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伊朗《推销员》——带给人的感觉有点像《一次别离》，有知识的家庭，生活困境，生活在社会中的困境，很淡然旁观的叙述方式。

果真，原来是同一个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Asghar Farhadi的作品。

婚姻的无趣，相对无言的夫妻，与人接触，与邻居接触，尤为困难，尤其是当自身发生一些自认为羞耻事情的时候。

总觉得好像是别人抓住了自己的把柄，一些流言蜚语四起，总觉得在别人眼中的自己已经成了另一幅样子，她想要装作无事发生，不要遇见一个人都要问上一句，“你没事吧？

”“我好得很。

”可是却忘不掉，在别人看似温暖的问候下也装不下去。

不能坦然面对这些事情，感觉头巾都是压抑自我的体现，社会对于女性的压榨，对于女性的约束，让她们羞耻，让她们不敢说出来。

婚姻就是在一天又一天的隐瞒中破灭的，别提什么善意的谎言。

当然距离产生美，不过这要在两人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前提下才成立。

蛇鼠一窝，人的本性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难不成你觉得隐藏了一时，以后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吗？

我只是顺不下去这口气。

你是想学你的《一次别离》式的开放式结局吗？

学得不怎么样啊。

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不怎么样，或许是这个题材实在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将人放到了一种不是人的角度去谈论，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就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本来可以报案去寻求正义，如果探讨的是与警察之间的矛盾倒也罢了，那样或许只是个平平淡淡的片子，可是现在，因为各种社会因素，他们不愿意报案，然后自我挣扎，终于选择自己去“复仇”，可是找到了仇人之后，看到了他们的困境，又心疼了。

你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呢？

我搞不懂。

难不成你想要表现在平和的外面之下，十分挣扎的人类？

挣扎来挣扎去，只觉得挣扎了个寂寞。

《一次别离》当中还能说他们有生活的困境，可是这部影片，怎么说呢，难不成在你看来欺骗与强奸是同一个性质？

前者影片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可是这一部呢，除了男女主反反复复自我纠结，考虑要不要寻找真凶之外，好像别无其他。

老头真是一副可恨的嘴脸，不要以为有个心脏病就能洗白。

《一次别离》当中带着孩子的妈妈是可以理解的，她不是个坏人。

可是这部影片当中的老头完全不可理喻，全凭借的是男女主的一丝善意才将他们放过。

性质不一样的事情，又怎么能拿出来一起讲呢？

但是导演偏偏将这部影片的风格无限接近《一次别离》，也就别怪其他人将它们放到一起；

《推销员》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一对曾经幸福的夫妇因旧居快要倒塌搬到话剧团朋友介绍的公寓。

一次排练后妻子早回家洗澡时被闯入者猥亵，丈夫根据线索展开调查，最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到底是谁过不去不是女主过不去，而是男主过不去这个坎。

这是我电影看到一半时就有的想法，而看完第二遍更加认定了这个想法。

影片开始的前10分钟不仅仅是交代了搬家原因也成功的塑造了男主事故前的形象——乐于助人，和蔼可亲，尊重女性。

在房子快要倒塌时帮邻居将残疾的儿子背下楼；作为中学老师与同学们的关系十分融洽，邀请学生们去看自己出演的话剧；与学生一起坐出租车时被要求换座位，他没有生气而是站在女士的角度向学生解释这位女士可能有不好的遭遇。

接着夫妻二人对于公寓前主人留下的物品的截然不同态度，也体现出男主是个善良的人，他不愿意乱动别人的物品，在下雨时还给那些物品遮好以防淋湿。

然而在妻子遭遇不幸，身体受到伤害、精神承受压力时，他所处的男权社会所带给他的影响却全部显现，因为妻子对当晚情况的遮遮掩掩，邻居们看似好意却暗示女主已经被性侵的关心，以及家中发现的钱与避孕套都让他觉得自己的男性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片中有几次男主和妻子的对话是关于要不要找警察，妻子一直不主张报警，而男主一开始是希望找警察，后来说不去找警察了但是希望妻子能快点正常起来过了这个坎儿。

女主开始给我的感觉是逃避这次事故的，后来想了想这也不难理解，首先女性有这样不幸的遭遇心理都会有精神负担，另外在伊朗这个男权社会，受害女性会遭受更多的道德指责。

邻居也说到如果去找警察要一遍遍的解释为什么要给开门、留门，还不一定有结果。

不愿意一个人在屋子里，后来去旧居洗澡等都表现了女主心结很难解开。

但是因为丈夫的劝说女主一直在努力开始新生活，主动去排练话剧就是一个体现。

晚上吃意面时，似乎一切都回到了过去，男主还放起了音乐，夫妻二人还有小朋友开心的交流，但是当男主得知这个好吃的意面是用伤害自己妻子的男人留下的钱买的，他马上让大家别吃了并重新定了披萨。

用作为“嫖资”的钱买东西确实很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既然是他让妻子放下的，那么男主就应该承担更多，他强烈的反应让妻子愣住了——原来自己的丈夫才是那个过不去的人。

我想正是从这时起两人之间的裂痕更大了。

影片快结束时，男主女主和猥亵女主的老头在旧居，女主看老头可怜和男主说如果把事情告诉老头的家人，他俩的关系就真的走到尽头了。

这个时候感觉女主是放下了，但从另一方面想可能是不想让这个不幸的事让更多人知道，但是男主在老头第一次心脏病病发后没第一时间叫救护车，在之后还打了老头并把他的嫖资和避孕套还给了他，让我感觉男主心里的坎儿比女主难过去得多。

看完2遍全片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妻子到底有没有被性侵，但似乎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男主觉得别人认为自己的妻子被性侵，这是十分羞耻的。

于是他开始一切的转变，变得更加易怒，他要寻找出这个疑似侵害他妻子的人并报复他，从受害人变成施暴者，不仅是为了妻子，而更像是为了自己的自尊。

生命与自尊影片后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讲男主与猥亵女主的老头之间的故事。

男主发现了老头就是罪魁祸首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家人，老头恳求男主不要这样做。

根据后面他的家人来找他可以看出他的家庭关系很好，有个十分爱他的老婆，关心他的女儿女婿。

我不知道在这种和谐的关系下为什么还要去找妓女寻求快乐，而且他似乎并不觉得去找妓女是件羞耻的事，羞耻的是让自己的家人知道这些。

明明可以向家人坦白后离开，但是他在有心脏病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和男主争执，然后被关进小屋，差不点心脏病发作。

晚上男主回来后又让老头和家人坦白，他再次拒绝。

不难想象，深爱他的家人知道了这一切会怎么看他，他再也不是妻子尊敬的丈夫，女儿女婿崇拜的爸爸，他可能曾经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当这一切崩塌是多么的可怕。

在这种情况下他心脏病发作了，男主并没第一时间给救护车打电话，幸运的是老头最终醒了过来。

老头家人来了后，男主因为答应了女主所以并没有当面拆穿老头的所作所为，而是又把他带到小屋里打了一巴掌作为了解，顺便把钱和避孕套一起还给了他。

虽然不是当面揭穿，但这对老头依旧是很大的侮辱，老头承受不住这种对于自己自尊的折磨于是又晕倒了。

而男主明知道老头身体心理都承受不住这种羞辱，却依旧打了他，完全没考虑他的生命安危，只是为了报复，为了找回自己的尊严。

二人都选择了自尊，而把生命放在了次之的位置。

戏中戏的运用第一遍看并不是很理解《推销员之死》这个话剧在其中的作用，后来发现每段都不同程度上的暗示与推动情节作用。

第一场话剧中扮演妓女的演员穿着红色的大衣将自己裹得密不透风，台词里说着自己一丝不挂，于是引来了同台演员的笑声。

但是女演员却觉得自己被嘲笑是因为演了妓女这个令人不齿的职业。

可以窥见伊朗的社会对于性是避讳的，甚至话剧里妓女的角色都不能有所裸露。

后面话剧团的领导也和男主说现在还有三个审查没有通过。

后面男主打开前任房客的衣柜时同样出现了红色大衣，在伊朗这样女性一般穿着素色衣服的国家（参见片中的女性打扮），这似乎也是一种暗示有红大衣的前任房客也是一个妓女。

第二场话剧中女主在床上等丈夫回家，而现实生活中也是女主先回到了家等待丈夫。

第三场话剧中男女主在剧外不能袒露的心声在舞台上爆发，尤其是当男主看到女主缝的袜子，或许想起了他在家中发现的那双不属于自己的袜子，彻底被激怒，女主想强调自己对丈夫的爱却最终崩溃，中断演出。

