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

作为2017年度最佳华语片之一，《村戏》豆瓣8.2分，网友不禁表示“确实年度最佳”“今年华语最佳”“今年目前华语最佳”。

尽管电影至今没有公映，幸运的是3月17日和3月18日，《村戏》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开展了点映，目前票房已经达到39万，我才有机会观看这部佳作。

希望不久之后，这部佳作能正式公映吧。

电影的背景发生在上世纪后期，有2条时间线。

一条现代线是1980年代，一条回忆线是1970年代。

1970年代，人民公社盛行，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

而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国家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可以自我管理、生产、分配、经营，超产归自己。

农民发生了无地到有地（严格的说还不能算是“有”，因为土地仍然属于国家）的转变，人们的贪念、欲望、私心也就暴露无遗。

《村戏》的现代线发生在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实行，人们渴望着春天的到来。

电影的第一个主题：分地。

村里即将开始分地，然而“奎疯子”王奎生却霸占“九亩半”十年之久了，不让人靠近一步。

九亩半地又好，离水渠又近，种啥打啥，因此人人都想要。

以前王奎生再怎么霸占，大家也无动于衷，毕竟大家知道土地是属于集体的；现在要分地了，村民纷纷打起了如意算盘。

明面上，大家都想得到九亩半，想把王奎生赶走；暗地里，也有许多村民偷王奎生在九亩半里种的花生。

面对村民偷花生，王奎生是零容忍，急得他满街乱转，甚至要开枪打人。

电影的第二个主题是：爱情。

自从十年前王奎生疯了，他的儿子树满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变。

树满从小就白白净净的，也被大家叫做“白小”；自从王奎生疯了以后，大家就对树满改称为“疯小”。

树满喜欢小芬，小芬也喜欢树满，然而小芬的父亲老鹤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主要原因就是树满有个疯子父亲，次要原因是树满不会种地。

当然，如果树满没有发疯，老鹤是否会同意树满和小芬在一起，我们不得而知。

故事发生在这里，村子的形象已经有了基本雏形：王奎生霸占九亩半十年了，导致小芬以外的所有人都不喜欢他，都想得到九亩半，还偷他种的花生。

小芬、树满两情相悦，却遭到小芬父亲老鹤的反对。

然而，真相绝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电影将回忆线和现代线交叉叙事，抽丝剥茧地还原了十年前的故事。

原来，王奎生之所以变疯，正是拜村民所赐。

原本女儿偷花生，是明明饥饿难忍，宁愿偷吃花生也不忍心动爸爸的饭菜，是一个遗憾，一个悲剧，令人惋惜，令人心痛，却被村民污名化、罪名化；原本女儿的死，是王奎生医生挥之不去的过错，是王奎生十分后悔却又追悔莫及的意外，却被村民塑造为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正面形象，摇身一变成了“保护集体财产先进分子”。

惋惜和悲剧变成了错误和犯罪，悔恨和愧疚变成了正义和荣誉。

正是这两次反差，双重打击，逼疯了王奎生。

曾经，王奎生给村民做了巨大贡献；如今，王奎生却成为了村里的罪人。

人们亲手把他塑造成英雄，又亲手把他送下神坛。

与王奎生这样的疯子相比，村民太聪明了，聪明得可怕。

他们为了生存，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可以毫无人性、不择手段。

十年前，村民为了得到救济粮，强迫王奎生做不情愿的事情，强迫他说不愿意说的话，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英雄；十年后，村民为了分地，又说“凭什么让王奎生白吃十年口粮”，还要把王奎生赶走。

草菅人命，弃如敝履，实在让人心寒。

老鹤无疑是最老奸巨猾的，他和王奎生曾经亲如手足，如今他却对王奎生恨之入骨，对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成功将逐渐恢复意识的王奎生再次逼疯。

关于女儿，老鹤不喜欢树满，就私自为女儿决定终身大事，想让她和志刚在一起；关于地，老鹤口口声声对支书说“我是村里最不想要九亩半的”，实际上也是想让志刚得到九亩半。

毕竟，女婿的地，不就是他的地吗？

不管是关于女儿还是关于地，他都是为了自己。

老鹤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实则是城府极深，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伤害曾经的兄弟，甚至可以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实在是太狠毒。

这样一个人人为己的村子，小芬却出乎意料地出淤泥而不染，愿意站在王奎生这边。

人人都排挤、害怕、厌恶王奎生，唯有小芬一人天真无邪，始终试图去理解、包容、关爱王奎生。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十年前村民对王奎生的伤害，小芬尚且年幼，对此并不知情。

她不知道王奎生遭受了怎样的伤害，却仍然试图理解他；与之相反，亲眼见证、决定、参与了那件事的村民，却纷纷集体失忆，对王奎生进行着二次伤害。

当初他们利用了王奎生，如今利用完了就想将之抛弃，王奎生在他们眼中就像是一个工具。

换言之，一个人是否能理解他人，不是取决于Ta是否了解对方的过去，而是取决于Ta是否善良。

如果说《大佛普拉斯》告诉我们：有钱人的世界都是彩色的；那么《村戏》就是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人性都是灰色的。

人性是复杂的、矛盾的、多面的，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像电影的色调是灰色的。

在电影的海报上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这句话可以说是电影的主旨。

尽管村民和老鹤如此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但他们并非十足的坏人。

我们观看电影的时候是处于上帝视角，可以清晰地知道每一个环节，清晰地知道谁得到了什么，谁受到了伤害。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人都有利己之心，但我们往往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伤害了他人却不自知。

（只不过不同的人追求利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程度是不同的。

）村民因为私心，伤害了王奎生；王奎生解不开心结，最终疯了；而小芳却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小芬那样的人，面对不同的三观、行为、性格、想法，少一点伤害和排挤，多一点包容和理解。

面对这样一个充斥着自私、恶意、伤害、坏心的世界，王奎生忍痛告诉女儿：别再投胎回来了；但是十年后他转变了观点，小芳的善良刷新了他的看法：彩云，回来，我给你洗脸。

因为与其选择逃避、狭隘、偏执、愤青，不如选择面对、包容、豁达、温柔；因为只要像小芳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就可以所向无敌、坚不可摧；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

倘若站在村民、老鹤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但是，我仍然想像小芳那样“善良”一点。

正如《奇迹男孩》的台词：如果在正确和善良之间必选其一，我会选择善良。

《村戏》，按照题目来说，主要讲的当然是村子里在年前排的那出戏。

但是这出戏的目的，却是为了分地，也就是影片的时代大背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但是这两件事，都不是本质，影片真正的叙事主体，其实是疯子当年是怎么疯的，他的儿子疯小如今对他的态度又是怎样变化的。

排戏和分地，是时代大势所趋。

风气变了，当初被打成四旧的老戏可以唱了，当初吃大锅饭的现在可以包地了。

这两件事，都是有很多人参与的，比如村支书，路老鹤和他的女儿，还有个志刚。

很多人参与的，不是戏的本质，戏的本质只在疯子和疯小身上，排戏和分地，都只是为了引出他们俩，是补光。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病人都将生活这张弹簧床压得变了形，扭曲向四面八方，与他人相互颠簸，那么在这出戏里，击打下那个最重音的是疯子，受这场引力波影响最大的是疯小。

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几次导演的镜头，其实就是疯小的目光。

他的人生，因为这个疯子父亲，受压变形，不自主地滑向他的疯子父亲。

我现在所能回忆到的重头戏，几乎全是关于疯子的。

疯子陷入幻觉，持枪保护花生那段的表演，非常惊艳，最后疯子一张黑脸，上面闪着光的眼睛，缓缓出现在画面上。

疯子没疯的时候，在表彰大会上讲话，用自己女儿的一条命换来村里的救济粮，他整个人的撕裂，被摄影表露无疑。

疯子没疯的时候，抱着偷吃集体的花生噎死的女儿，只知道抚着女儿的胸背，一个劲地喊：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疯子被儿子的一枪打醒了之后，路老鹤为了试他到底能不能好，跟他搭了一出《钟馗捉鬼》，疯子没有忘记当年的锣鼓声，跟着做身段……最后因为路老鹤一句，戏里的钟馗捉的是鬼，现实里的钟馗捉的是自己的女儿，疯子重新陷入癫狂……疯子被众人绑的时候，喊的那声：支书，保护花生……疯子被送走的时候，回头的眼神和嚎啕的哭泣，对女儿的呼喊……如此明晰的故事线，几乎可以做成折子戏了。

透过这个疯子，当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集权压迫之下，人性的扭曲，但是对于必须走过那个时代的疯小来说，他该如何面对？

