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本以为是个破案悬疑片，结果是个法律片，但是意外的好看甚至感人。

德国人牛啊，正视自己的历史错误，反思纳粹行为，指责一个依法治国的体系利用法律保护战犯。

记录能保存40多年还能随时提取出来，一部法律的制定每个讨论会的与会人员都有记录，也就德国做的到吧。

当法律这个寻求正义的唯一客观途径也被操纵，绝望的人只能走上犯罪。

有罪的不是collini，是制定法律的人，是权力背后资本的力量。

人在面对社会性的不公平时，或者选择认命，或者选择反抗。

合理合法的反抗途径如果也被堵死，人民就会走上暴力复仇的道路。

教父的起源也是如此。

所以一味的堵住大家的嘴巴是没有用的，有些事说出来并不重要，但是一直捂着就容易变质。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

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

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

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

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

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

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

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

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

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

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

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

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

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

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

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

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

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

《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

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

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

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

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

”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

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

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

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

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

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

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

这部影片的案情很简单，一位叫科林尼的老头假称记者骗开高龄企业家迈耶的酒店房门并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随后平静地向警方自首，然而对于他的作案动机，却始终闭口不谈，他的代理律师莱宁随之展开了寻找真相的过程。

有关刑辩类型的片很多，不乏很多高水准的，但如果只是把身负重刑的犯人通过律师的努力还其清白或逃脱判决，这就是一种俗套的演绎了，但是《科林尼案》并不是。

首先，片名对剧情就有所暴露：无罪谋杀，它其实是一个烟幕弹，这首先就给影迷制造了一个错觉，这个人——科林尼他不是凶手，虽然一切证据都指向了他，但至于为什么他无罪，就需要在后续情节的推进中为我们揭开，一定另有凶手，另有隐情。

本片中的“一”这个一，就是由这桩杀人案来推进的，由于嫌犯的缄默，给案子笼上了凝重的疑云。

巧合的是，死者汉斯·迈耶是MMF的老板、德意志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是杀人犯代理律师莱宁曾经尊重的长辈。

莱宁是迈耶孙子的挚友、其孙女汉娜的昔日恋人，在汉娜的质问下，莱宁并未退出这个案件的代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可况他与死者并无血缘关系，出于一个律师的天职，他坚持了下来。

正是这份严谨与执着，挖出德国司法史上的黑幕。

这就引出了二战中德国纳粹的暴行，拥有荣誉与企业的成功者迈耶其实就是一名纳粹，二战中意大利游击队炸死两名德国士兵，因此当时的军官迈耶下令“十命抵一命”，屠杀了二十名无辜的意大利平民，这些平民遇难地正是科林尼的老家，位于意大利比萨附近的蒙特卡蒂尼。

死者之一是科林尼的父亲，年幼的他亲眼目睹父亲被德国士兵射杀，中了三枪悲惨死去，由于他在德军威逼下指认父亲导致父亲遇难，因此负罪感和悲伤笼罩了他一生，这就是他枪杀迈耶的动机。

那么为什么经历几十年之后才导致这一行为呢， 1968年德国联邦议会施行的《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导致很多德国战犯得以逃脱罪行，逍遥法外，因此科林尼兄妹对迈耶的控诉以失败告终。

这部德语电影毫不避讳的翻开德国纳粹的罪恶历史，包括这部扭曲的法律，这是对自身历史的追问与反思，与日本人对待二战罪行的态度截然不同。

本片中的“二”两位老者，一位是纳粹战犯、杀父仇人、十字勋章拥有者、成功的企业家、“慈祥的老者” 迈耶；一位是平凡的意大利人、二战中无辜平民的儿子、单身未婚无依无靠的老人科林尼。

这个巨大的反差也跟二战纳粹的暴行有关。

他们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

如果法律没有站在战犯那一边，迈耶没有可能全身而退，继续经商，走上成功的道路；而科林尼也可能会拥有完整而美好的童年，不至于生活在痛苦与内疚之中，这一生也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