现实中女主还处于精神的不稳定期，男主却时时猜疑，让女主的爱显得十分无力。

第四场话剧中男主将对帮自己介绍公寓的演员的不满发泄在了舞台上，他认为博巴克与前任房客有着交易的关系，而这些让他们夫妇受到伤害。

后来博巴克来拿旧房客留下的东西，但是男主与他已经再无交流。

第五场话剧中男主去世，女主用保险还清了贷款可以开始新生活。

也暗示现实生活中的女主要开启新生活。

除此以外在后台化妆时，从第一次男女主两人的多次交流到最后的目光呆滞谁也没理谁，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这对夫妻的关系接下来会走向何方。

总结又想了一下为什么本片会叫《推销员》，除了影片中男主在话剧中演了一个推销员，可能男主的职业老师也像推销员一样，他向学生们传递一种不同于伊朗现在的文化一种男女间的尊重，这是男主自己所推崇的，但是当变故发生在他身上时，他身上所带的伊朗社会下的男权色彩吞没他的理想主义，理想的他死了。

就像《推销员之死》里的推销员努力实现美国梦，最后幻想都成了泡沫，自杀而亡。

袁仓山写过两句声势堪比火山爆发的诗：“两脚踏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今愁。

”初读时顿觉层云荡胸、气冲牛斗，摩拳擦掌地准备把生活虐成狗，浑不知自己刚刚被生活虐成狗。

罢了，罢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从来不缺自我陶醉的豪言壮语，要么先天下之忧而忧，要么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不肯站到当中直面生活的一地鸡毛和人生的苦难真相。

因此，眼前的苟且尽可以不闻不问，心心念着诗和远方，两脚却仍深陷在生活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人生啊，既不潇洒，也不豪迈，潇洒含着泪，豪迈染着血。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停止“为赋新词强说愁”，真诚地说一声“天凉好个秋”呢？

什么时候呢？

这部《推销员》所说的无疑正是“天凉好个秋”。

什么是“天凉好个秋”？

就是面对生活、面对人生的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就是怎么弄都不行，怎么弄都会失败！

与真假无关、与是非无关、与善恶无关，随便哪条路都是死路。

既然如此，出路在哪儿？

出路就在于“好”。

“好”是承认，是接受，是忍耐，是寂静，是欢喜；“好”是中国人无力说出的另一个字——爱。

有人说，这是个典型的伊朗叙事，说它只能诞生于伊朗。

是吗？

人生的本质既没有国家形态，也没有种族形态。

长江限南北，人生有什么南北可言呢？

风土人情只不过是长在人生这块土壤上的作物而已。

伊马德这样的人，中国没有吗？

巴巴克这样的人，中国没有吗？

拉拉这样的人，中国没有吗？

有，但是我们看不见！

我们都会为人生预设一个标准，不说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也是按照标准略微起伏。

可是，人生就是会偏轨，甚至与预想的背道而驰。

伊马德为自己设立的标准是做个好人，做个好丈夫，好老师，好演员。

他可以临危不乱冒险救人，可以循循善诱通情达理，可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具备了社会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但他也会变“坏”。

那个肇事者也为自己设立了好人的标准，他是妻子眼里的好丈夫，是女儿眼里的好爸爸，但他也会变“坏”，用他自己的话说：“没忍住”。

“没忍住”意味着没能把人性、欲望关进笼子，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报警有什么用呢？

法律关不住人性。

沉默有什么用呢？

道德关不住人性。

伊马德扇向肇事者的一巴掌，其实也是没忍住。

人性没关住，人生就彻底脱轨了。

不论人多么严密防范，人性总能找到驰骋的空隙，所以也就无法防范，无路可走，结局就是失败。

失败中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对失败之痛的领悟。

换句话说，人生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如果我们对失败之为失败感到麻木，那我们就彻底败了，我们唯一成功的可能就是知道我们失败了。

失败的人生靠谁来拯救？

我们靠谁挺过这注定失败的人生？

靠爱，靠慈悲。

有了爱与慈悲，人才能挣扎着去摘苹果树上的灯，而不是去摘苹果。

宽容的本质与价值显然，《推销员》（فروشنده 2016）这部电影是讲“宽容”这个主题的。

“宽容”是当今世界普受关注的伦理问题之一，因而本片备受国际电影节的青睐是情理之中的事。

“宽容”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解读，我想有两项内容都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它本质，二是它的价值。

前者关乎宽容行为的主体和动机，即宽容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的不宽容，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不安全社会环境及其造成的心理恐惧；后者是表明践行这一伦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那么，上述二个方面内容在本片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宽容的本质。

男主角伊玛德是个中学教师，本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当大楼要倒塌时，他关照哭泣的小孩和卧病在床的病人；看到前任租客是个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时，他便动了恻隐之心，在是否要清空前租客占用的房间问题上，他态度明显不比妻子强硬，在晚上下雨时，他还主动照顾那些被清出的东西。

他也是个大度、能站在别人角度替别人着想之人。

当他被拼车的女乘客侮慢时，他不仅不以为意，还为这位侮慢之人的不当行为找寻正当的理由。

他并不是那种道德感非常强的人，他的道德底线是显然高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否则他也不会将别人认为不适合孩子看的书捐给学校图书馆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妻子拉娜被歹徒袭击又不打算报警后，他应当会遵从妻子的意愿的，但为什么结果变成了他强烈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去报警呢？

原因在于他受到了他人的影响。

一次是他到车库挪歹徒车时，碰到一位女邻居，强烈建议他报警；一次是他打扫楼道时，另一位女邻居再次要求他报警。

于是他在妻子意愿和邻居态度之间变得极度烦躁，他感到不对歹徒做点什么都无法跟邻居们交待。

此外，他朋友们对事件的态度也他决定采取报复行动的重要因素。

显然他的不宽容态度并非来自他本性，而是社会不宽容的结果。

当然，从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邻居都赞成报警的，比如其中一位要求报警的女邻居的丈夫就赞成拉娜不报警的做法，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这只是表明男女对解决同样问题的态度稍有不同而已。

这位不主张报警的男邻居只是不想让公权力介入而导致事件复杂化且造成当事人二次伤害而已，但他是主张私力救济的。

所以，我们仍可以说，不宽容的态度是普遍的，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女性安全感弱于男性是他们解决问题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基于安全问题的担忧、消除潜在威胁所带来的恐惧可能是造成社会不宽容的心理根源。

宽容与痛苦总量的减少。

对于受到袭击的女主拉娜来说，她遭受痛苦是肯定的，也只有她才最有资格谈宽容问题，她丈夫的痛苦是间接的，更多是社会的态度给他造成的耻辱感。

整体来看，她主张宽容不主张报复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不宽容带来的只是痛苦量的增加，不仅对她自己，也对丈夫、歹徒一家人而言。

事情发生后，她不报警虽可免受二次心理伤害，但心理阴影是存在的，比如不敢独自上厕所独自呆在家里，所以她首先想要的是重新租房子离开这个伤心地，然而，她丈夫为了抓歹徒对她的这一意愿并不作出积极反应，所以，她谴责丈夫“不干正事”。

在她这里，当务之急的“正事”是消除心理恐惧，而不是不放手已无可改变之事。

丈夫的不宽容不仅没减少她的痛苦，也使他自己终日痛苦不堪。

她知道丈夫的痛苦还在于邻居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这就很难让她有隐私可言，所以，逃离是保护隐私的最好办法。

丈夫誓要找到歹徒，这让他心情不佳，不仅开车差点出事，他也迁怒到别人，影响到演出的正常进行。

就算房东巴巴克跟前任租客关系暧昧，那也不是你无端指责的理由。

当她丈夫找到肇事者，他想报复，但被她阻止，这使无辜之人免受了不必要的伤害。

虽然她丈夫仍要惩罚肇事者，但一巴掌的结果也并没有让他余气尽消，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吧，不知道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但至少可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虽然，宽容侵害者，有基于宗教信仰的因素，但阻止更多人知道此事是保护隐私的必要措施，显然，她的行为宽容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宽容与心之自由。