有意思的是，疯小同样也被村子里的人看成一个疯子。

因为拥有一个疯子父亲，他的性格变得固执，甚至有些阴暗。

电影就讲了这两个疯子，一个是太阳，一个是反射回来的太阳光。

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现在时。

疯小会突然甩棍子打地里的父亲，会在饭桌上给父亲甩脸色。

因为有个疯子父亲，排戏的时候，路老鹤故意拆散他和小芬，不让两个人搭《打金枝》，扮郭暧和升平公主。

疯小的爱情因此受到挫折。

后来父亲发疯用枪威胁村民的时候，他挺着胸膛迎上去，最后朝自己老子开了一枪。

枪口抬高，也依然是儿子打老子。

儿子多年隐忍后的爆发，终于让疯子清醒了一点。

但是随之而来的分地风波，又更进一步地逼迫了疯小。

村支书说要把疯子绑了送走，儿子说我不绑，支书说不用你绑，你不拦就行。

最后，在疯子抢夺别人的小女孩时，第一个上前抱住他，要求别人来绑的人，竟然是他的儿子疯小。

疯小就做了这两件事，打了父亲一枪，绑了父亲送走。

疯子父亲的阴霾散去，但是疯小之后的人生呢？

那个送走的疯子留下的阴影，又该如何抹除？

疯子的失心疯之后又该如何呢？

失心疯不只是那个时代才有。

诚然，在现在的我们看来，那个时代是极其灰暗的，但是我们自己所在的时代，又何尝不是荒谬无比？

疯子之所以疯了，是因为他完全无法面对时代带给他的创伤，他疯了，他的时代因此停滞了。

但是儿子的时代却在往前走，虽然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所以儿子最终不得不与疯子决裂。

有很多让我们日常生活难以为继的原因，都是这个时代造就的。

我们被上一代人所影响甚至控制，却面对着新一代的现实，这种撕裂与冲突导致我们的情感遭遇了巨大的危机，生活和信仰愈加捉襟见肘。

所有人都从时间隧道里穿梭而过，唯有疯子掉了队。

疯子的失心疯，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时代打在他身上的烙印。

因为疯了，所以时光在他身上停滞了，他成为了一个标本，永远地活在他疯了的那一刻。

学会看清一个时代很重要，聪明的人看清之后可以去做风口上飞起的猪，不聪明的人看清之后，至少可以不用时代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最终自己的信念崩溃，也伤害了亲密的人。

影片中，与疯子相对应的，就是精明的路老鹤。

排戏的时候，他一心拆散疯小和小芬，甚至为小芬相中了壮劳力志刚。

他非常精明，但也没有完全失了良心，因此会听了女儿的劝，自告奋勇去试试疯子。

他是非常清醒的，所以会在跟疯子搭完《钟馗捉鬼》后，明明白白地告诉疯子，你这个钟馗，捉的是自己的女儿。

这就像宝钗在拜堂之后明明白白地告诉宝玉，黛玉已死的事实，刺激他去接受。

然而疯子抗拒了，他无法走出这个心结。

路老鹤叹口气，走出来跟支书说：还是送走吧。

其实我也好奇，认清了生活中的那些结构性的矛盾之后，我们心里自然会舒坦很多，不会把矛盾完全怪罪于身边的人，也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完全怪罪于自己，只是这但求心安之后呢？

像疯小那样做吗？

也许疯小做得没错。

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疯小开枪和绑父之后，疯子都离直面现实、接受现实更近了一步。

人，终究是挂在时间之网上的动物啊。

中国人的传统是，开年要唱大戏。

热热闹闹，气势恢弘。

所以，大象开年推出的首部百城首映礼作品当然必须是一部重量级的“大戏”：郑大圣导演的《村戏》！

3月17日，大象点映将为《村戏》举办百城首映礼，老朋友们可以拉到文末，点击“阅读原文”，发起首映礼。

“大戏”者，首先因其格局宏大，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深度。

其次，因观众对其期待已久。

自去年亮相上海电影节开始，就不断有人询问《村戏》何时可以上映。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用这样一部作品来观照和反思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那段历史，可谓“适逢其会”。

《村戏》改编自《贾大山小说精选集》，背景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启动，一个北方村庄的村民准备为新年排演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与此同时，承包分地的消息也被扩散出去，人人开始躁动。

于是，“剧场小戏、村庄闹戏与时代大戏交相上映，集体主义、大公无私与人情世故、利欲之争交替登场”，（@江海一蓑翁）共同演绎出一场小村庄的家国大戏。

“可能是今年（2017年）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澎湃“难得的鲁迅式的电影”@总忘事儿“黑色幽默，荒诞，用尤内斯库的话来说就是‘悲剧性的闹剧’”@导演秦晓宇从金鸡奖到金马奖，从平遥国际影展到塔林黑夜国际电影节，《村戏》口碑一路高企。

2017年12月30日，《村戏》全国首映礼在北京举行，能够容纳364人的放映厅座无虚席，极少出席电影首映礼的著名影视文化学者“戴爷”戴锦华到场观影，并给出高度评价：《村戏》是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的结合！

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题材电影？

导演郑大圣说这源自于他的个人焦虑：“因为三四十年以前不远也不近，我们知道个大概，但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好多东西是模糊的，大概知道，但是无从知道。

如果知道的人不说，不描述，不讨论，那某一个阶段的历史就“不存在”了。

我为此而感到焦虑。

出身于电影世家、毕业于以先锋和实验闻名的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导演郑大圣，可能是中国当代导演中的“另类”。

他远离商业电影，从不追赶潮流，也不像一般独立电影导演那样紧盯现实，《王勃之死》、《古玩》、《天津闲人》、《危城之恋》、《廉吏于成龙》等电影，无一不取材于历史。

为何他对历史题材有这样的“执念”？

他在讲述历史故事的背后又融入了怎样的现实表达？

相信看过下面这段演讲之后，你自会找到答案。

（点击链接可以查看演讲文字整理：看完这场演讲，你一定会对这位导演隔屏致敬？

）我们首先要“知道”（历史），我们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准备进入未来。

”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热点所扰，专注于开掘历史和人性，也许只有这样的一个“佛系”导演，才能拍出《村戏》这样的作品。

影片的表层故事是排戏，叙事的推动力是角色分配产生的矛盾，但故事的内核则指向因分地产生的利益分配，并用闪回的方式揭开了一段尘封十年的悲剧。

故事的主人公奎生，就像一个男版的“祥林嫂”，他是一个即使疯了也依然活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创伤记忆里的悲剧人物。

十年前，他在村民们的道德感召和胁迫下“大义灭亲”，成了众人口中维护集体财产的“英雄”民兵连长；十年后，他成了众人疏远的“疯子”，当新一轮的利益分配因他而陷入僵局，儿子、妻子、曾经的领导、多年的好友以及那些曾受过他恩惠的村民，又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看过电影之后，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荒唐年代里发生的悲剧故事，是集体主义对个体尊严的无情碾压。

奔腾向前的历史车轮之下，向来铺满了被碾落成泥的卑微个体。

这个面相呈现了历史的残酷。

但如果拉下历史的幕布，当历史成为历史，类似的悲剧就不会重演了吗？

有95后的观众说，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有00后的观众说，虽然这个故事的背景我完全不熟悉，但我们班级就是这样的。

影片在国外展映时，有观众说，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但是观影过程中一点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因为我看到了一群人对一个人做了什么。

加缪说，“造成一出悲剧的，是里头那些互相抗衡的力量，每一个都同样地正当，都有权利活下去”。

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所以悲剧随时可能重演。

因为人性的惨淡荒芜。

这才是这个故事让人细思恐极的真正面相。

历史背景不过是舞台的幕布。

“在我们这个渐渐娱乐至上的时代里，《村戏》的意义不止于是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疯狂的人，疯狂的历史，已经永远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吗？

或者冷漠将意味着个体的孤立，遗忘将意味着重蹈的危险？

”（@影评人苏七七）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样的电影值得被历史铭记，也应该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闪耀，因为这是个永不过时的故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SleepWalker）走过台湾、柏林、圣地亚哥、爱沙尼亚以及国内的多个影展，经过大象点映全国11个城市数百名资深发起人的鉴片，《村戏》终于迎来了和广大影迷朋友见面的机会！

3月17日，大象点映将为《村戏》举办百城首映礼，把这部有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年度佳作带到大银幕。

目前深焦、影视工业网、笔稿、即刻app、拙见、MOVIE木卫、关灯拆电影、巴塞电影、导筒、今日影评、吴晓波频道、民谣与诗、工人日报、界面新闻、凤凰网文化、奇遇电影、看电影、全球精彩电影、映画台湾、独立鱼电影、迷影网、龙斌大话电影、看电影看到死、青年电影手册、澎湃、新民晚报等多家机构和自媒体已经确定加入支持。

前天下午，40余位大象资深发起人已经优先获得了当地的首映礼举办权。

其中，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济南、天津、沈阳、银川、宁波、金华、扬州、南昌、郑州、大连、泉州、怀化、宝鸡、泰州、信阳、临沂、海口21座城市的首映礼观众报名链接已出。