几十年前的德国人及意大利人势力的悬殊，十几年后似乎依然存在，法律似乎消失了。

再说律师，尽管莱宁对迈耶感情笃厚，但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他也才知道迈耶的过去，因此他的感受是复杂的，但从接手案件开始，他都没有动摇对案件一查到底的决心。

这与他的老师，老江湖马廷格形成很大的对比。

案件从一开始就基本有了定论，一切只待宣判即可，因此对于初出茅庐的律师莱宁而言，为犯人做辩护人完全没有什么胜算；而对于死者而言，代理律师马廷格拥有十足的把握。

师徒关系，原被告关系，实力悬殊，无从选择，没有悬念。

然而，年轻律师初出茅庐的无畏与认真，让案件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二战中对死难者的家属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创伤，而德国法律的黑典，对战犯的袒护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莱宁与马廷格在法庭上的辩论堪称德国人的自问与自省。

马廷格代表试图逃避罪行的德国人的一面，莱宁则代表不断反省的德国人的声音。

而影片的意料意外，情理之中，也使得剧情张力十足，首先我们先入为主的预判被推翻了，科林尼的确是凶手，他的平静接受审判的背后是积压了数年的仇恨；而迈耶的慈祥宽厚的背后竟然是一名纳粹。

从而带出一个问题，针对战犯的犯罪该如何定罪？

在等待审判的前一天晚，科林尼在监狱中仰望夜空，似乎终于了结了一桩心愿，如释重负。

在所有人等待判决的第二天，竟然传来科林尼前一晚自杀的消息，法官只好宣布对犯人的起诉终止，庭审结束。

坦白说，这样一个庭审的结果是最好的答案，因为，没有最好的答案。

这个案子、这部影片的意义远远大于这个内容，战犯与案犯都已死去，战争导致的痛苦已经产生，如果案件的终结代表一切结束那也太轻描淡写了。

这个审判的过程，对法律的诘问、对战争的反思才是重要的，这一切没有结束，无法淡忘。

一名叫科林尼的意大利老汉冒充记者，枪杀了受人尊敬的德国工业大亨迈耶，而刚考上律师、的卡斯帕被指定为辩护律师。

卡斯帕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从童年到青年，迈耶给了他太多的帮助和慈爱。

科林尼拒绝沟通，直到律师卡斯帕愤怒地说出：你不知道，迈耶对我有多重要……终于，科林尼开口了。

事实让人震惊：二战中，迈耶曾是纳粹军官，驻扎在意大利，因手下士兵被杀，他依据“我们死一个，就杀10个平民”的“规则”，进行了屠杀，并当着童年科林尼的面，枪杀了他的父亲。

噩梦缠绕了科林尼一生，他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但上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立法，免除了纳粹时期所有“从犯”的罪责。

无路可走，科林尼只好“一命换一命”。

在法庭上，律师卡斯帕的辩论对手是他的大学老师马丁格，他坚定认为：法庭只解决法律问题，法律之外的事，应交立法部门。

然而，在律师卡斯帕的压力下，马丁格不得不承认：法律之上还有道德。

就在科林尼即将胜定时，他在狱中自杀。

科林尼案成为又一个没有结论、没有下文的案件，很难说，人类将从中得到多少教训。

《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后者2011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已被译成10多种文字，受其影响，德国司法部长下令重审所有涉纳粹法案。

电影正在丧失“感动”观众的能力《科林尼案》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中国观众不易感同身受，且故事不太具有悬疑性，看到一半，大概就能猜出结尾。

如果我是导演，可能会拒绝接手它。

首先，故事太简单，撑不起一部故事片。

其二，话题老。

忏悔与反思是必要的，但没有新内容，只是讲一个新故事，观众能接受吗？

其三，内容沉重，娱乐性不足。

二战结束已70多年，通过教育，今天的年轻人被迫反省再反省，可总是老话重提，可能会让他们厌倦。

其四，原著偏纪实风格，改编空间小。

更重要的是，《科林尼案》是一个需要“感动”观众的影片，可在今天，电影正在丧失“感动”的能力。

随着价值的多元化，“感动”的三大基础——崇高、毁灭与希望，已发生动摇。

现代人在不同的场景中成长，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这让我们不再相信还有比现实更高的东西，我们正深深沉浸在丰富多彩，但只有平面的世俗中。

