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的女孩

冲着女导演和俩女演员去的，先说我的预期：起码要讲好两个主角之间的牵绊和救赎。

全部失望。

导演元素堆砌的痕迹太重，一些细节属于锦上添花的还不错，而在这部就变成了瑜不掩瑕。

是因为想冲柏林的缘故吗，卫生棉条是大大方方的展示的，但是月经两个字是羞于启齿的，前卫和保守的台词冲突感极强。

未成年怀孕、原生家庭、吸毒、替身演员演戏现状……这部剧想要表达得太多，但是又衔接融入得不够好，甚至在戏中戏试戏那段拖了文琪表演的后腿，甚至出现了“想飞”这样的口号式台词和最后的蝙蝠侠变身飞行，文艺片不是借口。

文淇是真的有演技天赋的，饰演的方笛很灵，这个人物是我觉得唯一一个能配得上片名的角色，那股陷进流沙里但又不得不奋力挣扎的“冲劲”我是体会到了，她很会做面部表情，并且很感染人。

但是电影人物篇幅的限制和编剧对角色的生活着色也决定了这个角色上限不会很高，但我感觉文淇的表现已经达到了角色的上限，未来可期。

刘浩存很适合演小白花的形象，但在这部剧里我感觉到的就是违和，很违和。

看了片尾演员表她是第一主演，但是完全沦为导演发泄表达欲望的载具，演技甚至不如配角出彩，没有从她的表演当中看到想飞的欲望，看到的只是落水之人的垂死挣扎，她的所有反抗都是丧失主动性和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使得田恬完全沦为方笛表演的陪衬。

关于两个想飞的女孩之间的牵绊，电影只不断闪回幼时家庭冲突，两个女孩同框温情极少，甚至我印象最深的是方笛检举田恬骗钱的对抗性，我甚至怀疑设置幼时方笛捂住田恬耳朵唱歌谣这个情节只是为了让后面田恬哄露露能有一个呼应，而且这呼应也极其生硬。

这使得长大后方笛对家庭的托举严重缺乏动机，也许两个人各自的故事线都是完整的，但是两人的交集却像导演硬生生扭在一起的，想问编剧：两个女孩的亲情和友谊以及救赎的交互就那么难以想象吗？

关于救赎：电影始终都在叙述两个女孩的苦难，幼时鸡飞狗跳占据很大篇幅。

整部电影的救赎只浮于方笛帮助田恬东躲西藏这么表面的地方，最后田恬莫名其妙溺水情节更是让我迷惑。

（还不如多表现一点前期田恬的挣扎让她自己在水中放开方笛自求解脱，还更合理些。

）诚然，现实生活确实有很多不幸的女孩正在经历这样的生活，也不是说电影不能反映现实，只是我想说，现在歌颂中国女性苦难的荧幕形象已经不吃香了，现在的中国女性更需要的是能够表现女性苦难中生长的角色，对比两年前上映（最近是上院线）的《还有明天》掂量一下吧。

唯一好消息：男配都是工具人，但是还有坏消息：俩女主也是导演的工具人。

整部剧没有看到其他有人物光辉的女性角色，但主角都已经写成这样了，没有女配说不定还是个好事儿。

无论如何，看到最后文淇化身蝙蝠侠飞走的镜头我终于释怀地笑了，电影院里最想飞的女孩其实是无所适从的我。

首发于个人公众号： 特伦鲍姆的火箭 看完《想飞的女孩》后，脑中一直回想起弗里达的一幅自画像《断裂的柱子》。

1944年，她接受的脊柱手术让她需要长期佩戴钢制的支架来支撑身体，在病痛的折磨中，她以此创作了这幅画作，画中赤裸的身体被钢钉刺穿，裂开的胸腔中矗立着断裂的希腊柱子。

对于弗里达而言，这是通过颜料缝合肉体的手术，她将自己比作基督受难，钉子和断裂的柱子表达了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苦楚。

《断裂的柱子》这幅作品所包含的，是女性艺术家将私领域身体经验带入公共艺术领域的尝试，也是弗里达作为个体，对苦难的极致承受与顽强抗争力的体现。

可以肯定的是，艺术史从不排斥展现苦难，因为矗立在《断裂的柱子》前的观众除了观赏痛苦的美学转化，也能从众汲取到创作者的力量。

提弗里达，因为这半年看到了太多“女性疼痛表演”。

她们和弗里达的自我展示不同的是，尽管打着女性主义标签，但大部分陷入了某种怪圈：只有女性角色越是遍体鳞伤受尽折磨，她才能越快成长越够强大。

《国色芳华》里的“独立大女主”何惟芳，像柯南附体一样，不断底被陷害，被虐得体无完肤，虽然剧作打着女性互助，女性自我成长的标签，但为虐而虐属实有些疲乏。

近期的现偶剧《难哄》中的温以凡，真真堪称山城富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身边的男性爱上，其中大部分都不怀好意，几集一次的强奸戏，因为引起观众的不适，也在热搜上挂过几回。