扫描下面二维码即可抢票：

广州、福州、长沙、成都、太原、石家庄、长治、中山、淮安、平湖、青岛等城市的首映礼链接，也即将推出。

按照计划，导演郑大圣将到南京、上海（3月10日上海千人特映会）、深圳、广州等几个城市的首映礼现场交流，讲述他对历史的理解、现实的感悟以及对影片的深层解读。

观影指南如果你是：在喧闹的春节档结束之后，想安静欣赏好电影的影迷关注历史，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人看不惯其他观众屏摄、吃东西、讲电话，不满影院随意掐片尾开灯，尊重观影礼仪的影迷想跟着大象看更多好电影的影迷你将有机会：第一时间看到这部影评榜单中的“2017年度最佳华语电影”欣赏一个题材深刻的人性故事，重温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在荒诞之中感受历史的悲情，重新审视现在与未来置身于纯粹的观影环境欣赏这个故事，并有机会和导演在线交流如果你想成为发起人，请长按识别下面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报名：

我们将从每座城市的报名者中遴选出最能胜任的发起人，作为大象点映指定的首映礼举办者。

发起人需要符合以下要求：首先，你需要有足够的热情和能力在自己的城市办一场高品质的首映礼——至少能召集到100200位真正对的观众。

此外，如果你还有一些加分项，比如在一些电影、历史或者文化、阅读类的社群里一呼百应，有丰富的活动组织经验，有相关的媒体宣传渠道、影评人资源，请务必在“自荐理由”里郑重告诉我们，这会成为我们判断的重要指标。

每场首映礼都将获得：与电影主创线上交流的机会一份有诚意的活动经费一份神秘的电影定制纪念品《村戏》百城志愿推广人计划为了答谢大象能量和热情爆棚的超级发起人们，此次特地推出“《村戏》百城志愿推广人”计划，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推广人将列入影片片尾字幕，给予特别鸣谢。

1、自己发起或者推荐接力发起《村戏》点映达10场者；2、点映场次报名观众总数达到1000人者；欢迎大家大胆挑战、踊跃报名！

你还可以看：戴锦华评《村戏》：即使我们处在人可以做人的年代，也随时可能触动集体的恶看完这场演讲，你一定会对这位导演隔屏致敬如果你喜欢历史题材，你可能还会对这部电影感兴趣：

欢迎合作点映咨询：九月13916240749（微信）影院合作：赖南虎lnhtiger（微信）片源合作：李国栋guodong20161314（微信）媒体、平台合作：肖副球18620602605（微信）

“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 剧透分界线

电影《村戏》海报1982年，临近春节，村子里的各家各户都在期待一件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因为这样大家就可以分掉奎疯子的那九亩半地了。

这九亩半地啊，地方大，离水源也近，是块好地，人们垂涎这块地有十多年了（总之年数不少）。

那为何人们到1982年才可以分掉这块地呢？

1982年前，国家实行人民公社制，所有的地都属于国家，没有个人之分，大家的获得都是人民公社平均分配。

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他自己的一块地，自己管理，播种，收货，只需把需要交的粮食交上，其余多的就全归个人。

（这就有了个体之分，而不是平均分配）奎疯子是谁？

是王奎生。

为什么疯了？

这就又涉及了电影里另外一条时间线的事情。

1970年，王奎生还没有疯，不仅没疯，居然还是人们口中的”学习榜样“。

60年代和70年代初，国内大部分闹饥荒，很多人去偷地里的作物，花生，玉米，但凡能吃的都去偷吃，但在那时，这些地都是属于公家的啊，属于国家的。

自然是有人去管理，去捉这些”小偷“。

王奎生就是这种人，肩负着公社赋予他的使命。

没疯之前的王奎生一天，一群小孩子去王奎生管的那片花生地去偷吃，其中包括他的儿子树满和女儿彩云。

王奎生驱赶着这些小孩子，只有一个小孩还在留在那里，吃花生。

就是他的女儿——彩云。

这时的树满和彩云还是小孩子。

王奎生见女儿不跑，就要求把女儿吃的花生吐出来。

女儿自然不愿意，奎生一把将彩云的脚拎起来，想把彩云口中的花生给抖出来。

可没成想，这样一拎，彩云被口中的花生给噎死了。

树满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妹妹如何去世。

王奎生也没料到，女儿会死的这么突然，而且是因为自己而死的。

他十分自责，曾一度想过自杀，举着枪向自己下巴瞄准，可看了看树满，就想把手中的枪递给树满，想让仅仅还是小孩子的树满了结自己。

树满没有接，但枪在十多年后还是开了。

村中的村民听见这种事，就有人出了点子：把王奎生作为保护公有财产的榜样向上级汇报上去，做演讲，自然也就会得到进步奖，村子就能得到一年的救济粮。

村支书听了后没吭气，但其他村民纷纷这样说，起初王奎生不同意，觉得太过分。

但随后村民的一句让他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只不过一个演讲而已，没事的，而且你是造福全村子啊。

“王奎生随后就拿着别人的稿子，在所有村民前，在县领导前演讲。

”即使是半颗花生米，那也是公有的，她就是偷，她就是贼！

“台上台下掌声不断，也有不少记者在为他拍照。

吃油不吃花生，吃花生不吃油可是为何孩子要去偷花生呢，家里的粮食全给了顶梁柱，孩子饿怕了，彩云家太听家里父母的话，都会忍着挨饿给父亲留着食物，自己乖乖听话，也不偷吃。

在彩云入土时，王奎生手上一把灰，不顾家人的阻挠，抹在了彩云尸体的脸上，因为这样人死后魂魄就回不来了。

王奎生对彩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彩云，别投胎回来了“。

回到1982年的时间线。

村书记 书记还是原来那个书记，他对村民们十分头疼，马上就要分地，但家家都想要奎疯子的”九亩半“。

他也知道奎疯子为何变疯，很对不起他们一家人。

凑巧，上级领导要求这个村子拍戏，还指定是《打金枝》。

原来领导们之前看过这村里的树满和小芬演过戏，觉得郎才女貌，很适合过年氛围。

树满就是奎疯子的儿子。

原来叫”白小“，但王奎生疯了后，大家都叫他”疯小“。

村支书想，如果树满能够演好戏，那么那九亩半就可以还继续分给奎疯子。

然后还能将树满和小芬凑成一对。

（两人本身就两情相悦）村里有个戏篓子，人称”老鹤“，所有的戏都要他导练。

小芬就是老鹤的女儿，可老鹤不支持把女儿嫁给树满，因为树满的父亲是奎疯子，而且母亲一直身体也不好，更不会种地。

老鹤更想让小芬嫁给村里另外一个体格壮实，生性老实的志刚。

所以想让志刚和小芬去演《打金枝》。

小芬哪能愿意，于是书记出了个主意，搞一台电动榨油机，说是树满搞来的，送给老鹤，这样就可以让老鹤同意了。

但老鹤不吃这一套。

还是想让志刚去演戏。

老鹤一直口上说着不想要那九亩半地，但他其实是最想要那地的人。

他和志刚有约定，老鹤出点子让志刚分到地，志刚出力，九亩地种的作物老鹤也能得到一部分。

（如果志刚去演戏演的好会受到领导的表扬，这样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分到最好的地——九亩半。

