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

呵呵，起初窩還沒有仔細看，只是斷定粵語廣州佬裝逼成已經死亡的香港，正如21世紀的上海翻身農奴裝逼成已經消失的19世紀的帝國主義自由城市上海，不禁慨嘆，時間的偉大和裝逼的複雜。

後來窩仔細看了一下，發現這裡面的三個主演都是從香港進口的。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祖与占》，知己。

《芬妮与亚历山大》，姐弟。

《赞先生与找钱华》，师徒。

《志明与春娇》，爱人。

用人名做片名的电影，随便一想，角色关系无外乎这几大类。

今年FIRST影展上却多了一层关系，《慕伶，一鸣，伟明》，三幕戏，分别是母亲、儿子、父亲的名字——一个家庭。

父亲癌症晚期，母亲与儿子试图隐瞒，瞒不住了，就只能在这段路上做最后的，最好的陪伴。

母亲的段落是现实主义，儿子的段落是现实主义里夹着一点点超现实，父亲则几乎全是超现实。

这是一段明明做着倒数，却又假装心无杂念的日子。

这是一部对记忆如此清晰，却又不想时常记起的电影。

起点是悲悯的，结局是柔缓的，过程无处煽情，隐忍里又全是渴望。

就像导演黄梓本人，一个外在看起来没有杀伤力，却又在默默隐藏，一个刀具往心里揣的停止在某一个时刻的孩子。

导演黄梓电影内外有很多插口可以按接，黄梓少年时代的压抑与无解，让他像电影中的一鸣，早早做起出国的打算。

而现实中，“叛逃”归来的黄梓，却要面对父亲突遇重病的现实。

现实的片名最终叫做《妈妈，黄梓》。

也便有了现在的《慕伶，一鸣，伟明》。

你看，在刚刚过去的这届FIRST影展里，徐磊请他农村老爸主演《平原上的夏洛克》，原结局是黑化男主，但因为那是父亲当主角，他没忍心。

《鱼乐园》里的主角小鱼，直到最后都没出席他父亲的葬礼。

父亲，才是今年FIRST的矛盾。

而黄梓，用这部电影，为去世的父亲还了愿。

那是一个小小的、拥抱一下就可以解决的愿望。

他还有一个愿，是我的猜测。

就是黄梓与母亲的斗争能彻底结束，他们的关系能修复与抹平。

那是一个，在断了“伟明”这个支点后，重新建立平衡的愿望。

毕竟，家还在那里。

01、“逆子”：逃离这个家我是1988年的，也不小了。

加州大学本科读的就是电影学，但其实我是挺晚才喜欢电影的，可能是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才真正开始。

那时候不知道学什么，就学电影吧。

我不想像别人那样学个金融，可能潜意识里面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创作者。

我从小到大一直有画国画，画出来的成就感很爽，但一开始也是被逼的。

我爷爷是书画家，他画的时候我在旁边学着画一下。

其实我画画没什么天分，拿过的奖都是很容易得的，不需要什么技法，你只要画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就行了。

我小时候不会每个礼拜都去看电影的，高中时条件也不像现在高中生有零花钱。

好吧，我父母对我比较残忍。

那时候就在家偶尔有下载电影，我真的完全跳过了广州淘碟热那个阶段。

倒是高中的美术老师给我们放过一些创意广告，在国外获过奖的，比方说可口可乐之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平时在电视里看的广告不一样。

有段时间泰国广告还挺火的，看了老感动了，就是一开始挺欢乐，后面就特别催泪，但我从没和父母分享过这些。

我高中没毕业就出国了，和《慕伶，一鸣，伟明》里面的描写很类似，但不同的是那时候我爸还没生病。

我出国留学回来后，无所事事的时候，突然我爸就病了，很严重，就跟电影里面一样。

我爸自己也不知道的，我跟我妈一开始瞒着他。

最后我爸爸不在了。

可能跟你做采访时，我比较愿意说话。

但是其实，我还是偏内向一点，不怎么说话的。

黄梓在FIRST领奖台上拍电影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排解情绪的一种方式。

但是一鸣这个角色不全是我自己，一鸣的演员（薛立贤）他演出了他的那种感觉。

或者说，其实我写一鸣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来写。

这个人物有很多我青春期一些同学、朋友的影子，学校是一鸣的情感出口吧，这个人内心真的有很多压抑的东西，需要靠跑步抒发出来，包括逃课、翻墙、抽烟什么的。

我高中不抽烟，电影里的抽烟情节就是为了弥补满足一下高中没抽烟吧。

包括我最后写一鸣跟妈妈说他不出国了，他要留下来高考，可能也是弥补了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现在让我重新选的话，我不一定出国，会去参加高考。

但那时候我对出国有强烈的意愿，更多的是想逃避我妈妈。

我就是不想被束缚，当时跟她的矛盾争吵是无穷无尽的。

争吵的不一定是学习成绩什么的，但在当时那个压力下，两个人很容易因为随便一句话或者什么细节，就吵起来，比较紧绷。

我现在也不能理解她，我觉得她是不对的。

她特别希望我成绩好。

其实我从小成绩都挺好的，读的也是重点中学，但从初中开始成绩就慢慢往下走，初中到高中六年每一年都往下跳。

可能是我智力有点退化吧，真的想使劲的时候感觉落下太远了。

你刚才说自己开始有认知，开始能辨别虚假，没错，就是小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初中时意识层面稍微打开一点，到高中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你看到的世界，跟以前别人告诉你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有点迷茫、怀疑，甚至对一些社会现象、对人的虚伪有愤怒的感觉。