除了减少痛苦外，宽容价值还在于“心之自由”。

报复之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它不可能带来心之自由。

正如在剧中剧中，拉娜所说的： “我们不再欠别人任何东西，我们终于自由了”，减少“亏欠感”是使我们获得心之自由的重要途径。

然而，伊玛德最后对肇事者的那一巴掌，不仅没有让他释然，反而使肇事者心脏病复发，无论肇事者最终是否死亡，他们都会感到有愧于他的家人，所以，拉娜非常无奈，她只能通过剧中剧来告白：“我已不再哭泣，你为何还要那样做？

”（文/石板栽花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Ps.感谢@塔拉Tala翻译的本片中文字幕！

法哈蒂凭借《推销员》再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你可能看了张假新闻照，这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上一次捧得小金人时的照片。

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五强的他却公开表示，不会出席本届颁奖典礼。

一个月前的今天，刚刚履职总统才满一周的川普签署了“禁穆令”。

这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禁止伊拉克、伊朗等七国公民在未来90天内入境美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好莱坞愤怒与同情之声不绝于耳，盖因“禁穆令”充满赤裸裸的歧视，且其辐射范围空前之广，其中就包括入围本届奥斯卡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而他本人也因此发表声明不参加本次颁奖典礼。

对此，奥斯卡评委会作出回应：“曾因《一次别离》荣获奥斯卡奖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以及他今年提名影片《推销员》的全体剧组成员，竟因为其宗教或国籍原因而被挡在国外。

学院作为全球影人及全民人权的支持者，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戏剧性反转，先是“禁穆令”被联邦法院叫停，接着是《推销员》在各大网站的获奖赔率纷纷攀升至第一，并取代此前的获奖热门《托尼·厄德曼》，最终爆冷摘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桂冠。

颁奖礼现场，代领者读出他的获奖感言：“电影人的镜头能够捕捉到人性...会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产生同情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同情心。

”应该相信，这部电影和它的胜利，也许不仅仅关乎于同情。

— 伊朗剧场中的美国悲剧 —

《推销员》剧照《推销员》发生在伊朗的德黑兰。

一对夫妇Emad和Rana搬入新家不久，妻子Rana独自在家时遭遇陌生人的强暴，一场有关罪与罚的悬疑故事就此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推销员”的片名取自穿插于电影里的戏中戏——丈夫Emad与妻子Rana在剧中所表演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导演法哈蒂通过三幕剧的植入，向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经典作品致敬。

《推销员之死》表现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一位小人物的失败，而其所影射的美国梦的幻灭，在当今“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竟书写着新的注脚。

不同之处在于，导致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不再是股灾和金融危机，而是面向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移出，以及非法移民的不断涌入。

这恰巧同主线剧情形成互文，并微妙地折射出当代美国的乱象——缓缓推开的门，登堂入室的陌生人，暗生龃龉的家庭关系，以及作为回应的惩戒与宽容之辩。

— 同情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影片中，丈夫Emad最终发现，闯入房间并强暴妻子的竟是一位白发、佝偻而且患有心脏病的老人。

当老人层层揭开脚上的绷带，事情的真相也水落石出——他脚底的创伤，同此前案发现场地面的血迹以及遗落的袜子，完全吻合。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女婿，让他知道岳父是个什么货色”丈夫Emad喊来老人的家人接他，坚持在他家人面前公布他的罪行。

“如果你要跟他家人说那件事，那咱俩之间就到此结束”妻子Rana面对老人的哀求产生了恻隐之心，在她的威胁下，Emad没有告诉老人的家人，而他终究心怀愤懑地忍不住出手掌掴，竟使虚弱的老人心脏病发作，瘫坐在楼梯上几乎停止了心跳。

对于同情，卢梭曾这样阐释——“除了对弱者、罪人、或对整个人类所怀有的同情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仁慈、宽大和人道呢？

”。

这一刻，弱者的柔光镜头由妻子切换到了老人身上，面对他衰老迟暮、奄奄一息的身躯，一切道德评判仿佛就此失效，一切惩戒与复仇的理由都摇摇欲坠，无论他的罪恶带给一个家庭怎样的撕裂与羞耻，同情，似乎只有同情才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高墙与蛋声的喧哗 —

强与弱对弈间的道德立场，有许多种表述。

叔本华说 “每个人在其自身都带有嫉妒和同情这两种彼此对立相反的特质，因为这两种特质产生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状况与他人状况所不可避免作出的比较”，这听起来尖锐得近乎偏狭，但似乎很好揭示了舆论评价的行走规律。

邓玉娇、药家鑫等一场场话题盛宴中，我们都见证过善与恶的自由切换，民意肆意的喷薄与翻转。

另一句广为流(误)传(读)的宣言，来自村上春树“鸡蛋与高墙”的演讲——“不管那高墙多么的正当，那鸡蛋多么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

尽管村上在演讲中明确“高墙”的定义为体制，但当其范畴被人渐渐扩大至不加限定的个体，打着“鸡蛋”旗号的绑架、裹挟乃至欺骗又甚嚣尘上。

不透明的募捐，不真实的乞求，碰瓷，逼捐，医闹，扶不扶，黑命贵，这不清真，“他弱他有理”，“他还是个孩子”...每堵墙都因鸡蛋而生，站的人多了，转眼又耸立起一座敦实坚硬的墙。

一片宽容和谐世界大同的声浪之中，我留意到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一些同时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制作人对法哈蒂曾面临的禁令表示同情，但同时也越来越担心这些头条新闻和政治情绪会影响正在进行的投票： “《推销员》以外的每一部入围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

所有的媒体只关心禁穆令，而且不仅是业内报章，而是全世界的媒体。

我们都很担心这种一边倒的呼声，会让评委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

我们还不能有任何意见。

”一位知情人说，“我们知道最佳外语片不是奥斯卡最重要的奖项，但这个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这位知情人坚持匿名，因为他不想被扣上没有同情心的帽子。

— 完 —

原发于2017年5月22日澎湃新闻“有戏”。

影史上向来不乏把舞台剧作为镜像勾勒主人公相似命运的电影。

西班牙名导佩德罗·阿莫多瓦的《对她说》，一头一尾分别是皮娜·鲍什编舞的《穆勒咖啡馆》与《热情马祖卡》的片段，台上舞者用或阴郁或明快的肢体语言，诠释出台下心地柔软的男主角的不同情绪。

他另一部代表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多地公演的田纳西·威廉姆斯的剧作《欲望号街车》贯穿全片，勾连女主角伤痛的起源和终结。

阿莫多瓦电影中的舞台剧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推销员》，“戏中戏”是阿瑟·米勒1949年写竣的《推销员之死》的排演。

法哈蒂在影片里对这部讲述美国梦如何吞噬小人物的剧作的“编排”，综合异国他乡的同行前辈在《对她说》和《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使用舞台剧的方式，既拿《推销员之死》首场与末场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呼应男女主角尹麦德和蕾娜由亲密至疏离的情感状态，又用该剧的正式演出侧写伊朗的当下，指出两人情感发生变化的必然

《推销员》海报电影伊始展示的是即将公演的《推销员之死》的舞台搭建。

脚手架构筑的酒店霓虹招牌，远比居家环境下的桌椅床榻引人注目，交代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推销员威利常年行走在路上，预示正将一切推倒重建的伊朗，以男女主人公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家庭，作为组建社会的中流基石，从外部的栖身之所到内部的成员之间，都存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而内里的摇晃，由外界的不稳造就。

紧接舞台布景的画面，是尹麦德夫妇居住的楼房的所有住户，半夜三更被迫从被窝中爬起逃生，楼下突然“造访”的挖掘机，正在动摇楼房的根基。

这一幕赤裸揭示伊朗民众的生活现状，正如美国昔日的威利们般，被轰隆的时代列车碾于车轮。

他们家中的现代化设施和手中的苹果手机，表明西方的物质观念已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伊朗生根发芽，但西式的文明与秩序望而却步，家中的林林总总甚至一大帮人的性命，皆有可能顷刻间埋在土里。

《推销员》里随时可能坍塌的住房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蕾娜在夫妻两人以为捡了大便宜的新住处沐浴，遭受陌生男性的暴力侵袭，心疼蕾娜，但同时像伊朗多数已婚男人一样，忌讳妻子的身体被施暴者以及救助她的男性邻居看到的尹麦德，逐渐陷入情感与道德的困境。

