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

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不愿成为丈夫的金丝雀，离家出走，从此妇女觉醒！

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讲中担忧娜拉走后，要么堕落红尘，要么回归家庭。

只有废除娼妓制度，保障妇女的独立经济权与参政议政权，娜拉才能真正独立，意识觉醒是没用的。

女性主义运动了两百年，2024年上映了两部电影，一个中国电影《出走的决心》，一个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时至今日，竟然还在 “下决心”和“盼明天”，不禁引人思考：男女平等的宣传是否需要加强？

《出走的决心》源自真实新闻，1964年生的下岗女工苏敏平日打零工，照顾一家人，默默的付出没能得到家人的尊重，她罹患上抑郁症，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她向往自由，不再被女儿、妻子、母亲、奶奶的身份所捆绑，大胆活出自我。

女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些身份的集合。

一个人的人格应该是永远独立且自由的。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女性已经自食其力，有了经济独立，却还是被家人所捆绑。

表面上，李红面对的困境是被持续隐形的“家务劳动”和陪伴女儿“十月怀胎”所剥削。

实际上，马克思曾说社会财富的生产分为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这两者共同促进了GDP增长。

物质再生产是有人付薪酬的，参与物质再生产的人被称为劳动者，不能参与物质再生产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和消费，不能参与物质再生产的老人就算积极参与“白发经济”由于年迈体弱所限也顶多算半个零工。

儿童和老人在家里，谁来照顾？

照顾工作算不算劳动？

算劳动的话，为何没有定价和薪酬？

因为这部分劳动，不在市场上被计算，所以没有薪酬。

没有薪酬的家务劳动谁愿意干？

谁都不积极。

于是，家务劳动成了家庭矛盾的永恒难题：谁来洗尿布？

如果男人不与女人共同分担这份家务劳动，女人的负担就会很重，相当于整个家庭成员都在隐形剥削着女人。

几千年了，男主外，女主内。

相当于女性都在被男性隐形剥削着家务劳动。

怀胎十月也是如此。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根源，妇女为了生育孩子，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女人为了抚养孩子，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这部分养育劳动，谁来负担？

几千年了，女性生育孩子为社会贡献巨大，却容易被忽视。

有人说，之前一个家庭生十个、八个孩子，也没人叫苦喊累，怎么时至今日，连生养一个孩子，还要长篇累牍讨论？

因为社会的经济算法越来越精密，逼迫着每一个人用劳动去换钱，每一个人都想着如何更高效地赚到更多的钱，导致人越来越势利，就出现了上述现象。

这恰恰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着大家一步步走向了精致利己主义。

听女性聊天说：“一、我这辈子绝不做饭洗碗，二、我这辈子绝不生育子女。

”我当时一愣，不知怎么接话。

因为我个人是挺喜欢做饭的，但确实不喜欢洗碗。

我常常在辛苦工作一天后，仍坚持饿着肚子回家研究美食的新做法。

最近一次，我把黄油放在蛋液里拌匀，使得鸡蛋炒出来嫩滑的奶香味，一饱口福。

其次，作为一个男性，我觉得在生育权上男性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一个女性可以选择生孩子而不结婚，这在我国法律里有。

男性只能通过婚姻，才能生养孩子，因为子宫是女性的，她不同意，男性一个人是无法孕育孩子的。

这样想来，有时听到一个女性说自己要通过“不生育”来反抗男权社会，这个说法好像有问题。

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仿佛不承认子宫是自己的，但其实生育孩子原本就是女性所拥有的，不需要太多考虑男性和婚姻的成本。

女性可以自由选择生育或不生育孩子，无需在这个问题上引申为反抗男权的涵义。

少说漂亮话！

怎么样做点实事，让女性拥有更平等的生存环境？

——这才是正事。

比如，女厕所门前总是排着队，明知女厕所的坑位与人数不匹配，一个坑位所耗的时长与男厕所的相比较长，为何不多设计一些空间更大、坑位更多的女厕所呢？

比如，既然家务劳动谁都不愿做，家庭民主协商一个家务劳动的薪资梯度，谁干活谁拿补贴，夫妻俩自己评判去。

比如，因为怀胎十月，女性在工作中被歧视，也许可以硬性规定男性在妻子怀孕时同样休假？

让男女在工作中处于相似情况。

要去想办法让女性更平等地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不是一味的拉踩去引导男女思想对立——韩国和日本社会就饱受男女对立之苦。

“韩国文学旗手”韩江通过书写女性故事，来反抗东亚父权制。

她先后获得多项文学奖，并于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素食者》一书分为《素食者》《胎记》《树火》三个章节，分别从丈夫、姐夫、姐姐三个视角凝视女主英惠。

英惠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一家人都不关爱她，过度的打压和冷漠的利用让她成为全家人口中的“异类”。

这个可怜的女人生活在一个极为恶心自私的家里，吃素成了她最后的反抗，但一家人就连她坚持吃素的行为都不允许，英惠的妈妈说：“你现在不吃肉，全世界的人会吃掉你。

”正是这无端的谴责，让英惠不得已选择割腕自杀。

这是一个为了怨而怨的故事，苦闷、怨恨、挣扎、绝望充斥在这个故事里。

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出走的决心》的导演尹丽川，因为尹丽川给女性带来了出路、诗意和光芒。

在《素食者》的故事中，丈夫鄙夷英惠不穿文胸和不吃肉的种种另类行为；经历过战争参军的父亲用大男子主义和虐狗的暴力给小时候的英惠留下不可磨灭的畏惧；身为画家的姐夫常常凝视英惠并且满脑子都是龌龊肮脏之事。

姐姐仁慧则是归顺男权文化的传统女性，全心全意扮演着完美妻子、完美妈妈、完美女儿，姐姐仁慧从女主英惠身上看到了最初的自己，有失落、有愧疚、有启迪、但最终还是将家庭破裂的诱因矛头不合理地指向英惠，毅然决然送英惠去精神病院。

最终，英惠幻想自己变成了一棵不需要任何食物的树木，沐浴在阳光下接受“光合作用”。

当然，吃肉的世界，容不下素食者。

男人的世界，容不下不听话的女人。

父母的世界，容不下不流俗的小孩。

但是，女性同胞可以做的绝不是苦苦忍受和走向疯癫！

妇女能顶半边天，管教山河换新颜！

毛主席说过：“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此刻，恰恰应该手拉手，《姊姊妹妹站起来》，彼此温暖，努力改变！

不仅要有《出走的决心》，还要有《改变的决心》！

不仅要有《还有明天》，我们还要将男女平等贯彻到后天、大后天、贯彻到永远！

让全天下所有的女性都永远、永远、永远活在光明之中！

2020年9月，56岁的苏敏终于开着自己的车“离家出走”了，不久之后“50岁阿姨自驾游”的账号迎来许多粉丝，苏敏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网红阿姨。

2024年9月，根据苏敏故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Like A Rolling Stone）上映。

尽管苏敏本人很受欢迎，但在此之前或许也没人料到《出走的决心》会打败一众影片，成为近年国产女性题材电影的最高分作品。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成功还包括了市场的认可，《出走的决心》同时也是继《芭比》（Barbie）、《坠落的审判》（Anatomy of A Fall）之后第一部口碑票房双收的国产女性题材作品。

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苏敏在小视频和直播间里讲述的旅途见闻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向往的生活”，大家理解阿姨，祝福阿姨，并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阿姨。

略有不同的是，电影把故事的重心放在了出走之前，因此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持批评意见的观众认为影片强化了性别之战，夸大了出走的必要性。

正因为这些争议并不针对故事原型，才引出了理解这个出走故事的关键：当我们把李红再次讲述为“娜拉”时，这究竟是一个老故事还是一个新故事？

娜拉故事的讲述究竟是对解放的召唤，还是对困境的刻板展示？

一 “外婆娜拉”与近代家庭的崩解娜拉（Nora）是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女主角。

危机之中娜拉选择伪造文书来救丈夫，但来年事发之后丈夫却反过来指责她败坏了自己的名节。

投之以爱报之以羞辱让娜拉彻底明白了，自己不过是玩偶般的角色，为了“做一个人”，她最终选择放下孩子和丈夫，奋然出走。

这部本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话剧，通过易卜生的精妙笔法，让现实中的出走被回收为一种女性抗争的故事型——“娜拉”从此成为所有出走女性的西西弗斯式原点。

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娜拉自然是新女性的象征。

但若回顾这一形象自引入中国以来的发展，又会发现娜拉故事的语境和召唤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曾经在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思想影响的娜拉，激发的是超越性别、阶级、族群与年龄的反抗意识，尤其是出现在男作家笔下的娜拉们，曾是召唤所有青年的普世新人。

也就是说，“新人性是娜拉的原型，新女性是衍型”。

当后者最终超越前者，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故事型时，事实上已经经历了从大叙事到小故事的变化。

历史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一书中，详细梳理了娜拉与近代中国大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娜拉型新女性形象是特定时代大叙事的动员对象，她们的形象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救娜拉、抗婚娜拉、志业娜拉、爱国娜拉等），给中国女性解放带来了能量和助力；但另一方面，大叙事之下的女性解放故事也是被阐释的对象，既存在诸多盲点，同时也依然要符合男性中心与父权规范的基本要求，一旦越轨就会成为被排挤和非难的对象（爱用洋货的摩登女子、好逸恶劳的机关花瓶等）。

这既说明了娜拉必须不断出走的必要性，也解释了娜拉故事为何不再具有全面动员性：替娜拉讲故事还是讲述娜拉自己的故事，二者并不相同。

电影《出走的决心》对自身的定位显然是后者。

从苏敏到李红，首先是一种群像化的自述式改写。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两条时间线里的三代母女形象，各自遭遇的困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为了让李红的处境更有代入感，影片还去掉了原型故事中更刺痛的家暴经历和亲人怨恨。

这也映证了导演在采访中讲述的创作意图：“不想做得过于传记化，还是想要这部电影更具有普遍性”，“几乎是用一种史诗的方式去书写一个普通女人的前半生”。

而从李红到娜拉，同时又是一种回溯式改写。

影片展示了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回忆中的李红如何从期望走向失望，一条是当下的李红如何陷入重复的困境，二者交织中反向提出“娜拉走前怎样”之问。

不断延宕的决心与迟来的愤怒，让这次出走显得有些不同，这是一次恪尽职守之后的出走，这不只是母亲的出走，更是外婆的出走。

在这个意义上，李红成为了新的娜拉故事型——“外婆娜拉”。

但问题也在这里，既然是寻求最大公共性和代入感的简化写法，既然李红和孙大勇实际上都是复数的群像，为什么还会陷入性别对立之争呢？

一个直观的解释是，观感不同取决于代入痛苦还是代入指责，“李红”指向复数的女性困境——所有步入婚姻的女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家务、工作、生育与经济问题的纠葛中，“孙大勇”则指向个体行为——“他”没有代表性，“我”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出走？

