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现存于世或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组织形态，都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状况：极少数人举行会议并决策，绝大多数人的境遇乃至命运因此被决定。

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纳粹，有些人关注自己的权力、有些人关注自己的工作进展、有些人关注自己所谓的理想……在这样那样的目的之中，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在乎数百万人将因为他们的决议而丧命，即便其中的人道主义者也仅仅只是关注刽子手的精神状况。

海德里希离开前对艾希曼说：（会议记录）注意言辞表达，一切用官方用语表述，我们可不想吓到别人。

所谓官方用语，指的是将杀戮描述成最终解决方案。

并且在会议前，已经安排好，有些东西要记录，有些东西不要记录。

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是邪恶的。

但是他们用所谓的理想主义将罪恶扭曲成事业，又用特殊的语言将这些行为矫饰成无所谓正确与否的行政行为。

会议这件事情，其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过当下的语境。

百度实施竞价排名前当然是经过会议讨论的，然后有人因此被出价更高的所谓医院诱骗，丢掉了性命；滴滴在针对被投诉已经有犯罪经历司机的聘用方式决定前，当然是开会决议过的，然后有人因此被侵犯杀害。

更不要说事关各类政策的、那些会对更多人产生更深刻影响的会议。

或许有不计其数的人或许会因此失业、或挨饿、或失去家园、或不得不犯罪来谋求生路。

现如今我们这样平民的命运终究要由极少数人参与的会议定夺。

我们唯一能够祈祷的是那些参会者在进行决议时，不要只是想着自己的权力、或自己接下来工作是否辛苦、更不要放任自己狭隘的认知或傲慢的自以为是去胡言乱语，因为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乃至更多人的命运会因此被定义。

电影结尾处的字幕给了我十足的震撼——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惨遭谋杀——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描述了数百万生命的消逝，就像那场万湖会议的形式和最终导致的结局一样。

“每个人把一切都当成自己的责任，这体现了德国人的精益求精，我们应该视其为美德。

但是为了避兔让这种美德发展成为我们的阻碍，需要我们在面临问题时当机立断，化繁为简。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职责交叉”“正式的官方手续会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规范程序的意义，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能怀着一种秩序感”“三分之一是计划，其余三分之二都是混乱，现在干脆把混乱也说成是计划的一部分了”“您是否是为了完成精彩的辦论而故意反对我们的建议？

又或者，因为我们的讨论触及的是您写的法律？

”“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理解成您这台火车头的刹车片……您的手下意志坚定斗志昂扬，随时准备采取极端措施。

但是您别忘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

人们需要准则和规范，需要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要知道，万物皆有其序”“那我们以后或许会做邻居，孩子们可以一起跳进湖里游泳”“谁不想活在和平年代，但历史偏偏选中了我们这一代来完成”“确保他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谁也不要想置身事外”似乎平平无奇，跟四点的邮政局会议并无不同。

而距离这群纳粹中的人类各界精英们坐在一起，把人命去留存活当成数字加减乘除一样讨论，一场带有派系斗争，在不到两个小时的商议如何高效且根除几百万人生死的程序性会议，只过去了80年。

至于人类学会飞行，也不过就了120年。

当罪恶的链条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为什么觉得无辜？

首先是因为在群体之中。

就好像个体的责任被稀释一样———汉娜·阿伦特再看如今的寰球，所谓文明很近，文明世界很远。

近乎完美的节奏架构和剧本完成度。

被很多人诟病了缺少调度弱化视听，但我认为这不是导演和主创们的能力问题，而是跟全片无配乐一样，同real time≈screen time≈time frame这种设计和高密度的台词信息量一起，形成一种近乎“冷血”风格的吸入式的代入感。

有些艺术片也是这样，但更能让我这种感受主要是在开剧本讨论会时会如此，很烂的剧本和很好的剧本都容易有这种感受。

另外视听语言并不是差，看上去好像是电视剧一样的正反打，但实际上信息量控制的不错，多轴线的使用上也很好。

对于几乎全部坐在椅子上且缺少戏剧冲突的小场景拍摄来说已经下了很多功夫，是拍严肃会议内容的很好借鉴。

或许是如今大家已经不习惯如此频繁的固定中近景镜头使用了。

印象深刻的是关于混血犹太如何处理的讨论，在权力阶级面前，社会规范法律程序的制定和崩坏面前，“人”的存在和感受那么微薄渺小42年德国的时刻侧写结束，随着车辆驶出，聚集了恶魔的别墅变得空空荡荡，松风阵阵轻摇，房屋似乎成为坟墓遗迹，唯有鸦雀呕哑之声———这好像是除了部分台词外唯一的画外音“我真是受够开会了” “我知道柏林有几家高档的俱乐部，可以去那放松放松，愉悦身心” “听上去不错”

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行之一。

但对执行者而言，这也是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对多达1100万欧洲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并完成了600万人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这不是仅凭冷血和残暴所能办到的。

这还必须依靠精确的计划、合理的协调运作、先进的设备、高效的执行、成本可控，以及全程“合法合规”，方能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完美的杀戮，完美到除了20世纪的德国人以外谁都干不了。

而它的起始，不过就是15个人花90分钟开了一个会，历史上称之为“万湖会议”。

它见证了人类的理性和疯狂、智慧与残忍，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

序幕：与会者1942年1月20日，柏林近郊万湖之滨的万湖路58号别墅即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

而早在3个月前，有关此次会议的邀请函就已经拟好并分发给了相关部门，邀请函开宗明义地写道：“1941年7月31日，大德意志帝国的帝国元帅委托我，在其他中央部门的协助下，为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一切必要的组织和技术准备，并且尽快向他呈送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而现在，对会议精神早就心领神会的德国政府各部、纳粹党、东部占领区和党卫队的代表正纷至沓来，参加这场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讨论。

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党卫队少将、帝国保安总局（RSHA）第四局长、盖世太保总负责人海因里希·缪勒（Heinrich Müller）率先抵达会场。

与此类人物通常给人的印象不同，这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头子一开始并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一个纳粹地方官员曾在1937年写道，“我们不敢想象他竟然是党员。