此种由伊朗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带来的行动上的两难，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一再出现。

聚焦少年犯罪与成人宽恕的《美丽城》，痛失爱女的父亲不惜倾家荡产，誓要依照法律让刚满18岁的杀人凶手血债血偿，却又无法回避继女身体残障的事实，谅解凶犯有可能拿到医治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的费用。

法哈蒂上一部同样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一次别离》，女护工面对纳德老年痴呆的父亲的如厕失禁，不知该从看护的角度伸手想帮，还是听从打小接受的教育不去碰触丈夫以外的成年男性的身体。

《美丽城》海报法哈蒂以往的诸多影片，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古兰经》指导人物的行为，可是人物出于切身利益的考量，言行屡屡打破经典的教义。

《一次别离》里做事方式上已经相当西化的纳德，动手打了护工之后，尽管言之凿凿不知她怀有身孕，但并不敢把手放在《古兰经》上起誓。

可是护工的丈夫为了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赔偿金，不仅自己对着《古兰经》说谎，还要妻子违背经书旨意。

近似《一次别离》里人物要对《古兰经》起誓的画面经常在法哈蒂的电影里出现然而到了《推销员》，《古兰经》从银幕消失。

依赖用信用卡付款购物的尹麦德的困惑源起，是根植于身体里的伊朗血液，拖拽他的西式教养脚步。

尹麦德和其他中产人士一样，颇为不满今时的伊朗，但他为人善良正直，活得积极乐观。

眼看楼房就要倒塌，他一边拍门呼喊蕾娜起床，一边帮助弱势邻居；没法阻止蕾娜将前租客的物品清理出门，夜半落雨令他起身找来塑料布遮盖物品；作为中学教员，他课上接受学生们开的各种玩笑，邀请他们去看他主演的《推销员之死》，课下开导学生换位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蕾娜的遭遇，激活尹麦德心中的野兽因子，让他借由无端的宣泄，维护住作为伊朗传统男性的颜面。

当找寻施暴者的过程受挫，学校的学生和剧团的同事成为他转嫁恨意的载体，对前者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与后者的同台演出，更将米勒的台词擅自修改，“借题发挥”辱骂同事为他和妻子提供的住处，原是风尘女子的“会客所”，招来她的前“客户”，让他们捡小便宜倒了大霉。

《推销员》里尹麦德篡改米勒台词宣泄愤恨更为极端的，是尹麦德逐渐冷待妻子，把蕾娜慢慢愈合的心理创伤一次次撕开，同时不嫌事大，期望他被伊朗传统施加的痛苦，能够多倍奉还给加害者。

尹麦德确定凶犯是名患有心脏病的老年男性，无视他的身体状况，要他当着妻子、女儿和女婿的面说出事情原委，蕾娜极力劝阻，甚或以两人关系可能走向末路相胁，尹麦德不为所动，依旧用拳头试图为他的困境打出一爿出口，不忘变相告知老人家人真相。

《推销员》中的凶犯亦有情感和道德上的困境伊朗男性顾忌自身的所谓脸面罔顾女性的自尊，将她们推至难以负荷的境地，亦是法哈蒂电影的惯有主题之一。

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靠打短工过活的女孩之眼，串讲未婚、已婚、离婚阶段的三位女性婚恋观的《烟花星期三》，已婚一位疑心电视台工作的丈夫与家对门的离异美发师偷情，丈夫连连发誓阻挡不住她跟踪的步伐，换来丈夫当街对她拳打脚踢，但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丈夫的确把情感的重心，放在了如何与美艳的邻居长相厮守上面。

他对妻子的暴力相向，不过因为觉得面子受损。

《烟花星期三》海报法哈蒂另一部带有悬疑色彩的《关于伊丽》，更用混入一帮郊游聚会的好友中的年轻漂亮女孩伊丽的下落不明，道出伊朗当代被父母及婚姻夹击压迫的女性希冀隐遁的处境，而将伊丽带到队伍里的女性，在伊丽男友现身，谜团越积越多、事情难以收场之时，成为几位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男性指责的靶心。

《关于伊丽》海报此外，《推销员》也像法哈蒂的多部电影一样，除了讲述中产阶层的失落以及两性的不对等，尚融入这一阶层与平民一族的碰撞，完整绘制伊朗社会的浮世图景，其中的危机关联开放式的结尾，可能愈演愈烈，也不排除转危为安。

《一次别离》中与护工一家打过交道的纳德，多少明白生活并非皆由二元对立的元素构成，好与坏不过在一念间，对女儿随父或跟母的未知选择，也多了份释然。

《烟花星期三》里的未婚女孩面对深夜痴等的情人绽放开怀笑容，一天时间见闻的婚姻，对她难以形成启示，别人的婚姻难题她解决不了，她要走的婚姻之路别人也只能旁观。

《一次别离》海报回到《推销员》，假设老年入侵者的生命没有被尹麦德的报复摧毁，他与家人的关系能否完好如初？

影片并没交代。

最后的镜头同样留待回味，《推销员之死》最后一场演出前的化妆间，尹麦德和蕾娜各怀心事分化威利及其妻子的舞台妆，台上联合演绎夫妻的“相伴相守”的两人，卸妆回到不带观众的家中，该如何继续经营婚姻？

任凭观众想象。

当年的米勒写实了威利从事业到婚姻、家庭的名存实亡，今天的法哈蒂并无这般“直面”的勇气。

《推销员》中的夫妻关系变化

话剧《推销员之死》，中途停演。

女主演蕾拉情绪失控，无法演出。

因为观众席的一双眼睛，像那个伤害她的男人！

此刻，她，崩溃。

她，抱头痛哭。

她，渴望一个拥抱。

坐在对面的男主演，她的丈夫，却生气地问：“你不是说没看到他的样子吗？

”-《推销员》 这是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得主，伊朗电影《推销员》的片段。

故事开头，尹麦德和蕾拉的住所险些倒塌，所有邻居都跑下楼，尹麦德第一反应是拉上妻子蕾拉一起冲出去。

她的妻子，在黑色头巾下，闪亮出一双美丽深邃的大眼睛。

尹麦德是学校的一名文学老师。

晚上，同时夫妻两人共同在话剧《推销员之死》里担任男女主演，感情深厚。

电影，就在现实生活和《推销员之死》的话剧角色中不断切换，主人公的命运与话剧中情感更迭纠缠。

某日，两人所住的房子成为了危楼，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无奈之下，尹麦德和蕾拉只得临时找了另一个住所，匆匆入住。

然而，他们不知道前房客是个妓女。

搬来不久，一位前房客的客人误入房间，恰巧蕾拉正在洗澡，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破了婚姻的宁静。

一、她渴望拥抱，他想要报复 女主蕾拉无疑是意外中最大的受害者。

她必定是拼命抵抗，自己伤了头部，也伤了对方的脚。

从医院回到家里，她不让丈夫尹麦德关卧室门，再三表示她害怕。

她想要他陪她，她以为他可以依靠，她倾诉所有痛苦，她低头哭泣，她懊悔，她自责，她内疚，她恐惧，她……无数的情绪，渴望有人懂得。

渴望一个拥抱，抚摸着她的头，或轻拍她的背，男人在耳边呢喃：“不怕，我在这。

是我回来晚了。

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

”她受到的伤害，不只身体，内心的恐惧使她退化成一个婴儿，她内心对爱充满更大渴望，渴望无条件的接纳。

就像孩子，在生病的时候，格外撒娇，格外任性，也格外委屈。

多希望心疼她的人，是她深爱的丈夫。

蕾拉说：“我不想一个人留在家里。

” 她要求，坐在车里等他，在他上课的时候。

她问他可否别去上课。

她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丈夫尹麦德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尹麦德说：“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买张票，让你去你父母那待几天，怎么样？

” 蕾拉：“让我这样去看他们？

” 尹麦德：“我今天决定了。

要么我们去警察局控诉，要么你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 蕾拉：“好，那我们忘了这件事，但是从今天起找一个新的房子。

