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德国的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支队”，从1972年开始，就一直在从事着暴力活动。

他们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样，都是极左思潮的狂热分子。

他们是怎么走上极端道路的？

起初他们只是反对越战，可是在示威活动中，警察在大街上用警棍暴打示威的民众，甚至有人在大街上开枪杀死共产主义者。

这就激起了这个极左团体的愤怒。

民众依照宪法享有示威游行的自由。

可是一旦政府以暴力剥夺了民众的言论自由，导致的结果，就是招致极左团体以暴制暴的恐怖活动，逼他们走上了用枪支和炸药去搞恐怖活动。

他们用自制的炸药去炸百货大楼，去炸帮政府说话的报社，暗杀和绑架政府的要人，在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的运动员，去中东地区接受恐怖组织的训练，甚至请他们出马劫持民航客机。

也许他们的初衷只是想唤醒无动于衷的民众，可是他们滥杀无辜的行为，反而使自己的人性消失殆尽。

政府要秩序，民众要自由。

威权政府以暴力来对待民怨，只会激起更剧烈的民怨。

恐怖组织以暴力来对抗暴力，也只会走向人性的反面。

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清晰地记得乌里克.迈因霍夫的名字。

不记得是从什么地摊文学与或者是知识日历上得来的信息，总之那本书（或杂志）大约有着“全球恐怖组织大观”之类的名字。

作者一面痛斥着恐怖活动带来的无辜伤害，却又不自觉为一类恐怖分子树立起道德难辨的形象。

在关于赤军派的篇章中，我隐约记得文中描述“乌里克.迈因霍夫，曾任左翼刊物《新混凝土》记者，参与××运动，为表示对××的抗议，在１９７７年于××监狱，上吊自尽。

”在容易盲目陷入英雄崇拜的少年时代，这个女人的名字就这么根植于我的内心。

幸而自己没有成长于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68年学生运动的洗礼，否则不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勇敢的红小兵，就是在欧洲撒播革命火种，与迈因霍夫女士共同战斗了，当然那只是意淫中的那么一点可能。

随着年纪越来越老，我渐渐体会到意识形态和宗教这能给人一种虚幻的力量，并越来越纳闷，这种力量真能滋生一个叫恐怖组织的群体，并真能让一个叫恐怖分子的年轻人在10公分的距离内，对与他无冤无仇无交集的“阶级敌人”开枪吗？

电影这个讲故事的媒介，能重现一个个体和一个群体的从心灵到行为的变化史吗？

在赤潮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我们当然无法将这种暴力行为彻底描述成“无意识地构建假想敌”。

学生运动的挫败、越南的泥沼、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的遇刺，都在一次次地刺激“渴望公平”的毕业生，进而产生前仆后继的社会破坏行为，这些行为在与警察机器的斗争中，或多或少造成了伤害甚至死亡，这样更进一步地加重年轻人的被迫害感，从而将社会破坏变本加厉地导入恐怖主义行为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这个多米诺式的变化过程，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成功地给予了再现。

电影开头，迈因霍夫在裸体浴场与两个孩子慵懒地晒着太阳，进入朋友派对后，在丈夫给她递来工作成果——针对伊朗极权皇室的抗议信——的那一刹那，她之前的慵懒和羞涩淡然无存，转入一个尖顶的左翼共产主义信念者。

由此，能明白，1968年，青春的荷尔蒙在高潮时嘎然而止，但却没能将其完全驱散，余下的荷尔蒙必将在1970年代愤怒地燃烧进而产生可怕的破坏力量。

五月风暴、枪毙越共、刺杀肯尼迪、刺杀马丁、伯克利大学示威，这一系列定格1960年代末的画面也被短暂而强有力的剪辑凝在一起，预示着“赤军派”的必然出现。

接着从捣蛋性质的商场破坏到逃狱后与意大利红色旅的联络，再接着经过约旦沙漠的军事训练到返回西德后针对美国外交机构和右翼出版社的恐怖袭击……电影像交响乐奏鸣曲式般，让他们一步步走向高潮，并随之引来一次次受挫，成员陆续落网或“牺牲”。

奏鸣曲式总是在一次次受挫中走向万声齐喑的最高峰的，于是更激进的“长江后浪”们来了，刺杀范围扩大到商业资本的代表——集团老板们，甚至扩大到平民百姓——劫持民用航班就是从那时起渐入1980年代的高潮。

如果说意大利红色旅的衰落，是由于杀害受民众爱戴的前总理莫罗；那么西德赤军派的衰落，则是由于对汉莎航空航班的劫持并杀害乘务员。

这些都让恐怖组织的群众同情心丧失殆尽，当然，1990年代的到来，让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资本彻底战胜了左翼意识形态，同时让60年代残留的荷尔蒙终于挥发完毕，这些失去，才更是全欧左翼组织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

何止红色旅和赤军派，法国的直接行动、日本的赤旗派都被他们国度强大的资本收拾干净了。

除了对“美帝”的“惩罚”依然不时在希腊这样的二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外，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恐怖主义，最终全方位让位给以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解放名义为灵魂的恐怖主义。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中的赤军派，更像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可疯狂生长的毒瘤，它在那个年代拥有土壤和营养，并在被一轮轮斩草后吹又狂生。

最终除根的依然还是土壤。

通缉令头像群中，有4个（包括骨干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都是自己给自己在狱中画上了×。

巴德尔曾向狱警和律师表示：“我都根本不认识那伙人（在外面搞暗杀和绑架，以图释放他的‘战友’）”，巴德尔女友恩丝琳在狱中偷听“后辈”新闻后，感慨：“他们比我们强。

”而当听闻汉莎航空劫机事件失败后，他们这“赤军派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算明确自己的革命理想只是一场虚妄的梦，自杀，是惟一的出路。

而“比我们强”的二代、三代则继续将虚妄的理想燃烧到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

那位68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反倒因祸得福，他在某次演讲后挨了仇视共产主义者的三颗子弹。

虽然保住了姓名，可再也革命不起来了，却偏偏激励了其他年轻人成立了赤军派。

而当赤军派一成员病死在狱中后，久为露脸的他来到葬礼上，振臂高呼一句“革命要继续。

”呐喊革命口号，成了他最后的权利。

电影在展现一个有机体生长和覆灭之外，并没想去呈现个体思想的成因。

对恐怖分子心灵成长史的表现，在电影史上成功案例极少。

戈达尔比较讨巧，《小兵》中的布鲁诺在逼供前依然如此固执和沉默，更多的是来自信念以外的东西，或许是面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不屈，对于革命理想，其实他并不显得认同。

的确，在那个以意识形态主导恐怖组织思想的年代，作为个体的“武装分子”并不想今天的宗教和民族狂热分子那么坚定，他们也会经常对自身和组织行为感到焦虑甚至怀疑。

这种内心挣扎在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的《再见，长夜》中揭示得相当精彩：红色旅成员安娜，因为组织安排，需要在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

一方面在囚禁前总理莫罗的出租屋里，她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同伴们在面对电视新闻中莫罗保镖的葬礼时反复念叨“工人阶级应该全部领导”。

而为了掩饰，她必须照常继续图书馆的管理员身份，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对红色旅及其信念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男孩，男孩恰好写作着一个虚构的红色旅剧本。

安娜在外的这个假面潜移默化地消磨着她的信念，再加上莫罗写给妻子和教皇的信件让她逐渐体会别人的立场和感受。

渐渐地，恻隐之心有了。

对于红色旅“人民法庭”的裁决，她表达了不信任，凭什么要将个人等同于国家，阻挠红色旅极左共产主义信念的真是莫罗代表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吗？

红色旅不信任宗教，然而他们的理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宗教，执导着他们越走越偏，最终众叛亲离。

安娜看不见了希望，看不见了出路，置身长夜，就连梦境都在Pink Floyd的《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中留给黑白的苏维埃建设画面。

关于前西德赤军派（RAF）的最近一则重大新闻，发生在去年末，11月23日，德国总统克勒决定赦免RAF第二代首领和该组织的血腥杀手Christian Klar。

目前，唯一还没有得到赦免的RAF成员只有Birgit Hogefeld，他是赤军派的第三代成员。

如果说把这部电影主要分为两部分，那么之前鼓舞人心的革命策划到实施到得到成效是第一部分,后来各位主要领导人被抓入狱是第二部分。

如果说第一部分足够展现了革命的魄力和魅力，那么第二部分则是革命不可逃脱的被背叛的命运。

从一开始，Baader等激进派的想法和行动就充满了冲动，缺乏充分的考虑。

处处的漏洞导致了行动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与损失，许多无辜的人为此丧命。

开头那激进右翼年轻人试图射杀左翼著名领袖和演讲者是从另一方面对革命魄力有余而思考不足的反映。

换句话说，那位激进右翼青年看起来貌似在做无用功，但本质上，Baader-Meinhof领导的革命团体所做的跟这位右翼青年并无两样。

当偏见与仇恨侵蚀人类的大脑的时候，独立和理性思考的空间就会被挤压到无限小。

不仅是行动本身的正义性，而且行动的每个细节都缺乏考虑和设计。

如果试图探求这个貌似不成熟的革命的原因，或许能够从革命者的立场来解释。

革命者是试图挑战这个社会最根本秩序的团体，缺乏物资，技术，人力和合法性。

从各个方面来说，在挑战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过程中，革命者是处于不利地位的，而这种地位能够让许多不成熟的革命者放弃革命，甚至背叛革命。

