更不是一个好母亲，尽管在公司管理层占有一席之地，但依然时时受到男性领导、同事的讽刺。

现实生活中，女强人如董明珠，哪怕早已入选全球百佳CEO，大众的目光依然聚焦于她的家庭角色失格。

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问题，永远只会针对女性提出，女性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永远要排在相夫教子之后。

生育本是权利，却被刻画成女性的义务，什么？

你是丁克？

你讨厌孩子？

对不起，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生孩子就不是女人，是丧失了母性的缺陷品。

放心生吧，有了孩子你的想法就会改变的。

你妥协了？

这才对，做好贤内助，把管理社会的工作交给男性吧！

金智英，你凭什么抑郁？

在繁琐的家务中丧失了理想的金智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虽然平日里毫无异样，但金智英始终不快乐，在压力爆发的临界点，她会变成另一个人同身边人交谈。

在影片的的豆瓣讨论区，有一位女性发言者将金智英的抑郁归因为“矫情、不知足”。

很难想象，对女性最大的恶意和不解竟然来自于女性。

没错，金智英的确不必为生计发愁，在面对微妙的婆媳关系时，丈夫善解人意，从不和稀泥，但这些，能够成为金智英“知足”的理由吗？

2012年韩国疾病本部的调查报告显示，韩国女性经历抑郁症的比重是男性的1.8倍，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让她们左右为难。

辞职做家庭主妇的金智英，常被职场人讽刺为“妈虫”，试图外出工作时，又被婆婆斥责，金智英失去了对人生的选择权，在“自己”这个命题里越走越远。

她对心理医生说：“我觉得这样活着也不错，作为一个人的妈妈，作为一个人的妻子，有时候也会觉得幸福，但有时候，又有被困在了哪里的感觉。

”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是金智英患上抑郁症的最大原因，失控感来自社会对女性约定俗成的要求——照顾孩子、体贴丈夫、孝敬公婆。

在男权思维的惯性打压下，女性难以成为“自己”，她们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许多女性受其害却不自知。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写道：将男人社会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价值观的女人，会主动适应男人的序列，期待通过男人得到财富的分配。

这些乐于成为被男性物化的女性，甚至会帮助男性打压女性，何其悲哀。

“小赫敏”艾玛·沃森特在联合国演讲中提到，男性和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男性可以脆弱敏感，女性可以坚强独立，性别不该成为定义性格的教条。

但在很多人的极端理解下，女性主张个人权利成了她们妄图与男性争抢社会资源的卑劣手段。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上映前，曾遭到韩国男性的大规模抵制，影片主演也遭受网络暴力，电影上映后，韩国男性观众将其称之为“一群被害妄想症的狂欢”。

饶是如此，电影依然在韩国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因为金智英不是一个个体，而是韩国乃至亚洲千万女性的真实写照。

不得不说，女性的觉醒让那些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男性充满危机感，他们害怕女性的自我意识会夺走他们拥有的荣光。

然而，如此害怕女性觉醒的男性，又是从哪里来的自信，认为自己能支撑社会的良性运转呢？

在此借用B站网友的评论——男人不要怕女人站起来，女人站起来不代表男人就会倒下去，这个世界足够大，站得下两拨人。

《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韩国同名小说，一经上映就在本土引起了巨大的话题性和争议，在国内流出资源后则又被广泛地称赞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佳作。

不禁想要自问一句：一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要如何去衡量？

是根据讨论的热度吗？

作者的人文关怀又在哪里能体现？

是根据选取的题材吗？

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创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否够真诚？

是否含有算计的成分？

是根据导演的性别吗？

电影通过闪回结构组合出了一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几乎所有伤害和不公，但无论闪回段落还是编剧设计的主线矛盾都具有过强的独立性和一般性（说不好听就是像段子），而这些内容却又老生常谈、过于浅白，那些情节里的人物可以替换成任何女生，那些冲突在国产电视剧里也屡见不鲜，金智英却在这种功利性的罗列中显得断裂性格缺失，为了使素材延伸出更大的广度而牺牲了人物的深度和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所谓“社会意义”的成立在于电影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对已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创作者真正贴近其想要关注群体的外在呈现一定为表现出其对客体的观察和了解，而非对众人皆知的事实进行堆叠以博取大众的集体认同。

足够能证明创作者人文关怀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给予人物绝对的尊重并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他独立于文本、具有性格，从而通过他和外部世界的差异以及自发的冲突凸显出创作者想要警示人们的问题，比如阿涅斯.瓦尔达的一些剧情片（《天涯沦落女》）。

另一种是针对特定的事件，集中、细致、完整地表现个体面对情境的行为和反应，还有什么比欧容在《感谢上帝》中不惜放弃节奏去事无巨细地还原性侵受害者步履维艰但义无反顾的维权过程更加令人动容鼓舞的呢？