也就是说，对话的错位之处就在于如何面对结构性困境。

对持否定意见的观众来说，问题总是具体的，并不存在总体性的性别困境。

更重要的是，影片带来的真正难题实际上并不在于群像归纳是否准确，而是如何理解出走。

认为李红的遭遇“不至于”出走的观众，是想尝试为出走划定一条合理界线，而所有的合理性探讨最终又都指向出走的必要性。

但问题在于，探讨家庭问题不是比惨，更不是只有达到某种标准才有资格抱怨与行动。

解决家庭困境的终极目的是重新确立当代家庭的边界。

如果外部的社会结构已经从近代走向了当代，而内部的家庭结构还停留在原地，那么溃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李红的遭遇之所以让诸多观众产生共鸣，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所经历的其实是典型的近代家庭困境。

“所谓‘近代家庭’，是把迄今为止在公共（共同体的）的互相协作下进行的育儿和护理的负担限制在家庭内部， 也就是通过‘私人化’的方式而成立。

”“这样的最小家庭， 在从其他地方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 把抚养的负担都扛下来， 并且这个负担在家庭中都落在一个成年女性（以妻子／母亲之名）的肩上……”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这样“过载的方舟”从启航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未来的触礁和破裂。

到这里，我们可以尝试回答前面的问题了：《出走的决心》的确创造了新的娜拉形象，但新娜拉遇到的仍然是老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走或者不走，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代家庭怎么了？

为什么现实中的家庭不再能承担关于家的想象与期望了？

在李红已然完成了女儿、母亲、外婆三重职责的前提下，出走不是割裂与抛弃，而是对家庭结构转型的呼唤，在拆解现实家庭（艰难的离婚过程）与建立想象家庭（车友队、直播间和网上的“家人们”）的对比中，影片希望观众看到的、妈妈留给女儿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近代家庭的沉船魔咒。

换句话说，《出走的决心》要探讨的本就不是出走的必要性，而是必然性。

如果近代家庭必然崩解，那么我们期许中的当代家庭又该是什么样的？

上过大学、实现了嫁给爱情梦想的女儿也没有答案。

从外婆、妈妈到女儿，与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形成对照的，是更加扭结的精神困境。

除了李红要面对走与不走、什么时候走的纠结，女儿晓雪也同样在矛盾中挣扎：既要支持妈妈的独立，又需要妈妈的牺牲。

而这才是影片指向的真正困境，不是妈妈该不该走，该不该帮女儿，而是为什么这始终是一个通常只属于女性的条件命题？

痛苦，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于家庭仍然满怀期待。

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迎来新的分工可能性。

在这种新的可能性里，不是只有任何一个单一的个体在承受痛苦。

二“减速异化”与承认的悖论作为关键词的“出走”让李红和娜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显性关联，但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理当如此的叙事是否又成了另一种未经省思的类型概括，我们是否还有在娜拉之外理解出走的可能？

在成为出走的娜拉之前，李红更像是“困在时间里的母亲”。

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里，阿尔兹海默症击碎了父亲对人生叙事的掌控，时间碎裂为情感迷宫，亲人远去，老人退回小孩。

当父亲哭着说“我感觉好像正在失去所有的树叶，所有的枝干、风和雨”时，所有观众都为之悲戚，镜头摇向窗外慢慢拉远，空镜里的寂寥是人生终将衰亡与退行的隐喻。

但困在时间里的母亲是另一种修辞，这里的时间困境不是碎片而是循环。

在离家之前，李红始终困在时间里，每当以为一段苦旅终于要结束了，新一轮的重复又再开始。

少女李红为了扶持家庭，被迫放弃考大学，成为用工资养家的女工。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憧憬未来的爱人和自己的家。

但这样的愿望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也慢慢落空，于是她开始为女儿忍让，把未曾实现的自由的权利统统让渡给她，等女儿拥有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幸福家庭了，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但这样的愿望在女儿幸福地迎来宝宝之后再次落空，于是她又开始为了女儿和孙子再次忍受，直到不能承受的一刻最终来临。

“史诗”的意义也在这里，这个21世纪的家庭故事竟然和20世纪革命小说、19世纪大众小说中描述的女性困境并无太大不同——在父权和夫权的竞争中，女性仍然没有退路。

“56岁阿姨”的出走之所以显得特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时间在这里至关重要。

我们欣然接受“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基本论述时，却忽略了近代父权制与核心家庭对女性的反向塑造。

与世界加速异化相反，困在家庭里的女性遭遇的是限定场域的“减速异化”——把女性的个体发展和家庭的共同利益置于对立位置，就好比强行将其从社会时间中剥离，退回到家庭时间的尺度，好像只有如此划分时区，才能让她无所挂碍地稳定嵌入循环中。

当女性的微观时间与时代的宏观时间出现明显偏移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妻子时间/母亲时间”拔高为一种毋庸置疑也无需论证的“神圣时间”。

在这个意义上，《再见爱人4》里被网友痛骂控制欲过强、精神分裂的“可怕”家庭主妇麦琳，与二十多年前外出寻找出路又最终退回家庭，尝试与自己和解的刘小样并无太大不同，不过是“神圣时间”后遗症的一体两面，或者彻底失去“自我”，或者根本找不到“自我”。

而她们留给我们的最大提示则是：出走虽然艰难，但讲述出走、理解出走并不难；不出走虽然简单，但理解日常生活困境却并不容易。

加速人人皆可共情，减速令人疲倦厌弃。

如果家庭是一个减速空间，那就需要身处其中的人完全认同这里的时空逻辑，否则就会遭遇强烈的脱嵌感。

从外婆的无条件认同，到妈妈的无奈与觉醒，再到女儿在调整时空主导权时遭遇的挫折，这一方面说明结构性的调整从来不是哪个家庭所面对的单一事件，而是需要代际接力才能改写的“史诗”。

另一方面，也再次表明婚姻的问题并不只在于伴侣的好坏——“孙大勇”也没那么坏，“徐晓阳”已经很好了，李行亮还不够好吗——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内部）“家庭”和（外部）“市场”的冲突后果到底由谁来承担。

看似完全不同类型的《坠落的审判》实际上要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母亲故事：家庭结构中的“妈妈”其实是一个位置，谁占据这个位置谁就会在伟大的牺牲中变得“歇斯底里”。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对出走的批判。

认为影片刻意回避了对家庭温馨的展示，质疑出走是否是最好的选择，由此期待一份“归家的勇气”，这些观感当然并非刻意误读，毕竟对于绝大部分女性来说，真正的普遍性其实是“过下去的决心”。

前面已经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出走不是必要而是必然，这里再从个体的角度做进一步补充。

影片以李红为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遭遇的“承认困境”，无论是考大学、结婚、离婚、买车，还是抑郁症的确诊与治疗，李红都没有作为一个主体被承认过，人生总是事与愿违。

于是出走在这里就有了第二重含义，离开只是为了被承认与被看见。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普通女性代表的苏敏/李红的出走，与电视剧《问心》中作为精英女性代表的方竹清的出走并没有什么不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心离开”，实际上不过是把离家作为“做一个人”的最后退路。

不同之处在于，早早离家的方竹清有充足的时间重塑人生，而李红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这也恰是这个“外婆娜拉”故事最不一样的地方，李红不是爽文大女主，她仍旧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一切的改变只是因为她在公共话语中被重新看见了。

所谓出走，不过是“为承认而斗争”。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出走的决心》是否真的让女性变得可见了？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完全在女性凝视中完成的影片，影片的叙述主体（李红）和凝视主体（李红、尹丽川和女性观众）在各自生命体验的融合中，建构了一个中国电影中少见的、高度统一的‘女性凝视’模式。

”这主要表现在，影片中“凝视的较量是不对等的，所有对李红的特写展示都是高光的、饱含激情的，而反打中的丈夫孙大勇则是中全景中瑟缩的、色厉内荏的形象”。

此外，影片还通过声音来强化了这种对比。

伴随李红的是家务空间中的种种水声（细碎的流水声，洗衣机水管声，厨房水龙头声，衣服滴水声），而孙大勇所发出的则是宣告权力的敲击声（玻璃敲击声，乒乓球撞击声），“这种声音对比的处理在影片中不止出现一次，既形象又准确地复现了女性所处家庭空间的‘声场’——女性的声场小，但是遍布角落，男性的声场大，却不一定有效。

”也就是说，影片的确有意识地展示了这种对比。

但问题在于，在影像语言与权力结构不改变的前提下，承认与肯定女性的行动是否就能形成一种新的“女性凝视”呢？

提出“男性凝视”理论的劳拉·穆尔维也始终在被追问这个问题。

在最近一次回顾中穆尔维对此进行了回应：“在我看来，简单的角色倒转通常是有问题的——将一种权力或支配关系换成其对立面，只会使围绕权力和支配的制度永久化。

我考虑转向另一种思路，借助神话、民间故事甚至女侦探的形象，将女性的观看方式与好奇心联系在一起——一种用心灵之眼去想去看的渴望。

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去性化，压抑了观看中的欲望元素。

但另一方面，好奇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反思、解码，用陌生化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事物。

”虽然这听起来仍然很模糊，但至少能给我们带来两点启发：一方面，虽然性别差异无可否认，但无论是“性别互换”的指责还是“性转”的想象，本质上来说其实都是对深入理解差异的回避，不改变权力结构的转换，只能是厌女症的重复和强化；另一方面，要理解性别化的观看机制，对其进行结构颠覆，则需要时刻保持好奇心并不断反思。

只有保持好奇心才能发现新视角，这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亟需的——根据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报告》，2023年女性观众占比已经攀升至58%，25-29岁女性主力群体占比提升，30岁及以上成熟女性连年上涨。

新的观众结构需要新的故事。

与此同时，改变也意味着冒犯，在不同领域里，性别议题都被指认为是撕裂公共空间的“罪魁祸首”。

但这就是女性电影的使命，不是自我感动，而是展现历史的当下性。

并不存在完美的生活指南，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空洞的立场，对于任何人来说，形成性别意识都是一个缓慢的具身学习过程。

演员咏梅提到自己是通过“咏读计划”才开始系统地阅读相关书籍的，导演尹丽川也描述了自己从刻意回避女性主义到重新理解女性的变化过程。

女性主义是什么？

不过就是一边挑战“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一边与自身的厌女症作斗争罢了。

本文已发表于《电影评论》杂志2024.9/10月刊

买票的时候看了预告片，没有太高期待，只是觉得电影改名的过程很好玩（原名为“亲爱的妈妈”，很多网友去批评制作方，改为了“出走的决心”）看完却意外惊喜，第一感受是，咏梅的演技太好了，她饰演的女主（李红）一出现，说话的语气、速度和神情，就看得出还原了苏敏阿姨。

