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斯米拉·日巴尼奇的《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中,战争不再是远离生活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刻地刻画在每一个角色的生活中。
这部电影通过主人公艾达的经历,展示了战争对个人和家庭的毁灭性影响,揭示了那些浪漫化战争的想象有多么荒唐和无知。
电影中,艾达作为一名翻译官,她的工作让她处在战争的前线,直面生死的考验和道德的抉择。
她的家庭,她的世界,在战争的阴影下逐渐崩溃,她的每一次决定都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导演用细腻的镜头捕捉了这些瞬间,将战争的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影片中,没有华丽的战争场面,没有英雄主义的色彩,有的只是人物在绝望中的挣扎和哀求。
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真实面貌——它不仅仅摧毁了建筑和土地,更摧毁了人的精神和信仰。
影片中的人物被迫做出艰难的选择,这些选择不仅关乎生存,更关乎人性和尊严。
影片中的摄影手法和色彩调度也增强了这种沉重感。
灰暗的色调、紧闭的空间和紧张的氛围,让观众能够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恐惧和无力。
这种视觉表现手法,加上细腻的剧本和精湛的演技,使得电影不仅是一次视觉体验,更是一次心灵的震撼。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家庭和人性的深刻电影。
它告诉我们,战争中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沉重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这部电影是对那些浪漫化战争的强烈反驳,也是对人性中坚持与希望的深刻探讨。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态度。
一战以前,虽然大仗小仗不断,然而在西方,从上到下对战争的态度远比如今积极。
年轻人被鼓励参战,穿上漂亮的军装,被民众夹道欢送,还有姑娘们的飞吻和鲜花,如果能在战场立功就飞黄腾达。
这样的对战争过度美化的憧憬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是第一次全民战争,战争不再是分工明确的活儿,职业军人和普通民众的界线变得模糊。
战争的直接参与者范围阔大了,越来越多的平民意识到战争并没有征兵宣传和酒馆牛皮家们吹嘘的那么令人心潮澎湃。
人们亲身体验到了,战争是缺胳膊断腿,是骨肉离散,是物价飞涨和饥馑,是不尽的白虱和传染病,是来不及掩埋的死尸散发的恶臭,是日以继夜朝不保夕的提心吊胆。
宁做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两次世界大战后厌战反战情绪一路高涨,近现代最能打的美国人也在越战时代喊起了make love not war。
人民表示不要战争,无论如何都不要战争了。
战争这个始终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的巨魔,在核威胁下终于大规模偃旗息鼓。
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作品社会舆论每年不厌其烦地在封印上打卡盖章。
LOVE & PEACE成了绝对政治正确。
而《艾达怎么了》一片的背景,波黑战争就爆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波黑战争时,我年纪还小但新闻里总提到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这些名字真是想不记住都难。
在欧亚大陆另一头发生的这场战争离我们太遥远,很多关于该战争具体的残酷的细节,也是进入新世纪后才慢慢被揭露开来。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固然耸人听闻,但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仅一年之隔在非洲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在数量上更惊人。
离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在时间上相距很近的卢旺达大屠杀使得前者变得相形逊色。
然而屠杀对于受害者及其遗属并不只是数字,当事人所受到的苦痛从来是不可比较的。
关于卢旺达屠杀有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卢旺达饭店》。
在看《艾达怎么了》时我好几次都联想到《卢旺达饭店》,不仅仅是因为两者都描绘了针对平民的屠杀。
而是两片都着重提到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无所作为。
这里我首先要替UN辩解下,UN从来就不是什么实权机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维持和平的松散组织。
组织和联盟是有本质区别的,北约就算联盟,但UN不是。
UN的维和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
当冤大头对抗地方武装从来不是UN的职责义务!
但世人似乎很多都怀错信,觉得有UN在,那事情就有人兜底,总有大国们替自己主持公道。
问题是,凭什么UN非要来给你兜底呢?
听上去很残酷,但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责任和义务是一对表里,没有义务也就没有责任。
而道德从来不是责任。
UN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长期和平不打仗的大国,对于贫弱战乱的小国UN更像是个慈善组织。
当然有人会说卢旺达的种族问题,巴尔干的分裂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造了孽谁就该负责。
可当殖民势力撤出,种族分裂已然形成时该怎么办呢?
世界的车轮向前滚动并不不会为了只有道义占优的人而有所停留。
当艾达伸开双臂企图把丈夫儿子挡在背后的小房间里,朝着不想救助他们的UN维和部队怒吼时,我只觉得可怜,这就是把性命托付予他人的悲哀。
维和部队来自其他和平国家,蓝盔士兵们在各自的国家有着各自的人生。
片中给上校开车的士兵曾说道自己的妻子就要生产了,他的家庭和生活都在荷兰。
凭什么要这些吃用本国人民税金的异国士兵为了一些素未谋面的异乡人去甘冒生命危险呢?