所以，《科林尼案》开始的前20分钟略显沉闷。

然而，越到后面，它的感染力越强，当对手的辩护律师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时，令人潸然泪下。

引人深思：在一个过多“煽情”“搞笑”的时代，《科林尼案》是如何复归影视“感动”的能力的？

新写实主义，优点在于不“过度合理”《科林尼案》采用的是新写实主义手法。

过去二三十年，这是欧美小说、电影的主流表现手法。

新写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流派，两位创作者的风格、观念可能完全相反，却都被归入新写实主义。

可见，很难给新写实主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可以大体描述为：写真实的细节，不带任何目的。

传统写实主义也强调细节的真实性，但都是意义筛选过的细节，务求每个细节都指向结局，起到烘托范围、强话主题的作用。

当主人公的命运发生改变时，这些细节可以证明，那是他应得的——因为细节展现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这种“过度合理”的细节，因彼此雷同，给人以虚假感。

新写实主义则更倾向于去挖“无意义但有趣的细节”，之所以呈现它，仅仅因为它有趣、与众不同。

支撑新写实主义的，是海德格尔哲学。

在海德格尔看来，没有人活在哲理中，也没有人活在故事中，我们都要面对巨大的无序。

不是意义在指引我们，而是因活下来的方式，产生了意义。

《科林尼案》即如此，按传统的现实主义，片中至少一半内容是“无用的”，比如被杀者迈耶对卡斯帕的关爱；卡斯帕与迈耶孙女的爱情；杀人者科林尼反复回忆父亲被杀时的场景；律师迈耶与亲生父亲的紧张关系……这种乱七八糟的线索，至少有三个作用：其一，提高真实度。

其二，增加故事量。

加大悬疑度。

一个似乎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案件，竟然变成“剪不断，理还乱”。

崇高，为影片奠定基调有了足够的复杂度，就给故事的主角提供了选择空间，使“崇高”得以落地。

以律师卡斯帕为例，本是一个找不到生活目标的年轻人，接手科林尼案，仅仅因为它能让自己快速成名，保证今后能接到更多案子。

在老师马丁格的诱惑下，他一度决定放弃原则。

而和科林尼初期沟通不畅，更让他情绪几乎失控。

律师卡斯帕并不是一个有着非凡的同情心、意志力的人，只因争胜欲望，以及不满马丁格的傲慢，才逐步抵达真相。

他只是庸众中的一员，很容易被忘掉，所以《科林尼案》特意选了一位移民后裔来主演，如果不是那张“醒目”的土耳其脸，观众可能很难想起律师卡斯帕什么时候出场的。

然而，律师卡斯帕拥有一份清醒的良知。

这份良知曾经动摇，曾经惶惑，但卡斯帕最终却坚持了下来，这份坚持给了他以高度。

常言道，法律是60分的道德，合法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

但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场景是：当职业需要时，良知常常变得不那么重要。

就像律师卡斯帕的老师马丁格，专业能力极强，却变成了一个讼棍。

马丁格反复提醒人们，当年立法宽赦纳粹“从犯”，是不得已的现实需要，他轻蔑地说，追究过去的人不知道当时的困难。

可良知也要加上时效性吗？

良知也要向现实低头吗？

良知也只是有限责任吗？

在复杂事件、复杂人性面前，“崇高”不再是一个大词，而变得真切可感。

贩卖毁灭，才能引人思考在崇高之外，通过新写实主义的手法，《科林尼案》成功贩卖了毁灭。

影片中，各种人物都充满反差：老年时与人为善、充满爱心的迈耶，与他当年开枪时的狰狞，截然相反；曾对律师卡斯帕付出爱与宽容的迈耶的孙女，在坚决捍卫爷爷的“名誉”时，又是如此狭隘、冷酷和无情；律师卡斯帕初期准备放弃该案时，马丁格拿出一副长者的姿态，启迪说，要像个律师那样去战斗，可案情出现转折，他竟试图对卡斯帕行贿……《科林尼案》描绘出一个让人绝望的大环境：作为有缺点的、世俗中的人，我们真能创造出一个公正的法律吗？