” 尹麦德：“但是在那之前你要试着改变这种现状。

” 尹麦德说的好轻松，谁的记忆又自带橡皮擦？

看到这，我分外心疼这个女人。

其实，蕾拉很勇敢。

她一再袒露内心感受，对他的深爱在话剧《推销员之死》的一幕中，使她再次泪奔，对着话剧里男主的遗体倾诉她的深爱。

她多渴望，渴望他的爱。

想起前段时间湘潭一位年轻的妈妈因产后抑郁症带着两个孩子跳楼的巨大悲剧。

谁能理解抑郁症母亲的痛苦，谁又能理解蕾拉痛苦？

作为最亲密的爱人，男人，你在做什么？

愤怒的尹麦德在妻子受到伤害之后，一心想找出罪魁祸首。

作为男人，他怒火中烧，在伊朗文化中的性压抑，邻居同事舆论的评价，把他的敏感和愤怒不断强化。

他，无疑也是这次意外的受害者之一。

他，作为男人，有特殊的自尊，也有没有保护好自己妻子的深深自责。

从女性的视角，我无法言说这份复杂的情绪。

总之，他用行动解决事情，他的方式就是找出凶手，复仇，狠狠地惩罚他。

他很聪明，从种种迹象推断，竟然真的找到了罪魁祸首巴巴克。

可他，竟是一个连爬楼梯都气喘吁吁的老头子。

他无法大打出手，但他要惩罚巴巴克，要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他，回击他，以伤害回应伤害，逼他在家人面前彻底地坦白自己的罪恶，最终然而酿成了不可逆转的惨痛后果。

我想，每个人都有无法示人的阴暗面，那种见光死的恐惧，终究要了巴巴克的命。

蕾拉用感性摆脱痛苦，渴求呵护。

尹麦德看似理性解决问题，也在宣泄愤怒。

孰是孰非已不重要，横在两人之间的沟壑愈来愈深。

二、他的眼里，是他的世界 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95分的好男人，中产阶级，高大英俊，老师，又是一位话剧演员。

房屋要倒塌的时候，让人把妻子带到安全的地方，只身去帮助邻居背瘫痪的儿子下楼，有责任感，有爱心。

婚姻也有75分。

从医院回来，他给妻子蕾拉喂汤，陪蕾拉去老房子洗澡。

蕾拉是勤劳美丽的妻子，优秀的演员，一个人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深爱自己丈夫的女人。

其实无法战胜自己，他的眼里终究只有他的世界。

在蕾拉说，继续说，不断倾诉，再继续，我真的没法和你过了。

他置若罔闻，他一意孤行。

我问你，尹麦德还爱蕾拉吗？

我想，还是爱的。

或许贫贱的生活里，可以相濡以沫，他可以把最后一片面包留给她吃。

然而，一场意外中，他却无力跨越自己的心魔，去抚慰她的看不到的伤痕。

话剧《推销员之死》的男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现实的巨大落差，带着遗憾选择自杀。

事实上，女主并不在意那么多钱，逼自己走向绝境的是他自己。

现实里，尹麦德同样执着自己的方式，把婚姻推上悬崖。

他在自己的情绪里兜兜转转，无法走近她的心。

是的，越来越远。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寻求泄愤。

日子漫长，当意外闯进生活的时候，我们又能否不会走远？

三、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是对你好？

在意外发生之后，蕾拉渴望尽快摆脱阴影，她渴望有人陪，哪怕是个孩子。

把同事的孩子带回家的时候，小天使带来了生机。

他同意一切过去了，气氛慢慢轻松了，他充满童趣地模仿着海绵宝宝。

但是，当得知是用凶手留下的钱买的晚餐，他吃不下，气氛瞬间凝重，坠入重复的剧情。

他挥之不去。

他刨根问底。

他介意。

他很介意。

他戳中了她的心。

他，在伤口撒盐。

此刻，真正懂得对她好的男人，该是把伤害减小在减小…… 驾驭自己情绪,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安抚不好自己，哪有余力安抚别人。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真正对她好的男人。

But，how？

没人回答怎样才是好。

所以，有人说，女人要zuo。

婚前可劲作，男人在压力和不舒服的情绪下，负面情绪蔓延的时候，仍然愿意拥抱，愿意接纳，愿意心疼她，关心她，爱她，才是最适合的男人。

想必，在婚后的冲突和意外中，男人也会把她的感受，放在心上。

我想起了我老师推荐的一部瑞典电影《游客》。

阿尔卑斯山滑雪佳地，一瑞典家庭在就餐时意外遇到了雪崩，游客们四处逃窜，母亲艾芭叫喊着她的丈夫托马斯的名字，试图保护他们的孩子。

没想到的是，托马斯却在慌乱之下抛妻弃子，自顾自地逃命去了。

尽管最终躲过了雪崩，妻子始终无法理解和释怀，婚姻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亲密关系，是一个复杂又有趣的课题。

女人要学会读懂《游客》里托马斯恐惧和内疚，男人要学会读懂《推销员》蕾拉受伤后对关系的渴望与矛盾。

至关重要地是，让自己强大到安抚好情绪，放下内心防卫，去真正地感受对方灵魂的渴望。

否则，意外来临时，我们只会渐行渐远……

Original 2017-03-20 海伦 导演帮 导演帮 时隔五年后，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推销员》再次获得最佳外语片大奖。

上次获奖影片是2012年的《一次别离》。

不管法哈蒂有没有出席奥斯卡颁奖礼，也不管获奖是否掺杂了组委会打脸川普的政治快意，无法否认的是，影片仍受到影评人和影迷的肯定，即便其新作《推销员》影响度无法与神作《一次别离》相比，但获得最佳影片确实实至名归。

阿斯哈·法哈蒂这位诞生于伊朗的电影新秀，始终在自己熟悉的叙事环境里坚持。

他的每部作品题材、主题都大体类似，但都同样精彩，具有很高的完成度和口碑。

诞生于伊朗的电影天才 伊朗是片神奇的土地。

在极为严苛变态的电影政治审查下，电影却在蓬勃生长，从近些年其屡屡斩获国际奖项便可知。

即便跟华语片都是类似“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输出模式，但与我们现在资本逐利、佳作欠乏的现状比，伊朗电影却是现实题材佳作迭出。

同时它又是亚洲文艺电影大师辈出的圣地，个个重磅，丝毫不逊于欧洲。

从扛鼎大师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到马基德·麦迪吉、贾法·帕纳西、慕森·马克马巴夫等重要领军人，再到新生代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巴赫曼·哥巴迪等，伊朗导演在世界影坛早已举足轻重。

现在的伊朗电影执牛耳者，当属阿斯哈·法哈蒂，拿奖拿到手软。

青年时代，他从德黑兰大学拿到戏剧艺术和舞台导演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写剧本、执导电视剧。

他从第二部电影《美丽城市》开始引起关注，第三部电影《烟花星期三》曾摘得2006年芝加哥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第四部电影《关于伊丽》则摘得第59届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银熊奖。

著名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甚至称《关于伊丽》就是一部“大师之作”。

之后的《一次别离》和《推销员》均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他的电影均自编自导，作者风格强烈。

题材上聚焦于伊朗社会现实，对性别权力差异，中产阶级焦虑和精神迷失，两性在婚姻中的泥沼、困境，宗教、道德等情感和人性抉择等现实问题，进行可客观理性的呈现。

但是，法哈蒂却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政治的人。

他的影片更多聚焦于人，而非政治。

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 伊朗纪录片导演哈伊里说，“法哈蒂就是一位用自己的语言体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的导演。

他的作品表现的都是观众日常生活，这就是他在伊朗有大量拥趸的原因。

” 法哈蒂的电影总或多或少带有令人惴惴不安的悬疑性，有直击生活痛处的魔力，虽然弥漫着沉闷致郁甚至绝望的情绪，但并不晦涩难懂，甚至还很好看。

精巧的故事架构、演员自然的表演、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吸引观众跟随主人公寻找问题的出口，但看完后带给人的思考，又是深刻而不可回避的。

他善于提前埋伏笔，看似繁琐无用的对话总是暗藏玄机，推动后续的故事发展，并得到回应。

《关于伊丽》开头伊丽跟其母亲“饱含深意”的电话，以及隐瞒心事闷闷不乐的状态，会令观众好奇疑惑，而那通电话，竟成为捅破伊丽道德创伤的薄薄窗户纸。

《推销员》里，课堂上学生随口说出父亲在警局这个信息，竟成为后来男主“破案”的关键。

法哈蒂不会用毫无用处的唠叨来扰乱你的视听，他的影片像猜谜游戏，越发想抽丝剥茧，而不会昏昏欲睡。

多用微晃的手持摄影，并非他刻意为之，他曾在采访中说，“当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观众的眼前，所以需要使用手持式摄影。