小时候肯定是觉得老师都是德才兼备的，但是长大后才发现⋯⋯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太好。

我可以跟你说一个事例。

我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是可以申请入团的。

当时找了班长，他说你需要有推荐人。

班长当时就是我同桌，我说那你推荐我吧，他说不行，我已经推荐别人了。

当时就觉得，这种真的要靠关系，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后来我就算了。

我外公现在还想我入党呢，他说你入党你以后可以在电影局当官什么的，我心想我团都没入。

小时候他们拿我的生辰八字去算命，觉得我其实是可以当官的。

我觉得也是扯淡，我这性格不可能。

02、“海归”：以导演之名从前看的比较多的就是港片，喜欢周星弛、成龙。

也希望更小的时候就能喜欢上电影，我现在阅片量还是偏少，对电影的理解也还少。

就说豆瓣，我是今年才开始用，记录一下看了什么电影。

《慕伶，一鸣，伟明》这个条目在豆瓣上谁添加的，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是一个文青，虽然拍了一部所谓的文艺片。

那时去了美国才开始选专业，先去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没什么门槛，美国有很多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老头，都会去社区大学修一两门课，不是需要你考。

开始是想选广告制作，但是那是文科，大学没有，然后我就想先学一下电影吧，我觉得会拍电影的话，也可以拍广告。

后来就从社区大学转到综合性大学，我那帮老外同学是真热爱电影。

你知道，老外喜欢一个东西就会钻进去，他们看了很多电影。

很多导演的名字，我是上课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早就知道了。

我和他们现在都没有联系了，facebook都好多年不用了。

老外同学还挺有才华的，比方说你去一个短片影展，国内的学生拍出来的有点呆板，但老外同学随手拍的东西都有点意思，还是文化背景和教育的问题。

可能从小教育体制对他们没有约束，独立思考能力可能比我们强。

但我觉得我自己拍得比同学要好点，自认为比他们强，拿起摄影机有感觉。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在美国上学才知道有侯孝贤、杨德昌，第一次看《一一》时，我在课堂上睡了有一个小时，太长。

但同学就看得老高兴了，还有看徐克的片子，《笑傲江湖》，小的时候我看过，看得没那么认真，他们看得老开心了，华语电影会专门开一堂课，老师拿这些片子讲课。

《笑傲江湖》因为《笑傲江湖》来自港片黄金年代，老师会更从学术层面讲，分析那会儿的香港新浪潮，带出胡金铨、张彻那些武侠前辈，包括周润发的那些片也介绍一下。

我记得还放过《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在国外还是有些名气的。

在老师心中，王家卫排第一。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应该也有放，可能我逃课了，忘记了。

所以，社区大学上三年，综合大学上两年，我本科总共读了五年，毕业的时候二十三、四岁。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美国，有些留学生性格特别适合在国外呆，他们能融入美国社会。

我还是比较内向，也没有很喜欢好莱坞。

毕业后我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申请了一个电影制作课程，是纽大电影学院在新加坡开的一个分院。

虽然在新加坡，但没见过陈哲艺（《爸妈不在家》导演），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

我到了新加坡，才听同学们说有欧洲三大电影节，那时候都没概念。

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把目标瞄准三大。

我帮一个同学剪片子，剪完之后他说要送戛纳，我自己也没多想。

所以我的制片人总是嘲笑我，你连谁谁谁的电影都没看过。

新加坡这个课程又是三年，我是上了一年不到就退学了。

因为学校倒闭了。

进去时很开心，读了半年。

新加坡政府就不继续投钱了，纽大决定不要这个分院，在未来两三年关掉。

学校说你们是最后一届学生，意味着如果我继续念下去，可以拿到毕业证，但学校的人越来越少，老师也会越来越少，我不喜欢。

到了下半学期，校长就给我们一个选择，要是退学，学校可以把一整年的学费退回给你。

我觉得不错，然后就退学了，直接回广东了。

然后就呆着吧，也不知道干嘛。

和我妈肯定还是有挺多摩擦，但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我没有学业压力，他们也没催我找工作。

我一开始还有帮新加坡的同学拍拍片子，因为他们二年级开始了，有些同学会回国拍。

没费用，就同学之间帮忙，所以就这么耗了一阵子。

一直呆到现在，还是在家里呆着。

也有去应聘那种影视工作。

拍企业宣传片、旅游宣传片，都有一个模板的，不需要你动脑，没意思。

不到一个月我又不想干了，打工老累了，给你的可能就四五千块。

我还记得《慕伶，一鸣，伟明》都开拍了，我又接了一个录像的活儿。

广州的老年人京剧团有一个晚会，迎春活动。

我姑丈找我去的，录了一下午可能就三百块吧，回来之后我想把素材给他，他说你帮我们剪一下吧。

我只有一个机位，还得剪出花来，最后还加了一点包装。

还不够，他说你有没有帮我拍照？

我说不是只是录一下吗，我也没有余地拍照，只能给他截图了，做成剧照的样子给他，然后他说你这个剪好了之后帮我们刻几张碟吧⋯⋯一条龙服务，他们单位可能也有点不好意思，多给了两百块。