”他甚至曾嘲笑希特勒是“失业的移民粉刷匠”和“奥地利逃兵”。

不过，另一些纳粹官员注意到米勒“有难以置信的野心”，“他的超凡能力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承认”。

狂热的反共立场是他在纳粹政权中经久不衰的关键。

此外，缪勒17岁时曾志愿参战，并因英勇无畏屡获表彰。

他坚守责任和纪律，像执行军令一样完成任务。

他是个工作狂，从不休假，也几乎从不生病；不管德国是什么政体，他都忠心为祖国效力。

正因为如此，党卫队首脑海德里希非常欣赏缪勒的效率和忠诚，把他和他的整个团队一起招入了党卫队保安处。

会议的筹备者，同时担任会议记录秘书的党卫队中校，犹太人事务中央办公室主任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来面见他的上司。

艾希曼出身于中产阶级，是一个新教徒，同时也是一个激进反犹主义者。

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党卫队。

他在党卫队接受了高强度的身体和意识形态训练。

不久之后，艾希曼加入了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搜集德国境内共济会的情报。

他的勤奋和高效使他在党卫队内部迅速晋升。

除了缪勒和他的部下，几个政府部门的与会者也已经早早抵达会场。

他们正在谈论东线逐渐黯淡的形势。

就在8天前，陆军元帅赖歇瑙突发心脏病身亡，这是德军在莫斯科遭遇灾难性失败的反映。

此刻，希特勒和纳粹统治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战争将不会按照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尽快结束。

他们现在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将持续整个冬天，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苏联将在1942年夏天的某个时间垮台。

因此，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东方的运动将于战争结束之前进行。

这就是万湖会议召开的背景。

埃里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四年计划全权负责人办公室国务秘书，他作为纳粹战时经济的掌控者，权势熏天的二号人物戈林元帅的代表参与此次会议。

站在他对面的是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德·弗莱斯勒博士（Dr.Roland Freisler），此人后来以臭名昭著的纳粹“人民法庭”庭长身份闻名于世。

在弗莱斯勒掌管之下，德国的死刑判决飙升，在进入人民法庭审理程序的人当中，最终有将近90%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而且判决通常在审理前就已经决定好了。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外交部次长，同时也是德国外交部和党卫队的联络官。

他作为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代表出席会议。

在室外的露台上，党卫队波兰克拉科夫安全局指挥官艾伯哈特·舍恩加特博士（Dr. Eberhard Schöngarth）正在和鲁道夫·兰格博士（Dr.Rudolf Lange）寒暄，后者是党卫队拉脱维亚安全局指挥官。

他们将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在会上交流经验。

海德里希执掌党卫队保安处期间秉承精英主义的用人原则，其干将多由大学高材生中选拔。

另一方面，20年代经济危机给德国青年精英阶层造成普遍的挫败感，很多人转而以投效纳粹运动作为进身之阶。

这些为海德里希所青睐的青年精英均对党卫队事业十分投入，在执行严酷的灭绝行动时并不会因自己的博士头衔而稍有悔意。

格哈德·克洛普弗博士（Dr.Gerhard·Klopfer），纳粹党副秘书长，他代表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曼的代表出席会议。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钦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总理府国务秘书，他将代表纳粹总理府处理和“最终解决计划”有关的行政程序问题。

纳粹党大区长官、东部占领区次长阿尔弗雷德·迈耶博士（Dr.Alfred Meyer）和东部占领区政务委员乔格·赖布兰博士（Dr.Georg Leibbrandt）也到了，他们是纳粹在东欧的庞大占领区的大管家，也是纳粹意识形态和理论大师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代表。

约瑟夫·布勒博士（Dr.Josef Bühler），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代表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来争取“最终解决计划”的好处。

风度翩翩的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卡特博士（Dr.Wilhelm Stuckart），他代表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将在会议辩论过程中大放异彩。

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党卫队中将奥托·霍夫曼（Otto·Hofmann），他是党卫队种族与安置办公室（RuSHA）主任，负责对被占领土人口进行种族测试和筛选。

终于，会议的召集者，大名鼎鼎的“金发野兽”，党卫队上将、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登场了。

海德里希出生于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家庭。

他的父亲是歌剧歌唱家，母亲是演员，海德里希自己也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小提琴手，同时也是第三帝国最优秀的击剑手之一。

1931年海德里希加入党卫队，刚一入职便投入到清除内奸的行动之中。

他干得十分卖力，还说服希姆莱扩大组织的活动范围，令党卫队成为德国警察和监控新力量的核心。

海德里希为人冷酷无情、办事高效、渴望权力，极端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凭借为党卫队和保安处打造的宏伟蓝图，他迅速赢得了希姆莱的赏识。

到了1941年，他已获得治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长（CSSD）头衔，总揽纳粹德国的警察与特务大权，同时兼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成为第三帝国最令人畏惧的人物之一，连希特勒亦称其为“铁石心肠之人”。

至此，万湖会议的主角们已经全数登场。

他们将在会上讨论什么议题呢？

议程：什么是“最终解决”？

怎样执行“最终解决”？

万湖会议的核心议题主要就是两个：明确“最终解决方案”的目标；制定“最终解决方案”的策略与计划。

“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是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系统化实施种族灭绝的计划的官方称谓。

希特勒将其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是一贯的，但在万湖会议之前，还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计划和决定，也谈不上用理性和官僚的方式予以执行。

随着纳粹征服地区的扩大，其治下的犹太人口急剧增加。

征服西北欧为帝国带来了近六百万犹太人，而入侵苏联使这一数字又增加了三百万，怎样处理欧洲的犹太人，纳粹视之为与战争同等重要的战略问题。

1941年，纳粹曾经研究过将所有欧洲的犹太人转运到马达加斯加或者阿拉伯地区的相对“温和”的方案，但因经济原因无法推进。

有鉴于此，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终于提出要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这就是“最终解决方案”的初步设想。

无论如何，犹太人不会凭空消失。

以多大规模、覆盖多少区域、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达成怎样的目标，是摆在海德里希、缪勒和艾希曼这些执行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但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

