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

甘露——《弗里达》观影记BY 饭小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非在于你看得多了就能学得来，因此你羡慕别人没有用，或许到了别人的份上，以你的平平资质，依旧怨天尤人。

达不到就是达不到，顿足扼腕也没有用。

于是因爱生恨。

妒忌大多是这样来的。

写下以上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刚擦干眼泪，咬牙切齿地在爱恨一个早已逝去的墨西哥女画家。

嗯，如果你稍微爱点艺术，稍微读点书，稍微看点电影，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想我还是对的。

从最后一篇如同嚼蜡的个人影评交稿开始，如同进入了一个休眠期一样，我开始混沌而刻意地只看不写。

我企图重生，如蜕皮化蝶一般让自己不再停留于表面。

这样的过程不知酝酿了多久，隐隐地从远处传来一声惊雷：也许我让你平庸了。

——平庸？！

好可怕的词。

那么谁能告诉我，这世间谁是天才谁又是庸才？

我不知道休眠和惊蛰究竟有什么区别，是因为一个太冷而另外一个太热吗？

我也一直试图拽出自己的灵魂来对话，是否我真的下坠了。

或许我该问问真理女神，爱情是否真的能让一个正常女人变成一个蠢钝女人？

又或者，爱情是否能让一个蠢钝的女人变成一个敏锐的女人？

是不是又能够那么明确地归咎于一个爱一个恨？

我把自己投入了睡眠，看似毫无尽头的黑暗。

而这其中，有过使劲挣扎着睁眼起身，但一切都是梦境，我依旧躺着，像某部电影的一个定格一样，我微笑着看着自己如尸体一样躺在床上，然后大声呼喊要烧毁自己。

“Burn it！

”没错，我因为从屏幕看到了弗里达而差点失心、疯死。

哭泣的源头掺杂了太多个人因素，有相见恨晚，有同情忧怜，有欣赏敬佩，有“恨有涯而爱无涯”，有自我怜悯，有“苦苦思量无觅处”的痛苦回忆，而还有对婚姻……之前是如林徽因说：“是爱/是吻/是希望”，之后是：“是孽/是痛/是累赘”。

这些对叠的描述因为只是一个描述而变得毫无感情。

就如一个拼图，只是拼一个结果；就如弗里达本人自车祸后的拼接人生，但造就了一代艺术家决定性的爱恨旅程，个中滋味，只有其能体会。

只是，有一个道理真理女神在我混沌时就告诉我：一切感动，皆因涉及自我。

荧幕上的爱恨情仇惊涛骇浪，皆是外界众生像，哪怕异想天开，也只不过是别人的展览。

只有当其触动到了你神经末梢关于过去关于自我的某个点，才会大笑落泪癫狂。

我们并不是那么急于想成为谁谁谁，做什么什么，成就如何如何，我们忠于自我，我们时刻孤独，而且永远无法被救赎。

——这是我在弗里达没有说出来的眼神里读到的。

于是我哭了。

这让我想起04年11月的某一天，我刚刚在美术馆买好弗里达的画册兼传记，第二天就躺到了医院，半个月后，也成为了一个关于未来遥不可知的破碎的人。

这长达半个月的白色生活，就着病房白色的背景，吃力地靠在床头，一页一页读这个像拼图一样的残疾女人的不平凡人生。

漫长得如同一生。

她说，每天都在痛。

她说，哪一天不痛了一定会感到不习惯。

但是好奇怪，看文字看图片，最应该流泪的彼时彼景却硬是在某个深夜无法自己起来上厕所而叫了几次护工都没用反应掉了几滴无用泪后再也挤不出半滴泪。

而如今，在找了将近一年终于如愿以偿看到电影后，却时时因为弗里达应情应景的大定格画面的几副画而泪流满面。

后来我问真理女神，是不是回忆总能带上忧伤的色彩，真理女神说，那不过是自我哄骗。

其实从来没有真实的过去，只有转瞬即逝的现在。

电影的魅力也于此吧。

是以46岁的弗里达穿着那标志性的红色墨西哥盛装被连人带床抬着去参加一生第一次也是她参加的唯一一次画展开始，用倒叙的手法从被刻意画了一字眉的萨尔玛·海耶克隐忍的脸，切换至了短发萨尔玛·海耶克18岁弗里达的脸上。

前者苦难重重而坚强，后者充满野性而欢快；前者是光辉顶点只是为时已晚，后者才是生命苦痛起点却亦是艺术生命将露端倪。

不能说是18岁的这场车祸成就了弗里达，只能说命运委以重任，如同一场痛苦而漫长的妊娠反应，最后的阵痛没有生出一个孩子，却诞生了一个传奇。

18岁的弗里达还是完整的弗里达，沉浸在初恋的激情中，几乎没有过多想以后，甚至于同彼时画坛领军人物的亦是她后来生命之光的迪戈·里维拉第一次的正面接触，也是通过恶作剧般的结尾收场。

只是注定的就是注定的，老天安排还不够大吗？

墨西哥人辣椒吃得太多，硬生生的一场车祸，毫无理由的，公车撞到墙上被拦腰截断，弗里达如受难耶稣一样，被一个扶手钉在了车底。

而这根如刺一样的扶手整个刺穿了她整个阴道，刺穿了她的贞洁。

也导致了她的不育。

隐喻抑或讽刺，破碎的脊椎连带着这样的那样的断裂，当她从手术台上醒过来的时候，弗里达成了一个拼图，也成了一座绑着石膏的佛。

中国人说，佛者以自我苦难赎世间罪恶，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苦难不过意味着重生，从而生生不息。

到了西方，就是上帝关掉了这扇门又给你打开了那扇窗。

如再生草一般的弗里达此刻在石膏上发现了绘画的另一片天空。

只是无论是开始的画身体的某个部分，到后来的家人，她画的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的世界。

她就这样在站起来后，带着微妙的自我世界去找迪戈。

就如在弗里达第一次画展上的发言词一样，也已经老了的迪戈说，弗里达要她下去看画，他便下去了，从此就看了她一生。

关于这个被传闻双性恋，吸毒，酗酒，抽烟，粗鲁的女人，却依旧没有人能够抵挡她的魅力，关于她后来的诸多议论，也不是激赏就是明显带着妒忌的指责却毫无挖苦。

搬到了荧幕上，少了混乱，而加重了和迪戈爱情成分的描写。

甚至在其自身艺术成就的努力和攀登上，也刻画甚少，好似只不过是一个经历丰富的平凡女人的心路历程罢了。

大概刚好是这点，使得这部片子同其他艺术家片区分开来，显得不那么高高在上，而几乎是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在诉说，以求安息。

