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无明

不是很明白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想要表现什么。

在这部电影里，倒叙和插叙其实有点破坏观影体验，分割了情绪。

所以直到看完我也不是很清楚电影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不过管他呢，看的人有所得有所思就够了。

根据剧情，余文乐的角色得的症状叫做躁郁症，听名字像是躁狂症和抑郁症的结合体，有时候发疯有时候逃避。

但是他真的得病了吗？

周围有这样的家庭成员，生活在超高生活压力的香港，金融投资失败欠一屁股债，心里的一根弦其实早就绷得紧紧的，只需要一个诱因就可以让他崩溃。

换做是任何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相信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像沃伦巴菲特提到的“子宫彩票”，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赌博。

出身的环境、原生家庭的正反作用力、成长的社交圈子，这些都是开奖之后的附赠。

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其实很小，在精神层面有人或许心性坚毅一些，但也都有一个极限。

大部分的正常人仅仅是因为生活环境是正常的。

假如一个人从小被家暴、虐待、凌辱，住着极小的房子，承受极高的压力，却又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教育或者说释放渠道。

长大后会变成怎样一个人或许我们心中都有答案。

我并不是行为主义的信奉者。

但在遭遇挫折后，余文乐会蜷着身子失声痛哭、缩在床上一言不发，而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唯一的区别是我还有着仅存的理智，知道要躲开别人的视线，去找一个看不到的角落。

心理疾病的治疗强调家庭的陪伴和周围的关爱，但假如和余文乐一样，家庭就是他的主要病因。

在他回归家庭后只会一遍遍的经历痛苦，加深心里的创伤。

当社会支持全部变成了落井下石，周围所有人都在提防你、排斥你、诋毁你、嘲笑你、消费你，我想他的病应该是再也好不了了。

所以说他不是病人，只是可怜人。

但是矛盾的地方在于他的可怜又来自于他的善良。

余文乐固执的不愿把母亲送去老人院，坚持每天给她捏脚、洗漱、听她抱怨，哥哥躲到了美国他却留在香港，瞒着爱人身背债务希望搏一个未来。

最终导致了追求远远超过自身能力的极限，反而被压力彻底击垮了心理防线。

但凡他变得自私一些，强硬一些，更有自知之明一些，也不会落得最终的结果。

杰克韦尔奇说凡是伟大的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一定有人做过勇敢的决定。

而所谓的勇敢决定，一定不会是随大流的决定。

从一开始，其实结局就无法避免了。

最终整个家族只有远避美国的大儿子一家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离开了漩涡一样的原生家庭。

希望每个人都有勇气做出正确的决定。

1、人与人之间存在真正沟通和信任的可能吗？

之前一直友善的女房客的不信任、父亲的榔头，邻居们逼迁的窘境，以及现代媒体对人的残害：摄像头与网络暴力。

其实现实比小说或电影可怕一万倍。

2、一切果皆有因，郁结在影响周围的人，被解开后制造新的郁结。

父亲对孩子的无奈是孩子对母亲的无奈的double take。

赚钱、爱人的回归、宗教、疯狂食用黑巧克力 （因为巧克力丰富的苯乙胺，有抑制忧郁的作用，可苦痛还是难以消除），都可以是人生的某种依靠。

但人生的痛苦不会彻底消弭。

女友真的忘记吗？

她在用宗教和主强迫自己，其实没有忘记。

和这部电影的剪辑一样，一直在重现。

想起身边朋友们的郁结，深感命运之无力，于是又有感于这句台词：“我们这些升斗市民，又能做什么呢？

不是什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3、工作之余的影院工作人员进来2次，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安静观影（观众只有一对情侣和我，空座太多了）。

作为一个确诊六年的躁郁症病人，我非常平静地陪着前妻和12岁的一直抱有导演梦想的儿子，一起看完了这部27岁年轻香港导演的金马奖获奖影片——《一念无明(MAD WORLD)》。

走出影院，我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无知的人往往将变态心理学当做是犯罪心理学，另外我觉得变态心理学的“变态”二字非常变态，因为英文愿意只是非常态心理学。

也许当着儿子和前妻是故作平静，甚至插诨打科自我解嘲；看完电影的深夜，翻译完儿子的免疫记录，看了科恩兄弟的《大地惊雷》，完了快到凌晨，我还是意难平；索性重开电脑，改改豆瓣的ID, 一吐为快。

1.躁郁症患者社会功能丧失的孤寂与悲哀记得瞟过一眼一位豆油心疼主角阿东的一句话：阿东的关系链一个一个断裂。

这句评价非常到位。

我的切身体会就是，躁郁症这个鬼毛病最大的害处就是社会功能的逐渐丧失，待到亲人朋友一个个躲避逃离你的时候（当然做躁郁患者的亲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种透彻心扉深入骨髓的悔恨交加后的孤单寂寞和顾影自怜，你们这些“正常人”若能体味1%算你们狠！

阿东好友Luis婚礼上的尴尬和其后的跳楼自杀，未婚妻Jenny在基督徒团契上撕心裂肺的哭诉，与忏悔幡然的老父狭然独处发泄碰撞，隔壁邻居的指指点点甚至敌意相对，尤其是对失手误杀亲生母亲的惊天悔恨，一幕幕事件，一个个亲友，一根根压向病态心灵骆驼的稻草，一支支射向“正常人”都无法承受的心窝之箭，一件件或求职或创业而未成的事情，把出院不久的阿东重新推向抑郁的深渊，辗转反侧地独自体味孤寂与悲哀。

（1） 小朋友余先生是人群中最理智温情的。

童心未泯这个词儿真是非常非常褒义的，人世间纯净平和温柔正直的心灵，往往来自未受污染的儿童。

（2） 阿东父亲出于父子亲情，在逃避和忏悔大半生之后也是非常负责尽职的；这对于一个躁郁患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和挣扎着活下去的最大盼望。

（3） 好多人会责怪Jenny哭诉对于阿东的刺激和伤害——其实这里边也许有个宗教隔阂——基督徒（我也是）团契上，所谓的做一个分享（见证），牧师和教友就是希望你毫无保留地将遭遇和痛苦一吐为快，将苦毒和怨恨、戾气通过客观诉说交予上帝，从而收货平静与祝福。