我当时心里有点不平衡，马上就做电影导演了，还做大一大二的学生才会接的活儿。

03、还愿：拍给我去世的爸爸《慕伶，一鸣，伟明》这片子我构思了老久，2014年底就开始有概念，2015年开始写。

后来又去FIRST和香港HAF，也遇到一些前辈和资方，有合作意向，包括到后来17年合作的公司，要推进这个事。

感觉那年暑假就可以拍了，但是在开拍之前一两个月，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发现大家的工作方式和想法不一样，和公司有一些意见分歧，最后中断了合作。

各方各面吧，主要是信任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个制片人，我一开始不知道，以为他给我当制片人就是给我找钱。

后来发现，他也是投我这个片子的出品人。

等于说我是没有制片人的，他直接就是我的资方了。

也不能说跟他是对立关系，他还是专业的，认真做事。

只是大家想法不一样，他肯定要考虑到钱怎么花，觉得我比较傻。

当时还可以继续委曲求全，但这个节骨眼上我中断了这个进程。

有两个月我在考虑我是做对还是做错了，两个月过后就跟家人说了这事，因为家人一直挺支持我的，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阿姨相对有经济基础，她知道我这几年参加创投，她说我可以投你。

但我一直拒绝，我跟公司彻底中断关系之后，就在考虑，我到底是另外再找一个公司呢，还是找家里帮助呢？

最后还是找家人，因为找公司可能又是一个循环，又要重新议论，甚至再等两三年。

阿姨和我关系老好了，我妈那边的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我妈是老大，我是家里第一个小孩，阿姨可能也把最开始的母爱给了我，小时候她常给我买玩具。

我爸妈很抠的，从来不买玩具，顶多给我买个钥匙扣什么的，很羞辱我的。

因为中途搬了一次家，我妈就把我小时候的玩具都给我表弟了。

因为很多香港人其实也是广东过去的，文化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语言、饮食习惯，其实都差不多。

我也根据广州人说话习惯改了他们的剧本，有些俚语，还有香港人说话喜欢夹带英文的部分纠正过来。

其实一鸣还有他的同学也都是香港人，演员在广东真不好找，影视资源比较贫瘠吧，我就不发表意见了。

影片的第三幕处理得有点超现实，但是也有一定叙事。

就等于说爸爸第二天就去泡沫厂找他哥哥，那里我没放泡沫厂的工人，只是让泡沫厂自己在运转。

它完全不是做出来的，我们哪有钱做这么好的效果。

这个片子确实是有很多表达的比较委婉的地方。

其实我没有刻意把落点放在父子，让妈妈陪衬。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社会的家庭，女性不是在一个主导的位置。

而父亲这个病人，他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儿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最后爸爸弥留之际的这段，更多的情感连接是产生在父子身上。

父子俩最后躺在车厢卧铺的一个床位上，挤来挤去闹着玩。

这场戏，其实是我爸的一个小心愿。

我爸挺嘴贫的，不太严肃。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可能我对我爸有点冷漠吧。

他有时候会调侃我，说你小时候跟我都不知道有多亲近，老跑到我跟你妈的床上，跟我们挤在一起，都不敢自己睡觉。

他会这么说，然后他会稍微提议说，今晚要不要跟爸爸一起睡呀？

但是我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我肯定会拒绝他。

所以，我就在电影里，在一个环境下，把这个实现出来了。

对，我就把他的小心愿拍成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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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就没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

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作者： Heure Bleue 听到癌症，许多人觉得它离自己很遥远。

但事实上，在我国，每65个人当中就有1名癌症患者，每年有超过400万人被确诊癌症，每天有超过1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就有超过5人死于癌症……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最新全球癌症负担数据来看，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依然在全球排名第一。

抗癌，也是许多影视创作者表达的主题之一，无论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青春期少年在抗癌中实现了自我觉醒，还是《缉魂》中用科幻笔法描摹的医学奇观，都以癌症作为小切口，去展现人与病魔的斗争。