在万湖别墅，15位代表各部门的高级官员围坐在一起，所有人都将与灭绝计划的实际执行有关。

帝国的内政和司法部门、纳粹党办公厅，以及帝国总理府负责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外交部处理居住在德国境外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犹太人问题；四年计划办公室负责处理经济方面的问题；帝国保安总局的党卫队种族与安置办公室将负责执行灭绝行动；执行这些灭绝行动的地点将设置在东方占领区和波兰总督府的辖区，而党卫队将成为“最终解决方案”绝对主导，这是海德里希的如意算盘，也是他召开万湖会议的目的。

会议首先明确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总目标：对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之间整个欧洲范围内的犹太人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总目标的原则并没有引起与会者太多的惊诧，毕竟这在纳粹的决策层里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

问题是全欧洲有多少犹太人需要被消灭？

怎样去消灭他们？

针对这些问题，海德里希首先回顾了纳粹掌权至今驱逐犹太人的进展。

他援引了由艾希曼提供的一份简报上的数据：在 1933 年至 1941 年 10 月间，有 537000 名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犹太人被驱逐出境。

接着他又提到一个重要的动向，希特勒最近已经批准了一个将他们驱逐到东方的新政策。

他强调，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尽管这个新政策将提供“实用的经验，并对即将到来的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

海德里希让艾希曼摆出一幅数据地图，上面罗列着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数量，包括一些位于德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国家。

比如，他提到，在爱尔兰有4000名犹太人，在葡萄牙有3000名犹太人，在瑞典有8000名犹太人，而在瑞士有1.8万名犹太人。

这几个国家都是中立国，但是也被包含在清单内，这强烈地暗示，在不久的将来，第三帝国企图通过给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使其交出犹太人，予以灭绝。

最后，海德里希抛出一个数字：欧洲的犹太人口总共约有1100万，而他们必须被全部消灭！

尽管已有心理准备，大部分与会者仍被如此巨大的数字所震惊。

转运并消灭1100万人，不仅要投入天文数字般的成本，而且整个方案在执行和管理上的难度都是超乎想象的。

针对众人的疑惑，海德里希提出了党卫队早就计划好的策略：欧洲犹太人将被自西向东“梳理”一遍，有行动能力的犹太人将按照性别，被分配到大规模的劳工队中，去东方充当诸如修建道路之类苦役的奴隶劳工。

但实际上这是灭绝犹太人的另一种方式。

海德里希认为，大量犹太人将因为非人的奴役和疾病等自然原因而被消灭掉，任何在此过程中活下来的人则将被“特别处理”，因为，根据自然选择理论，他们将孕育更强的下一代，使犹太人再次复兴。

换句话说，每一个能活下来的犹太人都将被斩尽杀绝。

这时，司法部和波兰总督府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异议：如何处理因老迈而无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以及那些曾经在上次大战中因功授勋或因伤致残的犹太人。

无论如何，这些人曾经为德国效过劳，因此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

贸然处理这些人可能会引发公众的反感和法律上的限制。

他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1939年纳粹开始实施安乐死计划，对患有严重残疾、弱智和精神障碍的儿童及成年人进行有预谋的毒杀和饿死，此项行动被称为“T4”。

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民众的广泛谴责，纳粹的公众形象遭遇沉重打击。

迫于舆论压力，1941 年 8 月，希特勒不得不命令暂停此计划。

纳粹也明白，即使在德国，也并非人人都是毫无人性的种族主义分子。

针对这个问题，海德里希表示为了避免法律和政治上的困难，方案也将设置一些权宜之计。

艾希曼概述了不会立即被杀的人的类别： 65 岁以上的犹太人，以及受重伤或赢得铁十字勋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太退伍军人，计划会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那里不是灭绝营，设施和待遇也会相对好一点。

海德里希相信，有了这个权宜之计的解决方案，公众也就没什么理由去阻挠和干预“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了。

短暂的茶歇过后，会议继续进行。

既然目标已经确定，策略也已分明，那么下一步就是确定行动的对象：哪些人会被当做“犹太人”而被纳入“最终解决”程序？

双亲都是犹太人的犹太家庭自不待言，一半或四分之一混血犹太人以及与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人的情况更为复杂。

对这些人群的甄别面临法律上的障碍。

因为根据 1935 年的纽伦堡法案，他们的种族定位模棱两可。

会议就此议题进行了冗长而咬文嚼字的辩论，内政部的施图卡特博士伶牙俐齿的辩论堪称本片最精彩的章节。

然而，施图卡特博士的驳诘并非出于正义和人道，而仅仅是出于法律人的职业癖好，让屠杀变得更符合法条和逻辑。

最后，他建议对混血犹太人实行强制节育，这样不仅完全“合法”，也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自然淘汰全部“犹太人”。

影片中的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海德里希对施图卡特的态度感到不满，认为他是为了个人立场有意搅局。

于是两人在密室里作了一番交谈。

施图卡特为自己的观点做了一番辩解，声称自己的作为是为了营造“秩序感”。

“秩序感”这个词在会议的讨论中反复出现，从中可以看出纳粹统治的秘传心法。

所谓“秩序感”，也就是一种由各种标准和规定组成的规律。

它是明确的，可以被理解，也隐含着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

人们理解了这套逻辑，便自信能够掌握规律，从而通过遵守“秩序”获得心理上的安定感，他们的一切行为也都将在“秩序感”的隐秘支配下变得可控和可预测。

正因为有了“秩序感”，纳粹的一切暴行和歪理都在瞬间实现了逻辑上的自洽和现实中的合理，纳粹主义才不会变成一阵风式的运动，而真正融入民族的血脉，假以时日便会凝结成文化传统中牢不可破的律法与正义。

这不正是海德里希梦寐以求的东西吗？

海德里希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

他的言谈中没有粗鄙和简陋的措辞，对海德里希来说，纳粹意识形态似乎完全是客观的，是由一套无可争议的思想和看法组成的，而他的野心就是用冷酷无情的效率将这种意识形态落到实处。

他的大多数下级和同事都惧怕他，即使是希姆莱也如此。

只要稍加点拨，他立刻明白了，施图卡特和他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秩序人”。

会议进行到这里，已经对“最终解决方案”的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

还需讨论的事项终于只剩下一条：用什么方式屠杀犹太人？

党卫队之前的方式是组建别动队执行大规模枪杀，而后掩埋或者烧掉尸体。

但要用这套老办法处理1100万犹太人，则不免缓慢而低效。

这时，总理府代表克里钦格发言了，他十分关心以往被忽视的心理问题。

虽然纳粹在屠杀犹太人方面毫不留情，但他们毕竟不能摆脱人类的感情。

持续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戮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无辜者，给德军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些心理压力会摧毁他们的精神，让他们彻底变成残暴的野兽，从而对纳粹在国内精心营造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坏。