奎疯子年年都在那九亩半种花生，但村民们年年都去那九亩半偷花生，于是”奎疯子“就疯了起来，拿着枪向偷花生的村民开枪。

只有小芬对奎疯子很友善，每次见他疯，就拿一把花生还给王奎生，王奎生就不疯了。

老鹤一直认为女儿心肠太好，还不如早点嫁给志刚。

小芬很是不情愿，还是想让树满去演戏，于是书记去找老鹤商量，最后：村里的那台电动榨油机分给老鹤，九亩半分给志刚，才肯让树满去演戏。

书记说：”这样也好，小芬和树满会有机会去到县里的文艺团发展。

“可当小芬去把好消息给树满说的时候，树满居然拒绝了，他说他心里没底，不会唱老戏。

小芬一听，一气之下也拒绝了演戏。

村支书只好找村里的老同志去演习，但没人的心思在演习上，都不停的打探着分地的事。

一直不停对书记说：我们要民主！

”村书记只好答应九亩半分掉的事情。

一天，奎疯子去村里找回被偷的花生，不断的在村里”疯“。

树满抢过他的枪，毫不犹豫的开了枪。

奎疯子没死，是因为树满把枪抬高了一仗，只是开了枪吓奎疯子。

这一枪算是把奎疯子弄醒了。

他回到家里吃饭{奎疯子一直住在九亩半上的窑}，也能听懂别人说话了。

他也知道了一直对自己好的女孩叫小芬。

村书记和老鹤知道这事要小芬把奎疯子叫来看看。

老鹤让村书记和奎疯子唱一曲《钟馗打鬼》看看。

原来这《钟馗打鬼》是年轻时王奎生最会唱的。

屋里只有村书记和奎疯子二人。

村书记不断敲打着节拍，奎疯子不断接着台词，就连村书记敲错了半个节拍他都知道。

唱《钟馗打鬼》书记这时知道王奎生的人性还有一丝尚存。

于是在唱完戏后，说了句：“钟馗打的不是鬼，而是他的闺女”这一下子，让奎疯子彻底失了智，彻彻底底的疯了。

村里人都见奎疯子真的疯了，声讨村书记把他送往精神病院。

村书记这次同意了，晚上去说服树满和那体弱多病的母亲。

母亲说：“送吧，这样树满就好找个闺女娶了。

”书记说道，只要你们不拦，就有人把他绑起来。

第二天奎疯子，只要一见到女童，就会跑过去抱起来，

看见这一幕真的很心酸村民借此为由将奎疯子绑了起来，小芬也在不停的阻挠。

在绑起来时，奎疯子说了句：书记，快保护花生！

“书记只是在一旁看着，没有像过去一样保护奎疯子，这次，他什么也没干，只是在一旁看着。

直到奎疯子上了去往精神病院的车，小芬跟了上去，她不懂村里人为何这样对待奎叔。

这时奎疯子，一直不断颤抖，有话说不出。

最后，带着哭腔的说出：彩云，回来吧，爹给你洗脸。

”

村戏结束了。

每户每家都分到了地。

电影戛然而止。

奎疯子怎么了。

小芬到最后究竟嫁给了谁，我们都不知道。

电影两条时间线，为了便于分清，导演把1982的线做成全黑白，而1970的线做成有绿色和红色。

（黑白色更能体现人性的思考，例如《罗马》，《辛德勒的名单》）导演在拍摄演讲时的镜头用了鱼眼镜头（广角的一种），拍摄出的感觉会产生扭曲的感受，用来表现事情都荒谬。

电影没有一个像《一秒钟》那样莫名其妙的和睦大团圆（主要one second删减了）最能庆幸的是，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农村电影，关于那个年代的荒诞。

王奎生的疯责任有自己的一部分，但村民们无辜吗？

不无辜，“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奎疯子的女儿——彩云个人觉得村民的责任更大，在需要王奎生时利用，在无用时抛弃。

其实现在社会也是这样，表面和气实际互相利用，每次的送礼探望都是为了以后的利用。

说实话，我还有些羡慕以前那质朴的农村环境，没有勾心斗角，大家互帮互助，觉得一个村子的都是一家人。

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道路，但起码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吸取教训，做好自己，把这条道路不断趋近于完美。

四月一，去看了郑大圣导演的作品《村戏》。

这部戏是在秦皇岛点映的，半个月之前知道以来，就很期待。

我喜欢戏剧痕迹很重的电影，至今《被人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以及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都是很荒诞的呈现出来。

中国人讲究"中"，即做事不能过，但我确实沉迷于极致的偏锋，夸张怪诞带来的强烈，这种美感像是战场上的大鼓被一声一声传递，你只能强烈的注视着，这是向你在传递，你可能未知的但最重要的事情。

《村戏》也是怪诞的手法，形式主义风格化，但它巧妙的他们本身就是要演一出老戏，所以戏剧性又显得那么合理。

再加上疯子这个角色，世间的疯子本身就是对现世的讽刺，他的动作他的眼神都是戏剧性的。

前两天看书，对书中的内容有同感，上面说，我说不准的是自己本身也是一台戏。

于黑白之中乍眼的绿和红，在黑白电影出现彩色一定是有寓意，我觉得是生机勃勃的苍茫的野性的巨大的[大地]和人为的强制的特意的[政治]的对比，村民和这两样比，是那么渺小脆弱，上下反不了天地，左右逃不过政治的命运，只能留下黑白。

红绿色相的出现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标明转场，标明过去，在一部现实和回忆杂合的电影中如何让观众清楚时空的转换是一个事情，这里的手法就是巧妙的用了红绿。

重复的手法，电影多次重复一个画面就奎疯子的小女儿彩云偷吃花生噎死的场面，我注意到第一次出现这个画面，并没有直接表现全部，而是一个模糊的镜头和声音来做伏笔。

重复，不是简单的镜头重播，每次角度都有不懂。

重复，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思念，强烈的，清晰的，折磨的，强调对人物精神打击之大以及道出了故事的原由。

很多画面，摇啊摇，移啊移，然后生突然定!声音继续传来，接着，风声，乐器声，人生声，畜生，这样令我感觉意味深长，思考是缓和可以继续。

像一幅定格的照片，神定，思绪却跟着进入那个时代里。

构图，是精美的，情感，是破败的。

在里面用了很多对称的构图，比如那当当正正的戏台子。

以及以点画面的方法，大的场面下，人物之下，万物静，人动。

人静，风不止。

一些画面人物被安排到了边角，毛主席大相片高高挂起，破四旧的标语巨大神圣，这是那个时代所信奉的神灵和真理。

一，是这是时代的标志，交代了故事背景;二，就像是上篇影评《大佛普拉斯》里的大佛和菜脯杜财等人，这是众生的渺小，对比是显而易见的。

仰视和俯视，电影里用了很多仰视，我在思考大概导演是想用畸变的镜头来营造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就像，这不自然的社会很费力。

还有俯视，人们跑的杂乱，像是蝼蚁一般，书上说这是上帝的视角。

希望以及温暖，他们说这是鲁迅式的电影，鲁迅的方式是凝练，犀利，含讽，寓意深刻，引人深思，他的呐喊不是声嘶力竭的，是分明的对白里我们感到了冷的锋芒。

但这本身是对人性热烈烈赤裸裸的追问，鲁迅从来没有绝望。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小芳和树满是一个希望的元素，年轻人新的一代是前路的愿望。

在宁浩导演里的电影《无人区》，影片最后从一个接近野性蛮夷的荒野公路，转到了明亮的芭蕾舞教室，女人小孩年轻的生命总是代表希望。

在《村戏》里那曲《万泉河水清又清》在两个年轻人的嗓子中，那是新的生命，电影灰尘的玻璃上擦出那一抹光亮，这就足够了。

影片的节奏，我喜欢，快快快——定——慢，就像戏里那出场的唱词，这是戏的内容，这也是整个影片的节奏感。

符合鲁迅的犀利二字，又意味深长。

故事浓缩在了一个以唱戏为特点的村子里，小人物众生相，唱戏花生疯子就电影的词汇，他们是戏剧里的本身，他们也是故事的意象。

究竟是疯子疯了，还是社会疯了，他们在演一出戏，可这出戏终于也不知道被排练的如何，他们才是这场戏。

我不明白什么叫众生，什么算众，有时候我在自己卑微的心里也看到了它。

善哉，善哉，电影是一种联系，一拍手，通了，那一刻我感到了相似和理解。

众生的唱相里谁又不是一场戏？

《村戏》的故事发生在1982年冬天河北省的一个小山村里，处在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历史时刻。

导演郑大圣用平铺直叙与“闪回”相结合的方式，把故事讲得颇具悬念并且高潮迭起，“博弈”成为了剧情的关键词。

现在时的故事里，山村的王支书与“戏篓子”路老鹤围绕着村戏“选角”与“分地”展开博弈。

我们看到，影响两人博弈的不确定因素是在文革时发疯的“奎疯子”，当儿子树满向“奎疯子”开枪之后，王支书拿下第一场胜利，成功把树满推选为村戏的男主角；但支书也付出了代价：路老鹤不再说戏。

自此，博弈的上半场结束，博弈的焦点也从“选角”转移到了“分地”。

在恰当其时出现的“闪回”中，“奎疯子”的历史逐步揭开，王支书为何对奎疯子一家“偏心”的疑问也逐步得到解答。

在王支书与路老鹤对“分地”继续进行的博弈中，路老鹤先是“借刀杀人”（怂恿志刚将分地细节公布），后又“杀人诛心”（刺激“奎疯子”），王支书节节败退，终于，“奎疯子”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树满拿到“九亩半”其中的三亩。

电影名曰《村戏》，故事里王支书想排的是爱情戏“打金枝”，可实际却上演了一场全村人的博弈大戏。

从结果看，以路老鹤为代表的全村人获得了胜利（赶走奎疯子，瓜分九亩半），村民送走制造麻烦的“奎疯子”并没有错，简单地用“冷漠”来概括所有人并不合适。

我们只是看到在“历史遗留问题”面前，所有人都不得不做出无奈的妥协。

在“闪回”中，导演为我们重现历史，让我们看到那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年代对人性的扭曲。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份“遗产”，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在有王支书这样“心怀愧疚”的决策者和路小芬这样“单纯善良”的群众代表，两人的角色十分具有代表性。

与剧情同样有戏的是导演的表现手法，精准的调度、声画错位的运用、主观镜头表现人物内心、色彩区分时间、几个广角镜头制造的视觉母题、甚至颇具实验电影气质的段落都为观众带来视听上的冲击和震撼。