如果法律这个准绳也失准时，该用什么来校正它？

事实是，《科林尼案》式困境并不是翻一两个冤案、杀一两个坏人，就能解决的，它是结构性的困境——在人性深处，我们都有愚昧、反智，甚至是邪恶的种子，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不会恶性膨胀，曾经的悲剧不会卷土重来。

科林尼选择自杀，正因为他窥透了这层凄凉——冤案可以平反，坏人可以杀掉，但人性的愚昧、自私是无法更改的。

就算赢得了法律胜利，又能说明什么？

科林尼的杀戮中，不一样充满人性恶？

通过残忍的私刑，他得到的是解脱，还是作恶带来的兴奋？

靠希望，营造叙事高潮虽然《科林尼案》以悲剧结束，但在片中，希望无处不在。

不论是案情几次反复，还是那些不肯忘却过去的人们，当迈耶曾为纳粹服务的事情被揭露出来时，法庭上响起一片惊讶声，甚至迈耶的孙女也在追问，上帝能否原谅她，在上帝眼中，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生活在多元化时代，但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多元化并非世界的本质，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当人类的智慧无法接受它，或者无法评价它时，才会出现“多元化”，“多元化”的潜台词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妨更宽容一点，暂时允许各种意见存在……多元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正如底牌只有一个，当它被解开前，才有无数可能，才有概率性分布，才要尽可能不把话说死。

然而，多元化从来不是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即使良知可能暧昧不清，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生而为人，我们都不应放弃良知的责任。

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道德面前，没有模糊、推诿和回避。

所以，连狡猾、物化的马丁格，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

”虽然他曾是帮“从犯”脱困的立法人之一，虽然他一直在帮迈耶辩护，虽然他更喜欢用玩世不恭的、技术性的口吻谈论法律……哪怕是马丁格，良知也没有被彻底泯灭。

《科林尼案》因此走上叙事的最高点。

会讲故事，比故事本身还重要有崇高，有毁灭，有希望，传统写实主义所坚持的三要素得以汇聚，“感动”则是其自然结果。

而《科林尼案》用新写实主义笔调，不露斧凿痕迹，不掌控观众情绪，不试图以假乱真，不强塞概念，所以，它的“感动”不来自煽情，不来自卖惨，而是来自“真实”。

电影不应脱离现实，但随着人类日渐沉入景观社会中，“真实”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今天，动辄拔高、讲故事、催泪已行不通，它必须面对当代困境：少有人会主动反思自己，少有人愿意解开伤疤，少有人愿意形而上思考……《科林尼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一个类型化故事，讲述了一个很难讲清的话题——当人性陷入集体幽暗时，我该如何？

不错，这是一段过去的故事，但通过新写实主义营造出的真实下，给观众以不同感受——片中的一切，“都与我相关”。

这世界上，大道理就那么多，好故事也只有那么多，更麻烦的是，听众的耐心同样也只有那么多，而那些会讲故事的人，永远有故事可讲。

拍得中规中矩，剧本、演员、摄影、音乐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主题深刻来自原著。

全程不觉得无聊，因为本来也不是真正的悬疑片，而是平淡而近真实的德国式电影。

前半部分闲笔描绘出男主生活浮世绘，后半部分结案，看似前后无关实际有深意，因为对二战中事件的立法和执法与社会息息相关。

请了当红男星作主角律师，还套了一个悬疑片的外壳，吸引了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所以当时在德国有六周票房冠军的成绩。