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人类的本性和弱点不可避免将对革命发生致命的作用。

而对于坚定的领导者，这种于革命不利的地位将促使他们急于攻击敌人，取得哪怕是一点点的优势，或者对敌人造成损伤，来证明革命事业的成就和正义。

换句话说，革命者处于孤注一掷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不利于独立、理性的思考的严密的谋划。

影片的第二部分充分展现了革命魅力过后的无奈与悲哀。

第二代Baader-Meinhof成员在信念上，组织上和技巧上都败第一代领导这许多筹，预示着革命的失败。

他们或许明白革命的主要对象，明白他们反对的是什么，但并不了解他们的对手和整个行动的合法性。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者还能够用较严密的思考和计划来鼓舞人心，那么第二代革命者的行为无论是在本质和还是外在上都与那位激进右翼青年所差无几了。

而革命另外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能分清敌我。

Gudrun在行动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分清敌我的话，而革命后期第二代Baader-Meinhof的成员恰恰反了不能分清敌我的错误。

而且，他们还不能够充分认识敌人，理解敌人。

当Baader-Meinhof在得知革命失败后集体自杀时，第二代革命成员甚至还认为是国家机器杀死了革命领导者。

这不仅是对敌人的不了解，也是对革命本身的模糊和盲目坚定。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国家机器里那位戴黑框眼镜的长者却能够理解革命者从而打败他们。

与其他国家官员不同的是，那位长者首先试图在做的是理解革命，而非破坏他们。

这是Baader-Meinhof成员恰恰缺少的而且致命的部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对抗中，如果连你的对手都不了解，甚至你的对手比你还了解你自己，那么，这个对抗的结果就不证自明了。

这也是革命最复杂的部分。

革命包含了如此多的不同立场和力量的团体，有国家机器，革命者，支持革命的平民，反对革命的平民，外国势力。

各方的立场和力量都随着事态的进展而变化。

所以，革命的成功不仅要魄力和勇气，还需要领导人的智慧，革命者的配合，和民众的支持，即合法性。

从《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看恐怖组织红军旅兴衰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11日18:11 时代周报2008年末的罗马国际电影节，一部德国影片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抗议：首映式还没开始，就有1000多名大学生聚集，声讨该片。

在热闹的反对声和警察的疏散下，影片终于和观众们见面。

　　事实上，早在德国本土上映前，这部片就因其浓重的历史敏感性而备受影坛关注。

作为德国2008年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被德国选送去参加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并获得提名。

然而，围绕着这部片的批评和争议始终没有停止。

在很多抗议者看来，这部讲述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兴衰史的片子，似乎太过于美化那些极端分子了。

　　为什么一个恐怖组织的电影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而在历史的背景下，这个恐怖组织又聚集着一群怎样的人？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短裙、长腿、皮夹克，还有刺激的追车大战，如果去看《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会发现这帮“红军旅”的性感武装丝毫不亚于年度时尚大片。

然而，正是这群年轻而狂热的人，让德国人至今心有余悸。

在长达28年的武装斗争中，他们组织了袭击、绑架和谋杀，导致34人丧生。

尽管“红军旅”在1998年就宣布解散，但对那个时代的恐惧和清算，至今尚未结束。

　　从学生到恐怖分子　　“红军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学潮。

当时，殖民主义以及冷战结束，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经历“二战”以后最大的“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

这时期出生的德国青年一代，以反叛的方式逐渐爆发，他们走在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最前线，他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否定西方的民主，以及当时仍在发展的人权观念。

　　除此以外，东、西德的战后“消灭非纳粹化”运动的失败，也使当时的左翼青年感到愤怒。

在他们看来，“消灭非纳粹化”运动毫无作用可言。

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一方面，德国共产党自1956年起就被非法取缔；另一方面，前纳粹主义分子仍官居各大政府要职。

比如，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

阿登纳就任用纳粹党的汉斯。

格洛布克作为首相秘书。

　　接下来发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1967年6月2日，在伊朗国王穆罕默德。

礼萨。

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时，学生们的不满演变成了抗议。

当时，海外被流放的伊朗人得到了德国学生的广泛支持，当伊朗国王访问柏林歌剧院时，那里早已有一群学生在聚集抗议。

在歌剧院抗议期间，一名学生叫班诺欧。

诺所格首次参加抗议集会，然而，他却被警察开枪击中头部。

　　开枪的警察卡尔。

海因兹。

库拉斯在审判中宣布无罪释放。

在渐渐认清国家和警察的残暴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对诺所格的死感到十分愤怒，更对政府感到失望。

这种失望，逐渐化为更多暴力行动。

　　1968年，古德伦。

安司林和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以及随后加入的托尔瓦。

普罗和霍尔斯特。

旬赖，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纵火，以示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这两场火灾造成了70万马克的损失。

2天后，也就是1968年4月2日，他们被捕，并被判刑3年囚禁于重刑犯监狱，相对于前面警察的无罪释放，这场审判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出乎意料的严重。

　　4名被告受审期间，还是记者身份的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在当时著名的左翼政治刊物发表若干篇文章，对巴德尔等人表示同情。

她本人更在杂志上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

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

”　　到了1970年，“红军旅”正式成立了。

在这个主要由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中，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城市游击队”，反对越战，称美国和联邦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纳粹，梦想建造一个平等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当然，是用他们认同的那种极端方式来实现。

　　同年，十几名“红军旅”成员在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枪和炸弹。

返回西德后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

他们抢劫银行、纵火烧毁房屋、用炸弹袭击驻西德美军营地。

用暴力来实现所谓的理想，一场恐怖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红军旅”把攻击目标锁定在西德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暴力事件。

在这些牺牲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的名人：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商界名流，也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界要人。

　　尽管“红军旅”将自己标榜为不折不扣的反纳粹主义者，但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的一样，“他们的伪装下，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希特勒”。

　　恐怖的“德国之秋”　　到了1977年，“红军旅”的恐怖行动达到了高峰。

在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那44天，他们制造了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德国之秋”。

　　这一行动起初是为了逼迫西德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

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斯图加特的斯塔姆海姆监狱。

“红军旅”第一代核心首领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和古德伦。

安司林也在关押之列。

而另一名核心领袖迈因霍夫，因不堪审问折磨，于1976年在狱中上吊自杀。

　　尽管作为“红军旅”的核心与智囊巴德尔等人在监狱里指挥着武装斗争，但在他们被关押的5年时间里，外头的“红军旅”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

如果说，巴德尔那一代的“红军旅”的宗旨是反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不公正现象，消除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阴影的话，那么，在1977年秋天之后，“红军旅”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

他们的目的，仅是解救同伙而已。

为此，他们愿意不择手段。

　　1977年9月5日，当时的西德电视新闻是这么记录的：“这条公路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两辆奔驰被枪打成筛子状。

车旁边停放了四具尸体。

尸体被布遮盖着，看不见死者的面部。

”这一天，“红军旅”袭击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

施莱尔的4名随从当场毙命，施莱尔也被绑架。

　　对于“红军旅”来说，施莱尔是再合适不过的头号绑架对象了：他利用国家社会党发迹，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属于最有权势的大老板之一。

　　虽然人质在“红军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对这种讹诈并没作太多理会。

当时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担心，一旦释放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就会组织新的恐怖行动。

他在人质被绑架4个小时之后发表了电视讲话：“绑架者肯定会听到我的讲话。

他们也许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但他们不要抱什么幻想。

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　　随后的44天中，西德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甲车行驶，所有政府部门都围上了铁丝网，联邦刑侦局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他们搜查了几千户住宅。

如果家里没有人，警察就破门而入。

警察们不仅散发了几百万份有被通缉者照片的传单，还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声音。

议会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红军旅”囚犯之间发生任何接触，也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律师交谈。

因为在政府看来，所有的恐怖活动都由这些在押的“红军旅”首领策划。

　　就在警察几乎抓到了绑架者的时候，“红军旅”给西德政府寄去了施莱尔的录音带。

在这卷录音带里，施莱尔声音沙哑：“我在目前的处境下要问一下，到底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促使联邦政府下决心呢？

我已经被恐怖分子关押了5个多星期。

”　　随后，西德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红军旅”为施莱尔拍的“催人泪下的照片”：他头发蓬乱，一脸倦容。