第二感受是，制作方的真诚和用心。

电影的很多细节都处理得很棒。

比如，女儿给上路之后的妈妈打电话，女儿这边是夜晚，她看起来有些疲惫，也许孩子们刚吃完饭，刚入睡。

而妈妈这边阳光灿烂，她穿着女儿送的红裙子，站在山水之间。

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这样细节的对比，不仅仅是隐喻。

在我今年开车去了云贵地区之后，才知道两个小时的时差，在傍晚6点的夏天，烈日可以有多耀眼。

我是河南人，在郑州读的大学，影片里的街道和马路让我倍感熟悉，也让我多次深呼吸，因为那也是我出走的地方。

片头一开始女婿吐槽挖路，也是郑州那些年的常态。

“郑州郑州，天天挖沟”这是我读大学时老师挂在嘴边的顺口溜，因此，在郑州的几年里，我脑子里就想好了无论如何都不会留在郑州生活的念头。

2015之后，我也确实没再回郑州生活过，唯一的两次都匆匆而过，一次是我妈出车祸，我去医院看她，待了一晚。

另一次是高中女同学结婚，我去参加她的婚礼，也只待了一晚。

于是，片子里出现2016年的郑州、1982年的郑州，为我补齐了未见过的城市切片。

口音、场景、生活的细节都是我熟悉的，而入片子中一样出走的女人，我却极少见到。

观影的两小时里，我一直在想：“在人口超过1亿的河南，这样出走的女人有多少个呢？

”至少我妈妈，是没能出走的女人。

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想起我妈妈。

当一个女人像片子里的女主一样被生活困住，她却拼命说服自己在“享福”，她不想出走，她的女儿又是怎么样呢？

我一边看着电影剧情的发展，一边回想这些年我和妈妈的生活。

我想起，我哥哥结完婚之后，孙子还未出生，我妈妈就辞了职，从浙江搬回河南，那是我本科毕业的第一年。

她把所有的行李寄回家，回老家之前，先拐来上海看我，那是我在上海工作后，她第一次来看望我，也是最后一次。

我永远记得那个晚上，十一点半准备睡觉时，我爸打来电话，他又喝多了，在电话那头对我妈一顿呵斥和辱骂。

我妈嗯嗯着回应，她的反应如此轻车熟路，而我彻底崩溃。

这个场景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发生过无数次，我预想到，这个场景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还将无数次重复，我受够了这一切，我无法劝四十几岁的我妈继续工作或是继续自己的生活，我无法劝她不要爱自己的孩子，或是放弃自己的丈夫，我自己都刚刚大学毕业，我还是一个他们眼里早晚要嫁出去的女儿，毫无话语权，所以，那个晚上我决定自己先去死，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那是我第一次采取自杀的行动。

从那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持续低落。

我妈回去之后，再也没有一分钱收入，手里有的钱也拿去填补了家用。

我察觉到她精神状态和经济状况的持续下降，那个20年前带着我去商场买上千块衣服眼都不眨的她，在带孙子几年后，走进商场负一楼买一碗面都舍不得。

她四处去捡矿泉水瓶子、纸箱，排队4小时领一个粗制滥造的围巾，变得为了钱发愁，畏手畏脚，似乎一夜间变成了80岁的老太太，毫无活力和信心。

每一年，每一天，我都在想尽办法让她有机会出来，我尝试各种借口，比如称自己抑郁发作精神状态极差，称自己要结婚分手了要手术，制造种种意外，让我妈有理由离家几天，来外地看看我。

她越不肯决定“出走”，我的尝试就显得越可笑。

这场无声的逃离，变成了我们母女之间更痛苦的枷锁。

所以，在我看到电影里，女主一次次被家人期待着留下来，等着弟弟结婚，等着女儿长大，等着女儿结婚，等着女儿的孩子上幼儿园，等着女儿转正.....我再次感受到无尽的窒息，我太懂那种感受了。

支持妈妈、心疼妈妈的这些年里，我背负着“不懂事”“添麻烦”的压力，把自己变成了家族罪人，直到去年年底，我再也不想背负她的命运，决定自己“先出走”。

因为我也常陷入抑郁，电影里对女主抑郁的部分，刻画得也很自然。

黑白画面的处理、乒乓球声音的回响，人在抑郁的心理下，对时间、声音和空间就是那样恍惚和失真。

其中我觉得处理得最好的一段是，她一个人从医院走开，在马路的梧桐树下，对着阳光捂眼睛的动作。

人在抑郁的时候，真的连阳光都不想看到，觉得阳光刺眼。

电影的处理十分温柔，在阳光刺眼的下个镜头，女主就偶遇了自驾游的车队，听说了“自驾游”这个词，捡到了象征远方的头巾，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火苗。

是的，人在抑郁的时候，在被困住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苗，也就有了盼头。

我们想办法给自己种一些火苗吧，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引领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的生活了呢。

片子的开头，女主是家庭主妇时，常常骑着一辆小电动车，工作和家务的间隙偶尔多骑几圈，她的人生半径就只是电动车能到达的地方。

她考驾照的时候，面对教练的嘲讽，对教练说：“我在郑州生活了30年，没出过郑州，最远去了郊区，我想自驾游，你能不能好好教会我开车呢”我也想起，2022年我学驾照的时候，教练评价我：“开车像个男的”并一再延迟我考试的时间，不信任我。

我想起我在报名驾校的时候也很开心地跟教练说“我想买一辆房车，想自驾游”，教练用嘲讽又酸溜溜的语气跟全驾校的人说：“这人的目标是买房车呢”在深夜，女主开车上路，她没有再等，甚至不愿等到天亮再出发。

电影画面里女主的车汇入城市的车海，响起油门提速的声音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如此享受轰油门的声音，也是第一次为“轰油门声音能如此温柔”这种体验差点落泪。

我想起今年的除夕夜，我决定无论如何必须一个人开车上路，在路上过年。

做这个决定时，我也没有车，在此之前我也没有太多的长途自驾经验，这辆车是我一万多块买的二手车，因为着急上路，过年期间各个单位都放假，车牌都没来得及上，保险也没办，可还是必须要上路走，我记得我妈很担心我，准备了一袋一袋吃的，往我车上拎，她偷偷抹了眼泪，我带着一些愧疚和忐忑，选择非走不可，在除夕的晚上，一个人开着高速，看着窗外的烟花。

那是我一个人看过最美的烟花。

除夕那天晚上，一个人开车上路的自由和快乐，今晚再次从这部电影的油门中感受到了。

影片最后，女主隔着一片湖泊，和30年前的自己遥遥相望，20岁的她坐在卡车上畅想着高考、大学和未来，50岁的她站在分期贷款的小轿车旁，看着曾经的自己。

再活一次。

出走，带最实用的冲锋衣，同款国产便宜运动鞋，每次去加油站加油，说的两个字都是“加满”。

这也是我今年从除夕以来，一个人上路两万公里的真实写照。

加满。

她还在路上，没想过停下来，加满。

最近在和书店的朋友们一起共读那不勒斯四部曲，在看到电影里女主父亲，瞒着女儿办了退学，并严厉呵斥女儿不准再继续读书的时，想起了同样因为女儿想上学被父亲从窗户外扔下楼的莉拉。

《出走的决心》里，每一次女主的为了自我的挣扎，脸上的神情，也仿佛看到了书中描述的婚后莉拉的那股劲，那股让父亲、兄弟、丈夫害怕的生命里。

以及，她们为了逃离家庭的束缚，在没得选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走进婚姻，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出走尝试。

哪怕，在电影里，已经做了暗示，女主和丈夫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人。

在下雪天，女主觉得很美，在室外淋着雪，男人觉得冷，关上了门。

女主家里摆放的花瓶和假玫瑰花，是每一位70后女性都会带回家这些美丽，我妈也热衷于买花瓶和假花，在家庭里，女性是掌管审美的神，男性是泼冷水的扫把星。

看完电影后，小龙马和我讨论剧情，其中一个插曲是，说起片子里女儿丈夫，貌似看起来还行，至少比上一辈的丈夫们好多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在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反应是：娜拉的丈夫好像也没有太差。

等我意识到我这个一瞬间的反应时，我冒出了一身冷汗。

我究竟是能忍受多么糟糕的对待呢？

上上个世纪的娜拉都能意识到丈夫的虚伪和自私、冷酷，上个世纪的莉拉也能意识到人人称赞的丈夫有多少问题，可更多的女性（例如我）到现在还在想：他好像也没那么差？

70后的女性都特别厉害，也特别能忍。

中国女性能顶半边天，在70后的这一代似乎更明显。

可她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她们有多出色，她们也承担着“既是薪酬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双重劳动”。

到了我们90后、00后的女性虽然已经部分觉醒，却仍保留了一些观念。

比如，我们太擅长给男性们合理化了，只要男性不至于低到太太太下限，我们永远都能包容。

《出走的决心》里，女婿给女主负了车的首付，虽然是女儿的提议，女婿同意了拿出一万多块钱。

小龙马和我说起这一点的时候，也以此举例说女婿人还不错，至少愿意真金白银的付出，说到如何理解经济上的复出，又想起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本书。

本书的其中一条书评是：“他只是提供了一颗精子，就想干更少的活拿更高的工资，免费享受她的性服务、家教、家政、后勤和情绪疏导，孩子还得随他姓，性别阶级不要太明显！

”书内容的一些摘录：1，无论在哪里，男性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占有，以及对再生产劳动产物，即孩子的占有都不会消失。

其终极性统治达成了社会性的“父权制统治”。

2，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

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3，男性有两套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父权制式的策略”。

第一个是在雇佣劳动中排挤女性；第二个是与男性劳动相比，女性劳动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并将女性关在封闭的牢笼里。

4，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

5，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6，“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7，浪漫爱情（Romantic Love）也许可以将女儿从“父亲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会使其落入“丈夫的权力”的统治。

恋爱的疯狂魔力是挣脱“父亲统治”万有引力的离心力，也是将自己推向“丈夫统治”之下心甘情愿的自我放弃。

8，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

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

9，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10，阶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还是女性的分配。

婚姻规则通过分配女性来控制再生产。

长者对于年轻人和女性的统治是通过对种籽的管理和聘金的管理而实现的。

而年轻男性通过为年长男性工作而得到贵重财产，最终自己达到年长男性的地位。

女性的地位没有变动，因为女性是聘金交换中“被分配的一方”，无法成为财产所有者。

亲属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女性的劳动成果归属于谁，同时决定了对于女性的再生产力分娩的再生物——孩子的占有。

家庭制共同体：亲属集团之中年长的男性压榨年轻人和女性的机制。

01刷到过陈瑾在采访里说的一句话：自由就是你孤独地站立，不依恋，不惧怕。

我想，这或许是每个女孩子，都应该了解、记住，并实时提醒自己的一句话。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恰恰跟这句话相反。

我们被教育去依恋“女孩子不要那么强，你要小鸟依人，你要会撒娇，你要温柔贤惠、懂事体贴，你要找个好人嫁了”，被教育去惧怕“你一个女孩子不要到处跑”“这种工作不适合你”“女孩子跟男人们去争什么呢”“你不结婚，以后老了谁养你”“女孩子年纪大了就不好找对象了”。

这所有的规训和教条，成功的把我们框住了，框的自以为弱小、依赖、没有勇气、没有能力，也从来没想过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我，然后又过上了这些条条框框，这些规训希望女孩子去过的那种人生，结婚、生子、服服帖帖、逆来顺受。

在看《出走的决心》之前，我以为这个电影演的会是上一辈女性的人生，我以为我只是看一看女性们过去过得生活，然后愤恨的骂两句“以前的女性真惨啊”。

可看完之后发现，哪有什么上一辈女性啊，都一样。

就像剧中的妈妈和女儿，妈妈隐忍了一辈子，牺牲了半生，终于攒够了勇气和决心，走了出去，可留下的女儿呢，又成了和过去的妈妈一样的被困住的角色。

02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大概从一出生就开始了，只不过，要到人生的关键节点，或者到自己真正醒悟的时候才显露出来。