虐女成为了固定景观，女性的成长似乎必须要跟极端的苦难挂钩，而苦难也正经历着诡异的“通货膨胀”，只要不把角色逼到绝境，就拍不出“有深度”的女性作品。

苦难和疼痛可以被展示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展示疼痛，而是创作它的人如何对待苦难和疼痛。

我对2017年上映的《嘉年华》评价非常高。

（指路一篇我八年前写的《嘉年华》评论《嘉年华》）《嘉年华》剧作和口碑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话题性事件与当时女性议题刚刚萌芽需要点燃的环境，恰如其时的迎来了这么一部作品。

但最关键的，依然是电影本身的好。

《嘉年华》的好，好在冷静、克制，却饱满且充满力量。

暴力并非只有被展示，从能达到惩戒暴力的目的。

疼痛和苦难也是一样。

未成年少女遭遇性侵，这是一个沉重的议题，但影片从始至终没有展现过犯罪者的面容，或者回溯犯罪的过程，去裸露受害者的伤口，而是不断质问警察、家长、医生等“旁观者”的共谋，将个体悲剧上升为集体与结构的反思。

时隔八年，文晏导演带来的这部《想飞的女孩》，依然是女性标签，女性题材。

电影中表姐妹的“救赎”建立在吸毒、未成年怀孕、替身女演员生理期受虐等极端化情节上。

针孔、淤青、血液，苦难必须经过符号的认证，才配看见。

这类叙事将女性的苦难简化为一种“成长仪式”，女性完成自我觉醒，或者实现互助的友谊，必须经历过肉体的摧残命运的毒打，疼痛必须裸露给观众，才能控诉与蜕变。

这样的猎奇操作与何惟芳、温以凡们如出一辙。

实际上观看她们苦难的观众们，就像那些去印度贫民窟观光的游客们，他们隔窗如同参观野生动物园一般去凝视贫民窟的生活。

这种“苦难凝视”与《想飞的女孩》的创作逻辑同构：它们都把底层封装成可安全观赏的景观，只震惊与同情，但没人叩问这样现状的病灶究竟在哪里。

《想飞的女孩》中贴满吸毒、堕胎、暴力等标签，但无一触及社会病灶，真正的施暴者，无论是个体还是结构，都隐身在了黑暗当中，草草收场，重庆的历史变迁也沦为了背景板。

诚然，电影描摹的是底层的故事，底层一直有苦难，但苦难并不意味着必须奇观化。

《小偷家族》中的临时家庭，每个人都在阴暗与夹缝中挣扎，而家庭中的每个人都直接关联着一个社会问题：养老、虐童、家暴、色情等等，这些所有问题聚集成了最后的小偷家族。

但这样的问题家庭却又是日常、生活的，却又是深刻的，通过电影叩问着社会福利系统的崩坏，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直至病灶。

当真相揭开时，大家才发现原来希望搭建在废墟之上。

真正的底层叙事，不在展示他们失去什么，而在呈现他们如何用废墟搭建希望。

但电影中，表姐妹情谊的救赎依赖外部危机，为了堆砌类型元素推出了莫名其妙的三人杀手组合，以他们的追杀推动姐妹情感化解。

片子在类型与现实间跳跃，似乎什么都想抓住，却最后什么都抓不住，越到后面甚至越能感受到创作者本身对这个作品本身的无力，与角色一样被困住了，困在了“受难-救赎”的故事牢笼里面。

2017年到2025年，八年时间里，欣喜于大众愈来愈多的看到了女性议题，看到了问题，但真正饱满的女性故事却少之又少。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女性故事，需要什么样的女性友谊？

是要展现女性苦难然后高举女性主义大旗，还是要化身社会议题的传声筒。

或许答案还是要回到最本质的追问：无论是精英、中产还是底层，她如何在与世界的碰撞中确认自我？

或许只有当银幕上的女性不再需要以苦难或者疼痛证明自身存在，当她们的觉醒可以源自一次平静而又日常的对话、一个微小的选择、一段未被奇观化血泪化的女性互助的友谊时，我们或许才能看到真正的“女性故事”。

三八妇女节这天去看了文淇和刘浩存的新片《想飞的女孩》，看完之后后劲很大，昨晚失眠到半夜，今天还是没有力气起床的状态，后来刷了几集《老友记》才感觉缓过来一点劲儿。

这部影片我不知道怎么评价，它不属于《老友记》这种明媚的故事，不管看过多少次，都能哈哈一笑。

甚至也不符合当下流行的大女主人设，相反我感觉主创故意走一套反流量模式，毕竟双女主、女性表达都是热门话题，又在三八妇女节上映，按理是可以吃到性别红利的，但本片完全没有任何讨好观众的意思。

《想飞的女孩》两位女主角都不是爽文人设，只能算是按照比烂逻辑，田恬想飞却一直在泥沼挣扎，方笛相比要稍微好一点，起码看似是逃离一些、飞到了远方，但也总有威亚吊着，一直在“贴地”飞行。

但作为一名女性，我还是希望多一点这种不讨好的影片，它可能并不能提供或快乐或爽的情绪价值，但田恬、方笛甚至田利华这样的女性故事依旧值得被看见，女性表达不应该是有任何门槛的，女性故事也不应该只有强者叙事一种逻辑，任何女性不管她奋斗的上限在哪里，只要她努力过，这样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见。

