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炉香

“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收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达到极乐天堂。

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张爱玲的《第一炉香》绝对不可能是个爱情故事，而是千百年来无限上演的女性悲剧，《第一炉香》和以上波伏娃的观点不谋而合。

读完只会深深地叹息，许鞍华却偏偏要“勇敢爱一场”，这下子对Ann的崇拜滤镜也不起作用了。

葛薇龙一开始算得上是涉世未深，但一定没有单纯到傻白甜的地步，她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家里供不起她继续留在香港读书，纵使姑妈在娘家名声不好，也拉下脸来低声下气给姑妈请安，原著里还轻施小计，唬住了葛太太和葛豫琨。

葛薇龙打心眼儿里是看不起梁太太的，不过嘴上依旧能说“姑妈把我教育成人了，我就是您的孩子”这般讨好的话语。

但当时她想的还是清者自清，她只管念书就好了。

一不小心，在沉迷于乔琪乔所谓的“爱”之前，葛薇龙先沉沦在物欲里。

梁太太是懂得怎么迅速把握住薇龙这般小姑娘的，葛薇龙偷偷试穿衣服，却发觉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披风、睡衣、浴衣、晚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都是量身为她准备的，色色俱全，光是这些，“薇龙在衣橱里一混就混了两三个月”。

她不知道梁太太的目的何在吗？

她是太清楚了，葛薇龙是个聪明女孩，从睇睇被驱逐出去的时候，她就知道这深宫里的女孩儿们不过都是梁太太用来获取男人的筹码，她和她们并无分别。

所以说到底她是看不上卢兆麟这样的傻男人的，被梁太太勾勾手就跟着走的有什么意思。

可是已经走上这条路，回头何谈容易，葛薇龙的活泼与绚烂逐渐淹没在虚幻的生活里。

乔琪乔不一样，他是一个连姑妈都掌控不了的男人，葛薇龙或许爱他，这种爱也许来源于对乔琪放荡不羁的羡慕，或许来源于乔琪乔对她一瞬间的真诚，或许来源于她掌控了乔琪乔就比姑妈高一等。

无论如何绝对不是纯粹的“想要勇敢爱一场”那种爱。

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里，葛薇龙在下坠在沉沦，却沉沦的不够彻底，她始终有那么点自视清高。

在梁太的阴影下，她逐渐认同了那种女人的价值需要靠男人来定义的观念。

她的那一点自尊让她不能简简单单委身于Uncle这种有钱但易得的男人，又不敢一人独身打拼找个穷小子过活，害怕没了这养尊处优的日子，乔琪乔刚好满足了她的条件，虽然没钱，但还有身份在，乔琪需要她的钱，她需要乔琪的这种依赖来证明自己，更何况，这还是个连姑妈都征服不了的男人。

可悲的是，葛薇龙不满，她还想要爱，哪怕就要一瞬间，乔琪乔过于“真诚”，以至于不断地将葛薇龙虚假的幸福摔碎在眼前，才导致了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悲剧。

不知道是编剧王安忆的原因还是许鞍华的原因，这个电影乍一看主要情节都有，但偏偏少了张爱玲那味儿，对人物的刻画极其粗糙，马思纯刚出场憨厚老实的样子也不知怎么在字幕“三个月后”就变成了颐指气使使唤丫头的傲慢小姐，心理刻画几乎没有。

空有一副情节的壳子，张爱玲的确容易被改编成狗血剧。

一部创作班底人均牛逼的片是怎样走到今日尴尬处境的？

李安曾在自传里回忆，自己拍《卧虎藏龙》的时候，章子怡跟他想要的感觉很不一样，他本来想塑造一个内心刚烈、外表淑女的玉娇龙，但当时在娇滴滴的章子怡身上完全看不出阳刚的一面——“不得已我只得转向，顺着她的特色发展，走性感路线。

”导演有时抹不平演员的个人特质，就需要把他们本身的这些东西揉进角色里，让人物更有说服力，这就是李安说的“山不转水转”。

可惜不是所有的合作都有互相启发、彼此成就的好结局。

比如看完《第一炉香》，我难以想象许鞍华搞了一个多么艰苦卓绝的移山开渠、最后还是烂尾的工程。

谁能不惋惜这梦幻的配置某种意义上，马思纯是比章子怡更顽固的一种存在，这炉香简直是陪她转得樯橹灰飞烟灭。

她（和她家）需要为这部片子如今的处境负上百分之九十的责任。

电影18年立项的时候，网传当时的投资方倾向周冬雨，许鞍华自己属意春夏，结果最后是马思纯截胡，还特别强调“绝不是关系户”，而是凭借 “呆滞” 而 “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

这投资人到底是yygq还是真心辩解，一时倒拿不准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选角和定妆剧照发布遭受了不小的非议，祥子炼钢各种梗玩得飞起。

10月22日电影上映的那天，《南方周末》发了王安忆的专访，通篇看下来，我没看见许导演和王编剧，只看到俩硬着头皮无奈上工的老太太浮出字面，仿佛还伴着一声叹息：人情咱可还完了，下次这事儿别再找咱了。

比如里头有这样两段：王安忆告诉记者，电影《第一炉香》是一部纯粹的爱情片，许鞍华希望通过这部电影“爱一次”。

“许导告诉我她想干什么，她说，我就想拍一部爱情片，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从来没好好地爱过，你要让我爱一次”。

许鞍华或许才是那个温柔敦厚的人，她如果真的说过这句话，那大概率也是经过了一番自我背锅式编码的，还原一下就是：“冇办法，呢个女仔脑子里只有谈情说爱一条筋，调教唔来， 搞个easy的拍吧。

”

这时候回头再看，马姑娘那篇掀起过小风波的原著读后感，与今天电影呈现出的这个“卑微穷学生卖身强包精壮车夫”的主题严丝合缝地对上了：“因为爱，不是一个人的卑微。

而是两个人的勇敢。

”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包，毕竟行走江湖嘛，最重要的不过一个“ 勇 ”字。

如果戏外马姑娘不是同步上演着与张曼乐的勇敢爱情故事，完美与电影互文，我对这片为啥会变成这样还要费解更久。

别说《第一炉香》了，就算是从《今日说法》《杀猪盘揭秘》里她都能找出荡气回肠的纯爱来。

是的，这个作品走到今天这个份上，跟张爱玲的原著真的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只不过是买椟还珠，把书的精髓全部扒皮抽筋再丢弃，留下个空框子和几个人名，再填上思纯自己的故事而已。

比起撕到一个看似不错的饼，她在这部片里暴露出来的问题堪称惨烈，代价不可谓不大。

演员是一个人格需要比普通人更强大的职业，这样才能在一个个迥异的角色里穿梭自如，而以马姑娘目前的人格结构、精神状态、体悟能力，显然已经不适合这份工作。

毕竟这个缺爱缺得实在厉害的姑娘，在拿金马影后的档口还在强调：妈妈我特别想结婚这事，你一直都知道。

那就少接点戏好好养病，先找到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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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我给主创团队写好了 《第一炉钢》 故事发生在1957年秋天一个西南小城里，随着毛主席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妇女同志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为了能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即将毕业的中学女生葛薇龙来到担任县城妇女联合会领导工作的姑妈梁主任家长住，想趁课余时间学习更实用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毕业之后投入农业生产大热潮提前做好准备。

一天，留着干练齐耳短发的葛薇龙在街头发呆思索怎样提高水稻亩产量的时候遇到了征兵被刷下来正苦恼着的乔琪乔（被刷原因是名字太小布尔乔亚），乔琪乔被葛薇龙刻骨钻研的样子吸引，意识到即使不能参军入伍，他仍然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报效祖国。

两人一见如故，相约去省城参加梁主任给了学习名额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研讨会。

回到县城之后，葛薇龙和乔琪乔双双陷入了沉思，要发展，新中国必然要完成从农业化到工业化的转变，然而彼时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才进行到一半，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项目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难道在养育了许许多多薇龙和琪乔（……）这样的好青年的西南城镇，要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后于人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要在种出过无数庄稼的土地上，看着第一座钢铁厂拔地而起！

有了目标之后，葛薇龙和乔琪乔便紧锣密鼓地投入到钢铁厂初期建设的工作当中去了。

没有人才技术，自己学；没有资金土地，找部门。

1959年，钢铁厂破土动工； 1960年，钢铁厂建成并第一次成功出铁； 1961年，钢铁厂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钢！

就这样，数年之后葛薇龙从一个空有一腔热血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个带领务农持家的妇女们走进工厂的妇女带头人，乔琪乔从一心想着扛枪打靶的愣头青转变成有知识有文化，靠着知难而上永不言败的精神打动了所有人的有志青年。

数年后，钢铁厂在全国炼钢热中发挥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全体工人为新中国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保证在第一炉钢练出来的时候带领家人朋友在电影院无视别人的白眼站起来鼓掌👏🏻👏🏻👏🏻ps：那啥...前两天上线的时候去看了，看完想豆瓣吐槽才想起来一年前看相关宣传就来这儿抖过机灵了。

