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论者

以另一种方式过此生——关于英国电影《女权之声》张泠2015年，关于二十世纪初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电影《女权之声》（Suffragette）上映，引发系列争议。

有人批评几位主演（凯瑞·穆里根、海伦娜·伯翰·卡特、梅丽尔·斯特里普）穿的T恤衫印有“我宁愿反抗也不当奴隶”伤害非裔人感情，也有人认为影片“洗白”女性主义抗争史，只关注白人女性运动者而忽略其他族裔参与者（这些批评主要来自美国）。

一部电影引发如此多话题，很可细述。

我的观影经验及听到、读到的经验，这几乎是“泪与火的旅程”，有悲哀的瞬间，也有坚定抗争的力量。

情感表达不至于滥情，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在当代听到回声。

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和平进行了五十年，被嘲讽、忽略，收效甚微，直到“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创始人、女性投票权运动倡导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1858-1928）夫人号召女性要使用激进和暴力手段，令掌权者听见她们的声音。

《女权之声》故事便始于此时此地，1912年的伦敦，从一位劳动阶层女性的视角叙述（这人物并非历史上实有其人，却也并非虚构，而是几位真实人物的合体，如女工安妮·肯尼Annie Kenney、裁缝与社会主义者汉娜·米切尔Hannah Mitchell与康斯坦斯·利顿Constance Lytton）。

24岁的洗衣女工莫德（凯瑞·穆里根饰），与丈夫和儿子过着清贫但尚称得上满足的生活，直到偶然卷入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被警察殴打和羞辱、被丈夫训斥、被邻居侧目而视，她更意识到自己自7岁起在洗衣工厂超时劳动、超低工资、被工厂主性骚扰敢怒而不敢言、兢兢业业只为作贤妻良母……有改变的可能性，如她在国会作证讲述自己工作状况后所言：“我可以另一种方式度过此生”。

然而，这代价对于劳动阶层的女性尤其惨痛：莫德被丈夫扫地出门、被拒绝探视儿子、因反抗厂主而失业、屡次被捕入狱、在狱中绝食而被强行以吸管插入鼻中鼻饲……她与女性战友支持和鼓舞彼此，所有不公对待都令她们成为更义无反顾的战士。

她们打破窗玻璃、炸邮筒、破坏电讯系统、炸政要官邸。

莫德对警探讲的话振聋发聩：“我们打破窗户，烧掉房子，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在千家万户，是人类的一半，你们无法阻止我们！

我们最终会胜利！

” 她们使用激进手段唤起注意，但需要强调的是：她们破坏财物，从未伤害和恐吓过人，有些英文评论将她们的行为称为“恐怖活动”是极不恰当的。

她们集会、出狱时，总带着、传递着小花，在手中、胸前、帽檐，美好的生命的希望。

无人因她们而伤亡，运动中流血牺牲的，是她们自己。

最终，战友艾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1872-1913）在1913年的德比赛马日冲向国王的马，要将条幅“votes for women”悬挂其上，被疾驰的马踏而丧生。

这一景象被当时的默片拍摄，也被世界媒体广为报导。

她的牺牲，使得女性投票权运动为更多人关注。

遗落在现场的条幅，被一位父亲拾起，裹在新生女儿身上，参加了戴维森的葬礼。

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戴维森，受过良好教育，因是女性，就业机会受限，加入抗争后，曾被捕9次 。

她以生命践行了潘克赫斯特倡导的宗旨：“行胜于言”，也宣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女性抗争者们在狱中绝食，为狱友争取更人道的对待方式，为怕闹出人命对政府不利，狱方强行通过她们的鼻子喂食。

这一过程极度痛苦而屈辱，她们的痛苦喊叫（戴维森曾被强行喂食49次），触目惊心。

屡次入狱、也曾被鼻饲的潘科赫斯特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我有生之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尖叫回荡在我耳膜引起的痛苦”。

这段落被《女权之声》重现，声音慑人，久久回响。

而戴维森在赛马场一场，通过喧闹音景、震天马蹄声与她倒地后的突然沉默对照，令人窒息……摄影师Eduard Grau以晃动的、迫近的手持摄影，传达混乱的及时性和紧迫感，使片中影像粗粝、充满新闻纪录式的当代质感及感官性。

1918年，英国规定：男性21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有投票权；1928年规定，21岁以上女性可以投票。

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告一段落，而期间，曾有超过一千位女性被捕入狱。

在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抗争中，“一战”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影片中被省略）。

战争期间，潘克赫斯特提议结束武力抗争、支持政府、一致对外（德国），战后政府为安抚为国服务的各方，突破社会阶层和性别偏见，形式上做到政治权利的相对公平。

《女权之声》结尾字幕，出现女性获得投票权的国家与年份。

世界战争和权力格局重组，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也给改变不公带来机会，如俄国（1917）和中国革命（1949）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二战”和反殖使得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和前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女性有投票权。