田恬临死前跟方笛说的那句“我尽力”，曾让我潸然泪下，这也是这部影片隐藏最深的女性表达，它讲述的从来不是少女战胜恶龙的爽文故事，而是“哪怕是田恬这样被嫌弃的一生，她也曾经奋力一搏过啊”。

不管是田恬，方迪还是田利华的选择，都给我一种无力感，所以结尾才做了那样意识流的处理吧。

方笛独自站在强敌环伺的城楼上，她选择纵深一跃，衣袖展开就像一双巨大的翅膀，她终于像一只乌鸦一样飞走了。

但方笛的现实人生是，一直靠做武打替身卖命一样赚钱，哪怕与屋头断联五年，一直频繁搬家、换电话号码，但远在他乡的她，依旧在为家里还债啊，甚至最后在田恬去世后，她选择主动回家，接走田恬的女儿露露独自抚养，某种意义上也在重复妈妈田利华的老路。

但为什么最后导演给的是终于飞起来的方笛，与之前她做替身时的所有武打镜头不同的是，这一次方笛身后的威亚不见了，替代的是乌鸦一样的巨大的黑色“翅膀”，最后的镜头也定格在方笛的微笑中。

这种意象，需要一点快乐和愤怒之外的深层次思考才能理解，方笛做了那个飞起来的女孩，不是一开始的逃避和委屈，而是一种“生活予以我苦难,我报之以歌”的勇敢，这一切不是认命，而是方笛与自己和解了，她理解了田恬，甚至妈妈，她未来的人生，肯定还是辛苦的，毕竟接下了抚养露露的重担，但她不再因“姐姐没教好你”而痛苦，也因为目睹田恬“赌一把”的不认命，她也从中理解了田恬终究跟舅舅不一样，或许也会从自己对田恬的爱，理解妈妈对舅舅的纵容吧。

这也是《想飞的女孩》为什么是双女主的自我成长故事，表面看，是方笛一直在帮助田恬，其实隐藏的暗线里，田恬也同样治愈了方笛。

方笛对她的屋头是有怨言、有愤怒的，不仅仅是对吸血鬼一样的舅舅一家，还有拎不清的妈妈，后期方笛爸爸不再出现，估计也是妈妈无条件地惯着吸毒的舅舅，最终导致两人离婚吧，甚至方笛工作后，赚的钱都需要给家里还债。

这个家对田恬是“不好的地方”，对方笛又何尝不是！

当与田恬聊到男友，她说为了方便借钱便分手了，以及试镜时，对“爱男人愿意为他捐献骨髓”这样的爱情言论的嗤之以鼻，都藏着方笛的暗伤，我们总赞美有勇气逃离不好原生家庭的姑娘，但再不好，也是家，再不堪也是最亲的家人，在歌颂断亲的勇敢之外，有人看见这种勇敢背后当事人的痛苦吗？

这就是《想飞的女孩》的女性主创才有的细腻感受力，这样的故事里，我们才能看见哪怕飞出屋头的方笛，她所经受的痛苦并不比田恬少。

这样的故事里，不管是方笛、田恬、田利华都不是完美的女性，甚至各有各的糊涂，她们的故事也有各种令人生气的点，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否认她们同是“想飞的女孩”，不过是都曾被以爱之名所束缚、所蒙蔽、所自愿牺牲着。

像田恬被嫌弃的一生，按照爽文逻辑，感觉她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但同吃同住长大的方笛，才懂她不一样的，也是源于女性才能互相理解的慈悲。

一个父亲吸毒到不成人样，从小到大寄人篱下，被父亲教唆撒谎骗钱的17岁少女，你能期待她突然觉醒成怎样呢？

这个恶魔一样的爸爸，也是要等到她自己做了母亲，目睹爸爸拿外孙女露露威胁自己的时候，才能做出舍弃父亲的决定，不管原生家庭多么不堪，离开都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还有外人所不能理解的痛苦，这就是本片不讨喜的原因，作为观众，我们更希望看见非黑即白、快意恩仇的故事，可惜人生不是故事，并没有那么多奇迹。

只有田恬这种，摸到最差的牌，她拼尽全力，还是因为自己的缺爱，还未脱离原生家庭，又掉进未婚先孕这个更大的坑，可能吃尽苦头获得的新生活，还是因为爸爸再被拖进深渊，直到再也没法回头，但这样她，试问谁又有资格去嘲笑她的愚蠢呢？

而片中看似悬浮的坏人形象，甚至在这样沉重的故事里，非要插进去一些不合时宜的搞笑设定，也无非出于女性主创的慈悲，我们当然都知道田恬被抓走后经受的一切，远不止这些，她经受的痛苦也远不止被“虫子咬”，但也许正因为女性主创，才选择忽略这些，甚至牺牲一定叙事合理性的避重就轻。

这样的故事你可以不喜欢，但请不要否定它的存在合理性，任何勇敢的女性都值得被看见，女性榜样也从不只有大女主爽文一种模版，也有像方笛、田恬、田利华一样，她们拼尽全力，能够到达的上限，也无非是这样被嫌弃的、无奈的一生。