克里钦格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让德国士兵尽量摆脱屠杀造成的心理阴影，身心健康地返回故土，让他还能够在家人和公众面前扮演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和正派的守法公民？

阿道夫·艾希曼终于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他用极为简洁的语言，展示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最终解决方案”流程：盖世太保将通过甄别锁定应该被“最终解决”的犹太人——犹太人将接到通知，带上行李，到指定集合点报道——然后他们将被盖世太保押上列车，转运到指定的集中营——集中营将建立在东部占领区和波兰总督府地广人稀的地区，只通一条铁路，远离居民区，完全不扰民——犹太人到达营区后下车列队，他们的行李和随身财产将被没收——党卫队对囚犯进行现场筛选，有技能和适宜劳动的人将被留下，剩下的老弱病残将被赤条条地带去“淋浴”——通过特别设计的“淋浴房”、“淋浴”设备和焚尸炉将进行高效处理，最大限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诚如艾希曼所言，这套方法“使得高度分工化、结构化流程成为可能，任何亲近关系和同情心引发的刺激都将不复存在，技术化、有效率，而且完全匿名。

”

在场的代表都对这个近乎完美的“最终解决方案”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它充分展示了德国人所特有的理性、智慧和严谨周到，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敢于不顾一切贯彻元首意志的坚定信念和战斗精神。

当然，海德里希也没有忘记对与会者进行一番恭维，以便打消他们可能残存的最后一丝人性的疑虑。

闭幕：胜利者们，失败者们……90分钟的万湖会议圆满结束。

各方代表都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四年计划办公室和戈林元帅得到了“方案”不会占用太多经济资源的承诺；司法部和内政部对“方案”的“合法合规”感到安心；外交部将通过敦促欧洲仆从国转运和消灭犹太人而扩大权力；东部占领区和波兰总督府瓜分了支配处决和掠夺转运犹太人的特权；纳粹党部对“方案”贯彻了党的精神而感到振奋，所有人都从犹太人问题这个“元首的亲孩子”身上沾了光。

当然，会议最大的胜利者是海德里希和他的党卫队。

万湖会议证明，无人敢于质疑党卫队对“方案”的主导权，而根据会议决议，一旦进入“方案”流程，有关犹太人的一切事务都将置于党卫队的绝对控制下，其他部门不容置喙。

党卫队由此获得了超然于政府、法律和国家之上的漫无边际的权力。

会议结束后，参会者闲站了一会儿，喝着白兰地酒并相互庆祝一天成果颇丰的工作。

海德里希、缪勒和艾希曼三人靠着壁炉坐下，这三个人都来自帝国保安总局。

海德里希开始抽烟，品尝法国白兰地酒，神色怡然。

艾希曼后来说，他之前从没见过海德里希这么高兴，或者至少很多年没见到了。

正如为会议做记录的艾希曼后来承认的那样，万湖会议讨论的是关于杀戮的事宜，通常“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口气……完全不考虑是否合法/按照法律语言”来表达。

然而会议纪要却是用典型的官样文章的格式和措辞进行了重新润色，大部分过于直白的说法都被替换了，就像“最终解决方案”本身的说法一样，人们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然而，在读到海德里希呈送的会议记录副本时，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立即心领神会：“犹太人问题现在必须在全欧洲范围内进行解决。

”

千百万欧洲犹太人的灾难降临了。

影片到这里结束了，然而这并非是历史的结局。

虽然600万人犹太人惨遭杀害，但犹太民族却终究没有灭亡，以色列的复兴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德国人自己呢？

众所周知，二战欧洲战场以纳粹德国的彻底败亡而告终。

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至少有800万德国人丧生，其中包括600万军人，这还没完。

讽刺的是，战后的欧洲，特别是东欧，为报复纳粹的侵略暴行，开始实施针对德意志民族的“最终解决方案”，即驱逐和屠杀本国的德裔居民。

根据统计，波兰总共驱逐了610万德裔居民，捷克驱逐了300万，匈牙利驱逐了62.3万，罗马尼亚驱逐了78.6万，南斯拉夫驱逐了50万……到了1950年，超过1200万德意志人被迫迁徙或被从中东欧驱逐出去，至少50万人遭到屠杀。

以万湖会议为开端的“最终解决方案”，终于逆练到德国人自己头上了，而且还超额完成了指标。

事到如今，谁是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历史已经做出了它的判断。

那么，那些参会者的结局又如何呢？

党务副秘书长格哈德·克洛普佛博士在1945年逃离柏林。

后来他被拘捕并被控犯有战争罪，后因证据不足获释。

其后他在巴登-符腾堡的乌尔姆当税务顾问。

克洛普佛于1987年去世，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万湖会议的与会者。

总理府代表克里钦格先生，也就是那位关注德军身心健康的“大善人”，在会议结束后，他试图辞去总理府的职务但得到了挽留。

历史学家推测，他可能在私下反对万湖协议，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辞职，但没有准确的历史记录证实这种猜测。

克里钦格最终于 1946 年被捕。

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他作为证人公开宣称自己对纳粹政权犯下的暴行感到羞耻。

他于 1946 年 4 月获释，次年去世。

东方占领区趾高气昂的大区领袖阿尔弗雷德·迈耶博士在1945年畏罪自杀。

他的同事乔格·赖布兰博士则被盟军逮捕，蹲了5年大牢后获释，转而从事俄裔德国人文化研究，于1982年去世。

代表波兰总督府的约瑟夫·布勒博士因反人类罪被波兰政府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1948年在克拉科夫的一座监狱里被绞死。

四年计划办公室代表诺伊曼于 1945 年被盟军拘捕和审讯，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于 1948 年获释，不久因病去世。