这是电影本身的需求，而不是我个人的喜好。

” 他并不过多追求拍摄技巧，却专注于讲故事，带有很浓的戏剧色彩。

由张力导向的戏剧性，一再将人物逼向极致，人物需要花越来越多的勇气面对自己和他人。

非常深入地进入人物，是法哈蒂尤其擅长的剧作手段。

然而，反转和冲突总是自然发生、出其不意，显示出导演强大的戏剧冲突和细节处理的能力。

《推销员》中登堂入室之人不是年轻男性，竟是患有心脏病的垂垂老者，《烟花星期三》里做戏很用力的男人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出轨渣男，《一次别离》的反转再反转着实精彩，男主和女佣的谎言轮番上场，社会中的谎言、不信任才是最难解的题。

其电影善用道具和意象，虽然难免有过度解释之嫌，但符号及其隐喻对理解影片必不可少。

《关于伊丽》里伊丽最灿烂忘我的笑容出现在放风筝的桥段，那只红色的风筝，正象征她苦求不得的自由自在。

无论她是因为道德问题自杀，还是为了救溺水的孩子而死，她的自由仿佛只有像风筝断线一样，结束生命才能获得。

《烟花星期三》乱七八糟、亟待清扫的房间，不正是男女主人杂草丛生、一团乱麻的婚姻生活的写照？

而女主紧紧裹住头发的头巾，更是束缚在伊朗女性身上的一个道德枷锁，似乎可以决定她们的生杀大权。

《推销员》摇摇欲坠的旧楼、裂缝明显的墙壁，最终走向悲剧的戏中戏，都暗示了影片结尾两人貌合神离、婚姻难以愈合的状态。

两性关系终结者，聚焦婚姻焦虑和道德困境 法哈蒂的影片中，伊朗人的道德困境很大程度源于宗教和信仰，女人社会地位的不公、对命运把握的无力无处不在。

伊丽无法摆脱已经与其订婚的男子，苦于无法放开自我追求喜欢的人，只能为难自己。

在她失踪后，未婚夫第一件事是询问伊丽有没有拒绝这次“相亲”活动，而对生死未卜的伊丽不管不问。

《推销员》中因为在洗澡时被看到裸体的女主，甚至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本该同心的丈夫也性情大变。

在一个女性极度没有话语权的国家，女性的贞操、尊严、耻辱、信仰，比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一次别离》中，最后只要撒谎，便可以帮主丈夫还清债务的女佣，无论如何都不肯违背《古兰经》的教义。

而女性与男性戒备森严、界限清晰的社会划分，始终是男权至上，女人的权利、人性无法得到保障，也令中产阶级的生活荆棘遍地。

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与极不稳定公平的社会现实一样，充满火药味，且一点就着。

《一次别离》中西敏坚持要带孩子移民并因此不惜跟丈夫离婚，也是伊朗现在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在伊朗渐渐现代化、西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时，他们认识到社会的种种不可解决的问题，但不得不通过逃避来远离是非。

无论是生活还算富裕的中产阶级，还是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下层人民，他们都面临宗教信仰和自身权益的冲突，都为了生活谎话连篇，都对爱情和婚姻充满绝望、焦虑和不信任。

所以法哈蒂的影片热衷于呈现他认为的“伊朗式离婚”。

他影片中面临伦理困境的男女，看待问题的方式总无法达成一致，他们最后不是矛盾未解决而坚持离婚，就是感情破裂无法愈合。

无论婚内出轨还是原本相爱，最终都走向毁灭。

而真正的推手，正是伊朗社会中无形而致命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

而法哈蒂在对故事娓娓道来时，也让人无法对令人绝望和崩溃的不安冲突置身事外，只是这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就像失踪了的伊丽、《一次别离》中没有答案的离婚判决、《烟花星期三》里知道婚姻残酷真相仍坐上未婚夫摩托车的女孩，导演从不给人明确的答案，而是以开放式结局提供无限想象，又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救世主。

冷静的女权主义者 法哈蒂电影海报上，常常出现整幅女性图像，美丽动人。

也经常男女并排对立出现，给人紧张的对峙感以及两性关系幻灭既视感。

但女性，往往处于中间位置或置于前端，更清晰、更高大，更主要。

也难怪。

法哈蒂的电影中，女性都异常美丽、勤劳、温柔、善良、充满包容心。

对于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没有发言权，她们往往很脆弱无助，却绝不会一蹶不振，女性的伟大和包容在她们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负责承载和传递人性中真善美的，都是女人。

《关于伊丽》中鼓励伊丽追求幸福的伊朗女人；《烟花星期三》里的清洁工女孩单纯可爱，就连男人出轨的美发师都极有魅力惹人怜惜；《一次别离》里的西敏，是全家人最有智慧、最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而男人呢，却往往自大、自负、暴躁，自尊心和羞耻心过强，一言不合就家暴，且毫无愧意。

法哈蒂一定是带有批判和苛责去塑造男性形象。

伊朗男人面对困难易燥易怒的状态，着实跟女性的温柔沉静形成鲜明对比。

而男人们在感到男性尊严受挑战时，第一反应并非安抚女人，而是奋起反击挽回尊严，哪怕付出毁灭两个家庭的代价。

《一次别离》中，纳德故意推倒怀孕的女佣，没有丝毫同理心和同情心；《推销员》中伊麦德因为妻子被羞辱而觉得难堪，一定要将失足老者逼上绝路；《关于伊丽》中因伊丽失踪发飙，将责任推到作为邀请者的妻子身上的男人，他们始终以人鲁莽冲撞却没脑子的直男癌形象出现，但无比真实可信。

而这都是源于强烈的羞耻心和社会对男权的过度强化。

法哈蒂曾在采访中说，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

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这位满脸络腮胡的伊朗男人，在电影中给伊朗女人足够的深情、宽容和人文关怀，也在他“无意识的选择”中，成为女权主义的使者。

这位伊朗当下杰出的电影大师，用一个个真实却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和人物，“润物细无声”地剖析伊朗社会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温柔又强有力地呈现伊朗两性关系焦虑、道德困境冲突不断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

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

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 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温柔地讲述伊朗社会生活的敏感骚动，危机四伏，乃至每个家庭的“婚姻围城”，给普通人更多生活上的反思。

因为他持续而深情地热爱伊朗这片土地，也让看电影的人对伊朗社会困境保持思考和关注。

附一点观影笔记：影片虽明显冗长，故事集中在几天内连续发生，镜头未有喘息，紧跟事件发展。

这种老练的叙事节奏制造了一种追踪纪录的观影感受。

我觉得是较以往作品的一点创新和突破。

强奸并未发生，结局老者的死亡，也并非简单的因果报应，这样简单粗暴的解读太过低估法哈迪。

对强奸的猜测才是面对道德与宗教的挣扎的试金石，对男主角，对观众，皆如此。

老者的死，将这种挣扎上升到一个非常严肃和现实的高度。

而非对事件给出评判。

一、分幕第一幕，片头半夜楼塌，是极为戏剧性的开场，奠定了全片基调——生活的变故就是这样突如其来，或说戏剧化，让人不及防备。

之后《推销员之死》排演首次出现，既交代了男女主人公演员身份，又暗示了电影的核心冲突。

激励事件为女主遇害（26分钟）。

女主拒绝报警，尝试回归正常生活，本幕以女主回归舞台失败结束，幕高潮为舞台上男女主对戏（43分钟）（老师认为高潮是邻居们在医院告诉男主详情，因为这里为男主设定了欲望主题）。

第二幕（45分钟起），男主在复仇中越陷越深，他继续寻找凶手，而女主随着剧组的呼唤和照顾萨德拉状况渐好，本幕以《推销员之死》威利与博巴克的对戏，威利候场结束，幕高潮为男女主和小男孩萨德拉共进晚餐，此处亦为全剧转折点所在（67分钟）。