所以Jenny真的没错，一年中她承受了什么？

人家一个弱女子在香港这种虎狼社会偿债供房，容易吗？

况且Jenny上台之前给了阿东膝盖一个温情十足的抚摸。

阿东也就一新手未婚躁郁人，要像我这样的老司机，哪怕不是基督徒，趁机上台哭诉悔悟一番，祷告乞求上帝的宽恕，婚姻这个家庭归宿保住了，一定还能收获信仰这个心灵归宿。

当然说着简单，躁郁患者哪怕有100个归宿，天都搞不懂啥时候又被哪怕一只蚂蚁触发发病机关——当然坚持服药和复诊会好很多很多。

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阿东服药后恶心呕吐，把药物吐在盥洗盆里，事后几天被父亲追问服药情况支支吾吾，估计那次之后没有坚持服药，导致那段时间的轻躁——思维飘逸，话语增多，爱管闲事，胡乱投资。

2. 阿东是怎么病的？

临床心理学家以及经典教材对于躁郁症发病原因归纳有三：（1） 遗传因素：显然阿东母亲不仅生理上长年忍受病痛折磨，心理上也是扭曲已久的；无端且极端的悲伤和不近情理的责骂打人（只有打阿东这个大孝子），以及满脸的躁动阴郁表现得十分清楚（要不怎么得金马影后？

），阿东母亲的躁郁非常不幸地遗传给这位投行工作的大孝子，唉，只能说造化弄人。

功成名就的兄长也愤怒地质问我：我们一奶同胞，为什么我正常你生病？！

——我怎么知道？！

谁愿意生病？！

当然我亲爱的兄长事后也非常难过这样的恶语相向，他也是被我折腾得濒临崩溃才口不择言，而且流泪长叹：兄弟，我真的希望是我受了躁郁遗传，而不是你，你那么聪明那么才华横溢，生病之前又是那么优秀。

算了，造化弄人，夫复何哀。

有一篇国外被引用较多的著名论文声称，躁郁基因和抑郁基因多被x染色体携带遗传，这么说母系遗传案例会明显多于父系遗传案例。

这就是阿东母亲肯定深受生理和心理双重折磨的依据之一。

话说我生病之后，一度也是非常恼恨母系亲属明显的几代躁郁病例，更加深信家乡对于娶媳妇要查三代的习俗的重要意义。

真的，好好查查，各大躁郁群里，不少青少年中学或大学就罹患躁郁，亲人、同学、恩师、朋友，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长长的人生道路从此陷入无边的黑暗，想想真是害怕并对青少年患者深深地同情。

（2） 生理因素：这个非常艰深而且我怀疑（90%的学者专家同样怀疑）这些关于大脑神经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的境界，当然大脑这个小宇宙本身就是同大宇宙一样的艰深，恕不赘言。

（3） 社会因素：本片片尾已然提示，不要轻易贴标签，不要歧视。

片子英文名MAD WORLD已然做了深刻的社会批判，豆油对于邻居敌意和拍照上传以及兄弟无情已经有非常客观到位的鞭挞；作为患者，我不想怪责社会社区的敌意冷漠，我甚至不在乎发小前几天的责难——“见到你的字儿感觉非常亲切，但怎么我觉得最近跟你相处憋拗得紧”，更别说什么姑父表姐的谩骂无情，这些都过眼云烟了。

作为患者，我深对美国老太（Kay）的《天才向左疯子向右》扉页上那句话是刻骨铭心的体会——躁郁赋予我们的除了苦痛，还有对世间人情更加深刻的观察和体会。

要不然梵高的画海明威的著作不朽呢，人家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苦痛磨砺，将苦难和深刻洞察织成光芒万丈的作品。

我倒想起一组统计数据：香港“回归”之后，以及美国六七十年代的信仰短暂坍塌之后，躁郁和抑郁患者明显上升。

大陆之大，近年剧变之烈，大抵不亚于前两者。

反正我2008/2009两年在北京接触许多MY大师之后，三观深受冲击，反思社会现状，尤其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停滞不前的体制改革造成人心浮躁和公正缺失，加之我本身少年失怙之悲郁萦绕，无处安放的躁动和挥之不去的阴郁让我失眠加剧，终究在2011年春天兄长遭罪之后溃然发作。

且不说躁郁，与之相似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参见影片《移魂女郎》朱莉安吉丽娜封后之作，她本人就是边缘型人格障碍），以及焦虑症妄想症这样症那样症，因为中国大陆社会的扭曲和变态，1949之后不知多少精神疾病患者讳疾忌医和不甚自觉，所以本片MAD WORLD不是简单批判香港底层社区这个小WORLD，更是在鞭挞中国这个大WORLD.亲爱的读者们，我无意诅咒社会更无意恐吓你们这些正常人，真正的心理自知，不是日常鸡汤和庸俗成功学可以解决的。

鉴于中国心理干预和治疗的人才匮乏和水平落后，鉴于大家终归黄土，我也只能说活在当下珍惜所有这样的空话套话，大家都有病，我们没有资格歧视任何人。

说到这里我想点题：六年来，最初我听见神经病的咒骂都菊花一紧小心肝儿一颤；到了现在，我经常自嘲，神经病咋啦？

神经病依然是奉公守法甚至拥有希望和梦想的市民。

跟生理病痛一样，病人应该得到关爱而不是歧视。

况且，除了社会功能受损（患者自己难受甚至是众叛亲离）和民事行为能力受限（还是自己受罪），没有任何数据表明精神病人甚至是严重的精神分裂患者有更高的犯罪率和攻击性，以及反社会反人类行为——甚至很多疯子是可爱的，是不朽的，也许真的是天才疯子一线间。

我认识的不少病友，他们同我一样的善良；我自己也非常希望我的躁郁转为折磨我一人的抑郁（当然我至今未曾有过自杀念头和行为）。

正因为这种善良和细腻，大孝子阿东才会在Luis的婚礼上对来宾的无礼愤然直言。

所以，绝大多数躁郁患者情愿伤害自己（自杀率25%）也不愿伤害社会；至于伤害亲友，对比患者自我承受的苦痛折磨来说真的是小巫之于大巫——躁期伤害亲友，但郁期100%的患者都会细腻反省自我悔悟；只要在坚持服药的前提之下，真的就像阿东求职时对HR说的：bipolar就是bipolar disorder啦，我可以order这个bipolar啦。

这句话也是《双向情感障碍——你和你家人应该知道的》一书的结语——3. 阿东会好吗？

“作为躁郁患者，你自己必须控制好病情而不是让病情控制你”。

心理疾病由于其复杂未知的发病原理而未能判断痊愈，但一定是相对可控并得以减轻的。

人诺贝尔奖得主博弈论创始人精神分裂（参见《美丽心灵》）不照样高龄站在领奖位上。

阿东作为前投行职员，不敢说可以重操旧业，我觉得重新追回Jenny以及接过他爹的方向盘自食其力，还是可能的。

另外，我个人感觉阿东在浴室帮助母亲洗澡时发生的悲剧一定是个意外（影片为了追求戏剧冲突表现手法暧昧含混），甚至连误杀都谈不上，躁郁患者没这么大逆不道违背天理，况且他是大孝子。