而被西方人视为“文明”的瑞士，女性在1971年才有投票权。

我听到后排的美国观众惊呼，他们一定不愿意相信，中国女性怎么可能比瑞士女性更早获得投票权……《女权之声》是几乎全部女性团队的制作，编剧艾比·摩根（《铁娘子》编剧）、导演萨拉·加芙隆（曾执导《砖路》Brick Lane）、两位制片人及主要演员皆为女性。

回应关于种族问题和“洗白”的批评，导演萨拉·加芙隆解释，根据她们十年来所做的历史研究，1912年左右的英国劳工阶层女性抗争者中，白人女性为绝对主体，“二战”后的五十年代，因移民政策的改变，英国的人口才更多元。

当时有两位亚洲女性参与其中，但她们是贵族，被官方更客气地对待，与劳动阶层女性不同。

英国演员海伦娜·伯翰·卡特扮演自制炸药炸毁邮筒的药剂师埃迪斯，坚定的反抗性别歧视的战士，而她祖母的父亲，正是曾激烈反对女性投票权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

海伦娜说：“我要以这种方式跟我的长辈谈谈。

”加芙隆提及影片的当代相关性：全球仍有6200万女孩因性别歧视无法受教育、英国只有22%议员是女性、多数行业有同工不同酬问题、三分之一英国女性遭受各种形式的性暴力。

而电影行业内部的性别不公、薪酬差异等近年也被更多女性从业者批评，至今，全世界只有1-10%的电影出自女性导演。

历史由强力男性书写，关于女性的历史被抑制、抹去。

很多出身底层的勇敢女性终年劳作，识字率低，也无暇写自传，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但她们是推动变革的先锋。

加芙隆愿意继续挖掘那些被历史遮蔽的女性的故事，令她们的声音被听到。

从年轻到年长的男性对此片的反响，也耐人寻味。

在伦敦，一位13岁男孩看完《女权之声》后在电影院里站起来大喊：votes for women! 制片人艾莉森·欧文14岁的儿子与男校同学去集体观看，回去组了个女性主义社团。

片中饰演爱尔兰警探的男演员布莱丹·格里森慨叹：“我这辈子从没进过雌激素这么高的剧组，感觉很好！

”当然，也有轻佻的男性网友写道：戴维森闯入赛马场被马踏而丧生，不知那匹马后来怎么样了？

居高临下的讥笑、嘲讽一直都在，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依然如此。

女性成长期间接受的教育通常是“别找麻烦，别出风头，作个好女孩”，而《女权之声》中的女性，为了抗争歧视和不公、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不惜使用武力，被污名化，她们说：我们不想成为违法者（law breakers），而要成为立法者（lawmakers）！

1979年，英国出现第一位女性首相，不远的未来，也许美国会出现第一位女性总统。

但日常的与结构性的各种暴力、歧视，并不会因这些标志性的事件而消失（也如《女权之声》导演所言，希望影片有更广泛的意义，抗争的不仅是性别问题，包括一切族群、阶层等等不公）。

这些是一个个未完成的故事，应有权益的获得，并非通过上层开恩施舍，而是旷日持久的抗争，甚至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

争取公平正义的抗争会持续下去，街头、家里、电影银幕，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为什么我是女权主义者？

因为我遭到了不公平。

为什么我是女权主义者？

因为你们都不是。

本片吸引我的，一是女权斗争过往，一是Helena。

不看到历史上的她们所没有的一切，就不会意识到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多么可贵。

她们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话语权，却要负责孩子衣食住行悉心照料，对孩子的爱一点也不比现在的母亲少。

但是当孩子的父亲决定把孩子送养的时候，她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什么也做不了。

孩子是父亲的私有物品。

她们为什么要做law breakers?因为就像片中的Violet说的那样，现行的法律没有给予我尊重，那我为什么要尊重它？

想要拥有一个值得自己尊重的法律的她们，不得已选择了以暴力的方式获取关注。

她们本想用觐言的方式成为law makers，可惜从未成功。

旗帜上的紫色，代表每一位女权主义者流淌的鲜血；白色象征纯洁；绿色代表着希望。

全片灰暗，看不到未来。

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每个人都在问你“为什么你不是女权主义者？

”

“Are you suffragter？

”电影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不过百年、或是几十年又或是至今仍然有许多地区与国家女性并没有选举权。

电影的结尾并没有看到女主角莫德如何获得初步的胜利，而是她经历同胞牺牲后又keep fighting，这必然是一条漫长的斗争之路。

电影播放完后是以时间顺序展示了女性获取平等选取权的国家名单，第一个是1918年的英国，最后一个是2015年电影上映同年的阿拉伯。

电影从一个普通女工人的视角出发，描绘她如何成为一个妇女参政论者。

几十年的和平斗争并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于是暴力行动便开始，砸烂橱窗、炸邮筒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莫德也渐渐开始好奇，去听集会、偶然一次代表工会发言、后来被捕关进监狱、不被丈夫理解、受到其他邻里（包括其他女性）的鄙视、再被监禁绝食被灌等等。