演员略微“拿腔拿调”的表演恰到好处，时时刻刻提醒着观众，这是场“戏”，一场“好戏”！

2017年中国电影以“新力量”为关键词，这一概念主要指称近年来出现的一批新的创作力量尤其是70后80后青年导演，既包括商业片导演如路阳、陈思诚等，也包括文艺片作者如忻钰坤、毕赣等，但无论怎样算，其中都不会有郑大圣的名字——这个出生于1968年、出身于演艺世家、接受了最专业的电影教育、在体制内拍摄了诸多影视作品的导演。

郑大圣既不属于第六代，也没挤进新力量，却一直保持着相当独特的精英品味、形式风格追求与题材选择，成为当代中国低成本文艺电影中极特殊的一支创作力量。

最新作品《村戏》将郑大圣的独特风格充分呈现出来，用极为风格化的影像呈现出一场当代中国历史的悲闹剧。

郑大圣确实不太一样，祖父黄佐临、母亲黄蜀芹，90年代分别受教于上戏和芝加哥艺术学院，家庭的正统的艺术熏陶，与专业的先锋的电影／舞台艺术教育相结合，他便奇妙的形成了以传统为先锋、用古典来实验的风格。

郑大圣偏爱戏曲、曲艺、文玩、中国画与历史材料，这一偏爱既在题材选择上表现出来，更在视听语言上显露出来，如《天津闲人》《危城之恋》《王勃之死》《廉吏于成龙》《古玩》等。

《天津闲人》在形式上玩尽花样，将曲艺说书、戏曲表演、元叙事、静态照片融入电影，这些手法很好地配合了影片的嬉闹讽刺主题，尽管时有刻意之感。

郑大圣也曾专注于实验影像／录像艺术的创作，不过最终将这种实验定位于一种电影的跨界融合，尤其是戏曲、话剧、曲艺、民间小戏、杂耍、舞台表演、甚至作为静态空间艺术的美术和摄影等，与电影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电影的实验影像风格。

这一点在《村戏》中得到了更为圆熟的表现。

《村戏》讲述了1982年包产到户政策下一个北方村庄在过年前排老戏和分地的故事，影片在表层故事之下，还包裹了一个十年前奎疯子因保护公有财产而误害了女儿的故事。

郑大圣偏爱黑白用色，《村戏》用黑白影像表现排戏分地的表层故事，而当电影进入中间部分里层故事显露出来时，彩色出现，但却只保留了红绿两种颜色，其余仍是黑白，在对比之下，人脸呈现死灰色，尤其是奎疯子探头看向女儿棺材时的特写脸，死灰色将人物内心的绝望充分展现。

《村戏》的影像极端形式化，大量的非常规构图，非常规角度，如广角变形、特写、大特写、大浅焦、仰角、闪回等，极为大胆，甚至有炫技之感。

导演做到精准的场面调度、演员走位如舞台演出一样准确。

《村戏》融入了大量传统戏曲元素，因为故事讲述村民排演老戏，故呈现许多排练、唱戏、走台的情节，同时这种戏剧表演感被带入整部影片，大量非自然光、顶光，加重了舞台感，扮演奎疯子的演员李志兵表演非常精彩，用一种舞台式的带有凝滞之感的表情来承担特写镜头。

影片有一段被交口称赞的戏中戏段落，奎疯子唱《钟馗打鬼》，固定长镜头，演员在一个略显狭长的屋子里表演，走位、表情与摄影机完美匹配。

戏曲动作表演为郑大圣的电影增添了一种舞台感、仪式感，但这种戏曲元素的运用、民间趣味的点染，说到底并不是真正的民间性，而是一种精英和高雅的趣味选择。

在经由电影的再媒介（remediation），戏曲元素带来的身体动作表情在大特写、仰拍俯拍、摄影机运动之下，奇妙的产生了一种古希腊悲剧式的形式感，演员的定格特写充满了一种古典的雕塑感，正符合德勒兹所谓的情动－影像（affect－image）。

郑大圣的不一样还表现在他执着于对中国历史的开掘，这与当代诸多文艺片的路径非常不同。

从第六代开始，独立电影／艺术电影就善于表现个人心灵探索、边缘人、底层生活、少数人生活、叙事迷宫等，郑大圣的影片却一直饱含对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讲述和反思，这种历史反思有点第五甚至第四代电影人的意味，如《天津闲人》和《蚀》五部曲。

《村戏》则更是直接表现中国当代史中的核心议题——集体主义及其解体，具有非常强烈、尖锐的反思批判色彩。

《村戏》使得中国当下正处在良好发展状态中的文艺片走出个人性叙述，而进入到历史、民族、政治的厚重土壤中。

将《村戏》的两层故事还原，影片讲述了文革时期民兵队长因制止小女儿偷吃集体地里的花生而误使其呛死，又被强迫推举为保护集体财产的英雄使得村民领得救济粮，后来他发疯，占据肥沃的九亩半花生地，十年后，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包产到户进行分地，以老鹤为代表的村民明争暗斗希望分到“九亩半”，最终将奎疯子送入精神病院。

影片剪辑闪回穿插极频繁，带入一种悬疑感，在表层现实故事的热闹进行中逐渐揭露出惊人的内核。

排戏《打金枝》是最表层，掩盖分地这一真正重要的事，而分地最终揭开了最内层历史的疮疤。

影片叙事精巧，当谜底真正展开时，触目惊心。

电影如钉子般楔入历史痛处，揭示从文革极端集体主义到联产承包个人利益兴起之间的悲闹剧。

在影片的表层故事中，村民们并不顾忌自己的私心显露，排戏分地，闹剧连连，为了争抢“九亩半”，曾与奎疯子是好兄弟的路老鹤甚至故意刺激其发病而将其送进精神病院。

这是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土地经济实行重大改革，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

这背后是个体私利被正视，个人主义思想兴起，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由公到私的历史转折时期。

但影片内里却隐藏了另一个与之相反的故事。

文革极端集体主义扭曲人性，奎叔为了集体财产误伤女儿，却被强迫表彰为英雄，在台上发表控诉“敌人”的演说，最终发疯。

在这个故事里，个人利益与情感被僵化的集体和国家无情蔑视，产生悲剧。

影片的精彩就在于展现出这表里两个故事之间的内在关联，选取了历史转折的缝隙，同时暴露出两个时代的内在症候。

奎疯子被那个极端集体主义的时代所伤害，如今历史临界，转折到来，集体主义被搁置、反思，个人作为新的主体重新出现在社会舞台，但问题的是，奎疯子并未因此而获得补偿，相反，却迎来更大的伤害。

影片展现私利泛起，村民们人人想要确立的都是自己的利益，除了小芬没人想到奎疯子的利益，没人想到补偿这个被过去历史戕害的人。

新时期反思文革和极端集体主义，历史走向天平的另一侧，但恰恰是这个极端集体主义、文革历史的受害者，并没有在新的个人主义的时期获得个人的主体性。

奎疯子仿佛是那个极端集体主义时代的余物（他行军礼、喊口号，被村民笑话），为前一个时代所伤害，却也为后一个时代所不容。

影片的批判主题是相当深刻的。

《村戏》立意深刻，以寓言式的戏剧冲突，揭示出一个中国当代史的根本难题——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之间的悖论。

影片刻画的是1982年一个北方村庄里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在更广阔和上层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是思想解放、伤痕反思、潘晓“人生意义”大讨论，乃至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电影故事里是生动鲜活的具体人物和充满偶然性的事件，但由此呈现出这个时代最内在的问题。

在当下思想史学界和文学界，有不少对当代史进行重新思考的重要成果，但在电影表现中则少之又少，商业片自然不该多要求，但文艺片总是局限在各种边缘叙事，不去回答历史和时代的核心问题，则是让人遗憾的。

因此，《村戏》的表达方向是特别宝贵的。

3月19日晚，导演郑大圣做客“大象点映直播间”，和大象点映（微信号：elemeet）百城首映礼的观众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在线交流，聊《村戏》的创作故事，和选择在大象点映做众筹点映的意义，并透露下阶段的创作方向。

一、谈小说改编：根据贾大山小说做延伸式的想象和改编 问：《村戏》作为小说改编电影，受到了原著的何种影响？

郑大圣：其实这个片子从筹备之前改编之初，我最朴素的初衷就是受到小说文字的感染，受到文学力量的感召。

贾大山的小说写的简短、白描、朴素，没有写出来的部分比写出来的部分要深厚的多，这是一个非常深厚的留白。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贾大山小说精品集》翻一翻，每一个故事都很短，看起来一点也不累，你很快就能把这个故事看完，但是隔几天以后你会想着又去看看，再翻一遍它也还是很清淡的，很平易的，貌似什么也没发生，貌似什么也没写。

