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丝带

文/故城有人说哈内克暴力自上至下充满着一种温文尔雅，却如冰冷的匕首刺向每个人的心房，其实他的冷峻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瞥中，他制造出一种疏离内生于社会秩序的无助，挖掘出一种暴力内生于内心欲望的无奈。

《白丝带》继承了哈内克电影一贯的“开放式”结局，也继承了哈内克一贯的阴郁内质，将潜藏在社会结构下的群体压力与异动展现给观众，有着撼动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根基的勇敢和执着。

一《白丝带》的故事发生于一战前的德国小镇。

它讲述了掩盖在平静小镇下的嫉妒、怨恨与报复，伴随着医生的坠马，农夫妻子的意外身亡，男爵儿子被鞭笞以及谷仓被恶意焚烧，似乎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在展开。

实际上即使在影片的结尾，我们也无法知晓那个阴谋的策划者到底是谁，村长女儿对众人的缄口、牧师对教师疑虑的恐吓都让观众心中的假设与猜想无法考证。

影片完全以黑白影像呈现，摒弃色彩的渲染和暖色调的侵扰，黑色给影片搭下了庄重与阴郁的基调，作为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影片，这样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

哈内克说，用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来制造出一种遥远的效果，“遥远”本身酝酿着一种距离、一种荒芜感，使观众能更清醒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更接近影片所表达的核心。

影片中没有任何配乐，完全剥离了音乐对于叙事的牵引和干扰，观众只能听到脚步声、关门声以及人物的对话声等，寥寂的声音世界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影片中牧师家走廊的那个长镜头让人难忘：狭小的空间里，孩子低着头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将戒鞭取来交给父亲，我们观察到的只有暗哑的灯光和脚底压迫木地板的咯吱声，关上门，寂静中传来的是鞭打声和矜持的呻吟。

我无法描述此时内心巨大的压迫感到底来自于哪里，是逼仄的空间，还是枯燥的声音，或是两者兼有？

只知道静寂中内心已汹涌澎湃，却无法阻止肢体的僵硬和冷却。

一个个长镜头和空镜头的拼接，便让这种煎熬延续，便让身上的镣铐越发沉重。

《白丝带》的别名叫《白色录音带》，它一方面与著名的“白丝带“运动（反男权暴力运动）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暗示影片中的教师自叙是以录音带的形式呈现的，它与《隐藏》的别名《隐藏摄像机》有异曲同工之妙。

实际上，这种设置有两个深层次的寓意。

首先，“录音带”与《隐藏》中的录像带都是匿名的，录制者是不可知的。

换句话说，即罪恶都是被匿名揭发的，不能公然署名公布的。

它表明，有些罪恶本身是内生于社会构成的，揭露了罪恶也会动摇社会结构的根基，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两难问题，是所谓文明的衍生物和附着物。

其次，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是记录现实社会的工具，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

通过它们，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隐秘的真实和一种理性的存在。

然而，《隐藏》中的摄像机是人为操作的，它截取时间流上的某些节点，本身就是有选择的，而本片的“录音带”是一个人物的自述，它是对现实的主观呈现，或多或少都带有人的主观偏见。

虽然两部影片都对叙述者的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抽象化了，《隐藏》抽象为隐藏的摄影师身份，而《白丝带》抽象为影片中内心情感最单纯的乡村教师。

但是仍无法避免视角的片面和单一，它告诫观众任何的单向逻辑与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放在更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才存在解读的可能性。

借此深入，我们发现录音带或录像带之中，还包含着哈内克对于电影叙述手段的探索。

萨特说，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作者操作的表现。

电影中亦是如此，只不过操纵者更为隐蔽。

一直以来，非人称叙事是电影特有的模式，观众往往会忽略这个全能叙述者的存在。

当我们沉浸在冷静客观的镜头叙述当中时，哈内克用录影带（《隐藏》）或者录音带自述（《白丝带》）提醒观众，这里是存在叙述者的。

《白丝带》中叙事者时而是乡村教师这个具体的个人，时而又是隐藏的观察者（摄像机）。

两者交互出现，既保持了道德上、理智上、情感上、时间上、身体上的一种距离，又产生了影片的多义结构和反讽的复杂的叙事效果。

它使得观众略过对人物单一伦理道德评价，而直奔一种对生命存在形态的关注，甚至正是这些引起道德评价歧义的人物，更淋漓尽致的触动了退去世俗身份屏障的本真存在。

二《白丝带》所讲述的本真存在，涉及到一个“仇恨”与罪恶从哪里来，一个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却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家庭/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问题。

影片将矛头直指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用德国小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家庭和社会中所掩藏的暴力的根源，甚至将当今社会中恐怖主义的源头也包裹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对抗之中，这便是《白丝带》与前作《隐藏》的立意之所在。

从《第七大陆》到《隐藏》，哈内克对暴力的解读往往关注于家庭内部。

《第七大陆》中身处澳洲的家庭成员的自我残害，《班尼的录像带》中父母未能有效疏导孩子暴力的情绪，《钢琴教师》中母亲的强权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的扭曲，而《隐藏》中夫妻的疏离关系被录像带的介入变得紧张而复杂。

而《白丝带》则将镜头对准德国小镇，焦点则从家庭拉升到社会层面，我们不仅看到每个家庭内部的矛盾，也看到各个家庭因社会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情绪。

而且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而是多线交错、盘根错节的。

男爵作为小镇权力的最高象征，他拥有小镇财产的支配权，往往他的态度决定一个家庭的生存。

农夫儿子因母亲的死将过错推给男爵，他破坏菜园和焚烧粮仓都是试图用暴力来伸张正义，是对男爵社会权力核心地位的反抗。

与此同时，在男爵的家庭内部，妻子用不忠向丈夫权威发起了挑衅，她对个人情感的诉求无疑是对冰冷淡漠的夫妻关系的反抗。

应该说，男爵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对抗成分，是对影片中各类关系对抗的浓缩，而更多匿名的暴力可以说是个人/阶层对父权/男权社会权力结构的不满和反抗。

影片中的孩子和女性均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不同于男爵家庭关系的有限度紧张（可以类比《隐藏》里中产阶级的家庭矛盾，是有限度的，很难引发暴力），牧师的家庭是一个父亲/丈夫过度强势的家庭结构，影片中牧师对子女带白丝带的强硬、鞭笞儿子马丁的严厉以及对乡村教师的恐吓都集中体现了一种牧师对自我权威的滥用；而农夫的家庭则是一个父亲弱势的家庭结构，农夫本人虽然对家庭成员有父亲的权威，但他对于男爵的地位却从来不敢挑战，他是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力量却在家庭关系中的占据强势，所以挑起家庭反抗旗帜的竟是受父权长期压抑的儿子。

我们仔细思考这其中的关系链条，发现社会关系的强与弱往往是建立在一种依赖关系上，人的生存对别人的依赖程度越强，他便越处于权力关系中被支配的位置。

牧师对小镇权力中心的男爵的依赖程度最小，所以他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强硬一种专断，而农夫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依存于男爵的恩泽，便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软弱一种妥协。