电影中的李红，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她甚至比现实中的同龄女孩子还更幸运，更有思想一些，毕竟她80年代就上了高中，还有考大学将来想云游四海的梦想。

但是父母以家庭条件不好为由，强行让她辍学，“你是长女啊，家里是不是也得顾着点，咋不懂事啊”。

“懂事”这个词，不知道坑害了多少女孩子，绑架了多少人的自由意志，为了给自己贴上“懂事”这个标签，所以被要求时要听话，所以要压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要委屈求全，久而久之，自己成了一个懂事的人，却失去了自我。

有多少女孩，生长在重男轻女的环境而不自知，她们习惯了让步、牺牲、受委屈，甚至连自己都成了重男轻女的帮凶，觉得家庭里的哥哥弟弟，男孩子们比自己更重要，“甘愿”把自己榨干了去滋养别人。

李红进厂几年后，就找了个在郑州工作的对象，她说：“远点好，我就想离家远点呢。

”以为逃离了那个不被爱，不被重视的原生家庭，遇到了一个对自己好，心疼自己人，会是新生活的开始，结果呢，只不过是跳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

又有多少女孩子是抱着和李红一样的心思进入婚姻，把它当成避风港的。

我们从小的概念里，“结婚”是一件喜事，人们总说结婚后老公会疼你爱你，找个好人嫁了，就是女孩子最好的归宿。

等后来被婚姻毒打过，或者看见身边人被如何毒打后，才明白婚姻到底是什么，那不是什么避风港，女性在这里从来都占不到一点便宜，甚至它是比原生家庭，更残酷的一个压榨机。

03这个社会在我们的意识里植入的男性形象，是强壮、有担当、可依赖、能照顾人的，可长大后才发现，很多时候恰恰相反。

想起梁永安在一个视频里说的话：很多男人是靠不住的，现在很多女人都是在孤军奋战……你穿着婚纱站在那儿说，好感动啊，我找到了遮风挡雨的港湾，没想到对面站的这个家伙可能是你最大的风雨。

结婚后，李红的老公是什么样子呢，大男子主义、说话刻薄、在钱上斤斤计较，别说疼爱了，他甚至可以说是不尊重瞧不起李红。

人们经常说“男人结婚后就变了”，其实不是变了，只是结婚后，那些琐碎、沉重，把一个人的本性，真实的一面，一股脑的全都摆到了台面上。

李红下岗丢了工作，一辈子都在打零工，夫妻俩经济上AA，老公给予李红的只有打压、指责和漠不关心。

我看他们婚后的相处，便联想到了我自己爸妈的生活。

原本觉得他们算是我身边很幸福的一对老夫妻了，但看了李红的生活，我才感受到，如果代入到我妈身上，她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

我爸小气了一辈子，虽不至于经济AA，但几十年来，数落我妈花钱多，跟她算账，那也是家常便饭。

同样的大男子主义，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下地干活，回到家，男人躺炕上休息，女人要继续操持一家子的饭和家务，吃饭的时候，我爸永远坐最里边，碗里的饭吃完了，一抬手，我们就得去给他盛饭（不过近几年老头变了，勤快了，啥家务都会做了）。

有一次我离开家时，我妈去了娘家没回来送我，她就被我爸和奶奶一起数落，怪她没在我走的时候给我做顿好吃的。

好像照顾孩子，只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一样。

我还记得有一次爸妈吵架，我妈哭到心脏病都犯了，我拉我爸去哄她，结果他开口说出的话是“你别闹了”。

一个女性在婚姻里，到底承受了多少无形的委屈和伤害。

所有人都对这个女性有一个刻板的期望，老公要求她贤惠、勤俭、持家、孝顺，孩子们期望她温柔，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永远站在自己身后，哪里需要就能往哪里搬。

04电影里的李红，仍然是相对幸运的，她有一个疼她的女儿，主动拿钱让她去考驾照，帮她买车，自己请假耽误工作，也让妈妈去练车。

可是老公和女婿又完美隐身了，闺女丢了工作，老公第一时间就是指责李红“你拿了驾照，把闺女给整失业了”，而女婿说“晓雪正好也在家歇一歇，带带娃”，这些话真的句句戳心。

这个家里的男人似乎永远是上位者，他们不会做出牺牲，最多在你做出了牺牲时，象征性的安慰，从来不反思自己，只在出了麻烦时，指责、抱怨，好像他们对这一切都没有责任，只用像个皇帝对大臣似的，点评、审判、奖励、惩罚、指手画脚就可以了。

李红最终还是出走了，她等了女儿生孩子，等了孩子们上幼儿园，又等了女儿找到新的工作，她等不下去了，终于放下一切，狠心出走。

电影中的女儿没有责怪妈妈，而是理解她或者说羡慕她，可我想如果是现实中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决然出走，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要把自己生活的困境责怪到妈妈身上了。

我想到之前看的一个综艺片段中，宋佳说：“我觉得这个女孩，看她会不会狠，她能不能狠，只要会这一点，她就不会太差。

”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都是温顺、懂事、听话，现在，我希望所有女孩子都“狠一点”，这个狠不是坏，而是果决、坚定、勇敢、拎得清、不讨好、不畏缩、不委曲求全，狠狠的爱自己、尊重自己。

就像李红出走时所下定的决心，当她有了一个目标，任何人、任何事都拦不住她，就是这样的狠

它应该在商场、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大屏上、医院的滚动屏幕上、民政局的大厅里循环播放，在小学、中学的生理卫生课上，在大学的开学第一课上给学生免费播放。

让所有人，尤其是对爱情婚姻充满幻想的女人清楚地意识到，你所憧憬走进的生活，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真相。

很多女生到现在还天真地认为，婚姻就是恋爱的延续，是一个男人呵护我爱我，我给他生下我们爱情的结晶，他就会一辈子珍惜我对我好。

别做梦了，婚姻不是这样。

婚姻里充斥着大量被默认为归属给女性的免费劳动，包括但不限于家务劳动、家庭必需品的采购、家庭开销的平衡、生育下一代、抚养&教育孩子健康成长、孝顺公婆……等等等等。

很多你以为是两个人搭伙干的事，实际上都是女人在负担绝大部分的工作，男人往家里拿点家用，偶尔哄哄孩子玩玩，那就算是不错的男人了。

如果他再有个婚前买了房给了彩礼的“壮举”，那么更是一辈子都觉得女人占了他的便宜，应该乖乖地在家当牛做马了。

你们发现了吗？

很多对女性来说重大到足以影响一生的事件，对女性都是遮遮掩掩、骗骗赖赖的，没有亲身感受过的女性，完全不知道其中真相如何。

比如性生活，比如生育，比如婚姻。

“过来人”绝口不提里面隐藏的疼痛、危险，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劳动的剥削，心理的压力，只是含含混混地用一句“别的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来骗你上套。

反正你只要踏进来了，这辈子就很难再抽身了。

绝大部分女性，即便已经识破了这场盛大骗局的真相，也不会拥有“出走的决心”，她们甚至还会劝自己的女儿到年龄也赶快找个人嫁了。

因为她们不知道，女性的人生在结婚生子之外，还有别的选项，她们只会把自己的境遇归结为没有遇到好男人。

潜台词是，她们相信只要遇到一个好男人，女性的婚姻困境就会迎刃而解。

《出走的决心》当然在我看来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经典作品，在技法上它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最好的地方在于没有把原型故事奇观化，没有将之作为个案去呈现，它展现的是最广大的女性困境。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遇到一个不算坏的男人，为什么还能把婚姻过成恐怖片？

《出走的决心》其实拍得非常克制，很多可以被放大煽情的地方，导演尹丽川都放弃掉了，尤其是原型人物苏敏阿姨在家中还遭受过家暴，但是导演都没有拍。

她在首映式上说了，想用电影中的李红，展现更普遍的、常见的女性生活，她们即便没有遭受到极端的困境，光是那些细水流深的日常，就足以令人窒息了。

影片中姜武扮演的孙大勇，没有家暴的行为，他「只不过」是下雨天不给李红打伞，李红给他做了爱吃的菜他习以为常，李红眼睛里进东西了他毫不在意，用训狗式的举动敲窗传达他的“指令”，他不赌不嫖没出轨，在很多男性观众眼里已经算得上是好男人的标准，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李红的「矫情」。

“你们女人还想咋的？

很多男人都像孙大勇那样不擅于表达感情，他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有什么忍不了的？

”我围观影片上映这几天男性观众们的破防，无外乎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父亲甚至是他们自己在婚姻里都是这么个表现，或者还不如电影里那俩男的呢，如果女人都像李红那样受不了跑了，这个世界岂不是乱了套？

△这位打两星的男性观众，看到了外婆和妈妈都面对过相似的处境，把她们的反抗说成“折腾”，认为出走是简单的“招”，没让他眼前一亮。

影片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红开车出来很长时间，接到来自孙大勇的第一个电话，她还有着一丝期待，想着这个男人会不会有一点关心她，结果他说车上的etc卡绑的是他的银行卡，她用了81块钱。

她转给他81块钱，然后把etc卡拔下来扔得远远的。

人是情感的动物，需要同类的关心和认可，苏敏阿姨说她在夜晚露宿大家为了她的安全把她的小车围在其他房车的中央，这是她期盼已久却从未从丈夫那里得到过的东西。

她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给点吃的就任劳任怨拉磨的驴。

如果有人看到了这些细节还不懂她为什么要出走，那只能看作是既得利益者的傲慢。

最搞笑的，就是有男观众说，如果性转一下，李红是个男的，住在他老婆的房子里，自己就做点家务，老了突然说受不了了，不管家里人就出去自驾游，那么还不被骂成是抛妻弃子？

我对这样的“性转”简直嗤之以鼻，这还用得着性转吗？

为什么都说女性是在丧偶式育儿，这不是因为进入婚姻之后的男人跟死了没分别？

明明人在这个家里，但是基本不承担家务和育儿的劳动，生孩子就贡献一哆嗦，到时候还要像影片里的女婿一样，把女儿失去工作在家照顾孩子说成是“在家歇着”。

如果“在家歇着”真这么爽，男人早就天天在家歇着让女人出去工作了。

男人不必拥有“出走的决心”，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被家庭被孩子束缚过自己的人生，他们从来没有在婚姻生活中感受到那么多的无助和失权。

他们可以因为工作忽略家庭，也可以因为追求梦想忽略家庭，但是不会有人嘴他们抛妻弃子不负责任，还会歌颂他们公而忘私或者“男人至死是少年”。

但是很明显，女性没有这样的待遇，因为绝大部分人绕来绕去就是想表达女性要为家庭付出更多。

既得利益者当然不理解奴隶的痛苦了，或者说他们清楚也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否则奴隶们都觉醒了反抗了，他们上哪儿剥削人去啊？

当然，男性观众反驳的诸多理由，并不都是垃圾话，有些对女性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比如他们很喜欢挂在嘴上的好人坏人论，孙大勇在他们的价值观里不算坏男人，甚至还算是个好男人，居然敢娶扶弟魔家庭里的女儿，这么伟大的男人，你个李红还敢挑三拣四，你这个坏女人，把别的女人都给教坏了！