《金智英》追求全面导致的片面，追求中肯导致的二元化，都无法引发大众真正面对结构性根本的自省。

所谓“人文关怀”，主体自然应该是“人”而非“事”。

“作为群体的代表或者象征”也并不能成为人物符号化、功能化的理由，《爱丽丝最后的逃离》那样一个架空封闭的寓言叙事，夏布洛尔仍然赋予了人物极强的自主性和行动力，都不能成为一个“人”又凭什么“代表”或者“象征”呢？

至于创作者的动机，作为观众我们永远无法也没有必要追求“真相”，因为作品一经完成就会脱离作者，和作者互不代表，自成为一个表达主体。

就像谁又知道毕志飞是不是真的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拍出了《逐梦演艺圈》呢？

除了结构性的肤浅，还有两处具体的情节设置值得质疑，一处是结尾金智英通过将自身经历写成小说的剧情该如何理解？

算是一种改头换面、走向独立，为广大女性发声、传达控诉？

还是对女性身份和过往的进一步自我剥削？

历史上不乏女性以文学艺术作为个人实现的出口的前人之鉴，这本来无可指摘，但仅就金智英的状况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首先从画面（和声音）给出的信息量可以大致明确金智英写作的内容几乎就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其次金智英此前的工作似乎也不具有文字编辑的性质，那她是否具有写作能力？

（如果一定要说金智英向来就具有这种天赋，那么影片应该给出铺垫，而不能是观众脑补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大概率没有文字功底的女性把自身经历以小说或者自传的形式传播给大众并且获得了极大认可以及某种实现，这算不算自我剥削？

我们不能说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只是跟影片结尾带有正向和解意味的基调不是那么匹配，使表意显得语焉不详，缺乏信服力。

高调阳光的结尾甚至会无形中输出这样一种立场：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理所应当地无法进入男性为主的职业体系，与他们平等的共享其它社会资源，一定要通过边缘化自我的方式求得夹缝中的生存。

第二点质疑关于金智英的疾病，很容易理解这种设置“表现金智英被压迫之深”的原初用意，是一种单向的反馈，环境压迫作为“因”，病理表现作为“果”，在商业片叙事系统内尤其又是极爱煽动情绪的韩国电影这种策略无可厚非。

但从丈夫打算辞掉工作后，这种因果逻辑在无形中被调转了：婆婆打电话向妈妈提出指责和不满，妈妈起先据理力争，直到婆婆指出智英有病，这是妈妈崩溃了。

人物情感指向从这里开始偏向了“面对疾病”和“自我治愈”，疾病反成为了传统压迫的话语材料：其实一切矛盾都是因为你有病！

就赶紧治病去吧！

这种因果概念的倒置之于原初逻辑变得悖论、左右互搏。

金智英生于1982年，而这部电影拍于2019年，女性电影早在60年代伴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呈现出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并且延续至今，近年更是各种“女性的声音”风生水起，连超英和迪士尼动画电影都要割一把女权的韭菜，这类作品实际上早已成为了对主流的应和讨好。

所以这样一部用笨拙的语言重复着大量陈词滥调，如同马后炮一般的“故事会”文本的出现，究竟是社会意识的觉醒？

还是影像的倒退？

《82年生的金智英》强势力压同档期《小丑》、《终结者:黑暗命运》和《沉睡魔咒2》，荣登韩国票房冠军。

影片是由颇受争议的畅销小说改编、深度揭露社会伤疤的女性电影（原作小说还曾刷新了韩国年度电子书、实体书的最高售卖纪录，甚至还因故事真实得“淋漓尽致”引发了全国性的大撕逼）；以“产后抑郁症”为表线，里线则是折射各种社会痛点（职场歧视、性骚扰、针孔偷窥等）和男女平权，而更深层次的则是对女性困境和“女权主义”的剖析。

其实，无论男女，绝大多数人都只是“社会”这个超大号麻辣烫中的各色配菜而已；女性不易，请多一点尊重、理解和宽容--“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没有刻意的煽情、卖惨，整部片子真实的“可怕”；这部电影是一块闪闪发亮的镜子，平静而犀利（83年生的郑有美小姐姐几乎全程不施粉黛演绎“82年生的金智英”也是相当的闪闪发亮）；现实往往比电影中残酷得多；妹妹、姐姐、女儿、妻子、母亲、外婆、奶奶，这是几乎女性必经的人生历程和标签，然而，对于很多人而言，真的是太难了......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孔侑和郑有美自《熔炉》、《釜山行》、《82年生的金智英》一路合作下来，真的不考虑在一起么......）

看到第37分钟，想起高赞影评。

男友觉得无所谓当场分手，人性怎么如此贪婪什么都想要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有些女性总是享受着男性给予女性的便利，翻脸又大喊抗议男女不平等。

需要男性帮助时觉得自己是女性理所应当，被束缚了又说男性和社会不理解自己，要男性和社会改变？？？

前几天看完三寸金莲纪录片，不可否认社会和男性自愿也好被迫也罢已经做出改变了，什么都要喂你们嘴里吗？

社会和男性有问题吗？

有！

你们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是受害者了？

大家都第一次做人，怎么就要迁就体谅你？

（说给那些从来意识不到自己问题的人）不管男女，只要是个狠人舍得放弃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武则天在男权社会还登基了呢，她没付出没抛弃吗？