但女性表达本该是是全部女性的故事，请不要以怒其不争的名义，再在她们的苦难上再踹一脚，我们不能做那种穿着新鞋子而嘲笑光脚奔跑的人。

《想飞的女孩》本来讲的就不是一个自由飞翔的故事，而是用尽全力、也不过是贴地飞行或者说扑棱的故事，但她们想了，尽力了，不管有没有扑棱出水花，那都请给她们掌声。

不知道文淇本人按照自己的审美会给这片打几星呢？

最开始知道这两个人演表姐妹的时候期待的原本是姐妹之间竞争和真心的微妙互搏，没想到会是这样平庸的晋江式疼痛，尴尬的台词反而成了最懒的吐槽的点，通病太多。

这个乌鸦到底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象征自由我觉得可能真的只是文晏本人的一念之间，她自己也说不出来，可能只是想要反套路结果闹了笑话。

又如许多边缘主题文艺片，过于简单的背景交代和毫无铺垫的人设给出，这样大片需要观众脑补的空白，缝隙和缝隙之间全是模糊的解读空间，我也在问我自己，到底是真的不重要还是只是懒惰？

或者说创作者自己也面对过于颤抖的画面陷入了恍惚？

高频手持对视力真的太不友好了。

即使再过平庸，二人之间也存在着化学反应的闪光，但在电影里惨遭浪费。

这和剧情本身没关系，纯靠人，同样，我感到尴尬的地方也不在于人。

从头到尾这么多对着女性痛苦状态的特写，我感觉文晏本人对刘浩存的态度是“看你失魂落魄我竟然心动”，让我觉得十分不适。

以及，文艺片总热衷于小镇边缘环境的叙事，因为我也是小镇出身，强烈的被审视感无时不刻让我皱眉，只有小镇才能喂养疼痛吗？

电影里的中国只有海边的小镇，望不到头的黄土地，电视剧里的中国只有，武康路的白人饭和三万一个月的出租屋，我以为中间人民的生活受到了真空化处理。

刘浩存在这里演得很好，文淇反而没怎么发挥，展现情绪的故事和特写无甚，最后一个镜头是她脸型最适合的角度，偏偏安排什么大鸦展翅啊？

01这部片光降低预期是没法看完的，得调整观影心态，要抱着看它到底能烂成啥样的心理才行。

文艺片要是烂起来，对观众的杀伤力比商业烂片大得多！

商业烂片最多就是无聊老套、粗制滥造，用娱乐的方式把观众当傻X来赚钱。

文艺烂片充斥的空洞矫情、故作深沉、自以为是，不但要观众的钱还要观众的命，是一种对观众情感和智识上的双重污染。

本片也再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导演和编剧的烂面前，讨论演员表演的好坏意义真的不大。

刘浩存在片中饰演的田恬给观众带来的任何不适和困惑感，应该由Vivian也就是本片的编导文晏负责。

02田恬这个角色，剧作上本身就写得乱七八糟：人物逻辑不通，状态莫名其妙。

比如文琪饰演的方笛就能逃离可怕的、吸血的原生家庭，田恬是被什么困住了呢？

是那个患有毒瘾的废物父亲的“亲情”，还是让她未婚先孕的小黄毛的“爱情”？

田恬飞不起来，与其说是因为男人的拖累，不如说是导演需要她的处境来和方笛做个对照，人物命运真实的悲剧性在主题先行的刻意下消解于无形。

刘浩存需要在电影不多的篇幅和场景中，呈现出一个少女怀孕前的叛逆任性、怀孕后的虚弱坚强、染毒和杀人、从被误解到被理解等等近乎精分的多种状态。

以她现有的能力，确实做不到。

其他职能部门能给的支持，除了给她套上一件红色毛衣，打上满脸暗红的灯光，还有啥？

演员的表演需要导演带领着众人一起“抬轿子”，本片架不住编剧还给你“拆梯子”。

当田恬通过杀人这样极端的暴力行为从“恶魔父亲的阴影”中逃离出来时，导演花了极大的篇幅从她的视角看生理期的方笛吊着威亚在水里上上下下，传递女性悲惨处境的共情意图很明显。

关键是这种共情成比例吗？

共情之后呢？

“姐妹，我刚刚杀了人，但是心疼你来了大姨妈了还要沾水，哭哭？

”03文晏在这部电影上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处理好类型创作和艺术表达的关系。

诛心不好，但这片我是真的感觉创作者动机不纯，面上各种电影节奖项因素叠满，底子里显出作者表达的无所用心。

不知道是否因为《嘉年华》里梦露雕像意象运用的过于成功，导演在本片中拼了命的给“飞翔”不加节制的堆意象，从威亚、乌鸦到纹身、绘画、绳子秋千……生怕观众不知道你想讲的是两个“想飞的女孩”，哪怕片名就叫《想飞的女孩》。