关于庭审太平淡，德国确实没有像英美法系那种让双方律师在庭上唇枪舌剑直接辩论的制度。

这个电影中让对方律师做证人，还诘问立法正确与否，已经为了戏剧性而超出一般法庭辩论的范围。

有人问是否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小说作者在访谈中说不存在一模一样的真实事件。

曾经在北意山里看到过有关二战屠杀平民的小小纪念碑，报章上了解到的类似本案的事件是德军在意大利圣安娜的战争犯罪。

印象中类似战争犯罪很多是在意大利法庭缺席判决了，但罪犯却未被绳之以法。

这也和德雷尔法案有一定关联。

关于德国有关立法和执法的沿革需要时间去了解，还有原著没看过。

以后有时间再更新。

一老人主动投案杀了一长者，并不再开口为自己辩护。

法院给他安排的公益无偿律师是个菜鸟，这是菜鸟第一次作辩护的案件，而且被害人是领养过他若干时间的长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故事轮廓清晰，涉及的面广，包括悬疑、复仇、纳粹、司法黑暗和公正、个人情感等等，本可以拍得异常悲壮、后劲十足，但是剧本和导演认知把电影拍得像红色题材的口号宣传片一样，恨不得每一秒都尽可能嫌疑化、沉重化。

从人物设定、台词交代、表演处理，都特别讲究得很外化，特别是男主律师，应该是个偶像需要他来吸引票房吧，处处强化若有所思和灵机一动，直接怀疑导演和他是从国内某影视城毕业出来的，硬生生把一部沉重的反思佳作处理垮了…PS：值得敬佩的是，德国作为二战的罪恶国，他们大部分民众并不回避曾经的过错，并积极反思。

这样的国家才是伟大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那如何正确对待和规避过错呢？

我想他们的权力监督管理和法律惩罚是尽可能完善的，首脑和民众都明确的知道国家基本情况，透明了几乎所有。

最最重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21年5月某期。

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茜茜公主”罗密·施耐德在1982年的生命最后阶段主演了一部根据她钟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无忧的过客》，影片跨时多年的绝恋故事背后，是二战受害者通过私刑处决战后逍遥法外、摇身变巨富的纳粹军官这个很可能潜藏在当时很多人心底的愿望，故事里对仇人执行这一处决的男人最终被释放，又与妻子被新纳粹处死。

1982年5月29日，罗密突然死于心力衰竭，同一天，一名叫埃利亚斯·穆巴里克的德国青年出生，三十多年后，他主演了《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将罗密遗作没有提及的涉及德国司法黑幕的层面接着讲完，这名小伙饰演的是为杀死前纳粹的意大利老人科林尼辩护的律师。

历史的神秘轮回。

被杀的纳粹迈耶，是国民口碑良好、连仆人都敬爱之的善良温和老富翁，也是陪伴那位律师从童年到青春期时代类似父亲角色的一个人，老人的亲孙女是他初恋，控方律师又是小律师的导师。

剧本在一言不发、放弃辩护的杀人者，和陷入多重熟人关系的律师之间，制造一种悬念，迈耶的前纳粹身份，也是影片铺垫很久之后才引出的事实——迈耶曾在意大利小镇大屠杀二十个平民，其中包括科林尼的父亲。

这段历史故事，是顺应情绪要求，一点点剪进影片后半截各个剧情节点的，在事件最恶劣的顶点，我们看到儿童科林尼被迈耶胁迫着观看他父亲被两次枪杀的过程。

我们知道，没有人能过得去这种坎儿。

这只是真相的第一层，惊人的是，科林尼曾企图通过法律途径申诉讨回公道并被驳回，这才引出影片最震撼的炸雷——随命令“报复式”屠杀平民的纳粹军官要被判误杀罪，但二十年追责期后，荣升政要的纳粹们，在1968年合力颁布了不允追究他们罪行的法律。