弗里达和迪戈的爱情主要侧重在三个段落。

每一段的画面表达手法都让人心碎。

第一段：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迪戈和弗里达一样，同样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

他是墨西哥一代壁画家，才华横溢，彼时也是墨西哥共产党员，却奢侈而自以为是，且笨重肥胖，如同出自拉伯雷的作品。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象男人，简直如同具有魔力一样，如弗里达所说“只要长得不至于太吓人，也不胖的女人，都能被其俘获，与之发生关系”。

电影中从迪戈第二任妻子之口讲出的答案，是迪戈丰富的人格魅力在于能够“把一个女人的瑕疵也赞美成艺术品”，且发自内心般的真诚，而这刚好是所有女人最大的弱点。

那么弗里达在让迪戈下楼梯看画开始后，也是在劫难逃了。

只是这次对于迪戈的艳遇不同于以往，他遇到的是一个一开始就感到震撼并且欣赏的女人，而这个对比小得像鸽子一样的女人血液里流淌的，也是迪戈无法企及的疯狂。

野性和分分秒秒伴随弗里达的苦痛交织起来的矛盾犹如墨西哥郊外广阔的沙漠一样，充满着无法抵挡的诱惑力。

这一段的高潮在迪戈向弗里达求婚的时候。

迪戈说我们应该结婚，但是除了忠诚他做不到专一。

迪戈说，他同其他女人做爱如同生理需要一样，和刷牙没有什么区别。

这和改编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布拉格之恋》有所区别，虽然丹尼尔·戴·路易斯演的托马斯也有类似的行为也说过类似的话：同其他女人睡觉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没什么特别含义。

但是他们在本质的出发点上还是不同的，相比而言，迪戈更加原始，他本身性格就是骄奢纵欲，带着墨西哥人血液里的热情奔放，像一首拉丁舞曲；而托马斯都带着捷克甚至欧洲的重大使命感，骨子里流淌的是对于生命思考过多的忧伤的血液，从而显得更加低迷，这种出轨行为也就更加来得像是派遣抑郁而已，如同欧洲一首寓意丰富的交响乐。

弗里达还是心甘情愿并且欣喜地嫁给了迪戈。

或许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许就是这意义深远的结合碰撞出了两个人的艺术成就，而也或许就此碰撞出了弗里达一生的混乱。

第二段：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自泰戈尔写下《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后，个中美妙词句后来被齐豫唱“鱼和飞鸟”，被张小娴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不是生死相隔，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也被《情癫大圣》化做收尾符：“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而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到了弗里达和迪戈的爱情世界里，却显然又回到了泰戈尔的原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丝毫不在意，没把你放在心里。

” 经过几多波折，弗里达在看到自己的亲姐姐和迪戈搞到一起的赤裸裸场面后，毅然锁掉了那两幢天桥相连的红蓝小楼的任何一个入口。

她像给自己关禁闭一样，在房间里把自己的头发一刀一刀剪断，企图要剪断任何和迪戈的情丝一样。

以后，这个场景化做了哀伤的画，穿着西装的弗里达如同一个男人一样，衬托着满地的碎发。

伤口在此时开裂。

其实伤害是一直在的，如迪戈自己后来自己在自传里写的，“如果我爱一个女人，我越是爱她就越想伤害她。

弗里达是这种恶劣品行的唯一的最显然的受害者。

”因此，当弗里达在美国期间意外怀孕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她的孩子后，所有一切开始像重创一样，对她而言变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其实从当初弗里达成为迪戈的第三任妻子开始，她就明白，迪戈不属于任何人，只是作为这样的女人，她又怎能满足于此？

加上身体的创痛，她无一不刻不在煎熬之中。

意外的怀孕成了她突然出现的精神希望，彼时她像任何一个渴望做母亲的女人一样，充满了憧憬和寄托。

当一切破灭的时候，她像一棵逐渐失去营养的植物，开始破败、衰退和萎缩。

此时，我的心也随之破碎。

所谓的爱情就是绵延不绝的爱和绵延不绝的恨，而当迪戈站在弗里达粉红色小房子的玻璃门外敲打着玻璃说我是畜生的时候，弗里达平静地脸后是骇痛的灵魂，她一字一句地告诉迪戈，“我一生中有两次重大事故，一次是车祸，一次是你”。

从此，弗里达搬出了那两幢相依为命的屋子，带着她的猴子。

或者说她是不愿意再成为丈夫的附属品，或者说她是被强迫或是假装反正是真正的独立也好，也或者说她是试图远离那些伤痛也好，她和迪戈之间开始了“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丝毫不在意，没把你放在心里”的冷战期。

期间，她混乱而埋藏痛苦般宣泄的混乱生活也到达顶峰。

第三段：救赎当迪戈再回来的时候，弗里达的身体状况在烟酒和纵欲的无节制生活下已经每况愈下了，她的脚也开始坏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甚至被锯掉了一个脚的脚趾。

甚至，弗里达要开始重新绑上石膏。

迪戈老了，在革命浪潮的不断变化中，他也逐渐失去了激情。

迪戈走到弗里达的面前，说我来向你求婚。

这是一段感人肺腑的情节。

当时的弗里达病情已经影响到了肝脏，失去了半只脚，重新绑着石膏，时刻需要杜冷丁止痛，于是她看着迪戈的眼睛用她那幅“受伤小鹿”中小鹿般的苦楚说，我不需要被救赎。

但是迪戈却笑了，他温柔地看着弗里达，无比坚定，他说，“我需要”。

尽管救赎这个词过于宗教色彩也过于庞大而显得不真实，但是弗里达重新绑上了石膏，又成了佛。

这次，无论她发怒摔盆子还是哭泣，旁边都有迪戈耐心相伴。

所以最后的最后，两个人还是相依为命。

或许这就是最高境界的精神之爱。

肉体的快感终会饱和，只有着源源不断的精神依靠，地老天荒，永不言败。

萨尔玛·海耶克的墨西哥装扮和弗里达本人还是颇为相似的，至于是否神似，可以看得出演惯了花瓶角色的这个墨西哥一线火辣美女这次是做足了功课，算得上是对弗里达的致敬，也更加想通过此民族女英雄般的人物的光辉将自己带至实力派的阵营。