外交部的马丁·路德运气不佳，里宾特洛甫对他在与希姆莱和党卫军的内斗中没有促进外交部的利益感到不满，并且厌倦了他对办公室资金的管理不善。

路德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策划了试图取代冯里宾特洛甫担任外交部长的阴谋，但被挫败并于1944年被投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希特勒希望他被绞死，但希姆莱保了他。

1945 年春天，他在自杀未遂后被苏联军队释放，但不久后因心力衰竭去世。

司法部代表罗兰德·弗莱斯勒在会后官运亨通，升任纳粹“人民法庭”庭长，弗莱斯勒的最为人所知的特色便是当庭羞辱被告，并且对着他们大声咆哮。

他主审了许多著名的案件，包括对“白玫瑰”成员的审判和“720事件”的审判，大部分嫌疑人都被判处死刑。

1945年2月盟军轰炸柏林，炸弹直接命中法庭建筑，弗莱斯勒因来不及疏散而被炸断的大梁压死。

当时的一份外国的报导表示，“显然没有任何人对于他的死亡感到遗憾。

”能言善辩的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特博士因起草反犹法律而在战后被捕。

他在1953年自己生日的前一天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

人们普遍猜测，“事故”实际上是一起人为的针对纳粹分子的暗杀，但摩萨德或其他已知的反纳粹团体从未公开承认过与此次袭击有关。

奥托·霍夫曼于 1948 年 3 月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被判处 25 年监禁，但在 1954 年他却被赦免并获释，于1982年去世。

海德里希在东方占领区的两位干将的下场也不妙，兰格博士在1945年2月的波兹南战役中阵亡或自杀；舍恩加特博士则在战后被盟军俘虏。

在对其背景进行调查后，他被指控在荷兰谋杀了一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

舍恩加特旋即被英国人判处死刑，并在1946年被绞死。

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的结局则颇为神秘。

他在1945年5月1日于柏林的元首地堡中最后一次被人目击，其后下落不明。

有人认为他死了，也有人认为他投靠了苏联人和美国人并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他也是纳粹政权中未确认被捕及未确认死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42年6月在布拉格遇刺身亡，这位志得意满的帝国保安局巨枭对自己的安保工作却并不十分上心，他每天坐着一辆并不防弹的敞篷轿车从十几公里远的郊外官邸到布拉格市中心的办公室往返通勤，同车的却只有一名司机。

当两名捷克特工把炸弹扔向他本人的时候，“金发野兽”再也没有机会堵住这些致命的漏洞了。

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二战末期被美军短暂俘虏过，但旋即逃脱。

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虽然他在当地隐姓埋名夹着尾巴做人，但还是没有逃脱以色列人的追捕。

1960年他被摩萨德特工绑架回以色列并于1961年公审，著名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曾是德国犹太难民，“最终解决方案”的幸存者汉娜·阿伦特旁观了这次审判，并创造了“平庸的恶”这个词，用来形容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然而，根据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霍斯的回忆，艾希曼曾向他表示，自己“完全着迷于摧毁每一个他能抓到的犹太人的想法。

”如此看来，艾希曼的恶并不平庸，他和他的主子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完美的恶人。

大公司里干过的人对这种会议肯定无比熟悉。

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多部门高层会议，来自不同派别各有各的立场。

参会者个个西装革履文质彬彬，会议招待/组织相当高规格，会间茶歇点心、餐食酒水无可挑剔。

会上偶有唇枪舌剑，但大部分时间大家言辞优雅，语调内敛，不时穿插些活跃气氛的小笑话。

会议的目的不是真的要讨论什么，其实结论在会前早就定好了，只是借着开会把结论给各部门传达一下，表示下姿态，证明这是经过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决议。

相信任何一个在职场或者体制内工作过的人对这种会议都司空见惯。

只不过这个会议的议题比较特别：怎样最终解决日益严峻的犹太人问题。

其实本片的精华就在开头的自我介绍环节，认识每个人，了解每个人的立场，才能看懂会议讨论的意义。

法学专家斯图卡特博士真是在纳粹屠杀中最典型的德国精英了。

他对犹太人的最终清除没有任何异议，对犹太人没有任何同情。

他只是认为法律就是法律，必须按照字面意义严格执行。

对于犹太混血的身份鉴定问题，海德里希观点是，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可以不算，前提是此人必须在行为和思想上没有任何犹太痕迹。

斯图卡特就受不了了，他的观点是法律不能这么依赖于主观判断来执行，这么太不严谨了！

当谈到德国人和犹太人婚姻的处理方案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处理离婚的民事法院得累死，犹太人被“清除”后他们的德国配偶要怎么处理呢，算丧偶还是算离异？

财产怎么继承？

社会关系怎么处理。

一本正经地讨论手续问题。

《万湖会议》是一部冰冷的电影。

“冷”是故事发生的季节，是电影的基调，是电影中人的态度，也是观影后的感受。

1942年1月的柏林很冷，但是最冷的还是莫斯科的冬天，相信当时的德国士兵深有体会。

正因为那个寒冷的冬天，苏联红军击败了德国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

“莫斯科保卫战”粉碎了希特勒“闪电战战无不胜”的神话，无论对希特勒本人还是德国军队都是重大的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因素下，被希特勒钦定为继承人的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国分忧”，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万湖召集14个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实施“犹太灭绝计划”。

这部电影并不长，只有108分钟，但是看的过程中，感觉时间很长，因为它所囊括的信息量很大，而这些信息所指向的是600万人的犹太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既定历史很难不让观众动容。

也就是说，作为观众，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冷静的语言背后的残忍含义。

这就不得不提到“语言的粉饰性”。

比如“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犹太人灭绝计划”；比如“生物意义上的消除”就是“犹太大屠杀”；比如“就地解决”就是“立即枪毙”；比如“隔离区”就是“集中营”；比如“舒适的安乐死”实际上是“毒气杀人”……当这些纳粹高层用如此如此文明、如此优雅、如此中性的词，述说一场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计划的时候，肯定会引起人心理上的不适和愤怒，因为这是对600万生命的侮辱和亵渎。

“语言的粉饰性”显然带来了“语言的罪恶感”，语言本身没有罪，是使用语言的人有罪。

不过，这些纳粹高层并不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德国“反犹主义”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有法律支持，比如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其实就是“反犹太法律”。

