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世界

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是这部丹麦电影。

英文名是In a better world，似有讨好奥斯卡主流价值观之嫌。

其实丹麦语原意“复仇”，更直接的表达了本片的主题。

主角Anton是定居丹麦的瑞典人，同时常年在非洲战乱地区做医生。

影片以他为线索讲了双线故事，无论是在宁静美丽的丹麦小镇，儿子与伙伴Christian和他人之间的矛盾，还是人间地狱般的战乱非洲，残暴的军阀大佬与当地百姓的血海深仇，人们通常的解决方式都是诉诸暴力。

而Anton对此显然有和多数人不同的想法，即暴力不能解决问题，然而他个人和平与正义的观念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他自己也没有答案。

除了安东，本片还塑造了几个形象。

Anton的儿子Elias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虽屡受欺负，但他看似窝囊的形象下博大充满爱的心，是不容忽视的，他也是最像安东的人物。

而Elias的好朋友Christian的凶狠的外表之下实为一颗脆弱的心，这是自幼颠沛流离和丧母的打击下形成的，可是包括他父亲在内都没有人能理解他，最终脆弱的心酿成的怨恨爆发了。

这两个小演员演的都不错，尤其是Christian，这个角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他在影片前大半段保持如此冷静、强势、凶狠的姿态，眼神永远坚定有力，偶尔流露出敏感；而在结尾突然崩溃，将脆弱的心暴露无遗，回归孩子无助的眼神，着实演得好。

当然，两个正太屡经考验的纯洁友情相信也是众腐女的最新题材。

本片拍的很流畅，大概没多少人会觉得不好看。

但是它为了扣紧主题而将故事讲的过于戏剧化，影片的结尾似乎也有点好莱坞，丧失了本来可以有的更深的分量。

据说有几个删除片段很值得看，要找来看看。

微信公众号：肥嘟嘟看电影(feidudumovie)

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直面惨淡的人生，展现了暴力、宽恕、正义的复杂性，摘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

影片围绕瑞典人安东在非洲、丹麦的工作和生活展开：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科大夫，安东在非洲难民营度过的每一天，都要面对愚昧、暴力、贫困、仇恨结出的恶果。

非洲、丹麦的风景有多美，安东的心境便有多么苍凉。

堪比纣王“剖孕妇而观其化”的恶霸划开了孕妇的肚子，一赌胎儿的性别。

这样的恶人要不要救治？

期盼妻子宽恕婚外出轨的安东，相信复仇只能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无法带来正义。

胡适推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随着对自由的认识逐渐深入，我们发现宽容只是自由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比自由更重要。

丧失底线的宽容和宽恕，实质上是一种狂妄无知的傲慢：自以为是上帝，可以赦免人间的罪恶。

宽容成为罪恶的挡箭牌，自由与自由的敌人大可把酒言欢，二战后何必兴师动众审判战犯？

不惩罚邪恶，何以播撒善与正义的光辉？

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南非，犯罪嫌疑人要获得赦免也必须符合犯罪动机并非谋财害命、澄清真相等四项条件。

非洲不平静，领衔全球幸福指数和清廉指数排行榜的丹麦亦非人间天堂。

安东的儿子伊莱亚斯身处校园暴力的旋涡，刚从伦敦转学过来的克里斯蒂安路见不平，用打气筒狠狠地给校霸上了一课。

影片不愿简单地指责或赞美这样的复仇，而是希望观众思考：在怎样的情况下，怎样的暴力复仇才不可或缺、代表正义？

当着儿子及其同学的面，遭到粗暴攻击和羞辱的安东既未还手，也没选择报警。

这倒不是因为他怕那个修理工，而是觉得以暴制暴解决不了问题。

为打消孩子们的疑虑，证明自己毫不畏惧，安东找到修理工，后者竟越发蛮横。

觉得无须在这样的“白痴”身上浪费时间的安东，俨然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孩子们则更加困惑，难道这样就算了？

不分场合、对象，非暴力主义不过是迂腐的代名词，圣雄甘地的伟大与其局限一样醒目：反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认为只要拥有非暴力信念，“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甘地甚至非常认真地建议犹太人用和平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人精神领袖马丁‧布伯当然不会同意：“对于不明事理的人，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

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

”时至今日，印度宪政之父安贝德卡、敢于向殖民者操控的议会扔炸弹的巴加辛在印度的影响和威望，远远超过了狭隘地理解、维护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甘地。

假如没有暴力革命的威胁，面对的不是13世纪就建立了议会政治的英国绅士，而是日本、德国一类的法西斯，非暴力运动无异于引颈受戮、与虎谋皮。

回到难民营，安东尚未从非洲人的苦难里回过神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恶霸竟恬不知耻地声称他的手下有奸尸的嗜好，安东内心的火山开始喷发。