第三幕（74分钟起），威利找到凶手的车，（偶然）二人对质（长达15分钟），凶手身份暴露，本幕以《推销员之死》最后一幕谢幕结束，幕高潮男主锁门，逼迫凶手露出脚上伤口（88分钟左右）。

第四幕（95分钟起），男女主及凶手家人纷纷出场，高潮为男主房间内与凶手对峙，及随后凶手再次病发，结尾二人返回舞台，幕高潮兼全剧高潮为凶手家人抵达，直至凶手二次病发。

（全片结束于117分钟）二、人物主要人物：男主，女主第一幕男主对素未谋面的前房客表现出善良，对朋友、妻子都温柔体贴，在学校也是开明且平易近人的教师形象。

女主则是对前房客表现得比较冷漠，顾家，做事干净利落的普通人妻形象。

第二幕女主遇害后的脆弱时期，表现出倔强与独立的性格，她拒绝待在家里，寻求依靠时面对发怒的丈夫也并不畏缩，而是独自走开。

男主带领学生观看影片（赛伊迪的故事改编的电影）（52分钟）时，电影中的主角被绑缚并惨叫，与小憩中的男主相呼应，暗示男主的痛苦与矛盾。

书被退还，教学理念遭到否定，刺激了男主，使其任性地要求扔书，并迁怒学生，当揭示其丧父经历时，男主的愤怒才被愧疚浇灭。

除课堂外他还将情绪带到了舞台，生活中处处可见其难以遏制的愤怒，说明了男主极易情绪化的性格。

面对妻子情绪的改善，和对其行为的质疑，男主在摇摆中仍然坚持寻找凶手，这是得有多执着，多放不下。

追捕凶手成为了他有些不可理喻的执念，这只能归因于男主异常执拗的性格。

但同时，男主对妻子发怒后又好言相劝，对学生发怒后又对其丧父的经历表现出愧疚，对年幼的萨德拉更是爱护有加，证明善良仍是其性格中不可动摇的部分。

正在本幕中（67分起），两人形象开始逆转。

餐桌上男主完全可以隐瞒钱的来历，却将事实说出，甚至阻止二人进餐。

女主的惊讶于男主过激的反应。

接着两晚没睡的男主还在听电话留言，从二人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女主开始放下，男主开始真正的复仇之路。

第三幕女主几未出场。

男主执着，冷静，对苍老的凶手又极为残酷，为凶手留灯的细节暴露了其善良的本性。

每次撒谎都信手拈来，感觉很聪明，不愧是演员。

第四幕女主好人无疑！

甚至用离婚威胁男主。

与第一幕时的形象发生了巨大逆转。

男主悲剧好人无疑！

虽然善良的本性在最后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压抑的愤怒化作一记道是无情却有情的耳光，但为时已晚，观众已然移情更为脆弱的凶手。

同样的，其与第一幕时的形象发生了巨大逆转，男主成为了凶手。

男主复仇火焰虽在最后关头被遏制，但观众叹叹：为什么不再少一点愤怒，为什么不再多一点善良？

就是这一点，造就了戏剧性。

三、主题主线其实是个复仇的故事，男主的动力就是对女主遇害一事的愤怒和对自己无能为力的自责，但他的愤怒对象总是飘忽不定。

他对妻子生气，对博巴克生气，对前房客生气，甚至对学生生气，最后终于找到凶手，便对凶手发泄愤怒。

而他复仇的手段也像是即兴的，视对方情况而定，想要毁掉对方的家庭幸福，以此来惩罚对方犯下的罪孽。

他就像在第一幕中对萨娜姆愤怒后的评价一样，像个神经病，没来由地对着所有人发疯。

他什么也不能挽回，对妻子受到的伤害也无能为力，他需要的其实只是情绪的宣泄。

正如与缝袜子的妻子对戏时的台词所说：“我从来不能让你开心，知道为什么吗？

就因为我是个推销员，我什么都不是，琳达！

但我还是一直努力……你现在哭什么呢？

”男主同样在责备自己，他的善良让他想要为妻子受到的伤害做出弥补，但无能为力的他还在努力做点什么，直到变成歇斯底里的复仇。

许多影评都赞同电影中道德困境的主题，甚至还延伸出了许多其他的困境。

道德困境是有的，但似乎并不典型。

道德困境的成立在于男主徘徊于是否要为复仇而毁灭凶手的家庭幸福，而不在于是否要拯救其心脏，蒼老凶手的死亡像是種任性，它沒有回報男主的善良。

由此困境失效了，它开始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时间的流逝让他最后的选择对应了不可预测的结局，从而导致这样的结论：他是善良的，只是不够及时。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应该归为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片头和片尾的舞台布景正与此主题相呼应。

此外，第一次课堂对白中，通过男主，电影创作者就首次表达了虚构情节人物与现实人物关联密切的观点。

其次，同学们鲜少提到的《推销员之死》的插入，作为戏中戏，这部剧的出现正体现了本片对现实的讽刺，以及”戏如人生”的主题。

此外其作用多变，包括暗示主角的情绪，象征现实中的人物关系，为后文伏笔，情节过渡，推动剧情的发展笔等。

以下重点分析该剧目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出现。

第一幕（9分钟起）是整部影片的缩影。

浴室里的邻居女人被推销员的儿子发现，作为全片故事的伏笔，暗示房屋前主人与凶手的关系，以及凶手与家人的关系。

此外，推销员（威利·艾马德），推销员之子，妓女三位扮演者的象征意义入手，我们可以读出更多信息。

首先，编剧让男主所扮演的角色处于凶手的尴尬境遇中，这一身份调换与男主之后对凶手的残忍惩罚形成了强烈对比，是对生活之戏剧性和人性之复杂的巨大讽刺。

其次，用推销员儿子的扮演者的嗤笑来结束这一幕的排演，也表明了创作者对全片所持的态度：戏如人生，非一笑不能置之。

这一笑，笑的是所执的荒唐，也是电影创作者的自嘲。

最后，妓女扮演者（ 萨娜姆）的愤怒，可谓生活与舞台的混淆。

推销员之子的扮演者解释了嗤笑的原因，显然并非有意而为，而妓女扮演者对自身遭遇的态度及其对该角色身份的敏感才真正导致其迁怒于人。

我们来看台词：-“就因为我演了一个妓女，他就觉得他能为所欲为了。

”-“这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你没有笑其他人？

”-“我没有笑你，我在笑你的衣服。

”-“行了，你闭嘴吧！

”推销员儿子扮演者又指出“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就说这是他爸爸的事”。

全剧萨娜姆都带着儿子（萨德拉）来剧场，而其丈夫一直没有出现，可以推断其复杂的感情遭遇。

甚至可以猜测出，她是认可自己与妓女身份的共同之处的：无依无靠，值得同情。

这是做戏的人本身与角色的胶着，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也许正是他们自己。

本幕以轻松愉快的手风琴演奏，加上工作人员闲谈的场景结尾，暗示着所有人对她的痛苦都只能作为旁观者，无能为力，甚至一笑而过，而生活终将继续。

随后便顺滑的切入男主的新家。

最后一幕（94分钟），音乐起，推销员已入殓，推销员之妻独白。

（学生在场，角色转换为观众，仿佛在说：观人如观戏，做人亦如做戏）剧目内容是推销员为家人而骗保自杀，映射现实：妻子已走出阴影，男主却还没有，暗示其要付出代价——背负道德的十字架。