但是过两天你想想好像他又写了很多很多。

像这种以少许胜多许的写法是很难的、很高级的。

我们的改编和拍摄试图沿着他写出来的部分尽量地去延伸想象他没写出来的部分。

问：通常电影中有偏执狂、精神失常这样的角色设定的都会有很明显的指向性可以让观众一眼就看到底。

起初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设定奎疯子这样的人物呢？

就是全村人都是看似正常的，这样的设定拍起来戏剧性会被减弱，不知道导演对这种主角设定有什么想法吗？

郑大圣：在12稿剧本之前，我们做过8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梗概。

在这些方向完全不同、结构完全不同、用意也完全不同的故事里头，我们的男主人公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有装疯的，有没疯的，有半疯的，但是我们觉得都不对。

当我们尽可能设身处地去感受男主人公时，我们觉得他只可能变疯。

发生那样的事情，身处那样的一个境地，如果他还是个人的话，他只可能变疯。

如果他还能够维持一个哪怕是貌似的正常，那他也太忍心了，他真的不能算个人了。

二、谈拍摄困难：所有筹备时以为的困难都异常顺利，但...问： 拍摄期间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郑大圣：我们分为冬天、夏天两季拍摄，所有我们筹备的时候以为的困难其实都异常的顺利。

我们担心过找不到合适的场景，因为现在35年、40年过去了，太难找到还保留当时风貌的村庄，但是在井陉一个县内，我们很轻易的在相距不远的三四个村庄找到了我们所有的场景。

我们曾经担心找不到那么既朴素生动，又极具表演天赋的非职业演员，但是我们在井陉也找到了。

但是在拍完冬天的32天戏份以后，也就是1980年代初的那个部分，接下来将要拍的是十天的夏天戏份，也就是1970年代初的那段闪回的部分之间，有半年多时间我跟制片人是异常的焦虑，因为我们遇到了一开始完全没想到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那九亩花生地的问题。

照常理，花生应该是在夏收之后夏种，然后在秋天的时候结果。

但是因为我们有拍摄周期的要求，不能够耗过整整一年，我们必须逆季节自己种植九亩花生。

所以我们是在清明以后下的种。

当时老乡都觉得匪夷所思，清明以后下种在太行山区那么冷的地方，很可能是要被冻坏、被冻死，根本长不出来的。

我们从县上农科站请了种植技术的专家来指导我们如何逆季节把这九亩花生给种出来，我们用了地膜技术，我们请了八户老庄稼把式，很资深的八个大爷帮我们照顾这九亩花生。

因为花生其实特别费人力，它的这个施肥浇水都是点铸法，它一簇一簇苗得用勺一株一株的去喂，锄草也完全像战斗。

所以专家教给我们的锄草程序和手法，完全就像是兵书。

所以我们在等花生的那半年间，我们的制片人非常紧张，每天都要关注河北太行山里面我们那九亩地的长势。

我们请八个大爷轮流值班去料理那片庄稼，今天谁值班谁就给我们发微信图片。

然后你可以想象在漫长的几个月里，那片地毫无动静。

即便天气转暖了，我们那片地还是见不着动静，就是根本就长不出来的样子，我跟制片人非常担心，这个是最揪心最困难的一节。

问：据说制片人朱斌老师在拍完《村戏》之后成了花生种植专家？

郑大圣：我们制片人朱斌老师非但成了起码半个花生种植专家，事实上朱老师的心态就跟老地主是一样的，“我们的苗怎么在地底下还没露头呢”，露头了以后一开始特别高兴，跟我说“导演，花生长出来了”，紧接着又开始焦虑，“它不会只长这一点点吧？

它能不能再长大一点啊”，特别像个老地主。

三、谈演员表演：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民间艺术家问：导演，我觉得您选的演员演的太好了。

看过一些您的采访才知道他们都是非职业演员，我觉得演的太真实了！

郑大圣：我们所有的成人演员都来自于井陉县的一个民营戏班子，他们是唱山西梆子的，也就是晋剧。

我们的男主角李志兵是这个剧团里头的丑角，他在台上主要演滑稽角色。

他最受当地老乡喜闻乐见的舞台形象是《哪吒闹海》里的龟丞相，他自己研究出来的一种可以随意扭动他的脖子、步伐很逗逼的“乌龟步”。

在戏里他演那样的角色，但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平静的人。

我们的演员确实特别棒，拍戏的每一天他们都能带来惊喜。

我跟摄影、录音、灯光每天看着监视器的时候，越看越喜欢，同时在心里暗暗称奇，他们确实特别天才，虽然名不见经传，但都是了不起的民间艺术家。

问：看完电影，我感觉奎疯子并没有疯，他只是不愿意再用世俗的态度去面对那个时代下的人，他只有用这种疯癫的状态才能将村民逼远，才能去保护他的九亩半，才能真正的遵从自己的内心，导演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郑大圣：疯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变疯的呢？

这就得说到我们的制片人朱斌老师，他替我们男主角在石家庄请到了一个非常资深的精神病专家来做我们的顾问。

首先我们制片人是带着我们的剧本去请我们的精神病专家顾问做诊断。

我们的顾问看完剧本以后诊断我们的虚构人物男主角，说你们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间歇式精神分裂症患者。

怎么间歇，怎么分裂的呢？

那就是他在糟糠和抑郁两级之间没有过渡，而且很难辨别是因为受了什么样的刺激，在一个什么拐点忽然蹦到了另外一级。

我们的专家告诉我们，精神病患者心理结构的崩溃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在某一个特定的一点，一下子就转成了那个病态，而是他心里的阴影裂缝其实早就存在，裂缝逐渐加深加大，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沟壑，而表面上未必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某几个瞬间，因为哪几根稻草，他轰然倒塌和崩溃。

我们男主角疯子犀利的眼神其实不是臆想的，是我们制片人带着我们男主角反复走访精神病防治中心，贴身观察得来的。

而且是医师提示我们的，就是精神病患者的眼神与正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四、谈《打金枝》和《钟馗打鬼》：村民们因为利益呈现出来的众生相比戏曲更精彩问：请问导演选《打金枝》的用意是什么？

郑大圣：《打金枝》在传统的戏里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中国戏，它其实是一个最理想化的中国家庭伦理大戏。

因为郭子仪是再造大唐王朝的英雄，是在安史之乱当中匡复天下的一个联军司令，所以他个人的功名是最辉煌的。

民间传说他有七子八女，儿子们娶媳妇都很成功，生孙子也都很成功，闺女们嫁得也都很成功。

这是最成功的一个家庭，中国人的人之常情里头认为最理想最圆满的人生，就是《打金枝》，特别有代表性。

我们的演员们和他们的路德晋剧团，他们常年在乡间演出的时候，乡民们最愿意点的，尤其是在过大年过春节期间，最受欢迎的剧目就是《打金枝》，那也是他们剧团的看家戏。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的特性，也因为在民间受欢迎如此之高的程度，选了《打金枝》。

问：为什么最后那出《打金枝》还是没有演出来呢？

郑大圣：我想，在《村戏》这个片子里头，最热闹的、最有趣的、最不堪的戏，其实是这些村民他们自己的各种情状，他们为了利益展现出来的众生相，这利益不光有田地，还有婚嫁，还有跟以前事情的各种纠结，不论是已经忘掉还是假装忘掉，大家都默契的不提及。

所有这些沟沟坎坎、苟且、争夺、博弈，这本身就是一出极其热闹的戏。

他们排演的《打金枝》是给领导们看的，是为了讨好领导使得他们村庄能争取到分地的机会的戏，这就远不如他们自己更有戏剧性。

所以在我们的片子里面，一直在排演的那出《打金枝》并没有正式上演在画面里，我们只是在片尾字幕升轨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彷徨、非常热烈、非常激扬的一段乐曲，那个就是《打金枝》的序曲。

所以我们是在升轨上让《打金枝》在片尾的时候演了一下，但是在画面里并没有演，因为他们本身比《打金枝》好看多了。

问：电影中路老鹤最后那出《钟馗打鬼》有什么特别含义么？

郑大圣：《钟馗打鬼》这出戏在北方的乡间过年的时候是特别被追捧的，乡间会请戏班子全副装扮的扮上钟馗的戏，到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进院子、屋子跳钟馗，要走过村里最重要的道路，也要在水井前跳钟馗，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祭祀的遗风。

人们相信钟馗镇邪，镇压妖怪，驱除瘟疫，会给这个村庄每一个人带来吉祥，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长命百岁。

这是民间很流行、传承了很多年的礼俗。

除此之外，钟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冤屈的形象，然后变成了一个很愤怒的鬼，而且成了鬼雄，这个戏曲传说里的人物跟我们男主角之间在命运上会有一些照应，所以我们有一个长镜头是男主角在老鹤的鼓点之下跳钟馗。