愤怒很快传染开来，恶霸遭到难民们的围殴。

《狗镇》（2003）里的格蕾斯，从宽恕到相信少了“狗镇”的世界会更好，安东从医生变成咆哮的公牛，都在表明：面对无可理喻的恶人或罪恶集团，居高临下、没有原则的宽恕这一“傲慢”的面具可以撤下了。

安东对修理工的“姑息养奸”引发了更大更难以控制的危险：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伸张正义，把修理工的汽车送上了天，也差点送掉了伊莱亚斯的小命。

在影片四平八稳、左右逢源的叙述中，编导的态度逐渐清晰：一个更好的世界，对暴力或非暴力都不能盲目崇信；即便非使用暴力不可，也应对方式和后果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尽量减少其副作用。

令人失望的《慕尼黑》（2005），表明真实的历史令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也望而却步：1973年4月以色列特工在黎巴嫩追杀3名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恐怖分子，可不像影片里表现的那样怜香惜玉，怒火满腔的复仇天使在混战中打死100多人。

《更好的世界》的大团圆结局过于讨巧，但它好就好在捅破了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窗户纸：以暴制暴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金油，非暴力主义同样有其限度。

（新民周刊）

翻译：瑪嘉麗塔成 / 校对：小双 （cinephilia翻译小组）文章鏈接：http://cinephilia.net/archives/4666剑桥大学一名学者在其书中曾提到：缺乏悲悯之心是所有残忍的根源。

作者Simon Baron-Cohen认为，人的本性并不坏，但有些人不能体会他人情感，是故“在缺乏悲悯之心的人的眼中，他人不过是物品罢了。

”尽管我不知导演苏珊娜•比尔（Susanne Bier)拍摄《更好的世界》（In a Better World）时是否读过这本书，这部电影倒展示了同样的观点。

影片中的故事平行发生在丹麦和非洲，其中一些角色表现得十分无情，另一些则费劲心思地表现出悲悯之心，而夹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们只能由自己进行道德判断。

《更好的世界》荣获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影片是关于两个男孩和他们的父亲之间的故事。

Elias(马库斯•瑞格德Markus Rygaard饰)和Christian(威廉•约翰•奈尔森William Johnk Nielsen饰)在学校里认识，Christian当时是个转校生。

Elias是个戴牙箍的可爱男孩，他在学校受到欺负时，Christian突然出现，并奋力地保护了他。

“再也没有人会欺负我了”，Elias说。

现在回头来看看他们的父亲，Elias的父亲Anton（米克尔•佩斯勃兰特Mikael Persbrandt饰）在丹麦和非洲无名小国之间奔波，他在非洲开了个免费诊所。

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都来找他帮忙，包括被当地武装恶霸头目“大佬”（Evans Muthini饰）残忍伤害的女人。

Christian的父亲叫Claus（乌尔里奇.汤姆森Ulrich Thomsen饰 ），Christian的母亲死于癌症，因此他对父亲一直有怨恨。

Anton要经常去非洲，而Claus时常在伦敦，于是他们的孩子便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Anton回到丹麦的家，他和Elias看见一个叫Lars（Kim Bodnia饰）的坏脾气当地男人与无意冒犯他的人们起了争执，Anton插足调解却被Lars掴了巴掌。

Anton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为儿子做个好榜样，他带Elias去Lars工作的修车厂，本想与他和平理论，但Lars并没有兴趣和他讲君子之礼，结果不欢而散。

（译注：这里作者的叙述与片中情节有出入，应为“Anton的 小儿子和Lars的儿子因为秋千起了争执，Anton上前调解，Lars发现后毫不客气地与Anton争执了起来，且扇了他一巴掌。

”）Christian是一个非常内向却情绪极端的孩子，早先他保护Elias免受学校恶霸的欺凌，现在又为大家制定对Lars的复仇计划。

与此同时在非洲，Anton的诊所碰到了棘手的病人：人人憎恨的“大佬”前来寻求医治他那溃烂化脓的腿伤。

撇开情节，导演所做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剪出一种对比之感，对比这些性本善与性本恶之人。

平行叙事的结局难以预料，哪怕它们有某种叙事逻辑可循。

我十分喜爱比尔的两部旧作，《战火中遗失的记忆》（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和丹麦与美国合拍的《兄弟》（Brothers）。

但这部电影却不乏有些炫技之嫌，尤其是非洲叙事与电影其他部分无法有机融合，对比的感觉像是刻意做出来的。

两个孩子的故事倒十分不错（两个小演员演技精湛），对他们父亲的刻画也十分到位，易得到观众认同，片中还有一位不幸卷入家庭危机中的母亲。

片中在非洲和丹麦发生的其实是两个故事，它们都非常有力量，每一个都能单独拍成一部电影。

在镜头的来回切换下，它们却像个不自然的说教故事。

电影的高尚旨意毫无悬念地打动了评审们的心，但我倒觉得这是今年五部提名中最弱的一部。

这部电影的片名暗示了什么呢？

更好的世界中不会有那样的残忍？

是的，毫无疑问。

瑪嘉麗塔成：http://www.douban.com/people/cheerupk/小双：http://www.douban.com/people/wxs723/