当法律不再公平，受害者只好自己行动。

回头看，大人物被谋杀，却派一个初出茅庐、没接过案子的小律师做科林尼的辩护律师，就是准备草草结案的。

影片没什么炫技的拍法，只用了镜头缓慢拉近说话人以增强分量之类古典技法，结尾也像是顺从原著小说家不知让法官如何判决而安排的看似合理实为偷懒的结局。

但影片的价值在袒露惊人的司法黑幕，真相被人看见，正义才得以伸张，这也是为何报仇后也没获得安宁的科林尼，最后能够自我解脱。

这是一部话题比较沉重、角度比较特别的审判电影，凶手柯里尼杀人即成事实，但却拒绝配合调查，以致于动机、线索、证据等都需要一一剖析。

柯里尼犯案后没有逃走，而是一副如释负重的状态，随后保持缄默等待审判。

若是常规设计，警察和律师各种手段齐出，相互辩证，以制造凶手另有其人的悬疑感。

但这部电影也很纯粹，简单粗暴地指出凶手无可疑，就看怎么阐述真相了。

首先，柯里尼杀死的是一位富有影响力的富商麦尔，头部被击中三枪，头骨鼻骨断裂双耳损伤，死后遭受暴力对待。

由此可见，柯里尼与麦尔之间是深仇大恨，人赃并获之下，一级谋杀罪名也根本洗不掉。

一个新手律师莱恩作为辩护律师，同时还是麦尔孙女约翰娜的老情人，一上来就是友情和职业道德的艰难选择，对手还是业界大佬马汀格，这新手村开局很不友好。

影片屡有提及国家和政治，说明它会有一个关键历史背景。

而且马汀格还套路莱恩让柯里尼认罪，并说要懂得见风使舵，给他介绍丰厚的工作，瞬间大佬就不像好人了。

莱恩一心为求真相，终于查出麦尔曾在二战时驻扎在意大利，当时头衔是纳粹军官。

他下令在柯里尼老家枪击了20名平民，造成了一桩当地惨案，死者包括柯里尼的父亲。

柯里尼成年后告到军事法庭无果，完全是因为一群人的谋划才得以让麦尔这类人逍遥法外，这或许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却成为了打感情牌的最佳砝码。

当人们意识到，柯里尼杀麦尔不过是报当年战争的仇，至少从情感上能够让大众接受。

而马汀格亲口承认当年的法律有失公允，让柯里尼得到了迟来的尊重与公平，然后再无留恋地在狱中自杀。

对于战犯来说，受害者一直在等待一个公平的审判，这是难以磨灭的心愿。

柯里尼不需要同情、不需要理解、不需要自辩，当真相大白之后，甚至不需要减刑，敢于直面死亡承担起自己的错误。

这种报复方式自然不应被提倡，但通过此类电影引发人们对于战争、对于历史、对于法律的关注和重视，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电影能取得一个不错的评分，很大程度在于它的讨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电影本身。

《科林尼案》是一部2020上映的德国悬疑剧情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由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执导，演员埃利亚斯·穆巴里克、亚历山德拉·玛丽亚·拉娜、曼弗莱德·扎帕卡主演，剧情讲述在柏林豪华饭店内，85岁的企业家麦尔遭到凶手科林尼枪击头部死亡，虽然他坦承犯案，但却对详细情况三缄其口而使得案情胶着。

同时，承接此案的菜鸟律师卡斯珀也在发现死者是成长过程中对他情深义重的长辈之后，让原本成名的大好机会瞬间成了梦魇。

《科林尼案》把故事聚焦在三个月前才刚取得律师执照，富有相当程度热诚与理想抱负的主角卡斯珀，正准备在自己首次委托中大展身手，就碰上一起艰险棘手的案件之上，不仅身为财团总裁的死者使案情受到广大民众和媒体的关注，犯人科林尼在投案后始终不向警方和自己透漏事件的发生经过、细节与犯案动机，反而一心求死所显示的众多疑点，《科林尼案》光是故事背景就带有着浓厚的未知悬疑感。

不只如此，《科林尼案》片中卡斯珀作为公设律师，除了必须为自己早已承诺接下的案件负责之外，死者多年来跟卡斯珀这种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的关系，对他人生带来重大影响，使他得以从大学毕业、考上律师的恩情，也让卡斯珀陷入了自己身为一位具有责任感的年轻律师，是否要为以行刑式枪击手段杀死麦尔的科林尼辩护的两难挣扎，使《科林尼案》在全片弥漫的悬疑氛围中也有着对角色内心的描写。