负责这次骚乱行动的当权者也深知如何对付她们，“让她们的丈夫去处理。

”莫德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妇女参政论者，但是在经历了几次事件后她变得也来越坚定。

看到工厂里14岁的女工被老板性骚扰、看到当权者声称听取妇女声音的虚伪欺骗、看到警察对集会中的妇女暴力相待，甚至自己的丈夫深知作为一个男性、一个既得利益的权力拥有者能够在法律上决定自己孩子的归属权，以此要挟她。

警长原先想从看似柔弱、新进的莫德下手，策反她做叛徒，但莫德给警长的回信，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妇女参政论者最为坚定的宣言。

“我终究还是一个妇女参政论者。

你曾说，没人会听我这样的女人说话。

我已经忍不下去了。

我的一生都在找照男人的指示活着，我现在想得更清楚了。

我的价值与你相等，潘克赫斯特夫人曾说过，如果男人为自由而斗争是正确的，那么女性亦然。

如果法律说我无权看儿子，我就要斗争，去改变法律。

我们两个都是行进在各自道路上的战士，我们都为了各自的事业而斗争。

我不会背叛我自己，你会吗？

如果你认为我会，那么你就错了。

”莫德与警长在监狱里的对话同样具有冲突性，是莫德唯一一次的情绪爆发。

——“谁给了你权利在慌乱之中看着女性被殴打却袖手旁观？

你这个伪君子。

”“我坚持法律。

”——“对我来说法律没有任何意义。

制定法律并没有考虑我的意见。

我们打破了窗户、我们烧了东西，因为战争是男性唯一会听的语言。

因为你们已经打击了我们，背叛了我们。

除此别无他法。

”“那我们只能阻止你们。

”——“你要干什么？

把我们都锁起来吗？

我们存在于每一个家庭，我们占据人类种族的一半，你无法阻止我们所有人。

”在那个年代女性被认为是她们父亲、兄弟、丈夫的附属财产，她们没有足够的大脑和理智，她们是歇斯底里的，以此否定她们应有选举权。

开篇的旁白便是男性声称“一旦给了她们选举权，妇女随后要求能够当选议员、内阁成员、法官。

”正好前一天看了《鲁斯·巴德·金斯伯格》，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的传记电影。

传记开头RGB自己声称所做事业目标：“All I ask of our brethren is that they will take their feet from off our necks”该片便是讲述了notorious RGB在70年代为女权事业作出的种种努力，尤其是在法律与观念上《参政妇女论者》中的有一句关于法律制定的台词，令人印象深刻。

“你要我尊重法律吗？

那就把法律制定的可尊可敬。

”从法律上的认可到选举权、同工同酬、同等的福利、平等的入学机会等等，当然现在仍然有许多的不平等，或是隐性的或是直白的。

RGB的孙女在哈佛法学院，直至2018年这一届，法学院的学生性别比才达到平衡。

而在RGB当年，法学院的女生屈指可数，而毕业后的女性更是不可能被法律行业接受的。

可以说许多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应当的right or power是前人想都不敢想的。

《参政妇女论者》这部电影中的男性角色是如何的呢？

既有想着镇压的当权者，也有在身边沉默不阻拦她们的丈夫，当然大部分是的男性所发出的声音是讥讽、嘲笑、蔑视与侮辱。

尽管这部电影所描述的是一百年前的历史，但是那些拥有权力不自知或明知的既得利益者（男性）他们嘲讽的嘴脸确是如此熟悉。

他们嘲讽你为田园女权，以此否定你诉求的正当合理性，你要求平等的权利，他们便觉得你们要反过来压迫他们。

How dare you？

而三八妇女节本应纪念歌颂这些为女性权益奋斗的fighter，但是国内反而过起了三七女生节，甚至出现各种低俗的调侃段子、挂在学校里侮辱性的横幅，但凡了解一点女性斗争的历史，又能够笑得出声吗？

"Are you suffragette？

""Yes，I am."