《更好的世界》这部电影中包含着两层对立关系，即父亲角色位置的对立与暴力形态的对立，这两层对立性共同阐述了影片中的核心议题——关于暴力正义性的指涉。

“父亲”的在位与缺位 片中呈现的两组家庭，都有各自的家庭矛盾。

伊莱亚斯的父母关系濒临破裂，父亲长期工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难民营。

而克里斯蒂安的母亲因癌症去世，而他与父亲之间又有着不小隔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安东和克劳斯都有各自的问题，在教育孩子方面他们都算不上成功的父亲。

但从更深层次来看，“父亲”身份的在位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性格倾向。

伊莱亚斯的父亲安东长期工作与非洲，而他父亲形象的长期缺位是伊莱亚斯“懦弱”的根本原因。

男孩对于“暴力”与“权力”的原初认知往往来自于父亲——这源自于一种恋母情结。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在男孩成长过程中会出现恋母妒父的情绪，潜意识中想取代父亲独占母亲的爱，但因父亲比自己更强大有力，故心理上常以父亲自居，极力模仿父亲的行为和态度。

然而安东父亲身份的缺位，使得伊莱亚斯在身体与心理两个层面上都失去了理想人格的依傍。

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

伊莱亚斯在学校被欺负后回到家时，母亲看到儿子心情不佳，便和他开玩笑般地扭打起来。

不得不说苏珊娜·比尔拥有女性导演一贯的敏感与细腻。

这种场景其实通常发生在父子之间，而安东父亲身份的缺位使得玛丽安不得不承担起“父亲--母亲”的双重身份。

而克里斯蒂安的情况相对复杂，克劳斯并不像安东一样，他的父亲身份是没有缺席的，但他一直对克里斯蒂安疏于管教，他和克里斯蒂安之间始终有一层疏离感。

所以克劳斯父亲身份是“在位”却”不作为“的，这种”在位“而“不作为”的情况使得克劳斯的父亲形象对克里斯蒂安形成不了男性强权的“阉割式”威胁，这没有了这层威胁，克里斯蒂安则拥有了反叛父权的下意识。

而当克里斯蒂安的母亲患癌症父亲却选择放弃治疗时，他内心深处反叛父权的潜意识顺理成章地释放了出来，他理所当然地把对母亲离去的不舍与思念转化为对父亲的仇恨与敌意。

这就是克里斯蒂安性格暴躁易怒的根本原因，他父亲身份的“在位”使得他从小就拥有可以依傍的形象与理想人格，而父亲身份的“不作为”使得他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轻易推翻男性强权（父亲）的威胁。

所以在克里斯蒂安面对学校混混和拉尔斯这些比自己更强大、更威猛的男性形象时，他不会感到畏惧，而是本能地想要会去推翻和战胜他们。

暴力形态的差异 而全片的汇聚点，就在伊莱亚斯和克里斯蒂安两个人物身上，这两个小孩串起了两组家庭和两片大陆。

伊莱亚斯原本是懦弱而文明的，他不会使用暴力，这既是安东一直以来对他的言传身教，也是他父亲身份的缺位所导致的。

而克里斯蒂安用暴力解决了一直以来欺负自己的混混们，使他尝到了暴力的甜头。

此时他的价值观开始在父亲与朋友、”文明“与”暴力“之间来回摆荡。

在这里，苏珊娜·比尔又一次体现出她的蕙心纨质，她安排了一场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用自己制作的火药炸毁”城堡”的戏码。

这个桥段极具象征性，它不仅寓意着克里斯蒂安与伊莱亚斯内心中暴力的火苗升起，更影射着在文明社会下野蛮的、原始的暴力无处发泄的现实。

两个小孩用“火药”炸毁“城堡”的行为与远在千里之外武装与动乱并存的非洲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呼应与回响。

以“火药”炸“城堡”事件为戏剧转折点，影片后半段花了大量时间来描绘两片大陆之间不同的“暴力形态”。

非洲是充斥着暴乱与动荡的大地，那些身处这无法地带的黑帮势力可以将孕妇开膛破肚用她们肚中孩子的性别供他们赌博。

在伦敦的文明社会下，修车工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扇人耳光。

苏珊娜·比尔用平行剪辑呈现出了不同社会性质下暴力形态的差异。

暴力正义性 同时，苏珊娜又表现出一种“以暴制暴”的正义性——非洲难民最终合力打死黑帮老大，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最终炸毁汽车，都是“以暴制暴”的体现。