战乱地区,维和人员自身难保的情况很常见。
看过《卢旺达大饭店》的观众都应该有印象,大屠杀恶化的一个拐点就是比利时部队的退出。
而比利时人撤出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士兵被杀了。
图西族人和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没有人愿意保护他们。
在波黑战争中,拥有着最多人口比例的穆族人却占着最少比例的土地,没有像样的军队,缺乏自卫能力。
艾达因为害怕引来塞族熟人的仇杀,把家人的照片和丈夫的笔记本都毁掉。
双手抱头被装牲口一样装上车赶进大礼堂被集体枪决的穆族老百姓难道不热爱和平吗?
去跟塞族谈判的三个市民代表没有一个参与政党,校长只想教书,商人只想做生意,这难道还不够和平吗?
但他们并没有逃脱被战争所害的命运。
什么招致了这些和平者的死亡呢?
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但其中一个答案我们是避不开的——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热爱和平,大家都不想卷进战争。
一战过后民众的厌战情绪高涨,所以纳粹德国撕毁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时,英法虽然跟波兰有安全保证协议却还是全程装睡。
谁想打仗呢,你是战争狂吗?
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没有人比我们更热爱和平”的。
顺从的犹太人排着队去洗澡。
直到盟军打进集中营才发现,好家伙,还有这?
可即便到了现在,头脑清醒的西方人都明白,盟军为什么会攻击纳粹,根本原因可绝对不是为了解放犹太人。
哪怕文艺界再不厌其烦地拿着集中营做文章,也改变不了一个冷峻现实,拯救犹太人只是盟军顺便完成的一个隐藏的支线任务。
在二战吃到大苦头的犹太人,战后终于意识到钱赚得再多没有武装保护,那就是在帮下一个加害者赚钱。
他们痛定思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从此世界上有了个名声在外,仇恨度不低,不讲政治正确,但谁都不敢惹的国家以色列。
也许现实如犹太人,在德国人的浴室里醍醐灌顶,金钱未必买得到平安,委曲求全的爱与和平只会成为装点坟头的美丽鲜花。
近年来我经常看到欧洲人嘲讽老美听到石油就打鸡血,用纳税人的钱把美国人自己的子弟兵派到鸟不拉屎的异国他乡去欺负别人国家的老百姓。
这种针对美国的嘲讽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可不带偏见地看世界格局,热爱和平的欧洲人对世界的影响正逐年减少。
旧势力撤出的地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真空。
卢旺达屠杀,波黑战争其实都是这种真空导致的灾难。
为什么塞族可以把比自己人口更多的穆族吊起来打?
因为塞族背后有南斯拉夫,而其他两家只有UN聊胜于无的空头支票。
比如片子开头总也等不来的空袭打击。
片子看到后面我不禁想,艾达的孩子们如果真逃进了森林打游击,存活率是不是比在难民营里来得高多了?
有枪有炮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给了难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反而让本有一线逃生机会的人双手抱头交出了性命。
这样的说法也许太冷酷太事后诸葛亮,但这里头有个道理是颠簸不破的——交给了外人的性命就不由自主了。
大马士革爆炸后,马克龙去叙利亚时被群众拦道抱住告御状,叙利亚人哭诉他们受够了贪污无能的当局,求法国人回来接管。
马克龙表面上十分动容,心里算盘打得可响。
传统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美国人玩代理,驻军赔钱完了还要挨舆论骂,谁都不傻,这种接盘侠狗都不当。
叙利亚的国泰民安干嘛要法国人来维持?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大国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谁也不想吃力不讨好。
好日子不过,非要被自家白左媒体追着戳了脊梁骨骂,欠不欠啊?
你为什么不热爱和平?
在这样热爱和平的大环境下,生活在战乱地区的人会有什么遭遇是可想而知了。
人们厌恶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但又无人愿意涉手,仿佛如今国内,哪儿有老人倒地立刻周围形成一圈真空,家里没矿都不敢扶。
扶还能扶出一身麻烦来。
法官要问你,不是你撞的你扶什么呀,你可怎么回答?
屠杀的受害者往往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的理由可以是千百样的,但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个,谁让你那么好杀。
UN的军官要赶走艾达的家人时,呵斥她“难道要把别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
道德情操再高尚的外人终归是外人,没有外人吃饱了撑的为你去死。
金钱和委曲求全没有保护犹太人,但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可以。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中,维持它的不是美丽动人的文艺作品,而是核武器。
和平建立的基础不是绝对不战而是能战而不战。
理想主义者鼓吹的单方面主动放下武装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很有可能招来祸端。
过犹不及的和平主义恰是对和平的威胁。
波黑电影《艾达,怎么了?