手里还拿着一块牌子：“红军旅”的俘虏。

　　那边厢，“红军旅”的国际同伙们为了响应他们的行动，也给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国汉莎公司的兰茨胡特号飞机，机上载有87名乘客。

恐怖分子打死了机长，并威胁说如果不释放关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红军旅”人物，他们就要处死人质。

飞机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摩加迪沙机场劫机事件”。

　　5天后，西德政府终于下定决心。

一支西德特种部队“边防军第9大队”成功冲进了飞机，制伏了恐怖分子。

几个小时之后，这一消息上了广播：“被恐怖分子绑架的86名人质被解救。

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　　当晚，彻底失望的巴德尔和拉斯沛双双在牢房里用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安司林也用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

　　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尾厢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他被人从后脑打了一枪。

“德国之秋”结束了，巴德尔等人的自杀也标志着“红军旅”走向衰落。

尽管在随后的十几年，第二第三代的“红军旅”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活动，但早已没了当时的声势。

　　1998年8月20日，在德国科隆的路透社公开发表了“红军旅”长达8页的自行解散报道：“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红军旅’在解放行动中组成，今天，我们终止这项计划，‘城市游击队’从此成为历史。

”报道还在结尾引用了罗莎。

卢森堡的一段话：“革命说：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

”　　神秘消失的尸体　　4名在监狱自杀的“红军旅”领袖，巴德尔、迈因霍夫、拉斯沛和安司林，他们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而是被当局保存起来，用于科学研究。

尽管，按照法律，未经当事人生前允许摘取器官是违法的。

　　据传，科研人员对这些人的“杀人如麻”难以置信，很想知道杀人狂的大脑结构到底与平常人有何不同，进行过多次试验。

比如，将迈因霍夫的大脑与另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大脑进行比较。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除了迈因霍夫的女儿经过争取后，获得当局批准，取回母亲的大脑安葬外，其余的大脑全部失踪。

负责对这批大脑进行研究的德国戴宾根大学神经病研究所所长迈耶曼说，他捉摸不透大脑为何失踪。

这一系列有关大脑的研究，可以反映德国当局对这些革命刽子手所抱有的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

BBC还曾报道，一组医学人员在未经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制作了一个巴德尔的面具。

　　不管怎么样，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政府到底对这些尸体做过什么，这一直是德国的一个谜。

德国有画家还以迈因霍夫的死为主题，做了15幅写实主义风格的灰泥浮雕画，引起很大反响。

　　那一段扭曲的历史　　时代周报记者马欢 实习生 肖素吟　　这是德国一段扭曲的历史。

　　电影根据记者斯蒂凡·奥斯特80年代畅销书改编，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旅”的兴衰史，片名就是该组织两个首领的名字。

在冷战的背景下，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为由，犯下多起暗杀、爆炸、攻击以及绑架的罪行。

当时曾引起德国一部分年轻人的崇拜，把恐怖分子视为英雄。

　　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充满了炸弹袭击、谋杀等恐怖主义的威胁，加上对渗透进内部敌人的恐惧，极大地动摇了德国脆弱的民主基础。

　　深受纳粹影响的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在安德里亚斯·巴德、乌尔莉克·迈因霍夫和古德伦·艾斯林领导下，掀起一场战争，反对他们认为的新法西斯主义：美国支持扶植起来的西德政府，其中许多人历史上曾是纳粹分子。

这些年轻人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但是采用了不人道的手段，他们频繁制造恐怖和流血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丧失了人性。

他们反对西方对中东、越南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他们解释社会、政治和司法战争，成立了“红军旅”。

他们偷盗汽车，抢劫银行，在百货公司纵火，劫持飞机，暗杀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焦点人物。

然而整个事件渐失去控制，并且以血腥恐怖结束，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无法估量。

　　电影最初强调的是飚车、身手矫捷的女人、政治雄辩和伪装，却惹来美化恐怖主义的非议。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扮演红军派关键人物的几个演员的演绎下—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玛天娜。

姬迪)、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莫里兹。

布雷多)和古德伦。

安司林(乔娜。

沃卡莱克)—电影剧本的瑕疵可以说是出乎意外的少。

　　尤其是巴德尔，尽管他有着邪恶魅力，他被描述为一个肤浅的、重视外表的伪君子。

他以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来实现自己好莱坞式的亡命幻想，这样一个濒临精神病边缘的人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人。

当理想主义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卑劣的指责和阴险的玩弄时，“红军旅”的成员毫无帅气可言。

　　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对巴德尔的真实写照，他的团伙有多大争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那就是尽管导演埃德尔和编剧艾兴格对这些中产阶级地下斗士感到着迷，但是他们仍决心不让“红军旅”轻易过关。

　　他们用公正的眼睛纪录着红军派血淋淋的恐怖袭击，类似纪录片的风格延伸着整部电影：埃德尔和艾兴格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其中的对话，也是尽可能地建立在真实的演讲文件或宣传文档；档案脚本和摄影提供了视觉美感的关键。

但是相对的，这其中就出现了某些相当沉闷的情节—迈因霍夫和安司林之间经常翻天覆地大吵大闹，针锋相对的言语也让受众难以消化。

　　该影片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管通过研究并且按照真实故事导演，但却很难触动观众。

随着影片的播放，观看的热情也在慢慢冷却，而且最后“红军旅”革命热情堕落为沉闷的幻灭，这些都使电影显得冗长、残酷。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也许很难想象，如此残暴的“红军旅”成员，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

在最初的17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

尽管他们家境良好，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政治理念十分极端。

在“红军旅”影响最盛时，法国哲学家萨特甚至曾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引来世界关注。

　　领导人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如果仅仅看表面，很多人会认为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但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腼腆的美女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

”　　迈因霍夫在26岁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但不久之后，她就离开了丈夫，并辞去了报社的工作。

很难想象，两位孩子的母亲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用来策划并参与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了。

　　在评论“红军旅”时，德国前外长，曾经的西德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菲舍尔说：“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错误的。

”　　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团伙取名自两个首领的名字，其一就是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巴德尔热衷惊险刺激而潜在暴力的事物，这使他投身到左翼学生运动中。

1968年，他与女友安司林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商店纵火被判刑收监。

1970年5月，在还是记者的迈因霍夫协助下，他逃离了监禁，所谓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就诞生了。

　　1972年6月1日，巴德尔与成员杨-卡尔·拉斯沛和霍格·麦斯被逮捕。

在被监禁的4年中，他受到审讯并被判犯有包括谋杀在内的多宗罪状，这是德国历史上最漫长和昂贵的审判。

1977年10月18日清晨，巴德尔与安司林和战友杨-卡尔·拉斯沛在斯塔姆海姆监狱集体自杀。

那一天被称为“死亡之夜”。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迈因霍夫的父母早逝，乌尔丽克和妹妹由母亲的好朋友雷娜特·里梅克照顾。

里梅克是一名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迈因霍夫后来嫁给了一份左翼学生报的出版商赖纳，几年后成为该报主编。

1962年，两个女儿出生，她与赖纳分道扬镳，并倾向于极端激进的学生运动。

尽管“红军旅”取其名字来命名，但正如设想的一样，迈因霍夫并非该团伙的第二把手(巴德尔和女友安司林领导着整个团伙)。

1972年6月5日，她被逮捕。

　　被监禁的4年中，其他成员对她的置之不顾使她越来越消沉。

1976年5月9日，迈因霍夫在斯塔姆海姆监狱上吊自杀(尽管有人质疑这一官方说法)。

　　古德伦·安司林　　Gudrun Ensslin　　与许多人的猜想相反，正是古德伦·安司林，而非迈因霍夫，真正稳坐“红军旅”的第二把交椅。

在20世纪60年代，古德伦是一名政治思想活跃的学生。

1967年6月2日的柏林示威游行中，古德伦就在学生班诺欧。

诺所格被杀的现场。

　　示威结束后，她来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当地的办公室，歇斯底里地嘶叫着：“法西斯国家就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

以暴制暴才是唯一的出路。

”　　1970年5月，“红军旅”的恐怖活动达到顶峰。

1972年6月7日，安司林在汉堡被逮捕，她受审并被判刑。

关于她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在监狱上吊自杀，另一种则说她被谋杀。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维基百科，事实陈述为主，不含观点。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1943-1977)/肌肉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于1943年5月6日出生于慕尼黑。

他是历史学家兼档案保管员 Berndt Phillipp Baader 博士和 Anneliese Hermine “Nina”(Kröcher)的独生子。

安德烈亚斯由母亲、姑妈和祖母抚养长大。

Phillipp Baader 曾在德国国防军(1935-1945纳粹武装)服役，1945年在俄罗斯前线被俘，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在加入红军派之前，巴德尔是一名高中辍学生，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人。