不得不说，德国是一个严谨的国家，他们尤其注重秩序感。

哪怕在做如此反人类的事情，他们一切都按照法律来，按照规章制度来。

这种秩序感，不仅使他们的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可以令犹太人心安，以便更好地管理。

比如他们会让犹太人签字自动放弃资产，让他们排队等候那一辆辆即将驶来的“死亡列车”。

可即便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还是会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尤其长时间面对“灭绝”、“屠杀”这样的字眼时。

所以，为了避免精神压力和精神负担，他们心照不宣地使用文明语言。

这时“语言的粉饰性”，其实是一种自我洗脑，自我欺骗。

他们使用一些中性的词语，比如“运输” 、“转移”、“解决”、“处理”，好像工作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货物。

没错，他们就是一遍遍通过语言洗脑，把犹太人不当人看，当做货物一样处理。

这样，他们就能更加理性地应对自己的工作。

众所周知，德国人对待工作是非常严谨认真的。

电影中，工作最认真的无疑是艾希曼。

它是“犹太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也是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的代表人物。

这位其貌不扬的男人，从他与领导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性格古板，没有幽默感。

整个过程他像个机器人一样面无表情，声音冷硬，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

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看得出来不管是他的直接上司海因里希·穆勒还是他的大boss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他都非常重视。

他在讲述“犹太大屠杀计划”的时候，充分展示了他的专业性：不仅能说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能补充很多的细节，比如每车厢容纳多少人，每个毒气室可以杀死多少人，而这一切都是他实地考察后的结果，秉持着经济、高效、可行的原则。

这种人在和平年代是工作非常可靠的员工，在纳粹德国是非常得力的“帮凶”。

如果说，“语言的粉饰性”是一种思想上的自我欺骗，一种自我合理化，那么“技术的高效性”则是一种行为上的自我欺骗。

人毕竟是人。

哪怕他再冷血，如果长时间地做一个刽子手，面对着鲜血和断臂残躯，也会引发生理不适和精神疾患。

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用毒气室，一是这样高效省时省力省子弹，不给前线增加负担。

二是这样可以避免刽子手和受害者直接接触，也就是刽子手可以在空间上实现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远程控制别人的生死，只需要按下开关按钮。

这样不用看被屠杀者死前的痛苦惨状了，也就没那么大的精神负担，也就尽可能地减少精神疾患问题。

总之，不管是“语言的粉饰性”还是“技术的高效性”，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对人的异化。

它只会让人变得更冷漠、更残忍、更疯狂。

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对犹太人残忍冷漠，对自己人却细心体贴。

影片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那个牧师家庭出身的博士。

他习惯性地悲天悯人，看起来最富有同情心。

为此，他被年轻士兵所反感，认为他总想让人陷入到道德困境。

后来，他解释道，他关心的不是犹太人，他关心的是担任刽子手的年轻士兵会有精神疾病。

他看起来最为年长，甚至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和犹太战友并肩作战，但他也是一位坚定地反犹主义者。

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犹太人凭空消失。

这可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只是不想给自己国家的士兵带来精神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这些高层领导，如此坚定一致地“反犹”，才是最恐怖的。

他们如此坚定、如此认真、如此冷静去做这样一件种族灭绝的事情，把他当成一种理想去实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利于千秋外代的事，并因为能够参与其中而由衷地感到自豪。

他们的一致性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强大和疯狂。

当集体作恶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哪怕二战结束后他们被抓捕、被审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正如《朗读者》中的安娜一样，她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都没有觉得自己有罪。

他们如此冷静地处理，说明他们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做的事，肯定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

所以，尽管摄影机最后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特写镜头，你依然会觉得这种谴责和批判是无力的。

因为你知道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会议。

这是影片最后给人带来的冰冷。

抛开犹太人本身的问题，这场会议无疑是罪恶且没有人性的。

15个高级知识分子平静且专业的制定一个如何灭绝1100万人的种族计划，整场会议没有废话，没有激烈的争执，也没有任何情感波动，像是执行某个项目，每一方势力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即可达成共识，没有一个邪恶的字眼。

这场屠杀作为一个项目来说是一个完美到不能再完美的项目，高效节省成本，还能让每一个领导层脑子，不就是企业常常搞得降本增效那一套嘛不考虑人性因素，愿称之为高效工作典范电影。

全片台词值得dang下来反覆揣摩，教科书式的沟通谈判技巧，会洗脑杀伐果决的领导人，先不说事情对错结果好坏如何被人评说，这工作魄力值得职场人学习内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主角起因经过结果学习：1.会议前准备要充分。

针对各个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预想到并事先做好应对（罗列看似可靠数据加以佐证）;会议发起者需要准备多个详细可行的方案;参加者明确自己立场从而进行利益和权责的博弈2.提高效率的实力和手段。

清晰传达问题，简洁有力表达方案可行性，平衡满足众人需求促成意见统一并落地（对于业务的了解和熟悉度，精确到业务细节，数据来源，业务背后带来的影响，紧急应对措施，收放自如的控场，会议节奏的控制）3.沟通，博弈。

如何解决会议众人的争执，把个体矛盾激化转化成大众矛盾，从而收拢人心;面对分歧质疑平和的化解，对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和抛出的问题作出温和有力的反击台词思考：有些数据不太准确、让他们觉得准确就好了犹太人作为人质化繁为简，在工作思路上像大方向看齐先别想着自己被冷落听一下大领导的意见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幸的农民如果想种田要先下锄头反正没了父母的孩子也活不下去我们可以对国内所有的犹太人进行梳理血统的问题上建议强制绝育人们需要规则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这些固定设备使得高度分工化，结构化流程成为可能，行动对象和实施者之间基本不会有接触，任何近亲关系和同情心引发的刺激都将不复存在，我门借此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我们的人能够远距离实施这些方案谁不想生在平和年代，但是天意选择我们这一代，我们不能因为反感就拒绝执行，我门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医生，没有一个医生会乐于为病人截肢，但是这如果是救命的唯一选择呢注意言辞表达，一切要用官方语言

一部和十二怒汉很像的片子，但塑造了截然相反的叙事表达——人类文明去往何处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分。