甚至连安东尼奥·班德拉斯这样的好莱坞一线明星也甘愿跑龙套，更加不要提爱德华·诺顿也只是小到不能再小的配角一个，弗里达的魅力从来没有因为时间和国界受到过任何影响，人人都在向她致敬。

2002年的片子，即使放到今天看来也不会觉得时间流逝，魅力流失。

虽然不断被人说这部人物传记片如何野心勃勃，但是我想，拍这部片子的导演茱莉·泰摩尔，也是早就因为这个如拼图一样的残疾女人疯狂致死了吧。

电影技法上是超现实与蒙太齐、绘画与现实相结合，完美得令人赞叹。

动手术时的后现代骷髅大会，访美时的剪纸拼贴艺术、在美时的“金刚迪戈”大闹帝国大厦和迪戈在美壁画失败被砸后“金刚迪戈”从帝国大厦衰落的超现实主义，无一不体现了导演对弗里达的热爱和因此迸发的激情和灵感。

至于绘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则要来得相对唯美诗意许多：一场惨烈的慢镜头车祸、一个从画面上走下来婚礼、在纽约飘雪的窗口，窗口上飘着弗里达的长裙。

心碎时剪掉头发，镜中人画中人。

她在死去时的烈焰中如长了翅膀，终于丢掉了破碎的身躯，猎猎起飞……但是很可惜，似乎这种艺术手法不能被欧洲电影人所欣赏，因此在欧洲各大电影节上，此部电影基本空手而归。

只是艺术的魅力不是几个奖就能证明，不管是因为这个传奇女人的魅力还是电影的绚丽，总之一代又一代的观影者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谁也不能隐藏对这部电影这个女人的热爱。

弗里达如一个受难英雄灵魂的载体，通过对自我世界的令人不安的绘画表现手法，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奇异而最真实的人们的内心世界。

她的画闪耀着迷一样的魔幻光芒，如同她本人一样，一生始终拒绝流行服饰而永远身着墨西哥盛装。

她就像是一个墨西哥的彩饰瓷器，有着漂亮得热闹的装饰，有着缤纷炫目的色彩，却注定要粉碎，只是碎裂时流出来的，却是甘露。

上海2006年1月18

从卡蜜尔到波伏娃到弗里达到汉娜……女性至美，在于她能让智慧与天真并存，刚毅与温柔共生。

她们独立，她们勇敢，她们特别，她们充满了生命和灵魂的张力……即便身边的男人是大师，也不能掩盖她们自身耀眼的光芒。

一个天才男人最大的幸运在于他身边的女人也具有同等的智慧——她能真正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当然随之，这个女人也有可能成为他生活最大的挑战。

而同时，这样一个女人最大的成就在于她能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附属”——当别人听到她的名字时，想到的就是她本身，而并非她身边的人——不过这在历史中更多的，不是悲剧，就是冷暖自知的人生。

看着Frida的画，想起她对Diago说的那句：我生命里有过两次大灾难，一次是车祸，还有一次是你。

这是萨尔玛·海耶克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记叙了自己被韦恩斯坦骚扰、霸凌的经历，其中有大量内容发生在此部影片拍摄期间。

以下为原文——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电影狂人，一个冒险家，一个电影才俊的资助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也是一个恶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是我的恶魔。

今年秋天，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包括和我关系亲近的朋友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找到我，让我谈谈我生命中的这个片段，它虽然痛苦，但我自认为已经能平静对待。

我曾经给自己洗脑，让自己觉得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熬过来了；我借口说揭发恶魔这件事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由此逃避发声的责任。

我认为我的声音不重要，也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实际上，我是想为自己免去向亲人解释几件事的挑战：为什么当我不经意地提到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曾遭哈维霸凌时，我没有说出一些细节。

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对一个伤害我如此之深的人热情友好。

我曾为自己宽恕的气量而感到自豪，但事实不过是我羞于描述那些已经被我遗忘的细节。

这让我怀疑，我生命中的那个篇章是否真的翻过去了。

当这么多女性站出来描述哈维对她们做过什么时，我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怯懦，并低头接受一点，即我的故事虽然对我很重要，但它不过是悲伤和困惑的海洋里的一个水滴。

我以为到现在，没有人会在乎我的痛苦。

这也许是因为我多次听到别人，尤其是哈维，说我什么都不是。

我们终于意识到了一种已经被社会接受的恶。

它侮辱和羞辱了无数像我一样的女孩，因为每个女性心里都有一个女孩。

那些有勇气说出来的人鼓舞了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选出了一个被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人作总统，并且我们都听到，他说有权势的男性可以对女性为所欲为。

不会再这样下去了。

从学生到墨西哥肥皂剧明星到几部美国电影里的临时演员再到有机会参演《亡命之徒》(Desperado)和《傻爱成真》(Fools Rush In)，这跌跌撞撞的14年里，哈维·韦恩斯坦成了一股让原创内容成为主流的电影潮流中的魔法师。

与此同时，一名墨西哥女演员在好莱坞谋求一席之地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我已经证明他们错了，但我依然什么都不是。

让我决心追求事业的力量之一是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故事。

在墨西哥壁画的黄金时代，她愿意画谁都看不起的那种亲密的小画。

她有勇气在不理会质疑的同时表达自己。

我最大的志向就是讲述她的故事。

描绘这位非凡艺术家的生平，并以打破成见的方式展示我的祖国墨西哥，成了我的使命。

韦恩斯坦帝国，即当时的米拉麦克斯(Miramax)，成了品质、精良和勇于冒险的同义词，是复杂、叛逆的艺术工作者的港湾。

它们正是我眼中弗里达所拥有的，也是我渴望具备的特征。

我已经开始了和另一家公司合作拍片的旅程，但后来，我奋力把它收回，交给了哈维。

我通过与导演罗伯托·罗德里格斯(Roberto Rodriguez)和他当时的妻子、制片人伊丽莎白·阿韦兰(Elizabeth Avellan)的关系，对哈维有些许了解。

我和这对夫妇合作过几部电影，他们把我带进了他们的圈子。

当时对于哈维，我只知道他充满智慧，是一个忠于朋友和家庭的男人。

按我现在的了解，我怀疑是否是由于我和他们——以及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友谊才使我免遭强奸。