而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癌症的影响远远不仅是对患者个人，更影响着千万家庭。

青年导演黄梓的处女作《小伟》（又名《慕伶，一鸣，伟明》）就取材于他的个人经历，真实地再现了患癌家庭的生活。

影片以母亲、儿子、父亲三人的视角呈现了癌症对他们各自产生的影响，生活的细枝末节如同无形的纽带系在三人之间，在现实和超现实的交织中，每个人的心绪都在暗流涌动。

在这样一部主题沉重的电影中，导演并没有放大死亡和痛苦，而是更聚焦于展现人在面对病魔时的精神困境。

如此独特克制的表现手法也让《小伟》获得了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最佳导演奖。

《小伟》原名为《慕伶，一鸣，伟明》，是影片中三位主人公的名字，分别对应着母亲、儿子和父亲。

影片以父亲肝癌晚期的病程为主要脉络，根据人物篇章依次划分为查出病症、治疗期和父亲去世三个段落。

角色海报在前两个段落中，导演集中展现的是现实部分。

母亲慕伶为顾及丈夫的感受，隐瞒了他癌症晚期的事实，并独自一人挑起家庭重担，但这一切非但没有得到父子的理解，还加深了她与叛逆期儿子的矛盾。

如开篇就是母亲慕伶在学校寻找儿子一鸣未果的场景，这一小小的细节也为之后的母子矛盾埋下了伏笔。

第一段落除了起到交代剧情的作用，其中相当多的医院场景，导演选择用手持长镜头跟随慕伶的步伐，带领观众走遍医院的每个角落，营造出直逼银幕的焦虑感。

慕伶在医院走廊里留下的长长背影，折射出一个被生活拷打的女人的艰辛与不易。

但这种隐匿的伤痛并不是只有母亲一人有，在一鸣和伟明这对父子身上也有所呈现。

处于青春期的一鸣抽烟、逃课、不交作业，有着18岁少年的叛逆和迷茫。

出国还是高考，即将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题。

起初，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鸣不敢告诉父母，面对父亲的病他也选择保持沉默。

表面和平的家庭关系让他逐渐抽离其中。

随着父亲得知实情，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使一鸣陷入出国还是高考的“两难”，似乎只有与伙伴逃离学校，逃到深山的时候，才能够给他一丝喘息和思考的时间。

与母亲的段落不同，一鸣的段落洋溢着校园的青春气息，苍翠的山谷就像一鸣内心的避难所，空旷的山景也和现实中医院狭窄逼仄的场景形成对比。

到了父亲伟明的段落，导演让困惑的三人来了一次“寻找之旅”。

而这段旅程，也是一场与父亲的告别之旅。

在这一段落里，导演加入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以三口之家回海岛扫墓为主要事件，让伟明在迷雾中发现无人村，那个废弃的村落里还住着伟明的母亲和哥哥。

迷雾退散，伟明完成了“回家”的心愿，也与儿子一鸣、妻子慕伶达成和解。

不难看出，导演以含蓄的笔触将原本令人痛苦的死亡和告别刻画得神秘而温柔，通过伟明多年心愿的达成，实现了片中人物之间的内在和解。

三个段落相辅相成，内容主旨层层递进。

同时，通过影片收尾处播放的电影片段，导演黄梓也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

《小伟》作为一部少有的粤语片，从内而外都透露着岭南特色，也埋藏了太多导演自己的记忆。

低矮的楼房、青翠欲滴的山林，交织的天桥和马路，这些场景都让观众体验到远离喧嚣后的广州静谧的一面。

手持跟拍镜头赋予影片浓厚的生活气息，而第二、三段落中逐渐趋于平稳的镜头则像画卷一样平铺开来，让观众更易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除此之外，三个段落之间通过人物的的画外音和打光实现“无缝连接”的转场也凸显了导演在视听语言上的设计巧思。

影片中演员自然无痕的表演也给《小伟》增添了贴近生活的真实感。

片中饰演慕伶、伟明夫妇的演员是香港话剧界的戏骨演员彭杏英、高瀚文。

二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对夫妻，因此在那些充满日常感的片段里，他们不露声色的表演显得格外有烟火气。

饰演儿子一鸣的演员薛立贤曾在《童梦奇缘》中有过精彩表现。

以童星身份出道的他丝毫没有表演痕迹，再次出演18岁的高中生也少年感十足。

成熟的演员给影片赋予了真实的气质，提升了观众观影时的沉浸感。

受台湾电影新浪潮影响颇深的黄梓在采访中曾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导演就是侯孝贤和杨德昌。

那些对故土和家乡的眷恋也成为他创作的养料，凝聚在处女作《小伟》之中。

《小伟》中所展现的抗癌家庭日常，一部分取材于黄梓的真实经历。

据黄梓介绍，他在青春期时比片中的一鸣还要叛逆。

性格尖锐和个性要强的他在年少时没少和父母产生冲突，为了逃离家庭，黄梓选择高中一毕业就出国留学。

但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回国两年后父亲就查出癌症。

这不仅给黄梓普通的家庭造成不小的打击，同时也让他开始用影像记录下这段家庭变故的经历，思考自己与父母、与这个家的关系。

这正是黄梓创作《小伟》的初衷。

由内剖析自己，拍摄成一部半自传的影片，对于黄梓来说，剧本是《小伟》整个创作阶段中最困难的部分。

他曾在采访中提到，“初始创作带着很强烈的个人情绪，很用力地想表达一些东西，一方面想表达自己的家庭关系，自己对家庭的理解，对与父母关系的深刻认知，一方面又想表达自己独立的世界观。

”这样的矛盾让黄梓觉得自己就像是愤青在写剧本，为了不太刻意和说教，黄梓用三年时间反复修改剧本，在冷静和克制的状态下完成了《小伟》的剧本。

从影片呈现的特质来看，《小伟》的确没有过于在亲情关系上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癌症的痛苦。

相反，导演通过自己走进三个人物内心，以冷峻的手法展现了三人不同的困顿与迷茫，让观众在观影后能够细细回味。

《小伟》在抗癌主题的基础之上，从家庭这个小单位延伸到了对其中每个人精神层面的探索。

当然，影片中也有许多温暖时刻，比如在返回老家的火车上，伟明提出要和妻子儿子挤在一起睡。

这个场景设计来源于黄梓的真实经历。

那时候黄梓的父亲也提出要和他一起睡，但被他拒绝了。

火车上的这场戏，不仅实现了片中父子的和解，黄梓也在用这样的方式与自己的父亲完成和解。

随着母子二人共同整理父亲的遗物，电视机里播放着三人海岛旅游的温馨录像，《小伟》的影片落下帷幕，慕伶、一鸣和伟明的故事也结束了。

一个令许多观众疑惑的问题是，影片为什么要改名为《小伟》，“小伟”似乎并不是影片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是一颗由过往凝结出的“珍果”，导演将把关于片名的答案以彩蛋的形式告诉观众。