她容易？

她得到了什么有目共睹，但是她有亲情吗？

没有，为了权利抛弃了。

要是不想因为婚姻失去自我失去事业，很简单不结婚。

扛不住催婚催生的压力自己一步步画地为牢，还觉得委屈？

结婚前会面对什么真的想不到，社会是在你结婚第二天变得突然针对家庭主妇了？

带孩子不容易这些那些，活着谁容易？

自己不自立烂泥扶不上墙，还指望男友老公改变，把命运放在别人手里，换汤不换药的索取，还不如古代的三从四德呢，最起码分工明确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我是女性，自己换水自己换灯泡自己打玻璃胶自己疏通下水道自己搬家，自己看病自己吃饭自己挣钱自己花。

反正不像你们这些得到自由的同时还喊孤独，有舍有得国际惯例。

什么人都能生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女主何其幸运，拥有愿意改变的老公和敢为了女儿反抗的妈妈，甚至她的病都是幸运的。

婆婆虽然从被害者变成加害者但没有给她造成直接伤害，原因是老公不是她爸爸不是妈宝大男子主义。

那是她幸运！

现实中很多人是女主的妈妈跟姐姐，因为没有生病所以连伤害都不曾存在努力把自己熬成婆。

不仅原生家庭重男轻女老公妈宝婆婆拼命刁难，还要拉扯弟弟抚养孩子。

有的老公还出轨家暴，自己本身也重男轻女。

太可怕了……请女性朋友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成为别人的女儿 别人的妻子 别人的姐姐 别人的妈妈前，首先成为自己。

很多东西自己不争取是不会掉下来的！！！

我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看到小金智英问妈妈说“所以妈妈现在是因为我所以没能当老师的吗？

”的时候，突然哭出声。

母亲生养女儿，女儿变成母亲，在金智英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我们都正在经历的循环里，太五味杂陈了。

当女孩子被性骚扰，“你看看你裙子这么短”“干嘛要天天嘻嘻哈哈的冲别人笑”。

当女孩子站在成人世界的门口，“嫁人得了”，“我看你就最适合找个人家嫁了”。

当女孩子遭遇不公和变故，“现在时代变喽，女孩子事儿越来越多了，多希望生活在朝鲜时代，哪还由得她们”，“啊，疯婆子”。

当女孩子成为母亲，“拿着老公的钱在家待着多好”。

是因为女孩子孱弱无能吗，也并不是吧，因为当你顶天立地，可能会有人自作聪明地夸你“嗨，你要是投胎成男人就好了”。

金智英是个典型的韩国女性。

走在路上迎面擦肩的都可能是她。

韩国整体文化氛围是特别开放而保守的。

一方面坚持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强调着社会关系中的次序，家庭关系中的男女有别等等。

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态度和方式表达意见。

这个片子好，甚至不是因为能让多少男性幡然醒悟，而是让更多女性抽离生理上的定义，审视你身处的世界，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经历过什么。

以及，作为女性你是否忽略了自己除了女性这层生理意义之外，首先是一个人。

《82年生的金智英》首映日拍摄于电影院在梨大（梨花女子大学）这几年可以说是强行体验了女权运动的一段经历。

上大学的时候对于女权这个概念还云里雾里，以为只要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上反超男性就会迎来传说中的女权的胜利。

梨大教给我的是—女权不是变了性别的男权，女权的胜利应该是女性以独立人格存在并获得尊重，与男性共同实现这个社会的平衡，扮演同等重要的社会角色，公平竞争等等。

女权可以是宏观而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非常微小的细节。

之前和我上同一门课的一个博士前辈就把女权问题浓缩进了女性卫生用品安全问题中，通过采访很多女性消费者和业界人士来关注女性权益保护问题。

me too运动最高潮迭起的时候，身边很多人把这个事件作为研究课题，当时特别冲击我的是某位上年纪并事业有成的男性受访者说他们男性也很疑惑—“现在的小姑娘们都怎么了？

以前从未遭受过非议，甚至非常普遍的一些举动怎么就成了性骚扰了？

”

2016年，参加那场著名的大游行我觉得，可能因为身为女性，并且同样也是在人格和知识结构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梨大度过的缘故，小说原作者把这个社会语境中最习以为常的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画面，不藏着掖着，将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放在每一个试图避而不谈，甚至压根儿还未知觉的人面前—是的，你在经历这些，是的，你可能还未觉察，或者你正在试图忽略，但你知道吗，亲爱的，在作为一个家庭的，甚至整个社会的女性角色存在之前，你首先有权利是一个独立的人。

去年原著在韩国最畅销的时候，我买了书看。

特别震撼于作者风平浪静的口吻讲述了最俗套也最忿忿不平的故事。

好的故事不见得有多出奇，剑走偏锋讲什么奇谈，也不非得用最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表达，但至少得让读者懂，让读者能够共鸣共情。