Overy在The Second World War: A Barbarous Conflict中谈到了二战东线骇人听闻的野蛮性，并表明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双方都为各自的信仰而战”。

苏联，显而易见，是将这场战争视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而对于德军来说，这是抵抗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红色意识形态威胁的正义战争（这种关联早在一战末德国国内工人革命时期就已出现），加之希特勒所承诺的“不追究责任的战后新秩序”加剧了士兵对国际法的僭越与漠视，反而使得1939-1940德法英之间相对“文明”的战争成为了二战中的例外。

这种观点被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所支持，Reinhard Heydrich在片中说，“谁不想生于和平？

但命运偏偏选择了我们这一代来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措辞传达了这样一种讯息，即彻底清除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使命，他们将自己视为殉道者。

辛德勒的名单、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美丽人生、波斯语课、钢琴师等数不胜数的影片从正面描绘了为了信仰赴汤蹈火的狂热与血腥，但万湖会议笔锋一转，展现了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群理性人以资金财力、物流运输、权力划分、技术劳动力为博弈，以高效、可持续为宗旨，严格遵守了斡旋、协商与洽谈的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会议中，谈判桌下往往会达成比谈判桌上更多的实质内容），达成了一个条理清晰规划明确面面俱到的解决方案——种族屠杀。

在我看来，尽管诚然这种官僚层级设置确实分担了个人责任降低了心理压力，但这并非所谓恶的平庸性，也并非他们高度缜密如机器般丧失人性，而是植根于最坚定的非理性信念（这从各个角色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来），即排除异己，净化血统，抑或是费舍尔所论述的犹太恐惧症，这反而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最人性的。

桌上的人是军事高层，因此需要以理性高效的方式制定方案进行指导，而至于其他，则交给那群被感性支配的乌合之众——Dr Kritzinger所忧虑的德国年轻人。

这是信仰的一体两面。

2022年多事之秋，推出了这部德国影片万湖会议正当时，可称是对美国出品经典电影“纽伦堡的审判”（1961年）的完美呼应 — 恰如其份的历史佐证题材附片。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到二战前，我们谁都还不知道谁胜谁败前，我怀疑该有人会为此片里的人物振臂高呼支持（正如现人会跪舔高呼某大帝事如出一辙）。

影片所呈现出来第三帝国的“缔造者们”在未被世人审判之前，其是非价值那时是如此迷惑世人，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荒谬且昭然若揭（以从二战期间甚至没一部电影甚至书籍是来对纳粹呈现彻底批判的姿态出现为例，我想当时歌颂内核国家社会主义的片子和买我的奋斗的书的民众倒是不少，而其实现在所看到的流传至今的深刻的二战电影、茨维格、铁皮鼓这样的作品那都已是二战结束后经几代反思，刻意意识形态的教材式的产物了，才有让我们看过所谓强有力批判而显得我们现在意识立场是如此地正确乃至不容辩驳的可能。

这就如时下这场E W 战争，很明显的是非判断，都还能有人拿利益和立场说事去支持入侵者一样，等到普ting 被钉在耻辱柱上时，才会开始闭嘴一样）。

我要赞叹的是这部万湖的镜头和人物处理，不设立场，是如此地冷静，而其表现出来的每个参会的精英都是怀有“崇高”信仰以及光荣的历史使命感参会的，精神上基本都很“纯洁”，每个参会高层完全不会自我质疑当时的意识形态下所灌输的种族灭绝主张以及背后的全方位理论支撑，也丝毫感觉不到与会大员们觉得承受过有何自我审视下的违背道德的压力，每人都在开诚布公的会议气氛下发表高见，看不见有对灭犹的丝毫质疑，当然更不允许自己同仁之间存有任何攻伐异心，如同强大磁力场下的指南针一般地划一齐心。

在镜头里生动客观地展示高度的敬业和文明侵染的言谈举止下，观众能感受到这些人谁都不会意识到是自己是在为忠于的首脑操纵着这架精密的机器带着德意志民族走向深渊，反而会备感震撼的是目睹了一场以屠杀策划头子海德里希为领袖如何展现才华，交响乐指挥家一般地在调控和部署下出一次“伟大”、“成功”、影响深远（确实如此）的会议！

他还不时会深情且振振有词地反复强调是为了下一代人（好像是他们这一代为了保护下一代不再受杀戮侵染和煎熬，他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架势），给人以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般的神圣感。

所以，我们可以试想如果纳粹在二战真获胜了（其实历史是偶然的，邪恶占主导不是不可能，就像斯大林、普ting上位掌权那样），如此“优秀”的伟人们是如何设计并呈现给世界的会是什么样的格局，是造成民众虚幻进入人间天堂感？

还是再次被拖入更悲惨的人间炼狱？

这其实都很难讲（想想若人种真被温情脉脉通过基因并无痛实现不断优化，现代人会接受吗？

），有无可能剩下略等基因民族绝对认可并服从，甚至是否会在为德意志歌功颂德（也许被沦为奴隶国度还将其称之为大救星。

纳粹的理想一旦实现，没准儿也能使现在的平民会感觉自己极其幸福和骄傲）。

我以为这是此片价值所在，真实且需要值得现人反思的！

影片的成功正是让我们“心悦诚服”地看到，与会在座，无论是党卫队、盖世太保、还是部长、还是权威博士都是如此专业且敬业 ，几个小时的高效讨论与提议，即巧妙又高明地形成一个完美的灭绝方案，其间涉及复杂高超的权利重组与分配，异见如何被排除于无形，真真非常能体现历史上这个超级国家组织下的强大能力，凡是优秀的领导者能想到的、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无不展现到位：从驱逐本国犹太人到他国的预判、如何有秩序控制全球犹太人，到如何节约人力保证不影响战争进程，再到混血的绝育、到最终地从灭犹太扩大的灭其他种族的“伟大”设想，甚至到如何不违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以及保护士兵免受心理创伤的人性关怀，更甚连对犹太人都能被需要分出层次和优先级别以顺利无碍地被推入屠戮的程序中。

所有一切无不全方位多层次地接近完美，最终结果是令人“满（震）意（惊）”的交给最高领袖交的示忠诚的答卷，并且将振奋“民”（世）心（人）。

连会会后备忘录都想到人手一份（谁都别想跑）。

会议中场休息中的交流也相当精彩，其中一组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避免为优秀的人种，给自己的士兵带来创伤的桥段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从对方角度，纳粹立场都完全不是反人性主张，何其温情脉脉。