一句话，前投行职员的阿东有良好的受教育和就职背景，又有个幡然悔悟之后温情细致的老爸，不一定痊愈但会慢慢好转的。

等他到了我这般岁数和病历，甚至可以与躁郁和平相处——老子就是疯了，但我坚决不犯罪，我尽力承担我应尽的责任，尽量不打扰他人；至于他人评价，我擦，爱谁谁。

到头来，我和你们一样，怀抱希望地平凡地活着，死去。

导演构筑影像空间的能力之稳定令人吃惊，这部电影入围任何华语电影新人导演奖项都会令结果没有悬念。

电影关注的是抑郁症，用个例细究了个体产生精神困境的原因，也极关怀抑郁症患者亲朋的处境，所以余文乐和曾志伟是绝对的主角。

不得不承认新导演强大的掌控能力。

从剧本，到剪辑，甚至包括配乐的选取都非常到位，几位演员的演技自然不用多说。

电影从头到尾情绪非常饱满，悲痛、压抑、困苦，世间冷暖全在电影中了。

虽然电影结束时留了个开放光明的尾巴，不过还是很容易令人难过。

电影是一篇抑郁症科普文章，是拍给我们普通人和抑郁症患者亲友看的。

《一念无明》是一出灰色的家庭悲剧，这个还在上映的香港电影获了很多奖项，但影院的上座率并不高。

也许是更多人不喜欢这种压抑悲惨，没有什么温暖和正能量的电影。

要吐槽的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太文艺抽象，不接地气。

最大的惊喜是，它在影院放映用的是原版的粤语。

这个电影要是翻译成普通话，味道就变了。

很多粤语词跟地方口音一样，带着厚重的人情味和心酸味。

比如，曾志伟演的父亲，用了好多次「扑街」来形容，就是“混蛋”的意思。

「扑街」当然最直白，都不用解释。

还有他的几句台词：升斗市民，有什么办法？

什么事都能交给别人吗？

做人左右为难，做一个扑街好容易。

故事从这几句台词就看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家庭悲剧，父亲是卡车司机，年轻时在大陆跑车也风光过，娶了一个心比天高、神经脆弱的老婆，被嫌弃因而不爱回家，受宠的小儿子学业有成远走高飞，大儿子阿东，就是男主角了，他成为这个家庭的支撑点。

结果是他没能撑住，失手杀了母亲，被判为精神病，出院后想融入社会处处受困。

故事的焦点是从阿东出院开始，一半的重心落在父亲身上。

他本来认为「升斗市民，有什么办法？

」，香港的贫民窟真当可怕，横竖一个上下铺的空间，不超过五平米，他接儿子出院时，找了一把锤子放在枕头底下。

前半辈子，他没管过这个儿子，这时也是没办法。

所以，阿东抱怨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如果阿东也像父亲、像弟弟一样，尽可能逃离，而不是被困在母亲的无助里，也许不至于发生人伦惨剧，他自己也不至于重蹈母亲的精神病。

这种可悲的疑问，故事结束时又发生了，父亲实在无力承担，唯一一次打电话给有出息的小儿子，电话那头说，你把他送回精神病院，你自己找一个养老院，钱不是问题……这时曾志伟演的父亲从一个畏缩的「扑街」转变了，问了那句话，“什么事都能交给别人吗？

”人人都说面对不幸的原生家庭，你有多远逃多远，真是这样的吗？

真正逃掉了，就免掉了不幸和悲惨了吗？

又有几个人能彻底地斩断自己身上那些尴尬龌龊的唯一联系呢？

事实是，在灰色的人生里，通常人们是「做好人不彻底，做坏人也不彻底」。

卡车司机在最有能力做一个好人时，选择了逃避。

在年老无力时，又选择了承担。

该责怪谁呢？

只要想一想，良心这回事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时时常在，最有能力的时候也许我们最有欲望，最有私心，最想过快乐日子，最难放眼以后……司机在好时候趋利避害，也许是因为有其它合理合情的幸福要追求；到了接近晚年，想得到的并没有得到，不该失去的却都失去了，已无力承担的时候，却要强撑着。

这时候，一个做过混蛋的一事无成的父亲，也还是唯一的父亲，也还是绝望儿子的唯一依靠不是吗？

那个远在彼岸，逃离了这一切的，最成功的小儿子，他不过是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会不会有遗憾呢？

会不会在往后的全部长路里感到内疚，倍尝孤寂呢？

情绪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会高估，有时候我们会低估。

刚出院的阿东出席好友的婚宴，新人在台上致辞，眼泪汪汪，台下拍照，喧哗，议论纷纷，那眼泪是真的被自己感动了，被自己人生中庄重的有意义的一次经历感动了，可是台下的人谁不曾经历那样的时刻？

本来也该是这样，想流泪的尽管流泪，想打岔的尽管打岔。

在欢乐的隔壁住着悲惨，在庄重的时刻戏谑多么正常，我们用自己的位置判断，什么是「正常」，并且接受这种对正常的设定，妥协于自己的不重要，别人的不重要，人生中简直没有什么重要的值得庄重对待的事。

可是，精神病阿东不这么看。

他看出来婚礼的庄重与旁观者的轻浮是对立分裂的，是不可容忍的。

他甚至走到台上拿起话筒质问大家：今天是你结婚吗？

你在拍什么？

你在笑什么？

你们为什么都在议论房价，议论婚礼的排场？

为什么不能停下来听听新人的致辞，这是他们一生中重要的时刻……假如我们只把这种精神病看做是更认真，更不可妥协的一种行为偏执，或行为失调，也许不是太难善意地理解。

可是，这种时候，人的普通的善意哪里去了？

谁不曾耻笑过他人？

谁不曾被人耻笑？

他人即地狱，在这个时候是成立的。

更严酷的是，生存作为一种现实，被他人逼迫、驱赶是真实存在的。

当你的存在卑微到一种程度，你根本不可能奢望来自外部的一点点善意或帮助。

你只是像蝼蚁一样活着，也会有人来驱赶你。

那个方寸空间里，人人都是这样的蝼蚁。

单亲母亲逼迫没有身份的儿子，冷漠的老人愤怒于空间的逼仄……他们都没有力量与外界抗争，却合力驱赶一对陷入困境的父子。

换一种情境，这对父子如果稍稍正常一点（曾志伟在不到五平方的房间里对躺在上铺不肯吃饭、不肯洗澡的儿子，用小声到不能再小声的声音说，“求求你，正常一点”），他们其实完全能调换成这群人里最有力量最有希望的人。

就像他们的病，儿子的精神病本来就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父亲的高血压、糖尿病，也是这个年龄人群的常见病。