这几天被热议的另一部作品《凡人歌》里的沈磊和谢美蓝这一对面对的舆论环境也是如此，丈夫沈磊被认为是踏实的好男人，在京的公务员，月入8千，稳定有面儿，妻子谢美蓝月入2万投行精英又如何，不是体制内就低人一等。

谢美蓝一开始也是好女人，不要房子车子彩礼就和沈磊裸婚了，两人租住在小蜗居里，房租和日常开销由谢美蓝负责，沈磊的工资全存起来，他的说法是用来应对大事儿。

之后许多年，两人生活条件一直没改善，房子买不起，谢美蓝想买个车沈磊也不同意，后来终于遇到大事儿，谢美蓝的母亲患上癌症，他俩房子太小没法接母亲来照顾，钱不够错过了靶向药的黄金治疗时间。

就连谢美蓝求沈磊和他们领导走动走动帮母亲解决个床位，大公无私的沈磊都拒绝了，他可以在单位无条件做好事帮别人加班，但是拒绝欠别人任何人情。

谢美蓝母亲去世成为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谢美蓝离开了沈磊，转投霸总怀抱，一个典型的被金钱诱惑变坏的女性工具人就这么塑造完毕了。

但是现在，人们总算不再一窝蜂地骂谢美蓝了。

无论是李红还是谢美蓝，都是典型的好女人，为什么一个「利他」的好女人，在嫁给一个男性口中的「好男人」之后，最终都生出了出走的决心，变成了抛夫弃子的坏女人？

很显然，父权社会对于好男人坏男人，好女人坏女人的标准并不是统一的，而是格外双标的。

父权社会并不奖励好男人，或者说并不像赞扬、鼓励好女人那样同样赞扬鼓励好男人，那些真心爱护妻子，承担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的男人，不出去乱来的好男人，在男性内部并不受欢迎，更得不到尊重。

男性会讥笑、调侃这些好男人是怕老婆的妻管严，没有男性气概，如果这些好男人不参与他们内部的猎艳买春行为，不和他们造女性的黄谣，他们就会用各种方法威逼利诱好男人加入，成为他们的一员。

因为他们深知，好男人的存在会拉高男人的评价标准，如果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占了多数，目前的舆论场就不会有男人不嫖不赌不出轨不家暴就算好男人的宽容环境了。

所以，他们在舆论上打压好男人，却习惯性地结成攻守同盟，为那些残忍伤害女友妻子的坏男人找借口，说他们是“老实人”，进一步降低好男人的标准。

与此同时，好女人的标准却越来越高，既要赚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要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生儿子，将儿子养育成龙，孝顺父母，体贴丈夫，最好就是不让丈夫操一点家里的心。

而坏女人的标准越来越低，敢要彩礼敢对男人挑三拣四的那就是坏女人，不想结婚不生孩子的也是坏女人。

△为什么一个为家庭奉献了大半生的女人想要出去走走，也变成了要被口诛笔伐的大罪？

她的前夫没了她能死吗？

他们需要女性成为「利他」的好女人，而不是「利己」的坏女人，因为这将最大程度地保障男性的利益，而男性如果都是「利她」的好男人，则会损害「利己」的坏男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需要多多鼓励一些父权制标准之下的坏女人，因为有她们的存在，我们女性的生活才能多一点喘息的空间。

我更懒得对那些坏女人扔石头表忠心，因为你我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扔石头的坏女人。

生活在一个对好男人要求无限低，对好女人要求无限高的社会，才是女性最大的噩梦。

之前就知道苏阿姨的故事，这一次特地买了票带上母亲去看，我是希望能够唤醒她在家庭生活中被绑架的痛楚，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母亲和苏阿姨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父亲赌博、自私、家庭责任感浅薄，对外人比对家里人还好，经常使唤我的母亲，甚至在一大把年纪还要与女同学调情，可以说就是精神出轨。

哪怕这样，我妈也心甘情愿的，为了家庭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甚至无底线的原谅我父亲做的很多错事。

不管是女儿还是女性的角度，我都能够和苏阿姨的人生经历共情，甚至在很多段落气愤窒息到哭泣——她拿刀扎自己、被女儿责怪束缚、到最后自由的行驶在路上……电影结束灯亮起，我的母亲看到我在哭表示疑惑不解，她觉得这部影片很一般，不太好看，不知道我有什么好哭的，她觉得影片里的很多片段展现出的矛盾是一个家庭中很正常的事情，李红太要强了，丈夫说什么都要争个输赢，他已经不赌不嫖了，就是嘴巴讨厌，爱使唤人，已经很不错了。

果然啊大家对男人的标准就是很低，只要他不赌不嫖挣钱回家，他就是一个好人，包容性不要太强！

当我的妈妈觉得无感，甚至在找李红错误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想拯救她唤醒她个人意识的想法和行为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我带她看多少这样真实的电影，甚至她自己就身处在不停牺牲的家庭漩涡中，只要她自己不想醒、不想进步，谁也改变不了她。

我的母亲甚至借影片规训我，在家庭婚姻中夫妻双方要互相忍让是很正常的，让我性子不要那么激进。

我好痛苦，虽然我没有结婚，但是我过上了跟苏阿姨、李红一样的人生，这样的痛苦是同为女性，同为母亲，同为女儿的我妈妈对我和她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做出的行为反馈。

我知道他们传统的一生一直在被裹挟，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其实并没有消失，仍然潜移默化的种植在女性的脑中，她们已经痛到麻木了，到最后接受这样的事实，并且再把这样的痛苦继续传承下去，就好像李红的妈妈对她说：我也是把馒头让给弟弟吃。

所以她是记得的呀！

所以她也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去付出的呀！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女儿去重蹈覆辙，再赋予理所应当的定义！

这些对女性无形的枷锁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消失？

我作为一个21世纪的现代女性，依然为了这些枷锁而感到痛苦，挣扎无果。

在与母亲没有结果的交谈、争执之后，我最后只对她说了一句话——你们都已经木了，但是我宁肯痛苦，不要麻木。

奥威尔在1936年写成的文章《射象》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戴着面具，脸渐渐长成了面具的样子”。

妻子也戴着面具，脸也会长成式样各异的面具的样子。

——德博拉·利维《生活的代价》阳光有些许耀眼，刚晾晒完衣服的李红感到晕眩。

屋里的丈夫，正若无其事地练习着乒乓球，练完大手一挥，满地的小白球等着李红去捡。

这是她第二次推迟去成都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了。

前一回是女儿即将临盆走不开，这一回是女儿刚找到新工作，家里没人照顾小孩，她不得不再一次把行程取消。

过去这三十年，李红都在郑州。

在这昏暗的几十平米里，忙忙碌碌，忙成张爱玲笔下“没时间思考的乌壳虫”，她找不到自己存在证明。

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这个母亲形象，其实并不陌生。

“她”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妈妈模版——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

“她”过的是从烘培、缝纫、洗衣到带孩子团团转的生活。

“她”严格遵守异性恋母职文化的两条核心准则：母亲应该是主要照料者，母亲应该是无私的。

这无疑极具压迫性。

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现在文化视野中的好妈妈典型发生变化。

受到第二波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能轻松顾全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成了完美典型。

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这样描述：“她一副职场妈妈的派头，大步向前，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着面带笑容的孩子。

无论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她都在前进…她自信、主动、解放了。

她成功打入了男人的世界，却未丧失女人的气质，而且全靠她自己做到的。

”可惜，理想照不进现实， 不过十年时间，职场妈妈们已经深刻意识到，拼尽全力也拿不到两头100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职场妈妈在统计学上已成常态。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推动《职场妈妈不下班》等书的出现，舆论开始关注职业妇女的“第三轮班”。

理想转向“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崇尚巧妙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型女人。

这里不再强调“全靠她自己做到”完美，而是鼓励女性放松对家庭的控制，就像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劝的：“Let it go”，或者非裔女企业家蒂法尼·杜夫（Tiffany Dufu）新书的标题：“Drop the Ball”，撂下挑子。

平衡型女性，更注重在“平衡”里找到快乐——平衡之道本身成了女性进步的新标志。

21世纪以来，女性学历提高、就业率提高，母职的“酷儿化”等声音此起彼伏。

传统好妈妈-坏妈妈的二元对立被打破，衍生出更多复杂细腻的形象。

以往被视为禁忌的感受和经历，在自媒体上被广泛分享和讨论。

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自主赋权，被积极提倡。

真实或虚构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妇女形象遍布银幕，电视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凯特的外遇日记》中的凯特，有九个孩子的女企业家海伦娜·莫里西（Helena Morrissey）。

国内电视剧《三十而已》、《玫瑰的故事》里，也不断出现像谢丽尔·桑德伯格畅销书中劝导的女性——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

过去这个世纪，社会的理想母亲形象看似一直在变，矛盾却更凸显：平权观念和经济需求，鼓动着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独立职业人士；优绩主义等社会评价体系，又要求妇女抽时间来生孩子，并尽心尽责地抚养他们。

自由主义话语在一旁吟唱着“平等”，女性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主流观念，却从未改变。

内卷浪潮下，日益加重的教育压力，迫使家庭分工去进行调整和改变。

直面这些矛盾，并挣扎着理解如何去认知这些矛盾，是身为女性绕不开的现实。

第一部分 关于母职的三种矛盾一、育儿时间的矛盾：长辈、丈夫的支持有限回到电影《出走的决心》，这个故事里除了李红，还有另一个“妈妈”——李红的女儿晓雪。

晓雪曾一度达到理想的“事业和母职无缝衔接”的平衡状态，依靠的是她的妈妈李红帮忙带小孩，她得以放心投入工作，甚至顺利升职。

但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假设不是李红主动出走，而是她因为生病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照料外孙，晓雪的“完美”轻易就会被打破。

尽管母亲大多被描述为“可以选择”的，但大多时候，她们并没得选择。

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那些，看似能将事业和母职兼顾的女人，但凡事业、家庭双丰收，其多半是可以仰赖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服务，而得以脱身家务劳役，全力以赴奔业务。

但这个模式也很矛盾：看孩子是一件极需精力和体力的事，而老人日渐衰退的身体容易疲惫，很大程度只能依靠电子产品辅助带娃。

平衡的艺术，包含的另一层文化暗示是：将另一半培养成“真正的伴侣”，是女人的责任。

可是，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紧密关联。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沙尼·奥加德教授，采访了35位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都属于中产阶级，都受到过高等教育，负担得起育儿开销，却放弃高学历和成功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在谈到缘由时，很多人都提到丈夫高强度、高要求、高时长工作的影响。

丈夫们在工作日见不到醒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他们早早离家，等孩子都睡着了才回来。

” 塔尼娅是两个女儿的全职妈妈，她过去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时她也会劝丈夫试着每周和孩子们吃一顿早饭。

“然后他说知道了，但从没兑现过。

不过我能理解，因为我也当过律师。

”塔尼娅解释道。

哈佛商学院兼性别研究院罗宾·J·伊莱（Robin J.Ely)曾一针见血指出：“阻碍女性职场之路的，并非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特殊挑战，而是在当今企业文化中盛行的过度工作。