嗯怎么说呢，我要是买股票就这机灵劲儿夺好啊。

以及大家误会资本的力量了，我的号六个月之前被盗号然后发辣鸡广子所以才惨遭小黑屋，跟资本没啥关系。

因为太懒所以一直没申诉，眼看资本背了奇怪的锅，想了想我就还是写了申诉邮件。

_(:з)∠)_ 类似经历的还有我的某团账号，写了一家餐厅黑评之后也被意外封号了。

看来我适合当个黑粉发展下副业。

( ･᷄ὢ･᷅)

最近我把忘得差不多的《第一炉香》重读了一遍。

这是我第三次读，第一次是在高三，那是我求饥似渴地读张爱玲的时候。

第二次发生在大学，为了和学校读书协会成员battle读了。

这次读完，可能是常读常新起了作用，我不觉得《第一炉香》仅仅写的是一个上海女子在战前香港堕落的故事。

我所看到的是身处战前香港，葛薇龙、姑妈等女性代表所面临的性别困境。

小说开篇，葛薇龙腆着脸去找传闻中令家族蒙羞的姑妈，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在这儿书念得好好的，明年夏天就能够毕业了，回上海，换学堂，又要吃亏一年。

”开这个口时，葛薇龙已经亲眼看到了姑妈优越的生活，像个小型的慈禧太后：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

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

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

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

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

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

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

她并没有因此而对荣华富贵的产生了向往，因为在姑妈家待的几个钟头她已经多次感到不适。

薇龙在打量姑妈家时，玻璃门上映照出来她的身影被张爱玲形容“非驴非马”，老土而不自知。

想到自己被形容是“粉蒸肉”，她连面对玻璃门都不肯了。

而姑妈家中的娘姨大姐们，却都是“俏皮人物，糖醋排骨之流”，两相对照，她不由得产生了自卑的心绪。

照我理解的原著，马思纯虽然达不到粉蒸肉的程度，但温柔敦厚气质是有的，另外故事的需求方面是符合马思纯的姑妈家的娘姨大姐们，见薇龙坐在客厅里等候，在走廊的她们仿若无她一般，说不要理她，要打发她走。

薇龙不止听到了这一切，她们玩闹时还不小心将玲珑木屐砸中了她的膝盖。

羞辱的语言，羞辱的举动，让来求人的她心生退意，“何必赖在这里讨人厌。

”姑妈在见到薇龙之后，刻薄话一句一句输出，让薇龙的笑冻在嘴唇上。

“哟！

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

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当初说过这话：有一天葛豫琨寿终正寝，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

他活一天，别想我借一个钱！

”求人的不堪，她算是尝够了，“一个人在太阳里立着，发了一回呆，腮颊晒得火烫；滚下来的两行泪珠，更觉得冰凉的，直凉进心窝里去。

”因而，薇龙在向姑妈提出资助的请求时，并未想过要留在姑妈家，她的想法仍是住读。

她想的是借姑妈的钱，等读书读出名堂，再回报姑妈。

只不过姑妈打的是别的注意，求人的薇龙只好应承姑妈的要求住进姑妈家。

这时候的薇龙，看姑妈家只觉得不真实。

薇龙自己觉得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了坟，她也许并不惊奇。

所谓的向往是一点也没有，她形容姑妈家是“鬼气森森的世界”，希望不要被姑妈连累名声，她想要的是好好念书。

“至于我，我既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谁去？

可是我们到底是姑侄，她被面子拘住了，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

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

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

”薇龙真正入住姑妈家之后，开始慢慢不经意地接受奢侈生活的入侵：嫌弃自己家的下人上不得台面、试姑妈为她准备的漂亮衣服、不愿意看睇睇吃花生米的样子……从睇睇身上，薇龙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她姑妈带给了她怎样令人发晕的生活。

衣橱里黑成黑成地，丁香末子香得使人发晕。

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幽闲，无所谓时间。

衣橱里可没有窗外那爽朗的清晨，那板板的绿草地，那怕人的寂静的脸，嘴角那花生衣子……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

（这里写得太好了，建议反复咂摸！

）但薇龙在这样的生活混了两三个月，她想的仍然是庆幸自己只需要去舞台露脸，当个幌子。

薇龙一天到晚出门应酬是碍在姑妈的面子不得不参加，其余时间都用在念书身上，还经常念书念到天亮，脸都瘦了一圈。

薇龙念书是想念出个好成绩来的。

可是战前的香港，女孩子读书是没什么用的，就连大学生也无用武之地。

“不是我说扫兴的话，念毕了业又怎样呢？

姑娘你这还是中学，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

事也有，一个月五六十块钱，在修道院办的小学堂里教书，净受外国尼姑的气。

那真犯不着！

”薇龙心里挂念着读书，也不免为自己寻找其它出路，接触唱诗班，寻一个合适的满意的大学生为依靠。

薇龙看中了卢兆麟，可姑妈也看中了卢兆麟。

姑妈收留薇龙，就是想让薇龙帮她吸引更多的男人，然后她再用自己的手段将男人留在自己身边。

卢兆麟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姑妈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勾搭上了。

不知道你们是否会困惑，为何姑妈有自己的魅力和美貌，却为何需要收留年轻姑娘帮忙勾引其它男人？

针对演员选角问题，有网友提出类似问题：俞飞鸿还需要马思纯来帮忙勾引男人？

这就要说到男性的审美了，98%的男人们想要的是年轻女孩，最好还单纯无害。

葛薇龙恰好符合这样的男性审美。

（马思纯符不符合要看你们怎么看了）从古到今，男性的审美都没有变过。

最新一季《心动的信号》里，三个男的，年龄不同，风格迥异，但他们同时相中了甜美不带攻击、更为年轻的女一。

22岁！！！

姑妈因而是舍不得放开薇龙的。

后来当薇龙爱乔琪而不得要逃回上海时，姑妈劝她，说辞是薇龙为了一个男人对付底下人，这样的名声传回到上海会有各种风言风语，薇龙父亲会因此大发脾气，影响到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

这样的说辞，如今听来不觉得可笑吗？

但对于当时的薇龙来说，她怕得要死。

她怕因为这样的名声毁了她的前途，嫁不到上等阶级的人。

薇龙为什么要嫁给上等阶级的人？

因为当时女孩子读书无用，女孩子要过上好生活的出路只剩下一条——嫁人。

她现在可不像从前那么思想简单了。

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

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

薇龙在挣扎。

如果真回到上海，肉眼可见的困难，不谈流言，接受一个新的男子是极困难的。

乔琪引起了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她已经无法应付任何人。

乔琪又是个顶会撩的男人，在薇龙下不了决心的时候，默默跟车在薇龙身旁，一声不吭。

见薇龙看到他落泪，又好像变得知趣了起来，不再跟车，只停留在原地。

讲真，这样的套路女人太难躲过了。

薇龙的选择也就这么定下来了，她留在了香港。

为了讨好乔琪，又不得不把自己卖给了姑妈和乔琪，成为了真正的交际花。

后来在湾仔的一次外出，薇龙被水手们认成是出来卖的小姐，难堪的她在乔琪面前自嘲道：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可是薇龙的一生，真的是自愿的吗？

当时的社会，给了女性什么机会呢？

从书中的描述，我看不到一点点的可能。

如果放到现在，薇龙恐怕是名校毕业生，在社会极可能出人头地，而不是所谓的一条被选择的婚姻道路走到黑。

人们把薇龙说成是一个贪慕虚荣的人，我是不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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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瓣该片影评与衍生出的各种“不伦不类”的动态令人瞠目结舌。

这部原著作品如一句谶语，仿佛早知几十年后的今日，过于泛滥的互动式阅读和观影，如同鬼魂穿墙，幽灵如厕，遛狗撒尿一样，在一部作品下留下个人痕迹，标记并迅速离开。

作者和导演从某种程度上的死亡，和读者、观众的过度参与，各路喧嚣如“杜鹃花一路摧枯拉朽地（张爱玲）”延伸下去，使得平和的倾听与观赏成为奢望。

而许鞍华与王安忆的《第一炉香》，以它自身的“不伦不类”，与这些光怪陆离的回应产生奇妙应和。

这里绝不打算讨好“影评”读者而发明什么新奇的“骂名”，以我个人对过分浸淫的互动式阅读的憎恶，绝不讲选角暴雷、演员弱智、原著气到自焚、王张穿越争咖位、张迷饭圈化、张爱玲的“小”、萧红的“大”（恕我直言，讨论《第一炉香》也能把萧红抬出来拉踩，也不知道谁才是饭圈卧底），以及疑似神经刀的“上海人”、“安徽人”之争；甚至也不打算说演技尴尬、镜头语言糟糕、剪辑混乱、交代不明、人物塑造。

只想讲一点关于这个故事“不伦不类”的内情，以及许鞍华版本又如何呈现这种不伦不类，何以这部电影呈现出看似完全“背叛”张爱玲，实则大为冤枉的模样。

如果说王安忆与许鞍华在语言与叙事上不忠于张爱玲，实为冤枉。

但把原文前半部分晚清世情小说的语言，老老实实地搬到银幕上，并不加区别的通过台词直白叙述，令观众大呼“尴尬”。

而小说后半部分的批判式叙述，也通过非生活用语叙述，令观众又堕入“青春疼痛观影”体验。

这种近乎勤恳的原著搬运工式的电影创作，令人对这样的“忠诚”是否值得表示怀疑。

原著小说在语言创作上原意是一种“冒险的”风格化实验，而电影在改编上不但没有对其“藏拙”，反倒是夸大了这种不自然。

上世纪四十年代周瘦鹃刊发《第一炉香》时，惊于张爱玲这位年轻作家的特殊才华，但他对这篇作品的欣赏程度有限，连张爱玲本人都感觉到他“并不激赏”自己的小说。

当时周的评价与介绍是“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写的是“所谓高等华人的骄奢淫逸的生活”。