我们最初的协定是哈维向我支付已经完成的作品的版权费用。

作为一名女演员，我将获得的是美国演员工会(Screen Actors Guild)最低薪资再加10%的报酬。

作为制片人，我会得到一个还没有确定是什么的职衔，但没有酬劳。

这对于90年代的女制片人来说并不少见。

他还要求我签署了一个与米拉麦克斯影业另拍几部电影的协议，我以为这会奠定我女主角的地位。

我不在乎钱。

能与他和这个公司一起合作我已经非常激动了。

我天真的以为，自己梦想成真了。

他认可了我生命中那之前的14年。

他也给了我——这个无名之辈——一次机会。

他同意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会变成我对他说“不”。

对他晚上任何时候来敲门都要说不，一家家酒店，一个个地点，甚至还包括一个他都没有参与的电影拍摄地点，他都会突然地出现。

对与他一起洗澡说不。

对允许他看我洗澡说不。

对允许他给我按摩说不。

对允许他赤身裸体的朋友给我按摩说不。

对允许他给我口交说不。

对让我与另一个女人一起脱掉衣服说不。

不，不，不，不，不……每一次拒绝，随之而来的都是他马基雅维利式的愤怒。

我想，他没有什么比“不”这个词更憎恨的东西了。

他荒谬的要求可以是半夜给我打来一个暴怒的电话，要我炒掉我的经纪人，因为他们对另一个客户的另一部电影起了争执，也可以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动手把我拽出了致敬《弗里达》(Frida)的开幕仪式，只为了让我与他参加他的私人派对，派对上还有一些我本以为是模特的女人，后来我才得知她们都是高级妓女。

他的说服手段可以是甜言蜜语，也可以像那次在愤怒的攻击中说一些可怕的话，“我会杀了你，你别以为我做不到。

”当他最终相信我不会以他期望的那种方式争取这部电影后，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角色以及我研究多年的剧本给了另一个女演员。

在他眼中，我不是一个艺人，我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物品：我并非什么都不是，我是一具躯体。

到了这一步，我只能寻求律师的帮助，我没有将其起诉为一起性骚扰案件，而是指控为一起“恶意”案件，因为我在这一部电影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而他从未有过拍摄或卖给我的打算。

我试着将电影从他的公司里拿出来。

他声称，作为一个女演员，我的名气不够大，并且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制片人。

但他给了我一张不可能完成的、期限紧迫的任务清单，在我看来，这是他为了摆脱法律责任。

1. 重写剧本，且无额外报酬。

2. 筹集1000万美元制作资金。

3. 请到一位顶尖导演。

4. 为四个较小的角色选用著名演员。

令很多人——尤其是令我自己——十分惊讶的是，我做到了。

这要归功于这群前来拯救我的天使。

其中包括数次重写出精彩剧本、却遗憾地从未署名的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还要感谢我的朋友、首次担任制作人的玛格丽特·佩兰琪奥(Margaret Perenchio)提供了资金。

还能有才华横溢的茱莉·泰莫(Julie Taymor)同意执导，从那以后她就成了我的坚强后盾。

其他的角色，我召集了我的朋友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爱德华·诺顿，和我亲爱的艾什莉·贾德。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说服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的，当时我们几乎还不认识。

现在，哈维·韦恩斯坦不仅受挫，还要拍一部他不想拍的电影。

讽刺的是，在我们开拍后，性骚扰就停止了，但愤怒在累加。

几乎在每天的拍摄中我们都要为反抗哈维而付出代价。

有一次，在一个采访中，他说我和茱莉是他见过的最狠的母老虎，我们就当作是称赞了。

拍到一半时，哈维出现在片场，他抱怨弗里达的“一字眉”。

他坚决要求我去掉弗里达瘸着走路的特点，还痛斥了我的表演。

然后，他让房间里的人都出去，除了我。

他对我说，我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性感，而那部电影毫无性吸引力。

所以他对我说，他要停拍那部电影，因为没人想看我演那个角色。

这对我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我承认，我迷失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迷雾中，想让他把我当成艺术家：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还是一个能找出引人入胜的故事、能用新颖的方式讲述它的人。

当时，我一直希望他会承认我是一个制片人，除了能完成他的要求，还能主导剧本，获得使用那些油画的授权。

我与墨西哥政府协商，与所有必要的人协商，得以在之前没有任何人用过的地方拍摄，包括弗里达·卡罗故居以及卡罗的丈夫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的壁画。

不过，所有这些似乎毫无价值。

他唯一注意到的就是，我在这部电影里不性感。

他让我怀疑自己能否称得上是一个演员，但他从未能够让我相信这部电影不值得拍。

他提出了一个继续拍摄的条件。

如果我同意和另一个女人拍一场做爱的戏，他就会让我拍完那部电影。

他要求正面全裸。

之前他就一直要求更暴露一点，性爱场面多一点。

之前有一次，他想让艾什莉·贾德饰演的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和弗里达在跳完探戈之后做爱，朱莉·泰穆尔最终说服他以一个吻代替。

但这一次，我很清楚，如果我不通过某种方式满足他的性幻想，他永远不会让我拍完这部电影。

没有谈判的余地。

我只能同意。

到那时，我已经在那部电影上投入了很多年时间。

我们已经拍了大约五个星期，我说服了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参加。

我怎么能浪费掉他们的杰出工作？

我请了那么多人帮忙，我感受到交出作品的巨大压力，以及对所有相信我并追随我做这件疯狂的事的人的感激之情。

所以我同意去拍那场毫无意义的戏。

那天，我到了片场，去拍那场我认为能拯救那部电影的戏。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精神崩溃了：我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呼吸急促，我哭啊哭啊，停不下来，好像在往外吐眼泪。

由于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哈维之前发生的事，所以他们对我那天上午的挣扎感到非常惊讶。

不是因为我要和另一个女人裸体相对。

而是因为，是哈维·韦恩斯坦导致我和她不得不裸体出镜。

但那时，我不能对他们说出这些。

我心里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但我的身体不停地哭泣和抽搐。

等待拍摄一组静态剧照时，我一度开始呕吐。

我只好服用镇静剂，它最终止住了我的哭泣，但却加重了呕吐。

所以你可以想像，这并不性感，但那是我能撑过那场戏的唯一办法。

等到影片拍摄阶段结束时，我的情绪已经太糟，于是并没有太多参与后期制作。

哈维看完剪好的电影后，说它不够好，不能在影院上映，他要把它直接做成录像发行。

这一次，朱莉不得不独自跟他抗争，让他同意，如果我们试映得到80分以上，就可以在纽约的一家影院放映。

只有不到10%的电影在首次放映时能达到这个分数。

我没去参加试映。

我焦急地等待结果。

影片得了85分。

我听说哈维再次勃然大怒。

试映结束后，他在影院的大堂里对着朱莉怒吼。

他把一张记分卡揉成球，扔在她脸上。

纸团打中她的鼻子弹开。

朱莉的男友、这部电影的编曲艾略特·戈尔登塔尔(Elliot Goldenthal)挡在她身前，哈维对他进行了暴力威胁。

哈维平静下来以后，我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要求他在洛杉矶的一家影院里也放映这部电影，这样加起来总共两家。