顺着此思路，我们对比男爵和医生的家庭关系，就会惊喜的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

男爵的妻子虽然在意大利与其他男人私会，但她最终仍回到男爵的身边，即使男爵问她是否与那男人上过床，她停顿片刻说没有（显然是有的）。

这里，男爵妻子在夫妻两性关系中处于依赖性较强的一方，他对丈夫的经济依赖过强导致她不敢也不愿意贸然与丈夫决裂；而医生家庭中的女儿（不是医生亲生的）则有本质的不同，女儿继承母亲前夫的财产是可以独立生存的，她在经济上是不完全依赖于父亲的，所以她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最容易反抗的（类比农夫家庭的儿子），在遭受医生数次淫辱下她的委曲求全就不可思议了。

带着这种疑问去看待医生坠马受伤的事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即那条细绳是其女儿所为，她的弑父行为是对父亲乱伦的反抗，影片中医生坠马的全过程是通过女儿站在窗口的一个反打镜头呈现，也印证了我的猜测。

至于教师在与牧师对话中提到的村里的孩子参与了此事件，我想也不难解释，女儿指示她的小伙伴们参与了此次“阴谋”，他们在事发后的心照不宣的“会面”便传达了这个信号。

其实，影片中后续的匿名事件大都可以用此思路判断“凶手”是谁，并且逻辑清晰明了，大体上卡里去揭农夫妻子面纱以及医生救活了村长孩子发烧两场戏是解开疑问的两条关键线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男权社会中，权力分配的失衡往往影响到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

影片中的种种破坏和虐待事件，放在一个正常的舆论评价体系中，都是不道德甚至是邪恶的。

然而由弱势人群构成的“小团体”中，集体的越轨行为却不易被整个集体所察觉（即使某些人被察觉了也会被匿名的惩罚），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而这种罪恶造成的根源，是成员中个体的仇视、敌对无处宣泄，个体在权力链条中弱势地位无法改变造成的。

个人的仇视进而变成一种集体仇视，个体暴力通过集体暴力这种匿名的形式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仇视、怨恨是被集体成员抽象了的，而不是具体到某个个体成员身上的。

因此这种抽象的怨恨极易被扭曲，或者被群体中某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利用，故而产生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暴力事件。

这也许就是暴力和恐怖主义产的的根源之一。

三影片中一再试图通过上帝/宗教的感化疏导怨恨、仇视和暴力的发生，但事与愿违，结尾那虔诚的圣歌响起是对宗教多么深刻的反讽，暴力并未在圣歌中得到消解，相反，更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暴力（战争）正在激化，宗教、伦理和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地位逐渐突显，基于“善”与“恶”的宗教、伦理和道德约束在社会评价系统失效了，基于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权力分配系统失灵了。

历史的看，生命本身的生产形成了广义的配偶、亲子等原始人伦关系，并逐步衍生为宽泛意义上的家庭伦理关系。

在家庭形成的同时，又伴随着劳动形式和财产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家庭层面上的最初权力结构，父权/夫权结构便是人类社会依此衍生的最初的家庭权力结构。

随着家庭成为社会关联的出发点，生产分工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剧，因为受夫权家庭结构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权力结构便应运而生了（基于男性天赋和财产的权力分配结构）。

从个体到家庭的权力构成中，需要建立以伦理为基础的家庭契约关系，而从家庭到社会的权利构成中，则需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关系，伦理与道德均是宗教和社会秩序产生的基本准则。

然而，当我们聚焦于社会分工本身时，发现分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凝聚感（杜尔凯姆），另一方面它使人高度抽象，并承担被扭曲的风险（费尔巴哈）。

凝聚感使群体产生共识继而转化为行动准则（道德），但个体的抽象化使得道德本身遭遇个体时也面临被抽象化的窘地，也就是说道德产生的同时，被扭曲的道德也同时产生，个体在不同集体中其实是有着不同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这些都是社会秩序本身所内生的。

影片中，那些匪夷所思的暴力是舍弃道德存在的，来自家庭的紧张催生出更为激烈的社会紧张，“小团体”的行为在一种抽离出道德后的准则下变得越来越放肆，每当事发后他们聚集时的眼神总会给我一种阴森的感觉，这其中有种众目睽睽的放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这个社会的衍生物，它很多时候被看做是通过某种目的性对单纯因果序列的扬弃，是反省意识对当下人的意欲冲动的超越，它其中是蕴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对个体自主意识的压抑。

用道家思想来看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即是表明存在一种个体的动机系统（自我），而“不逾矩”则是表明一种集体评价系统（自律），后者对前者的限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自律对自我的压制，有种弗洛伊德意味。

然而当社会因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发生突变的过程中，自律可能出现缺失或者被扭曲的现象，那个鞭笞自我欲望的戒尺消失或损坏了，我们便会不自觉的去寻找其他的“戒尺”或承认已扭曲的“戒尺”。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影片中暴力和一种恐怖主义倾向的诞生，乃至延伸到一战和二战的爆发，是极具说服力的。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被扭曲的“道德”不再受道德的压抑，一种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诉求呼之欲出，暴力和恐怖主义可以通过集体匿名的形式重构社会秩序。

同时，自律这个群体意识缺失或被扭曲了，造成个体动机系统的“失控”，并寻找新的或扭曲的自律，自律很容易被借用达到煽动个体的行为的目的。

联系到影片中这些小孩所生长的年代，二十年后正是他们登入历史舞台的时期，他们儿时所处的这个极度扭曲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他们缺失的或被扭曲的自律意识，被二十年后希特勒轻易的煽动和操作，原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自此坍塌，一种由内向外的新秩序悄然生息。

原载于《礼·志》10/01/05 4:25

很压抑的片子，完全的恐怖和压抑。

本片的一大特点或许就是人物繁多，主要人物加一块可能都有十来个，尽管导演对不同家庭不同角色之间差异的塑造挺成功的。

但是过度繁杂的人物会让观众进入影片比较慢，电影前一半，我都在去辨别谁是谁。

其实本片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角，视角在几个家庭之间来回切换，而主海报却给到了牧师的大儿子，这个在整个影片边缘的人物。

他比本片的叙事者还像一个旁观者，一言不发，好像知道什么，又好像其实什么也没做，和他姐姐相比他更像一个在成长中的人，所以在最后的拷问中，他其实想说什么却又没说，他更接近于在看着这个世界学习如何长大。

他被教导着要成为白丝带，但却又看着姐姐的举动。

牧师以上帝之名宽恕众人的罪，但却在自己女儿面前犹豫了那么久。

整个村庄不能言状的恶在整个片子里被渲染得很好，所谓令人尊敬的家庭其中却有如此龌龊，这或许就是那个在野蛮和文明交汇的时代的底色吧。

对女儿的侵犯，对性的压抑对孩子教育的压抑。

在对孩子无止尽的控制下，在一味地强调白丝带的情况下，反而出现了孩子极端的恶，想去杀死自己刚出生的弟弟，去欺凌其他同学。

尽管几次的事故不一定是他们所为，但是起码他们在街上对智力障碍孩子的嘲笑，对男爵孩子的欺负是摆在面前的。

同时压抑还更在底层的农民中。

他们厌恶男爵，但他们要靠男爵给饭吃，他们饱受欺凌却又无法反抗，就像片中农夫一家一样，所谓的反抗只能像大火一般，终究是把自己毁灭了。

哪怕像比较受人尊敬的老师依然没有钱娶妻。

我觉得整个片子最有趣的就是他在诱导观众进入一个他猜测的可能，在诱导观众去猜测孩子们就是作恶者，而且给出这个猜测的竟是他们的老师。

这其中是不是也能有一种理解是他们其实没做这些事，正如上帝没有想惩罚在独木桥上行走的那个孩子一般。

但是连老师，连他们最重要的教导者却亦怀疑他们。

或者，只有某个孩子做了这件事，但老师却把污名推给了所有孩子那般，或许也可以从此理解成为德国后来种种的辩护。

最后战争突然结束了这一切争论，仿佛是从一个村庄的恐怖进入到了一个世界的恐怖那般。

而且更令人恐怖的是，这些孩子，这些备受尊敬的人物的孩子，在长大后也会成为那些备受尊敬的人，而当他们掌权之时，二战或许就爆发了。

整个片子的长镜头特别美，尤其是在黑白的色调下，尤其是那些人先走向镜头，再等走过镜头时镜头随人转动的画面。

2024-10-20看

在折桂嘎纳的《白丝带》（Das weiße Band – Eine deutsche Kindergeschichte）之前，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把他1997年自编自导的实验电影《趣味游戏》（Funny Games）翻拍成了英语版的B级恐怖片，在美国上映。