这种对于暴力正义性的自我指涉，集中体现在安东这个人物上。

他曾幻想着用理性、文明的力量去规训那些无端使用”暴力“的人，但都收效甚微。

而在最后，他本着自己人人平等、医者救人的原则替黑帮老大医治好腿伤，而黑帮老大见到自己亲手杀害的孕妇时，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与扼腕，还唆使自己手下去强奸孕妇尸体。

直到这时，安东内心坚守的信仰与准则全面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以暴制暴”的强权世界。

这就是苏珊娜·比尔要探讨的话题——处于永恒对抗社会关系中的人面对无端的、无目的的暴力时，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姿态？

其实在电影前半段，苏珊娜·比尔就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指向性，克里斯蒂安用刀教训了欺负伊莱亚斯的小混混后，他与父亲在车上进行了这么一段对话： 克里斯蒂安：我不还手，他们就觉得我好欺负 克劳斯：你打过来、他打过去，这事儿就没完了，你还不明白吗？

战争就是这么来的。

克里斯蒂安：除非你第一次就往死里打，不懂的是你。

我相信导演认同“以暴制暴”具有暴力正义性这一说法，但“以暴制暴”的结局很可能是两败俱伤。

如果苏珊娜·比尔真的认同所谓的暴力正义性，那她就有责任和义务将“以暴制暴”这一做法最可能面临的后果呈现出来，而不是轻巧地用大团圆结局把“以暴制暴”背后的结局与宿命轻轻略去。

苏珊娜·比尔完全可以再狠心一点，将“暴力正义性”与“死亡之代价”联系起来，去探讨“以死亡为代价的正义究竟值不值得践行”的议题，这无疑是更加深刻和具有力量的。

苏珊娜没敢走出这一步来，甚是可惜。

我发现在很多的电影中，有问题的孩子，有过多不一样想法的孩子，一定是出现在单亲家庭里的。

孩子对父亲说：我相信如果你不那么懦弱的话，妈妈会原谅你的。

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带着三个孩子去汽车修理工那，再被别人连扇几个巴掌。

其实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

比如孩子说的报警。

但也许这部电影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原谅，包容，和平与爱。

　电影《更好的世界》开始于漫漫黄沙，结束在丛林原野蓝天白云，好像荒芜的生命淋过雨滴，于是郁郁葱葱起来。

空灵的音乐、精确的表演、含而不露的结构伏笔，以及那宏大又细微的关于生命的主题。

影片具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医生为主的成人世界的主线，另一条是以两个孩子的世界为主线。

而这两条主线不断反复分离交叉，最终的重叠让每一个在生命中彷徨疲惫的人寻找到了一种心灵的慰藉。

可以说导演在这部影片中探讨了很多的主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文明与暴力的冲突以及生命中爱的失去与获得。

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人文关怀的医生前往非洲大地治疗那些遭受暴力虐待的人们。

无论是对于他的孩子来说还是对于非洲贫苦的人民而言，他都是文明社会的代表。

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职业操守。

正如标题“更好的世界”所言，电影的宏观意义上的主题即：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世界不够好，怎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好。

为此，影片以三次没有理由的恶意作为故事的引子，以三个主要角色应对这些恶意的过程作为故事的主体，并穿插着描写了这个世界生活着的人们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困境及他们做出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呈现主题。

三次没有理由的恶意，分别指的是：（1）非洲的孕妇们没有做任何错事，只是因为自己怀孕的身份，就被黑社会恶霸Big Man捅肚子；（2）生活在丹麦的Elias是个好孩子，仅仅因为自己的门牙长得像老鼠的牙齿，就遭到校园恶霸Sofus率领的团伙的欺凌；（3）Elias的父亲Anton看到小儿子Morten和另一个孩子发生争执，上前劝阻，就遭到孩子父亲Lars扇耳光，之后对峙讨要说法时再次被扇耳光。

而顺着这三条主要故事线，我们还看到了：基数庞大的非洲难民，只能排着长队依靠零零落落的外国医生予以救助；Anton和妻子Marianne正在经历婚姻危机，这给他们自身和大儿子Elias都带来了深深的痛苦；Christian因为母亲的病逝而封闭自我，将深爱他的父亲Claus拒之门外，而父亲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和儿子沟通。

丹麦和非洲某国，一个是典型的发达国家，一个则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是说是代表了人类所处的两种极端的现代文明。

但即便是物质水平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人们却都在对抗着突如其来的恶意，都在经历着不同的困境。

可见，电影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并不美好的世界。

Anton、Christian、Elias是电影的主要角色，在面对着这些没有理由的恶意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首先来看Elias。