总之，这场万湖会议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华、集体意志、专业能力、团队合作，从现代的组织管理学角度，堪称经典教科书了。

影片对而为何有此会议，究其根本所依据的以保持优秀人种为使命，德意志人种最优质是如何被这些精英自己证明自己的，灭犹是如何被元首希特勒的个人强大意志所说服的（是个人的心理创伤而终得机会释放仇恨，还是真心为了人类进步优化），我想不是电影所要表现的而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思考，也是作为一种历史背景的默认了。

唯一一次相关对话只提到一个当时第一帝国罗马人即无比正确地驱逐过犹太人出境，而德意志民族仿佛是继承并为恢复古代的荣光，扛起人类进步的大旗，成为史上最强第三帝国。

越呈现事实反而越能引人深思。

全片的视角独特 — 那就是不带视角 — 镜头处理相当冷静，几乎没有任何立场，但是对历史审判所落的焦点性事件，其画面却已完全无死角展露无余。

这是我觉得最值得称道，故成此文。

———— 也非常佩服德国这个国家，自二战后率当其冲的不断反思，只有那些有勇气承认错误的国家，才能如此真实地自我呈现自己的民族过去所犯下的滔天罪恶的根源。

万湖会议这种堪称优秀的和赞叹的历史再现的片子，真比时下一些自吹或自黑的片子明今更胜一筹。

尤其更值得拿此片来照见当下那些的依然良心泯灭，犯着有杀人诛心的人类的罪行而不自知的高位者的扭曲而丑恶灵魂。

附：万湖会议背景材料（来自wk） 1942年，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和部委的高级官员和职能部门在柏林举行会议，组织和协调将欧洲的全部犹太人驱逐到东方进行灭绝。

万湖会议（德语：Wannseekonferenz）又称万塞会议，是一个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

这个会议是在1942年1月20日举行，地点是柏林西南部的万湖区的一个别墅。

这个会议落实了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

万湖会议在这个别墅里展开，现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这个会议围绕于将所有阶层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德国人住的地方逐出。

这个会议也提出将犹太人“移送”到东欧。

参与的官员也点数欧洲的犹太人人口（大约1100万），以犹太人的年龄和国籍来考虑移送的方法和怎样处理“混血儿”。

德占波兰的官员催促海德里希尽早在德占波兰实行“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

他们觉得德占波兰的问题是黑市贸易。

他们觉得“解决”当地的犹太人可以解决黑市的问题。

在波兰的犹太人不需要被运送到其他地方，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解决”波兰的犹太人。

大多数学者一度认同万湖会议是第一个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会议。

原因是因为会议所有的纪录都被盟军发现和在纽伦堡法庭用来作为证据。

[1] 这个会议是由艾希曼和海德里希准备的。

这个会议没有明确地提及“大规模谋杀”。

但艾希曼在1960年在以色列的审判中说，在会议中他们用更加直接的字眼，例如“消灭”（extermination）和“毁灭”（annih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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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二把手——“金发野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几个月后在捷克被捷克伞兵刺杀，纳粹为此报复杀害了340名利迪策村民，其中有87名儿童被送进了毒气室，战后人们为悼念这些遇难儿童，将六月一日定为国际儿童节），直接对希特勒负责，贯彻其灭绝犹太人的意志。

1942年1月20日，他在柏林万湖路58号别墅召开的万湖会议，讨论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揭开了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序幕。

处理对象从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到全欧洲的犹太人，处理方式从驱逐、集中管理、秘密屠杀到公开屠杀。

对混血犹太人的处置？

二分之一犹太人、四分之一犹太人。

从现行法律来看，混血犹太人只能跟日耳曼人结婚，从生物学的角度，犹太人血统会被逐代削弱。

莫如对犹太人进行强制绝育，成本低，能达到种族纯净目标，让时间解决问题。

你的论点很好，也很会表达。

但您的态度没有丝毫退让。

有时候我会想，你是否为了完成精彩的辩论而故意反对我们的提议，又或者因为我们的提议涉及的是你写的法律。

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看作您这台火车头的刹车杆。

我欣赏态度积极、敢于作为的人，但那些无事生非、动摇人心的家伙在我这儿没有价值。

会思考是好事，但执行指令才是最重要的。

有勇无谋，什么事儿都做不成，蛮干会闯大祸。

从会议内容和发言来看，与会者真的有人能够声称，对于这样的暴行自己在道德上是无辜的吗，只不过是为了完成命令和任务，只是在从事某些大工程中的某个程序性的一环？

作为P社战犯，最开始似乎有点看不懂，为什么党卫军要对处理犹太人的问题大费周章，遮遮掩掩，直接图图了不就好么，各种电视剧里这种直接的暴力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吗？

即使像讨论如何杀虫一样的技术性问题，也显得太过纠结了一些。

直到………突然想到，如果不是发现了那些集中营，德国老百姓也不清楚那些事情；不是后来的揭露，大家很可能不清楚犹太人遭受了怎样的境遇。

把对犹太人的灭绝，视为自身民族的自我防卫，低等民族已经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正，也不断危害着帝国公民的生活。

这样的话术如此熟悉，恰如此时此景。

如果角色稍微替换，犹太人替代成黑人，甚至不用替代成黑人，事件场景变换到当下，那么似乎一切都好理解了。

即使希特勒则不愿意将这种骇人听闻公之于众，斯大林还会污蔑卡廷是德国人所为。

声称应当有组织地清楚某个种族或某个地区的人口，这种道德洼地的言论，不禁觉得地板与天花板的对比是如此强烈。

与会者每个人都知道，在整个过程中，包括筛查，转运，处置的各个环节，出现的各种混乱与暴行。

一个喜欢枪决儿童的党卫军，觉得是在帮助没有父母迟早饿死的小朋友免除痛苦，长官则信誓旦旦地说，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他本人仍然是个正直的德意志男儿，从不干邪恶之事。

他们真的没有罪责吗？

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从事了某个邪恶事业中的一环时，他们永远都是道德谴责的恰当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