我觉得最让我有冲击感的是写金智英大学时候的青春洋溢，在职场上的斗志满满和结婚生子之后的手忙脚乱迷失自我的落差。

《82年生的金智英》韩文原版环顾身边的女性，大多数让步，搁置对自我的追求也确实都是源于要扮演社会主流认知中要求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基于对于女性形象的普遍认知继而提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要求。

是不想做自己吗？

不是，是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压缩了为妻为母的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所有追求自己独立存在价值的可能性。

然而小说和影视化作品有的选择，可以选择最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借戏剧化给出最漂亮的答案，当然也可能是种暗示，试图给大众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让金智英拥有一个愿意看到“不妥”，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帮她找回自我的老公。

其实，甚至这些都不需要上升到女权。

无非就是搞清楚自己面临哪些不公，因为哪些外力而不便，直面，不逆来顺受就够了。

既不需要什么高深知识体系支撑，也不用非得为这些事贴上标签。

看完金智英，一方面心里空落落的，一方面觉得幸运，庆幸有人把这些讲出来。

俗话不是说吗，说出来就好了。

希望因为有人替我们把故事讲出来，我们就都好了。

花开时节的梨大。

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花开灿烂。

《82年生的金智英》海报如果说在过去，社会充斥着失败意识和讥讽的话，现在我们正切身经历着发出多少声音，世界就可以改变多少的阶段。

——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一韩国并不缺乏揭露现实晦暗、直击社会痛点的影视作品，它们往往都会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好评，像《熔炉》，像《辩护人》，像《杀人回忆》，像《出租车司机》。

但《82年生的金智英》（以下简称《金智英》）这部电影在韩国民众中的口碑却很反常。

它在上映前就遭到了众多男性观众的强烈抵制，他们甚至要求政府出手封杀此片。

在影片上映后，又招致了男性观众集体恶意刷低分的行为，在韩国NAVER网站上，男性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平均评分只有1.76分，而女性观众打出的平均分则高达9.46分。

同时，《金智英》的男女主演孔侑、郑有美也在社交媒体上遭遇组团式的网络暴力，男性观众纷纷指责他们颠倒黑白、谄媚女权。

《金智英》之所以会面临口碑如此两极分化、两性观影群体如此剑拔弩张的局面，是因为它直白地揭露了长久存在于韩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性别不平等，更确切地说，女性困境。

电影借由“金智英们”之口，控诉了韩国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所遭受的压迫与区别对待，上至老妇，下至幼女，皆穿戴着无形的沉重枷锁，在男权社会举步维艰地生活。

《金智英》的社会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不仅给长期以来“沉默的大多数”以发声和讨论的空间，也让那些具有反思精神的男性群体们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做出的妥协与牺牲。

二作为一部女性向电影，《金智英》没有刻意没有夸大女性的悲惨痛苦，它带着对女性的关怀与同情，冷静克制地还原了社会上存在的普遍现象。

除女主角金智英外，编剧也塑造了诸多形形色色的女性角色，她们都背负着来自时代的、家庭的、职场的悲剧。

比如金智英的妈妈美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教师，但是为了供家里的哥哥们上学，成绩优异的她必须放弃学习，去清溪川给人做衣服，手受了伤却换不来家人的一句道歉；比如金智英的上司金组长，一位事业心极强、工作能力卓越的女强人，在公司不仅得不到器重，还要被男同事嘲讽没有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再如金智英的同事惠秀，工作能力不亚于同期的男同事，晋升却总是矮人一头，遭遇公司保安恶意性骚扰，上司发现后非但不制止，还默许被偷拍的色情图片肆意在网络流传；再如像金智英一样的全职妈妈们，名牌学校毕业，却只能靠着偷偷做孩子的数学练习簿、给孩子表演喜剧来获得心安、寻找自我价值。

而全片笔墨最重的金智英，她的遭遇更是一众韩国女性的缩影。

《金智英》的叙事方式为双线叙事，主线是金智英的现在时，她育有一女，为了照顾家庭，放弃白领工作，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却很不幸地患上了产后抑郁症，时而出现“鬼附身”的症状。

不断穿插进来的副线则是金智英的回忆，向观众剖析金智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般境地。

在主线中，我们看到金智英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在婆婆家被默许为是个不需要休息的“劳动机器”，在路人眼中又被扣上“妈虫”（网络流行语，用来贬低没有收入，专靠老公，在家里带孩子的全职妈妈）的帽子，想出去工作却遭遇重重阻碍——招不到保姆、女性工资水平远低于男性、被家里长辈指手画脚等，正如金智英在片中对丈夫所说，在重新工作前，她就已经累了。