》讲述的是被冠以“欧洲火药桶”的称号的巴尔干半岛波黑女主艾达的家人和斯雷布雷尼察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在联合国营地寻求保护但最终被屠杀的故事,获得第93届奥斯卡金熊奖入围最佳外语片提名和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
观影最大感受是沉重,一种挥之不去梦魇压的喘不过气来。
巴尔干半岛因多民族、多宗教信仰以及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地缘特征,时至今日,该地区民族纠纷仍不断。
波黑东部小城斯雷布雷尼察25年前发生了二战后欧洲最严重的种族大屠杀,8372名穆斯林男子惨遭杀害,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大屠杀竟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眼皮底下进行。
斯维辛悲剧过去将近百年之后,当代西方史仍然上演这种惨无人道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不能不让人痛心并发人深省:一是勿忘历史教训,怎么才能制止人类的残忍,防止这种滔天罪行不断的重复发生?
二是联合国以及其维和部队怎样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不是眼睁睁看着无辜百姓去送死?
七年前曾在巴尔干半岛逗留并路过波黑,沿途可见废旧的坦克大炮等武器以及残垣败壁的战争疮痍,可惜没能前去斯雷布雷尼察。
这场种族屠杀让两个民族水火不容,但导演用比较克制的情绪表达悲恸和愤怒,既不煽动观众情绪也不煽动民族情绪,而是反映百姓苦难,揭露罪行恐怖,暴露战争无情,让观众自己反思。
印尼数度发生迫害残杀大量华侨华裔的悲剧,可惜我们的影视却不去或者无法去触及这种题材。
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其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波黑地区,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这三个民族就是否独立产生了严重分歧。
而北约支持波黑独立的政策,则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塞族的极端对立情绪,终于爆发战争。
1995年7月,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惨案,约有8000 多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在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惨遭塞族武装的杀害。
这是二战后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暴行。
女主角艾达,虽然在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做译员,但是她再怎么竭力,也无法保护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带走。
男人被一车一车地拉到礼堂里,被墙壁眼里伸出来的机枪扫射……多年后,艾达在清理出来的死者骨骸和遗物中,找到了儿子穿过的鞋……冤仇宜解不宜结。
战争就意味着杀人。
所以永远都不要战争。
该片曾获威尼斯金狮奖提名。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
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
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
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
》,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
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
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
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
“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
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
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
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
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
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
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
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
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
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
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
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
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
”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
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
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
“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
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
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
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
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
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
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
”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
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
再告诉我一遍名字。
”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
”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
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
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
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
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
”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
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
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
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
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
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
”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
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
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
”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
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
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
大部分反技术的科幻作品,人类赢机器最后都是靠“心”,靠“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未来计算机会不会出现比人类更强的心?血肉输出的力量和速度可以输给机器,血肉构成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也可以输给机器。
血肉构成的“心”和“可能性”凭什么不能输给机器?心的无限可能性?这根本就是科幻鸡汤。
是人类的自恋。
尤其当我经历了今年这个事情以后,我根本就觉得人类是不要脸的,包括我自己。
一种实行粗糙计算的动物。
传播学以前爱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好自恋啊,明明就是人是媒介的延伸。
我觉得上帝甚至就是通过人,把超人——完美机器——给造出来。
人是手段。
但其实,也许装在金属和塑料中的机器人就是我们的后代,代替我们这些只能活在恒温恒湿恒氧等等限制的人类,跨开摇篮,遨游天际。
人类只是手段。
我相信这一点。
我又要说回变形金刚了。
变形金刚原来是一群长着触手的五面怪创造的。
变形金刚分为民用机器人和军用机器人。
为五面怪服务之后,变形金刚起义赶走了五面怪成了星球的主人。
但是民用和军用机器人开始有矛盾,然后民用机器人就是汽车人,军用机器人就是霸天虎。
如果把五面怪换成人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科幻故事,比《人猿星球》高级多了。
杀死爸爸再自相残杀的故事。
昨天我看《艾达怎么了》,就想到类似的话题。
——与朋友的日常闲谈
1、從今年三月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翻譯官意外的焦點中,我們對於國際會議或者跨國機構中的翻譯員的職責、工作方式與要求、素養等方面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當看見電影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2020)開場會議中,女主角阿依達(或艾達)居中翻譯時的語調、情緒、表情、肢體都過分的表現出主觀與主導性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一場屋內談判對他(及其家人、民族)而言特別的切身——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由於是生死存亡之際,面對這樣一方武裝霸權的侵略,聯合國這樣國際組織的理性就顯得緩急非所益——秀才遇到兵。
這樣國際組織失能的情形,讓我想起另一部電影三不管地帶(Ničija zemlja,2001)。
2、最近幾天G7會議結束,發表公報中的外交問題上將西巴爾幹的重要性位列第四,次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之下。
這個地方一直以來都是引爆區域動盪的火藥庫。
片中僅從塞爾維亞軍人的口中側面透露出這場一九九五年軍事報復事件的導因,他說:「這裡連一個穆斯林的軍人都沒有嗎,難道當初對我們開槍的是鬼嗎?