他是RAF少数没有上过大学的成员之一。

20 岁时，巴德尔从慕尼黑搬到西柏林，据称是为了接受艺术教育。

他当过建筑工人，也曾是一个不得志的小报记者。

巴德尔曾参与1962年的施瓦宾格暴乱(位于慕尼黑北部，波西米亚主义区域，1962年6月21 日晚，两名警察试图阻止五名年轻吉他手在马蒂乌斯街和利奥波德街的拐角处(所属Martiusstraße街区 以自然学家Carl Friedrich Philipp von Martius卡尔·冯·马蒂乌斯 1794-1868 命名)演奏音乐，导致大约4 万人发生街头骚乱)。

据他母亲说，他从警察的行动中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出了问题”。

记者布茨·彼得斯认为，1962 年夏天慕尼黑发生的这次事件“对这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冲击”。

Stammheim死亡之夜后，巴德尔、迈因霍夫、恩斯林和拉斯佩的大脑，被送往图宾根大学神经研究所进行研究。

迈因霍夫的大脑中含有疤痕组织，被认为是1962年手术切除良性肿瘤所致，可能会影响她的行为。

其他人大脑的研究结果尚不清楚。

巴德尔还被制作了死亡面具(death mask)

1.Generation: Andreas Baader (Schlüsselfigur) [BR](https://www.br.de/br-fernsehen/sendungen/kontrovers/raf-terroristen-baader-meinhof-komple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1934-1976)/笔杆子迈因霍夫1934年出生于奥尔登堡。

她的父亲维尔纳·迈因霍夫是耶拿博物馆的馆长，1940年因癌症去世，她的母亲不得不收留寄宿生雷娜特·里梅克(Renate Riemeck 1920-2003)来赚钱。

1946年，耶拿因雅尔塔协议被苏联占领，全家搬回奥尔登堡。

迈因霍夫的母亲英格博格·迈因霍夫是一名艺术史学家，她开始当老师，1949年因癌症去世。

里梅克成为迈因霍夫和她姐姐温克的监护人。

1952年，迈因霍夫在韦尔堡的一所学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

随后，她在马尔堡学习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德语，并在那里参与了改良运动。

1957年，她转学到明斯特大学，在那里结识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曼努埃尔·萨克里斯坦(Manuel Sacristán 1925-1985)，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 SPD的大学分支 直到1961年SPD将SDS所有成员开除出党1966年SPD与CDU(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中右 默克尔为其成员) 联合执政 议会中90%议席属于这两个党 缺少明显的反对力量 SDS此时活跃 如影片开头1967年抗议伊朗国王的活动 1968年为学生活动顶峰 其成员达到2500人 之后其影响下降 直到1970年解散 1988年重建并无影响力 德国总理施密德也曾是该组织成员(1961年之前) 2007年左翼党Die Linke的学生分支继承了其名号)，并参加了反对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 1876-1967 CDU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政府提出的德国联邦国防军重新武装并纳入核武器的抗议活动。

1959 年，迈因霍夫加入了被禁止的德国共产党 (KPD)，后来开始在《坚定》杂志(konkret: 最初是克劳斯·雷纳·罗尔(Klaus Rainer Röhl 1928-2021)于 1957年创办的一本月刊杂志，该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具有左翼政治影响力。

由于罗尔反对德国的左翼恐怖主义(他的前妻乌尔里克·迈因霍夫积极参与其中)，该杂志于1973年解散。

Hermann Ludwig Gremliza(1940-2019)于1974年创办同名月刊 现在影响力大不如前 被认为是极左)工作，直到1964年，该杂志一直得到东德政府的秘密资助。

《坚定》受到学生活动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广泛阅读，作为1962年至1964年《坚定》的主编，迈因霍夫得以从知名记者和作家那里获得稿件。

1962年，迈因霍夫接受了手术切除良性脑瘤；1976年的尸检显示，肿瘤残留和手术疤痕组织挤压了她的杏仁核。

另，死因成谜。

Red Army Faction (RAF) terrorist Ulrike Meinhof on 16 June 1972. Photograph: AP [the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theguardian/2012/j

[Columnism - Ulrike Meinhof](https://libcom.org/article/columnism-ulrike-meinhof)古德伦·恩斯林 Gudrun Ensslin (1940-1977)/谋划者 清教家庭虚伪道德禁锢之下的反弹恩斯林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长大，是七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她的父亲赫尔穆特·恩斯林是福音派教会(新教)的牧师。

恩斯林曾是一个行为端正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喜欢和新教女童子军一起工作，并从事教区工作，例如组织圣经学习。

在她的家庭中，经常讨论世界中的社会不公，据说她对西德和整个世界的社会问题很敏感。

十八岁时，恩斯林在美国呆了一年，她在宾夕法尼亚州沃伦上高中。

195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

回国后，她完成了中学教育的剩余要求。

和她的伴侣伯恩沃德·维斯珀(Bernward Vesper 1938-1971 在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院的精神科自杀)以及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霍斯特·马勒等红军派的其他成员一样，恩斯林的考试成绩优异，并获得了德国国家学术基金会的奖学金。

她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教育学、英语研究和德语研究。

也是在1962年 2月，恩斯林遇到了维斯珀。

在图宾根，恩斯林和维斯珀与另外两名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研讨会，并开始新文学工作室的小本经营出版业务。

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反对核武器的诗集，其中收录了所有德语国家著名诗人的作品，以及双语版杰拉尔多·迪亚戈(1896-1987)诗歌。

1963年至1964年，恩斯林获得了小学教师文凭。

1964年夏天，两人搬到了西柏林，在那里恩斯林开始撰写有关汉斯·亨尼·雅恩(1894-1959 剧作家 小说家 双性恋 管风琴制造者)的论文。

1965年，古德伦的妹妹约翰娜嫁给了冈特·马施克(Subversive Aktion 1943-2022 年轻时逃离德国兵役 之后加入古巴革命军 因“反革命活动”被驱离哈瓦那 返回德国因逃脱兵役服刑一年 出狱后成为《法兰克福汇报》(中右)记者 因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 德国法官 政治思想家 纳粹党员)讣告争议离开 开始研究反革命理论 为包括《青年自由周报》(Junge Freiheit 1986- 保守右)在内的报刊撰文)，当时马施克是一位革命马克思主义诗人，也是国际情境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IS/SI: 1957-1972 反消费社会 左翼 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 1931-1994) 《景观社会》鲍德里亚) 颠覆行动(Subversive Aktion: 1963-1966 发起人1962年被SI驱逐)的成员，鲁迪·杜施克也是该组织的成员。

马施克后来成为保守派反民主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也是卡尔·施密特作品的解读者。

同年晚些时候，古德伦和伯恩沃德订婚。

两人都是民主左翼的活跃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DP)工作，收入颇丰。

他们一起抗议新安全法、越南战争、同盟国武器展，并争取示威权。

维斯珀忽视了学业，如饥似渴地读书，并于1966年与一群朋友一起出版了一系列严肃而重要的小册子和平装书《伏尔泰手册》(Voltaire-Flugschriften 1967-1971)。

1967年5月，恩斯林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菲利克斯·恩斯林(Felix Ensslin 1967- 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 策展人 剧作家 导演)。

1967年7月或8月，恩斯林遇到了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两人很快开始了一段恋情。

巴德尔于1963年来到柏林，以逃避慕尼黑司法系统，也是为了避免被征兵。

巴德尔在青少年拘留中心(少管所)和监狱之间来来回回，很快成了恩斯林生命中的男人。

1968年2月，恩斯林通过电话与维斯帕分手，告诉他在菲利克斯出生前，他们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

这段时间的一件作品是恩斯林参与拍摄的实验电影《订阅》。

1.Generation: Gudrun Ensslin (Baader-Gefährtin) [BR](https://www.br.de/br-fernsehen/sendungen/kontrovers/raf-terroristen-baader-meinhof-komp

Andreas Baader - seen here with Gudrun Ensslin - was imprisoned after a trial in 1968 but then managed to escape [BBC](https://www.bbc.com/n霍斯特·马勒 Horst Mahler (1936-)/以法脱罪 德国前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他曾是一名极左翼激进分子，也是红军派的创始成员，后来成为毛主义者，之后转向新纳粹主义。

2000年至2003年间，他是德国极右翼国家民主党(NPD:1963- )的成员。

自2003年以来，他多次被判犯有煽动民众仇恨(Volksverhetzun: incitement to hatred)和否认大屠杀罪，服刑时间长达十二年。

2017年4月，马勒被判再次入狱三年半，18日，他逃离德国，希望避免执行判决。

他试图在匈牙利获得政治庇护，但遭到拒绝，7月被遣返回德国，继而被捕并被关进监狱继续服刑，2020年10月被释放。

马勒于出生于西里西亚的海瑙(波兰)，父亲是牙医。

1945年2月，随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家逃离即将来临的红军，前往萨勒河畔瑙姆堡。