在副线中，我们看到智英在小的时候被家里长辈规劝女孩子要文静，要主动做家务，而弟弟却可以调皮，被当宝贝一样养起来，父亲去英国出差只给儿子带了钢笔，智英和姐姐却只能得到笔记本；在中学时，智英被图谋不轨的男生跟踪，父亲却只责怪智英去的辅导班太远、穿的裙子太短、见人就笑，却丝毫不追究男生的责任；在大学时，智英因工作迟迟没有着落而焦急，父亲直接吼道，到了年纪直接嫁人就好了；智英在工作岗位上能力突出，仅仅因为是女性，便没有资格进入公司企划组施展拳脚；智英在婚后生下女儿亚莹后，又被家里长辈催促生儿子，丈夫只想一味迎合长辈，却从未想过，女性为了生育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

可以说，发生在金智英身上的每一件事单拎出来，都可以引发热烈地讨论。

编剧为了能够在短短的篇幅中塞下如此海量的社会话题，几乎每一场戏都带有强指向性，却利用生活化的台词和演员细腻真实的表演，软化了议题自带的扑面而来的尖锐感。

影片的叙事效果并非是给观众致命一击，更像是一点一点增加砝码，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像温水里的青蛙般被无力感和窒息感所包围。

就这样，通过对女性群像的有机编织和海量话题的层层叠加，编剧带领我们以显微镜的视角丝丝缕缕地解剖金智英的生存困境与韩国社会的男权弊病，也难怪女性观众会观之落泪，男性观众会如坐针毡了。

三尽管如此，《金智英》依然只能说是一部值得尊敬的电影，却不能称之为一部经典之作。

抛开影片的社会效应光环，《金智英》在艺术表达层面做的还不够好，甚至于，它的叙事方式需要被警惕。

可以察觉到的是，编剧为了让金智英为尽可能多的女性代言，在人物设置上以普遍性取代了其独特性。

自影片始终，金智英的面目都是模糊不清的：她是一名主妇，却不够逆来顺受；她渴望工作，却不够独立大胆；她虽身陷困境，却又被观众视为“抓了一手好牌”。

相比于姐姐金恩英，一个不婚主义的“假小子”，抑或金组长，一个不顾俗世羁绊的女强人，再或美淑，一位饱受男权迫害、终生抱憾的母亲，金智英更像是一个容器，她慷慨地包容下所有的影片想要探讨的议题，呈现出缤纷的样态，我们却很难找到那一抹独属于她的色彩。

没有个性特征，就不要谈角色成长。

影片结尾处，金智英在一堵堵高墙中暂时找到了出口——成为一名作家，而婆婆、父亲、弟弟也开始重视、关心她。

但这一切并非源于金智英的自我抗争，而是她的病情。

因为她是病人，所以身边人最终选择了与之妥协，金智英也实现了自我和解。

但自问，他们真的理解智英的困境吗？

他们真的把智英当做独立平等的女性个体来看待了吗？

金智英是否真的实现了与自我的和解？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样温情化的处理方式看似在给观者以希望，以出路，其实更像是一种避重就轻、偷梁换柱。

编剧在故事前半段所精心建置的现实批判性，均随着金智英病情的揭露而冲淡。

由于金智英这个人物本身并没有立起来，她也没有为了脱离困境而付出多少努力，所以结尾的触底反弹也显得虚弱无力、视线模糊。

有人形象地评价《金智英》是一部“PPT电影”，因为影片对于女性问题仅停留在展示的层面，并没有深入地去分析问题的根源。

如果复盘《金智英》中所涉及到的议题，大大小小足有十几个，这本可以充实起一部电视剧的体量，却被编剧事无巨细地囊括进了一部时长仅两个小时的电影中，导致每个议题在观众面前都只能浅尝辄止，一闪而过。

这样的叙事安排一方面使影片仅止步于“话题之作”，失去了成为具有社会启发性的“现实主义力作”的可能；另一方面又极具煽动意味，因为对于多数观众而言，他们更满足于“知其然”，却对“知其所以然”不作苛求。

四《金智英》在叙事表达上的另一个纰漏是屏蔽了两性间对话的可能性。

相比于女性形象的层次鲜明，影片中的男性群像塑造则显得单一片面，甚至有些失真，比如重男轻女、封建陈腐的金智英父亲；比如直男癌晚期、蔑视职业女性的梁理事等。

无疑，这些高度符号化的男性角色只是男权之恶的化身，他们并未被给予自我申辩的机会。

其实，性别矛盾在韩国远比电影中展示的更加激烈，而且这种桎梏是双向的。

在原著《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后，甚至有网友仿照原著写了一本《90年生的金志勋》，讲述了男性需要面对的兵役、彩礼、婚房等沉重负担，这些恰恰也是韩国男性在性别差异下所必须面临的现实困境。

所以，《金智英》若想不落入有失公允的陷阱，吸引更多观众关注性别不平等问题，在观照女性困境的同时，给男性以适当的发声空间，很有必要。

唯有让问题双方坐下来进行有效交流，才能促进矛盾化解，而非构建起两性间的铁幕。

而男主角郑大贤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女性心目中的完美男性。

郑大贤体贴温柔，尊重妻子，时时为智英的病情着想；在得知申请育儿假约等于不会再被公司器重的情况下，依然为了能让智英出去工作，主动提出休假；看到智英生病他自责不已，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而且他对智英的尊重体现在无时无刻，一个细节足以说明：在公司天台上，大贤因为不知情的同事说了一句“这样的疯女人应该被隔离”，愤怒地把咖啡泼到了同事身上。