同一个故事拍两遍，可见他对这个题材的倾心。

《趣味游戏》讲的是两个年轻人劫持一个中产之家，以夺命游戏的方式残害、侮辱、杀戮一家三口的故事。

不管哈内克的社会讽刺寓意为何（比如影像本身的暴虐之恶），全力表现暴力的趣味性都是影片的重点之一。

两位反面主人公的年轻人在这场暴力游戏中最为尊重的是游戏规则的权威和游戏过程的公正，至于人命跟道德，则不在他们考量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理解这种暴力的畸形恶趣，对更深入的理解影片《白丝带》十分必要。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暴力的趣味性主要在于一种强烈的感官冲击，它激发人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引发人的攻击本能，激迫肾上腺素飙升，同时获得出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控制权和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心理快感。

可以说，暴力的趣味是人用于肯定自身的原态自然趣味中的一种。

在影视作品中，暴力的趣味性发展到极致就是“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强调暴力行为的形式美感，多以一种浪漫、超脱、梦幻的视觉方式存在。

然而哈内克在《白丝带》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暴力趣味性的另一个极端，一个彻底颠覆形式美感，曝露人内心深处隐藏最深、最原始原发暴力倾向的极端。

这种对形式美感的颠覆表现之一是刻意剥夺了背景音乐的令人燥郁不安的长静默，以及肃穆萧煞的黑白摄影。

在这个黑白单色的传统德国村庄里，秩序井然的田园生活本来恬静安逸，，却不知什么原因的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暴力事件：先是骑着马的村医被一条绳子绊倒，差点丢了性命；然后是村中最大地主男爵的幼子被人虐打；再后来是有人趁着收获会偷偷破坏男爵的菜园子；暴力事件愈演愈烈，最后甚至发展到火烧谷仓及虐待村中寡妇的弱智儿子。

对形式美感颠覆的另一方面是主体叙事的不完整性。

故事采取了乡村音乐教师的个人视角与回忆，直到影片结尾也没有明确证实那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凶手或凶手们究竟是谁。

但探究明确的凶手并非影片的关键，乡村教师对这些源自奇怪暴力事件的片段性回忆重点其实是为了琐碎而又细腻地揭示出这个村里人们的生活状态。

而这个状态的中心便是：压抑。

一种是显性的压抑。

这种压抑以牧师一家为代表。

具有父权神权双重性质的父亲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他强调绝对的秩序，孩子晚归会被施以体罚，而且全家饿饭作为惩戒，他用罪恶感约束孩子的行为。

在这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小孩，为防手淫男孩睡觉双手被缚，女孩子因为说话大声即被当众羞辱；他们胳膊上缝着象征纯洁的白丝带，心里却一寸寸长出恶毒的反抗之草，逮住一切缝隙疯狂地实施报复，他们只有在破坏中才能重获对自己身体与行为的控制及肯定，原生态的暴力趣味成了生活中仅有的、唯一的乐趣。

这正如作家刘瑜在影评《快乐的可能》中所说的“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另一种是隐性的压抑，以寡妇和男爵的妻子为代表。

这两位女性在各自所处的男女关系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前者被粗暴的抛弃，后者虽主动逃离，却依然要遭受侮辱与蔑视。

这二人都没有像牧师家的孩子那样直接反抗她们的压迫者来宣泄压力，而是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不自觉地把压力从自身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从寡妇搧男爵管家儿子的那一耳光和对医生儿子的抱怨，还有男爵妻子责备大儿子的不耐中，隐隐可见暴力的传递性。

无论显性或隐性，源自心理压抑而来的暴力倾向都具有类似于强迫症表征的惯性，一旦养成心理快感，再要戒除，非常困难。

这种暴力倾向还具有群体性及诱导性，往往并不止于一个人的独立行为，常常蔓延而出，通过不良示范作用波及他人。

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健康社会里，人格中的暴力趣味通常是被抑制的，最多也就是通过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等虚拟娱乐的方式来进行舒解。

但如果一个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处于一种连贯的压抑之中，心底的暴力恶趣便会如火山爆发一样，待到合适的端口剧烈喷发，造成暴力的个案；而假若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不论是普遍性的阶级压抑还是有针对性的群体压抑，暴力的恶趣则会逮住一切机会恣意蔓延，暴力个案终于演化养成群体性的暴力心态，在压抑中发展到极致，甚至形成变态的暴力崇拜，开出法西斯主义的恶之花朵。

刘瑜认为自由是通向快乐的唯一途径，但我觉得“自由”这个命题有点太过宽泛了，因为不加约束的绝对自由并不存在，不具体限定的自由距离不自由也只有一步之遥。

对于消除暴力来说，自由的作用其实是一种转移的作用，将人的暴力恶趣以其他的形式舒缓出来，或者给予人充分的选择，以更有建设性的趣味打败暴力的趣味。

从《白丝带》中那个具有寓言性质的德国小村出发，要对抗群体性暴力，自由的含义便是民主社会，自由的希望孕育在牧师的小儿子对责任与欲望似懂非懂的肩负之中，孕育在乡村教师对自己未婚妻真诚的爱恋与尊重之中。

但即使在民主社会里，自由对暴力恶趣的转移也是暂时的，是不彻底的。

在被社会忽略的某些角落里，暴力犯罪依然猖獗，是表面光鲜之下的根深蒂固的暗疮。

但若要彻底的消除暴力的恶趣，那只能如库布里克在电影《发条橙》，或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表现的那样，通过对人性的根本否定来实现，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超越了个人小暴力之上的社会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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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哈内克 Michael Haneke带着对暴力本源的追逐以及对“幸福”这个词汇的不信任感，通过这样一部影片实现了大师级别的跨越。

之前作品从个人、家庭、阶层的透视，在这里变成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性；同时叙事也更为宏大，多个家庭带着各自模糊的指向性，构成了导演心目中的“罪恶”世界。

影音本身仍旧带着他独有的特点：画面冷色调、清晰的镜头；配乐的缺席（或者是极简）；行动代替心理活动；暴力简单化；开放式的主题……即便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色彩浓重的画外音，也被他充分利用于减少冗述。

有鉴于我很怕大闷片，而Haneke同学是出了名的闷片王，所以电影海报上只要出现伊的大名，其恫吓作用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某些业已作古的“大师”。