对重庆这座城市和片场的发挥和运用也极为匮乏，除了重庆方言反复提及的台词“幺儿”和片场戏中戏的笨拙喊话之外，再无其他。

更别提在女性主义主题和形式呈现上的老调重弹和毫无新意。

这点在同档期外片《初步举证》和《还有明天》的反衬下尤为明显。

《想飞的女孩》这样的题材，导演可以坚持往《嘉年华》的方向拍，也可以学着往《送你一朵小红花》这类煽情的剧情片靠，又或者压缩故事背景、试着拍成《消失的她》那种剥削式的复仇爽片。

哪种都好、雅俗不论，至少不会是现在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存在。

文艺片或者所谓作者型导演，一定要对类型创作心存敬意。

没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随便拿类型作包装或者工具来利用，很容易翻车、暴露自身的短板，拍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想飞的女孩》正是这样一个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典型。

血债遗产。

我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发现两个现象。

一些人说自己父母很爱自己，原生家庭没有问题。

但深入聊就知道，何止有问题，问题还不小。

另一些人倒过来，他们一上来就说要逃离原生家庭。

但后续却处处抵抗阻碍，自我捆绑，言不由衷。

每个试图逃离原生家庭的人，最终都会发现自己像站在流沙中挣扎——越是用力切割，越是深陷其中。

那些坚称“父母很爱我”的人，往往在无意识中构建了情感滤镜。

就像重庆城中村里，“父亲”总是说，我给你吹口哨哄你睡觉。

“吹口哨”是父爱的诱饵、父爱的滤镜。

这不是虚伪，而是大脑启动了自我保护程序：心理学中的“反向形成”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过度强调爱的表象，恰是为了掩盖不被接纳的愤怒与委屈。

承认父母不够爱自己，相当于否定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换言之，这种面子体面、集体无意识的“家丑不外扬”，让情感滤镜越涂越厚。

反过来，也是一样。

那些嘴上高喊逃离原生家庭，却自我捆绑的人，正在经历心理吊桥效应。

他们像是绑着威亚的方笛，既想割断威亚绳索获得自由，又恐惧坠落后的未知。

这种矛盾通常有三个主要原因。

1.经济不自由，生活不独立。

2.内化父母行事习惯。

即使知道是错的，还是会循环重复心理路径。

3.身份认同危机。

离开了父母，我是谁？

从哪来，到哪去？

导演文晏的镜头在虚实之间，把两个女孩的童年做成互文效果，撕开亲情最痛的伤疤：那些以“家人”为名的吸血机制，早已通过代际创伤、经济锁链和文化规训，将个体钉死在祭坛上。

毒虫，赌鬼，最不可信。

偏偏生做父母，把子女拖入深渊。

而电影最恐怖的一个镜头是:田恬生下女儿时说“这是我唯一属于自己的东西”，却不知这正是母亲当年的翻版。

这种代际创伤的传递，如同遗传病般刻在基因里：上一辈用血债遗传养育子女，下一辈再用同样的逻辑自我剥削。

两姐妹切割之所以艰难，首先源于经济脐带的绞杀。

做武替摔断肋骨，也不够还账。

兜里仅剩的几十块钱，也要供给毒虫爸爸。

生活已经变成老鼠赛跑，什么心理学自然也就成了高不可攀的无稽之谈。

现实中的“扶弟魔”“赌鬼父母”，正是这种模式的变体。

当血缘关系异化为经济工具，孝道就成了合法的抢劫许可证。

社会一边歌颂“天下无不是父母”，一边用“不孝遭雷劈”等诅咒规训反抗者。

所有的问题到最后汇集到一个奇点：春节过年，敢不敢不回家？

《想飞的女孩》对毒虫父亲的刻画令人不寒而栗，可惜电影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因为说实话，这本就是无解之题。