整体而言，《科林尼案》能把一起涉及德国历史污点的杀人事件延伸到司法判决标准的反思实在令人惊艳，电影不禁让我联想到近期台湾吵得火热的无差别杀人事件，许多人批评给出判决的是恐龙法官，而其他人则指责这些人是只以自身价值观来判断是非对错的法盲，但到头来，这个问题的重点不也跟《科林尼案》相同，在于可能不够完整法律之上呢？

我们如何记起这些历史教训，制定更健全的法律规范与制度，让所有人的人权都能受到妥善的照顾和保护？

我想正是整部电影的希望传达的主题。

注意：有剧透这是一个菜鸟律师求锤得锤的故事。

德高望重的商界大佬遭到枪杀，死后尸体还被进一步毁坏。

疑犯带着血迹和凶器大喇喇走出凶案现场，毫不抵抗地接受逮捕。

套用热血少年漫画的一句台词，这个名叫科林尼的嫌犯“浑身都是破绽”。

菜鸟律师卡斯帕被指派给科林尼辩护，而被告人一句话都不肯说。

更麻烦的是，死者汉斯迈耶还是卡斯帕的恩人。

身为土耳其移民后代的卡斯帕从小在迈耶家里长大，他从这位老人身上获得了自己本已失去的父爱。

迈耶的孙女乔安娜也是卡斯帕少年时的爱慕对象。

如今乔安娜已嫁作他人妇，她的丈夫是与雷神托尔在赛车场上互相较劲多年的泽莫男爵。

不过人妻的身份并不能阻止她与卡斯帕旧情复炽。

律师喜欢人妻有什么错！

倒不如说，对于他这个律政界的明日之星，正因为是不伦恋，才更有搞头。

迈耶死于非命，乔安娜回到故乡继承家业，并为祖父治丧。

其间她多次软硬兼施，试图让卡斯帕放弃为杀害迈耶的凶手科林尼辩护。

然而卡斯帕总是觉得案件背后另有隐情。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坐实了科林尼的杀人罪行。

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揭开了死者迈耶在半个多世纪前不愿被人提及的经历，以及科林尼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亲手处决迈耶的动机。

本片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前半段观众的观影期待主要是好奇一桩铁案如何能在菜鸟律师手上翻盘，而看到后面才明白，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给一个杀人嫌犯翻案，而是要翻出战争给国家造成的伤痕以及德国法制史上一段不光彩的过去。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名叫《黑塔利亚》的动画片，拟人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是非常有爱的一对CP。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斗力孱弱的意大利也确实一直在抱德国的大腿。

但是真实历史中，大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给抱的，德国与其说是对意大利提供保护，不如说是直接出兵占领。

德国兵在意大利成了高高在上的天龙人，明明是盟友，意大利人却要处处看德国人的脸色。

于是意大利民间有血性、有尊严的人也就难免会时不时地做出抵抗行动。

两个抽象的国家或许可以马马虎虎地进行一番拉郎配，可是具体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了。

纳粹兵自己不知道自己招人讨厌吗？

大约也是知道的，但是元首已经把他们忽悠瘸了，他们也就更进一步自我催眠自己是真的天龙人、高级人种。

偶尔让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打死几个人，不能说是英勇牺牲，只能说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然而抓不住真凶的德国军官，也就是年轻的汉斯迈耶，只好把火气撒到平民头上，说什么十条意大利人的命抵一条命，其实是真正的无能狂怒。

冤有头债有主，有本事就查个水落石出、拿凶手的血祭奠战友，虐杀平民只是让这些孬种自以为自己有力量。

汉斯迈耶领导的屠杀平民事件发生在1944年，这时纳粹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正常思路应该是跟属下商量着如何分行李，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

可是偏有人不放弃最后的释放变态杀戮欲的机会。

这让我想起了《鬼子来了》临近结尾处，日本鬼子得知战败以后，对挂甲台村民的屠杀。

有些人骨子里已经被邪恶浸透了，对他们来说，战争结束之前再进行一番屠杀，就好像男人的婚前单身派对一样，是要让自己最后再彻底发泄一次，以便从今以后“收收心”，伪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