这才是问题。

”这种职场高压高时长的趋势，一直与英美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相关。

在精英职业里，赢家全拿或锦标赛式（tournament-style）补偿机制激增：法律界、学术界的“非升即走”，销售和商业环境里的“末位淘汰”，时刻在拉紧中产的神经。

这些体系在慷慨奖励员工超时工作的同时，也在惩罚那些不愿意遵从的人。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加重了家务分工的不平等。

虽然受访的这些家庭，大多都用得起托儿服务，也都雇佣了清洁工，但是寻求托儿服务、管理育儿工作、管理日常家务的担子，还是在妇女身上。

孩子生病了带去看医生、请假照顾、陪练乐器、辅导家庭作业、出席幼儿园或学校的活动，接送他们参加培训班和社交活动，这些几乎总是妈妈们的任务。

对于试图两手抓的职场妈妈，不确定因素更多，包括：工作场所的文化制度与兼顾家庭的理想格格不入、升职通道狭窄，男女工资差距、劳动合同不稳定、缺乏妥善而持久的育儿支持，还有最重要的，身边所有社会关系里的人，依旧在用死板的社会标准和自相矛盾的文化再现，对她们的决定作出衡量评判。

当家庭里有一方在日益激烈的高阶行业工作，薪资较低的一方（通常是女性）选择退出职场，以辅助整个家庭达到最佳成就，似乎是在不牺牲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养家者收入能力的方式。

二、社会期待的矛盾：好妈妈？

坏妈妈？

做什么都不对美籍华裔作家陈濬明在她的小说《完美妈妈制造局》里，讲了个恐怖乌托邦故事：未来社会以极严苛的标准要求母亲“完美”。

一位母亲因为过分劳累，让18个月的女儿单独在家呆2个半小时被发现，就被认定为“坏妈妈”，被勒令必须彻底离开，抹去自己，以确保她孩子的茁壮成长。

这故事看得我一阵阵起寒战：如今内卷哄抬着育儿标准不断拔高，仿佛也在将作为母亲的我往故事里推。

社会对母亲的期待越来越高，这让很多妇女深深陷入自我分析及矛盾心理里。

社会论调说着“妈妈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又对一切指手画脚：过度关心或者过度疏远，过度强势或者过度纵容，仿佛都是“妈妈”的过错。

“妈妈”依然是唯一会被指控缺席孩子童年的人。

当前社会将“全职太太”呈现为一个积极形象，靠的是将其与家务生活和主妇的贬义色彩区别开来。

沙尼·奥加德教授对英国报刊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中，“家庭主妇”（housewife）一词的使用频率很少（仅占299篇样本的1%）。

相反，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不断将中产全职妈妈浪漫化：时尚辣妈，少女妈和英美的Yummy Mummy之类词的出现，背后不仅是推动妇女形象的焦虑，在消除妇女可能拥有的其他身份时，也在试图“证明”职场妈妈对孩子有负面影响。

贬低“全职妈妈”形象的一方，火力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种是空泛地将全职妈妈想象成资产阶级娇气女，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另一种论调认为全职妈妈带的小孩更容易焦虑、抑郁，更容易感觉到压力。

这里同样暗含着对妇女形象的要求。

一个女人只是母亲，不足以获得认同。

“她”还应该有个职业，在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里去幼儿园或者学校，累得要死也得展现性感。

社会严苛的标准变成：女性的身体，在怀孕时、刚生产完、以及在之后的多年中，都必须在美貌和形态上符合异性恋标准。

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利特勒指出，对Yummy Mummy的理想化描述，“把子女养育说成纯粹私人的问题，实则掩盖了那些政策带来的后果”。

它将母育简化为’心理成熟’和’个人选择’：的个体化问题……而对经济和优势地位避而不谈。

”这种舆论倾向的出现，有它的社会背景。

在英国，这通常正值国家停止育儿福利，用人单位普遍不支持弹性/兼职工作的时期。

国家和企业一边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一边激励招募妇女有偿就业；一边试图把照料工作推给家庭和社区，一边却在削弱家庭和社区照料能力。

照护的缺失，这次也成为美国大选主要议题。

最近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政纲里，就包括有：为4岁儿童建立一个普遍的学前教育计划，为数百万工薪家庭提供每天10美元左右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恢复大流行时期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

哈里斯还提议为有新生儿的家庭额外增加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这一代女性从小到大都明白，遵从父权制的契约，将会延续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

她们读着《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希望与周围的公共世界接轨，而不是割裂。

但面对无法平衡的现实，很少有人像李红那样有“出走的决心”。

很多人将问题归结为自身不够强大，不够达到“向前一步 ”的要求。

通过“我不是职场妈妈那种性格”，“我没有那种野心”的自我说教，把困境内化为个人的失败。

视频自媒体上常能看到：“全职妈妈怎样带娃赚钱两不误”、“35岁全职妈妈X年，我是如何实现月入5位数”之类经验分享。

可底下留言经常会出现：“好羡慕啊”，“为什么我不行呢”之类的自责。

“让生活贴合幻想的做法里，包含了多少要强啊？

”《残酷的乐观主义》里说道。

第二部分 三种处境：精疲力尽的母亲试图找到对的路可以看到的是，不管生育后是否回归职场，女性都更倾向肯定她们当下的选择。

对大多数全职妈妈来说，一旦回到家中，她们会逐渐意识到，作为家庭主妇和地位维持者，她对强化这个家阶级成功和幸福的重要性。

对于有能力雇佣清洁工的家庭来说，妇女更可以专注在一些有意义和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比如密集的母职、社区/志愿工作，以及更多的休闲时间。

进入工作场所的女性，则往往更离不开工作。

在《时间困境》对五百强公司阿莫克员工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妇女賺得越多，就越对非全职不感兴趣。

“工作之于女人，就像妻子之于男人。

”企业在努力营造轻松温馨的氛围，而回到家里，会有一堆杂务让她们疲惫不堪。

“两个世界莫名其妙颠倒了。

”但每个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或多或少在对抗着社会的眼光，无论她选择哪条路。

一、全职妈妈：退出职场作为一种策略沙尼·奥加德教授在《回归家庭》里采访的高学历妈妈们，将退出职场视为高压市场竞争下的一种策略。

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是，眼下精英职业的职场环境，一方面不利于女性发展，一方面也将“丈夫们”困在高工时的职场里脱不开身。

她们深深明白，如果两个人都追求工作成就，势必减弱家庭的传统功能与价值，小孩就会成为这场社会文化变迁下的牺牲品。

虽然很多女性离开工作的初衷，并非为了帮助丈夫事业的“提升”，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策略带来的经济和家庭利益优势也会凸显。

这样的做法，被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称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是美国中上阶层家庭实行的一种养育模式。

中产阶层通常对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和未来更加敏感，这些母亲通过退回家庭“密集型育儿”，激发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培养他们的天赋，辅助其掌握对未来有利的能力，最终目的是维持中产阶级的地位，防止下一代的阶层跌落。

“孩子不会正儿八经地来找你说：妈，我需要跟你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一件大事。

而是在你开车送他去钢琴课途中，从车子后座嗫嚅地说：妈，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名校毕业的妈妈梅格这样描述道。

她的孩子分别是四岁、八岁和九岁。

她继续解释：“这些闲聊可以让我在匆忙中，关注到孩子细微的心理变化，给予他们一些指引。

如果我不在他们身边，或许有其他人替代，但也或许别人会看不出…他们想要谈的迹象。

”记者丽莎·贝尔金（Lisa Belkin）在21世纪初撰写过一篇报道，指出从顶尖名校毕业的女性，选择退出职场的比例高于一般学校毕业的女性。

这些女性，即使在全职妈妈期间，也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成长，不是参与社区和志愿活动，承担创造性的工作，就是选择继续深造，读研读博。

试图以身作则，让孩子看到人生的可能性。

从另一个层面看，因为在学历、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人脉上的优势，这些女性也更有能力承担转换跑道的适应成本，尤其是接受重新训练、较低的收入以及失去升职通道的损失。

当工作时长和母职无法相融，“选择退出”（opting out）成为中产阶级降低家庭与工作冲突的最优解。

二、职场妈妈：“拼命三娘”和被需要的“改变者”相比全职妈妈，双薪家庭感受到的职场高压，更加直截了当。

市场竞争下的中国职业女性，越来越像“拼命三娘”。

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里，41.9%的女性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同时还操持家务，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

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智联数据显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

46.9%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11.4%。

不过在薪酬平等方面，我国有明显改善。

2023年，女性的平均薪酬为8689元/月，与男性的9942元/月相比，差距约12%，而2018年差距为22%。

总体来看，男女薪酬差距正逐年缩窄。

更隐蔽的压力，在“第三轮班”。

伊芙·罗德斯基在她的《公平竞争》一书中写道，“职场妈妈比职场爸爸的自责情绪要严重很多，尤其在错过了’本该和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刻，母亲的自责情绪更为明显。

”有条件的职场妈妈，会竭力寻找一个稳定可靠的育儿搭档。

曾任耐克全球服装副总裁的明迪·格罗斯曼（Mindy Grossman），就称自己的保姆雷兹为“秘密武器”，把她一留就是20年。

因为有保姆帮忙带女儿，格罗斯曼才得以在事业上顺风顺水，执掌耐克的6年时间里，耐克的全球服装业务营业值增长到40亿美元。

接下来，她又当上了家庭购物网络零售商HSN的首席执行官。

更多的职场妈妈们，则通过尽可能把所有家庭活动外包，争取工作时间。

钢琴课、心理咨询、课业辅导、娱乐，甚至很多家庭吃饭都经常在家庭之外。

与此同时，她们也努力珍惜和保护“优质时间”——安排集中的共享时光，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以保证关系不会遭受品质上的损失。

职场妈妈，尤其是女性高管的存在，被寄予改变女性职场环境的希望。

梅根·施密特（Meaghan Schmidt）是全球咨询公司艾睿铂纽约地区的执行董事。

她在职期间，不但在公司里发起父母资源小组，后来还牵头为来公司上班的哺乳期妇女们提供母乳运输服务。

可惜女高管在企业中的占比，仍旧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贝恩公司和史宾沙2023年共同发布的《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显示：在中国，只有19%的高管是女性，该比例低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后者约25%。

三、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有助平衡的“妈咪路线”？

选择自由职业，或者创业做妈妈企业家，常被媒体描述为充满弹性的“妈咪路线”。

零工经济、共享经济能提供一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全职工作无法比拟的。

妈妈企业家，看上去也是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绝佳途径：为自己工作，规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协商自己的工资，做自己的老板，以此摆脱福特式朝九晚五日程枷锁。

政府也鼓励“女性企业家”，因为这既能够“唯才是用”，又可以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导致的工作弹性衰减的问题。

只是，将工作从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

看似“自主赋权”，实则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界限。

这意味着，想要自由掌控自己时间，毫无可能。

自由职业还有着大家都知道的缺点：比如缺乏雇主提供的福利保障（社保医保等），不如传统职业生涯那样有发展机会，在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保险等金融产品方面遭遇不公，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因信用/资产不足，无法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以及小型企业因合同条件苛刻、结算周期过长等面临无数困境。