特别想和所有原生家庭问题的朋友说一句话：真正的切割从不是物理隔绝斩断，而是接受现实的遗憾与伤疤。

不要试图掩盖、遮挡、否认，而是想象一个自我，能够带着伤疤活下去。

（首发于「陀螺电影」）插叙的段落意指快速发展社会所留下的罪恶滋生的现状，可惜呈现得过于抽象，对于影片也许必要，却始终找不到合理的现实面向。

对于这些段落，影评人Nanako认为他们被使用得过多，导致影片有些混乱。

事实如此吗？

影片每次进入闪回其实都已经把握到当下叙事情节“需要发生中断”的时机，不顺势进入另一条线索，就会陷入紧绷而尴尬的状态，无法动弹。

不过这种时机的把握无法看为导演自觉的调度。

不像《嘉年华》谨慎而有效的回避，文晏导演类型叙事的缺点在这部影片被放大了许多。

不管是回忆还是当下，每个场景被带到高潮的方式都低级得趋同。

制造一个惊诧的动作，然后重复。

砸门、撞墙、注射、怒吼、追逐、扔盘子，威亚吊的几次牵拉（同时可怕的逼迫）还一定要撞上生理期的折磨。

类型片的影迷其实不难看清，这些为了无效地传达紧张的动作与语言，只是导演没有尝试寻找更合理的方式。

所以当演员摆出这些姿态——即使完成地出色——看起来都过于滑稽。

更何况她们还要正经地说话与表演，直至场景抵达某种预定的力度。

实在难以抑制说出那个最难绷的段落，她们开始使用逼迫的语气，话语反复拉扯，然后用方言念出最令人震惊的“我杀了人”。

文淇试镜那场戏的笑场，可能是安放这些滑稽的写作的合理选择。

不过还是更难想象在这个安排了各种吸毒、赌博、黑社会运作的议题的影像，如何能使两位00后演员摆出谐谑的姿态。

尚可理解，导演在其他地方制造了错位，把黑社会进入片场的部分写成了黑色幽默的段落。

遗憾的是，两位硬汉与一个怂货的配置，还是呈现为了国产小品喜剧的桥段。

黑社会控制的毒、赌的犯罪系统，这些宏大的罪恶，在现实中是失真的吗？

令人怀疑。

不过影片所呈现的至少是这样——前文所提到的国产喜剧配置，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佐证。

两位女性如何亲历、纠缠并尝试逃离这些危险？

《嘉年华》用两种互不交汇的路径，以受害者与旁观的、以另一种方式亲历的形象，各自敞开视角。

至少两种视角都有一定的说服力，我们能从看到一些东西，将其组合，能将那些罪恶的系统呈现为局部，隐藏着危险的联系。

而《想飞的女孩》舍弃了那些原可以很珍贵的东西，我们不再能看到那些视角的差异性，她们共同面临的危险，都被抽象为空洞的、不可靠的类型元素。

要不专门打造一种“海外电影节专供”的电影类型片？

深入调研外国人对我们有着怎样猎奇式的想象，而后精准制作、放映，并且别在国内院线上映了，毕竟在国内既赚不到多少钱，还尴尬得很。

《想飞的女孩》的结尾，武打替身姐姐化身如同蝙蝠侠一般，被威亚吊着翩然飞走，就在此刻，观众才尴尬的恍然大悟：原来片名中的 “想飞”，竟是最直白的物理意义上的飞翔。

这点题之笔的尴尬效果，我想不是主创的故意而为，而是出当代观众与艺术电影之间日益扩大的理解鸿沟。

其实，正儿八经来说，那双始终未能真正展开的翅膀，应该是人对生活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拉扯：期待愈高，现实愈被扭曲变形。

导演苦心经营的劝诫，回归平凡或许是唯一的救赎，却被沉浸在明星梦中的观众本能地回避了。

这种创作者和观众彻底极化的现象是我这几年观察的问题之一，后面我写一篇电影日记。

海外电影节特供片的本土不服《想飞的女孩》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今天是2025年的5月3日，这篇电影日记关于《想飞的女孩》。

1. 疼痛符号的异变影片精心构建起一个精密的命运牢笼。

武打替身姐姐的每一次“飞行”，都如同提线木偶般机械重复，她用自己的血汗钱，填补着母亲布料厂遗留下来的债务深渊；妹妹同样深陷相似困境，诞下新生命，延续着父亲种下的因果。

这种代际传承的苦难，在妹妹抱着女儿的场景中达到顶点，她的身影与二十年前佝偻在缝纫机前姐姐的母亲完美重合。

乌鸦纹身、悬崖边的摄影棚、永远算不清的烂账，这些意象本应交织成震撼人心的命运隐喻，然而在影片呈现过程中，却出现了危险的偏差。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在我身上没有奏效？

问题或许就出在导演对疼痛的呈现方式走向了极端。

姐姐在生理期浸泡冷水，妹妹痛苦发作时浑身抽搐，这些极为具象的惨烈场景，难道不像是发出了过载的信号，致使苦难最终沦为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猎奇景观吗？

当武打替身姐姐朝着试镜导演竖起中指，这一瞬间本应饱含反抗力量，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行为逻辑作为支撑，最终变成了一个好似悬浮在空中、毫无实质内容的空洞符号。

此时，导演似乎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坚守艺术表达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强烈的视觉刺激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这种创作理念上的割裂，让影片所蕴含的悲剧力量逐渐消散。

这情形与短视频平台上那些通过搞抽象内容来吸引流量的搞笑博主的做法，又有多少本质区别呢？

只不过导演是在大屏幕上利用疼痛进行抽象表达，以吸引文艺青年；而搞笑博主们则是在手机屏幕上凭借搞笑的抽象内容吸引广大普通民众。

面对那些抽象搞笑博主，人们会发笑，但不会走心。

那么，是不是如今的观众面对这种以抽象形式呈现的疼痛，虽然会感受到刺痛，却同样不会走心，不会真正去体悟其中的深意呢？

2. 艺术电影的东西方审美鸿沟在当下影像美学瞬息万变的大环境中，艺术创作所遭遇的困境，通过《想飞的女孩》被彻底暴露了出来。

短视频时代独有的叙事美学，悄然间已将观众塑造为对高饱和度视觉效果如饥似渴的“视觉饕餮者”。

往昔那些彰显时代温度与质感的细节，诸如服装厂铁皮屋檐下袅袅升腾的蒸汽，亦或是群演铝制饭盒中悠悠升起的烟火气，在滤镜的审视下，仿佛皆沦为必须被剔除的噪点。

然而，这些被国内年轻观众轻易视作陈旧符号的影像片段，经跨国文化这一“解码器”，竟发生了奇妙蜕变。

在海外电影节评委眼中，它们摇身成为赛博风格的山城符号；方言里那一声“幺儿”微微颤动的尾音，也被解读为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东方独特韵律。