不到一年后，他们先搬到德绍，1949年，马勒的父亲——一个狂热的纳粹和反犹主义者——自杀之后，搬到西柏林。

马勒于1955年在柏林威尔默斯多夫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然后受到德国国家卓越奖学金的支持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法律。

他加入了图林根协会，一个右翼学生联合会，但不久后成为左翼SDS的成员。

1964年他在柏林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

1966年，他在欧洲人权法院成功地辩护了一个案件。

Horst Mahler im Zellentrakt der Berliner Haftanstalt Tegel am 28.3.1979 / dpa [Cicero: magazin fur politische kultur](https://www.cicero.de/鲁迪·杜奇克 Rudi Dutschke (1940-1979)/煽动者杜奇克出生于勃兰登堡州卢肯瓦尔德附近的舍讷费尔德(努特-乌尔施特罗姆塔尔) ，是一名邮政职员的第四个儿子。

他在东德长大并接受教育，1958年获得高中文凭，并成为一名工业销售员学徒。

1956年，他加入了当权政府领导的自由德国青年团，立志成为一名十项全能运动员。

然而，他也参与了在东德被勉强容忍的新教青年组织。

杜奇克承认宗教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将宗教“对人的本质及其可能性的神奇解释”“融入”了他后来的政治工作中。

正是在这种脱离党和国家认可结构的宗教环境中，杜契克拒绝在国家人民军中义务服役，并鼓励其他人同样抵制征兵。

他放弃了自己选择的体育新闻专业，于1960年10 月开始定期越境进入西柏林，就读于柏林滕珀尔霍夫的阿斯卡尼斯中学。

凭借新的高中毕业证书，他在阿克塞尔·斯普林格旗下的小报《图片报》找到了一份工作。

1961年8月10日，即“铁丝网星期日”(开始修建柏林墙)限制措施出台以封锁通往西方的通道的三天前，杜奇克在马林费尔德临时营地登记为难民。

8月14日，杜奇克和一些朋友试图用绳子拆除后来成为“柏林墙”的部分墙体，并在上面撒传单。

这是他第一次政治行动。

杜奇克就读于西柏林自由大学。

这所新学校成立于1948年，由一群学生从东柏林共产党控制的洪堡大学中脱离出来，其章程规定学生代表的程度在德国其他地方是前所未有的。

但在杜奇克和他的同学看来，“民主”的教职员工和市政府官员似乎背弃了学生共同决策的模式。

杜契克对西方新机构的民主资质的怀疑态度，在理查德·洛文塔尔和克劳斯·梅施卡特指导下学习社会学、人种学、哲学和历史时得到了加强。

1973年，他终于获得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自由大学，他参与了德国研究基金会的一项研究项目，比较了联邦共和国、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1967年，SDS成员本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 1940-1967)在西柏林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学生抗议浪潮席卷了大学和各大城市。

施普林格出版社遭到袭击，印刷和发行业务中断。

在汉诺威匆忙召开的大学代表大会上，社会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德国当代重要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指责杜奇克的“唯意志论”类似于“左翼法西斯主义”。

他认为杜奇克的蓄意骚乱是为了揭露国家隐藏的力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德国当时并没有革命形势。

他说，杜奇克是在将其他学生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1968年4月11日 杜奇克被约瑟夫·巴赫曼(Josef Erwin Bachmann 1944-1970 出生于萨克森州福格特兰地区赖兴巴赫 在东德长大 家庭环境很艰苦 1956 年 他和母亲离开东德前往西德 定居在下萨克森州的派纳 他被认为是一名穷学生 开始通过一系列入室盗窃来维持生活 他经常搬家 多次换工作 1966 年 他因在法国犯下的入室盗窃罪被判有罪 1968年 巴赫曼搬到慕尼黑寻找工作 他听说了马丁·路德·金被刺的消息 这促使他刺杀了杜奇克 在这次谋杀中 杜契克的大脑受损 不得不重新学习说话 杜契克得知巴赫曼曾试图自杀 于是开始与巴赫曼通过一系列信件进行交流 在这次信件往来中 杜契克说自杀是懦夫行为 巴赫曼为他对杜契克的所作所为道歉 1970年巴赫曼用塑料袋窒息自杀)枪击。

杜契克活了下来，但袭击使他患上了失语症、脑损伤、记忆丧失、癫痫发作和其他一些健康问题。

1969年1月至3月期间，杜奇克夫妇在都柏林郊外做客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 1917-2008 爱尔兰政治人物) 。

奥布莱恩在刚果危机期间曾为联合国服务，因批评美国在越南和国内镇压黑豹党的政策而闻名。

在他们逗留期间，鲁迪和格雷琴·杜奇克(Gretchen Dutschke-Klotz 1942- 其妻 /杜奇克不赞同性自由 选择家庭 这似乎与他反对恐怖活动之间有某种联系/)的律师霍斯特·马勒拜访了他们，马勒曾试图说服他们支持他的地下活动，即后来的红军派(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但没有成功。

随着国内学生运动的分裂和激进化，杜奇克夫妇考虑留在爱尔兰，但于1969年3月中旬返回英国， 英国提出条件，要求鲁迪不得参与政治活动。

1971年初，英国内政部认为他违反了承诺，裁定他与来自德国、以色列、约旦、智利和美国的访客的会面“远远超出了正常的社交活动”。

在下议院关于杜奇克被驱逐出境问题的辩论中，当时反对党工党对此表示抗议，执政的保守党议员称杜奇克是“马尔库塞教授的信徒，马尔库塞教授是城市游击队的守护神，他要摧毁我们珍视的社会”。

奥胡斯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教授社会学的职位，杜奇克夫妇搬到了丹麦。

杜契克于 1978年11月在西柏林组织并领导了巴赫罗团结大会。

1979 年他在浴缸中癫痫发作并溺水身亡。

霍尔格·梅因斯 Holger Klaus Meins (1941-1974)/至死被利用的殉道者霍尔格·梅因斯是德国柏林电影学院电影摄像学生，他在1970年代初加入了红军派，并在狱中绝食致死。

梅因斯是RAF的重要成员，并被视为领军人物。

他积极参与该组织的秘密活动，例如聘请金属雕塑师设计手榴弹外壳和炸弹模具，以便放入女装，给人一种怀孕的印象，并告诉雕塑师这是一个电影项目的道具。

1972年6月1日，梅因斯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以及扬-卡尔·拉斯佩前往法兰克福的一个仓库检查他们存放炸药的地方。

警方在当地居民提供线索后一直在监视车库。

梅因斯和巴德尔进入车库后立即被包围。

警察封锁了车库的出口，并从后窗向车库发射了催泪弹。

巴德尔将催泪弹扔了出去。

僵持没过多久，巴德尔臀部中弹，梅因斯不久后投降，三人全部被捕。

在狱中，梅因斯和其他RAF囚犯发起了几次绝食抗议，以抗议他们的监禁条件。

绝食抗议进入第七周时，来自全国各地“反酷刑委员会”的32名活动人士占领了位于汉堡的国际特赦组织总部，抗议监狱条件。

警察将这些人驱离，但没有记录任何个人信息。

很久以后才清楚，大约一半的活动人士后来加入了RAF，其中包括后来因拒捕被GSG9枪击致死的沃尔夫冈·格拉姆斯(Wolfgang Grams 1953-1993)。

1.Generation: Holger Meins (Mitläufer) [BR](https://www.br.de/br-fernsehen/sendungen/kontrovers/raf-terroristen-baader-meinhof-komplex-100.

[Starbuck -Holger Meins: A documantary film by / Ein Dokumentarfilm von Gerd Conradt, Hartmut Jahn](https://www.hartmut-jahn.de/feature-leng扬-卡尔·拉斯佩 Jan-Carl Raspe (1944-1977)/效力者 不完整家庭所导致不完全成长的普遍存在拉斯佩出生于蒂罗尔州塞费尔德(当时的德国，现奥地利)。

他被认为性格温和，但与他人交流有困难。

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拉斯佩和他的两个姐姐由母亲和两个姑姑抚养长大。

虽然住在东柏林，但1961年柏林墙在建时，他去了西柏林，和叔叔姑姑住在一起。

1967年他参与创立第二公社(Kommune II)，并于1970年加入了红军派。

1984 年RAF成立了“扬·拉斯佩突击队”，以声援和纪念他。

突击队将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停在上阿默高镇的北约学校前。

北约统合参谋部的干部在那里接受培训。

这辆车被发现，炸弹被拆除。

佩特拉·舍尔姆 Petra Schelm (1950-1971)/年轻的牺牲品佩特拉·舍尔姆在西柏林长大，曾是一名理发师。

她开始与曼弗雷德·格拉斯霍夫(Manfred Grashof 1946-, 曾参与银行抢劫，1972年被捕，1977年因枪击警察致死被判终身监禁，1988年获赦免，1987年开始在柏林Grips剧院工作，被聘为技术员，2005年在热门剧中扮演警察)交往，两人一起住在夏洛滕堡的布莱布特鲁斯大街。