没想到这片在gaumont撑了一个多月没有下片，害我误以为Haneke同学转性了，于是买票入场。

硬撑着看完之后，我先要感叹一句：这片也只有在欧洲才可能上映这么久还有观众入场去看——而且还不少！

（中途计离场两人）果然在欧洲看电影，是需要不断接受闷片考验的。

其实影片的前一半还没有让我产生不耐的感觉。

除了很好的黑白质感之外，故事由一起有预谋的“意外”开始，这样的设定多少激发了我的兴趣。

其实就全片来说，也可以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悬疑片”（是说闷X100的希区柯克）。

片名叫做白色的缎带，根据牧师的解释，这意味着“纯洁”。

就在父亲给Karla和Martin重新绑上缎带时，其实幕后的凶手就已经很清楚了，剩下的问题只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医生，为什么是Sigi？

是什么引发了“纯洁”的孩子本不该有暴力，是什么玷污了白色的缎带？

是父辈。

可是父辈的污点从哪里来的？

说到底，有可能只是人性罢了。

而Karla和Martin——准确的说是Karla——则统率着孩子集团：影片一开始旁白就说得很清楚“那一天，围绕在Karla周围的孩子们向村子的出口走去”，在一个集体亮相的背影中只有Karla穿着如大人一样的全黑长裙。

这不是暗示，是明示，表明这个长期封闭的固有的价值体系的崩坏，这个社会将要面临的暴力。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父辈习惯用暴力来体现爱——牧师爱孩子的方式是责打他们；医生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前妻，但是却在她生前对之施以精神虐待；就连男爵夫人对Sigi也是威逼与恐吓。

女人在这种环境中成了斯德哥尔摩患者，而孩子在与父辈的对抗中继承并且发扬了这种暴力，在下一代形成了某种新的价值标准（首先就是其首领是个女人）。

当尘埃落定再回过头来看第一起事故，Anna显然是造成医生受伤的原因——成天跟Karla他们混在一起的她不可能没有看到绳绊，而且这也是在整个故事中唯一一起针对大人的犯案，或者说后面发生的事其实都是这次事故的余波。

Anna告诉了，至少是暗示了，她父亲对她所做的事，而她寄寓于父亲与其情妇之下，不能做出反抗，于是Karla和Martin干下了第一桩“让村子不安的大事”。

孩子们用石头呼唤Anna露面，也许在影片开头时还看不出来，但影片结束后回头想来那似乎有一种“约定达成”的意味。

Anna和Karla一样穿着大人款式的全黑长裙，她们是影片中唯二两个如此穿着的少女，Anna是被其亲生父亲剥夺了童真。

而Karla则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个表面看上去温良恭谨的孩子后来将一步步现出其与年龄不符的世故冷静算计与残忍。

与Sigi的受虐有直接联系的事件似乎是农妇的死亡。

与其他的父亲一样，农民老子直接将矛头指向儿子，表面上这是父子间一次公开的对抗，但这不过是Karla和Martin与父亲的对抗的符号化表达而已——Sigi是被藤条打伤的，而在此之前Karla与Martin刚刚挨过藤条的打，当然，还戴着他们的白缎带。

两个孩子将痛苦转嫁到了可以象征父亲的对象身上——男爵像是某个村子的大家长，是这个大家庭的权威。

与之产生对比的则是农民的儿子去破坏男爵夫人的卷心菜地——成年男子即使对权威不满却只敢通过伤害女人的菜地来发泄，虽然尽管他看上去敢于向父亲宣战，鲁莽粗暴，但实际上仍然是在这个封闭的价值圈子里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父亲死了之后他回去参加葬礼，正赶上棺材出来，他先是站在棺材的旁边与众人对峙的位置上，但几个握手之后（只有两个人躲开了，却没有推走他），他便回到了人群当中，且占据了最前首中间的位置，搂过小弟弟的肩膀，俨然是新一代的家长诞生了（嗯，这一段也可能是我误会了，要看过德国史大概会清楚一点吧）。

而与仓库起火事件相联系的则是Martin的手淫。

众所周知纵火是性发泄的一种表达方式。

牧师因为自己的儿子手淫就把他的手绑起来（这一段对话说得极其隐晦，德语听不懂，光看法语字幕我一开始真的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直到有个镜头很故意地带到Martin背后墙上的十字架我才知道是在讨论这个），而仓库的大火则意味着父辈表面上的成功与实质上的失败，同时也很清楚的表示了这不止是Karla和Martin两个孩子的叛逆，而是与村上几乎所有孩子都有牵扯——包括Sigi在内，在医生发生意外之后他在母亲面前晃来晃去心绪不宁就是因为知情却又不敢说，可惜他的母亲更关心舒伯特胜过他，此事就不了了之。

而Sigi之后挨打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所以后来的小女孩只敢说她做梦，打死也不肯说出真相。

于是为什么是由Martin第一个发现起火，又为什么在起火的时候一个劲儿地要弟弟解开自己，其象征意味就非常明白了。

可以说虽然推翻了父辈，但一个新的控制者与受控者的模式也形成了。

后来一而再地拍孩子们集体在教堂唱圣诗，尤其Karla和Martin身上那刺眼的白缎带，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对于孩子的反抗，大人其实多多少少是知道的。

如同农民直接怀疑到自己儿子身上一样，牧师最初如此严厉地惩罚Karla和Martin撒谎，并不单指他们晚归家的事。

后来在学堂里他更是揪着Karla的耳朵把她单独地拎到最后一排背对着所有人——这样一来在念祷词的时候仿佛她背叛了上帝一般。

父辈一开始还企图用上帝用暴力来恫吓孩子，但先是农民死了，接着Karla用剪刀插死了牧师的鸟并且张狂地在桌上摆出十字架的形状，这场战役胜负已定。

小鸟死后，曾经严厉地训诫小儿子“等它长大了就要放走它。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它的父亲与母亲，要承担起这个重责”（有趣的是紧接着下一句是“准备好笼子来接待你的新病人吧”，说明于牧师而言父亲与母亲的责任就是用笼子装起小孩，直到它们“痊愈”了——也即能永远系着白缎带了——才能让他们自由）的父亲，却要接受小儿子的怜悯，这是上一代已然由下一代所推翻的证明。

在教堂里。

如果说当Martin在独木桥上行走只是在考验上帝的存在性的话，当牧师喂Karla喝下圣水时，上帝确实已死。

这种与父辈暗中的对抗渐渐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直到哨子事件，终于由男爵夫人说破了关键。

她要离开的并非男爵，而是这种封闭的环境，和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一代传给一代的冷暴力最终发酵而成的暴发。

从意大利回来的Sigi有一个意大利女仆，会说意大利语，已经不再属于这个环境了——不是哨子，而是这种“逃离”将他推下水的。

而当孩子的哨声嚣张地在房间内响起，父亲拎着藤条冲上去时，那响起的不止是哨声，而是挑战的号角，是新秩序要冲破与推翻旧秩序的宣言。

即使明知自己女儿可以干下何种恐怖的行为，却依然坚称孩子们洁白无辜的牧师，害怕的是承认自己失败，承认上帝的死亡。

紧紧伴随着孩子们的胜利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民族的暴力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尝试。