他比较软弱，总是尽可能逃避冲突。

面对校园恶霸的欺凌，他选择默默忍受，上学途中被围攻，课上被同学嘲笑，每天推着被放气的自行车回家，父母和老师的沟通完全无法解决问题。

但是，看似软弱的Elias骨子里却是个善良的人，总会下意识地避免伤害他人。

看到自己的自行车被放气，他的第一反应是推着自行车回家，而不是破坏他人的自行车来方便自己；他一直担心Christian的爆破计划会伤害别人，而在看到无辜的母子即将被炸时，迸发了十足的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了他们。

然后再看Christian。

他的行事风格是以牙还牙——遭受到怎样的恶意，就要十倍以还之，向恶人展示自己的肌肉。

被校园恶霸用篮球打出鼻血后，他第二天就果断地以暴力回击，将对方打得鼻青脸肿，甚至拿刀子威胁对方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可以看出，Christian的攻击性很强，这也暗示了他的潜意识里自我意识过剩，或者说是缺少同理心。

母亲去世后，他只顾着自己的悲痛，朝着父亲发泄自己的情绪，却没有意识到父亲也一直处在煎熬之中；看到Elias的父亲Anton被反复凌辱、坏人甚至没有一丁点自觉时，他就准备用炸弹来爆破对方的车，结果差点让无辜的母子被炸死，还让自己的朋友Elias进了医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是戏份最多的Anton。

他的信条是不卑不亢、保持自我。

面对无故扇自己耳光的不讲理的恶霸，他不会示弱，但也无意与对方纠缠；面对捅死无数孕妇的凶手前来求医，他没有任何和对方交好的打算，但还是选择了遵从自己的职业道德，为对方治病。

但是，Anton所表现出来的这份清高和操守，注定不被他人理解。

当他不对扇自己耳光的Lars还手时，就遭到了两个儿子和Christian的当面质疑；当他为Big Man治病时，护士都远离他，村民们和他争执，孩子们也不再追逐着他的车辆，而可笑的是Big Man还试图拉拢他为自己人。

更加令人感慨的是，Anton虽然尽其所能地做好自己、避开纷争，但他终究也是有感情的人，内心里存在着一条底线。

当听到Big Man对死去的孕妇用恶毒的语言嘲讽时，Anton终于爆发了，毫不客气地将他驱逐出去，任由愤怒的村民们处置。

在面对没有理由的恶意时，我们可以看到：Elias虽然善良，但他的软弱让他无法凭自身摆脱校园恶霸的欺凌；Christian的强硬的风格能够打击一部分坏人的气焰、保护自己，但锋芒毕露的他却很容易伤害无辜的人，不管是自己、父亲、朋友还是路人；Anton的中庸的处事风格让他总是尽可能地置身事外，以超然的心态保持自我，但他却不被他人理解，而且在面对没有底限、无法被制裁的恶意时，他终究还是使用了强硬的手段，违背了自己的信条。

可以说，每个人的做法都是有其局限性的，万能钥匙并不存在。

除了这三次明面上的恶意之外，电影还隐含了一种潜藏在暗处的恶意。

Christian母亲的病逝，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的来自上天的没有理由的恶意呢？

死亡就这么突然地降临，给生者带来伤痛，让他们不得不经历心灵上的苦难。

包括后来的Elias差点被炸死、Christian险些自杀，虽然当事人有过错，但这些惨剧都是源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并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控的。

因此，死亡本身，还有这些引向悲剧的“巧合”，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对生者的恶意。

从这些角度，我们看到了，电影有意地在向我们呈现这些“无解”的恶意，是在表明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个体的凡人所无法解决的。

因此，渺小、无助的我们只能让这样的世界变得更好。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电影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却通过一些线索给出了它的倾向。

电影一开始时，Christian在葬礼上朗读了安徒生的《夜莺》节选，表达的含义是夜莺唱歌不为荣华富贵，而是为了给人带来欢乐。

夜莺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显然照应的就是以医者身份到非洲救死扶伤的Anton，还包括了不顾自身安危去拯救母子的Elias。

这种无私和善良，是电影歌颂的第一种品质。

Anton和妻子一开始经历着情感危机，但是在Elias第一次卷入事故后，他们俩用电话开始尝试沟通；在Elias经历了生死危机后，他俩也更进一步地重新接受了彼此。

Christian原本不理解父亲、不接受父亲，但在经历了Elias的生死劫和白色大楼上和Anton的对话之后，他终于和父亲再次相拥。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正是因为灾难的袭来、死神的降临，生与死的白纱才会于一瞬间消失，这样生者就能得以重新审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于是更加珍视眼前的美好。

学会珍惜，这是电影歌颂的第二种品质。

经历了母亲之死，Christian不理解父亲的痛苦，这既让他的父亲更加难过，也让他自身走入极端。

Marianne看到孩子昏迷不醒，在愤怒之下，逼迫前来探病的Christian离开，甚至通过说Elias死了来谴责他，于是被深深的惭愧所折磨的Christian选择要跳楼自杀，直到Anton赶来挽救了一切。