几乎无道德瑕疵的性格搭配上孔侑俊朗的外形，不禁让人怀疑郑大贤是从未来社会穿越而来。

然而，这个完美到失真的男主角在全片唯一的作用即推动情节发展，在主题的阐释上却功效甚微。

结语影片结尾处，美淑告诉金智英，当年她诞下金智英时，樱花漫天飞舞，而智英告诉母亲，她生女儿亚莹的那天，亦是白雪飘飘。

这是一种浪漫又哀怨的暗示，尽管“金智英们”的生活条件在日益改善，但她们被忽视、被压迫、被牺牲的悲剧却在一代代人之间重复上演。

我们乐意看到《金智英》这样的作品，它代表了一种敢于发声的态度，哪怕这种声音会招致激烈的反对，今日对它的指摘，无非是希望它可以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加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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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或许并不是生来就成为一个女性，而是社会规训让她变成了一个女性。

初中同班的女同学在放学回家的一辆人少的公交车上被人猥亵，最后的解决方式是班主任让她每天和我一起坐另一班人多的公交车；爸妈朋友的女儿忘带公交卡抄有点偏的近路走回家，路上遇到几个混混差点被强奸，被路过的卖菜叔叔看到送回家了；高中时班上几乎每个女生都在路上遇到过露阴癖。

我爸的店挨着小学，他说有一天看见一个男的把生殖器漏出来吓唬一个小女孩，他瞪他两眼，觉得这人有病。

我爸爸明明有女儿，但他并没有想过要呵斥这种行为，因为他根本没有想过我可能也被这种神经病吓过。

从幼儿园到工作，这二十几年来这些事我听过很多次，也遇见过很多次，但很少有人管过，解决办法总是从女生身上找，只会让女孩子们结伴走，走人多的地方，还会怪女生没有安全防范意识。

大学时哥哥生了小孩，于是每到假期我就必须回家帮妈妈带孩子，因为妈妈要做饭要带孩子看不过来，请熟人看一下每个月要2000块，但让我看不用花钱，我不愿意就是不孝顺冷血没有亲情，我作为姑姑天然有义务无偿无怨言地照顾孩子，我父母这样想，哥嫂这样想，所有人都这样想，除了住在我家被迫和我一起带孩子的表姐。

但孩子的父亲母亲把孩子扔在家一个月都不回来看看也没关系，因为工作忙。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工作忙，是因为生的是个女孩，所以不关心也没关系，二胎生了个男孩，周末哪怕一天，哪怕只有我哥一人，他也要开车回来见见孩子，因为怕儿子想爸爸，我问他为什么以前不怕女儿想爸爸，我哥他沉默不说话。

大学不愿意学师范妈妈生气，工作了我想存钱买个自己的房，妈妈也不支持，女孩子买什么房，嫁人不就有房了吗，哪个男人没有房呢，没有房的根本不要考虑。

最后是妈妈的朋友劝她，女孩子要独立，要有自己的房子，靠山山倒，靠人人走。

去年我终于在十八线小城买了自己的房，那一刻的幸福感无法言喻。

所以这些年我的体会是让男性切身体会女性的处境真的很难，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父亲或哥哥也一样，同时女性也并不是天然维护女性。

我是家里的独女，家境优厚，长辈们也都知书达礼毫无重男轻女的倾向。

我一路畅达，工作顺利，嫁给一个外在条件基本匹配的男人。

可以说中国是男女平权不算太差国家，这是事实。

以我生活的背景和处境来说，我应该不会是一个对女性地位敏感的人，但是我却活脱脱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