他们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却被怀疑这种精神病倾向是一种潜在的危害。

那个被单亲母亲殚精竭虑地保护的小男孩不是也有哮喘病吗？

如果他也当街发病呢？

面对大家的驱赶，一个父亲的质问多么无力。

他其实再清楚不过，病也是有隐喻，有高低贵贱的，与传染有关的，与声誉有关的，是否是绝症，方方面面，又哪里公平了？

当你处在弱者的境地，你就是被不公平对待的那个。

所以，单亲妈妈逼迫儿子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发奋图强并没有错。

错的是时代，是社会，是环境吗？

它们是谁？

它们又不会为某个真实的悲剧买单。

真实就是又灰色又残酷的。

07年有个法国影片《谷子和鲻鱼》，讲的也是一出灰色的家庭悲剧。

那是个移民家庭，题目“谷子和鲻鱼”是一种阿拉伯烩饭，以谷子与鲻鱼作为原料。

故事背景是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及其它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人在二战后开始移民法国。

第一代移民往往居住在法国城市郊区，是克勤克俭的普通工人，但他们的后代出生在法国的土地上，却被正宗的法国人视为边缘人，他们的心理与物质诉求与父辈自然不同，与生活在市中心的正宗法国人也有着巨大矛盾，这种矛盾和差别既不容忽视又带来真实的社会问题。

那个故事围绕大家庭复杂的人际关系展开。

主角西蒙也是一位父亲，年老被解雇的码头工人，他自己家里一团乱麻，有个情人住在附近，无计可施之中想到开一个船屋餐厅，做家乡的特色烩饭。

所有人都指责他异想天开，只有情人的女儿陪他穿上西装，去跟各种管理人员周旋、办手续、填一堆表格。

他干瘦、沉默的身影穿梭在灰色的现实风景里，到了公务大厅与办公人员交涉时，才露出尴尬、局促。

这时，仅仅是官方语言的沟通困难就说明了一切背景问题、移民问题、底层生存问题。

幸好有那个热情的名义上的女儿。

要不是有她，这个电影压根就不用拍了。

这么多年，电影的结局一直令人难忘。

天渐渐黑下来，经过反反复复的波折之后，餐馆终于开始试营业，邀请了一切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连前妻、子女，情人及女儿都不计前嫌，用心合力想办好这万事开头难的第一餐。

这种殚精竭虑的计划几乎让人心悬一线，明明就要出事，果真是要出事……老西蒙风流成性的儿子看到来宾中一个他有染的女人，居然是副市长的妻子，于是匆匆开车逃离，并关掉手机……车上偏偏放着最重要的谷子米饭，西蒙骑着摩托车去追，却被几个小孩子偷了车，百般戏耍。

他在夜晚的暮色里追他的谷子米饭，倒在了街头……另一头，宾客们等待得太久，慢慢失去了耐心。

情人的女儿为了稳住人心，撩开衣服大跳特跳肚皮舞，那几乎有点艳俗的异族风情舞蹈配着女主角并不完美的身材，大滴大滴的汗珠落下来，落在她黝黑的长发上，黝黑的皮肤上，嘈杂的音乐旋律里，电影里的观众看得又期待又疲惫，电影外的观众却是又紧张又难过。

对底层生活来说，和解也许不太难，难的还是生活本身。

所谓的“出头之日”不过意味着，只要一天陷在困局里不能出头，随时都容易重蹈覆辙。

一个普通人，有多少信心给自己，又有多少信心支撑旁人？

哪怕那个旁人是最紧密的家人？

说到底，阿东父子的困局和这个移民家庭的困局是一样的，简单的是物质，复杂的是人心。

当人被环境困住，那个难以解脱的父亲的悲惨人生是他真实的一生，也许，也是将来的我们的一生。

去看了《一念无明》，一个人包场，在电影院快哭傻了。

这个电影差不多集中了抑郁症所能遭遇到的种种困境，来自家人的不理解，以及社会的排斥，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苦了，电影里的每个人都苦，余文乐自己，他的父母、弟弟、女友、邻居、朋友，他们互为深渊，生活像环环相扣的死结。

关键是，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余文乐仅仅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有个疯妈才抑郁吗？

不是的，他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都在压死他，挣脱出来的意志有多强大，向下拉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可怕，一朝崩塌，重建之路超乎想象的艰难。

像黄耀明那首歌唱的，“他们住在高楼，我们淌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只为吻你而低头”，剧中的邻居小孩反复念叨的一句话“要读书，才能上流”，这种深入骨髓的“向上”意念已经成为扎进他们头顶的一根针，这种情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有一种傀儡，被针封住百会穴，因此爆发出强大力量，但抽去这根针以后，他们就失去心智，几乎连一个人都不是了。

关于余文乐为什么得了躁郁症，以及得病之后的遭遇，电影里的种种冲突都很典型，金燕玲演的妈妈，有点类似《教父》的女儿，那种小时候娇生惯养，缺乏生活智慧，后半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女人，她本身是从台湾去香港混娱乐圈的，也演过像《踏血寻梅》里那种大陆来到香港的妈妈，对这条道路的苦楚之处颇能体会，心气高，对生活颇难如意，她成了她老公及儿子的想要逃避的深渊，后来她儿子又成为身边人的深渊，每个人都逃不开，以至于各自要找互助团体寻求内心安宁，只有那个远在美国的小儿子，不无冷酷地要爸爸把哥哥重新送进精神病院，他似乎离得远了一点，但美国的生活自有另一种不易，他也只是无暇他顾吧。

余文乐从小生活在偏心、母亲情绪失常和父亲的缺席中，好不容易长大了，谋得一份好工作，理想的生活就在眼前，跟女友供一套小小的房子，结果一夜之间，肥皂泡破灭，余文乐不堪压力失手杀死了妈妈，被抓后女友愕然发现他还背负着不小的债务，后来她在教会哭诉“我恨他”也成为他再度崩溃的契机，与此同时，曾经的好友不堪压力跳楼自杀，就像他妈妈曾痛骂他拖住自己离开的脚步令自己折堕，此时，这种无边的痛苦与自责又涌上来包住了他，令他无力动弹，除了在床上流泪什么都做不了。

邻居的小孩，暂时还保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还能说《小王子》给他听，但是旁观者大概可以不无心惊地猜测到，这个小孩也许可能就是下一个他，爸爸不知道在哪里，妈妈一个人辛苦抚养，教他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要做“钱生钱的工作”，对普通香港居民来说，他们信奉“有楼万事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全不重要，香港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竞争氛围里，听朋友说，一个补习老师的转会费能达到8000万港元。