」之所以這麼隱晦的提及,是因為電影無意於爬梳史實並議論史事,其主軸仍在透過戲劇緊湊的安排,和悲劇衝擊,激盪出人類對和平理想的祈求。
3、對於大屠殺,不論是亞美尼亞、猶太人、圖西族人,或者是南京大屠殺,都是人類破壞性的表現——破壞性也是人類的天性,只是他屬於一種原始求存的動物性的擴張與上綱,是人沒有或喪失人性時的非文明舉動。
我想,一個好的人性的作為,就是回頭看,去反省,然後不貳過——這一點上,日本尚未做到(我們可以發現觸及戰爭歷史題材的日本電影,經常在事實未清楚梳理之前就以「原諒上一代錯誤」的呼籲來作結,更遑論其教科書的編纂不盡客觀。
)4、我還是想講一點關於「特權」。
特權和貪汙一樣,是現代社會中無法杜絕的,況且在某些時刻也是人性的一種困局,如管仲是貪,富擬公室,他有不可擺脫的三級貧戶的恐懼,但是他至少協助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所以齊國人感念他;電影中女主角也是想方設法,藉由自己的身分之便去護佑家人,而我們作為觀眾的,甚至於希望他能成功,是吧?
當聯合國部隊中的年輕士兵「正直的」向塞爾維亞的軍人指出有穆斯人青年假扮女性想逃跑,結果被其他聯合國士兵給揍了一頓,這也讓我們叫好,對吧?
所以很多情況不是形式主義的角度去看,而是要從本質上去看,包括世界推尊的民主——想想看,「民選」的宗教國族主義領袖莫迪,如何造成了世界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災難,卻依然穩坐印度的寶座?
5、不要忘了,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引發的土地侵占和種族滅衝突不斷的發生,而美國作為扶植以色列復國的大國卻刻意無所作為,以這個背景來說,和電影如出一轍。
以下是近期以色列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新聞: 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1/5/12/%E7%BE%8E%E5%9B%BD%E6%94%BF%E5%AE%A2%E4%B8%BA%E4%BD%95%E6%97%A0%E6%B3%95%E8%AF%B4%E5%87%BA%E4%BB%A5%E8%89%B2%E5%88%97%E7%A7%8D%E6%97%8F%E9%9A%94%E7%A6%BB%E4%B8%80%E8%AF%8D
第一次聽到「波黑」這個國名其實是來自足球;印象中這個位於巴爾幹半島西部的多山國家,球風向來強悍!
或者應該說,巴爾幹半島以強悍著名。
過去關於「巴爾幹半島」的電影題材,包括北約轟炸貝爾格勒之後的科索沃邊境安全問題;同時也牽扯到穆斯林、塞族等信仰、種族融合問題。
今晚看了最近即將上映的《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據稱是世界首部處理「雪布尼查大屠殺」議題的電影;它不是一部紀錄片,卻紀錄了人類最殘暴與泯滅人性的一頁歷史。
從電影的角度,我亦理解到今天的「波黑」,是如何走過90年代「雪布尼查大屠殺」,波士尼亞克人與塞爾維亞人的對峙,與平民百姓無端遭受的殺戮及迫害。
屠殺者將受害者關進一個密閉的空間,並將這場殺戮比喻成:「電影即將開始。
」可以想見1995年7月11日在巴爾幹半島,成千上萬的男女被殺害;這一段人類黑歷史,即使是透過導演潔絲米拉.茲芭妮奇 (Jasmila Žbanić)的鏡頭重現,都令人冷汗直流,直呼不可思議。
2020年適逢「雪布尼查大屠殺」25週年,由《旅行之歌》柏林金熊獎導演潔絲米拉.茲芭妮奇執導的《阿依達的救援行動》;電影開頭與結尾,都藉由人物細膩的鏡頭捕捉,呈現出極端、猶如地獄、天堂兩個世界的對照。
孩子們無邪的笑容,成人焦慮的臉孔,構成了一幅又一幅「人性」微妙的生存景況。
我想起了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的著作《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可怕的是,劇中的女性、母親、譯者,也是這場殺戮下的遺孤阿依達,她並沒有缺席這場戰爭,卻同樣經歷了被強行掩蓋與奪走的人生,那真實地叫人不敢置信。
个人认为文章客观,专业水准,说明清晰。
战争这种事,一般人群绝对承受不起,一旦发生,就是灾难。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的前前后后 2005-06-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 宋文富在满是高山和丛林环绕的民房前,几个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军人正从卡车上卸着什么,迷彩服的胸前缀有一只昂头挺胸的金黄色毒蝎,6名双手被绑、身着便服战战兢兢的年轻人平躺在车上,旁边看护的士兵将枪直对着他们,用力踢着他们的脑袋和身子,嘴里叫骂着将他们赶下车来。
随后这些年轻人一个接一个站到前边,士兵们从背后扣动扳机,接连打死4人之后,将其余两名不到30岁的年轻人的绳子解开,待两人将4具被击毙者的尸体拉到远处后,他们也被士兵开枪击毙,随后射击者扬长而去。
这一切就好像是在拍电影,但的确是真实场景的再现。
今年的6月1日,就在米洛舍维奇进行法庭辩护过程中,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杰弗里法官要求播放一部录像短片,这些就是录像片中的真实画面。