他没太刁难就同意了。

我不得不说，他有时友好、风趣、机智——但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什么样。

几个月后，到了2002年10月，这部关于我的英雄和灵感之源的电影——这位有着一字眉和瘸腿的墨西哥艺术家在世时从未真正获得认可——这部哈维从未真正想拍的电影，让他获得了无人料及的票房成功，尽管没有得到他的支持，影片还是让他收获了六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女演员奖提名。

《弗里达》最终让他赢得了两项奥斯卡奖，但我始终没有看到任何快乐。

他再也没让我主演过电影。

根据我和米拉麦克斯公司最初的协议，我在那些不得不参演的电影中都是演些次要的配角。

多年以后，我在一次活动中碰见了他，他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他戒烟了，犯过一次心脏病。

他说他恋爱了，娶了乔治娜·查普曼(Georgina Chapman)，还说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最后，他对我说：“你在《弗里达》中的表演很好；我们拍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我相信他的话。

哈维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话对我有多重要。

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他对我的伤害有多深。

我从未让他看出，他让我感到多么恐惧。

在社交场合看到他时，我会微笑，努力想着他的优点，对自己说，我在作战，我赢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女性艺术家这么有才华，却必须通过作战才能讲述我们的故事呢？

为什么我们必须拼命抵抗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作为女性，我们在艺术上被贬低到了不堪的地步，电影业不再努力去弄清女性观众想看什么，女性想讲什么故事。

前不久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07年到2016年，只有4%的导演是女性，而且她们中80%的人只得到了拍一部电影的机会。

另一项研究发现，2016年，大片中的台词只有27%是女性说的。

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早点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想，这些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我们的声音不受欢迎。

除非我们的行业实现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在所有方面都有同样的价值——我们的社区将继续成为性掠夺者的乐园。

我感谢每一个聆听我们经历的人。

我希望，通过把自己的声音加入那些最终发声的人的合唱中，将会有助于弄清，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等了这么久。

男人之所以性骚扰，是因为他们可以。

女性直到今天才发声，是因为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终于能够发声。

《弗里达》 西班牙语片永远是视觉盛宴。

这自然得自西班牙和拉美大地的色彩，那是怎样强烈明艳的色彩，仿佛上帝遗落在人间的调色板。

我欣赏他们的建筑，充满着蓬勃的想象力，像生长在热带的硕大而多汁的花朵，有太浓烈的生命欲望需要表达。

哪怕是街边的民居，也绝对地拒绝平庸的灰白，而是纵情地刷上宝蓝大红明黄，童话的房子。

（我知《弗里达》与西班牙语电影无关，这样写开头，会引起误读，然后被批评：P在此特别更正说明。

一开始没打算评论这部电影，只是因为有前面那段关于建筑的想法想要表达，所以写了这样的开头。

去掉也可：）下面才是关于电影。

）是在墨西哥城。

最初以为弗里达实在算不上美女，浓黑的眉毛在眉心处连接在一起，过于刚硬，尤其是与她优雅柔和的姐姐对比。

在姐姐的婚礼上照全家福，她穿上男装，英气逼人。

然而，当她迎来自己的婚礼，盛装的弗里达实在是美得惊艳。

白色的婚纱已使她如同皇后，可而当她自作主张换成了绿色的绸裙和大红的披肩走出来时，倾倒众生。

大红大绿可以配得这么华丽高贵，彻底让我接受这样一种浓烈的审美。

当时想到的是，品位苛刻的夏奈儿师太对此当要噤声了。

之后看见她在纽约，在巴黎，依然是那样红花簇拥，环佩叮当，四周的名媛贵妇都要黯淡下来。

也许，女人的美丽，并非在于诠释所谓高雅的品位，而在于强调和展现她的存在。

一份独一无二的存在感，这样就够。

因为女人天生是可以也应该独立于世俗而存在的，永恒的尤物。

她可以没有社会身份地位，不按礼俗潮流来穿戴谈吐，美丽的女人天生会发光。

她第一次让我赞叹，是喝酒跳舞的那一场。

那时她还只是一个第一次被带去参加聚会的小姑娘，她的导师也是后来的丈夫迭戈向女主人介绍她：“这是弗里达.卡萝，她是位优秀的画家”，她眼睛亮亮地含笑更正：“她想成为优秀的画家”。

风情万种的女主人用一瓶酒平息两个男人的争吵，说：“谁能喝得最多，谁就可以和我跳舞”。

弗里达出人意料地拿起酒瓶，豪气地喝下去，然后说：“我和你，可以吗？

”一曲两个女人共舞的拉丁，却绝对地征服了全场，弥漫游荡在空气中的性感，暧昧的气氛，与其说是调情，却不如说是两个同样具有强大磁场的女人之间的征服，情不自禁地欣赏和引诱。

导演的手法让我惊喜，用上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充满想象力和才华，很出色地配合了弗里达的绘画。

好象在西班牙电影里才常会看到这样的手法，大胆可爱。

还有不能不提的是电影的配乐，贯穿始终，如同电影的色彩一样富于存在感，同样给人留下才华横溢的深刻印象。

就如同她在病榻上作画的姿态，弗里达一生都承受着身体的创伤和痛苦，车祸，手术，流产，以及缠绕她一生的后遗症，惟有在她的画中把它们阐述释放出来。

我想，也许是因为她太痛了，所以画画，才会变成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言语方式，就像抓住了和这个世界连通的一条丝带。

同时她并不是一个自怨自怜的女子，无论何时，都保持着自嘲的幽默感，男人般的豪迈果敢，好象一直都习惯疼痛，接受疼痛，并不介怀。

最后她要求把自己火葬，她不要再回来。

她一生都有着燃烧般的巨大生命力，所谓生命力，是在生命的废墟上开出繁花似锦。

很欣赏那样热烈地盛放的女人。

她们很像美丽的蝴蝶，而生命就是一场烈火。

《弗里达》是对如此生命的致礼。

因为当下另一部国产优秀电影片段，小叶cos弗里达，于是便好奇看了这部电影，感叹原来人生还能过成这个样子。

我们成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犹如设计好了程序的年代，按部就班的上学、考试、毕业、工作，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焦虑，突然看到这样一部电影，且是传记类电影，不由得感叹：我们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勤勤恳恳、恐慌焦虑，却不敢迈开一步，是多么的脆弱！