此外，因为收入的不稳定，无论是零工兼职，还是妈妈企业家，妇女都极少会鼓励另一半多参与照护孩子。

这种模式下的母亲，不但是育儿主力，同时还需要在居家的状态里具备经济生产力。

缺少足够支持的个人赋权、创业精神，背后巩固的还是妈妈们“平衡”的艺术。

第三部分 放低“自责”找方向：照护的价值需要被看见电影《出走的决心》里，压垮李红心理防线的那一瞬，是她刚做完全家人的饭，忙着收拾杂乱的客厅。

而女儿、女婿和丈夫围坐在桌边笑谈，互相庆贺着各自取得的社会成就。

餐桌边没有她的位置。

“看不见的母亲”在这个场景里被无限放大。

据麦肯锡统计，在中国，女性完成的无偿护理工作是男性的2.6倍，其中超过60%是日常家务活。

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

基于最低工资数据保守估算，相当于每年10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承认家庭无偿护理工作的价值至关重要。

在改变家庭劳动分工的努力上，“全球最适宜女性居住的国家”瑞典，或许能给到一些启示：在瑞典，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高达90%。

因为社会体系为同一家庭中的母亲和父亲分配了单独的、不可转让的带薪休假，以此诱导男性带薪休假。

瑞典政府保证有充足且低价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

孩子在1-2岁之间，就可以进入有政府严格监管的托管体系，每个月的幼托费上限是1287瑞典克朗（约891元人民币）。

同时，瑞典政府还给父母拨发“儿童补贴”（barnbidrag）：在孩子年满16岁之前，父母都能领到每个月1050瑞典克朗（约727元人民币）的固定补助，。

瑞典妈妈几乎都有工作，因为她们不用考虑家庭和工作怎么平衡的问题。

除了瑞典，加拿大魁北社克省，冰岛也有类似的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的政策。

这反过来，也说明了这些社会里对孩子和母职的重视。

就在今年7月，瑞典又出来一项开创性的法律，允许祖父母在照顾孙子孙女时，享受最高三个月的带薪假。

根据这项法律，父母可以将他们丰厚的育儿假津贴转移给孩子的祖父母。

虽然国情不同，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运转方式，有它的水土，难以简单复制。

但究其根源，他们认为孩子是社会的，社会愿意为父母生养孩子扫清障碍。

在政策背后，是照护的价值被看到。

我身边有朋友，私下会说，为什么关于母职困境这种故事，总要被反反复复拿出来讨论？

看现在生育率都这样了，说这些不是只会加重大家不生育的意愿。

换个方向想，养育孩子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

只有母亲的困境反复被看见，舆论环境有所改变，照护的价值受到认可，生育意愿才可能有改善。

精疲力尽的妈妈们进退两难。

但如果你跟身边有女儿的女性谈及未来，她们也会流露希望，希望属于女儿的未来是更轻松、更公平的。

只不过，为这更好的未来，她依旧要付出比他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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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姐大我很多岁，嫁到了我们隔壁县，她老公爱喝酒，喝多了爱打人，年轻时她还没认命，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会跑回娘家，有一次她被打回了娘家，也就是回到了我们村，她在房里哭，她的家人围着她，站的站，坐的坐，听她哭诉她的委屈。

她说，我早就说我要离婚，妈就非不让离，说什么一梳梳到底，婚不能离，还说他会改，我就不该听你的话，我挨了他这么多年打，你们有谁真的帮过我？

我当时很小，不到10岁，这种场合不应该有我的位置，但我出现在了门口，听到了表姐的哭诉，我靠着门框，扭头看着屋外悠闲的鸡和烈日下田里的稻谷，不敢看她的脸，当时的我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害怕看到一张被暴力伤害过，留下淤青的脸。

《出走的决心》里，也有这样一幕，李红靠着门框，说要离婚，父母弟弟一开始问什么，后来说孙大勇的好话，最后说出了现实：家里没有多余的地方容纳李红和晓雪这一大一小。

后来我上了初中，和我妈独自生活了几年，当然我初中开始住校，一周回去一次，所以多数时候是我妈一个人生活，那是我和我妈最轻松的一段日子，不用担惊受怕，不会有人不定期把家里东西砸的稀烂，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

她说，离婚了你怎么办？

你爸不会让你跟我，而且，离婚了我们又能去哪呢？

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当时没听懂后面这句话，只听懂了前面的，我以为我妈不离婚是因为舍不得我，后来我长大了，逐渐明白我们农村的女孩，长大离家就意味着没有了家，我们得去创造自己的家，所以长大后我才明白，我妈不离婚，更多是因为离婚后她无处可去，正如《出走的决心》里，李红对女儿说的那句【离了我能去哪】一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这是我生活中经历过的事，也是《出走的决心》里演的事，所以这是一部献给广大被困在家庭里的中国妇女的电影，所以我很爱这部电影。

很多女人选择结婚，只是为了从一个家庭逃离，逃向另一个可以容纳自己的地方，当然很快她就会发现，这样的逃离只是把自己从一个地方禁锢在另一个地方，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有儿有女的家庭，教育资源会倾向儿子，经济资源会倾向儿子，女性贫困由此开始，并不会由此结束，到了社会上，资源向男性倾斜的情况只多不少，这样的社会背景只会加重女性贫困，往后很多个无法自主选择的时刻，都是女性贫困带来的后果。

李红和孙大勇从来都不是一类人，她看到下雪会感叹下雪真美，而他会感叹下雪真冷，其实这样的不同始终存在，这是两人本质的不同，一辈子都无法改变，无法磨合，能对生活感知到痛苦却不懂如何表达这种痛苦的人，是很不幸的，他们往往活的比别人辛苦许多，李红就是一个能感知到痛苦却不懂如何表达痛苦的人，她拿着水果刀对着丈夫让他告诉自己她到底图啥，这样的歇斯底里从来都不是对外，而是对内，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刀子扎向的是她自己的胸膛。

伯格曼有部经典的电影叫《婚姻生活》，《婚姻生活》里有一段是一对中年夫妻去办离婚，排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年夫妻，妻子坚持离婚，丈夫坚持不离，妻子沉默寡言，丈夫喋喋不休，他不能理解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老太婆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在许久的沉默后，妻子开始了她的叙述。

她说，15年前我就告诉我的丈夫，我不爱他，他说等孩子长大再说，现在我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离家，我已经尽了我做母亲的义务，现在我可以离婚了。

她说，我觉得我被困在这段关系里，我的感觉，我的知觉，我的听觉都在消失，我生命中的一切机会都在流失，我脑海中有一副描绘自己的画面，但它与现实不符，我告诉自己我还有爱的能力，所以我要改变这一切，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剔除与我丈夫的关系。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么严肃探讨亲密关系的电影，这之后便一发不可收，看了一部又一部。

从小学时听到表姐哭诉婚姻带给她的苦难开始，我便一直在等待，等待身边能有一个摆脱糟糕婚姻关系的女性出现，我想如果有其他女人能做到，也许我的妈妈也能做到，也就是说我在等待一个李红的出现。

小时候我没等到，于是我转向电影中去寻找，现在我三十几岁，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早在几年前，就有越来越多李红的出现，直到今天，终于在大荧幕上看到了李红的故事，这样的时刻，让我为之颤动。

最后，很多女孩说要带妈妈去看这部电影，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女性主义的本质是尊重，平等的尊重，新时代的女性把自己的思想硬套在母亲身上，并不是平等的尊重，李红能有出走的决心，是因为她始终都是一个这样的人，很多女性没有这样的决心，并非她盲目，她懦弱，而是她本身已经能够自洽的与自己相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并不需要这样的决心。

所以，想要带自己妈妈去看这部电影的女儿，最好先判断一下，自己的妈妈需不需要这样的决心。

最后的最后，《夏日最后的玫瑰》这个音乐贯穿全片，原曲是首古老的爱尔兰民谣，我第一次听到是在《三块广告牌》里，那之后这首曲子一直在我的歌单里，所以电影中，李红与孙大勇第一次约会，他去买汽水，李红偷偷观察他时，这个旋律一响起我就认了出来，《三块广告牌》讲的是一个在巨大丧女伤痛中用自己的方式保持坚强的女人，《出走的决心》讲的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中努力自救的女人，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直放着这首曲子，总之，我们都是很厉害的女人，虽然我们厉害的方式各不相同。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现实中的李红与丈夫离了婚，为了离婚她支付了前夫16万分手费，如果之后阿姨开始直播带货，或是开始接入其他商业化模式，希望大家能对她宽容一些，不要骂她。

女性困境的代际传递，让人愤怒、无解又难过。

尽管能看到时代变迁下女性进步意识的复苏与觉醒，但被传统性别秩序荼毒了几个世纪后，异化的个体却很难抵抗生活的惯性。

影片把两位丈夫的角色设置的很巧妙。

如果说姜武角色是集封建大男子主义特质于一体的大爹，那对比下张本煜角色竟衬托成新时代经济适用男甚至高质量男性。

虽然有进步，但仍未改变太多，仍有太多需要改变：从外化的、显性的肢体暴力与压制，到内化的、隐性的精神“抚慰”，结构性的压迫与不公平从未真正彻底改变。

围绕生育困境、家庭劳动的矛盾从过去潜藏在底，到如今摆在明面摊在阳光下，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哪里？

影片的缺点也很明显，尤其是李红女儿小雪的几处转变比较生硬，从前面对母亲的理解与妥帖到重回职场后对母亲的冷硬与“绑架”，堪称断崖滑坡式的转变。

有影片长所限的原因，但细想之后，也更觉残酷与恐怖：解决自己困境的唯一方式，竟是将困境转移到另一个女性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对母亲理所当然的“压榨”。

电影把一个真实立体有私心有取舍的人呈现出来：再熨帖的“小棉袄”，在自身利益碰撞摇摆的抉择时刻，也不免“食言”。

高喊女性主义口号固然不那么费力，但让口号在自己的手中落地，却是格外艰难。

女性是一种处境。

鲁豫在映后提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最终都会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片中很多桥段感觉离自己很近，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咏梅很好；姜武演得传神，把一个大男子主义爹味男的特性演绎的淋漓尽致，戏剧性与纪实感兼备，气得让人乳腺增生。

我昨天看了个电影叫《出走的决心》。

我准备聊一聊。

我以前都是写文章，现在呢，我也懒得写了，我就直接用音频聊吧，做个播客。

这里面会有一些剧透，但剧透我觉得不影响吧。

你要担心剧透你就别听了。

讲的是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咏梅演的。

她一辈子到了50多岁的时候，做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决定。

她这人呢，小时候就是十几岁，说要考大学嘛。

她父亲说家里面五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就希望她能分担一点家里的负担，就不要考学了，早点找工作挣钱。

所以成绩很好的她就没有考大学。

这个其实是他父亲的失误。

就说在这个家庭里面，父亲是一个非常没有远见的人，葬送了女儿基本上是一辈子的前途。

后来她结了婚之后，因为学历不行，只能去扫大街啊，打零工啊，就这样活到这个50多岁。

因为她父亲不让她考学呢，她跟家里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她就呢想早点离开这个家，就想嫁人。