红色人脸，钟声，象征对男主复仇之火的最终审判，暗示了悲剧结尾。

剧终，鲜红的色调下，灯光师将推子推起，钟声，掌声，灯光，充斥舞台，混淆了舞台与现实，讽刺现实的主题再次出现。

男主谢幕时跑步离场，因为他的故事还没有落下帷幕。

剧场中常用的镜头角度是从灯光调控室到舞台，玻璃上总有一个模糊的红色人脸，到第五幕，人脸最为清晰。

此人脸颇似导演的象征，他是人物的创造者，无论舞台还是现实生活都由他掌控，他冷眼审视自己的造物，看着他们喝彩，看着他们无法自拔。

四、美学分析首先是影片色调。

影片的现实生活部分基本是惨淡的白色，舞台部分则是极鲜艳的红色，营造出的鲜明对比区分了两个表现场景。

反观“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主题，颇有种讽刺意味。

音效上，影片的音乐全部用在了舞台，甚至也以环境声的形式出现的，一架手风琴，一只长笛，一个木箱鼓，一个歌手，非常现实主义。

另外笔者对第一幕中女主遇害前开门处的声音设计印象尤深：随着琥珀色的玻璃门缓缓打开，一阵阴风飒飒而来，让人不禁悚然。

现实生活部分的拍摄则大多使用了手持摄像，营造出一种暗藏危机般的真实感。

本剧总的来说在结构上中规中矩，节奏拿捏恰到好处，人物心理也挖掘地非常充分，无处不在的细节让影片显得非常精致。

不同之处在于影片情节与戏剧的穿插，以及最初便给观众留下了两个自始至终都未揭示的谜题，包括女主浴室受伤过程，以及房屋前主人身份。

观众抱着对这两个问题的期待，满足于导演一点一点挤出的蛛丝马迹，最终来到片尾。

而观众总是在尚未来得及责怪真相怎么还没出现之前就被新的情节所吸引。

这一设置保持了全片的神秘感，引发了观众持久的观影兴趣。

尽管最终两个谜团仍然没有揭开，影片的重点早已转移开来，谜团完成了使命而变得不再重要。

复仇和道德困境从来是小说和戏剧的宠儿，本篇使用了这两个经典的描绘人性的主题，加上两个神秘事件做调味，又将颇具冲击力和表现力的戏剧舞台搬上荧幕，为主人公的悲剧复仇故事增添了一件华丽的经典艺术外衣。

诺兰的《星际穿越》里反复引用了狄兰·托马斯的一句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全诗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文本充斥着夜晚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温和与狂暴、死亡与生命的二元对立。

看完《推销员》，不禁吟诵起这首诗，别有一番新的省悟。

在阿斯哈·法哈蒂这部精巧的新作里，全部的对立，都在暗中挪移了位置。

从缓慢打开的那扇房门开始，整部电影开始拥有了一种令人悚然的魔力。

制造的巨大悬念仿佛一股磁力紧紧攫住观者的注意力。

凝视着那扇门，冷汗直逼，一种巨大的恐怖感在关键处戛然而止，重点情节却被悉数隐去。

于是跟随丈夫、妻子、邻居的只言片语和观者脑中构想的画面，重塑事发现场、再现案件经过。

这时不禁为台版的译名《新居风暴》击节叫好。

不仅秉承了之前《一次别离》台版译名《分居风暴》的脉络，也凝练概括了整个叙事内容——新居，以及风暴。

整部电影心思考究，细节非常之多。

大到剧作结构上《推销员之死》与现实剧情并行不悖，小到旧居玻璃上的一个裂缝、新居墙脚上的一处蜡笔画，都令人对导演情节的把控叹为观止。

还包括拼车时被要求换座位、冒雨去阳台铺上塑料布、烦躁时系错又解开重系的领带、执意夺走学生手机并予以羞辱等等细节，都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聚沙成塔的作用。

《一次别离》《过往》之后被戏称“最擅长讲离婚”的导演之一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片子里同样聚焦的是两性及婚姻。

只是这次的夫妻是一对本应羡煞旁人的璧人。

他们共同出演话剧，有着志同道合的趣好；计划中可能还打算要一个孩子来巩固完满的爱情。

而猥亵事件之后，两人的分歧逐步浮上水面。

事件之后，虽然彼此心照不宣，但无可否认的是，两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都被彻底打乱。

妻子恐惧的不是房间、浴室与可视电话的静默，而是流言蜚语的嘈杂；丈夫洗濯的不是袜子、钞票和意大利面的污秽，而是自我内心的洁癖。

表面上，妻子开始变得神经衰弱，面包机的声音、再次接听门庭电话时的追问、不敢走进那间浴室清洗、抗拒丈夫的触碰又不敢独自留在家里……但邻居的一个电话，本想掩抑的丑闻便传入了剧团。

人言可畏，妻子这时才自我反省，能否堪堪承受市井流言的侵袭；而丈夫在房间里仿如侦探，捡拾到袜子、摸捡到钞票，吃用“赃款”买来食材做成的意大利面，都让他不断洗手，以及作呕，其实反映的是他内心洁癖的发作。

而这些自身的隐疾，在事件来临之前或许并未被他们自己意识到。

更可怕的显然不止于此，在丈夫尾随“凶手”的小货车之后，事件俨然升级成事故，汪洋上积攒的洋流开始汇聚酝酿成滔天风暴。

发现了老头就是肇事者之后，丈夫不顾哀求动用私刑，将老头闭锁进小黑屋内。

虽然电闸拉下来又拉上去，怒不可遏的他却走向了愤怒的极端。

在这一刻，他不是博闻强识的老师、礼貌恭让的邻居、温柔谦和的丈夫，他只是一个愤怒的男人。

一个勉力压抑着怒火、靠复仇舔舐被撕裂的尊严的男人。

有趣的是，夫妻竟然会在如何处置老头时产生巨大的道德分歧——试探鼻息时妻子的恻隐，她的身份已然不再是被凌辱过的受害者；送还赃物时丈夫的冷漠，俨然他才成为这场道德风暴的凶手和最大受害者。

私以为，这才是本片导演最高明的地方。

阿斯哈·法哈蒂终于在一间充满罅隙的陋室，模糊了夜晚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温和与狂暴、死亡与生命的二元对立，模糊之后狡黠的他甚至调换了彼此的顺序。

本应是凶手的老头两次晕厥，生死未卜，造成这一切的受害者丈夫，此刻仍是受害者吗，或是成为一个新的“凶手”？

在妻子逐渐淡化被害身份的彼时，丈夫反而咄咄逼人，尽显委屈之姿，褫夺着道德优越感，反而成为这场人性博弈中最大的受害者。

老头面色凝重脸色铁青，虚弱着苦苦哀求，甚至企图用35年的婚姻乞得最后的尊严。

而丈夫此刻如同撒旦，横踞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叫来老人的亲眷、送归遗漏下的避孕套和一记猛然的重拳，来拼凑自己被撕裂的尊严。

而妻子的表现更加令人玩味，搞清楚状况之后，先是及时调整心态，恳求丈夫放老头一马。

随后逐渐递进着发出三次警告——第一次悲望地说如果告诉老头的家人，我就不跟你过了；第二次轻蔑地嘲讽丈夫并没有打急救电话；第三次她轻轻牵了一下丈夫的衣角，阻止他继续纠缠。

在这个过程中她已经忘却了受害者的身份，眼前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一个公交车上看到会给他让座、走路晕倒会帮忙抢救的普通老人。

她一声声的恳求进一步加强了与丈夫冷漠的对比。

在凄厉的救护车鸣笛声中，丈夫望向妻子，眼中一闪而过的愧疚，和对结局不可预料的恐惧；妻子婆娑泪眼业已风干，无语凝噎只好低头挽几圈包带，转身离去。

此刻，她的警告均告失效，横亘在这对夫妻之间绝望的道德认知鸿沟，任有千言万语，亦无可跨越。

所以并不同意有些人说的，《推销员》这个故事仅限于伊朗。

私以为，这是一个想当具有普世价值深刻的人性议题。

同样的道德困境、相似的人性怪圈，导演这次的电影或可以被解读出充分的论点——鬼迷心窍者断不能轻易踏入诱惑沼泽，误入歧途者亦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房门敞开你走进来尚可以原宥，行将踏错欲望的浴室则万万不可。

然而人无完人，犯下罪过的人，当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你究竟是应该替他抱火取暖，还是冷眼旁观甚至推他入冰河，使其冻毙于风雪？

《海边的曼彻斯特》里男主角李执拗地陷在往事的过失自责中，无法饶恕自己亦没办法过好以后的人生，举枪意欲自毙的时刻；《沉默》里背弃了信仰的教士注定饱受亡灵和心灵的折磨，犹疑造成的牺牲无法得到宽恕，肉身陷入烈火的时刻；《推销员》里酒醉而色迷心窍的老头身心俱疲，求乞着最后一丝尊严的时刻。

在这些时刻，无论多么万恶不赦，是不是，你我仍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慈悲，一点点的怜悯？

推及开来，在网络暴力中被众人唾骂的道德侏儒、在现实生活中被千夫所指的罪行矮人，如若并非怙恶不悛，当你见他衣衫褴褛在寒风中萧瑟，可否为他添件衣衫，抱取一团人性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