香港的补习老师都像明星一样，楼体悬挂着他们的大幅海报，同样有曾志伟出演的《人间·小团圆》里，他的小舅子古天乐就是一个“补习天王”，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女儿长得不漂亮也能成为他痛苦的来源，因为不漂亮的话，将来的竞争之路至少要艰难一倍。

我看得有点咋舌，不漂亮就不配过得好了吗？

但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这好像是蛮正常的一件事，一定要样样领先，否则就等于白活。

这种风气国内也逐渐照搬过来了，到处都是生怕孩子落后的中产阶级父母，他们焦虑万分，计划周详，还有相当大一群一心想让子女上藤校的“推妈”，因为藤校注重体育技能，所以她们花巨资让孩子学习花滑以及冰球，这条路一旦顶上去是几无止境的，因为人人都在跑，你无法说服自己慢下来。

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呆久了，一个人能挺住不崩溃，香港的抑郁症比例据说已经达到1/20，就是说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抑郁。

大陆也好不到哪去，一边是有人在声嘶力竭地鼓励买房，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借遍亲友、认识不认识的人也要买，一边是在各种新政、女性就业压力、经济形势变化下欲哭无泪的普通人们。

记得有一阵子香港老有报道说临街的楼上有人洒硫酸，这洒下来的硫酸，大概是无法向任何人宣泄的压抑和愤怒吧。

（这种行为是错的，错的，错的！

） 曾志伟饰演的爸爸，是个儿子眼中的“混蛋”，早早离家，只付出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但他也不得已，老婆看不起，自己只会开车，之前也风光过一阵，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老境凄凉，住着不到十平米的劏房，没有文化，不知道拿躁郁症的儿子怎么办，只会徒劳地说“你不要想了，能不能想些开心的事”“我求你正常点”，但有什么用呢？

他或许是在赎罪，但他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受害者，崩溃的时候，把手里的烟盒摔在地上，又捡起来慢慢回家。

《红鳉鱼》里立川谈志说，落语（相当于日本的相声）就是讲逃兵的故事，面对大敌当前的生活，也许人们有选择当逃兵的权利。

导演黄进本人的生活大概可以看作是逃兵的一种，并没有去做那些可以拿高薪的工作，而是一直拍独立电影，把镜头对准小人物，一辈子租房住的许鞍华也是如此。

廖伟棠就写过香港那些“仙活着“的青年，他们住在很便宜的地方，生活需求极低，但各自折腾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拍片子、策展、写小说，在香港这片土壤上，他们所要承受的来自周围人的不理解还要多一些，但一辈子能有几部作品傍身，不一定比有一所房子要过得差，我是这样认为的。

文 | Zazie有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香港电影后天就要上映了，那就是由余文乐和曾志伟主演，横扫今年金像奖8项提名的《一念无明》。

我想推荐已经很久了，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它罕见地以全粤语版本在内地公映，因为这才能还原影片本身的质量。

是啊，我们能接受英语原声的好莱坞电影，为什么不能接受粤语原声的香港电影？

我想重申一个观点：在100%的情况下，一部电影都应该选择原声版而不是配音版。

《一念无明》由香港新晋导演黄进执导，去年底他已在金马奖上获得了最佳新导演奖。

这次金像奖不只给了他新晋导演的提名，甚至还有最佳导演的提名（获奖希望不小），这对保守的金像奖来说，是非常大的突破。

这部影片讲的是香港底层的生活。

余文乐在片中饰演一名曾经误杀了重病母亲的躁郁症患者，从精神疗养院出来后，他住进了父亲（曾志伟饰）的板间房。

父亲过去抛弃了家庭，儿子耿耿于怀，如今对父亲的关怀并不领情。

故事主要围绕着这对父子展开，当下香港底层的社会面貌于细节中一览无余。

导演将镜头聚焦于现代都市中极为边缘的一类人——躁郁症患者。

这里的「边缘」并不是说人数稀少，而是说这类人被排挤到了非常边缘的位置，他们是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所说的大都市中「废弃的生命」。

为何「废弃」？

因为当他们被贴上「精神病症」标签的那一刻，便被定性成了「丧失生产力的人」。

在如精致器械般高度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丧失生产力的人无异于社会中的「废品」。

余文乐饰演的阿东便不幸成为了这样的角色。

从精神疗养院出来后，他找工作处处碰壁，公司需要的是稳定的输出和生产，没人愿意接纳一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员工。

邻居们也处处警惕他。

「精神病人」是个极为强力的标签，它意味着丧失理性，直接把人打上了「非人」的印记。

在像齿轮一般「正常」的大众眼中，精神病人几乎就等同于潜在的罪犯，他们就是现代社会中恐惧的源泉。

而这种恐惧是相当抽象的，是对想象中的失序的恐惧，而不是「精神病人」真的有什么危险性。

邻居中只有一个小朋友喜欢跟阿东玩，因为只有小朋友还没有内化那些现代社会构建出来的抽象恐惧，所以也只有他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具体的阿东，一个有血有肉的阿东。

而在其他人眼中，他只是个威胁到社区安全的「精神病人」。

把一切问题归咎于「精神疾病」，是良知上的偷懒。

如果这部电影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那么我认为它不值得现今得到的赞美。

于是影片更往下深探，只见导演慢慢铺展细节，观众看到最后明白，阿东遇到的障碍并不仅仅是他个人情绪的问题，而是经济压力、社会偏见、人情淡漠等各种复杂因素纠缠在一起的结果。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正如英文片名《Mad World》，这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虽然这部电影对社会的批判毫不留情，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传递毫无出路的绝望感，相反，我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另一条异常明亮的主线。

那就是渺小的个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去对抗人际关系的异化。

这条线主要是从曾志伟饰演的父亲来体现的。

这个沉默寡言，用世俗眼光来说是「无能」的人物身上，却拥有一股异常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让余文乐获得了拯救，也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

因为要在外赚钱养家，回家又要处处受到妻子的嫌弃，曾志伟演的这个父亲过去对家庭不闻不问。

当妻子病重时，只有大儿子阿东亲身跑去照顾，从小受宠的小儿子在国外发展得很好，却不愿返回香港帮忙照顾母亲，对他来说，这些给钱交给机构做就好。

这个家庭从一开始就是支离破碎，彼此疏离。

然而当阿东弑母悲剧发生后，父亲不得不去重新面对这个家庭。

阿东出院后，他尝试好好照顾儿子，还专门参加了躁郁症家属互助小组。

然而一次次的挫败让他深受打击，远在海外的小儿子跟他说，哥哥是精神病，精神病就该送去精神病院，你不要再折腾了。

这段通话对父亲这个角色来说是个转折点。

小儿子代表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正常人」，赚钱是主要任务，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花钱解决，但钱买不到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关心，而这个家庭的悲剧正是从这里开始。