医生——也即是第一个受害者，这一切后续的主要原因——与其情妇及私生子消失了。

这似乎是影片最后留下的一个谜团，父亲离家诊所停业而Anna却还在学校且什么都没有说，而母亲似乎也不会抛下残疾的儿子自行出走。

她为什么不敢向老师说出原凶是谁？

为什么出门前要如此仔细地锁好门窗？

为什么说去警察局报案最后却没有回来？

真的要我来猜的话，医生、其情妇还有那个残疾的孩子大约都死了罢——因为在医生刚刚出事之后，Anna就和弟弟进行了一番关于死亡的对话，而影片最后旁白在述说关于他们消失的留言时镜头只是定格在教堂上，一格一格地推远。

至于那个残疾的孩子是否喻示着日后纳粹口中的“劣等民族”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所谓象征“纯洁”的白色缎带已然染满了罪恶，那些清澈的眼睛与优雅的举止只是欺骗而已。

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历了整个故事的老师结果倒是顺利结了婚并且离开了那里。

老师在本片中是另外一种父亲形象——他去向Eva提亲时，Eva的父亲有一句话就是“你都可以做她父亲了”，正是指出了他与Eva实际上是两辈人的关系——因为是没有结婚的大龄青年，可以说他介于孩子与成人之间，成为一种特别的纽带。

他之所以能全程以旁观者的身份袖手而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那个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他可以说是全片唯一一个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成年男子，在他带Eva出去野餐时，Eva害怕的反应足以说明她生长的环境是如何充满了暴力——即使她这样天真的女孩在将来的丈夫身边仍然不能放松，难怪老师只是一个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温柔迁就就如此感动她，Eva也主动吻了老师，这是全片中唯一一女方主动向男方表示爱意，且举止轻柔的动作（医生跟伊情妇做的时候感觉完全只有单方面享受快感而已）。

老师的这种特性，使得他与孩子们之间没有冲突与对立（老师也从来没有受到过自己学生的伤害）。

就Haneke同学来说，这片子闷的程度尚在我的忍受范围之内。

而且能将黑白片拍出这种质感也确实难得。

我一直很pf这位同学对光影的运用——特别是在Rundi撞破自己父亲强〇自己的姐姐时，Anna身上的光打得太漂亮了（他一直把Anna拍得很漂亮，有一幕是Anna与弟弟吃饭，就一直从她的侧影拍到特写，每个角度都拍得好像油画一样，不知道导演是对这个演员有爱，还是对这个角色有特别的怜惜）。

还有敢在现代电影中如此长时间的定住镜头不动——而且还是好几次——考验观众的耐性，也确实是很难得的。

Martin他们挨打那一段，先是房门关上，然后Martin出来取藤条，房门再度关上，镜头就这么瞪着房门，观众也屏息凝神，过了好几秒才从房间内传出发闷的叫感。

确实我也明白如此费事来拍挨打这个动作是为了用以表征封闭的表面上看来平静坚实内中却传出被父辈凌虐的孩子们的痛呼的环境，也知道之后但凡再出现这种不动的镜头就表示说Haneke同学是在做“符号化”动作，不过总归是挑战我的观影习惯了。

我以后看到这位同学的名字，还是尽量绕道走好了。

估计很多人看完《白丝带》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重看一遍，一定要找到凶手！

当然只要复习影片的前五分钟，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导演从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

凶案、悬疑这些商业电影的惯用元素，在导演哈内克看来是过于廉价的东西，所以他不屑于安排一个神探在片末来个谜底大揭晓，而是让接近真相的教师无功而返，如果观众要抗议，可以设想哈内克的回应是：你寻找小溪，我却给了你大海，你寻找花朵，我却给了你春天，你还不知足么？

像所有经典作品一样，《白丝带》的马步扎得很稳当，导演胸有成竹，剧情缓慢推进；片中很多长镜头、空镜头，摄影机似乎被焊住了，难得挪动一下，挪动起来也是慢悠悠的、小心翼翼的，犹如觅食的蛇或者打猎的印第安人，哈内克略去了风浪汹涌，只呈现风平浪静，他只让你看到橡木桶，而不揭开盖子展示发酵场面，但你知道出来的肯定是好酒。

再加上影片采取了黑白色调，画面却极其优美，有些镜头直接可以截取下来做风光明信片（麦田、雪景），有些构图又极具油画效果（如安娜的灯下轮廓），使得影片的整体格调既压抑又典雅庄重。

这种过于克制内敛的风格，让观众望而生畏并深深体会到“美是难的”，有论家说，以后见到这位导演的作品都要绕着走哈内克善于表现畸形扭曲的东西，在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同时也对观众进行敲打甚至虐待。

《钢琴教师》表现师生的不伦之恋，毫无浪漫因子，剔除风花雪月，只剩下被欲望鞭打得体无完肤的疯狂女人，反观自身的欲望，观众会发现自家“壁橱里的骷髅”；《大快人心》中两个疯子虐待一家人，并在剧中暗示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观众，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恶趣味，这无疑是在拷打观众的良心；而《白丝带》对观众的虐，则表现在就是不告诉你答案，让你郁闷无比，看完后要得了强迫症似的再看一遍。

――哈内克犹如斯德哥尔摩事件中的劫匪，把观众虐了一遍又一遍，但是痴心不改的观众还要把大师的桂冠奉送给他。

按照德国教授尧斯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作品在被观众接受、品鉴、反馈之前都只是文本，形成互动之后才是作品，即作品是被审美主体感知、规定和创造的文本。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品类，也适合这一理论。

一部电影在放映之前是一堆胶片，放映之后才是作为光影艺术的电影，而且电影对观众的依赖性更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参与了电影的“后期制作”。

不知哈内克对接受美学是否深有研究，不过其运用这一理论却十分娴熟，他对观众的要求很高，看他的作品，观众要更费力，几乎要费力到受虐的程度才能深入其作品，才能勉强抵达他作品内核的边缘，他告诉我们：导演不好当，称职的观众也不好当。

《白丝带》中哈内克一如既往的引导观众一起反思，这一次他指向了乡村的隐秘罪恶，他暗示了牧师的白丝带与纳粹的红袖章都绑在同一个位置。

故事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乡村，按照德国人的思辩传统来理解，选择这样的故事发生地意味着：乡村，土地，一切东西生根发芽的地方。

这个村庄有着稳固的权力结构：政权、神权、父权、夫权四位一体，牢牢的掌控着其治下的每一个人，不过每一种权力都遭受到了挑战，并溃不成军。

握有政权的是男爵，他是容克地主，半个村子的人都是他的雇员。

他所从属的阶级在政治方面属于极端的保守主义，主张君主专制，崇尚武力，敌视共和政体，是希特勒政权的强力支持者。

这位老爷由于用工不当，致使一个农民的妻子发生事故死亡，他漠不关心、毫无表示，以牧师女儿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把他的儿子拉去虐打一顿，他极力缉凶，毫无线索，还不得不远走意大利避祸；牧师是神权的代理人，对儿女们实行斯巴达式管理，他发明了用绑上和解开白丝带的方式来约束警策一众子女，牧师的变态严厉并不能令孩子们心悦诚服，表面的臣服下是加倍的反抗。

片中，其实白丝带和纯洁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纪律的象征，是权力压迫的物化表现。

但貌似威力无俦的神权也遭遇了滑铁卢，克拉拉把父亲的小鸟儿用剪刀刺死，成十字架状摆在父亲书桌上，面对这种挑衅味十足的示威，牧师还是要在洗礼仪式上给女儿喝圣水，甚至牧师在得知所有凶案的策划者是女儿和儿子后，却不敢声张，还要极力掩饰，严禁教师泄露口风，色厉内荏，一败涂地。