我们看到，虽然他们的情绪都事出有因，但他们的举动却在客观层面上让事情恶化，催生更多的悲剧。

因此，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学会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这种同理心、宽容之心实在是太重要了。

最后，Anton夫妇带着Christian去探望Elias，Christian和父亲紧紧拥抱，恩怨才得以化解。

可见，宽容是电影歌颂的第三种品质。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残破的，我们的反抗可能是无力的，但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让它变得更好。

我想，这些内容，就是电影的主题的体现。

然后简单列举一下电影里的几处对比：Claus在搬家整理物品时翻看照片，中间一张是Christian和母亲快乐地笑着，左边却是患癌症后做手术头发全掉光的母亲，右边是泣不成声的Christian。

看似随意但实则精心设计的构图将病魔对生者的摧残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也为后来Christian的偏执做好了铺垫。

Claus翻看照片Elias回家见到母亲时，母亲竭尽所能和他开玩笑打闹，但Elias却不领情，这和第二天Elias去接父亲时的欣喜若狂形成了对比，既暗示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问题，也表明了Elias更倾向于父亲，为后面发生各种事故时Elias总是优先找父亲求助而不是母亲做好了铺垫。

Elias对母亲的不领情

Elias见到父亲时欣喜若狂校园恶霸Sofus在厕所逼迫Elias不准把昨天的事情说出去时，Elias瑟瑟发抖地表示一定不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Christian拿着棍子从背后猛击Sofus，并将刀子抵在他喉咙处进行威胁，以暴制暴。

这里导演用了声画蒙太奇，用厕所里Sofus正在威胁Elias的声音搭配Christian从建筑外走到厕所里实施暴力的镜头，Elias的软弱和Christian的强硬在此刻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暴力宣泄的一瞬间也给观众以极强的快感。

Christian暴打SofusAnton为民众做完手术后，坐车离开时有非洲小孩奔跑追赶，但当他为Big Man做完手术后，坐车时却没有人追赶了，摄影机拍到的只有尘土飞扬。

这一对比，表明了Anton的选择不被民众所理解，更凸显出了他的孤独。

Anton为民众做完手术后，坐车离开时有非洲小孩奔跑追赶

Anton为Big Man做完手术后，坐车离开时无人追赶当Christian第一次到医院探望Elias时，Marianne愤怒地指责他，说他害死了Elias，将他赶了出去；经历了白色大楼的生死劫后，Marianne扶着Christian的肩膀，亲自带他到医院看病。

这一前后对比，表明了两个家庭的恩怨的化解。

而导演还特意将第二次来医院安排在了清晨，晨曦的照耀下，世界仿佛真的变的更好了，为故事带来了一抹亮色。

晨曦照耀下，两个家庭和解最后，说一下白色大楼这个符号。

白色大楼白色大楼直观上看就是生与死的临界点：站在高楼顶上，距离死只有一个跳跃。

而具体到电影里，主角们对大楼的态度则就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亦或是心路历程。

Christian喜欢待在白色大楼，暗示着他的不惜搭上性命也要以暴制暴的复仇方式；Anton认为白色大楼很危险，让Elias不要去，表明了他的洁身自好的理性，以及对Christian的不认同；Elias一边跟随Christian到白色大楼，一边被父亲Anton教育不要到那儿去，因此是否要去白色大楼就象征着Christian和Anton的理念冲突，而Elias则在两方的理念间摇摆不定。

当Elias答应父亲不再去大楼时，表明此时此刻他是倾向于父亲的；而当Elias不小心把Christian送的刀暴露了母亲的时候，他的内心因为充满了愧疚，而开始改变立场，更倾向于站在Christian那边，这时电影就再次仰拍了白色大楼，并特写了站在高楼上的Elias。

Elias在白色大楼，开始倾向于Christian观后感就写到这里，感谢阅读！

这是一部相当精彩的人文电影，通过电影对人性更加深入探索。

电影里的两个故事发人深省：第一个故事。

瑞典医生安东在非洲苏丹的难民营，每天直面武装暴力造成的伤痛与死亡，有一天，他接受了一个“大佬”。

这个大佬，是武装暴力组织的头目，爱好是路上解剖怀孕的妇女，打赌猜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正因如此，他杀害了太多的怀孕妇女，那些可怜的妇女，每每送到安东的面前时，已是奄奄一息，他总是尽力去救治，但往往力不从心。