五、谈色彩蒙太奇：这是我对那个年代的视觉残留问：请问大圣导演，颜色的选取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为什么选取这几种颜色，以及是先确定了黑白，再确定红绿，还是相反的过程？

以及两种颜色的切换的逻辑是什么？

郑大圣：最早从做故事大纲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部黑白的电影，所以是先定的黑白。

一直到做后期的后半场，才决定在闪回的部分要单色抽取红和绿。

红和绿只是出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在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正好是1970年代初，我能记得最鲜明的颜色在当时就是军装的绿和旗帜标语的红，这是我的视觉残留。

同时在画面快速的闪入闪出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一眼就能辨别的视觉标识，而这种单色抽取出来的红和绿就很显眼，在快速剪接里用红绿做标识很好用，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个处理。

其实我们对红和绿的饱和度，并没有做过渡的渲染或者是加强甚至是变形，我们只是尽量地还原到了当时1970年代初这种红和这种绿真实的色调，我们是比对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尤其是1968年我出生那一年，《人民画报》的封面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都是这样的颜色，我们是比对着《人民画报》做的色标。

六、谈脸上抹黑的细节：这是北方偏远村庄的小迷信问：疯子为什么要往地里撒花生？

郑大圣：对于男主角奎疯子而言，他的女儿永远活在这个地里。

他是看得见小孩的精灵的，这片地对他来说就是女儿，他得守着它。

他女儿意外的死亡，其实是因为小孩儿肚子里没食，肚子里没油水，饿呀，他得喂饱她。

问：彩云盖棺时奎疯子把孩子的脸抹黑有什么说法吗？

盖棺时奎疯子说彩云别回来了和抹黑脸有关系吗？

郑大圣：在北方乡间很偏僻的地方，北方的乡间会有这样的民间的风俗：小孩的夭折如果是因为不吉利的原因，比如说瘟疫，或者是不体面的原因，比如说像小贼小偷意外的夭折，家人会不希望他再投胎找回本家，这时就会用脸上抹上锅灰来阻挡他的投胎，阻挡他的轮回。

北方很多偏远的地区有这样的小迷信。

问：最后奎生在车上说想让闺女回来，是纯粹的想念，还是他意识到新的时代要来了，也许有好日子了，所以想闺女投胎回来？

郑大圣：1970年代初，在女儿下葬的时候他对着棺材里女儿的小尸体说“别再投胎回来了“，等经历了十几年这么多的事情，尤其是分地的风波之后，他在进精神病院的路上说“女儿回来，爸爸给你洗脸”。

这一前一后，我跟编剧讨论，跟演员揣摩，一直在体会，我们觉得都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的原因使得他这么说的，这背后有很复合的主客观的各种情境，才让他说了这么简单的两句话。

七、谈片中角色选择：当事到临头、利益切身，我们谁都不是圣贤问：宣传语说，没有一个坏人。

但路老鹤难道不算坏人嘛？

尤其是最后对奎生的刺激？

郑大圣：我想这个村庄里所有的人，没人想做坏人的，谁也不会存心去害别人，更多数的情况就像我们自己，是被裹在人群里的，人群走向哪儿，我们也都走向哪儿。

在这个跟着大家走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尽量地争取到自己的利益，世事大抵如此。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戏里头其实并没有坏人。

只不过事到临头、利益切身的时候，我们都没法要求自己变成圣贤。

谁也不是圣贤。

村长（左）和老鹤（右）问：导演你能不能结合当下的文化政治环境，谈一下您对村支书这个角色的看法，他的很多做法似乎很代表了民意，也处理的很不错。

郑大圣：支书这个角色很为难，恐怕是这群人里头最为难的。

他不光是领导，他还是家长，他还是路老鹤和疯子的朋友。

而且在乡间社会，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谁跟谁都沾亲带故，我们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很可能他跟那三个小孩，从辈份上、亲缘上可能都是亲戚。

所以这么些身份叠合在一起支书很难为，咱们不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们应该能体会他是一个非常难为的人。

问：谢谢导演，90后也很喜欢《村戏》。

因为现实生活中好多路老鹤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像小芬一样可贵的人，保持自己的善良。

您对此怎么看？

郑大圣：如果我们碰到剧中人类似的情境我们会怎么办？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希望自己怎么办？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只能这么办？

如果看完《村戏》这个片子，大家免不得情不自禁会问自己这些个问题的话，那是这个片子的幸运，也是作为导演我的幸运，这个片子就不算白拍。

《村戏》这个故事设置在1980年代初，以及回溯到更早，1970年代初，所以离现在也已经有一个不小的时间差距，但其实这个隔代也没有那么远。

一些亲历过那个年代的年长一些的，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观众看完跟我说很真实，觉得有很直接的让他们刺激起回忆来。

比如当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跟我说，你是很真实，但是也只是揭示了那个年代小小的一角，这个是我很感触的。

我也碰到过更年轻的观众，在某一次放映后交流当中，有90后的观众说，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片子里的人和人的关系，一群人跟一个另类的个体的关系，特别像我们公司，紧接着有一个00后的观众说，发生在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我不清楚，但是这个片子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班级一样。

我听他们俩这么说，我很难以描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他们能够看懂，而且很耐心地看完，作为导演我当然非常高兴。

但是以他们这么年轻的岁数，他们会觉得故事里的情形跟他们的工作环境，或者是班级里的处境是一样的，我也会感到悲哀。

八、谈音效设计：想要戏曲当中锣鼓点的那种节奏感问：我对奎疯子听花生榨油联想到战争画面的那一段印象深刻，请问这一段的灵感来自何处？

郑大圣：在疯子的臆想当中，这一村人都是他的敌对方，因为他们经常到花生地私下里去偷拿花生，在疯子的认知里头，这片地当然是生产队的是公家的，怎么可以私自去拿呢？

所以他们都是敌人。

对于一个曾经很荣耀地当上过民兵连长的疯子而言，他的时间永远就停在了当年的那个点上，而那是70年代初的时候，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时候，是全国人民准备核战争爆发的时候。

问：大圣，能否简单谈谈本片的音响设计？

做得太棒了！

郑大圣：我们的音响设计也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

从前期录音到后期的编辑制作，跟影像处理在同样的一个方向。

我们想把日常的生活情境处理得更有剧场感。

所以我们利用了很多生活中现场实录的音效、动效，到后期的时候通过加料、重新编排、人工合成，做出我们想要的声效，主要是让它组合为一种类似于戏曲当中锣鼓点的那种节奏、节拍和配比加入到拍摄之中。

九、谈片中标语和符号：没有任何象征意味，只是视觉还原问：导演好，很想知道电影中村子里的相关年代标语、马恩列斯毛的头像都是美工作品或购买的，还是确有历史遗留？

有没有有趣的故事能与我们分享？

我个人感觉这类符号在视觉上稍微有点儿多。

郑大圣：村庄墙壁窑洞里的那些标语、画像是我们的美术部门花了很大的力气，按照当时那个时代背景的真实情况，很用心地在村庄里头复原的，并没有刻意加强什么。

其实这些画像、标语、板报，并不是任何有象征意味的符号，那都是基本的一个视觉的还原。

以当时铺天盖地的密集度，其实跟现在商业广告的视觉轰炸、无孔不入的密集度是很相似的。

有大量的历史照片做了我们还原场景的依据，我们只比当时的老照片要轻简。

十、谈版本：现在上映的版本就是最终剪辑版本，也是我自己认可的版本问：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最终您自己满意的剪辑版本吗？

还是有所删减的？

郑大圣：现在放映的版本就是最终版本，这是我们自己认可、审查机关也认可的版本，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版本。

保存图片，并用微信扫码，即可参与《村戏》超前点映十一、谈公映：乐意通过大象点映找到“对电影有好奇心，对现实处境有问号”的观众问：导演，请问《村戏》会在什么时候公映呢？

郑大圣：现在《村戏》是由大象点映，以召集点映的方式面向观众，我们试图找到合适这个片子的观众。

因为如实的说，《村戏》这样的一个非商业类型、没有明星、甚至也没有职业演员的一个农村题材的黑白片，它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观众，它对观众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们特别愿意用大象点映的方式去找到对电影有要求的观众。

大象点映的这种精准推送模式对我们《村戏》是最合适的方式，它帮我们找到对的观众，找到那些对电影有好奇心和期许，对现实处境有问号的观众。

感谢大家关注《村戏》！

任何一部影片只因观者才有了生命。

很幸运，《村戏》能找到这样的观众！

十二、谈下阶段创作计划：有意尝试迷你网剧问：您下一部作品自己期待做什么题材？

郑大圣：我现在正在准备剧集的方案，还在创意筹划的阶段，想试试看。

因为我自己一直是追美剧和英剧的，我很喜欢他们那种格式和篇幅，它能够长到足以展开电影所来不及展开的余地和容量，但是又没有长到必然把戏剧性摊得很稀薄，我想试试这样的创作。