请大家去影院寻找吧，那是一个富有温情、会让你回味无穷的答案。

去看了《小伟》，没有我想象中的好，但是因为足够真诚温柔克制收敛，所以还是打动了我。

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准确来说应该是一部关于“死亡不在场”的死亡电影，导演拒绝展示出疾病和死亡的冷酷惨烈，几乎是以一种日常化的方式展开对生活的追踪思考。

整部电影划分为三段，对应着母子父三人的叙述视角，结构上有点首尾呼应之感，结尾即开端。

通过幻想与现实、梦境与存在、过去与未来、死亡与新生的对立融合，将生活中茫茫无边的焦虑、痛苦、反抗与逃离像雾气一样拢在整部片子之上，使得最后的表达充满了一种只能顾及当下的不彻底和暧昧的美感。

这种当下性没有任何承诺，无法具有超越的意义，所以看起来琐碎与平庸，不过这就是生活呀，这就是通过对死亡的叛逃描述一种生活的存在性，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常态就是接受，不是英雄式的剧烈反抗，也不是软弱的屈从与跪下，而是接受，然后活下去，这也是这部影片风格个人化的原因，导演拒绝用一种更有力量的方式影响大众，他没有选择一种讨巧的策略，他不鼓舞人心，他不呼唤正确，他拒绝了一种媚俗的升华，于是看完之后会找到一点平静和稳妥之感，也挺好的。

1Q：我们知道这部片子有摄制的困难，遇到补拍，是哪一部分的补拍？

A：杀青之后发现拍漏了，就漏拍了一场，然后后面有一些剪辑上的问题，断断续续补拍了两三场。

2Q：为什么去选择舟山去拍摄那场超现实的部分，而没有选择文化地貌差异更大的地方？

A：其实有一天在朋友圈发现一个朋友发“上海周末好去处”，然后我就去看了看景，发现还挺好，受到了看景的影响才有那段。

3Q：摄影的风格的问题，前段都是手持的风格，后面则是平稳，相对慢下来，整个超现实部分也是比较稳定的，当时是与摄影沟通还是别的？

A：肯定是我与摄影师沟通出来的结果，摄影师与我看景，一起看了两年，连续三年春节是在广州过的。

爸爸的段落不同，是因为想做一些尝试。

4Q：我想您介绍一下拍摄过程？

A：剧本是14年底写，15年完成，之后就去参加创投，FIRST创投和香港的创投。

拍摄是在去年冬天的事情，应该是18年年初。

然后零零碎碎补拍两三次，都是补拍一两天那种。

5Q：男女主角是夫妻，两人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所以在戏里戏外的表演上，有什么干扰吗？

A：其实就按剧本去演，因为写的很淡，很生活化。

6Q：三个人物转场是怎么考虑的，就是先是慕伶，再说一鸣，最后是伟明？

A：因为医生会把得病情况去告诉亲属。

慕伶是最直接的冲击，而且是唯一女性，女性在情感处理上面，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孩子的反应，是一个高中生，其实对于世界认知刚打开，他情感反应会混沌。

爸爸最后知道自己得病，是因为是病人，我是想把他放在最后。

7Q：怎么看待小孩子对于爸爸生病这个事情？

他给我的感觉是太冷静了？

A：我觉得小孩子会寻找情感出口，应该会释放在学校，压抑会反应在学校的行为里面，逃课，翻墙，厕所抽烟。

8Q：当父亲回到海岛的故居时候，他和他哥的关系好像有矛盾，还有就是一鸣进入那个老屋的时候没太看懂？

孩子在缝纫机前那段。

A：其实是父亲进了无人村，然后是以前的老房子，还有人烟，里面住着自己的老母亲还有哥哥。

这段是超现实，他走到过去的回忆或是一个梦，人之将死，回光返照。

儿子走进老房子，跟之前爸爸的不一样，是破旧的房子。

现实世界的人，走进去之后，其实是儿子代替父亲，在工作缝纫机的是他妈妈，让孩子携带着父亲的意识，我是想重现父亲当年年轻时候离开那个岛的场景。

“话说得那么清楚有什么用，反正每个人讲的，和心里想的都不一样。

”一鸣冷不防对女同学说的这句话，我到现在才反应过来是为什么。

妈妈隐瞒爸爸的病情，儿子偷偷在厕所抽烟，时日不多的爸爸，在意识的梦境中找寻归宿。

就好像一家三口都得了癌症，但……无所谓，癌症而已。

在这部有着散文风叙事的电影中，癌症是最不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他们各自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按部就班的生活里，双脚逐渐离地。