无论是自己的事业还是爱情，我其实挺佩服这样一个女子，果敢、真诚、坚强，犹如南美洲荒漠里开出的血红色的巨大花朵，散发着异香，张扬的在黄色岩石之上，伸展着自己鹰爪般的根枝，扬起花瓣，在烈日下歌唱。

电影另一种魅力就是造梦。

这部电影将绘画与光影艺术十分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绚丽的色彩在渐变中变成现实中的人与物，似脱胎换骨，又似反祖归宗，很喜欢这种浓郁的电影呈现味道。

弗里达，我对她不了解，看了电影或许有着一知半解，但这样一个不受拘束、不在任何一段感情中失去自我的女人，往往是最充满魅力的，她犹如幽深的峡谷，怪石嶙峋，扔下一块小石子，便会出现层层叠叠、从远到近的回声，让你忍不住去探索。

反观自己，或许缺失了她的这种自我主体性，以镜观己，也是自己需要去认真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无关男女，专注自己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

毕加索说，你我都画不出像她这么好的自画像。

说这话时他正看着弗里达自画像的眼睛。

这让弗里达的丈夫、墨西哥立体派画家迭戈热泪盈眶。

时年1939，格尔尼卡完成后的第二年，毕加索五十八岁，名震天下，一画万金。

这一年，弗里达仍旧画弗里达，两个弗里达，心脏裸呈可见。

蓝衣弗里达的心脏完好，手持迭戈画像；白衣弗里达心脏破碎，手中剪刀剪断血管，血在白裙上怒放。

这一年，她征服了巴黎，挎着毕加索，出席杜尚的聚会。

回到墨西哥城时，她和迭戈离婚了。

1940年，他们复了婚。

于是，她画被藤蔓围绕的弗里达，扎根大地的弗里达，盛装的弗里达，背景是温柔的绿叶，和长着蜻蜓与蝴蝶翅膀的花朵。

其中一幅，迭戈的脸出现在她额头正中，那幅画叫with Diego on my mind.弗里达的一生都在画弗里达。

流泪的弗里达，流血的弗里达，以残裂的大理石柱为脊椎的弗里达 -- 少女时那场车祸还弄碎了她的骨盆，于是她画流产的弗里达，血污的床单，破损的花，婴儿升上天空。

她画男装的弗里达，弄粗自己的眉毛，加重唇上的胡须；她画长发的弗里达，色彩浓丽，发簪鲜花。

她画自己的婚礼，在高大的迭戈身边，像个小姑娘一样歪着头。

她画被大地母亲和宇宙洪荒拥抱的弗里达，自己怀中的巨婴长着迭戈的脸。

她画化身为鹿的弗里达，身上插满箭簇。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卧床不起，于是她画与骷髅一起漂浮的，荆棘纠结的床，画床上面色平静的弗里达。

她的一生都在流血，小儿麻痹，车祸，手术，流产，暴风雨之爱，背叛。

于是画中的弗里达也一直流血。

迭戈说她的画冷硬如钢铁，精巧如蝶翼，酸苦如生活。

她是那些替全世界喊痛的人里面一个。

是的，血淋淋的，痛给你看。

渴时就喝水，困时就睡觉，痛苦时就画画。

毕加索无法画出这样的自画像。

你必须对自己非常诚实，这对男人来说太难了。

只有一个人的自画像同样不加掩饰。

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住了一年疯人院，然后向自己开了一枪。

刚刚看完Frida这部电影，有一种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的感受。

甚至觉得任何描述，评论，在电影本身面前都显得薄弱的不堪一提。

但是还是想要写下点东西，算是一点感触吧。

首先要感赵四，没有她的搜索，也不会知道这部电影。

其次感谢B喜，资源下载帝。

一直不怎么喜欢Salma Hayek，自觉欣赏不来她的南美风情。

但是看过这部电影，觉得还是真的非她不可。

Salma不算高大，甚至可以说是较小，但她身上却可以散发出那么多的能量。

一朵熊熊燃烧的南非玫瑰，Frida也好，Salma也好。

Salma饰演的Frida，野性，热情，如同Diago对她的评价，她的热情可以感染任何她遇到的人们。

片头的西班牙歌曲，唱到，她是火焰，那无疑是对Frida如火般的生命的诠释。

而在重病卧床的时候，Frida也对丈夫Diago说过，如果我死了，烧了我，我宁可燃烧，也不要被埋葬。

I hope the exit is joyful,and I hope never to return.—— by FridaFrida在18岁时遭受了严重的交通意外，导致了她的一生都处在不断的伤痛和更痛苦的治疗中。

即便这样，她依旧坚持着绘画。

Frida的一生，画了很多幅自画像，她用自己的作品自我表达，同时自我审视。

很喜欢Frida的画，画中的她自己，鲜活的色彩。

她的热情蕴藏在她的画作中。

影片中关于Frida和Diago的生活着墨甚多，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不能简单的概括或者评述。

尽管一个男人他无法保证肉体上的忠诚，但他的心永远忠于你。

在你最风光的时候，他决定离开；而在你最落魄的时候，他再次出现，虔诚地单膝跪下，再次向你求婚。

Diago说：当我爱一个女人的时候，我总想伤害她，弗里达是我卑鄙的人格的最大受害者。

电影里的配乐也值得一提，那些西班牙语的歌曲，极具磁性的女声中渗透着热爱与伤痛，强烈如火的情感。

Frida说她的人生中有两个事故，第一个是她18岁时的车祸，第二个就是Diago。

隐约记得那些歌曲的歌词中总是说伤心的人，她是个伤心的人。

那就像是对Frida的心情写照，在Diago身边，离开Diago身边，对她而言都是伤心。

爱一个人，却永远无法得到的悲伤。

Frida，她的生命如火，生如火，死如火，爱如火。

Burning, like always.