在西方，对神权的反抗由来已久，第一次喊出“上帝死了”的哲学家尼采，是一个德国人，希特勒借鉴了他的超人哲学，公然实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当最高的监督者审判者缺席后，就无不可为，一种呵佛骂祖的哲学为盛大的罪恶开道，哈内克隐曲的表示了神权的衰微为现代性的罪恶打开了大门。

男爵对妻子的咆哮和医生对情人的弃之如敝履，则展现了夫权的冷酷，女人们也是被统治者，和以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一样，她们也选择了反抗。

至于父权，多以暴力的方式呈现，牧师、管家、老农都对子女责打、责骂，而医生以父权的名义对女儿行使夫权，更是一种邪恶的性暴力，片头医生的坠马，就是儿童团对他的惩戒，他心知肚明却也只能吃哑巴亏，片末医生为了保命，最后还带着儿女和情人秘密逃窜到外地去了。

――孩子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乡村的大人们教给了他们纪律、规矩以及对破坏规矩的人施以暴力，孩子们用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来反对父辈，他们深谙所谓人心齐、泰山移的古训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今训，儿童团的神出鬼没、滴水不漏让人见证了高度纪律性的可怕，他们运用所学打败了男爵、牧师、医生、教师，烧缺了权威阴影的一角。

在展示父权的时候，有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出现：马鞭。

牧师、管家的儿女们挨揍的时候，都是马鞭伺候。

马鞭是和暴力机器相关的意象，将军马鞭一指，百万军队如洪水一般掩杀过去，是常见的战争景象。

这些被虐打的孩子，后来会长大，会成为第三帝国的暴政机器，拿起当初挨揍的工具去满世界揍人，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同时影片还展示了，暴力是缺乏伦理、缺乏规则、缺乏怜悯的，父辈对弱者蹂躏，孩子们对更弱者蹂躏，他们对男爵的小儿子、智障小孩卡利甚至是新生儿、小动物下毒手，其残忍令人发指。

孩子们在父辈的威权管制下，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而是在暴力中学会了暴力，并且将单独的施暴变成了有组织的施暴。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暴力不变，只是施暴的人薪火相传，我们可以看到，暴力是会遗传变异并升级扩大的。

回头看看那根马鞭，不免有着接力棒的象征意义。

暴力这头恶兽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饲养，终于在一个世纪之内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哀鸿遍野，生灵涂炭。

哈内克像一个营养学家，精确的分析出是什么饲养了人们内心的魔鬼。

　　　故事的讲述者是乡村教师，一个过客、观察者、见证人，影片在连续的神秘行凶事件中，穿插了他和女仆伊娃的恋爱婚姻，是整个压抑故事中唯一明媚的、暖色调的、圆满的桥段。

片中还有一个温情的小插曲，牧师最小的儿子悉心照顾受伤小鸟，并在牧师的宠物鸟被杀后，把自己的小鸟送给了父亲，缓解父亲的寂寞痛苦。

――哈内克的用意何在？

是为了表现人间毕竟还是有真情，世上毕竟还存在纯洁这回事？

――或许都对，当然也只是他要表达的较浅的层面，深究下去，则是哈内克在这三个人身上寄寓了对人类的希望，表达了对人类前途的信心，这几个“正常人”的所为，是重重黑幕中的一点烛光，导演要呵护这一点微光，让人们看到乡村的魔爪也有它鞭长莫及的人和事，即便是罪恶的发源地也有希望的种子在孕育。

古板的德意志，冷峻的哈内克，古典的电影，深沉的命题，《白丝带》把极权暴力这个人类永恒的心腹大患从被人遗忘的角落翻找出来，暴露在银幕上，展示其威力，告诫人们不要太乐观，它的威胁仍然存在。

很多人把《白丝带》看成纳粹前传，其用意在于警醒人们不要让第三帝国出续集，其实影片反映的不只是德国的问题，也不只是关乎纳粹的养成，而是一个关于一切社会形态运转模式的寓言。

伫立在现代性的荒原上，敏感于人类在现代社会的疯狂荒诞，卡夫卡发愿做人类的守夜人，如今，他又多了一个同伴，德国导演哈内克。

如果真按照《白丝带》的副标题”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来打头，估计有人不免要大呼上当受骗。

不过格林童话都可以有血腥版，电影也是正话反说、以小见大，它讲的是罪恶与痛苦，哈内克作品的常见主题。

罪恶，从人性恶的推论到孩童的邪恶一面以及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缘起，万物皆恶。

痛苦，哈内克抛弃了奇情的卖弄展示，谢绝了宏大叙事，由身处绝对父权威严下的阴郁，去解释一种国家性痛苦的由来。

《白丝带》有复古的黑白色调，它的黑白与写实或出位完全无关，只为制造一种距离。

影片没有配乐，气氛严肃、形式严谨，能看出创作者一丝不苟到有些不近人情。

普通人从中很难获得消遣的愉悦快感，反而会有冰冷沉闷的直观感受，间杂一些暴力和压抑所引发的惊诧。

然而，哈内克也有示好的地方。

《白丝带》有个说故事的人，片中的老师充当了旁白讲解，他苍老的声音透露了这是多年后的忆起，他的言语暗示和个人推断也有助于剧情理解。

老师的存在贡献了一段单纯美好的恋爱，然而他并非电影的中心主角，他的画外音或许有穿针引线的功能，然而在实际内容中，这电影不存在真正主人公，换以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间所建立起来的具体关系。

电影里的村庄消息闭塞，与外面沟通不多，村民出外办事就得借助马车自行车，偶有闯入者也是警察、意大利女仆等符号功能的人物。

《白丝带》的场景始终没有离开过村庄，它充当了当时德国社会的微小样本。

可以试着罗列下逃避或远离的几个人：医生是摔下马住院去了，后面包括和他有干系在内的几个人更是不知所踪；由于儿子受到伤害伯爵一家离开段时间又回来了，伯爵夫人发现再也无法忍受这地方；老农儿子是个被驱逐的人，老师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能打破这个村子的平静似乎只有一战的爆发。

显然，自有一套体系来维持整个村子的日常生活运转，伯爵是土地和物质的占有者，牧师能施行宗教和精神的束缚。

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下来，成年人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可底下的孩子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过很难说清楚那一连串怪事的幕后真相，抑或导致这些孩子叛逆和报复的诱因是什么。

讲述者到了最后也匆忙收尾，所有一切因为一战的到来不了了之。

这些事情好像真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个结论。

只是去掉一战前夕背景的话，这个故事就失去了意义。

毕竟再过二十年，长大后的孩子们会找到宣泄情绪的另一出口。

《白丝带》的欲言又止留给观众很大空间，它好像只讲了一些不甚相关的个案，组在一起又是村子里的头等大事。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孩子遭受到父权压迫和可怕惩罚，他们用行动做出了反抗，发泄内心不满。

像十字剪刀等几场戏里，父辈还在较量中败下阵来，正如医生好像明白自己何以会倒霉、牧师威胁老师不能走漏口风。

跟《隐藏摄像机》一样，哈内克又在最后一幕玩了小把戏。

很多人的注意力会被占去画面主体的坐席人群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居于上方的孩子们。