杰夫里法官对此解释说,录像片获得于今年5月25日,摄录者曾经是塞族“毒蝎”志愿部队成员,片中记载了1995年夏季波黑塞族军队攻占波黑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城市后,将穆族被俘人员拉至特尔诺沃实施集体屠杀的实证。
法官认为,由于塞族“毒蝎”武装志愿部队属塞尔维亚内务部警察部队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证明,波黑塞族军队在占领斯雷布雷尼察城市之后,在塞尔维亚军队的帮助下,该市曾经发生有屠杀大批穆斯林被俘军人及平民的惨案,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米洛舍维奇确实在波黑犯下有种族灭绝的罪行。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犹如整个塞尔维亚民族身上的一块伤疤,再一次被国际社会揭开和重击。
事件的由来斯雷布雷尼察,一个位于波黑东部的小城。
周围群山环绕,距离塞尔维亚边境不到20公里,距离萨拉热窝约100公里。
塞语中“斯雷布洛”一词意指“白银”,城市的得名,即来源于当地十分有名的银矿。
据1990年时人口统计,该地共有居民3.5万人,四分之三均为穆斯林民族。
1992年波黑战争开始后,当年春季几乎全部的波黑东部城镇均被塞族军队占领,惟有斯雷布雷尼察因地形特殊,整座城市易攻难守,因此塞族武装在1992年4月占领了3天后即迅速撤出,重被穆族武装控制。
作为穆族武装在波黑东部的惟一重要支撑点,周边的穆族难民不断向这里涌入,当地的穆族武装也得以壮大。
到了冬季,城内饥饿的居民们与穆族武装不断袭击周边的塞族村庄与居民。
当时波黑塞族首府帕莱通往贝尔格莱德最便捷的一条通道距离斯雷布雷尼察很近,这一通道对卡拉季奇至关重要,驻守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武装曾几次试图将其切断。
因此到了1993年3月,波黑塞族下决心彻底拿下斯雷布雷尼察。
就在塞族军队步步接近城市之际,美国及西方社会开始干预,经法国驻波黑维和部队的调停,塞族同意停止进攻,同时要求市内的穆族全部解除武装,停止攻击塞族居民,并且决不允许威胁波黑塞族首府帕莱至贝尔格莱德的通道安全。
1993年4月1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该市为联合国保护区之一。
1995年春季,同样也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地的克罗地亚境内的大片塞族居住区―――克拉伊纳共和国,几天时间内就被克族军队彻底攻占,大批塞族难民逃至塞尔维亚与波黑,这一行动彻底激怒了波黑塞族,最终下定决心,再次聚集力量彻底攻占斯雷布雷尼察。
7月6日塞军首先包围并将荷兰驻当地的维和部队隔离开后,攻击正式开始。
5天之后姆拉迪奇即通过电视正式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已被攻占。
与此同时塞族也开始受到穆族与西方社会的指责,表示在7月11日至16日的几天时间里,塞族武装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有组织地对穆族战俘和平民实施大规模的屠杀。
围绕数字的争议是谁下达的屠杀命令?
究竟有多少人被杀?
英国BBC电视台播放的节目称,1995年7月12日―16日的几天时间里,该地共有7414名穆族居民被姆拉迪奇指挥的波黑塞族军队杀害。
1995年11月代顿协议之后,数十个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委员会与专业小组来到这里,挖开数百座坟墓后重新进行核实与调查。
波黑塞族政府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此予以协助。
几年时间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从7000人至11000多人各种说法不一。
就在今年6月1日6名穆族青年被枪杀的录像片播出后,6月11日,萨拉热窝的报纸首次将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中失踪的8106人的名单全部刊出,表示这是至今所做的调查结果,但还并不是全部。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2004年8月公布的材料,已有1482具尸体的身份已被确认。
加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核实,目前共有2984人的真实身份被查清,其中有2173人是重新挖出尸体或尸体残块后核查得出的结果。
波黑塞族实体政府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调查委员会指出,综合30多个组织提供的失踪人员名单,失踪人员数量大致应集中在7000人到8000人之间,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至少还应有5000人至6500人的遗体,但这些遗体在哪里?