挂掉电话后，父亲对曾经无比宠爱的小儿子非常失望，同时也彻底地反思了过去的自己，这时候他终于获得了某种绝地重生的力量，决心要亲自陪伴自己的大儿子阿东走出困境，绝不做一个把「所有事都交给机构」的人。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阿东父子才真正地站在了一条线上——站在边缘，站在「不正常」的领地，最终超越了这个金钱社会给人与人之间造成的情感割裂。

整个故事讲述的就是现代社会如何制造「废品」（影片里叫做「扑街」），又如何通过它的一套逻辑淘汰「废品」，而我们必须用爱的力量去战胜这种冷酷逻辑。

影片的最后，父子两人被迫离开了原来的家，但终于实现了他们之间的和解。

香港电影中颇多这种讲底层人物或普通市民的小成本电影，比如《桃姐》《幸运是我》之类，多数的基调是平淡温暖的，极少像《一念无明》这样，拥有极高的情感烈度，在整个过程中紧紧攫住了观众的心。

《一念无明》的表演相当精彩。

余文乐、曾志伟、金燕玲和方皓玟四个主要演员都获得了本届金像奖的提名。

金燕玲已经凭此片获得了金马最佳女配，这对她来说是正常发挥，在最近五年的港台电影里，她贡献了太多影后级的妈妈角色。

曾志伟将这个父亲角色演得非常动人，不出意外应该能拿到这次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至少我希望如此。

曾志伟戏路非常宽，不论是演黑帮老大，还是要插科打诨，包括这次演一个普通的父亲，他都能演到位。

这次他的角色得到这么好的评价，曾志伟还是那个曾志伟，我觉得剧本其实功劳非常大，是剧本提供了人物的空间，让他获得了发挥。

最后说下余文乐，作为香港中生代演员的中流砥柱，从《无间道》系列开始，他一直出现在很多不错的影片里，《志明与春娇》系列也算是他的个人代表作。

但除了给人留下帅、潮、幽默感这样的印象，他真的还缺少几部能展示他表演深度和广度的作品，因此也很少有人把余文乐视为演技派明星，他也就没有怎么得到过重要的奖项提名。

《一念无明》让余文乐生涯中第一次提名金像影帝，他在这次的表演中，尝试了很多他过去从未表达过的细腻情感，这个突破我相信所有人都看到了。

衷心希望他能够拿到这个奖吧，他的主要对手是《树大招风》里的林家栋，另一个厚积薄发多年的优秀演员。

《一念无明》的幕后有一个温馨的爱情故事。

影片编剧陈楚珩跟导演黄进是一对情侣，两人都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

黄进和陈楚珩两人都算电影界的新人，目前因为这部作品，已经被业内高度看好。

「学院派」背景是近些年香港本土新晋电影人的一大特征，区别于过去香港电影全盛时期，那时候的电影人多在电影工业中「实践出真知」，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电影人在专业院校中接受训练，再接受各种辅导金和创投的支持，以极低的成本开始自己的正式创作。

他们的前期作品往往都高度关注香港社会正面临的社会和人文问题。

距离CEPA协议签订已有十多年了，香港电影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香港老牌导演都选择了北上合拍。

但上面说的这些新晋导演，或许是还没有获得北上的机会，也或许是因为他们做出了另外的选择，这就让香港电影乃至金像奖有了一丝「本土与外埠」之争的意味。

2014年夺得最佳影片的《黄金时代》，除了导演许鞍华是香港人，从故事到演员都跟香港毫无关系，这在过去是几乎不可能的。

而今年的金像奖则由内地青春片《七月与安生》12项提名领跑。

《黄金时代》（2014）不光是香港电影这些年受到了内地化和好莱坞的双面夹击，香港经济地位的衰落与文化的逐渐弱势为这座城市平添了一抹焦虑，本土意识逐渐抬头，不少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寻找本土精神，关注本土生活。

有人评论2015年大获好评的《踏血寻梅》中真正的主角其实是香港。

实际上这句话可以套用在几乎所有新时代的本土港片中。

这些影片很多都取材自香港人自己的真实故事，有的尖锐，有的温情。

2015年杨千嬅主演的纪实性本土片《可爱的你》还夺得了当年的香港票房冠军。

《可爱的你》（2015）这些小成本本土片大多人文气息浓厚，热衷于关注这座光鲜亮丽的大都会中生活着的普通人，他们一方面在全球资本的夹击中或多或少沦为了失去故乡的边缘人，一方面又极富生命力地活着。

《一念无明》延续了这种创作脉络，所以换一种说法，从影片文本到影片本身的制作背景，这部电影都说的是同一件事：无论现实有多么糟糕，我们都要生命力顽强地继续活下去。

这就是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这就是我永远热爱香港电影的原因。

影片改编自香港真实新闻案件，以一个家庭悲剧描绘社会大众对精神病患的漠视与不友善，讲述一对怀着沉重愧疚的父子如何面对过去的故事。

黄世东（余文乐饰）罹患躁郁症，日常就是战场，在情绪里反覆煎熬。

爸爸黄大海（曾志伟饰）离家不顾，留下久病的妈妈，家门就是栅栏，一点点碰撞摩擦都让母子俩露齿相斗。

有一天，阿东帮失禁的妈妈（金燕玲饰）冲洗，却意外结束她的生命，被判入住青山医院。

大海在愧疚下决定接治疗後出院的儿子阿东回到自己独居的小室一起住，两个心怀愧疚的大男人相挤在呼吸都嫌拥挤的斗室中。

阿东重投社会，却遭到身边的朋友歧视，唯让他尝试平复自己，同时阿东也想尽方法希望找回当天谈到近乎订婚的谭思慧Jenny（方皓玟饰），没想到当找到Jenny时，却有着另一番滋味。

心头沉没的是家，肩头沈重是枷，最简单的关系，最复杂的纠葛，阴暗屋檐下透现父子对坐光影，成一张现代生活的全家福，哭著微笑，恨著相爱。

没有何般刻意的文艺腔调，也不曾有着过度的拔高，《一念无明》虽有着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弑母、离婚、父子亲情等等，都是电影的张力所在，但黄进却以一种看似平稳，实则波涛汹涌的叙事手法，巧妙的编制着电影的情感，而正是这些点滴的凝聚，令人所真切的感受到了电影对游走于社会边缘群体深切的人文关怀。

《一念无明》就观感来说，自觉与《海边的曼彻斯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背负着沉重的罪责，同样是一场隶属于心灵的救赎，但《一念无明》所不同的是电影中患有躁郁症的阿东，所失手杀死的是自己的母亲，这种背负在主人公身上的罪责，其实远比前者单纯的过失之痛来的更为深重，但好在电影同样也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位救赎者，阿东父亲的不弃相伴，仍旧令电影有着一道照亮人心的曙光。