母亲慕伶从最开始的故作镇静，慢慢变得放松。

她不再尝试控制又或者挽留什么，开始学着接受、去放手。

看到儿子抽烟，她没有发火，而是主动拿起了一根——哪怕她压根儿不会抽烟，这一幕很让我动容。

儿子一鸣的那些小情绪小对抗，被父亲的癌症磨平了棱角。

他变得要更温和了许多。

迷惘散去，尽管尚存犹豫，但开始学会了勇敢选择。

父亲伟明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在潜意识的废墟里，开启了自己的超现实寻根之旅。

迷雾、土坡、旧宅、亲人……童年的记忆堆叠，断续的时空接龙，很难说真正看懂了什么，然而这一连串的衔接转场，已经极大程度满足了对他人思想的窥探欲，秘密而无言。

他们起初都想通过装聋作哑去对抗现实，而最后都慢慢放下了心中的芥蒂，学会了接受。

走向理解，走向未来。

这便是《小伟》带给我的感受：哀而不伤，从容舒适，低沉而不乏明媚。

“家庭”谈不上温馨的港湾，但也不再是一生要不断逃离、同时不断回望的监狱。

“家庭”不止是一个社会结构，更是一个过程。

几许哭叹悲欢，多少真假爱恨，就这样，我们反反复复地渡过了，这说着反话的人生。

很久没在大银幕看到这么喜欢的电影了。

现实主义的部分没有什么大的争议，但后面的超现实梦境，或许让很多人感到故弄玄虚和生硬做作。

写一点自己的看法。

文本建构分三层，第一层是现实层，以慕伶的角度讲述。

死亡面前的家庭重压，营造紧张的家庭氛围。

第二层是理想层，以一鸣的角度讲述，少年被压抑的天性与释放，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憧憬。

第三层是梦境层，以伟明的角度讲述，寻找与回归，家庭结构的分崩与乡愁。

死亡阴翳的消散和最终告别。

如同开场镜头一样，是深入一个人灵魂的过程。

导演通过影像，与父亲进行的交流。

这一家人都是很内敛的，这整部电影的基调和风格都为他们而设。

在年少时，向外的倾向让我们无法与家人沟通，或者很少的表达，在亲人重病的时候，更是有一种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却不愿意待在家里的矛盾。

在重大选择面前，这种矛盾更是少年无法解决的，这一点非常有共鸣。

矛盾是一鸣和伟明共有的青春经历，离家的冲动，亲情的牵绊，一鸣经历着父亲曾经经历的，回乡寻根之旅的梦境设置作为一个总体的结构收关，非常有意思。

梦境的出入似真似幻，对前面一些插入镜头进行了解答，家乡画的符号也完成其叙事功能。

伟明的漂泊感和回家的幸福中的切换，死去的母亲，端上一碗热粥，他说出曾经的遗憾，我想接你们去广州生活。

母亲不愿背井离乡，伟明与原生家庭断裂，蕴含整个中国在工业化中迁徙的乡愁，虽然在立意上有些老调重弹，但导演的处理是高级的。

通过梦境中伟明的寻找，见到孩童的自己，记忆中的家和母亲，找到父母的坟地，还有阳光灿烂的少年时的画。

最喜欢的是父与子在梦境中形象的重叠，一鸣在梦境中经历了伟明离开小岛的情节，母亲为他做了新衣。

父子俩一个在门外，一个在门内，如同一个镜像，他们都照见了某个时空的自己。

导演在影像中与父亲对话，梦境是灵魂最私密的领域，在梦中的角色替换，父与子梦境的交织，有一种温柔，诗意和余韵。

总体来说，伟明寻家的表达，虽然老调重弹，但因为梦境的结构提升了整体的影像感觉，父与子的互文和镜像设置也联通了导演与已故的父亲的精神领域。

情节是有一些小问题，伟明离家后会和弟弟丝毫没有联系吗，这正好是整个入梦的支点，在这个细节上应该做出一些合理解释。

永远没有完美的电影，只有完美的观影体验。

我们不必对电影这么苛刻，而应该去体味和感知，电影是过去，当下，和未来，关于正在进行的一切。

（ps，家庭录像的设置也非常喜欢，两个时空的并置非常迷人。

一家三口在火车上的互动也很温暖，有很多细节都很触动，最近正好定档了，虽然要明年，真的非常推荐去影院看）

火车沿着山里的轨道蜿蜒，穿过一个个山洞，光影在车厢里闪烁。

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小小的卧铺车厢里，嬉笑打闹，好像世界上的分离与悲伤，都似车窗外倒退的风景般，被抛诸山后。

这是爸爸伟明离开这个家庭之前的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整部电影里最欢乐的场景。

电影名叫《小伟》，但电影里没有人名叫小伟，他们是妈妈慕伶、爸爸伟明和儿子一鸣。

一个平常的广州三口之家——如果不是癌症的突然降临。

那个档期里关于癌症的电影很多，《送你一朵小红花》和《缉魂》都有很好的商业反响，但《小伟》改编自导演黄梓的亲身经历，它不只是一个故事，也是一次对遗憾的回望，一声叹息之后的放下。

离开伟明在像一鸣一般大的少年时，只身离开海岛，去广州闯荡。

他有一个哥哥，全家以捕鱼为生。

小时候他和哥哥很亲，岛上伸进海里的那个岬角，是他们经常玩耍的地方。

哥哥喜欢画画，背着画筒、画笔，带着弟弟，爬上那座岬角，会看到一望无际的海。

他们俩都想出去，离开海岛，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但家里还有二老要侍奉，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