也就是说，作为当时的通俗小说重镇编辑，周并没有在作品格调与主旨上过分赞赏这部作品，在当时看来，《第一炉香》的语言显然并未锤炼完善，而这种实验性质的先锋语言，也并未得到编辑的完全认同。

甚至毫不意外地被傅雷诟病到：“至于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更是把他们 ‘看成脚下的泥’。

……她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

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

电影里却不加区分地保留了张的“红语”使用习惯，比如睇睇和睨儿的对话“动脚的是浪蹄子……你这蹄子真踢起人来了”，与《红楼梦》里骂青年女性为“蹄子”、“浪蹄子”、“小蹄子” 如出一辙，如：第三十七回晴雯骂秋纹为“没见过世面的小蹄子”；第五十二回平儿叫晴雯为 “那蹄子”。

葛薇龙“姑妈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我在你跟前扯谎也是白扯。

”《红》里《红》第四十五，李纨曾笑对凤组说：“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儿。

”

这种特有的张爱玲式“红语”使用有它更深刻的内情和渊源。

她幼年时期父亲只给她正经读过一部作品，就是《红楼梦》，而她也模仿着写了一部五章小说《摩登红楼》，对“红语”使用非常熟练。

张爱玲对晚清世情小说语言的熟稔可谓是童子功，然而用到《第一炉香》的叙述背景，却令人迷惑不解。

葛薇龙姑妈家久居香港，大多数使用粤语，而她本人又是上海人，而乔琪是混血，应当说话习惯是粤英混杂，若论人物的真实性确是不该出现“红语”官话的。

以张爱玲编撰《海上花列传》的功夫，以及书写大量上海市井生活、香港都市剪影作品佐证，若说她不会处理人物语言未免太过小觑张的生活经历。

如果非要说王安忆更了解上海，而张爱玲是“安徽人”、“天津人”，王是地道的“上海人”，那么更应该在台词的改编处理上下功夫。

而不论是作者本人还是编剧导演，都选择保留了这种奇观叙述，可见这样的语言有其用意。

这不得不回到作品中几组对照关系中去回溯奇观叙事的起源。

张爱玲本身对于作品创作的意图非常清醒，而这种清醒也在小说的开头就近乎直白地阐述给读者。

“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的面上。

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

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 葛薇龙作为殖民地的东方“风情”的缩影，她身上的一切也都是滑稽而奇特的，穿着“南英中学别致的制服……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无处不关照西方世界想象中的中国。

而这种谄媚式的扮演与想象，在香港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与“自甘为娼、无根无本”的香港相比，当时的上海更像是一个曾经被迫沦陷却仍要彰显贞洁与矜持的少妇，暗地里又莫名波涛汹涌。

这与葛薇龙，“一个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对姑妈的鄙夷和亲近，欲拒还迎，是一种类似“城市拟人”的暗合。

景物描写的叙述上也甚至刻意露骨地体现了这种对照：“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

梁太太这园会，便渲染着浓厚的地方色彩。

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回头看姑妈的家, 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

那巍巍的白房子, 盖着绿色的琉璃瓦, 很有点象古代的皇陵……”。

那么原著和电影选择保留这样一种奇观对照，来配合东方主义色彩在凝视下的叙事，也就不足为奇。

实际上，张爱玲“前详后略”（许子东）的架构策略，前文大肆铺张“红语”，后文笔锋转向批判式白话叙述，都可谓是用尽心机。

而王、许在电影里保留了这样的语言风格，可见她们对当时张采用的“实验性”写作保留了尊重和还原，可能唯一要承担的风险和代价是，现在进影院的观众，还能不能探究这背后的幽微和用心。

实际上，许鞍华当年拍《倾城之恋》对于张氏用语的“忠诚”就有迹可循，甚至大段地把原著台词或者心理活动，用字幕打在屏幕上，甚至很难说这是愚蠢的忠诚还是狂热的迷恋，是清醒的呈现还是懒惰的托辞。

毕竟，“西方凝视下的东方风情”这个主题在许多电影里有风格突出、自成体系的呈现，如《杀死比尔》、《艺伎回忆录》等。

但《第一炉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始终对这种凝视有着超脱式的、置身事外的清醒，而且为了表现这种“聪明的清醒”，张爱玲不加“藏拙”地多处直白表达，直抒主题，大写主旨，这种表达无疑大有风险，如今看来也是一部语言处理不成熟的作品。

而大量的西方影视作品中东方形象都是“不清醒”、“不自觉”的凝视，或许王安忆与许鞍华尝试在处理这种凝视时，加入一些天真的清醒，于是我们在电影里直接听到了“揭露”姑妈买卖人的真相：“这与长三堂子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听到姑妈亲口说“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又是一个人，回不去了”；听到乔琪亲口说“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有些不公平”、“你会自己哄自己”。

这些完全与“红语”构成两个割裂的世界，带着新文学的批判式口吻，无非是为了凸显张爱玲一直强调的“上海视角”。

如果把这部片子拍成《艺伎回忆录》，那才是彻底背叛了张爱玲。

从小说后半部分笔锋直转的批判清醒，张的意图非常明显：要把香港从英国殖民者的凝视中解脱出来，而放置到中国上海的凝视下。

张说她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说“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 它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是她的“家城”上海的“她者”。

如果说我们需要“他者”来理解自己，那么，香港对于我们理解上海也就非常关键（李欧梵）。

那么王、许版的《第一炉香》有没有设计上海作为“凝视者”，香港作为“他者”，而凝视者借由他者认识自己呢？

当然是有的，甚至还动了些七窍玲珑心思。

比如葛薇龙乔琪结婚时，闪过的姑妈回忆中她作为“家长式上海”的“被凝视”者，给婆婆大房二房敬茶；她参加葬礼时披麻戴孝甩掉高跟鞋的场景，终于完成了从“涵养深厚”的保守少妇到“浮夸谄媚”的奔放娼妓的转变。

弥补了葛薇龙作为一个外来者和不谙世事的晚辈，缺乏凝视力量和立场的视角缺陷，姑妈这个角色借用人物前史，完成了自我凝视。

然而这种设计不可避免的让葛薇龙让渡了大量光彩，而姑妈变得更加厚重、层次丰富。

王、许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在葛薇龙进出欢场时，加入了姑妈的黑白剪影，借以平衡二者视角。