这间公寓被用作无政府主义报纸《Agit 883》(1969-1972)的发行中心。

1970 年，舍尔姆成为RAF的创始成员。

1970年6月，她与布丽吉特·阿斯东克(Brigitte Asdonk 1947-)、汉斯-尤尔根·巴克(Hans-Jürgen Bäcker)、莫妮卡·贝尔贝里希(Monika Berberich 1942- )、格拉斯霍夫和霍斯特·马勒使用假身份前往贝鲁特。

从那里他们前往约旦，参加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LFP)组织基地的城市游击训练。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也在随后加入。

1971年7月15日，舍尔姆与沃纳·霍普(Werner Arthur Hoppe 1949-, 1973年被判十年监禁 1978年脱离RAF 1979年因病重被释放)驾驶一辆偷来的宝马途经汉堡时，试图避开警方的路障，警察追赶并拦下了宝马。

霍普跳下车向警察开枪，随后逃跑，之后被直升机追赶并被逮捕；舍尔姆向警察开枪，被击毙。

舍尔姆被埋葬在西柏林的施潘道公墓。

在她的葬礼上，五十名支持者在她的坟墓上放了一面红旗，后来被警方撤走。

布丽吉特·蒙豪普特 Brigitte Margret Ida Mohnhaupt (1949-)/冷漠残酷的二代目领头人布丽吉特·蒙豪普特出生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贝格，父亲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

1960年父母离婚后，她和母亲住在一起。

她于1967年在布鲁赫萨尔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同年晚些时候进入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学习。

1968年至 1970年，她与罗尔夫·海斯勒(Rolf Gerhard Heißler 1948-2023 父亲是教师 他也是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学生 1971年抢劫银行 1972年被判处六年监禁 1975年“六二运动”成员绑架彼得·洛伦茨(1922-1987)他是被交换的五名人质之一/电影中布丽吉特出狱后对其态度的原因/ 1978年在德国荷兰边境射杀荷兰海关人员 1979年被捕 1982年被判无期 2001年被缓刑释放)结婚。

在慕尼黑期间，她加入了当地的公社活动，并结识了20 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如莱纳·朗汉斯 (Rainer Langhans 1940- 作家 电影人)、弗里茨·特费尔 (Fritz Teufel 1943-2010 第一公社Kommune 1创办人之一) 和乌什·奥伯迈尔 (Uschi Obermaier 1946- 时尚模特)。

1969年，她参加了在慕尼黑美国文化中心(Amerikahaus)举行的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

据说她受到了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la 1911-1969 巴西)的《城市游击队手册》影响。

蒙豪普特最初是社会主义病人集体(Sozialistisches Patientenkollektiv SPK 反精神病学 反对医生权威)的成员。

SPK解散后，她与同为成员的伊姆加德·莫勒 (Irmgard Möller 1947-) 一起于1971年左右加入了RAF，并协助组织、后勤和武器采购。

蒙豪普特是“德国之秋”的主要参与者。

1978年在南斯拉夫被捕，后与其他三名RAF成员被允许离开南斯拉夫前往他们选择的国家，因为西德拒绝了南斯拉夫提出的引渡他们以换取八名在西德的克罗地亚政治逃犯的提议。

1982年，蒙豪普特与阿德尔海德·舒尔茨(Adelheid Schulz 1955- 护士 被判三个终身监禁 在狱中绝食 因身体健康变差 1998年离开监狱 2002年被赦免 现居法兰克福 身体失能)一起进入法兰克福附近树林中的RAF武器窝点时被抓获，该藏匿处由GSG9(Grenzschutzgruppe 9 第九边防大队 德国反恐特警)人员监视。

蒙豪普特被拘留，并被斯图加特上诉法院判处终身监禁，最低刑期为24年。

2007年，在媒体的广泛争议中，斯图加特上诉法院裁定蒙豪普特获得假释。

于 2007年3月25日被缓刑释放。

[Baader-Meinhof terrorist to be freed after 24 years in jail](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7/feb/13/germany.kateconnolly)彼得·尤尔根·布克 Peter-Jürgen Boock (1951-)/悔过者中学毕业后，布克开始接受机械师培训，但很快放弃。

布克宣称他父亲是坚定的纳粹分子，此后他便离开父母的家，前往荷兰。

他开始吸食毒品，并因持有毒品而被捕。

此后不久，他试图自杀。

随后几年，他参加戒毒康复计划并住在再教育之家，接触了古德伦·恩斯林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

他想加入红军派，但被认为太年轻。

他搬到法兰克福并继续吸毒。

1973年，他与瓦尔特劳德·莱瓦尔德(Waltraud Liewald 也是RAF成员)结婚。

1975年至1976年期间，布克加入RAF。

他前往南也门，在那里接受了恐怖分子训练。

他成为第二代红军派的一名重要成员。

1980年，布克与RAF划清界限。

然而，1981年他在汉堡被捕。

他淡化了自己在RAF中的作用，但因参与庞托和施莱尔谋杀案被判处终身监禁。

1992年，他承认自己全面参与了RAF的某些活动，例如施莱尔谋杀案。

1998年，他出狱，现在弗莱堡附近担任自由撰稿人。

2007年，他指控斯特凡·维斯尼夫斯基(Stefan Wisniewski 1953- 1978年在巴黎被捕后引渡至西德 1981年被判处两个无期徒刑 1999年有条件缓刑后释放 现居科隆)谋杀了齐格弗里德·布巴克克里斯蒂安·克拉尔 Christian Klar (1952-)/教师家庭 拒绝悔过者克里斯蒂安·克拉尔是第二代RAF的领导成员，活跃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

克拉尔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一名副校长。

他在罗拉赫上学，1972年从埃特林根的一所学校毕业。

之后他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并一度成为青年民主运动的成员。

1973年左右，他与女友Adelheid Schulz(1955-)、Günter Sonnenberg(1954-)和Knut Folkerts(1952-) (他们后来都成为RAF成员)搬到了卡尔斯鲁厄的一间公寓，并于1974年参加了占领汉堡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的活动，抗议关押RAF成员。

1982年，他被关押在布鲁赫萨尔监狱，服刑26年，2008年获释。

RAF遇难者家属和政界人士对此感到愤怒。

汉莎航空181号航班副驾驶尤尔根·维托尔向德国总统发出了一封抗议信，并退还了联邦十字勋章苏珊娜·阿尔布雷希特 Susanne Albrecht (1951-)/天真愚蠢退隐改过阿尔布雷希特是一位成功的海事律师的女儿，童年生活在汉堡一个富裕的郊区。

她在公立学校的适应能力不强，后来被送到霍尔茨明登的一所私立学校。

1971年，她进入汉堡大学学习社会学，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

在搬进与卡尔-海因茨·戴尔沃 (Karl-Heinz Dellwo 1952- 参与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人质危机 1977年被捕 被判两个无期徒刑 1995年缓刑出狱 之后多次公开评论他的RAF身份 之后成为纪录片制片人和出版人) 同住的公寓之前，她加入了几个政治团体和一个占屋者团体。

她还开始与一些红军派RAF成员交往，比如伊尔莎·斯塔乔维亚克(Ilse Stachowiak 1954-)，她有时会把自己的身份证件交给他们。

1977年7月，阿尔布雷希特拜访了她姐姐的教父尤尔根·蓬托(Jürgen Ponto 1923-1977)，他是德累斯顿银行的董事长，她的家人与他关系非常密切，她称他为“尤尔根叔叔”。

布里吉特·蒙豪普特和克里斯蒂安·克拉尔也随她一起去。

他们试图绑架蓬托，但在他反抗后被蒙豪普特和克拉尔开枪打死。

蓬托被谋杀后，阿尔布雷希特签署了一份公报，内容如下：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些在第三世界发动战争、毁灭全体人民的人，在自己家里遭遇暴力时，却会惊呆。

1978年至1979年间，阿尔布雷希特前往也门，在巴勒斯坦训练营接受游击战训练。

1979年6月，阿尔布雷希特与沃纳·洛策和罗尔夫·克莱门斯·瓦格纳一起，试图在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总司令亚历山大·黑格的汽车附近引爆炸药，暗杀他。

不过，这次暗杀失败了，由于炸弹爆炸得太晚，黑格没有受伤。

1980年，阿尔布雷希特逃往民主德国，在那里她受到史塔西的保护，并被赋予了新的身份。

此后在东德，阿尔布雷希特以英格丽德·耶格尔 (Ingrid Jäger)的名字担任英语翻译，并嫁给了一位科学家，育有一子。

他们都不知道她的过去。

她住在克滕(Köthen)，但 1986 年，西德电视台播出有关RAF的报道时她被认出，促使她搬到了柏林。

德国统一后，她被发现以“贝克尔”的名字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1990年在自己的公寓前被捕，这是十天内八次逮捕行动中的第一次。