1913年6月8日，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 冲进埃普索姆德比赛马比赛的赛道，拽住乔治五世的缰绳，被正在全速奔跑的赛马撞翻，四天后死亡。

此事一出，举世哗然。

英国女权运动影响力最大的领袖之一，埃米琳·潘科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称她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战士之一。

”这起蓄意的公众事件是对1906年自由党重新上台执政以及首相阿斯奎斯的傲慢态度的回应，在国际社会上博得了足够多的关注。

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 英国的女权运动，最早可追溯到布尔战争时埃米莉·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创立的“南非妇女儿童救难基金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民间女性对国内政坛产生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

霍布豪斯在南非与总督米尔纳周旋、在国内与劳合·乔治发表反战演说，她甚至还在南非结识了当时是个律师的莫罕达斯·甘地，并为后者的非暴力信条深深折服。

不过，论及英国史上最伟大的女权领袖，潘科赫斯特家族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

潘科赫斯特一家：埃米琳·潘科赫斯特（左）、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中）、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右）作为家族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埃米琳·潘科赫斯特1858年在曼彻斯特出生，40岁那年成为寡妇。

她的丈夫去世后，潘科赫斯特发觉自己突然要孤身面对还不完的债款还有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她靠在曼彻斯特某工人社区作生死登记员谋生，而这份工作使她接触到了许多可怜的妇女，这在她的脑海中埋下了平权的种子。

她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我开始思考为妇女争取投票权，这不仅是权利，更是迫切需要。

”1903年埃米琳创立了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并规定只有妇女才能获准入会。

埃米琳·潘科赫斯特有两个同样使当局烦恼的女儿，大女儿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一直是母亲的忠诚盟友，她的气质同母亲一般高雅，并策划了WSPU的一系列暴力活动。

妹妹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在政见上则与姐姐和母亲很不合，她不仅反感母亲的暴力行动，还在后来的一战中彻底与母亲决裂。

潘科赫斯特家族在公开场合通常身着WSPU主题颜色的服装：绿色、紫色和白色混杂的裙子，这几种颜色分别代表了纯洁、希望与尊严——妇女联盟的美好理想。

战前，规模更大的妇女权益团体——比如，夏洛特·德斯帕德（有意思的是，这位反战者、社会主义者和妇女参政论者同时也是一战前期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姐姐）支持的名为“ILP”的左翼独立工党——通过更大规模地参与英国政治运动为妇女争取了更大的长期效益，但热衷于激进暴动的潘科赫斯特一家拒绝与其合作，主要原因是WSPU不支持任何党派的男性议会候选人。

为了与之分庭抗礼，德斯帕德在1907年9月组成了“妇女自由联盟”，并于次年在全国发展了53个支部。

仅仅到目前为止，女权运动和欧洲的和平事业看起来都过于顺利。

西尔维娅1906年与独立工党的领袖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坠入爱河。

此前，哈迪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他目睹了俄国与日本代表的拥抱，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此时日俄战争激战正酣。

后来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哈迪在法国人让·饶勒斯的支持下提议，一旦全面战争爆发，所有国家的工人们应立即宣布罢工。

第二国际拥有超过30个会员国，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欧洲各地的工人都会涌上街头举行游行。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是议会第一大党，其党员中的女性占比之大曾令基尔·哈迪咋舌。

在美国，乘“红色特快”列车进行巡回演说的尤金·V.德布斯赢得了90万张选票。

下一次全面战争貌似离世界还很远，让·饶勒斯口中“自由地散步、歌唱与展开沉思”的乌托邦看起来触手可及。

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当1914年的初夏降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俄国无政府主义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狂热追随者——扣下了手枪扳机，打中了斐迪南大公的颈动脉。

他没能预见的是，他也打中了欧洲由爱德华七世小心翼翼维持的外交平衡。

和平主义者嗅到了空气中令人不安的味道，他们做出了开战前最后一次挣扎。

布鲁塞尔的“民众之家”迎来了哈迪、饶勒斯、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同志。

7月28日奥匈帝国宣战当晚，饶勒斯在愤怒的比利时工人面前挽着德国社民党主席胡戈·哈泽（Hugo Haase）的胳膊怒吼，七千多名民众涌向街头，他们高唱《国际歌》，“向战争开战！

”的口号回荡在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

他们没能阻止战争。

德皇七月底正式宣战，同日法国下达动员令，尼古拉二世也已经下达战争动员……和平主义的泡沫破灭了，引用几段历史学家芭芭拉·图奇曼对开战前夕几乎是涌动的狂热情绪的描写：在比利时，阿尔贝国王发表过斗志昂扬的演说后，“街头巷尾热情高涨，如痴似狂。

一向为人瞧不起的军队现在成了英雄。

人们高呼：打到德国佬！

处死杀人犯！

比利时独立万岁！

”；在巴黎，林荫大道上行进的志愿军纷纷打出自己的横幅“卢森堡人绝不做德国人！

”“罗马尼亚忠于自己的拉丁裔母亲！

”“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

”“西班牙和法国亲如姊妹！

”“英国人愿为法兰西而战！

”“希腊人热爱法兰西！

”“巴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斯拉夫民族和法兰西站在一起！

”“拉丁美洲人誓死捍卫拉丁美洲文化的母亲！

”“阿尔萨斯人打回老家去！

”；在柏林，帝国国会议员们齐聚一堂，德皇站在首相边“提高嗓门宣布：从今日起，我不承认党派，只承认德国人！

然后要求各党派领袖，如果同意他的意见，就上前握他的手。

……所有领袖都从命不误，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爆发出一阵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