本片的科林尼就像是挂甲台屠村案幸存者马大三，走上了以暴制暴的道路。

不同之处在于，科林尼在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曾试图走正当的法律途径来伸张正义。

遗憾的是，德国的法律并没能还他公道。

他的父亲直接在战争中被杀害，而他的其他亲人又在战后因为德国法律对刽子手的包庇而含恨终身、相继郁郁而终。

战争直接戕害人命，这种伤痛虽剧烈，但并非完全无法愈合。

真正令人绝望的是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包庇战犯，阻断受害者寻求正义之路。

如果科林尼早年的官司能获得公正的裁决，也许他早就可以将人生中与二战有关的痛苦一页翻过，开始属于自己人生新的篇章。

可惜法律辜负了他。

他不得不背负仇恨与绝望走完自己的一生，直到临近生命终点、遇上了不为权势、美色、人情关系所惑的菜鸟律师卡斯帕，他才总算有机会获得解脱。

影片中迈耶在临死之前平静地跪在地上接受处决，给人感觉他似乎有心忏悔。

一部分观众或许会因此对他抱有些许同情。

但是本片的时代背景是21世纪初，以当时的科技水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即便躲得过这次血光之灾，也没有多少时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战犯面对血债债主做了一次顺水人情。

一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大老板，大概经过了一番计算，认为这波儿不亏，于是才送了人头。

在年轻时的罪行被揭露之前，迈耶大部分时间里，给观众以及故事中其他与之有过接触的角色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慈祥和蔼的亲切长者。

这让我想起了《金刚狼2》里面那个老日本鬼子矢志田。

他也是战争结束以后摇身一变成了为战后国家经济复苏做出卓越贡献并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社会精英。

弥留之际，他请金刚狼来日本一叙。

你以为他是念旧情，其实他是馋人家的身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孙女作为诱饵，来窃取金刚狼的自愈能力给自己续命。

假如汉斯迈耶也知道了世界上有某种方法能使自己长生不老，他在面对科林尼的枪口时，又是否还会坦然赴死呢？

我想他大概率会换回曾经披着纳粹军官那身皮时的狰狞嘴脸，像对待科林尼之父一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个来报仇的儿子一并解决。

而假如他真的实现了长生不老，恐怕会变得像《赛博朋克2077》的荒坂三郎一样，继续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若干年后用比希特勒、东条英机们更隐晦的方法摧毁这个世界、残害并奴役着世人。

现今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之上的。

作为那场战争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理应是丧家之犬一般的存在。

即便一般国民可以得到赦免，那些手上沾染鲜血的战犯也该付出代价。

可是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又接踵而至。

那些战犯成了可以利用的人，因为既然他们能在战争期间有着活跃的表现，就表示他们的执行力超强。

擅长细菌战的被野心勃勃的世界霸主聘请回自己国家继续发挥所长，秘密研制生化武器。

擅长带兵打仗的，暂时没了用武之地，或者一时半刻不想重操旧业，就让他们把掌握生杀大权时的凶狠果决应用到商场上，成为所谓“战后经济复兴的栋梁”。

道义上的失败者，因为在经济、军事、科研等方面的利用价值，得以继续寄生在经历二战战火洗礼之后本应洁净纯粹的新世界，继续扩散遗毒。

寄生得久了，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有了足够的能力绑架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于是国家还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防止他们被清算。

这样的做法看似宽容，实则怯懦。

不清算不是因为想通了、放下了、原谅了，而是因为无可奈何，因为清算的对象把持着国家经济命脉。

而依赖这群人建设新世界，也不是什么变废为宝、改造罪人成为社会栋梁的有益尝试，其实是饮鸩止渴。

任由这些未得到彻底清算的纳粹余孽、法西斯余孽、军国主义余孽寄生，国家的伤痕没有得到治愈，只是被暂时盖住。

世界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他们会一个个装得儒雅随和、风度翩翩。

一旦形势恶化，附在他们身上的旧帝国的恶灵就会在社会上弥散开来，感染更多的人，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残酷年代的人陷入狂热，去追求和享受党同伐异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