当然，我下面想尝试做的应该不是电视剧，而是迷你网剧。

问：您的迷你网剧也是打算拍一些比较沉重的题材吗？

郑大圣：一片一世界。

我的下一部电影或者我现在想尝试的迷你网剧剧集，应该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我希望自己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大象点映的活动，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电影是在南京卢米埃影院小放映厅放映，影院可以坐80人左右，大象点映的活动成功召集的人数是60人，这对于有些看起来热映的电影，其实每场坐的人并不多的影院来说，影院应该很喜欢我们这样包场的形式。

很喜欢大象点映的形式，最后还加了讨论环节。

有些电影，其实并不是缺少观众，而是很多观众其实看不到。

在这个大片当道的年代，可以想象，能看到一部反映社会各种阶层生活状态的小众电影是多么不容易。

这次看的影片叫做《村戏》，原著作者贾大山也是影响习总书记一生的人，总书记曾经写过《忆大山》怀念他。

这是一部获过奖，但是很小众的一部电影，反映的是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推广实施时，这项政策包括分田到户、多劳多得等新举措，对于农民来说，以前都是交给集体，这次新政最大的改变也就是一半交给集体，一半留给自己，农户亩产越高，留给自己的余粮也就越多。

我们这个年纪，或许难以体会到那个时候的故事，可看到这部影片，心中却有很多感触却如鲠在喉。

影片中王奎生是主角，现实中的他是疯子，曾经的民兵生产队队长；王树满是他的儿子，一直不待见自己的父亲；路老鹤，“戏篓子”，本剧的线索“村戏”因为他的组织开始；路小芬，“戏篓子”的女儿，本片的女主角，也中唯一一位对疯子存在好感的角色，王树满恋人。

影片的开头，奎生在那9亩半的田里一遍遍地撒着花生。

花生是本片的另一条线索。

10年前，奎生还没有疯，奎生的女儿和儿子与一群小伙伴们偷吃自己地里的花生，奎生发现后，儿子与小伙伴们逃走，女儿独自一人继续在花生地里偷吃，被正在气头上的奎生一巴掌打倒在田地里，也因此被满嘴花生噎着，再也没有醒过来。

奎生在村支书的劝说下，将自己无意识的失手打死女儿被标榜成惩处偷盗粮食的行为，在奖励大会上，他说坚决惩处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行为，每一片田，每一颗花生都要无偿奉献给集体。

他被组织评为民兵生产连连长，村里也因此得到很多奖励粮，奎生也因此得到那全村最好的靠近灌溉渠9亩半的田。

女儿即将入葬，奎生忍着泪对棺中的女儿说，永远别投胎回到这个世上。

多年后，奎生疯了，他视花生入命，在看到大家都将花生运入路老鹤家榨油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去抢，甚至将每次抢花生都当做一场战斗。

所有人都以为他彻底的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他的行为。

与此同时，村里面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村里准备开始落实分田到户，疯子的9亩半开始被人惦记。

村里面为了迎合县领导，也开始排练《打金枝》样板戏。

村里面为了选角也伤透了脑筋。

一直关心奎生的小芬发现其实奎生并不疯，能够听懂她的话，也能够回答。

在热心肠的小芬的举荐下，路老鹤打节拍，奎生开始表演。

影片用一段长镜头展示了奎生的表演功底。

可表演结束路老鹤的一句：这段钟馗捉鬼，这个鬼不是别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女儿。

疯子再一次疯疯癫癫的逃跑。

为了疯子的田能顺利分出去，村支书决定将奎生送到县精神病院，奎生被捆的结结实实，在人群的喧嚣声中，疯子喊：村长，保护好你的花生。

在去往县精神病院的车上，只有小芬陪伴，疯子望着窗外，和当初看着女儿一样，泪眼婆娑的说，女儿，回来吧。

在看完这部影片，我也回味了一遍宁浩的《香火》。

两部影片时代不同，但是都有一个主题，就是集体无意识。

《香火》中主角信仰的是佛，《村戏》中主角信仰的是集体。

这也是本次影片放映结束后，影片讨论的重点。

影片中还有很多很多细节，比如奎生的妻子把大大的馒头和稀饭放在桌子上，女儿眼巴巴的看着，可等来的，却是妈妈的那句，这是爸爸吃的，他吃了还要下地劳作挣工分，我们才有饭吃；比如，奎生的那段钟馗捉鬼表演，比如奎生匍匐前进，举枪瞄准，把花生榨油的地方当做一个战场；比如奎生抢了花生和儿子对峙，儿子一把夺过他的枪，毫不犹豫向天开枪，像是对老天的抱怨。

其实，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正如导演所说，影片里没有一个人有错，但也没有一个人无辜。

10年前，因为集体至上，奎生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宁愿儿女家人吃不饱，就算过失伤人丢掉女儿，也要积极为集体贡献力量。

10年后，因为集体至上，奎生依旧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宁愿内心摆脱不了女儿蒙冤离世的悲怨，也要捍卫那集体的象征“花生”。

同样是政治大戏，这场村戏就如10年前的表彰大会，曾经的表彰大会他是主角，是英雄，现在的村戏他是疯子，被逐出小村。

集体无意识，让他一无所有，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内心的苦痛，包括他的家人，除了小芬，那个住在他内心的儿女。

如果女儿还在，她一定就如小芬那样大了。

10年前，他对棺中的女儿说，永远别投胎回到这个世上。

他是做好了誓死捍卫集体荣誉的准备。

10年后，他说，回来吧，女儿。

他是做好了与这个虚伪的集体告别的准备。

《村戏》在MOMA百老汇的试映上，Q&A环节中因为一个00后女孩略显稚嫩的提问，让之后的话题总是离不开记载历史和向年轻人传承思想。

90后确实生在和平年代，不曾经历过那个动辄饿死几千人的残酷纪年中，但没有亲身体验并不代表无法理解。

《村戏》放映的时候，之前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的我确实累到睡着了。

睡前的记忆是在唱戏。

曾经的梆子戏是每天清晨姥爷在阳台必放的晨间曲，也是我最厌烦的起床铃，但这一次，我却能在同样的旋律中昏昏睡去。

醒来时，主角已经换了人，从最初排戏、定角、念白、指挥的路老鹤变成了“疯子”奎生。

唱的戏从《打金枝》变成了《钟馗打鬼》。

想来，《打金枝》戏文中最后的阖家团圆，确实没有《钟馗打鬼》一人行于天地间来的悲情，孤独无助到令人心痛。

“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闺女。

”这是路老鹤为了刺激“疯子”说的悄悄话，是一个意外事故的概括，也是一段时代之上的悲剧。

在“疯子”还不是疯子的时候，因为女儿彩云偷吃了田地里的花生被自己意外打死。

这个意外就是整个故事最悲恸的因，也是“疯子”一直在寻求救赎的果。

奎生的疯不是因为自己失手打死了女儿，毕竟在彩云出殡的时候，他还清醒又倔强的将棺材中女儿的脸涂黑，希望她永远不要投胎回来了。

“疯子”最迷乱的时刻是身穿绿军装，胸绑大红花的表彰会上。

从照本宣科、一字一句的读着写好的感言，到最后更加激动，甚至怒吼着喊出“吃花生不吃油，不吃油吃花生”的荒唐口号，奎生在台上完成了军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父亲身份的自我毁灭。

“疯子”曾是民兵连长，那个时代最受他人崇敬的职业。

但如今他的荣誉和尊严都建立在女儿的死亡之上，甚至是在否定女儿的死亡之上。

一句“绝不徇私”也彻底消灭了他的私欲。

失手打死女儿的错误在挂靠于政治因素之后，成为了时代的悲剧。

当时的他拒绝女儿的投胎其实是在拒绝被身份赋予的使命。

“疯子”是英雄，也是牺牲者。

当他和九亩半地连在一起的时候，正如路老鹤所说，就是个死疙瘩。

疙瘩在于他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他阻挡了村里别有用心的“分地”，甚至还阻挡了儿子的婚姻。

所以他的牺牲是必然的，是所谓的“民心所向”。

在毫无公平可言的时代里，就一定有最“自不量力”的存在。

“疯子”的儿子树满，自以为可以控制他的父亲，开枪震慑、只会吹笛子却要逞强包地、想进话剧团却要故意赌气拒绝。

电影中唯一有力量的女性角色小芬，也是最“自不量力”的。

她将那个时代，以及村民们理解的过于善意。

从挑对手戏的选角开始，到“疯子”的去留，这些她最执意争辩的，也都是最由不得人的。

从开始就吆喝的村戏，最终还是没有唱出来。

结局只是在漫天飘雪的荒原上，简单又淡然的公布了分地的事宜。

在我看来，也许是《打金枝》这个曲目是领导点名要听，我等平民无福入耳。

也许是树满最后还是唱不出来，味儿不对是因为时代的失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