为什么？

因为即使是我也能时刻感受到社会的不公。

小时候胆子大，像男孩子，贪玩，和院里的小伙伴一起玩沙。

我一定是那个需要八点前回家的人，因为我是女孩，不安全。

社会给予我们的要求是规定早点回家，而不是社会向更安全的方向去努力，这个是不是该有人去呼吁去改善呢？

也许我们还是需要早点回家，但绝不该仅仅因为是女性。

上中学，校长每天在门口检查女生着装，不能穿短于膝盖的裤子或者裙子，上衣的扣子或者领口必须高于胸骨上窝。

这个也许是规范学生着装，但为何只针对女生？

现在统一校服了，问题有所缓解，但还是应该持续发声。

考研，找工作，晋升，除了家庭背景的不平等，最大的不平等其实是隐含的，各个单位其实都倾向于男孩。

当年的我不知道，后来参与招聘后，男性领导们若有若无的提示和他们的倾向，使得这个隐含条件其实异常明显。

同一个岗位，女性通常需要比男性突出太多，她才能竞争上，而一个男生，只需要还过得去就可以轻松获得。

不要低估，男士们“狐朋狗友，狼狈为奸”的力量，他们形成一个圈，将女性隔离在权力和决策的外围，还让广大女性们斗得你死我活浑然不知。

社会的教化，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男权的卫道女性。

她们统统患有斯德哥摩症，被父亲被兄弟欺压，却还为了他们无知奉献。

比如我的婆婆，长期不受她父亲重视，可是却要她和另一个女儿承担养老，最后一声不响地把房产直接给了孙子。

这样的婆婆，还感觉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生了两儿子，自诩丰功伟绩。

可惜到现在大儿子还在啃老，仅仅因为他是个儿子就变成了婆婆眼里的金子。

唉！

一声叹息。

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发生在女儿班上。

女儿在一所全市重点的学校就读，她们班有个德智体美劳样样优秀的女孩。

我女儿和她玩耍的时候，我本打算向她妈妈取取经，却意外的了解到，小女孩和她的姐姐，在家里吃饭都是等爸爸妈妈弟弟吃完才能上桌子。

而暑假，她妈妈带着弟弟去旅行，她们姐妹俩在家里吃一个月泡面。

她必须要乖要成绩好才能有生存的空间。

没想到在我们这样一个现代大都市里，父母条件都算优厚的情况下还是有这种所谓“魔幻”的事情。

在碰到她之前，我都以为那只是电视剧里才演的。

生活比我们想象得更残酷更鲜血淋淋，这个女孩也没有饿着也没有冻着也念了好学校，不算惨。

可是令我动容的是，她对我的女儿说“你妈妈真好，我妈妈只爱弟弟，不爱我。

”这样的感受带给这个原本优秀的女孩多大的心理阴影，也许在她长大以后也不能消退。

我想这样的事情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在整个东南亚应该很普遍。

我们为何不为她们发声，能够不发声吗？

在中国每年有多少检测胎儿性别的事情发生，有多少生儿子的秘方，有多少堕胎抛弃女婴的案例？

我们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经受着体验着这些不公，我们总安慰自己这样已经很好了已经进步了，我们该知足了，那么在不远的将来这谭温水终将煮死我们这些青蛙。

女性的声音需要被听见，女性的力量需要被展现，首先我们需要自强需要独立思考需要团结，打破那些因为男性性别优势获得便利优待甚至巨大利益的不公正！

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李楷然人类幼崽研究员唐山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电影资料馆重映了《82年生的金智英》，大厅几乎座无虚席。

情节进行到金智英高中时代在公交车上被尾随这里，耳边渐渐有抽泣声响起，到影片落幕时，抽泣声已是此起彼伏，抹着眼泪离座的，不乏很多男性。

也许那一晚很多女性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止是主角金智英，她们在金智英身上看到她们自己，看到烧烤店的那些女孩们，看到了身边每一个平凡普通的女性。

金智英是82年生的韩国女性用得最多的一个名字，影片中的主角金智英正像是千万个家庭中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金智英”们的缩影：出身平凡，家境普通，大学读国文系，毕业进入一家广告公司，结婚后成为全职妈妈，父母到了退休的年纪依然在做小生意。

有着三两知心好友，原生家庭和婚姻也没有显见的重大缺失。

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每日就像水一样波澜不惊地流过。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然而平静水面下那些细微的旋涡和暗流，涌动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只有她自己能感觉到：高中时在公交车上被男同学尾随，虽是有惊无险，那种恐惧带来的冲击力却是经年不减的，作为保护者的爸爸出现后也不免要责备几句“不要穿那么短的裙子”、“不要随便对人笑”，即便金智英穿的是统一发放的校服、连尾随男子的脸都没看清；工作后参加企划组选拔，终选名单上全员男性，她犹豫再三才敢向上司问出“不选我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您不喜欢我吗”，得到的答案是“你能力不错，但也许做不了几年就要结婚生子，无法兼顾家庭与职业”；生完孩子想重回职场，输入自己的履历和可以工作的时间后，筛选页面却一片空白，唯一能迅速上手且兼顾接送孩子的职业只有附近街区的面包店售货员，而她是国文系大学毕业生。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片中所有矛盾冲突的设置、情节的推进、画面的转换都极尽温和，几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面或是极端的角色，唯一对女主“攻击性”稍明显的只有婆婆，但也点到即止、戏份有限。

然而东亚社会中女性权利感的丧失很多时候并不仅仅因为遭遇过某几件重大挫折，反而正是那些微小不易察觉的侵犯、打压，与分不清是保护还是限制的“为你好”在成长过程中点滴积累，编织成一张无可脱逃的、繁复细密的蛛网，“金智英们”在其中像是徒劳挣扎的猎物。