哥哥把出去的机会留给了弟弟，从此一辈子在小岛上大渔。

而伟明在广州打拼，成为了一个城里人。

这是伟明的“前史”，电影里没有交代，只露出了冰山一角，黄梓对我说。

一鸣也想离开。

他正是叛逆的年纪，在学校里不学习，和死党翻墙逃课，他本来打定了主意要要申请美国的大学，但录取通知书寄到的时候，伟明的肝癌也在加重。

一鸣也面临着选择，是离开一个破碎的家庭，还是留下来。

黄梓在电影里让一鸣留下来，当初他自己的选择却是离开。

他就是那个叛逆少年在现实中的原型。

和家人关系不好，每天吵架，家庭让他觉得压抑，高中没念完，黄梓就去了美国，“是我自己想离开，不是他们逼我走的。

”他后来进入一所美国社区大学，三年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后再去纽约大学艺术学院在新加坡的分校，学电影制作MFA，但仅仅一年，这所学校就倒闭了。

打包回家的黄梓啃了几年老。

就在这几年里，父亲患上癌症，离开了他，“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后来会不会不一样？

”写剧本的时候，他会自问。

火车车厢里的那场欢声笑语，是他的一种弥补。

他记得，现实里，他好像从来没有和父亲靠得那么近。

回来广州是一座一不小心就会被藤蔓植物吞噬的城市。

通过电影，像拨开藤蔓一样拨开记忆，黄梓回望了过去的自己和家庭，也拍下了广州的城市肌理。

这座城市和黄梓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他没有多想，“演员应该讲粤语”，他说。

“如果当时来广州的是我哥，后来会不会不一样？

”伟明在电影里或许也曾这样想过。

不知是否有特别的用意，电影里海岛上的房子，也被藤蔓类的植物层层覆盖，那个海岛有着伟明的记忆，只是海岛上的藤蔓是枯萎的。

学电影出身，但黄梓那时候还不是行业里的人。

去参加创投，公司给出的意见，都很难接受，合作都吹了，“最后是家里阿姨给了钱。

”剧本写了三四年，改了很多稿，因为是自己的事情，写起来容易煽情。

父亲生病的时候，他又一次面临选择，布拉格电影学院录取了他。

这次他选择留下。

后来他妈一直埋怨他的选择，“如果你去了捷克，他会等你回来。

”她说。

现在的剧本和影像都很克制，三个段落，分别从家里三口人的视角拍。

这是黄梓一开始就想好的，父亲患病的时候，家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慕伶很坚强，一肩扛起了家庭。

一鸣的叛逆在困境中变得更加孤僻。

他代替现实中的导演做出选择，他留了下来，照顾伟明，“我参加高考。

” 一鸣对慕伶说。

伟明比想象中乐观，走之前，他想带着全家回到海岛，看看父母的坟。

海岛荒草丛生，老坟被时间淹没。

到了晚上，海风强劲，旅社里的孤灯狠狠曳荡。

海岛的段落现实中没有，但黄梓就是想要一个这样遥远的岛屿，让伟明回去。

伟明没有找到坟，却恍惚中看到了母亲和哥哥。

母亲为他递上热粥，和一把父亲雕刻的补网梭子。

哥哥带着他重新走向那个岬角，少年与中年的兄弟二人交织在一个镜头之中，如往日重现，却带着时间的歉意。

“我想看到过去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黄梓在海岛上让时间倒流，自己与自己相遇，伟明和伟明对视。

这个岛很远，在舟山嵊泗，岛上很少下雪，但拍摄那天，下起了很大的雪。

沉默十年前，父亲还健在的时候，黄梓发了一条微博，上面写道：“我爸56，如果他能活到80，距离现在还有24年。

我也23了，已经用掉了和老爸相处时间的一半，却还没认真和他说上几句话。

数字怎么这么现实？

”但后来直到他父亲的去世，他也没有和父亲有过任何认真的对话。

他现在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会写下这段话，“冥冥之中”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这个家庭和很多中国家庭一样，父子、母子之间的日常，是沉默。