我甚至觉得这种精心的“好”，是许多观影者未能体会的。

比如在照片墙特写中，王、许的用心：为什么镜头长时间停留在吉婕的修女像上？

吉婕是香港的喻体，是娼妓的表征，最后却“从良”了。

葛薇龙是上海的喻体，最后却堕落为娼妓。

这仅仅是一组同期对比式的寓言？

还是对过审的预言式的表白？

不得而知。

王、许也有对张爱玲“小”的不满，加入了她们自己理解当中的多视角，使得张爱玲独有的“对照哲学（美学）”逐渐消亡。

如果非要说王、许对张爱玲有什么背叛，可能是引入了原著中不存在的凝视。

比如乔琪爬上了葛薇龙的床，喝水、拉床单，俯拍、正拍镜头显然非葛薇龙视角，而葛薇龙缩在墙角，一脸迷惑无辜。

这是什么视角？

这是谁的凝视？

这是宏大的视角，是坦坦荡荡的视角，藏不住多一点点的心机。

乔琪的凝视，充满着伟大、光明和正确，他拿掉瓶里的花倒入酒，他跟新婚妻子的恩客产生肢体冲突，他真诚无比地说他从不撒谎，最后他是个“没良心”的。

这种全新的、健康的、充满希望和情义的凝视下的“结合”，不就是王、许对时代的忠诚吗？

毕竟，在新的时代凝视下，“上海”和“香港”都得从良，让这种旧凝视下的不伦不类，最终走向“伦”和“类”。

连观众都不禁为葛薇龙的未来鼓掌，怀揣着“虽然有什么不对劲，但怎么我没感觉到一点绝望，反而欢乐了起来”的心情走出影院。

张爱玲有张爱玲笔下“不彻底的人物”，王安忆与许鞍华也有她们笔下（镜头里）的不同于张爱玲的，“新的不彻底的人物”。

不论忠诚与背叛，她们都轰轰烈烈地、自觉自愿地、带着清醒地走进时代的洪流。

如果彭于晏和马思纯非tm要演《第一炉香》，给他们设置一条支线吧。

比如，天冷了，姑妈在半山上的大宅自然是要点壁炉的。

拨德律风到山下的村子里要了一车柴，顷刻就看见彭于晏饰演的送柴汉子拉着一车柴弯弯绕绕沿着山路上来了。

姑妈站在二楼阳台，围着开司米的披肩，定定看着彭于晏黝黑的肌肉从亨利衫的胸口和挽起来的袖口溢出来。

车快到门口了，刚好葛薇龙（不是马思纯）从车上下来。

葛薇龙看彭于晏眼生，两人聊了两句，彭于晏停下来，憨笑着擦汗，擦出了一脸红，葛薇龙用眼神含笑带俏地飞了彭一眼就进门了。

阳台上的姑妈紧了紧披肩，转身进去了。

下一个场景，彭于晏在院子里满身大汗的劈柴，原本不用再劈小了，姑妈非说这次送来的柴湿，要劈小了才能烧起来。

她照例在阳台上裹着开司米的披肩看，这次手里挽着一个骨瓷的杯子，里面的红茶早冷了。

等到彭在门口边擦汗边给姑妈汇报说柴都劈开码好了。

姑妈娇嗔地要请他进来帮自己取一下柜子顶上的冬衣服，以下省略 800 字。

姑妈和彭于晏这事儿，葛薇龙后来自然知道了，也只能冷冷一笑，把乔琪乔攀得更紧了。

姑妈一次两次也就厌了彭于晏，自然就是断了来往。

彭于晏年轻，哪经得起这一出，自然就在家里要死要活，顺带还恼了青梅竹马的马思纯。

马思纯知道了姑妈的这档子事儿，憨气上头，瞪着眼睛含着泪，踩着一双绊扣的黑布鞋，领着一个洋铁皮的桶子就噔噔噔地上了山，咚咚咚把姑妈家的门敲得震天响。

姑妈和正在厮混的葛薇龙和乔琪乔都被惊来开了门，马思纯也不说话，小嘴一撅就把一桶臭鱼烂虾倾在了姑妈的绣花拖鞋上，转身瞪着眼睛含着泪就跑下山去了。

姑妈先是大惊，继而有点臊得慌，但看到乔琪乔在搂着冷笑的葛薇龙，眼神一转就卖起了惨来，硬是逼着乔琪乔放开葛薇龙，搀着自己回到了卧室。

只留下葛薇龙在门口看下人斯条慢理地收拾，眉心和手指都攥得紧紧的。

以上！

彭于晏我还可以看看肉体，看看他流着汗做粗苯的体力活，马思纯嘛，瞪瞪眼流流泪的村丫头也就是她的本分了。

导演看看我，求求了！

很想看这部电影，然而人在美国无能为力。

这两天在豆瓣首页看到因《第一炉香》而引起对张爱玲的种种讨论，想贡献一点自己的看法。

下文是今年春季我为许子东在香港大学开设的《张爱玲与现代文学史》课程所写的期末论文。

（没看电影就打分确实不大妥当，但是为了许鞍华，我冲了）導語：對張愛玲與丁玲的既有比較作為同樣曾“紅遍上海灘”、同樣個性孤傲、同樣身世曲折、同樣文筆犀利的兩位現代女作家，張愛玲與丁玲之間的似與不似激發著後世讀者們不斷的討論。

在學術場域內，近四十年來對二者的比較主要從以下兩個角度出發：政治抉擇、女性意識。

在政治抉擇方面，眾所周知，丁玲後期走向左翼革命，至死不曾改變信仰（“飛蛾撲火，非死不止”[1]）；張愛玲則是“政治冷感”，但總體傾向於冷戰的自由主義陣營（美國-台灣-香港），且寫有反共小說兩本（《秧歌》《赤地之戀》）。

對於這兩位作家迥然相異的政治選擇，劉再復的評價具有代表性。

他認為，兩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出色的天才之作，而後期作品則均淪為了政治宣傳工具，這一變化構成了兩位作家的共同“悲劇”。

在比較了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後，劉再復提出，兩人“都是在政治意志的驅使下進入創作，並把小說變成政治工具和時代號筒。

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對很有趣的‘悲劇同構’現象，也可以說是‘悲劇反向同構’現象”[2]。

劉再復的評論有兩個值得注意之處。

其一，雖然他將二玲稱為“悲劇同構現象”，卻依然暗含了張愛玲高於丁玲的結論。

不僅他明確提出張愛玲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僅次於魯迅，而且其評價邏輯本身也更利於張愛玲：與將政治進行到底的丁玲相比，張愛玲的晚期創作除《秧歌》、《赤地之戀》外，其餘皆無甚政治意味（《小團圓》在當時還未公諸於眾）。

其二，也是對本文更重要的一點，劉再復僅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看待“天才寫作”與“政治工具”，從而並未深入分析兩位作家早期和中後期作品之間的延續性。

換言之，她們的早期“純文學”寫作是否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後來各自的政治抉擇？

在“女性意識”方面，學界普遍認可張愛玲與丁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女性主義意識的作家之二。

這方面最具影響力的評價當屬孟悅、戴錦華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書中對丁玲和張愛玲均有專章論述，並把兩人分別列為“第二代女作家”和“第三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

書中認為，丁玲等第二代女作家超越了五四的“父親的逆女”話語，將現代女性文學帶入了一個“性別的醒覺階段”[3]。

這一成長和醒覺有兩個主要標誌：一、女性肉體的醒覺、對現代社會欲望法則的了解；二、對男性的深刻懷疑、“兩性戰爭”的主題取代了此前“自由戀愛”兩性同盟的話語。

而在40年代，淪陷區的女作家（張愛玲、蘇青）則進一步發展深化了這些主題。

在對丁玲、張愛玲的具體評價和比較方面，《浮出歷史地表》亦認為張愛玲作品的女性意識高於丁玲，這不僅出於女性意識覺醒所需要的歷史過程（從“五四”第一代、“30年代”第二代到“40年代”第三代），也與兩人的政治抉擇有關。

對於丁玲的“向左轉”，孟悅和戴錦華認為“她轉向主流意識形態，解決了她的創作困境，但也就此剝奪了她只有站在女性的歷史地位才會獲得的那種異己感和批判性”[4]。

相對地，在淪陷區寫作的張愛玲得以暫時逃離各種主流（男權）意識形態，成就了現代中國女性寫作的巔峰[5]。

可以說，《浮出歷史地表》從女性意識的角度，得出了與劉再復類似的結論。

總的來看，在過去四十年的文學批評場域內，張愛玲受到的評價一直居高不下。

而近年來重估左翼文學和“前三十年”文學的風潮，又引起了學界對丁玲的再度關注。

筆者無意在張愛玲與丁玲之間分出高下，本文關注的重點問題是：同為深具女性意識的作家，張愛玲和丁玲為何走上截然相反的政治道路？

她們早期作品中表露的女性意識有何相似，又有何不同？

兩人早期作品中女性表述的差別，是否已經包含了不同的“政治無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6]，從而預示了後來政治抉擇的差異？

筆者將通過對《第一爐香》、《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的文本細讀和比較閱讀，具體展開對這些問題的論述。

從《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到《第一爐香》：女性意識的承續促使讀者去對比《第一爐香》和《夢珂》的，首先是兩篇小說在情節上的相似之處。

誇張一點說，“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也許找不出兩篇像《第一爐香》與《夢珂》這樣在情節模式上如此相像的作品”[7]。

在這方面，陳嬌華的論文《試論張愛玲對丁玲創作精神的承續——以<第一爐香>和<夢珂>為考察中心》做出了詳盡的分析，指出夢珂和葛薇龍同樣經歷了離開父母在大城市求學、因缺錢而寄居姑母家、喜歡上一個“渣男”、發現“渣男”出軌、試圖反抗和離開、最終走向墮落等一系列情節事件。

不過，陳嬌華的論文沒有注意到《第一爐香》與丁玲另一篇早期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之間的承續關係。

實際上，喬琪喬的形象和《莎菲》中的凌吉士多有相似之處：凌吉士是新加坡華僑，氣質十分西化；喬琪喬更是中西混血兒。

更重要的是，雖然女主人公明明看穿了他們“不過是一個極普通的浪子”，這兩人的美麗外表卻仍引發了女主人公心中“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8]。

並且，《第一爐香》中對女性情慾心理的精彩描寫（如性事過後薇龍的心態：“她睡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可是身子仿佛坐在高速度的汽車上，夏天的風鼓蓬蓬的在臉頰上拍動。

可是那不是風，那是喬琪的吻”[9]），也顯然更多受到《莎菲》而不是《夢珂》的影響。

當然，《第一爐香》與《夢珂》、《莎菲》之間的相似絕不是巧合，而是源於張愛玲對丁玲早期作品的熟悉。

早在張愛玲還是一名高二學生時，就在校刊《國光》上發表過對丁玲早期小說集《在黑暗中》的介紹，其中寫道“丁玲是最惹人愛好的女作家”[10]，並且重點提及了《夢珂》、《莎菲》兩篇小說。