这部电影所攫取的其实还并非仅只是一对父子的羁绊上，面对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阿东，他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处罚，但却成为了这个社会最为边缘化的人群，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去接纳这样的员工，所有人也都对之惟恐不及，甚至连原本即将结婚的前未婚妻也在他的伤口上洒下了一把盐，特别是当阿东独自一人蹲坐在超市吃朱古力的画面，成为了最为让我动容的所在，可以说如若没有父亲的相伴，本当回归社会的男主俨然就是被这个社会所隔绝的。

电影由此为引的展开，为人所见的其实已然并非是阿东他个人的躁郁症问题，而是在香港这个自诩文明的大都市中那越来越深的人与人间的隔阂与冷漠，透过个体对整个当下社会精神面貌的批判，俨然成为了《一念无明》暗藏于父子亲情后最为有力的内在纵深，且不论是饰演父亲的曾志伟，还是饰演阿东的余文乐，在这部挣扎于病痛苦难却仍不乏希望的电影中亦呈现了尤为精湛的演技。

由点到面的电影手法其实并不少见，但能在细碎化的生活中，在父子亲情的描绘间，透过种种细节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人文思考，点出勿因一念而无明，生活永远充满温暖的意蕴，不得不说是沁人心脾，回味悠长的。

人伦关系大崩坏，电影由尖锐议题出发，毫不避讳凝视家庭黑暗面，袒露此刻香港社会问题。

写实到了底，竟有一丝恐怖。

余文乐挑战复杂内心戏，与曾志伟以恩怨成父子。

到底解不开的，才是一家人。

黄进首次执导舍易行难，走低成本的写实路向，将香港化为呈现都市病态众生相的舞台。

镜头简洁有力，声音细腻运用，视角冷静，带出丰富敍事层次，狭窄空间与广阔天空对照，游走狂躁与郁结之间，追踪角色的不归命运。

陈楚珩以精神病康复者的挣扎历程为主线，尊重资料搜集，融合年轻人的时代视野，稳重中求新意，初出茅芦即见锋芒。

剧本通过恰当的回闪，内在情绪与外在处境互相牵动，替主角阿东寻找宁静风景。

《一念无明》写一个年轻人中产梦堕落，心神支离破碎，康复过程危机重重，再而推及香港的精神面貌。

劏房困局，教会寄托，最後回到基本的父子相依，互相适应，在无望的环境下，寻找一线曙光，是近年难得面向社会问题的勇敢创作。

《一念无明》所呈现人与人之间的困窘是令人揪心难过的。

电影以写实却残忍的方法，展现一时三刻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况。

导演并没有对无法割舍的困局作出批判，而是透过情节的波澜起伏，让观众来一次刻骨铭心的反思。

原本看这部电影只是为了欣赏一下香港的棺材房，只是没想到电影本身会这么吸引人。

当一部电影都让人感到抑郁的时候，可见余文乐饰演的儿子是承受了多少。

入院本就是个意外，原本儿子是那么有责任心，在父亲跑了，弟弟远在美国将从小到大对他视如己出的父母丢下不顾的情况下。

不忍将残疾的母亲送进养老院，宁肯辞职丢弃原本的好工作，端屎端尿伺候母亲。

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对依旧只记得小儿子的所谓“出息”，而对大儿子的孝顺视而不见。

最终引发了悲剧，母亲意外身亡，儿子被诊断出躁郁症，丧失了一切。

原本出院后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却因为躁狂症找不到工作，唯一一个把自己当兄弟的人却压力太大跳楼自杀。

随后，原以为原谅自己可以共续前缘的未婚妻却只是想要向自己传达恨自己的情绪。

即使是自己的父亲却还在枕头下放一把榔头防备着自己。

周遭全是不理解和传达来的负面情绪，即使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承受不了，又如何让本就身患躁郁症的儿子独自承受呢？

更何况，当儿子绷不住情绪去超市大吃巧克力后，群众拍下视频最终导致儿子被网暴。

去年精神病杀母一案又旧事重提，带来的是曾经相处融洽的邻居因为精神病，就对自己的那种不信任。

躁狂症伤人的可能性本就不高，平日自己的所作所为邻居也都看到眼里。

却因为那意外，和对精神病的有色眼镜的影响下，就都希望赶走自己，直到最后发现父亲是唯一站在自己背后的人，才豁达了。

他想要的多吗？

只不过是一个理解一个机会而已，但是往往躁郁症仿佛一条楚河汉街将他与普通人的世界隔绝开来，他永远融不进去。

对于父亲，因为老婆的不理解，为了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养大自己的两个儿子。

只能去跑跨境货车。

辛苦一辈子，换来的是大儿子的躁狂症，老婆的惨死，小儿子想将他送去养老院。

他那么努力地想要对大儿子好，学习躁狂症的知识，叮嘱他吃药，腿伤了依旧要去工作。

可是他的努力用错了地方。

儿子想要的不过是同理心，是希望父亲把自己当做正常人。

（我想在父亲逼他洗澡、吃药的时候，儿子一定想到了曾经自己也这么逼过自己的母亲）而不是一个需要贴身放着榔头的危险人群。

只能说父亲的苦用错了地方。

父亲终究是个可怜的人，最终的他却也负起了责任，也是一个可敬的人。

对于未婚妻，全电影最惨的可能就是她了，作为唯一一个受害者。

完全是被儿子的家庭所影响，牵连了一辈子。

原本有着稳定的感情生活，在香港靠自己拥有了一个单位的住房，也订了婚。

一夜之间就如同泡沫一般破碎了。

这种落差感真的会把人逼疯，于是她最后选择宗教去抚慰自己的心灵，因为只有对未来感觉充满黑暗没有光明的人，才会将神作为自己最后的光。

对于小儿子，没什么好说的。

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但是他却用了诸多借口逃避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些借口帮助他，消解了他心中的愧疚感，于是父亲打电话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在乎地说出，你随便挑养老院钱不是问题。

从小到大作为别人家的孩子，读书立业那么成功，最终却在做人上落入下乘，枉为人子。

最终，我想说，对待精神病人，我们总是曲解了太多，总是带着有色眼镜。

可以理解，毕竟就像那个小孩的妈说的那样“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承受不起意外。

”但，精神病人被隔绝在我们的世界之外，永远融入不进来，这时他们会对我们更加憎恨，会加深我们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悲剧。

我不能说对精神病人需要多好多好，有时候他们只是希望我们将他们看做是正常人（毕竟不发病的时候确实是正常人），可能他们只是看到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罢了。