“大佬”受了脚伤，在这个靠力量称王的地方，他必须治好脚伤，重新站起来，为此，他来求助安东。

作为一个医生，职业感占了第一位，他愿意帮助大佬治疗。

周围的医生和病人都表示不解，并不愿意帮助“大佬”，毕竟，大多数的亲人，都或多或少死于大佬手中。

但安东坚持救治，因为他是一个医生，生命无贵贱，无好坏，治疗是医生的职责。

直到有一天，安东治疗了一个小姑娘，但因病情太严重而去世，安东无比痛苦难过之时，“大佬”对已去世的小姑娘进行了语言上无比恶毒的侮辱，甚至有侵犯尸体的意向。

安东忍无可忍，将“大佬”赶出了难民营，而再没有“保护”的大佬，被怀恨在心的众人，群殴致死。

这个故事里，安东是善，“大佬”是恶，职业道德让安东选择救治“大佬”，但也因为“大佬”触及到了安东深处的弦，而将“大佬”彻底放弃，丢给了众人。

安东的善，让“大佬”致死，“大佬”的恶，导致了他最终的结局。

那众人呢？

因为愤恨，把怒火全部集中到了大佬身上，他也终得恶果。

第二个故事。

安东的儿子伊莱亚斯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因为性格比较内向且是瑞典身份而受到同学的欺负，但也因为此，他认识了好朋友克里斯蒂安。

克里斯蒂安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有些心神不宁，他和父亲开始疏远，并且仇视所谓的“强者”欺负“弱者”。

他在伊莱亚斯受到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帮助他，也带着他走向了可怕的一条路。

有一回，克里斯蒂安在和伊莱亚斯在路上和陌生小孩产生了矛盾，安东跑去调解，但却被陌生孩子的父亲给狠狠揍了一顿。

克里斯蒂安在和伊莱亚斯觉得安东不能白白受欺负，就根据网上的制作方法，手工制作了“炸弹”，打算放在揍人的坏人车下，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清晨的早上，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两个男孩还以为万无一失，等着炸弹一爆炸就逃得远远的。

可就在这时，一对母女在清晨早锻炼经过此地，伊莱亚斯急急忙忙冲了出去，大喊着让母女散开，而自己却被炸弹炸伤，倒地昏迷。

克里斯蒂安被吓傻，他以为的万无一失，他以为能给坏人以惩罚的做法，反而连累了好朋友躺进了医院，危在旦夕。

这个故事里，善和恶被虚化，甚至你不能完全分辨善与恶的存在。

克里斯蒂安的做法是“恶”？

但他的出发点却是“善”的，只是一切都超过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显得极端。

揍人的坏人是恶？

用拳头“说话”的人，内心该有多虚，他不能用高姿态来面对人，本身的行为就是“低下”的。

这两个故事真的相当令人思考，尤其对人性的挖掘上，善与恶到底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将问题一刀切，只是要想明显地分辨，也是困难。

残酷的世界在非洲，而现实生活只是一把倒影，将一切像棱镜一样照射在两个孩子身上。

而真正美好的世界，大概在未来，在一个看不到的地方，那里有更好的世界。

这类型的片子还不错，让我们能看到世界更远的地方，总会有让人诧异所在，比如非洲头目强行割开孕妇的肚皮来赌是男是女。

导演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好的，暴力是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的，但中间医生到修理厂那段觉得做作了，息事宁人就罢，非得自取其辱么。。。

我不能认同。

凡人不是上帝，打了你左脸就罢了，为何要伸着右脸等人打？

北欧拍摄所以异常深邃大气，剧情稍显拖沓了，说教意味也很重，不如焦土之城来得自然真实让人透不过气。

这片看得稍稍有些不安和烦躁。

译名更好的世界、文明社会以及复仇，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影片核心。

情结在此不赘述，这里只是想到自己成长当中的琐碎小事，顺着影片情绪吐一吐。

　　 　　1.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有同感，在回想当中，中小学变成了一个有着恐怖记忆的地方，而这种感觉和个人经历并不一定有直接联系。

竞争和斗争时刻存在，喜欢和讨厌的表现方式都伴以对抗姿态，孩子熟练社会动员，敌意和伤害被赤裸裸地表达，“群体”成为一种安全和成功的个人存在方式，无援状态就是被孤立——“没有人和我一起玩”。

当想起当初那些嘲笑、歧视、辱骂、欺凌，不论是作为一个有意施加伤害的人或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你绝不能忘记受者在人群当中无措的脸，这些表情在日后逐渐被放大，在某些时刻则和电影当中人物痛苦、惊恐、茫然无助的脸相重合。

大学之后，看群体过程，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李猛讲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脑海里浮现出的典例无一不发生在学校，由是对学校教育这一整套体系发生了全新的认识。

它的核心不在于紧张的竞争性的学习、或刻薄或亲切或总是很负责的老师、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空间，而在于生产出一整套以荣誉为核心的控制技术，核心机制便在于分分钟的监视：置于讲台最近处的“特殊座位”，带袖标高昂着头游走校园的校级值日生，教室后门时刻存在的缝隙。