近四十年之後的1974年，當宋淇向張愛玲提及香港中文大學有意找她做丁玲研究後，她在半年之內就多次寫信給夏志清、莊信正等友人，請他們幫忙在大學圖書館裡找丁玲的書。

張愛玲特別強調，她最想找的是丁玲的早期小說，其次是三十年代初“向左轉”時期的，不要延安時期及之後的。

雖然這一研究最終未成，張愛玲願意承擔這個項目並且不避煩難、頻頻向友人開口求助的事實，無疑顯示出她對丁玲非同一般的興趣。

所謂“我做這一類研究當然是為了錢”[11]，當然是作家的口是心非之語。

在女性意識方面，《第一爐香》和《夢珂》、《莎菲》最突出的相似之處在於對封建父權和資本主義男權的雙重揭露和雙重批判。

正如孟悅和戴錦華所言，對30年代及之後的女作家來說，“從反封建到求自由，非但不是一個解放過程，而是一個從封建奴役走向資本主義式性別奴役的過程”[12]。

而且，在中國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條件下，對女性的封建奴役和資本主義奴役常常是並行不悖的。

《第一爐香》和《夢珂》雖然背景設置在上海和香港這樣的資本主義大都市，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卻時刻遭遇著過去時代的陰影，封建父權、包辦婚姻離她們只有一步之遙。

夢珂家在酉陽鄉村，在上海遇到的兒時同伴詢問家中近況，她提到：“我大姐嗎，前年就嫁到秀山，近來二伯母一想起她時就哭”[13]。

接到父親來信時，夢珂原本十分高興，但讀到父親提及家鄉有人來向他說親，夢珂心情突然失落， “信紙一張張從手指間慢慢滑了下去”。

她想起“家中親戚中的做媳婦們的規矩，並為避免當面同父親衝突”[14]，於是回信說自己還在讀書，近期都不打算回家了。

《第一爐香》中，薇龍搬進梁太太家的當天，就見證了梁太太如何利用封建父權結構懲罰忤逆的丫頭睇睇。

梁太太向睇睇宣告，她離開了這裡之後肯定永無出頭之日了，“你爹娘自會押你下鄉去嫁人”。

睇睇不屑地回應道：“我爹娘管得住我麼？

”。

梁太太的一席話給她判了死刑：“你娘又不傻。

她還有七八個兒女求我提拔呢…自然不敢不依我的話，把你帶回去嚴加管束”[15]。

不久以後，薇龍自己就重複了睇睇的命運。

薇龍撞見喬琪喬出軌之後決意要回上海，梁太太這時搬出她父親來威懾她：“我並不是阻攔你回家…可是你知道世人的嘴多麼壞，指不定你還沒到家，風裡言，風裡語，倒已經吹到你爸爸耳朵裡去了。

他那暴躁脾氣你是曉得的…你這一向身體就不大好，哪裏禁得住你爸爸零零碎碎逐日給你氣受！

”[16]。

最終，薇龍沒有回上海屈從於父親（封建父權），而是嫁給喬琪喬，屈從於丈夫（現代男權）。

的確，《夢珂》、《莎菲》、《第一爐香》的女主人公在小說中主要的敵手還不是封建奴役，而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奴役。

《夢珂》的開頭就是上海一所新式學校的繪畫女模特遭到男教師的騷擾。

羅崗指出，《夢珂》中的“女模特事件”、夢珂與表哥共看好萊塢電影《茶花女》、夢珂最終成為電影明星這幾個情節都聯繫著現代性的“視覺政制”（scopic regime）——無論是現代繪畫還是電影，都把“男性凝視”（male gaze）作為其視覺產品／文化商品的基石。

由此可見，五四一代女性所追求的現代性並未兌現其自由、平等、解放的承諾，“反而在商業化的環境中把對女性的侮辱‘制度化’了”[17]。

《莎菲》更是在人類靈魂的深度上呈現了資本主義下現代個人／主體的困境。

不僅莎菲為現代愛情神話所困，不由自主地被凌吉士吸引；而且莎菲的整個心靈狀態都反映著現代個人主義話語的某種絕境：她迫切地希望與他人有真正的溝通和理解，卻把他人都變成了自我的客體和工具。

因此，將丁玲早期作品當作某種五四“個性解放”宣言的文學史評價是一種誤讀。

恰恰相反，這些作品“並不是在與‘封建’、‘傳統’的對抗中書寫現代性（制度、欲望、主體），而是要寫出‘現代性’本身的幻滅”[18]。

與丁玲相比，張愛玲對“五四”傳統的拒絕更加為人所知。

然而，很少有論者將她對“五四”的拒絕和她的作品中對現代男權的批判聯繫起來。

實際上，張愛玲在小說《五四遺事》中諷刺的正是五四男性文人如何利用現代愛情神話滿足自己佔有女性的欲望。

《第一爐香》中的殖民地香港從一開始就是現代性的產物，其刻意的“東方”色彩（如小說中梁太太家的裝飾）並非傳統的自然遺留，而是為西方殖民者與本土華人精英的共謀所形構的。

導致薇龍墮落的“交際花”文化也是香港從維多利亞時期的大英帝國模仿來的。

資本主義社會對女性的種種剝削，在《夢珂》、《第一爐香》中都凝聚為了“妓女”這一核心意象。

在《夢珂》鄰近結尾處，主人公驚詫地發現自己“也變成妓女似的在這兒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觀覽了”[19]。

《第一爐香》中，薇龍剛搬進梁太太家就感歎道：“這跟長三堂子里買進一個人，有什麼分別？

”[20] 鄰近結尾處, 當喝醉的英國水兵將薇龍誤認為站街女的時候，這一意象再次出現：“本來嘛，我跟她們有什麼分別？

…她們是不得已的，我是自願的！

”[21]。

當然，在幾千年的男權社會中，妓女是一項源遠流長、十分古老的職業。

但只有在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條件下，“妓女”才成為了理解大多數女性——無論是公共領域中的女模特、女明星、女交際花，還是私人領域中那些“體面”的妻子和家庭主婦——之處境的關鍵詞。

誠如恩格斯所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賣淫制度和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制度是互為補充的、無法分割的對立面[22]。

差異與分歧：哪種 “女性主體性”，哪種政治？

除了上文討論的相通之處，《夢珂》、《莎菲》與《第一爐香》之間亦有許多差異，其中包含了某種“政治無意識”，預示了兩位作家此後不同的政治抉擇。

筆者認為，最為關鍵的差異在於兩人如何書寫女性人物的“主體性”。

就敘事形式而言，或許讀者普遍會有這樣的印象：丁玲筆下的女性人物比張愛玲更有主體性。

《莎菲》大胆的第一人稱形式顯然不僅僅是“形式”而已，因為第一人稱“我”涉及到是否能“從女性自身的視角來講述一個女人的體驗”[23]這一關鍵問題。

《夢珂》雖然是第三人稱敘事，其文本中也包含了一個隱性敘事人，這位敘事人“比夢珂這位純情少女更了解在男性那些有如愛情的溫柔體貼、殷勤與追求背後真正的色情動機”[24]。

當這位敘事人略帶諷刺地講述、點評著夢珂身邊男性的行為時，讀者感受到了他們的虛偽和可笑，男性人物實際上在文本中被“去勢”了。

《第一爐香》則有兩個敘事者：一個是讓讀者“點上一爐沉香屑”的顯在敘事者，一個是隱性敘事者。

顯在敘事者的存在已然增添了幾分距離感（如結尾“薇龍的一爐香，也就快燒完了”），而隱性敘事者與小說中人物的距離也十分遙遠，流露出一種“精神上俯視的超然態度”[25]，冷靜地評論著人物命運（如“薇龍…出著神，臉上帶著一點笑，可是眼睛卻是死的”）。

甚至小說的標題已經表明了兩位作家的區別：丁玲將女主人公的名字鮮明地放在標題中（《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張愛玲的標題《第一爐香》則通過意象強調人生的蒼涼、人的渺小。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也可以說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人物比丁玲的更有“主體性”。

這正是孟悅和戴錦華在《浮出歷史地表》中的觀點。

她們認為，張愛玲筆下的女人“有一種前人所未有的清醒”[26]，不僅了然於自己作為女性在社會中的位置、男人對自己的打算，也了然於自己該如何應對、如何鬥爭、如何生存。

丁玲的女性人物“雖則已為成人，但仍習慣於以弱者的身份向男性社會討公正”，而張愛玲的女性人物了悟到“既然這社會男女之間本無公平可言，不如立起腰桿光明正大做女人…表現出一種更為積極的、對男性社會更有抵抗力的態度”[27]。

為了釐清“主體性”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筆者認為有必要區分兩種主體性：女性作為個體的主體性，以及女性作為群體／集體的主體性。

在個體的維度上，可以說張愛玲的女性人物的確更有主體性。

當莎菲突然間一把推開凌吉士，內心極度慌亂，不知下一步該去往何處的時候，《傾城之戀》的白流蘇已經笑吟吟地把蚊香踢到桌子底下去了。

即使是《第一爐香》中薇龍的墮落之路也始終伴隨著她本人極度的清醒。

許子東對比曹禺《日出》和《第一爐香》時指出，男性左翼作家傾向於將“墮落女性”模糊地描繪成無辜的受害者、不公社會的犧牲品，重點落在“墮落”這一結果上；張愛玲則把重點放在“墮落”的過程上，詳盡地寫出了女性每一次做出選擇時“清醒的人性和現實的理由”[28]。

或許可以由此得出結論，即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主體性體現在她能為自己的墮落“負責”，而不是像男性作家那樣將她寫成一個“純潔無助”的客體。

不過，丁玲筆下的女性在這個二元結構中似乎難以安放。

丁玲也詳盡地寫出了夢珂的墮落過程，而夢珂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為自己的墮落“負責”。