“我十年前的有感而发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之间依然横亘着沉默。

十年后，他拍的这部电影上映了。

别人问他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他总是说，“为了跟父亲对话。

”他的父亲叫小韦，小时候他总是错写成“小伟”，这个误会，就像是父子隔空对话的一把钥匙。

黄梓话不多，我们的采访经常被沉默隔开。

前年，黄梓和我、还有剧组另外一位演员一起去了塔尔寺。

黄梓是一位上佳的游伴，从不对景点抒发主观的好恶，总是默默地拍照，像电影勘景那样地拍。

他说自己有表达障碍，和亲密家人在一起时尤其如此。

电影里，他可以用影像手段表达一鸣的感受，但在现实里，办法是时间。

他和母亲的关系，不像高中时那么紧张，时间已经抚平绷紧的弦。

他试着改变，“我妈是不可能变的，上年纪的人，所以能改变的其实是我。

”他对我说。

电影末尾，一鸣和慕伶整理着伟明的遗物，母子之间依旧沉默，但那种沉默好像有了一种默契。

电影正片放完，导演加上了几分钟他拍的纪录影像，那是他父亲生病时他拍下的。

一年多前，电影去参加各个电影节的时候，结尾并没有这几分钟的真实影像。

当时他对媒体说，面对着关于父亲的纪录片素材，他没有去碰它们。

现在，至少他可以去碰它们了。

虽然故事背景在广州, 可是整个sound scape/城市景观/地貌与我所在城市差不多, 永远嘈杂的施工声/交通声, 山的公园, 面色凝重的匆匆行人, 狭窄的居室, 日落时昏暗的阳台, 所以尽管生命体验重合度不高, 仍然让我感到亲近. 摄影上有非常多的思考, 失焦的开头前中段缺乏的曝光最后的过曝/为了突出阴影, 无补光或者弱补光的人脸特写/医院里鬼魂般的兼顾不上的燥点长镜头/超现实小岛的俯视大远景. 虽然伟明的段落有超现实的部分, 不过整体的调子都是现实主义的, 所以当一些运镜和打光设计感很强时, 还是会有镜头的在场感, 比如空境之后还慢摇一两秒, 转移观众的视角焦点去堆满药瓶的茶几, 还有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用光影做成frame来突出视觉信息, 不过我也完全不讨厌就是了. 我还喜欢晾晒这个元素, 里面有很多晾晒的镜头, 隔壁老奶奶的看护在他们逃学时撑上的晾衣杆/小岛上被大风摇拽的被单/正在滴水的衣物/晾衣服都有一个自己的特写长镜头/最后母子的抽烟会话也在几排晾衣杆前进行.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意为之, 也许只是生活感的塑造也不一定. 不过于我来说, 衣服里的水被太阳和大风蒸干, 亦是一种挣脱的象征(对应了伟明离开小岛, 一鸣想要离开中国, 慕伶想要离开这个困境), 尤其在南方城市里, 潮湿的感觉几乎永远没办法摆脱. 伟明也常常拖着身体坐在阳台的独椅上, 太阳落山都不舍得离开. 而且悬挂着的衣物好似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仅保存了人曾经的记忆和痕迹.超了短评字数限制才转到长评, 有幸看了柳州唯一的点映场, 观影体验很好, 还哭了几次, 很是被导演和制片团队的真挚所感动, 很多细节也许不是太准确, 可是还是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

2020.11.28是今年金鸡展映影片《小伟》的首映日，映后导演及制片人来到现场与观众交流。

或许能够从导演的回答和分享中，丰富对影片的理解。

> 导演首先对本场放映的拷贝中出现电影原名以及现用名的冲突，表达了歉意。

虽然正式定档在2021年1月15日，但今天播放中仍然保留了《慕伶，一鸣，伟明》的片头与片尾。

> “小伟”是导演父亲的名字，而黄梓亦同样经历过父亲病逝的过程。

> 影片中伟明出院后，一家人乘坐的小车，是黄梓家中自用车，也是曾经属于黄梓父亲的小车。

> 饰演一鸣的演员，曾出演过《童梦奇缘》，拍摄本片时，薛立贤差不多刚满20岁，一边也在准备着香港公务员的考试，导演因此放了他两天假，让他回去考试，据说考得还不错。

童梦奇缘 (2005)6.52005 /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 剧情 喜剧 科幻 奇幻 / 陈德森 / 刘德华 莫文蔚> 饰演伟明和慕伶的演员，本身即是夫妻，也是香港话剧团的演员，但慕伶饰演者彭杏英已多年不拍戏。

> 至于导演接下来的拍摄想法，将从个人化的叙事转变为拍摄发生在他人身上故事的社会性议题，打算让故事发生在深圳。

> 伟明回到浙江老家的部分，有不少超现实镜头穿插其中，为此导演选择使用较为平稳的镜头拍摄，不再继续使用前半部分手持摄影的纪实方法。

（此处记忆可能不够精准。

不妨大胆猜测，导演试图留出一个探讨父亲回乡那段故事究竟是否真实发生过的讨论空间。

）> 一鸣在片中穿着写有BERKELEY字样的套头衫，正是导演本人的衣服。

几位高中男生充满傻气的对话，曾经也是导演自己经历过的相似体验，他将自己过去快乐的青春记忆在影片中还原了出来。

也正因如此，男生们讨论的球星话题，并非当下2020年或身为10后学生时兴的话题，仅是导演作为80后的青春记忆。

（印证了本片是极富导演个人情感和风格的首部电影创作）> 被问及此片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是否有哪些遗憾？

黄梓说，在18年初，能和一班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制作出这样一部作品，把想拍的拍了，就很好。

> 关于电影的英文片名All About ING，暗含了导演个人对影像、画面、记忆等等视觉感官的体验，他常常在某些场景中，觉得某些事某些人似曾相似，即déjà vu。

因此在这种感受的包围中，不免有种任何事都是“正在进行时”的体验，所以这里的ING除了都是一家三口名字共同的韵母，也有着这层导演的个人体会。

说到英文片名，不得不吐槽金鸡影展相当不专业的做法。

映后交流的背景图中，输入了错误的电影英文名，难道此前从来没有人勘误？

用Only You Alone搜索，发现它大概是《花这样红》这部影片的英文片名。

只改了中文片名，忽略了英文片名的工作态度，令人对金鸡的专业程度起疑。

作为花钱（非赠票）入场观看影片后由衷喜欢上此片的普通观众来说，甚至觉得这是对电影和所有主创有失尊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