斯图加特高等法院判处她十二年监禁。

她于1996年服刑一半后获得假释。

此后一直以化名在不来梅的一所小学担任移民儿童的德语老师。

彼得·霍曼 Peter Homann (1936-2023)/脱险者 并协助未成年人脱险彼得·霍曼是一名记者，也是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的朋友。

1970年5月，迈因霍夫帮助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从警方逃脱后，霍曼与他们一起前往约旦接受游击训练。

在约旦时，霍曼得知其他人怀疑他是叛徒，于是他离开了营地，也离开了这个团体。

回到德国后，霍曼帮助乌尔里克的另一位老朋友斯蒂芬·奥斯特从西西里岛的藏身处救出了迈因霍夫的孩子。

RAF创始成员，在参加约旦训练营后与RAF决裂。

与斯蒂芬·奥斯特(Stefan Aust 1946- 德国记者 1994-2008 担任新闻周刊《明镜》的主编，自 2014 年起担任保守派报纸《世界报》的发行人，并担任该报主编直至 2016年 其1985年所写非虚构畅销书《Der Baader Meinhof Komplex》即是这部电影的剧本)一起前往西西里岛，把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的孩子(其中之一是Bettina Röhl 1962- 记者 作家 研究和评论她的母亲和RAF)带到他们父亲那里。

1997年，霍曼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卷入了一场争议，他在采访中暗示霍斯特·马勒于1970年在约旦“判处”霍曼死刑(霍曼提前离开训练营避开了这一临头的厄运)。

马勒对他的这个暗示感到非常愤怒。

[Peter Homann im Büro (1988)](https://irmgard-schleier.de/memorial/)

看完了上面这些个影评，沙发我是坐不习惯的，所以我就挨墙角转载一个IMDb上的影评，我想说，影评！

不是政评或史评！

放这个上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能苟同这电影大部分的豆瓣影评，上纲上线儿急急忙忙地把一个好的电影艺术作品给扯成了政治教育片或历史科教片，个人觉得这样去评价电影很没节操。

原因有两个，第一，作为一个从没有在德国生活过或者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您说的那些都不叫事实，叫道听途说；第二，不要把暴力等同于XX思想或XX主义，按您这个逻辑，全世界人民费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大劲儿干情儿巩固原始社会了。

废话不多说了，转一个正常看电影人的影评：I went to see this movie without any knowledge of the RAF. I wasen't even born when the RAF was active. Still I could follow the story of the movie because, even though some figures are vague and get no introduction, the most important story lines are explained.The movie follows the beginning, top and ending of the first RAF-members; Andreas Baader and Ulrike Meinhof in particular. The rest of the group doesen't get the big introduction Ulrike got but with so many interesting characters the film would get even longer then its 2.5 hours.That is inmediatly the biggest problem with the film; it's length. Because of the variety of events and characters, Der Baader-Meinhof complex never gets boring, but at some point in the movie you start to get irritated by the new events. It would be more wisely if the director had chosen to make a sequel, sothat the second RAF-members get the attention they deserve.So why 8 out of 10 stars? Simple, as an action-movie this is brilliant. The story is good and the movie doesen't tell more than it has to.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however is in my point of view the political statement. It doesen't make it. Der Baader-Meinhof complex tells the story of the RAF, but never approves the actions of the group, but also doesen't disapprove them. And that is a great achievement.

通过这部外国资产阶级拍得电影，我并没有感到他们有任何一丝恐怖，相反我觉得他们都是时代的英雄。

谢谢这部电影让我了解了这些战士们的光辉事迹！

电影中这些积极运动分子，被导演完全丑化了！

把一个个都拍成了勇无谋的张飞，特别牵头的巴德尔，被导演拍成对团队毫无管理能力，乱打乱撞的莽夫。

他们的据点，电影中那是个乱啊，新来个同志，一起洗澡？

去银行抢劫，抢回来几十万说劫富济贫，也没看他们救济穷人啊，那些钱作为运动费用就随便扔在地上像垃圾一样？

然后去伊斯兰恐怖组织培训，挑三拣四不好好练，跑去集体脱光晒太阳？

找个新同志，要别人偷钱包就能入伙？

没汽车就到处偷别人的车？

反对政府绑架谋杀政府官员可以理解，但把好多打工的员工都随便炸死了，这不是引起民愤吗？

还有巴德尔这个组织的头头，搞了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事却毫无自我防范意识，随便满大街乱跑？

所以很容易被堵住了，竟然还用手枪打装甲车？

电影中把这个巴德尔拍得像个傻子一样，搞运动组织团队，人没找来几个人，各种行动都是核心人员自己上？？

这不是送人头吗，于是十几个核心人员陆续都死了。。。

牵头人都死了，组织还搞个毛啊？

再看看电影中他们去培训的伊斯兰恐怖组织，那才是真的规范化管理啊！

要干大事，无论好事，坏事，不好不坏的事，都必须有条有理有大局观有规划吧。。。

而电影中的巴德尔拍出来好像根本看不起伊斯兰那些人，你既然要对抗政府，伊斯兰这些人就是专业反政府的啊，你干嘛不认认真真像老师傅有经验的好好学呢？

如果按照电影中这样有勇无谋的搞运动？

这是小孩闹着玩呢？？

导演用心不良，故意丑化这些人！

把他们拍得都像傻子一样，如果真这么笨，现实中他们根本一件事都做不好的，估计偷一辆车后就被抓了。

所以整个电影被导演带偏了，看得捉急甚至有点搞笑。。。

黑色幽默吗？

😅

看了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发现，原来在法国68年之前，德国的学生就已经走上街头了。

影片是根据阿斯特的纪实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讲述了德国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红军支队”的兴衰史。

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的名义进行“革命”。

他们最开始是因为政治主张和诉求没有合法的组织平台，虽然当时的德国也有很多新的左派政党建立，但其性质和目标已经远远区分于原来的德国共产党，于是搞得这些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必须自己动手。

虽然后来看，他们的城市游击战概念并不是建立在一个乐观的，可以扭转当时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政治气氛的观点之上的有效举动。

并且整个过程中，恐怖已经从单纯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像是目的本身。

就像他们所扬言的：烧毁一辆汽车是犯罪，烧毁一百辆汽车是政治行动。

而这种政治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恐怖本身的界限已经模棱两可。

确实，整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德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着类似的“革命运动”组织：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法国直接行动，美国天气预报员，日本赤军等等。

而那几年，也根本就是属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爱国愤青、理想主义者、朋克青年、反叛的学生、性自由的人们的。

直至80年代，西方世界又重新进入到强调后物质生活的时期，于是一直到今天，才有可能反思当时的那段历史，而这种反思，也正是德国人拿手的，而这种拿手的表现，正是影片中的失控和控制并存。

所谓失控，就是从火力指数来看，影片绝对可以被看成一部一级犯罪纪实片，摇滚乐背景也下意识成为了影像中“革命”的催化剂，而这都在成功达成一部犯罪纪实片的基础上，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当然，从人物刻画和叙事流畅性上来讲，影片并不十分上乘。

当然这种并不十分注重人物刻画和故事流畅的拍摄效果，可能本身就是导演有意为之的控制所在。

毕竟，一个导演如何在一个传媒右倾的环境中，进行如此的影片创作，并且尽可能的避开民众所谓的担心：关于影片是否会有美化日耳曼恐怖主义的倾向。

于是必须有所控制，尽量中立。

正如导演尤利•埃德尔自己所讲：“影片的目的是使人们更清楚的面对历史现实。

从而自己必须要做的，就是对影片进行冷静的判断。

”而这种判断的结果，正是一定程度上，淡化人物刻画和叙事的流畅性。

比如影片中拼凑杂烩的大量当时的新闻纪录片；还有影片中的几个主人公，如果继续表现他们的“理想和叛逆”也还是有空间的。

正如维基百科讲：“迈因霍夫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本身专业领域独特思想的知识分子。

”从这一点出发，并同他后来的“革命”行为，本身都还可以继续展开，但是过分的展开本身，就已经不是一种接近中立的立场了。

所以必须有所控制，失控的话，也许会像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一样，在他们逆风而上的同时，最初的梦想也会使他们彻底走向梦想的反面。

这部电影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团伙》，写成德文就更长了。

方便起见写作《RAF》——“德国红色旅”或者“德国红军”。

拜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所赐，4月份的碟市上就能看到这部心仪已久的片子，而且难得的是个好版本，这倒是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某种叙述称“德国（或者德语）电影又崛起了”，06年德国影片《窃听风暴》，07年奥地利影片《伪钞制造者》连续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只是奥斯卡而已哦，然而这还真是一个让第三世界的导演们眼红眼热的奖项，在中国，这个奖项的早已比金棕榈更重要。

07年继续是两部德语电影入围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一部《RAF》和奥地利影片《复仇》。