多方查寻尚无具体下落。
对于这一数字贝尔格莱德提出有不同意见,“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调查委员会”主任伊万尼舍奇指出,所谓8106名失踪人员名单,1995年时国际红十字会就曾拿出来过,但也正是名单中的3016人,第二年波黑大选时,又重新出现在选民名单上。
他还表示,即使在经核实确已死亡的2000多人中,其中妇女仅36人,老人及孩子约50人,很少有平民。
他说,海牙法庭的军事专家梅宁金在自己的报告中曾写道,将尸体挖出后重新勘验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7次,在1883具尸体中,核实确认其中有1656人为男性,只有一具为女性,另有212具无法辨别性别,此外其中有1424人是被枪弹击伤后而死。
因此伊万尼舍维奇本人根本不同意所谓大屠杀一说。
塞尔维亚的反应6名穆族平民被枪杀的录像片一经播出,整个塞尔维亚震惊了,一直以弱者或是被视为遭受国际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塞族居民震惊了。
塞尔维亚总理科什图尼察当天即发表讲话,最为愤怒地谴责在斯雷布雷尼察所发生的罪行。
塞各政党以及各届人士也纷纷表态,指出枪杀6名穆族青年的行动是法西斯行为,本民族同胞为这一行动感到羞愧和耻辱,一致要求应严惩当事人。
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明确表示,他本人可前往斯雷布雷尼察,向战争中牺牲的非塞族无辜居民们忏悔。
随即塞尔维亚政府也立刻下令,逮捕了录像片中显现的,目前还在塞尔维亚境内生活的4名“毒蝎”部队成员。
塞境内的人权基金会等8个非政府组织立即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塞尔维亚议会公开通过决议,承认在波黑战争中对穆斯林居民犯下有罪行。
然而经两天的辩论与酝酿下来,议会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主要原因在于,多数人认为战争本身就是一极为残酷的行动,家人的死亡、战友的遇难都可能激发个别人野性的一面,导致采取极端方式,但这些更多地应属个人行为,肇事者必须受到严惩,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塞尔维亚民族的意愿,并不能由此即认为这属于国家行为。
更多的民众强调,任何暴行都应遭到谴责和惩治,无论是塞族、穆族还是其他民族所为,议会如果通过决议,同时也必须谴责几年战争期间穆族极端分子对塞族居民实施的暴行。
据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材料,斯雷布雷尼察同时也是塞族人的坟墓,自1992年至1995年期间,整个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该市市中心就有446人死亡,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所有这些都具备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
委员会强调,整个波黑战争期间,共有26818名塞族人丧生,其中19%是军人,31%是农民,10%是妇女,还有不足1%的儿童,这些也必须予以澄清,因为每一个死难者都一样重要,塞尔维亚的母亲们也有权了解一切真相。
米洛舍维奇的质疑面对法官的录像播放,法庭上米洛舍维奇明确表示,所看到的这一切“无疑肯定是罪行”。
但他同时表示,然而这一罪行并不能与塞尔维亚相联系,因为“毒蝎”部队成立于1992年,被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塞族武装正式收编,总共300多人属志愿部队,工资要比正规塞族军队的士兵高4-5倍,其任务在于保护克拉伊纳共和国的石油生产地,代顿协议签订后1996年秋季该部即被解散,与塞尔维亚警察部队无关,因此也根本不能证明,塞尔维亚直接参与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
接着米洛舍维奇询问,“请法官证明是谁、在哪里拍摄了这部录像?
”“特尔诺夫距离斯雷布雷尼察159.4公里,根据什么可以断定这6个被枪杀的穆族居民确实来自于斯雷布雷尼察?
”“准确的枪杀时间又是何时?
”“整盘约2个小时的录像带均在左上角明确标明有录制时间,但为何恰恰在这段显示有杀人场面的约20分钟的带子里却无任何标示?
”“某些部分曾被重新编辑过的痕迹明显,其中有一段话显然是被抹掉了。
”由此米洛舍维奇对于这一盘录像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希望法官能对此作出解释。
录像为何在此时披露根据司法程序,录像带属间接证明材料,由于种种疑点的存在,甚至杰弗里法官本人也认为,很难将其正式归入证据材料。
塞尔维亚的分析人士认为,其实从一开始法官对此就十分清楚,然而录像播出的真正目的在于,取得震惊社会的轰动效应,只要让国际社会看到塞族人犯罪的这一震惊场面就够了。
今年是斯雷布雷尼察事件10周年纪念日,7月11日国际社会将在该市举行大型祭奠活动,众多国际要人均表示届时将可能前往,然而迄今为止,西方认定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姆拉迪奇仍踪迹全无。
下半年内,关于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的谈判也将正式启动。
因此当地一分析人士认为:录像之所以在现在披露,西方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指责塞尔维亚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从而以减弱塞黑在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其次,西方希望在7月11日之前尽快逮捕姆拉迪奇,认为在这些令人震撼的画面播出之后,多数民众对于姆拉迪奇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
到底应怎样看待这一事件?