她也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

约了一个男的，看那小伙子长得还不错。

小伙子就给他买了瓶汽水，买两瓶汽水，一瓶一毛五。

小伙子呢，有点抠，但是呢，她因为没有恋爱经验，她觉得小伙子还不错。

小伙去她家呢，带了4块点心吧。

她家里面5个人，还不够分的。

她父亲呢，就嫌这个小伙子有点小气。

其实啊，就是这个小伙子，跟女主角的父亲呢，是有点像的。

所以说，男人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男人的弱点的，但女人有时候看不出来。

他俩认识没多久，有一回呢冬天，这个女孩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就下起了雪，她就感受到了一阵浪漫。

她就跟那个男的说，你再回来我们就领证吧。

就这样草率结婚了。

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悲剧的根源啊，其实在于一个女孩是轻易的走入了一段错误的婚姻。

她如果嫁一个好点男的的话，她其实一辈子不会这样子。

这个男的就是他的问题，其实不仅仅在于抠，抠实际上是他身上一个很小的毛病。

就里面有两点我是非常不能容忍的：一点呢就是那个男的是农村人，然后这个女的呢是县城的，算是这个城里人。

男的呢就有一种自卑感，就想打压这个女的。

回到他老家呢，让这个女的呢去给家里面这些亲戚啊，长辈啊做饭，做一大桌子菜。

饭桌上呢，女的拿了一个烟灰缸，因为男的抽烟嘛。

这个男的呢就说，抽烟为什么要用烟灰缸，把这个烟头扔到地上不就行了吗。

所以，坚决不用，认为那是城里人的优越感，毛病。

这个很可怕，就表示这个男的是一个拒绝文明的人。

就我今天啊，我虽然说自己也了解一些国学啊什么的，但是我很反感一些天天谈国学啊这种人，包括谈佛教这些人。

大多数人我挺反感他们的，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拒绝文明，拒绝一种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动不动就老祖宗怎么怎么着啊。

我听那个可烦了，老祖宗的东西你懂的还没我多呢。

我想说的这两个点呢，一个点就是这个男的逼他老婆喝酒啊。

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能容忍的。

男的跟他叔叔一块吃饭，他叔叔呢，端起酒杯，说要敬侄媳妇一杯。

这女的说我不会喝酒啊。

那不行你必须得喝。

女的勉为其难喝了一口，喝一口不行，逼着女的把一杯酒给干掉啊。

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反感。

我以前写文章也提过两种事情我很看不惯：一个是让小孩给别人敬酒，一个是让老婆给别人点烟。

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做，我不仅不会做，非常反对这种事情。

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男的，他逼他老婆杀鱼。

他呢喜欢钓鱼，从河里钓了一个5斤的大鱼，让他老婆红烧。

钓回来还是活的，他老婆说这活蹦乱跳的怎么弄啊，我不敢杀。

男的呢就拽着他的老婆，拿刀往鱼头上面砍，连着砍了好多刀。

就你从这种行为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人的暴力倾向啊，他没有一种慈悲。

所以说就是一个是逼喝酒，一个是砍鱼。

这两个事情里面任意一个事情我都绝对不能容忍。

我要是个女的，我坚决不能跟这样的男的一块生活。

当然我是男的，我也不会跟劝我喝酒或者说逼我杀鱼的女人一块生活。

后来女的回到自己娘家，就说想离婚。

他爸爸妈妈还有他弟弟都问，说是不是这个男的在外面有女人了，没有。

是不是这个男的打你了，也没有。

那既没有女人，也没有打你，又没有什么赌博之类的，怎么就过不到一块去呢。

所以这女的娘家人呢，也没有一个人理解他。

她老公就是那种典型的甩手掌柜，在家里面，爱好钓鱼啊，然后打个乒乓球啊，什么家务活不干，指挥老婆干这个干那个，完全把老婆当个保姆。

在外面呢，给人当孙子，回到家里面把老婆当孙子啊。

这种男的。

不过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女儿啊，小时候很争气。

小时候呢，一开始呢，就强烈建议她妈妈跟爸爸离婚。

但这个女人呢，习惯了，不忍心。

她说等你上大学以后，但上了大学呢，这女孩呢，又要谈恋爱嘛，要结婚。

女孩一开始是不打算谈恋爱的，后来碰到一个男朋友，觉得小伙子不错，还是谈恋爱结婚了。

结婚生了小孩之后呢，有一个转变，那个转变我觉得在编剧上还是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她从小就支持妈妈，站在妈妈这一边。

但是等到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因为她妈妈得抑郁症，然后呢想去驾校学车，想出去玩。

她呢连续请了好些次假，后来工作就被裁员了。

裁员之后，她新找到一工作的时候，他妈妈想第一次去成都参加同学聚会。

这个女孩就不乐意了，说你去了小孩怎么办，我不能再因为小孩再丢了我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这个实际上就是规训呐。

所以看完这个电影，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这个电影总结啊，就是一句话，三代男人都不行。

第一代男人呢，不让女儿考学。

第二代男人呢，逼着老婆喝酒杀鱼，把老婆当保姆。

第三代男人呢，就这女主角女儿的老公，希望老婆做一个居家看孩子的女人。

主角的女儿失业之后呢，她老公就说没事，你反正正好歇歇，在家带孩子。

这女的就毛了，说，你觉得在家带孩子比上班轻松是吗，你怎么不辞职在家带孩子。

其实现在城市的这个很多女性，不愿意结婚生小孩，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一旦结婚生小孩的话，她们自己要做出非常大的牺牲。

我们看这个女主角，她女儿实际上也是被归训了。

因为她会慢慢建立起来一种观念，就是工作很重要。

实际上工作没那么重要。

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有钱。

你要没有钱的话，工作确实很重要。

那么到底有多少钱才算有钱呢？

我觉得可能取决于你的一个挣钱能力，一个是你的消费观。

你要是没有太强挣钱能力，然后又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话，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不能持续嘛。

但如果说你也不怎么花钱，你挣的钱够你花的，我觉得这样就OK。

这样的话你就相对自由嘛。

你看不惯哪家公司，看不惯哪个领导，你随时有撂挑子不干的权利嘛。

所以说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缺乏的并不是勇气，而是头脑。

你再有勇气，没有钱你能干什么。

片子里面姜武演的这个老头啊，虽然说是特别的可恶，但是他有一句话说的其实还是蛮对的。

他老婆要自驾游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一个月2000块钱，你连高速费你都交不起。

这句话其实说的很现实，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追求那一种生活。

而且呢，我看完这个电影，我还想说的就是，不仅仅是时代、社会、生活、婚姻、家庭、工作这些是规训，就是你向往出去看看、到处旅游、自驾游啊，包括直播啊，这些也都是规训。

当你没有钱，你出去穷游是非常辛苦的。

你可能得自己学着去换轮胎呀、修车呀、拖车呀，然后你可能在刮风下雨的夜里，你只能住帐篷，也非常辛苦，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只不过电影里面就没有展现太多那方面的辛苦。

我发完朋友圈，有人就问我怎样才能不接受规训呢。

我说这个其实是天生的，你天生是一个不受规训的人，那你就不接受。

你天生是的话，那你就受规训。

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

凡是你觉得重要的事情，你觉得意义重大的事情，都在规训你，都会给你带来代价。

但很多人有时候就会乐此不疲的为这些事情去付出，比如认为自己的工作特别重要，认为自己的学业特别重要。

所有你羡慕的人都在归训你，鄙视你的人也在归训你。

你如果受他们的鄙视，或者说去羡慕他们，那你就被归训了。

今天家长也卷，小孩也卷，不就这么个情况吗？

如果说我有小孩，如果是这个小孩学习不行，我就会认为这是小孩没生好啊。

你生小孩的时候，没把他生成一个高智商的人啊，那你就不要在后天再去逼他了，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他培养成一个善良的人，拥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然后你帮助他找到他适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一技之长，这个是可以找到的，跟智商关系不大。

只要说他不是这个天生的智力障碍儿童，一般来说就没有问题，除非他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

当然，小孩如果生长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那个也是父母没有本事啊，这个不怪小孩啊。

我之前写作班的时候讲过这个，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怎样培养杨振宁的。

他那个教育方法太高级了，那是100年前，比现在的这个家长海淀家长卷娃这种行为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

大家可以去看看，杨振宁怎样回忆他父亲的。

你看看那种教育方式，杨振宁从小大概是9岁还是11岁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展露出来数学天才。

他父亲在他照片的那个上面就写字，说振宁似有异禀，好像这么讲的。

但是那时候杨振宁想学数学，他父亲不让他学，让他学语文去，让他背孟子啊什么的啊，觉得数学你到以后再学不晚。

后来他想学数学的时候呢，他父亲跟他说，你不要学数学化学，你学物理。

我们回过头来看，杨武之的这个眼光特别的卓越，那才是很好的教育方式。

所以说一个人怎么才能不受规训呢，我们刚才说了，主要是天生的，但他从哪些方面表现出来呢？

我认为是表现在你和别人、和这个社会和时代，你有不一样的标准，你不要按照别人的标准、时代和环境的标准来要求你自己。

人家追求什么，你就从这个游戏里面退出来，你千万不要怕别人笑话你。

你要怕别人笑话你，就被别人的笑话给绑架了，因为你得知道，你这一辈子不是跟那些笑话你的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共事的。

我之前写文章也讲过嘛，这个世界上今天有70亿人，哪怕99.9%的人看不起你笑话你，但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才跟多少人打交道啊，我们跟这个地球上不到0.0001%的人打交道。

只要这些人是尊重你的，对你好的，那不就OK了吗？

这些人可以给你带来99%的幸福感。

就比方我，我自己不喝酒，我觉得不喝酒就是抵抗规训的一种方式。

我不是说不能喝酒，我上中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能喝几两酒呢。

我真想喝酒的话，半斤八两白酒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好多年不喝酒了。

人家问我，你为什么不喝酒啊？

你开车吗？

我说我不开车我也不喝酒。

但是我可以和喝酒的人成为朋友啊，就只要你不逼我喝酒，你喝你的嘛，我吃我的。

就像我经常跟宋方金老师在一块吃饭，宋方金老师人非常好，他很喜欢喝酒，他每一次都要喝酒，但是他从来不逼我喝酒。

他不仅不逼我喝酒，还会向别人解释说王路老师不喝酒。

而且他很尊重我的习惯，到了这个晚上10点，他就会告诉别人王路老师要先走了。

所以说我跟宋老师相处得就非常愉快。

我前一段时间去一个前同事严彬那坐，他也喜欢喝酒，他问我喝不喝，我说我不喝，但是你可以喝。

他自己喝了一瓶，我一点没喝，我们聊得也很愉快。

但如果我跟谁吃饭，有人说你必须喝酒，你不喝看不起我，那我还真看不起你，那我这个就是不喝了，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你可以逆向筛选了，你可以筛选出来愿意尊重你、能够接受你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人。

然后慢慢时间长了，你的周围都是这样的人。

当然会有人看不起你、鄙视你，但是不重要啊，他们离你的生活很远了。

我之前在写作班上，有一个学员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她认识一个日本的女客户，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生吧。

那个女生呢，她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接受男朋友抽烟。

她对她男朋友讲，你如果想分手，什么都不用说，你在我面前抽一根烟就可以了，我就绝对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我看了那个故事，非常欣赏那个女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独立的人，不受规训的人，她有她自己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