原载于《画刊-今日中国美术》文：杨紫1、胖婶婶我家楼上的胖婶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如果傍晚时窗前结实有力的笑声不幸穿透了我的窗户和耳膜，那一定是她在楼道里走过。

而每当和其他的大娘们一起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的时候，身材和容貌堪比女版弥陀佛的她，就兀然间身姿袅娜起来，灵活的让人错觉到她在复兴唐代的胡旋舞。

然而在生活中胖婶婶并不一帆风顺。

每一个知道她故事的人，都叹息为何她如此命苦：早年离婚，丈夫在判决前转移了一大部分财产，她只得搬回和脾气跟她身体状况同样不佳的父母在一起住，自己又得为了满足喜好攀比的儿子省吃俭用。

后来查出了癌症，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摇身一变成为房管局的“坐地炮”，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半年，拿到了一套社会保障房的钥匙。

她在邻里之间被津津乐道的传诵为“巾帼英雄”，但作为她中年闺蜜的我妈常跟我讲，她如何私下跟我妈抹着眼泪，倾诉心里的一片苦海——每个人都想看到一个“巾帼英雄”时，没人会想她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的十五分钟多么孤独、多么疲惫。

当然，承受过更多痛苦的女性大有人在，也不乏描写诸如此类题材的电影，比如《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比如《圣女贞德》，再比如我们今天要谈谈的《弗里达》：一生坎坷的弗里达18岁遭遇严重的车祸，后来又遇到丈夫出轨、流产、截肢等等持续不断的命运摧残，以至于在人生最后阶段被身体的痛苦折磨的痛不欲生，写下了这样的话：“I hope the exit is joyful. And I hope never to return.（我希望能愉悦的离去，而在也不要回到这世上。

）”2、《弗里达》作为一种“人之常情”，每每讲起这些，总会有人为之动容，掉下眼泪。

顺着眼泪的气味，在十年前，美国女导演朱莉·泰莫收集了弗丽达身上那些传奇性的悲惨故事作为论据，好像想要论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此拍了一部电影，好像在用浓郁的墨西哥辣椒味虚构一个梦境——气息浓厚的音乐、色彩斑斓的画面、华美瑰丽的服饰和一个受伤的名女人。

一切都那么超现实主义，一切都那么“华丽而忧伤”，一切都那么异域，充满了同情。

当然，“同情”这个词，圣经罗马书12章15节的经文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这是个技术活，非得鼓足勇气掏心掏肺把幻想自己置身于对方的情景才行。

而导演似乎有点偏重于视觉效果而忽略了这种同情。

比如说车祸那一场戏，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有轨电车无法停止，酿成了那一次缓慢而“几乎无声”的车祸。

而在电影中，朱莉·泰莫铆足了力气发挥电影镜头的视觉转喻：一只被梅特林克诗中提及太多次的蓝色小鸟飞出了窗外，几只象征生命的橘子坠落到甲板上，构成了一片喧闹的天摇地转。

镜头随后由近至远缓缓拉伸，正对着弗里达充满血痕的金色身体，仿佛在拍摄宏伟的雕像。

朱莉·泰莫把弗里达拍得太美了，与其说是出了车祸，倒像是睡美人刚被扶上了床。

在弗里达与蒂亚戈的爱恨纠葛之上，导演浓笔重彩描写蒂亚戈的背叛和带来的伤害，却把弗里达与托洛斯基等人的风流韵事轻描淡写，还着重刻画了弗里达这么做是一种“报复”，是“情有可原”的。

当然笔者并不是强调弗里达不令人同情或蒂亚戈不令人愤慨，而只是愈发品味出，这显然是按照以女性为主要观众对爱情片的预期模式套路生产的产品。

虽然说让蒂亚戈这么一个又老又丑的大胖子充当白马王子有些牵强，但是当电影接近尾声，他深情款款的跪在处于人生谷底的弗里达面前要求复婚的时候，女主角含泪说：“虽然我少了一条腿、酗酒、抽烟、又爱发脾气，你却还想要和我在一起？

”在女主角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在座的爱情片的爱好者观众们，肯定心里得到了许多安慰，紧紧攥着电影票庆幸自己没花冤枉钱。

齐泽克说得好：“电影确实是种变态艺术。

你所欲的它不会给你满足，它只告诉你如何去欲望。

”作为一种消费主义的产品，电影是一种对大众的无意识的需求和欲望的催化剂。

这种产品必须是类似于梦境的，同时又是保守主义的，迎合平庸的乌合之众所期望的好莱坞式垃圾。

这一次，中招的是弗里达：导演想要请一个在生命的伤痕面前身残志坚、不屈不挠的“灰姑娘”从银幕中款款诞生，她的痛苦和快乐都被舞台化和模式化，变得千篇一律。

在层层令人费解的跌宕起伏与平铺直叙之后，我们笑了，但是听多了，见多了，好像也会乏味。

3、弗里达与弗里达对于传奇化的弗丽达的一生（电影《弗里达》就是这种传奇化的最佳明证）人们总是谈得太多，以至于人们喜闻乐见的提及她的个人经历与绘画中的对应，称她的作品为“痛苦记忆的编年史”，并从中总结出一大堆可供谈资的标签：女性、著名画家蒂亚戈的妻子、身经无数痛苦、德国犹太人与墨西哥人的混血儿、信奉共产主义、双性恋、对性事开放等等。

这样，她的生平的趣味性就被无限放大而广为传播——她甚至上过《Vogue》杂志的封面——而作品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就被低估，甚至被忽略。

人们喜欢驾轻就熟的使之归类于欧洲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延续和借鉴。

而弗里达本人对这种判定总是一贯的表示不能认同，她说：“我不知道这些画是不是超现实主义的，但我肯定它们是我最直率的表白。

”不幸的是，这种辩白又成为了人们把她的艺术与她的传奇经历混淆在一起的有力证据。

格林伯格曾说：“现代主义的最重要与最内在的逻辑是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与过去对立的面目来维持过去的水准。

”虽然同样难说弗里达的作品是“现代主义的”，但是她的作品的表达方式是前无古人的，与现代主义的企图有一种隐含而真切的关联——坚持在一个日渐平庸的世界保持着一份即将远去的使命感。

弗里达的作品与同时代去非洲寻找灵感的毕加索的初衷不谋而合，只不过弗里达更勇于把四肢伸向并探寻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自然质朴而恣意挥洒沉淀在DNA中的无意识美感。

她所擅长的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绘画，好像一种巫术的治疗，又好像是溯源求本的神秘宗教仪式。

她的绘画中有一种运用私密的叙事方法和题材去追溯和依附墨西哥的文化传统的冲动，如其像某些人阐释的那样像怨妇在抱怨自己的痛苦而寻求同情和帮助，不如说她在借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私人空间”（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算起，“个人”概念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词汇）呼唤一种“前哥伦比亚时代”的神性的回归，这不偏不倚的正是那个科学霸权即将统领一切的时代所需要的启示，是美术史的内在逻辑需求。