原塞尔维亚军事医学院院长、曾经多次出现在各个战场上的斯坦科维奇将军这样认为,“在斯科拉宁一个掩埋着尸体的大坑里,我们亲眼看到一个男孩走了进去,一个一个地翻找着每一具尸体,我想上去制止,但他对我说,‘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姐都在这里’。
后来,我见到了身着军装的这个男孩,他背上了冲锋枪,开始去为自己的亲人复仇。
”将军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我们目前审判的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这些行为是什么?
肯定是犯罪。
但到底是种族灭绝?
复仇?
还是其他的什么?
我们对死者有所亏欠,不仅仅是指塞族人,同时包括所有的战争死难者。
”
战争对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存在,但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过,也正在发生着。
阿依达就是这样一位生存在塞黑战争中的普通教师,因其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而更深入的了解战争究竟是如何在摧毁自己的生活,不仅是她,影片中与塞尔维亚军队谈判的维和部队军官、无法维护波黑民众安全的士兵、拥挤在安全区中的每一位平民,都无法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抗争,而阿依达的心境,我是无法想象的,她是如何面对被带走的丈夫孩子,怀着什么心情回到战后的家中,又是何种心态让她找到了亲人的骸骨,真的无法想象。
其实我觉得,在战争中是没有绝对的正确或是错误的,双方都有愤怒的魔鬼,也都有脆弱的民众,双方都是在维护自己的正义,又同时行使着各自的暴力。
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多么的和平稳定,但这样的和平之中,也正隐匿着战争的暗流,而且这样的和平并不是因为世界人民都向往和平而和平,而是众多的武器在维持的和平。
所以,愿真正的和平总有一天能到来,就从俄乌停火开始,这也是战争电影应该带给世界的。
艾达(Aida)之前是一位老师。她的丈夫尼哈德曾是当地高中的校长。在一个特别紧张的时刻,她和一名塞族士兵交换了礼貌的问候:他是一名前学生,向艾达的儿子哈米迪亚(鲍里斯·勒尔)和塞乔(迪诺·巴杰罗维奇)致以问候。这次遭遇是对战前常态的几次提醒之一,当时塞族人和波黑族人并肩生活,而艾达和她的家人追求的中产阶级生活显然在战乱中破产。倒叙显示她参加了一场异想天开的选美大赛,这场选美大赛是“东波斯尼亚最好的发型”。她紧急中谋得的联合国翻译工作为她提供了一些保护,她试图将其权限扩大到丈夫和子女。在官方安全的承诺中,她可以清楚地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在奥斯维辛式死亡来临前的奔波与呼救,并未最终挽救生命,却把环境将人推向灭绝终点的无奈、恐怖与焦灼展现地淋漓尽致,而再次相见,已是尸体认领处刚从万人坑挖出的骨头
一开始我俗气地以为女主会像卢旺达饭店的经理,与联合国配合救走一大批难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乐观地预测女主偶遇的学生是“塞尔维亚辛德勒”,利用职权至少放走女主一家;甚至枪声响起的时候我还心存侥幸,脑补小儿子能像Dear Comrades中的小姑娘一样奇迹般生还;直到女主站在满厅骸骨中间,我才羞愧地醒悟,任何对战争的浪漫化想象都是极其荒唐和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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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紧惕这种由西方培养出来的电影人。固然这是灾难,可是导演提供的信息和控诉,还不如百度百科。电影在哪里?导演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深刻的认识,也没有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导演的叙事完全是由西方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谁是恶谁是正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且不说南斯拉夫的复杂程度,就说谁是刽子手?真的只是塞族吗?难道美国不应该为这场劫难负责吗?现在电影还要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又把那一套意识形态暗搓搓地输出,还假惺惺地批判一下联合国。和联合国有什么关系!知识庸人在电影这个领域真是更加突出,也难怪这电影在西方能获得如此好评。自欺欺人呗,毕竟不是每个所谓知识分子都是彼得汉德克。正如语言只是成为了母亲为儿子谋求特权的工具。这点上,导演之于电影,就是她的隐喻,她借由电影这个语言,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牟利。