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基尔·哈迪仍然没有放弃，他在周末的反战集会上吼道：“你们与德国人无冤无仇！

德国工人与他们的法国同志也无冤无仇……有人告诉我说，是国际条约让我们不得不宣战。

条约又是谁起草的？

条约里根本没有人民的意见！

”他可能要失望了。

前几周还宣称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德国社民党作了表率：111位参与战争贷款投票的社民党代表中仅有14人投了反对票；法国当局原本还在担心反战者掀起的和平主义运动会威胁预备役人员质量，结果只有1.5%的人没有出现，法国政府起草的颠覆分子名单上有80%都进了部队服役；在另一场哈迪参与的集会上，人数远比反战者多的人群高唱《不列颠万岁》，最终集会被迫解散。

向战争低头的不止他们。

开战后不久，埃米琳·潘科赫斯特和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在政治态度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们仍然呼吁妇女平权，却也在号召年轻人走向战场。

埃米琳向WSPU下令：终止一切活动；新一期的《妇女参政论者》取消发行；潘科赫斯特母女甚至开始发行军国主义杂志《不列颠尼亚》。

她们的种种有利于战局的行为博得了当局的青睐，最终还拨专款给她们用以组织活动。

就是在这时，仍在积极反战的西尔维娅彻底与母亲和姐姐切断了联络。

在听过一次母亲为战争造势的演讲后，西尔维娅沮丧地写道“我心情悲痛地听着她的讲话，然后下定决心，一定要加紧为和平事业著书立言。

”她用行动印证了她的许诺：超过一百名英国妇女在西尔维娅的组织下向德奥两国的妇女寄出联名信，信中提到“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曾将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痛苦过去……我们必须一起推动和平的到来……在这令人悲痛的时刻，我们就是你的姐妹。

”欧洲不乏像西尔维娅和哈迪一样不忘初心的和平主义者：饶勒斯险些被沙文主义者砸死；罗莎·卢森堡在国内不停地组织和平集会；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为玛格丽特·霍布豪斯写了代笔信《我要上诉》，控诉战争的无理和愚蠢；埃米莉·霍布豪斯参加了1916年在瑞士召开的民间和平会议，她甚至孤身会见了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幻想着自己在布尔战争时的胜利能够重现；艾丽丝·惠尔登被污蔑锒铛入狱后呼出绝唱：“世界就是我的国。

”沙俄的临时政府被推翻后，欢欣鼓舞的伯特兰·罗素写道：“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这个国家正有一千多人身陷囹圄……如今，那些在世界一片黑暗之时被迫开始战斗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黑暗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获得的新的喜悦与希望，狱中的他们也感受得到。

”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种种过后，埃米琳·潘科赫斯特和她的大女儿就真的不可理喻吗——并不见得。

她们或许怂恿了数十万英国青年奔赴战场，但她们的女权事业从未停息，在获得政府默许后，英国的女权事业可以称得上是急转直上。

劳合·乔治曾派遣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前往革命后的俄国。

在彼得格勒，克里斯特布尔见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女军长及其带领的女兵团，时年25周岁的玛丽亚·波琪卡丽娃（Maria Bochkareva）组建了“黑寡妇营”，这支部队曾成功占领数座德军战壕。

时至今日，我们不免反问，如果没有潘科赫斯特母女突然转向战争的决心，英国政府能在战争结束后宽宏大量地赋予妇女投票权吗？

如果没有潘科赫斯特和政府取得的国际声誉，战后德、奥、法、美还能在短时间内赋予女性普选权吗？

这些答案都是不可知的。

但唯一肯定的是，时至今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仍然还只是个理想，偏见和迫害从未消除。

和平从来都只是泡沫。

1928年的一天——这一年大战中的英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埃米琳·潘科赫斯特的棺椁被超过10000名她的追随者包围，她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在战后来到了美国，并将余生都投入到了宗教工作中，最终于1958年在圣莫妮卡去世。

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余生在埃塞俄比亚度过，她被海尔·塞拉西一世授予了各式勋章，并最终于1960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去世。

小姐，妇女选举权力量就在你手里。

对我们女人来说永远都是那么艰辛，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你想我尊重法律，那就让法律变得值得尊重。

——选举权对你有什么意义，瓦特夫人？

——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得到选举权，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意义。

——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有一种想法，我们也许这辈子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这是我从来没试过的。

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我很少见到她，她日夜工作为了我得到跟我兄弟一样的教育而奋斗。