这种认知层面的差异，在悬崖边的武侠片场达到了戏剧性的极致。

国内观众对绿幕时代的技术崇拜，故而纷纷诟病真实置景的塑料质感；但海外视角却将脚手架与威亚所呈现的物理真实，重构为类似后现代装置艺术的存在主义剧场。

创作者满怀虔诚，想用镜头触碰土地深处仍在隐痛的伤疤，然而大荧幕另一端始终折射着他者预先设定的异域光谱。

于是，那些带有现实伤痛纹理的画面，在文化转译的“显影液”中，无可避免地幻化为风情万种的图腾刺青。

3. 算法时代的共情困境《想飞的女孩》遭遇的困境，折射出中国艺术电影集体面临的创作迷局。

曾以《嘉年华》展现深刻社会观察的导演，为何也会陷入表达困境？

或许不该苛责创作者过度使用苦难叙事，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代观众对真实痛感逐渐钝化的现象。

当短视频平台用"幸福滤镜"批量制造完美人生，当朋友圈沦为"精致生活"展销会，人们对苦难的感知正在被悄然重构。

这背后浮现出更本质的创作命题：在现实远比戏剧更荒诞的当下，艺术创作究竟该是现实的镜子，还是需要重塑现实的棱角？

当银幕上的苦难越来越难唤起观众共鸣，创作者又该如何保持作品的现实穿透力？

所以我开头调侃，不如专门制作"国际特供"电影，先调研西方观众对东方的想象，再量身定制"文化猎奇套餐"。

只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院线循环播放着安全无害的合家欢电影：规避风险的保险剧情、强行堆砌的网络段子、插科打诨的悬浮喜剧。

这些披着"商业大片"外衣的作品，在笑声中消解着现实的重量，却也让我们离真正的银幕力量越来越远。

当然，我指的不只是国产电影，还有在美国以外拍摄要加收100%关税的好莱坞电影。

好的，以上就是电影《想飞的女孩》。

《想飞的女孩》以刘浩存扮演的女孩田恬在下水道被囚禁、追逐、殴打开篇。

彼时我脑海中想到的是加斯帕·诺的电影《不可撤销》。

影片中莫妮卡·贝鲁奇有一段地下道被强暴殴打的戏码，真实到让世界震惊，看客绝望。

不可撤销我以为导演文晏也要给存子设计一段类似的戏码，作为存子冲奖的“影后时刻”。

可事实是，整个画面黑乎乎的，压根看不清存子的表演。

动作的尺度上相比《不可撤销》也小了不少，最后以女孩田恬反抗中误杀了施暴者结束。

我一来欣喜于文晏还没那么功利。

二来还是有点可惜这环境设计，乌漆嘛黑的，看不到演员在极端戏剧设计中的表演细节。

但总归，在看了这么一段冷静且颇具张力的片段后，我会觉得文晏在继《嘉年华》之后，又要有一部好作品了。

可没曾想接下来的百来分钟，我一度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是我疯了？

还是文晏疯了？

前百十来分钟，我认为是文晏的思想出了问题。

费尽心思的双线时空交叉叙事中，充斥的是大量不相干的情节、完全说不清的行为动机、糟糕的人物塑造以及一个极度平庸的故事。

直至正片最后一分钟，当我看到文淇扮演的女孩方笛从城楼上一跃而下化身“蝙蝠侠”，我才终于发觉，是我疯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都什么东西啊？

”这是来自我心底的呐喊。

《想飞的女孩》最大的问题，在于类型融合的失败。

于文晏而言，这是她的一次尝试。

一次失败的尝试。

确切点说是影片在艺术和商业两方面失衡了。

想两头顾，结果既要也要，成了四不像。

你能在影片中看到太多类型元素。

原生家庭、女性剥削、未婚早孕、毒瘾犯罪、演艺圈底层的压榨等等。

主题“想飞”的女孩，没问题。

拍这样的内核，我举双手赞成。

但文晏的拍法，我很难认可。

将两个女孩冰冷地投进现实都少见的无数困境，然后告诉观众，纵然枷锁缠身，她们依然有梦。

太刻意。

文晏的出发点自然是女性成长。

想以女性的困境与自强引起观众的共鸣。

两个女孩，两种不同的环境，重庆山城与影视城，一边是青春躁动，一边是生活挣扎，两者又因中国式家庭伦理关系有着脱不开的情感羁绊。

她们有着不同的困境，又有着同一个“想飞”的理想。

现实与梦皆有。

按这条路走下去，影片大有可为。

可不知道是文晏自己创作时想多了，还是怎么着，出来的成片，怎么就乱七八糟。

有的类型真的有融入的必要吗？

不突兀吗？

得打一个问号。

比如尤其出戏的耿乐为首的三个毒贩。

三人闯入演戏现场的“笨贼”戏码，你可以说是黑色幽默，但在一个如此严肃题材的作品中，生硬地加入这么一段，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导演的商业化妥协。