就像姑母来家里做客时与金智英的一段对话，再日常不过，却正是这种渗透进女性生活毛细血管里的钳制最好的写照：“你养孩子再难，也要好好打扮自己，女人应该是漂亮的。

”“姑母，我觉得我不化妆也很美呢！

”“漂亮什么，瞧你憔悴的样子！

”这里姑母虽然是女性，但她的建议却带有深深的男性凝视意味。

金智英不是没有试图反对姑母的话，她把反抗藏在和气的笑里，试图用幽默和笑容缓和对话中紧张的对抗性，但很快这小小的矜骄和自尊心又被姑母看似是关心的回应打压下去。

这样微妙而令人丧气的瞬间，恐怕少有女性敢说一生中从未经历过一次。

什么样的建议才是真的为女孩们好很难界定，但提建议这个举动本身却彰显了提建议者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衡量体系在权力上的高位。

也有人质疑金智英矫情，觉得已经很少有男性能做到片中的丈夫所做的——在母亲面前尽力维护妻子、主动要求休育儿假、为妻子找心理咨询师。

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呈现出的黑洞般的、缺乏安全感的、仿佛再多的爱也填不满的低能量状态，不是哪一个具体的男性能修复、弥缝的，因为这种状态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不是某一次单独的事件，而是系统性的、长期性的能量侵蚀与贯穿女性生命终始的权力低位感导致的。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片中的每一个女性几乎都在某个时刻成为被男性同盟所摒弃、所不能理解的“阁楼上的疯女人”：金智英内心深处所有对生活最真实的不满都是在“精神错乱”、“被他人附身”的状态下说出口的，但这种“精神错乱”更多是丈夫定义里的——只有他如临大敌且视之为病态，而智英的母亲、上司以及女咨询师则或是心疼怜悯、或是毫不意外地理解和接受了她的状态；智英的姐姐中学时曾因抓住暴露狂送警被老师批评“女生不知道羞耻”，家庭聚会上也会因为还没结婚被姑母讽刺“你真是特殊”，她的据理力争被弟弟评价为“你总这么冲动，会出大事的”——她的每一次抗争都让她更加成为父权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周围人“划清界限”的方式可能是温和的（也许只是家常闲聊中的一两句调侃）；母亲美淑两次因不满丈夫对女儿和儿子的差别对待而爆发，丈夫都是本能地回以震惊、不解、不可置信的眼神，即便妻子情绪崩溃地坐在地上哭诉，他也只是站在一旁。

同样的情境下，当智英不堪压抑化身外婆诉说委屈，母亲则是本能地迎上去抱住了她，无需解释、毫无困难地理解了女儿；智英的女上司半开玩笑地反驳男同事污名化职场女性的言论时，会议室里的男性迅速、无声地结成同盟对她施压——或者说同盟一直存在，只是何时现身的问题而已。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只要女性试图反抗、表达不满、争取权利，不论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都会被视为异类与威胁。

于是所有女性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刻成为“生病的金智英”，因为定义“什么是正常”的权力不在她们手中。

家庭系统排列创始人海灵格的治疗实践表明，当家庭成员对家庭内部动力和能量流动没有觉知意识时，家庭中的一个后代会承接某位被排除在家庭系统之外的长辈的命运。

亦即，一个人的情绪、感受、能量转嫁到同一系统中更为弱势（年龄更小）的另一人身上，不仅可能，在他们同为弱势群体时，这种群体间的“通感”甚至是必然的。

片中金智英多次出现身份的游移——时而是大学时代的学姐，时而是母亲，时而是外婆（均是比她年长的女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她们都是曾经被男性话语系统排除在外的人，她们都已经或近乎失语（母亲年迈，外婆和学姐死亡），她们连同她们的愤怒、委屈、不甘、悲伤，都活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因此金智英因为女性身份所遭受的每一次打压、侵犯、不公，也许看似微小，实际上牵动的都是她身体中这个巨大的女性共同体，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引发的能量共振是爆炸式的。

金智英其实也是失语的，只有借这个女性共同体中的某个其他人之口，才能说出真实的感受，代价是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在这股来自女性共同体的强烈能量的裹挟下，她的自我很容易被淹没。

所以金智英面对很多生活琐事产生的愤怒、不满、失望，不是敏感，更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因为她愤怒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愤怒，悲伤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悲伤，几代甚至千百代女性的生命诉求在她身上横冲直撞、要找一个出口。

但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所说，家庭也不过是父权制对女性进行剥削的最小单位而已，“金智英们”回归家庭就像是一头钻进了死胡同：“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

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

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

”那么离开家庭、像娜拉一样出走的话又如何呢？

恐怕在初入职场之时，金智英已经从女上司身上看到了答案。

知道她生病后，弟弟终于把那支她眼馋了十几年、爸爸去英国只买给弟弟的钢笔送给了她；知道她生病后，以前登门从不带礼物的弟弟受爸爸嘱托带来一袋红豆面包，尽管俩人都不记得金智英爱吃的是奶油面包，把弟弟喜欢的口味错记成她的。

高位者的自省和歉意总是在对方已经不需要的时候姗姗来迟，正如这钢笔；有时这种歉意和补偿甚至根本无关要害、文不对题，如同一袋红豆面包。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