但没有牺牲就没有教育。

我们在争取一个时代每个小女孩诞生到这世界上，都会有跟她兄弟有平等的机会。

永远都不要低估我们女人的力量，去定义我们自己的命运。

我们不想成为违法者，我们想成为立法者。

战斗吧，你们每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的方式。

你告诉我没有人会听像我这样的女孩说话，我不能再允许这样了。

我一生都没被尊重过，听从男人的指挥。

我现在更明白了，我的价值不多，但也不比你少。

潘克赫斯特夫人说过，如果男人争取他们的自由是对的，那女人争取她们的也是对的。

——暴力是无法理解的，这会让无罪变成有罪。

是什么给你权利去拿那个女人的命去冒险？

——是什么给你权利去站在骚乱的中间？

看着妇女被打而什么也不做？

你是个伪君子。

——我维护法律。

——法律没有任何意义，我在制定法律时没有发言权。

——这是借口。

——这是我们的所有。

我们砸窗户，我们烧东西，因为战争是男人会聆听的唯一语言。

因为你们打击我们和背叛我们，没有留下任何余地。

——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只能阻止你。

——你要怎么做？

把我们都锁上吗？

每个家庭都有我们，我们是半人类，你无法阻止我们全部人。

——你在这结束前，可能会送掉你的命。

——而我们会赢。

永不投降，永不停止战斗。

这是一场漫长的道路。

相比那时的英国，妇女权利确实得到了提升，只是还远远未到我们所追求的equal right。

影片中的艾米丽，在悍然赴死前对莫德所说的“never surrender，never give up the fight”久久的盘旋在我心间。

莫德从开始的麻木，到后期坚定的妇女参政论者。

能看到资本主义的压迫，男权的压迫，夫权的压迫，她艰难的跨过那趟苦难的河流，将麦琪从洗衣房中救出。

她不想让麦琪重复她的命运。

而麦琪在影片的最后，也成为了一名妇女参政论者，帮助布置葬礼游行，站在埃米琳的身旁。

仿佛能看到一代代的女性，为争取女性群体的权利而战斗。

像流淌的河水一般。

正如莫德写给探长的信上所说i am worth no more，no less than you讽刺的是，在莫德烫伤厂长后，与探长虚伪的交谈，这是一场单向的交谈——探长理所当然的打断了莫德的话语。

平和的抗争男人是听不到的，战争是唯一和男人沟通的的语言。

虽然是背景是1912年的伦敦，但我相信任何一个女人看应该都会有代入感。

“We don't want to break the law, we want to make the law."没有刻意的狗血和煽情，只有沉重。

这个电影提醒了我，现在的我们在享受着的权利根本不是理所当然，是靠着少部分人的奋斗和牺牲争取来的。

她们的工时比男人多，得到的工资比男人少，回家后工资被丈夫收管。

她们无法学习，无法作为独立个体做决定，只能被父亲，丈夫，兄弟，儿子代表。

她们被老板性骚扰，被丈夫家暴，没有人听她们的申诉。

她们站了出来，想用和平的方式呼吁平权，却换来一次次的失望，被威胁，被暴力镇压，被关进牢房虐待。

而社会回报她们的，是冷眼和奚落，这其中还包括了本该亲近的丈夫家人，和其他的女人。

所以她们只能采取更加激烈的方式，砸窗户，炸邮筒，因为只有掀起WAR，才能让自己被听到。

女主Maud Watts的心态转变一点也不突兀，从一开始不想惹麻烦，在警官审讯时强调自己不属于Suffragette，再到决定加入Suffragette的行动时，她写信给警官（不确定职称）：“I'm worth no more, no less than you.”看之前我以为电影里会有胜利喝彩的场面作为高潮，然而错得离谱…电影从始至终只有她们遭受的痛苦，压迫，最后以Suffragette的成员Emily的葬礼结尾。

为了让国王和记者们注意到，Emily冲进了赛马场，她的死亡在全世界范围被报道，最终英国一步步通过了女性投票权。

电影刚开始不久还和小伙伴笑着说Suffragette成员们拉Maud Watts进去说的话好像邪教，慢慢就笑不出来了。

没有那样“邪教”一样坚定的信仰和坚持，她们的女儿依然会在12岁进工厂开始工作，被性骚扰而不能发声，她们的孩子依然会是丈夫的物品，由丈夫随意处置。

为了本来就该有的权利，她们suffer，甚至死，才换来了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right。

所以，如今看到有人上街举着条幅呐喊，呼吁平权，游行，饥饿抗议，如果做不到加入和支持，也不要站在一旁说风凉话笑ta们歇斯底里。

随意把ta们边缘化妖魔化，就等于站在了压迫的那一方。

不出意外地编剧导演全是女性。

很难相信女性活得如此被动、卑微只是一百年前的事。

女生该看看，看看今天的我们是站在了谁的肩上。

男生更该看看，看看女性走过怎样的一段路才争取到对他们而言天生就有的权利。

这不是性别的对抗，只是对人造的不公发起的反抗，只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要求平等的生存权利。