人人监视人人，儿童成为技术的一部分。

罪责总是对集体“犯罪”的耻辱：个人卫生差、学习成绩拖后腿，甚至“反应慢”、“长得丑”，都成为集体和个人的耻辱。

惩罚则是更加多样化的：嘲笑、讽刺、起哄、歧视、孤立、辱骂、肢体暴力。

当个人自我意识还不那么强烈的时候，作为孩子的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样的技术有着怎样残酷的本质和杀伤性的力量。

孩子的脆弱总是被大人低估，同样小孩子的残忍也总是被低估，他们或许知道结果，而后果却远远在想象力之外。

　　这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都不难料想：其一是压迫产生反抗，暴力催生暴力。

其二，结果更加普遍也更加隐性，人自然而然地被驯服，甚至想要被驯服，迎合统治成为标榜自己正常的方式，人们训练出自我控制的技能和一套检视自我行为的技术。

　　 　　2. 　　我更愿意承认在初中时期的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无关成绩、人际和青春期，而是自我意识的缺乏，对机器厌恶却不知如何应对。

那些年里，人真的会发自内地谴责自己与集体行动相悖的行为，我讨厌它，又没有能力在内心里反对，害怕它而迎合它，享受来自权力方的肯定，实际上恐惧又无措 找不到对抗的方法。

说是失败者，其实回想起来，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后来学校环境氛围都不错的高中、大学，自己都得到了该得到的愉快和成长，在有限的资源里追求知识和友谊。

然而这并不说明自己内心足够强大、性格成熟或者懂得这样环境中的自我生存之道，这种看似正常的心理状态或许可以归结为总是作为“正义团体”一方的顺风顺水和对体制的不敏感、对于羞耻的懵懂无知，以及无甚理论可循却传统又自由的家庭教育吧。

其实，真是后怕。

我在人际中的所谓”快乐“和"正常"，无非是因为自己加入监视的螺旋，忽视了压抑体制下受难的他人和自我。

这给我留下的是有意识领域出现之后的非道德感，个人对体制的理解和敏感 或许真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一个逆向的过程。

在我对一切理性和成熟的人际交往有了认识和期待之后，无意识的隐性暴力还是隔着时空和对象打了回来--在自尊、羞耻、文明这一切概念形成完全之后。

此时的孩子已经明白，文明的代价是痛苦及把以暴制暴直接打击回去的伤害降到最低，而沟通理性之所以是理想型的理论 则隐隐向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展示，文明不过一场自我折磨和修行，恰如自由。

《更好的世界》里，Anton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符号出现：医生，在非洲的难民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工作，有着对悲悯、文明、宽容、理性、原则的深刻理解和诠释。

这样一个父亲，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被猝不及防地被汽车修理工施以暴力（因为拉开正在打架的两个小孩而被对方小孩的父亲扇耳光）。

这一幕，无论是给孩子还是给观众，带来的都是深深的心理震动，对，不是难堪，而是心理震动。

孩子的反映是直接的，即使最小的儿子，也会以咒骂来进行自我平复，稍大的儿子Elias和好朋友Christian则从此埋下了复仇的计划。

而Anton选择带孩子离开，为了不使父亲的形象失败以及让孩子明白暴力的错误性，他带着三个男孩第二次找到汽车修理工，暴力与文明的较量最终以文明被施以拳脚而不奉还结束。

他告诉孩子只是拳头而已，不疼，而真正的失败者是使用暴力的人。

除去暴力，他无法再证明自己的强大。

这里撇开后续剧情和孩子们心里发展的因素不谈，电影及现实生活抛出这样一个困境给我们：如何终止暴力？

出手，比打击者下手更重？

还是在以另一种理解宣告他们的失败？

后者或许会成为拥有强大心理的人，他必先经过的便是文明的自我折磨。

Anton本人以及他的经历使人明白，对施以伤害的个体说原谅其实意义并没有想象中大，宽恕普遍意义上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在受苦并永恒令他人受苦的个体，是道德和文明真正的意旨所在。

　　 　　3. 　　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且把话题扯到孩子。

可能是雌性激素的关系，女孩子到了一定阶段都会有一种亲近儿童的倾向。

家里的小孩子们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同样被观察的还有”环境“和他们的互动。

父母、亲友长辈、朋辈群体、家庭教育、社会习俗等等一切构成个人的”环境“。

在这些观察中，人们总不难发现积极沟通和理解的一切可能，也很容易看见环境所能带来的不可预期的影响。

所以，当再次回想和思考起成长至今的种种，便不难检视出它们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

我们终生要达到的更好的世界，不在于振臂和呼号，大概恰存于这些烙印中的小事吧。

　　直感叹，人长成人，真的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