这个社会对待病人真如我们想象般宽容吗？

摔折腿，拄着拐杖，路人退避三舍，怕再把你绊出什么事故。

突发感冒未准备口罩，地铁上咳嗽两声，身边人默默转过脸，在Whatsapp里噼里啪啦打着字：「隔篱有人感冒都唔戴口罩」。

身体虚弱头晕眼花不足与外人道，旁人看你并无大碍也不在意，个中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当这样的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疾病，就更让人惊惧，对其表现出的嫌恶程度，也就更肆无忌惮。

影片的开头，曾志伟饰演的父亲大海去精神病院接「病愈出院」的躁郁症儿子阿东（余文乐饰演）出院，而早前，妻子在被儿子照料的过程中突发意外身亡。

虽医生称此事与儿子病症无关，但父亲的担忧写在脸上。

他挤出笑容，故作轻松地与没什么表情、说话气若游丝的儿子打招呼，眼神里却全是防备。

父子许久没见，在那之前，父亲和在美国的小儿子都不知所踪，而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拥有稳定女友的长子阿东辞掉工作，独自陪伴病重且情绪不稳定的母亲（金燕玲饰演）。

母亲用咒骂发泄怨恨，阿东在拼命隐忍和爆发中挣扎，终于把自己逼成了躁郁病人。

于是他入院、治疗、出院、被父亲接回到逼仄杂乱的板间房，试图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再次获得这个社会的接纳。

病态的人：「那个人样子好怪……他好像一条狗哎。

」如果你将自己代入阿东的视角，会发现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如同电影英文片名一样，是一个「mad world」：好友的婚礼上，所有人都在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没人在意主角在说什么，阿东忍无可忍下的「仗义执言」，似乎更令好友尴尬；用人单位听到「躁郁症」后避之不及的状态，并不因他的坦诚和专业能力而改变；笑嘻嘻总是拜托自己和父亲的邻居，在他发病后，第一个落井下石；而狭小逼仄的空间，父亲枕头下发现的自卫用具，前女友宽容背后的强烈恨意，甚至令他找不到一个抒发情绪的角落……于是他冲去超市，大口大口吃着可以「改善情绪」的黑巧克力，换来的却是路人的指指点点……于是他强拉起来的，脑袋里的那根弦，再次「啪」一声断掉，让他从兴奋且动力十足的「躁」期，滑去犹如万丈深渊般的「郁」期。

有关阿东的片段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茫然的他突然疾走乃至大步奔跑在深夜的街道，电影画面平行向后移动的样子。

阿东像一个被抽离掉的人，在对他而言意义不明的世界里移动，空洞不知所踪。

他看人的眼神，总夹杂悲伤与怀疑，令人不由担心，他下一秒会否作出什么极端行为？

而比起那些选择主动去拒绝和伤害，没心没肺的看客，他的隐忍和善良，却又显得格外可贵。

好在总有温情场景弥补：下一秒，他和父亲说起年幼时去城门水塘的约定，二人无伤大雅地争执了几句，暂时和解，相互依靠着，走回他们的家。

病态的家庭：「其实，是不是甚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家当然不是万能的。

而阿东的病因，显而易见来自他的母亲。

苦等丈夫与小儿子却无限失望的母亲，没有其余的宣泄出口，只能把所有情感垃圾都倾倒在阿东身上。

她是阿东世界里的第一个「疯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需求无度，不懂感恩。

她何尝不可怜，然而她也亲手毁掉了为他竭尽全力的阿东的人生。

在前不久上映的纪录片《伴生》中，其中一位为照顾年迈父母、中年仍未出嫁的女士，对着镜头流泪：「我好想有时间，可以安静看一套戏、读一本书，做些自己的事情，但是做不到！

」为人子女，都想做到孝顺，然孝顺的界限在何处，孝顺分内事，究竟该亲力亲为，还是乐得交予他人，自己轻松？

影片中，束手无策的大海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大儿子，儿子一句话说得轻巧：「你把阿东送回精神病院，自己选间条件不错的老人院，钱不是问题」。

绝望的大海，淡淡问出了这样一句：「其实，是不是甚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曾经他是逃避者：他努力工作，想给妻子更好的生活；他百般辛苦，却害怕妻子的失望和不满；他逃避家庭，酿成苦果，决定承担，却发现难度远超他想象。

他和阿东在对峙中说出心声，而曾志伟在这一段落泪剖白的影帝级表现，实在无法不令人动容。

承担是给自己的枷锁，逃避是无视责任、把痛苦留给亲人……二者之间，有没有万全之策？

如何在调适好自己心情的同时，也对家人多一份理解和包容？

道理说来总是简单，做起来，却步步艰辛。

活在这个疯狂世界：「我没事了」尚未被疯狂世界改变的邻家纯真小男孩，成了阿东的解药。

在所有人都觉得他「荒谬」、「不正常」时，只有小男孩和他正常交流，与他相伴，听他讲话。

他坐在天台上，对着急赶来的父亲说，「我没事了」。

他当然不是「没事」。

他生活的世界依然逼仄、杂乱、充斥着形形色色自私而缺乏同情心的人类，他依然善良而软弱、恐惧而坚持，他的父亲依然无从理解他的内心，还要背着巨大的包袱寻求解决之道。

但年年难过年年过，活下去便有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影片一个颇为温馨的「Happy Ending」。

导演黄进说，这是一个很想带给香港人的故事：想呈现出如何直面问题、觉醒并寻求改变的状态。

事实上，在压力巨大的城市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故事中的「阿东」——不久前，香港心理卫生会的一项调查还显示，香港人的抑郁指数创新高，有百分之五点五受访市民估计患有抑郁症，需要接受专业辅导及治疗，另有百分之九点一的受访者属「应关注」的组群。

「阿东」非但不是边缘人，甚至还可能早已融入每个人的生活而未被发现。

编剧则强调「伤害往往来自不了解，无知造成日常的邪恶」。

她认为「电影最强大之处，就是让观众感受角色的情感，学懂同理心，从而令世界更美丽」。

这个故事整体来说，压抑又「不开心」，但曾志伟、余文乐、金燕玲一众大牌演员却毫不犹豫以低片酬甚至零片酬出演，更称之为「十年一遇的好剧本」（曾志伟语）。

在快速发展、冷酷麻木的社会运转成一部失控机器的同时，能有这样一部充满人文关怀、专业水平也绝不逊色的新导演作品出炉，实为观众的幸运。

原文首发橙新闻：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7/01/25/010049525.shtml（注：本人很喜欢这部片，欢迎理性讨论，但如果你是戾气很重话又很多的路人，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生存，您可以省下打字的功夫，我也可以省下拉黑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