怪不得毕加索对弗里达如此着迷，在巴黎的画展都会亲自现身捧场一番；也怪不得著名画家蒂亚戈在老婆大人出名前就对其才华五体投地：蒂亚戈作为创作题材的共产主义情结至今不到两个世纪，而弗里达绘画中某种不言自明的原始生命力的古老却几乎是无法探求的。

胖婶婶的例子充分说明，历经磨难不一定能就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而电影《弗里达》中的那个弗里达，不停历经磨难，成为了伟大艺术家，只能是一种巧合。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艺术家，因为这需要整个时代的任命。

很可惜的是这一点在电影里，并没有被提到过。

我不相信婚姻I don't believe in marriage.不相信我真的不信No, I really don't.让我说的清楚一些Let me be clear about that.我认为最坏的情况 婚姻是一种敌对的政治表现I think at worst it's a hostile political act,是那些短视的男人不恰当地a way for small-minded men to keep women in the house把自己的老婆锁在家里。

and out of the way,柬缚在传统Iwtapped up in the guise of tradition?和保守的宗教下面and conservative religious nonsense.好的方面婚姻是两个彼此深爱的人!At best, it's a happy delusion...对婚姻的美丽幻想these two people who truly love each other却根本没意识到and have no idea他们就要开始那种互相折磨的苦目亲how truly miserable they're about to make each other.但是But当两个人都知道这个when two people know that,他们还会睁大双眼and they decide with eyes wide open正视彼此还是义无返顾地结婚to face each other and get married anyway,那我不认为那是保守的或是自欺欺人的then I don't think it's conservative or delusional.我觉得是勇敢的激进的I think it's radical and courageous和无比的浪漫and very romantic.

弗里达 (2002)8.72002 / 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 / 剧情 爱情 传记 / 朱丽·泰莫 / 萨尔玛·海耶克 阿尔弗雷德·莫里纳

电影始自、终至弗里达·卡洛去世前一年（1953年）墨西哥为她举办的个展。

盛装的她，被连人带床一起运到现场。

看过她的传记、她的画作再看她的传记影片，很惊异导演朱莉·泰莫“演画”的能力。

弗里达的一幅幅画作或者照片被幻化成一个个真实的场景，与她的生平推进无缝贴合。

这些演出来的画作或照片，有如一个个点，把传主的一生连成线、铺成面。

弗里达的画作多半表达淋漓的痛苦。

但如果据此认为她的人生黯淡无光、无色，那可大错特错了。

她像一把火，炽热猛烈；像一朵花，明艳灿烂。

她多情、多才、多好，爱男人、爱女人、爱艺术、爱政治。

只是再丰满的才情也消减不了她的痛苦，再多的爱也改写不了她多舛的命运。

18岁的她热情奔放，任性快乐，一场惨烈的车祸却是命运送她的成人礼。

脊椎被折成三段，右腿严重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一根金属扶手插入身体，撕裂子宫，从会阴穿出——她竟然可以拿这个来开玩笑，“是那根扶手夺去了我的贞操。

”一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最终失去右腿和生育能力。

“我曾经被打断、重接、再重新矫正，很多很多次，我就像个拼图玩具。

而这些，远比那场车祸对我的伤害大。

”但她又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忍受的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大。

”但肉体之痛成了她一生的死对头。

磕不过绵绵无绝期的痛，她依赖上了酒精、混合麻醉剂、毒品。

她将痛苦移植到绘画里，遗世的全部作品中一半以上画的都是支离破碎的自己。

“我画自己是因为我总是一个人独处，我是我最了解和熟悉的事物。

”器官分离、浑身钉满钢钉，肉体被打开，身上被戳满了洞、流产、生育……血腥是她作品中最不缺的元素，还有眼泪。

就连那些头像，额头上也嵌着丈夫的头像或者骷髅头，即便什么也不嵌，那连成一线的浓眉，忧伤犀利的眼神，唇上的薄髭，也绝对与柔美温和无缘。

但它们充满了力量！

毕加索在写给弗里达的丈夫、墨西哥著名画家狄亚哥·利弗拉的信中说：“不管是德朗还是你还是我，都不能画出弗里达·卡洛画的那么好的头像来。

”弗里达所承受的痛苦远不止肉体，“我今生遭遇到两个意外。

一个是被电车撞倒，一个是狄亚哥。

”21岁时，她嫁给了42岁、离过两次婚的狄亚哥。

弗里达的母亲对这桩婚事非常不满，称他们是“大象和鸽子”——除去年龄上的差异，狄亚哥是个体重130多公斤的大胖子，弗里达体重还不到50公斤。

狄亚哥风流成性，从不把性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甚至和弗里达的妹妹私通（电影里是姐姐，女人味十足的克里斯蒂娜）。

这一双重背叛令弗里达痛不欲生，她绘下了一生中最为血腥的作品《稍稍掐了几下》。

电影中，她这样解释这幅画的创作动机：“一个男人捅了他妻子22刀，被抓住后，警察问他原因，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呀，不过轻轻戳了她几下。

’”其实画中那个浑身刀伤，赤裸着躺在血泊中的女人更像她自己。

“狄亚哥不是任何人的丈夫，而且永远也不会是，但是他是伟大的伙伴”。

两人离婚后不到一年又复婚，在弗里达与伤痛对恃，且节节败退的暴燥的生命尾声里，狄亚哥成为一个宽厚和无比容忍的好丈夫。

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病故（有说法认为她是自杀），她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死是愉快的，我愿永远不再回到这世界。

”弗里达也非感情专一之人，她情人甚多，并且是双性恋，但影片中却将她的纵情缩减为与流亡墨西哥的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的短暂恋情，而且是出于对狄亚哥的报复。

传记电影美化传主看来是难以避免的通病。

弗里达还是墨西哥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流亡到墨西哥，曾住在弗里达家中。

托洛斯基遇刺后不久，弗里达转而支持斯大林的苏联政权。

1949年之后她对毛赞誉有加，称毛领导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新希望”。

弗里达的故居“蓝房子”现已是她和狄亚哥的博物馆。

馆藏的她的遗物中，包括杭州刺绣厂出品的马恩列斯毛绣像，和一幅在画架上尚未完成的毛画像。

电影中，她的卧室里就挂有毛的画像，我截了个屏，在这：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753093028/她的绘画作品在这：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38583590/（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