未来几十年，德国社会将会由他们的力量来主导。

【理财一周-东方早报-上海杂志】

影片《白丝带》透过一段发生在德国小乡村的往事，剖析了一战爆发前夕德国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揭露了德国上层的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的奴役与剥削，表现了德国青年一代的觉醒与反抗，以一个暗流涌动的村庄隐喻了纳粹大革命已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的德国社会。

影片中，作为德国统治阶级代表的男爵、管家、牧师、医生一个个都是残暴凶狠、色厉内荏的反动派，他们无恶不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男爵以及管家，不顾农民的生命安危，强迫雇农从事过度的农耕作业，非法占有农民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在有雇农因公殉职后，他们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同情怜悯之心，在他们眼里，一个雇农的性命远不及一亩菜园子来的重要；上流人士的代表医生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牲，任何女人甚至包括他的亲生女儿在内，在他眼里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供自己发泄兽性的玩物；神权代言人牧师是个色厉内荏的伪君子，满口仁义道德，企图以“白丝带”扼杀青少年追求自由与进步的天性，用宗教这种精神鸦片愚弄广大人民群众，进而维护自己那岌岌可危的父权与神权尊严，但在孩子们坚决有力的反抗面前，牧师却毫无办法，甚至变得惊恐万分。

令人欣慰的是，在反动阶级的剥削压榨下，新一代的德国青年已经开始觉醒，开始反抗。

影片中，村子里的孩童们自觉团结在神父之女克拉拉周围，展开了一系列针对统治阶级的武装暴动，他们惩罚了医生极其私生子，鞭打了男爵的儿子，杀死了神父的宠物鸟……给予了反动派强有力的反击。

在孩子们有组织有计划有信念的反抗面前，反动派们毫无还手之力，“纸老虎”的本质尽显无疑：医生带着他的情妇以及私生子仓皇而逃，牧师惊慌失措不敢面对现实，男爵自始至终都无力应对来自觉醒一代的反抗。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老师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充分展现了小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与妥协性，他企图以一种改良主义的道路来调和统治阶级与劳苦大众、老一代与新青年、守旧与革命的矛盾，他不断周旋在孩子们、警察、反动阶级之间，天真的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劝诫就能化解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谈判博弈，革命是暴动，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革掉另一个阶级的命。

在孩子们铁一般的意志与决心面前，在反动阶级腐朽黑暗的本质面前，老师所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注定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抛弃。

只有革命才能救德国，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救德国。

就在革命青年们苦于革命事业得不到广泛的群众支持之时，一战适时地爆发了，这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混战使得德国百姓更加认清了统治阶级的反动贪婪本性，战败后，德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大片领土被割让，大量的资源被外国列强夺走，巨额的战争赔款也让德国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可以说，一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纳粹大革命的爆发一触即发。

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点燃了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以来坚持“国家社会主义”、倡导“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纳粹党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德国。

夺取政权后，为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德国学习苏联老大哥好榜样：在经济层面，将大量的企业收归国有，由政府统一调配全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实行纳粹党一党专政，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希特勒就是纳粹党，纳粹党就是德意志”的理念，把希特勒塑造成德意志民族的大救星，向人民群众许诺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蓝图。

在军事上，严格保证“党指挥枪“，要求党卫军与国防军做到绝对接受纳粹党的领导，指哪打哪，要求军队加快机械化建设步伐，打造一支有着钢铁意志的长胜之师，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与此同时，希特勒与斯大林也保持着不错的个人友谊，两国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苏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为了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单单发展国内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得收复一战中的失地，保护德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

为此，在将德国建设成一台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后，纳粹撕毁了包括《凡尔赛条约》、《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在内的所有条约，发动了欧洲大战，德国先进的装甲部队横扫欧陆，向着建立“第三帝国”，实现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步步地迈进……

不管是镜头语言，还是整个节奏叙事，看哈内克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和上一部结局骇人听闻的《隐藏摄像机》一样，《白丝带》依旧空旷、静谧、压抑，看似不露声色，却再次让我不寒而栗。

哈内克一如既往地把“冰冷、精确、严苛和朴素”的风格，通过大量的空镜头和画外音注入到了影片之中，让整部电影散发出压抑，令人窒息的气质。

整个故事异常简单，发生在一战前的一个德国小村庄，由一起蓄意伤害医生的暴力事件开端，陆续又发生了小孩被毒打，粮仓着火等多起暴力事件，整个村庄弥漫着诡秘、恐慌的氛围，医生、神父、男爵、管家、接生婆、农夫和一群孩子被卷入其中。

黑白影像中，冷静的克制是整部电影的基调，外来的乡村教师充当了故事叙述者的角色，在调查暴力事件过程中，出轨、通奸、乱伦，这些有悖常理的行为被暴露，反抗、辱骂、报复、惩罚成为关键词，色厉内荏和人面兽心沦为了孪生子。

这个村庄简直就是当时德国社会的缩影，看似欣欣向荣，平静如水，却隐秘着说不出口的道貌岸然和虚假道德。

故事中，新老两代人的关系有意无意成了表现重点。

以神父为代表的家长象征了至高无上的父权，他们拥有审判的绝对标准，责骂，侮辱、痛打，体罚都成了他们维系权威的方式；而孩子在这样的宗教洗礼和家庭教育中压抑个性的同时，也懂得了如何阴奉阳违，掩饰行为。

潜移默化中，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崇尚将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并将这种行为举止以一种“惩罚错误”的名义出现，——所以当神父给孩子戴上象征纯洁和无罪的白丝带，让他们更加服从和听话的本意，在孩子的眼中，这反而成了反对父权，挑战权威的象征，而戴着白丝带的人更可以成为“孩子王”，他们也试图充当起审判者的角色，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讽刺和嘲弄。

场景是封闭的，人物是众多的，而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惊人的一致，展现的是整个民族，甚至整个国家的心态。

不休止的暴力事件所折射出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最可怕的并不是错误，而是不知道自己在以同样错误的方式犯错，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极端恐怖、强权政治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不像以往作品在最后通过暴力宣泄达到高潮，故事以医生等人的离奇失踪戛然而止，哈内克没有给暗涌的暴力寻找到释放的出口，而是任其继续遮掩在生活的表象之下，等待它爆发的将是在若干年后的二战。

猜测一直伴随着我，因为疑问而非好奇。

是谁设下绊倒医生的绳索？

是谁半夜点燃谷仓的大火？

在清淡的叙述之中，德国电影《白丝带》显示出一些蛛丝马迹。

缺乏耐心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读者，肯定会急忙翻到最后一页。

然而看到凶手落网的愿望在最后一个镜头里有点落空的意思，似乎已经指明是谁，然而终究不予确定。

为什么？

因为这部电影的目的不是寻找凶手，而是寻找造就凶手的原因。

这个原因渐渐如同石头击中水潭形成的波纹，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继而形成更为广大的联想、思索与拷问。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成年人。

对立或许没这么清晰，只是几个家庭及其大大小小的家庭成员们，在一个浑然一体的半封闭的德国村庄里，相互交往，相互勾连。

开始只是分别出现一些人和事，似乎有点凌乱，东一下西一下的，渐渐就在你的脑袋中形成一个大致的模样：这个家庭是怎样的，那个孩子是怎样的，人物和人物是什么关系。

渐渐你就明白，编剧和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思路是清晰的，他只是让你一点一点地将琐碎的画面联系起来。