很容易挑起情绪的女权电影，揭开了英国人权史上最丑恶（没错，直男癌只配这个词）的一页。

妇女、黑人、同性恋...每一代弱势群体的权益都要靠自己去争取，哪怕在当时看来是激进和犯罪。

可惜群像没刻画好，所有配角似乎都比女主做得要多...Your mother's name is Maud Watts, don't forget that name, cause I'll be waiting for you to find me. Will you find me George?英国每年固定一部好卡司复古色调讲英国历史的电影；对于女性劳动者的刻画还是很有力的，女主角刚开始几次参加街头活动也相当燃，第一次入狱出来还要发勋章和花有点萌，最后觉得有点戛然而止，节奏不顺畅；全明星卡司的弊端：当HBC端茶出来的时候，难免觉得那茶喝了要么会死要么会变成什么动物……反抗并不是成为对抗者，只是想成为参与者；奋身呐喊并不是想得到更多，只是争取本该拥有的平等；抗争并不想付诸暴力，可这是男权社会唯一会被聆听的语言；每一代弱势群体的权益都伴随着无尽的鲜血和牺牲，事到如今，你问我为什么依然感同身受，因为如今的现状并未改变，希望我们不负我们已拥有的一切。

Freddie Lyon坐在门阶上远远望了演讲中的Bel一眼。

我要哭了。

这段太让我印象深刻了都TAT。

主演是穆里根，梅姨就出来一小段。

片子结构挺简单的，我觉得意义大于形式。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虽然有一些警察殴打抗议者的镜头，片子里男性对女性的直接暴力其实不多，对女性的控制手段更多的是羞辱：入狱时脱光抗议者的衣服，用警车押送女主回家交给她丈夫，在报上刊登照片，同事避女主如瘟疫，丈夫把妻子赶出家门，禁止她探视孩子，等等。

这片子里的女性被殴打，血流满面，大哭，挣扎，绝食，以命相搏，而相对应的是衣冠楚楚高视阔步的男人们，因处于权力的绝对优势而从容不迫，甚至鲜少高声嘶吼。

这种对比最终由Emily向奔马纵身一跃推至最高点。

弱者如能以血唤醒世界，竟然已是最好的结局。

这是1912年的伦敦，这是一战还没有打响的伦敦，这是20世纪的伦敦，这是影响了日本女性运动的伦敦，这是工业化先驱的伦敦，这是功利主义盛行的伦敦。

这是最好的伦敦，伍尔夫写出了我最喜欢的《属于自己的房间》。

这也是最坏的伦敦，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情况》里形容『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

』我看到许多人庆祝盖因•福克斯和因他诞生的11月5日烟花节，我看到每年六月的Pride游行，我看到了片尾人们端着Emily Davidson的灵柩手捧百合游行。

我看到在这页影评里，许多人让我们不要忘记少部分人的牺牲，不要忘记她们的牺牲。

而我们在烟花里看到多少玩乐，又看到多少铭记？

我们在彩虹旗里看到多少玩乐，又看到多少铭记？

而就算是铭记，铭记的意义在哪里？

铭记她们的牺牲有什么意义？

铭记的意义在与同理心，在与理解你自己，同时也更好的理解她人。

就好像你从小被教育着忍让自己的兄弟，却又愤恨又不自知得长大之后找了男朋友加倍地爱回你。

又好像你生得俊美，却总是有人说你像男人穿女装，凭什么男人不能穿女装，而又凭什么要有什么男女装，凭什么这些二元化的言论要让你曾活的这么小心翼翼，怕自己『不女人』。

我们只有在回溯自己的困境的同时，才更能理解别人。

但让我们不忘记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眼泪，我们饱受二元社会的剥削和洗脑，这又有什么用？

同理心有什么用？

同理心除了让人有一份虚假的安心和虚伪的相互取暖，什么都没办法改变。

你的愤怒呢？！

真正有用的是你在经历了百转千回，看透了世间百态之后的愤怒啊！

你只满足于记录那些没办法结婚的同性恋了么？

你已经满足自己挣脱开了原生家庭在自己身上重男轻女的禁锢了么？

你已经原谅了所有男人，女人，老男人，老女人，因为你是女生从而对你的种种羞辱，种种无知的评价，种种浅薄得让你犯尴尬症的定义了么？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

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

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

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如果你还有种、有良心，你一定要想办法告诉这个社会，告诉你的家人，告诉所有因为你是女生欺负过你的人，告诉每一个对你阴阳怪气的人：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即使我们到最后没办法像"天真女侠"龙应台一样出任『文化部长』，但我们也并没有就活在几百年前那些愤怒的女人的阴影下苟且啊。

而记忆的意义在哪里？

记忆的意义在于管理好我们的愤怒，管理好我们的理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不要还没弄清未来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已经急急忙忙要求自己做出选择，就向错误的方向努力。