康宇辰指出，丁玲巧妙地將對女性自戀心理的反諷埋伏在了敘事中：“純潔孤高的夢珂可能並沒有她自許的那樣無辜和不食煙火，因為她是‘有幻想的’ ”[29]。

當夢珂夜晚攬鏡自照、扮演舞女和爵夫人時，她實際上“毫無反感地參與到這種客體角色的扮演之中…這浪漫的女性幻想場面，其實暴露了女性對男權的規約無意識的臣服”[30]。

夢珂攬鏡自照的場景與《第一爐香》中薇龍試穿衣服的場景十分相似。

但是，讀者得出的結論依然是“夢珂是男權社會的受害者”，她的悲劇並不是“人性的缺陷”、“命運的蒼涼”等因素所導致的；因而，這樣的現實、這樣的社會必須被改變。

在集體／群體這一維度上，可以說丁玲的女性人物更具有某種主體性、某種“姐妹情誼”、某種團結的可能。

《夢珂》的開篇便是女主人公對被騷擾的女模特出手相助，導致她被迫輟學。

即使在烏煙瘴氣的姑母家裡，夢珂和表嫂就女性處境的相關話題也有過短暫卻真誠的溝通。

《莎菲》的女主人公更是時時懷想著已逝的好友“蘊姊”。

劉禾指出，莎菲認為只有蘊姊才能真正看懂自己的日記，這表明“寫作被理解為兩個女人情感聯繫的方式”[31]。

對女性之集體主體性的肯定，預示了丁玲後來對左翼集體政治的認同。

相比之下，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中則充滿了女人之間（母女、姐妹…）的競爭、女人對女人的迫害。

《第一爐香》中的梁太太也曾是一位“出走”的女性，她違逆了兄長的意願，選擇了嫁給年老富人做妾；而這一決定也造就了她的悲劇——在人生的華年，被剝奪了愛情和欲望的滿足。

然而，在梁太太和同樣出走父之家（並且此“父”正是彼“兄”）的薇龍之間，卻從來沒有過一句真誠的對話。

相反，正是梁太太執行著男權社會的意志，最大程度地加害於薇龍，如同張愛玲筆下絕大多數的“母親”那樣。

很難在統計學的實證意義上去證明丁玲與張愛玲所書寫的女性主體哪個更“真實”。

在歷史和現實中，女性之間當然既有團結、也有分裂；既有姐妹情誼，也有彼此加害。

關鍵不在於哪種主體更真實，而在於作家想要形塑和召喚的是哪種主體。

話語不僅是現實的反映，它必然會形塑特定的現實、召喚特定的主體。

丁玲與張愛玲選擇了不同的女性主體性，也就選擇了不同的政治出路和人生道路：丁玲最終投身於改變社會、從而改變人心的集體政治，不懈地追尋她心中的烏托邦；張愛玲則始終堅持寫作、堅持自我，在冷戰分界線的另一端、異國的城市裡體味著孤獨的缺陷、孤獨的完滿。

或許，這便是現代文學史上“二玲”公案的謎底。

[1] 瞿秋白對丁玲的評價。

[2] 劉再復：《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香港嶺南大學張愛玲研討會的發言稿）》。

收錄於劉再復：《文學十八題：劉再復文學評論精選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頁169。

[3]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五版），頁141.[4] 同上，頁145. [5] 《浮出歷史地表》初版於1989年，限於時代因素，當時兩位學者獲取張愛玲相關資料的渠道十分有限。

因此，《浮出歷史地表》書中沒有討論張愛玲1949年之後的海外經歷，以及《秧歌》、《赤地之戀》等作品。

見戴錦華：《2003年再版後記》，《浮出歷史地表》（第五版），頁282-287。

[6] 這一概念由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

詹明信認為，政治視角構成“一切閱讀和解釋的絕對視域”。

通過對“政治無意識”的閱讀，那些貌似與政治無關的文本也會顯露出其政治內涵。

這一方法不同於去歷史化、去政治化的“審美”閱讀，亦不同於某些機械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將文藝作品簡單看作“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映”）。

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徵行為的敘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7] 陳嬌華：《試論張愛玲對丁玲創作精神的承續——以<第一爐香>和<夢珂>為考察中心》，《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6期，頁39. [8] 張愛玲著，止庵編訂：《張愛玲全集01: 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47. [9] 同上，頁40. [10] 古耜：《張愛玲與丁玲的無緣之“緣”》，《文匯報》，2014年10月5日。

[11] 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頁181。

[12]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五版），頁147。

[13] 丁玲著，王榮編注：《丁玲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頁32。

[14] 同上，頁41。

[15] 張愛玲著，止庵編訂：《張愛玲全集01: 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 頁19。

[16] 同上，頁43。

[17] 羅崗：《視覺“互文”、身體想象和凝視的政治——丁玲的<夢珂>與“後五四”的都市圖景》，《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5期，頁43.[18] 賀桂梅：《丁玲主體辯證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劍虹書寫為線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5期，頁14. [19] 丁玲著，王榮編注：《丁玲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頁56。

[20] 張愛玲著，止庵編訂：《張愛玲全集01: 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16。

[21] 同上，頁53。

[2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中共中央著作編譯局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35-139. [23]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245. [24]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五版），頁141. [25] 陳嬌華：《試論張愛玲對丁玲創作精神的承續——以<第一爐香>和<夢珂>為考察中心》，《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6期，頁45. [26]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五版），頁240。

[27] 同上，頁241. [28] 許子東：《許子東細讀張愛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33. [29] 康宇辰：《重估浪漫——丁玲早期創作（1927-1931）中的女性、浪漫諦克與革命》，《現代中文學刊》，2020年4期，頁68. [30] 同上，頁69。

[31]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253.

【声明：本文充满个人理解。

】

看见烟了吗？

我抽的。

🚬先来根赛博烟。

🚬🚬说实话，看完以后，我对编剧的恨意远超对选角的离谱之恨。

选角已经被吐槽过了，做了心理建设后我还抱了一丝“也许镜头有屎上雕花的魔力”之侥幸，而开头柔和明亮的光线下，马思纯的脸看起来十分纯洁温顺，低眉顺眼地说什么“我听姑妈的”，有求于人的姿态摆得很正，虽没书里写的“纤瘦的鼻子”，但“肥圆的小嘴”和虽然原因不同但殊途同归体现出来的一点“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好像是有的。

然后我被各种离谱台词暴击。

我就是脑子有水，导致现在肚中有火，烤干了脑子的水，就只剩下心中有恨！

【一】弱质气差不多每场薇龙和乔琪的对戏都让我坐立难安。

彭于晏本就不是书里写的那种苍白相，皮肤黝黑得过于健康，穿着白色坎肩露出的肱二头肌健硕得下一秒就要去拉车，偏偏还给自己搭条白毛巾，这不是拉车必备道具是什么！！

所谓“杂种人的丫头气”并不单纯是嘻嘻哈哈爱开玩笑的孩子气，而是包括阴柔的相貌气质、安静埋手臂的可怜形状一起带出来的弱势感，他是卑鄙又可怜的弱者，甚至能激起薇龙近似母爱的感情。

而当他有着这种惨然的弱质，他的调情、示爱、追求就有一种“讨要”的暗示，一个美丽而可怜的孩子向同情心容易泛滥的女性讨要一点关注和爱意，很难不给啊！

他就算油腔滑调也不油了吧！

而不是彭于晏那种强势扑面而来的荷尔蒙和性张力！

他仪态乱七八糟地试图坐近薇龙、试图摸她肩头、在她耳边低语葡萄牙话情诗，我心里都在尖叫：GET OUT!!!👊所有情节可信度迅速减半。

我知道，弱质很难种马，八块腹肌比较像，但且不说这并非绝对，就说很多女性在性关系里追求的更多是超越性本身的某种情感愉悦，正面具象那场床戏是OK的，但是事后又连缀上前文强调的“快乐”，“快乐”的涵义马上产生了一种偏狭的指向。

要说姑妈心里填不满的饥荒，难道不该是爱超过性吗？

她们俩不都是一想到情人就忍不住咧嘴笑的傻子吗？

吉婕说完丫头气，他一身腱子肉出场，我在影院发出了不雅的“噗”，这比他往花瓶里倒香槟好笑一百倍，跟范伟饰演“干瘦”的司徒协差不多好笑。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甜茶，虽然不同人对乔琪理解不同，但正好同期上映，我不由自主。

他的眼睛是绿色的吗？

但他看起来瘦弱，他对着壁炉的火掉眼泪回想起来也好可怜，他在沙漠干什么？

为什么不在这里？

香港行英国的规矩，那社交讲英文有什么问题？

这部影片里应该有很多英文、法语、上海话、广东话，怎么基本都是普通话？

这不是基本工作吗？

我，不得不，走神了。

【二】一闪而过的问题走神使我叹气、屁股生钉、背上长疮。

作为一个张爱玲的三年研究者（大概十分之一吊子不到的那种）和爱好者，我本来抱着对王安忆和许鞍华的期望以及一点点学术自觉，企图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