每一个镜头都有意味，或者其中的一个镜头只是一个陪衬或者烟雾弹，然而它在未来终将说明一个致命的问题。

有点像古典戏剧，每一件道具都不是平白无故设置的，墙上的刀剑如果仅仅说明主人的身份，而不在未来一幕发挥作用，那么它干吗还要出现？

你边看电影，边将琐碎的画面联系起来，或者因为眼前的这个画面而回忆起之前的某一个画面。

有的时候，你的记忆出了一点小故障，有点记不清了，那个人物究竟是怎么说的？

你想按暂停键，如果这是在家里，你会这么做的，但是这是在电影院里，你无法控制放映员，只好带着疑问和回忆的余音继续追随电影的进程。

电影的时间性，你终于感受到了。

它的消逝是无可挽回的，仿佛历史。

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电影结束的时候，你再买一张票，再次进来，重新经历一切。

那时的你，仿佛一个已经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人，再次经历这次大战，你会清晰地看见其中的隐秘细节，而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忽略了，或者做了另外一番反应。

那个反应是及时的，是生理与心理的第一反应，然而并非真正的理解。

怎么理解德国人的性格，或者怎么理解德国人的纪律性？

这些孩子长大后真的会出现在波兰战场上么？

出现在盖世太保的行列之中么？

出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铁丝网边么？

这些英俊的男孩和漂亮的女孩，长大后究竟如何应对旁人？

如何应对童年时代的犹太伙伴？

一切源于童年。

一切之诗源于童年之痛。

《白丝带》讲的是1914年左右的事，这些孩子的年龄大约在10岁到14岁之间。

等到1923年啤酒馆事变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大约会在19岁到23岁之间。

猜测是有道理的。

如果中国人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应该怎么拍呢？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王学圻扇夏雨的耳光。

这是当年值得称道而今仍有赞同者的管教方式。

是恐惧，而非爱。

牧师家的男孩马丁的恐惧，是从眼神之中显示的，他表面接受所有的叱责，然而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牧师毫不在意。

弟弟小心翼翼地要求抚养一只伤鸟的时候，牧师的微笑具有何等的权威，或者说具有何等庄严的淫威。

他同意弟弟的要求，并非出于父爱的仁慈，而是出于淫威的恩赐。

是梦，而非真实。

那个女孩没撒谎，她的梦境是真实的，然而警察的逼供又是何等的威严，她只有通过梦的形式才能述说真正的现实。

暴力在成年人那里从来都是合理的，而且从不认为这是暴力。

他们一向认为目的高于一切，只要出于一种美好的目的，不妨采取任何方式任何手段。

他们完全忽略表面的服从并非真正的服从。

成年人成熟的大暴力换来的只能是孩子们有限而懦弱的小暴力的反抗。

丘处机以杀止杀的阐释不过是为成吉思汗创造堂皇的杀人舆论，而以暴易暴却是货真价实的历史事实。

这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受人尊敬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浪潮》，描述了一个课堂实验。

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老师如何在一周的时间里，将一群散漫的中学生变成一群极富纪律性的极权主义者的。

说白了，纳粹其实可以随时随地复活，这就是这部深刻的电影告诉观者的。

至于是什么使当年的孩子长成现在的成年人？

这种追索的意义是什么？

我还有许多疑问。

还有那些红卫兵，如果活到现在，差不多六十多岁了，是否就是在公共汽车上需要年轻人让座的老年人？

还有现在的孩子，在今天的环境中长大，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孩子反抗成年人，只是出于自己的天性；成年人约束孩子，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子的人，他们只是按照社会要求塑造孩子——又谈到教育了，还是打住吧，还是说说这部黑白电影。

选择如此平静而冷峻的影像，肯定是出于对电影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对票房的不屑一顾，对寻求娱乐者的不配合。

如果喜欢思考的人多了，票房自然也就高起来了。

公认德国人善于思考，而思考的德国人对德国人也是不满意的。

然而这些却不是我们不思考的理由。

即使人家黑暗，我们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光明起来呢？

攀比有时候是下流的。

好像又说及道德了。

道德这个词用得多，然而用对的时候确实是不多的。

牧师的家庭看起来严肃，然而其中的不道德是显然的。

那些用来约束孩子们保持纯净的白丝带，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公开的羞辱，与海丝特•白兰胸前红色的字母A没什么区别。

对于教师的善意提醒，牧师的反应比较激烈。

我以为牧师的反应会与我们有所区别。

仔细想想，区别是有的，就是牧师只说话不动手，或者貌似文雅地说话，而非粗鲁地说话。

也就是这点区别吧。

然而这又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区别。

还有马丁被捆的手，弟弟没有一点儿同情的意思，等弟弟略大一些的时候是否也会遭遇这样的管束？

还有医生与接生婆通奸之后，对接生婆是多么的蔑视。

我其实是想理解这个禽兽不如的医生的，但是他道貌岸然的痛苦，在女儿安娜锥心的痛苦之中，不过是一张伪善的惺惺作态的面具。

实际上，孩子是成年人真正的继承者。

在德国作家乌拉•哈恩的长篇小说《模糊的图像》里，卡嘉•维尔德追究父亲的纳粹史时自我质询：“为什么她在她的学生时代不刨根问底呢？

而且之后再也没有这样做过？

她保持了沉默。

就像父亲一样。

那其他人呢？

那些提问过的人呢？

他们的质问是不是太毫不留情、太充满成见？

他们是不是没有给自己的父亲说话的机会？

他们是不是为了尽快地保障自己的无罪，而把整个一代人都毫无分别地打成罪犯、随大流者和旁观者，好摆脱跟他们的干系？

把父亲们视为有罪，把自己视为认真。

有的人甚至把自己也看成受害者，受罪犯父亲的害。

”（引自米夏埃尔•奥斯特海默《德国新家庭小说——纳粹时期的家庭史当下如何在文学中被历史化》，潘璐译）追寻历史真相的时候，反省自身是必须伴随的，而且是更为主要的，否则这种追寻将毫无意义。

波澜不兴的窗帘后面究竟掩盖着怎样的秘密？

究竟是谁应该佩戴白色的丝带？

唯一的温暖似乎来自教师，来自他和男爵家小保姆的感情，然而这些和他的叙述者身份有关。

农夫之母的死亡，农夫之父的自杀，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还有男爵家的男孩的失踪，牧师家的女孩被父亲扯着耳朵离开，接生婆的弱智儿子被弄瞎了眼睛，一个孩子为了争夺一只自制的笛子而将另外一个孩子推入河中……全片笼罩在一种近似于死亡气息的压抑氛围之中。

没有光亮，没有配乐，只有平静之中的暴虐。

农夫砍杀蔬菜的泄愤与男爵家的欢庆仪式形成对比。

值得庆幸的是哈内克没有渲染欢庆，没有像勃吕盖尔的油画那样卖力地表现粗俗与卑贱的快乐，而是淡然的演示，而且绝非牧歌式的。

马丁危险地走在桥栏之上，想看看自己是否会跌下来。

他知道自己错了，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

结果却是他没有跌落，这使他误以为自己获得了上帝的肯定。

其实，不是没有惩罚，可以这么说，是因为惩罚的时刻没到，上帝再次来临审判的时刻未到，正如叶芝的诗中写的，“显然第二次来临已经很近”。

20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