“人”在权利面前不过是资产,“人”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小文明圈被摧毁下的无奈与苦涩。情绪把握的不错,可惜信息量不多
家庭命运撞上种族敌对灭绝的巨轮(波斯尼亚穆族背景在欧洲的特殊性),现场音和混乱所呈现的“真实”力量
24th SIFF 6.13红星电影吴中路 LUXE厅题材看多了,主题带来的冲击就少了很多。总说西方视角,中国得奖的都是麦丑。中国的电影节看人家的电影不是也都是选这种吸引眼球的,刻板印象。
更准确的译名应该是“阿依达,你往何处去”,典出《新约》。跟暴虐的军阀、无能的维和部队比起来,女主就像是受难的圣徒。临近结尾时有人发生口角,散场时大吵了起来——电影院里的人跟电影里一样仇恨自己的邻人,简直就是黑色幽默般的讽刺
老实说,我从这部电影中可以获得的信息、警示和启发太少了,除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无能,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重复我们对此类事件的认知。对于历史惨剧的重现,我已越来越不相信这种剧情片,很多戏剧化的处理会影响我们对真相的了解和判断,就像本片,人物都是脸谱化的,正邪的评判太容易。去年被主流影评人吹爆,metascore 有96分。她也许满足了美国影评人对欧洲的幻想,但在大屠杀题材影史上,实在算不得佳作。
波黑口径的《亲爱的同志》,但拍得更克制,刻意选取和回避了一些素材,着重刻画了满腹经纶讲道理的联合国。结尾只停留在刽子手与受害人共聚一堂,也没见有字幕打出,“南联盟的爱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幸有北约主持公正,把他们都给炸了,维和部队又去了……”。1871年就有人看明白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联合灯塔,枪杆子里才出规则秩序和道德情操。2021年也有人掷地有声地说,“今天我们不再是失败、任人蹂躏的国家,再也不允许有人杀害我们的孩子、破坏我们的国家、驱逐我们的人民。”这些话甭管出自谁的口,都特别有道理。
去他妈的联合国!去他妈的维和部队!去他妈的那个弹钢琴的荷兰上校!去他妈的姆拉迪奇和塞族军队!去他妈的受害者和刽子手共济一堂其乐融融的结尾!
对于不了解事件背景的人,看起来有一些代入困难,我也不了解故事背景,仅仅就电影而论。un维和部队为何表现得如此软弱并不清楚,主角明明知道会发生什么,却只想着救自己家人,动机略显不足,也许发动群众的力量能够获救。(我说维和部队怎么这么软弱呢,弄半天让塞尔维亚俘虏绑了电线杆上了,这么重要的背景不拍出来,还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垃圾)(更垃圾的是什么,这是波黑闹分裂,塞尔维亚在维护南斯拉夫国家统一,这个不说最扯淡)
在西方的法庭上证人要宣誓: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且是事实的全部。对于一个如此容易被政治化讨论的题材,只展示事实的一部分,等同于卑劣的谎言。这部电影更像是西方宣传战的一部分,用来为他们在战前和战后对塞尔维亚民众犯下的暴行辩护。在电影中,无处不在的是用力过猛的想要凸显的”人性“,但这些真的经得起历史的拷问和推敲么?所谓的对战争的思考,更像是对观影者眼界和智商的某种蔑视。
今年SIFF最大惊喜!非常喜欢这样的女性主角,靠她一个人之力企图在种族屠杀背景下保护全家,剧本、镜头和表演都是上佳的,更重要的是导演非常克制,没有嚎啕大哭或者残忍的场景设计,就是因为这样反而力量更大。学到了
尾段直接拉升。太阳底下。
任何语言谈论这部电影都显得苍白无力。并且电影本身也不重要,只是传媒。珍惜和平吧。最佳外语片。
諷刺的是電影中也將聯合國前線部隊描述得很無辜,在屠殺事件發生前,早已視而不見塞軍的惡行,無法阻止一場戰鬥罪行發生,將無辜的人推向死亡邊緣背後,國家之間的複雜博弈消解成二元衝突。所以回到二戰後電影如何/為何要再現大屠殺的倫理問題是必要的,暴行前一切的電影語言是否都可恥?是否不道德?我們應該對任何再現大屠殺的方法產生懷疑,注點是一個永遠無法得到答案的追問,也涉及影像的現代性境況和病理現象。那不見得比《Kapo》有多少進步的敘事手法,在Rivette 60年前已交出了一個憤怒的總結,到今天依然擲地有聲。是的,無論那個在角色衝向電網自殺時,將鏡頭推向前,將鏡頭重新構圖,小心地將舉起的手放在最後時刻,還是不讓我們看見屠殺,在屠殺場外圍只聞其聲,推軌鏡頭向後移動,兩者的結果是如此相近,同樣侵犯了現實與虛構的界線。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承诺,自己强大才是硬道理(非常克制的战争片 但观影过程令人揪心。电影没有正面描述塞军的残酷,而且通过几个含蓄的镜头表述:运送难民的巴士司机的苍白惶恐的脸,正在被塞军掳走的年青女孩。。点到为止 细思极恐 不寒而栗。。那些一车车被拉走的妇女和儿童真的得到善待了吗?。。)
能谈失去的幸存者,旁观者。留下来收拾废墟、建立新生活的人,只有女人。战争和生活并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