我们自身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不同民族的历史都在提醒着我们学会停下前行的脚步，反思。

慢一点，再慢一点。

不要Emily去撞马，你也去啊。

所以你想过性别研究的意义在哪里么？

人文社科的意义在哪里么？

明明家里可以养着你一辈子，但你却一时咬牙出国读书，容忍异国他乡的孤独的意义在哪里么？

不，不应该只是愤怒，不应该只是理想情怀，不应该只是莽撞得停不下脚步，所以『 just break the window and do it.』哪怕永远不可能，哪怕在你有生之年看不到，我们存在着就应该改变世界，让更多的人拥有改变生活的权利，从而拥有改变世界的权利啊。

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永远不能也不可以忘记，任何权利都是斗争。

任何斗争，都是政治。

任何政治，只要玩不好就会有人牺牲。

但政治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得让无数个Emmeline Pankhurst活下去，为无数人赢得改变生活的权利，改变世界的权利。

因为只有政治才能改变世界。

改变你，改变我，改变我们的父母，改变所有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需要政治代表，我们需要梅姨饰演的Emmeline Pankhurst。

而我们需要也必须了解政治，参与政治，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放自己，解放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

与此同时，Emmeline Pankhurst需要Watts, 需要Miller, 需要Davidson。

政治家需要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律师，法官，医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千千万万的支持者。

政治代表需要我们每一个有用的人来成为国家的保险和信仰。

高晓松抨击梁植，甚至抨击清华，说，名校是什么？

名校是国之重器。

名校培养你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

你一个大名校生，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来这里现什么眼？

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每一个有用的人来成为国家的保险，信仰和希望。

（也千万不要搞混，the government is only the institution to impose for a certain regimes. It is not what we defend and fight for as the counterpart of state and nation.）我们只有成为那个最顶尖的人，才能站在一个领域上呼喊，才能成为捍卫国家尊严的保险，才能让一个疯狂迷乱的民族重新相信知识，相信教育，相信真理。

也只要这样才能让你身边的人相信你，相信因为你而生的『男女平等』。

所以我们不能只干嚎着铭记，而不去告诉这些躲在国会的MPs和Senates，『等到战争打响，你们就会需要女人支撑整个国家。

等到金融危机，你们就会需要女人一起生产结余一起消费过剩。

』我们不能等到乌克兰全民公投，才对国防部说，『我们需要东部乌克兰的人类志和20世纪俄罗斯边境的社会成分研究』。

（King 2015）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已经不再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声音被倾听，我们的父母辈有这个经济底气让我们去学人文社科（不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就应该比1912年的这群勇敢却无奈的女人做的更好，更彻底，更加振聋发聩。

而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我们连一个像样的女权运动都不曾有，我们连允许一个像样的女权运动都不曾有，我们连允许知道这样一个像样的女权运动的存在的权利都不曾有。

连日本这样以物化女性著名的国家都曾在20世界呼应伦敦的Suffragette运动，我的心里充满了羞耻，充满了愤怒，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朋友还要生活在这样的二元压迫里不自知多久，我更恨我自己不知如何讲这份羞耻与愤怒好好地传递给她们。

那些这些做性别研究的跑哪儿去了？！

那些留学生，这些Vassar，七姐妹的毕业生跑哪儿去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李银河早就退休在家写书了，谈起潘綏銘，我们还仍然再讨论中国女性的『性屈从』。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的性教育，性别教育还是一片可耻的空白？

这让我们用哪个年月的性别理论作斗争？

凭借怎样文盲的群众基础争取妇女权益？

以怎样『宝马车里哭，结婚先要有车有房』这般物欲横流的性别共识解放男性？

我们的Emma Watson在哪里？

我们的SheforHe, HeforShe又在哪里？

所以啊所以，学术界的人们请拿出一点文人的骨气来抵挡消费社会下的诱惑，拿出一点年轻人的血气方刚来构建只有你们才能做到的信仰，拿出一点坚持来鼓舞我们这群学政治的神经病，和我们还没有被污染的一点梦想情节。

所以如果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已经被这个二元的世界洗脑，发现不知何时开始否定自己就如同抹杀自己一般，请你看在这篇文章的份上，相信自己经历过的所有苦难，所有颠沛流离，所有迷茫困顿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

也请你相信一定会有人理解，在意，关注着这样的一个你，相信就算是这般穷酸，颠簸，只能睡在『教堂』的你也一定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而如果有一天你做到了，一定也会有人拼了命努力为你们创造出一个环境，绝不会让我心爱的你死在时代的马蹄下。

我们可以拉钩。

ReferencesKing, Charles. 2015.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Studies: 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 ForeignAffairs. June 16.龙应台. 2014. 《野火集》1985, 6. (ISSN: 9576070589).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and David McLella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W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