又或者说，是文晏的幽默感不足。

因为没有人会拒绝幽默。

除非你的幽默本不幽默。

《想飞的女孩》中黑色幽默的插入，其实更多不在于什么不合时宜，而是它不仅和幽默不沾边，而且很蠢，很尬。

笨贼闯入影视城片场，耿乐在手术台片场对着一个又一个女孩喊“方迪”；穿着鬼子服的杨皓宇，爆炸声后大家都倒下了，就他不倒，三番四次。

这可乐吗？

只能说幽默这东西是天赋，没有就不要硬碰。

影片中两个女孩的每一次逃离，三个“笨贼”都能幽灵般不讲逻辑地次次赶到。

在影视城的洞里能被找到，坐大巴车不知跑到哪个山沟民宿还能找到，连早上跑到任意一片海的沙滩还能被找到。

有这本事，不去干赏金猎人真是屈才了。

他们的存在，连带着影片的社会秩序都崩塌了。

面对着嗜血毒贩的追捕，竟没有一个人想到报警。

是没有警察的异世界吗？

并不是，因为结局还是以警察的到来结束了全片，但此时天人永隔的局面却已无法挽回。

所以影片到底是现实主义还是梦幻悬浮？

我没法说。

至此，我们再来思考，篇幅不小的三个笨贼的加入，有必要吗？

试想，抛开他们三个角色以及他们所连带的毒品、犯罪元素，对全片“女孩想飞”的叙事和主题有影响吗？

《想飞的女孩》的失败，绝不止类型融合这一处。

紧紧围绕主题所展开的两个女孩的人物塑造，同样有不少遗憾。

刘浩存扮演的田恬还算是在水准范围内。

童年关爱的缺失，青春时的放纵，对生孩子的一套自我理论，举报自己的父亲等等，一脉相承，有迹可循。

对比之下，文淇所演绎的方迪，有大问题。

倒不是文淇的演技问题，而是人物本身的设定有缺陷。

在记忆中幼时的方迪是并不喜欢自己这个小表妹的。

可一转眼长大后，没来由的，方迪像是欠了田恬似的，如母亲般给予了她无限的爱。

这爱的缘由在哪？

我看不到。

就因为表姐妹的关系吗？

如果只是因为那点血缘，那说明文晏并未在社会人类学方面好好钻研。

如果不止是因为血缘，那么两人的关系缘何亲密至此？

这是构建后续两人亲密无间戏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

可影片并未呈现。

直接就导致，方迪对田恬那无限包容的爱，显得有点虚，不真实。

影片中的方迪看着是双女主中的一个，但其本质，是田恬的陪衬。

角色本身并无太多可供探讨的地方，她不像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一个影视行业底层演员的缩影。

影片用了大量的篇幅呈现了她在生理期一次又一次的下水，观众看到的是，嗯，底层演员真不容易，但方迪本身的性格与特质，又在何处体现？

唯一仅有的一场体现人物特质的，是她在试戏时觉得台词太烂，拂袖而去。

仅此一场。

除此之外，影片中她的所有戏份，任劳任怨老黄牛般工作，挣钱全给家里，无条件包容表妹，给表妹养孩子等，都更像是在塑造神话故事里的神女，而不像田恬那般，是一个可感的真人。

与细腻兼具厚重的《嘉年华》相比，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出自同一个导演之手。

八年前在采访文晏导演时，与她谈起《嘉年华》的创作初衷，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似的时代，喧嚣之下我们没有时间与耐心去重新审视成长的意义”。

我感动于多年过去，文晏依然在关注女性成长。

但从《嘉年华》的静水深流到《想飞的女孩》的喧哗浮沫，那年骑着车走向未知的静默少女，八年后成了纵身跃下的蝙蝠侠。

商业浪潮中，文晏似乎早已弄丢了当年手术刀般的克制。

也或许并不是她失去了耐心，而只是这个时代变得连审视伤口的时间都成了奢侈。

先说结论，好烂。

专门在3.8号妇女节这天挑了一家我们这最好的电影院去看的，下午3点多的场次，包括我和朋友，一共7个人观影，还疑惑这个电影怎么没啥人看呢，结果原来是不好看所以没人看。

电影不到两个小时，前期田恬被抓起来，为了逃命伤害了别人。

后面方笛也被逮到。

她们就在逃离坏人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好田恬消失与大海之中。

结局应该是活着？

还是死了？

不太清楚，她们的感情起的毫无征兆，她们的逃离显得毫无意义，她们的想飞，仅此而已。

一种荒诞的感觉油然而生。

总结，拍不出来硬拍，写不出来硬写，演不出来硬演。

哎，我真的不明白这电影在拍些啥了。

已经很难描述这种意味不明的电影。

其中有好几处抽烟的镜头，方笛抽，方笛的前男友抽，帮田恬的男主角抽，不合时宜的烟总会在剧情难以推进下去时不合时宜的点燃，然后糊我一脸，是接了什么赞助还是有什么必须抽烟的任务呢。

被柏林电影节的营销诈欺了，以后还是少看点营销算了，真的是不写点啥对不起坚持没看一半就走掉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