我失败了。

我满脑子问号，但混乱崩溃之际我一个也领会不到。

记录一下。

例如我本来应该思考卢兆麟和乔琪的对照关系，同是软饭男，同吃女人，比起男人的身份，他们是权力关系的弱势方，也可以做去势的理解，不过书里好像没把卢写得这么直白。

或者思考姑妈和薇龙的对照关系，薇龙婚礼频频闪回姑妈入门做小敬茶的画面，小脚的镜头又近又久，意在什么？

薇龙陪司徒去上海频频看见姑妈昔日的身影，她在想什么？

她们的牺牲是同质的吗？

追求是相似的吗？

是一代一代命运的重蹈覆辙吗？

又或者：蜜月轮船为什么老闪黑白的镜头？

司徒以优雅之名行猥琐之态地吸食生蚝是编剧暗示交际场的种种关系吗？

薇龙回上海的情节为什么改掉那场大病还拆得这么碎？

船舱里骂人到底是在骂谁？

婚后薇龙叼着烟一脸拽地扳那个疑似老虎机的东西是比喻她不死心还在赌乔琪爱不爱能不能回心转意吗？

所以她才要一边说什么“我要给你机会”“我认账”“我情愿”一边甩乔琪巴掌吗？

最后给了吉婕一个修女打扮的镜头是说她看破红尘遁入修道院吗？

那条蛇象征了乔琪的什么？

野性吗？

书里写了他怕蛇。

卢兆麟和姑妈睡觉之前噼啪打蚊子除了稚嫩的傻气还有深意吗？

比如模拟音效加上姑妈的笑声补充睡觉细节，或是姑妈是值得追逐的蚊子血？

姑妈为什么要用《金锁记》里曹七巧追问长白夫妻生活细节的原话追问乔琪薇龙好不好好在哪里？

所以编剧理解的姑妈还是偏向性压抑造成的心里饥荒吗？

是老虎机嘛？

我一个问题都没想清。

我的注意力全在：乔琪对睨儿也太猥琐了吧！

赶紧抓走！

薇龙为什么用一种青春伤痛文学的表情跟姑妈开杠？

为什么用烂俗文艺片的招牌眯眼、招牌回眸、招牌懵然转身、招牌颤声卑微质问、招牌要哭不笑笑中带泪泪中癫狂？

为什么一幅喝醉的样子？

为什么还念错别字？

“一刹那”你俩重新对一下读音好吧？

为什么字幕还不全？

谁？

谁赶紧给我一刀！

我的注意力全在：快乐吗？

我要给你机会！

我是你男人！

我是你女人！

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乖。

不乖。

听话。

不听话。

你不说我说——我爱你！！！

个没良心的…… 我被狠狠击溃。

我想狠狠抽烟。

嘶——刑讯逼供把我绑在这部电影前，我什么都说。

【三】乔琪的爱张瑛爱留白，脑补空间大，但改编进行填补和展开当然完全可以。

展开的戏里我对乔琪阻拦薇龙去上海那段百感交集。

首先，他反常地耍赖撒娇，薇龙哄人的话完全是哄小孩哄情人的那种软和的敷衍，宛若性别颠倒，实际是权力秩序的体现，他依靠她，他的话没有实际的和强硬的阻拦作用。

但她也必须仰赖服膺于外层的权力体系。

两人交叠倚靠在一起，实质确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蝼蚁相拥，既取暖又蚕食。

有另一张相关大海报其次，但这种阻拦有种传统霸占式的爱的感觉，隐约指向“唯一”，可这种话语思维跟乔琪“我管不住我自己”的浪子行为根本不一致，乔琪是发情的狗吗？

管不住就割掉！

别双标了！

说到这个，他竟然还说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个混血！

这比范柳原一个留学派说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还离谱！！

脱口秀都要锤炼稿子，电影剧本不用锤炼台词吗！！

最后，彭于晏你憋撒娇了，我扛不住（不是褒义）。

虽然我主张男女平等，理性上接受猛男撒娇，但我还太弱了，猛男撒娇我还需要有情境说服力。

没有弱质气真的可信度大减。

我知道，大狗狗也可以撒娇，但是要浑然天成啊！

你这撒的什么东西！

尹昉都比你有呆狗气（不 归根结底，这里的乔琪好像对薇龙是有点爱的。

可是“一刹那”不该是来去如风、稍纵即逝吗？

跟慢慢生出“一点”有区别吧？

我更倾向于认为乔琪对薇龙是同类之间的同情与侵蚀，薇龙是笑着说“她们是不得已的，我是自愿的！

”的，他不看向她，知道她哭了，他点燃了烟。

他的爱不就是寒夜里烟卷上一闪而逝的橙红火光吗？

求求了，不要朝车窗外大喊：我爱你！！！

——个没良心的……我真的会崩溃。

【四】尹昉线条还挺不错的（。

）

我说的不是这个线条去的路上，在电梯里遇到一对姐弟和他们的奶奶，他俩兴致勃勃地看透明电梯外的风景，奶奶不敢看。

进场时又碰见，只有奶奶，一个人坐在检票区不远处的长凳上。

不知道是在等小孩上厕所还是等小孩看完电影出来。

她有可能在这里坐完一场。

回的路上，看见一对朴素的中年夫妻，一红一黑的夹克外套，并排走时小心地勾着对方的一只手指。

路变窄时前后分开，路宽了恢复并排，手背一碰一碰。

看这部电影，我不如在马路边看人看俩小时。

【PS】原文已发在个人公众。

【延时反射】|《第一炉香》！

个没良心的…… qq.com

作者： NoNoNos 作为一个“张迷“，在威尼斯电影节观看许鞍华的《第一炉香》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第三度出手的许鞍华，是改编张爱玲次数最多的导演，更是一位女导演。

但是从旧作《倾城之恋》和《半生缘》来看，论文学性还原度不如李安的《色·戒》，论（上海）城市生活况味的把握不如侯孝贤的《海上花》，论海派风情复刻不如关锦鹏的《白玫瑰红玫瑰》。

许鞍华自己都说过，当年对张爱玲作品的理解不对，所以拍得不好。

《倾城之恋》说回《第一炉香》，宣发团队释出的主创阵容，让人喜忧参半。

戏骨俞飞鸿当然能驾驭风情万种、手段老辣的姑妈，范伟饰演富翁司徒协一定很有看点，张钧甯出演大丫头睨儿清秀中自有一段风流……

但一身肌肉、阳光俊朗的彭于晏能演好浊世公子乔琪乔吗？

读后感都写不好的马思纯能驾驭《第一炉香》的灵魂葛薇龙吗？

我内心是拒绝的。

等到真的要走进电影院看这部《第一炉香》的时候，已经有点怕了。

怕看到民国香港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荼靡盛景，怕吴语粤语英语法语在演员口中互相撞车，怕看到锦衣玉食不似想象，更怕在银幕上逐帧逐秒地旁观曾经对爱情怀有希望的少女葛薇龙失去纯真。

王家卫御用摄影师杜可风掌镜，拿过奥斯卡小金人的日本设计师和田惠美操刀服装，日本国宝级音乐人“教授”坂本龙一担任音乐监制，《第一炉香》有这套放眼国际也不容小觑的大师团队保驾护航，影像风格的呈现确实有“张味”保障。

许鞍华本来也不是在视听语言上有强烈作者风格的人，换一套制作班底就换一种影像质感，放到现在这个情境里看也不绝对是一件坏事。

《第一炉香》前一百分钟基本按照原作故事线进行。

时逢乱世，少女葛薇龙随全家从上海逃至香港避难。

但是香港的日子也不好过，无法负担全家开销的父亲决定再狼狈回到上海。

但是葛薇龙内心另有打算，她独自投奔有钱的姑妈，想在香港继续学业。

姑妈年轻时美貌有盛名，嫁给香港梁姓富翁为妾过上阔太太生活。

丈夫去世后财产都留给了姑妈。

如今的姑妈年过半百，依旧风韵犹存，每日在风月场里享乐度日，身边年轻男子流水一般。

姑妈的金主、老相好商人司徒协看上了葛薇龙，姑妈就顺水推舟接受了这个侄女。

没过多久，葛薇龙就被姑妈家纸醉金迷的生活彻底迷住了，但她也发现，自己在逐渐成为姑妈吸引年轻男人前来赴宴的工具人。

葛薇龙深知，自己必须觅得良人嫁了才能真正在香港落脚。

她和唱诗班结识的高材生卢兆麟刚刚互生情愫，便被姑妈横刀夺爱。

失落的葛薇龙此时与花花公子乔琪乔相识，立刻被他风流潇洒的气质吸引住了。

尽管乔琪乔同母异父的妹妹周吉婕多次警告她，和乔琪乔相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葛薇龙还是义无反顾地坠入了情网。

乔琪乔是乔诚爵士的庶出，性格又不讨长辈喜欢，胸无大志一事无成，将来和家产并无什么缘分，心安理得地过着败家子的生活，用情场上的一次次胜利填补生活的空虚。

葛薇龙也只是他的猎物之一。

葛薇龙全身心地爱着乔琪乔，为此她不在乎乔琪乔与家里两个大丫头睇睇和睨儿先后有染，并且自愿走进了姑妈吃人不吐骨头的圈套中。

她放弃学业，委身于司徒协，当姑妈的皮条客，以此为代价挣钱，才如愿以偿和乔琪乔结了婚，决心养乔琪乔一辈子，明知道乔琪乔并不爱自己，但痴心期盼“总有一天他会需要我的”。