当然奥斯卡不能说明问题，一部电影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这至少是一个标志。

这部电影的作曲家Peter Hinderthür说的好，“这是一部很长的电影，一部很深刻的电影，也是一部大制作。

”他概括得很准确，其一，长达140分钟的电影显然能够给出更大的篇幅和容量；其二，这部电影触及的是德国六十年代十分内在的伤痛，痼疾或者毒瘤——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了——RAF的问题，恰逢1968“五月风暴”的四十周年，其中自然地带出了某些深刻的问题；其三，这是一部商业电影，以观众和票房为诉求的，并且能够获得奥斯卡的提名——以及附带的北美市场，那么这种限制，或者诉求，或者位置，也内在地影响了影片的策略。

还是从简单的地方入手，说电影工业的话，这部电影里有两个熟面孔，扮演“巴德尔”的Moritz Bleibtreu是《罗拉快跑》里的曼尼，扮演“迈因霍夫”的Martina Gedeck是《窃听风暴》的女一号，其中有个眼熟的监狱，后来想起来是《碧波女贼》里的那个监狱。

Moritz过了10年还是演小混混，不禁瞬间生出些许苍凉之感。

导演Uli Edel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查了资料发现，此人主要混迹于电视行业，70年代当过道格拉斯·谢尔克的助手，跟大卫·林奇一道拍过《双峰》——于是基本可以知道这位老兄显然是谙熟美国电影工业的机制。

再看他近年的其他影片，《尼伯龙根指环》、《凯撒大帝》，好吧，他显然是个操作大资本的高手。

据某旅居德国的电影爱好者称，本片在德国获得了极好的票房成绩，“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塞满了影院。

许多一排的学生不堪画面的重压都挪到了台阶上，情形像极了课堂。

已经上映两周的电影居然还这么卖座。

多亏提前一天购票。

”由于不懂德语，没法对市场反应做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便姑妄言之——这大约不是孤立的现象。

如果探讨文本序列的话，首先应该是法斯宾德牵头，施隆多夫参与的十一导演的合拍片《德国之秋》（1978）（岔开一句，由于电影史自身写作的需要，在中国这边看来，德国电影从表现主义和室内剧开始，基本是这么一个脉络：茂瑙，弗里茨·朗格——里芬施塔尔——法斯宾德，施隆多夫，文德斯，赫尔佐格——汤姆·提克威，最多加上一个费斯·阿金，然后就没了……这个问题很严重，比如《英俊少年》这种“德国经典电影”应该放在哪儿……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内连本像样的德国电影的专门图书都没有……）这部片子里，这些位老兄们各说各话，法斯宾德更是正面全裸亲自出镜——但是竟然得到了西德政府的联邦电影奖金，因为这部片子的某些段落“谴责了恐怖主义”，但至少法斯宾德那一段不是（太久之前看的了，其实是奔法斯宾德去的，关键是其他诸位老兄根本不知道是谁……）。

然后是关于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一系列电影，贝托鲁奇的《戏梦巴黎》，加拿大导演Adam Brooks的《看不见的马戏团（The Invisible Circus,2001）》，菲利普·加莱尔的《夜风》，08年法国导演Olivier Ducastel和Jacques Martineau的《生于1968年（Nés en 68）》，等等，写下这些片子才发现，恰好都是后冷战时代对冷战之中的六十年代的重写，这就有意思了。

第三个序列则应当是《铁皮鼓》、《逃出柏林》、《再见列宁》到《窃听风暴》的德国电影的脉络。

综合起来看，这部影片还是稍稍呈现了一些不同之处。

本片改编自德国记者Stefan Aust的同名“non-fiction”的著作，现在还不能做文本的对比研究。

一个简编的版本可以参考wiki的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Red_Army_Faction）。

从片子来看，至少能确认的一点是，文本中对RAF的叙述还是较为“中庸”的，对RAF1967年开始的历史做了追溯，区分了不同阶段——“革命的”和恐怖主义的，如果比较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些文本序列，《RAF》在前40分钟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没有像贝托鲁奇那样把五月风暴描述成纯粹的青春躁动，而且花了大量篇幅来展示片中人物的政治主张，并在“全球视野”中描述了风云激荡的1968年。

之后，RAF成立，部分主要成员去约旦接受游击战培训，从而开始逐渐走向极左的城市游击战，或者“恐怖主义”。

然而正如音乐总监的表述那样，这部影片突出的两个呈现元素似乎也显现出了意义。

影片对游行，集会之类大场面的控制很精到，爆炸和枪战场面也不惜血本——商业片嘛，可以理解，而且很赏心悦目，因为它好看，而且与好莱坞模式化的枪战“浪漫主义”很不同。

而我要强调的则是另外一个呈现元素：法庭-监狱，这两个空间占据了电影后半段的大部分时间，RAF第一代领导人从被捕入狱到他们集体自杀这一段时间长达5年（72-77年），其间经历了多次法庭审讯，而RAF的成员则制造多起事件要求释放他们的领袖。

于是电影后半段的冲突就变得更为激烈——刚才提到的两个呈现元素不停地产生对比。

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路径。

如果说影片试图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那么它可能做到了。

因为在影片中无论是哪种立场都能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

如果站在同情RAF的一边，你可以发现许多对政府的批判，影片似乎试图通过人称的设置——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建立的认同而将观众纳入这种意义结构之中；如果将RAF指称为彻底的反人类的恐怖主义，其中的暴力、血腥，以及RAF成员们自身的性格弱点和诸多自我悖反之处，也足以完成这种叙述。

拿两个参考文本来比较，《邦妮和克莱德》——观众显然是同情这对雌雄大盗的，但是他们最终被“绳之以法”；《看不见的马戏团》——姐姐Faith因为在法国的失败情绪而转战德国参加RAF，最终因为在行动中导致一名守卫的死亡而最终崩溃，在葡萄牙小镇自杀身亡。

当然《看不见的马戏团》是一个十足的主流意识形态叙述，妹妹Phoebe在寻找姐姐足迹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姐姐自杀的原因，而且最终治愈和拯救了姐姐的男友Wolf——从而象征性地治愈了六十年代的伤痛。

然而在《RAF》这里，叙述更多地集中在行动和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和自我悖反上面，这一点是六十年代终结之后最常见的叙述方式。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对RAF的审判是没有结果的——无休无知的审判和辩论，然而最终是一场集体自杀。

稍稍引申开去就是这么一个表达：对六十年代的审判最终无法完成，五年里没有完成，再用五个五年也未必能完成；然而六十年代最终或许正如这几个人一样，自我毁灭。

于是这个表达真的就耐人寻味了。

后冷战的话语之中对六十年代的表述，除了审判便是救赎，绝少见到如此决绝刚烈的表述。

这部影片结束在著名的“德国之秋”，作为人质的Hanns-Martin Schleyer最终在一片美丽的树林中被枪杀。

这个故事远没有结束。

然而某种意义上它却结束了，因为影片在结尾之前借巴德尔之口明确地指出，RAF在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等人被捕之后，已经越来越偏离他们的初衷。

当第一代领导人“绝望地自杀”之后，他们当初所追求和坚持的理想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了行动——或许这才是影片要表达的，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无法被审判，然而，走向恐怖主义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至少在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的时代，他们会电话通知施普林格集团说楼里有炸弹，他们也不希望造成伤亡——再去看《看不见的马戏团》，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未必没有极重的心理负担，然而他们知道，有些事情还要去做，有些话还要去言说，那些理想和政治主张仍然要坚持——然而悲剧之处就在于，这种坚持便终于走向了反面。

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不去详细追溯迈因霍夫为RAF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是很难把握他们的思想脉络的。

或许这部电影的制片公司Constantin Film给出的官方剧情纲要能说明一些问题（http://www.imdb.com/title/tt0765432/plotsummary）：“...fighting a violent war against what they perceive as the new face of fascism: American imperialism supported by the German establishment, many of whom have a Nazi past. Their aim is to create a more human society but by employing inhuman means they not only spread terror and bloodshed, they also lose their own humanity.”很直接地提出了冷战结构之中的德国问题，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美帝国主义并未彻底清算法西斯主义。

不过有趣的是剧情纲要中的这一段：“The man who understands them is also their hunter: the head of the German police force Horst Herold. And while he succeeds in his relentless pursuit of the young terrorists, he knows he's only dealing with the tip of the iceberg.”原来制片方的定位是一警匪片……好吧，把这个层面纳入进来的话，《杀心萌动那一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文本，于是影片在探讨和反思德国自身问题的同时，最有趣的一点是并未给出一个想象性的解决或者救赎。

这或许是本片没有最终沦为彻头彻尾的商业片的原因所在。

或许正是如此，我们的探讨和质询，未必要导向救赎和解决，因为问题和伤痛仍然存在，这部影片也正如剧情纲要所言，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