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或许只是一次平庸的改编。

但是擅长深描家长里短，总被人诟病说拍的电影像电视剧的许鞍华，决定给这个剧本做些加法。

她和著名作家王安忆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扩充这个中篇小说，最终写出了这个过审剪辑后依然长达133分钟的电影。

影片的最后半个小时，是相当大胆的《第一炉香》续写，相当详尽地呈现了葛薇龙和乔琪乔的婚礼，以及他们看似甜蜜，实则内里破烂、矛盾不断的婚后生活。

原著中，张爱玲只用一场圣诞节逛街的戏份，就写出了葛薇龙心甘情愿卖身养夫的屈辱处境。

但是许鞍华则是一个写实主义者，曾经的改编尝试中就体现出了她热衷于用自己的想象填充一切剧情阐释的空间，这次也不例外。

读过原著的观众都知道，葛薇龙和乔琪乔两个人的婚姻本质是五个人的交易，许鞍华就这样大剌剌地拍了出来，让姑妈、司徒协、乔诚爵士和一对新人一同登上蜜月的游船。

众人言笑晏晏，分分秒秒都是对葛薇龙的剥削和羞辱。

不止于此，影片中还有种种狗血程度胜过八点档电视剧的桥段：葛薇龙一觉醒来发现乔琪乔搂着比基尼美女海中共游；乔琪乔强调自己丈夫的尊严不允许葛薇龙在蜜月期去陪司徒协，又撒娇又吵闹；葛薇龙一出差，乔琪乔边无缝衔接地调戏姑妈、强上睨儿；等不到丈夫的回心转意，葛薇龙掌掴乔琪乔……

根据这个思路一脉相承，在婚前的叙事中，许鞍华和王安忆也夹带了不少私货——专拍张爱玲的小说中极力避免正面描述的场面：姑妈略施手腕勾引走卢兆麟，堪称银幕撩汉大师班；乔琪乔半夜爬上葛薇龙的床，一阵云雨之后拔X走人，下楼就向睨儿求欢；葛薇龙身心受创，一个人提着行李去码头决意回乡，大风里人群里，落魄到极点……

许鞍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张爱玲写爱情故事的水平是非凡的。

如果许鞍华的《第一炉香》真的是一个爱情故事，那就是一个撕下爱情所有装饰的故事，是一个将相信爱情的人逼到绝境的故事，是一个用爱情的名义剥削纯真少女的故事，是一个无比肮脏、又无限暴露的爱情故事。

莫非，乱世无爱可诉，资本主义时代不容爱情存身，爱是另一个吃人名目，才是许鞍华的立意和信息？

当然也可以承认，许鞍华用“他城说我城”，用别人的故事借尸还魂自己对于香港精神的伤逝之情，借乔琪乔的“渣”、混血和伶仃拷问港人身份，种种手段，已入化境。

那么《第一炉香》，是一篇檄文。

只是我相信，那不是张爱玲讲这个故事的本意。

历史也好战争也好，都不是谁能左右的。

张爱玲是不爱宏大叙事的。

她在意的是小小的个人，获得一点幻觉，也是爱的暖意。

在爱情里葛薇龙已经尊严全无，她所拥有的就是讲述这个故事的特权。

可是在马思纯演绎的葛薇龙身上，观众看不到一个纯真少女的坚持和自省，也看不到一个女性勇敢求爱的主体性。

如果张爱玲的葛薇龙，是为了爱低到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我是心甘情愿的！

”；许鞍华连这朵卑微的花都要轻轻摘下——“你说一句谎话送我做礼物吧。

你不说我替你说：我爱你！

”作为一个有些偏执的“张迷”，我唯一不那么介意的演绎之笔，是许鞍华让乔琪乔在两人初识的花园宴会上，对葛薇龙用葡萄牙语念了两句路易·德·卡蒙斯的情诗。

片中拙稚的葛薇龙不解风情，心有警铃，躲开了去。

但她大概不知道，这是她从乔琪乔那里最后能获得的绵绵情话，这首名叫“爱是看不见火焰的烈火”的诗，也是她命运的谶语。

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爱情是不觉疼痛的创伤，爱情是充满烦恼的喜悦，爱情是痛苦，虽无疼痛却能使人昏厥。

爱情是除了爱别无所爱，即使在人群中也感不到他人的存在。

爱情的欢乐没有止境，只有在牺牲自我中才能获得。

为爱情就要甘心俯首听命，爱情能使勇士俯身下拜，爱情对负心者也以诚实相待。

爱情既然是矛盾重重，在人们的心中，又怎能产生爱慕之情？

那时候我大概13或者14岁，《第一炉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张爱玲小说，几乎是立刻就被慑住了。

多么惊悚的爱情故事——女孩爱上不爱自己的男人，出卖自己去养他，纸醉金迷，朝不保夕，而这一切都是她心甘情愿的。

岂止三观不正，简直五雷轰顶，可竟然还是中邪一般读了又读。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单向度的、自我成全的爱的范式，几乎像是魔咒般奠定了我此后二十年的爱情基调。

事实上，这也是张爱玲写下的第一则短篇，彼时年仅23岁的她，提笔已老。

不，比老还老，那几乎是一种本质性的衰朽，一写就去到了寸草不生的绝境，但毕竟还年轻，难免对爱抱有强烈的期许，因之，朽坏中又透着深深的妖冶。

仿佛乌云镶金边，分明黑沉沉地压着几欲摧折的天际线，落下时，却是一场阴郁又辉煌的黄金雨——宙斯化身与美人达娜厄缠绵的那一场。

到底不脱华丽缘，尽管，华也不是那个华法，丽也不是那个丽法。

如此这般衰朽的华丽，或者说华丽的衰朽，许鞍华是拍不了的。

她太憨了。

王安忆也改编不了。

她太正常了。

病态的窥视与被窥视，畸形的掌控与被掌控，幽暗的捕获与被捕获，还有毫无出路的爱与被爱，所有这些南国杀气腾腾的植被般盘根错节的关系里，扣着一个又一个畸形的灵魂。

而显然，几个核心人物梁太太、乔琪乔看起来都太健康了，葛薇龙更是——也许我们可以说——营养过剩？

讲真，马思纯穿水蓝长裙那个虎背熊腰的背影差点把我送走，何来半点身世飘零寄人篱下之感？

她能赤手空拳把司徒协捶死你信不信？

俞飞鸿的梁太太固然是漂亮的，但看起来读了太多书，脸上全是知识性的矜持，缺少欲望的啃噬，缺少被啃噬后的那样一种必然的疯态。

陈冲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还记得她在《太阳照常升起》里那娇嗲的一跺脚，真叫人魂胆俱颤。

葛薇龙的一场病，改得乱七八糟。

掌掴乔琪乔那段戏更是惊人的违和。

人物的心理逻辑整个不通顺——薇龙怎么可能扇乔琪？

她心里哪儿拿得出那个力气。

还记得吗？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

”而收束全片的那句，“我爱你，你个没良心的”，绝对可以名垂影史，作为千古笑料。

最令我无法释怀的，是那个“金翠辉煌”的衣橱！

那个捕兽夹一般飞快地钳住了少女灵魂的衣橱，决定性的衣橱。

“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舞；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曲；柔滑的软缎，像《蓝色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

”而在伦巴舞曲里，还有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

全是音乐，全是华服，全是无可逃逸的肉身体贴与神思摇荡。

它们哪里是衣衫？

分明是不同场合里的欲望造型。

它又何曾是个衣橱？

分明是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再合上，但为时已晚，念头已经觉醒，追杀到梦里来了。

但许鞍华给我们看到的衣橱是什么样呢？

——朴实得不得了，憨厚得不得了，几件花衣裳难看得不得了，我要是葛薇龙，只消打开那衣橱张一眼，能连夜跑路。。。

它还不如花园露台上惊鸿一瞥的许子东老师令我惊艳。

如果说这个衣橱向我揭示了一点什么，那就是许鞍华的笨拙。

我不理解一个对生命中漫天的金粉金沙毫无感触的人，为什么会热衷于《第一炉香》？

仅仅因为它有一点像是爱情的缘故吗？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比我以为的要短很多，遇到胡兰成前后，几乎就是她的井喷了；终战之后，始终格格不入；去国赴美，更形萎顿。

我所心爱的另一位伟大的作家曹雪芹亦是如此，经历过鲜花着锦的少年，晚景却是贫病交加，在京郊黄叶村“举家食粥酒常赊”。

赫赫扬扬的家族前史，百无一用，但好在他们还有一支生花之笔，便宜了我们这些后来人，目击一场又一场豪华的阶层跌落。

张爱玲实在天纵奇才，十几岁已勘破人生真谛：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她的小说，毋宁都是在把一只又一只的虱子指给我们看，而且是搁到放大镜下看，然后三下五除二地把它们解剖掉。

饶是如此，饶是爬满了这样可厌的虱子，我们也打叠起精神，兴高采烈地穿了它一生，可见那袍子到底还是美的。

必须美。

美到不舍得脱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