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作者：十井 如果说《撞死了一只羊》是一部私人的、实验性的作者电影，那么《气球》则可以称之为是万玛才旦多年来创作经验的集大成之作。

影片以达杰和卓嘎的家庭为核心，分别叙述了安全套被当作气球、公羊借种、卓嘎妹妹的前尘往事、卓嘎拒绝再次生育、母羊因无法生育而被卖、两个儿子对气球的渴望等等多条叙事线索，几个支线看似独立，实则处处相互勾连。

达杰与欲望强烈的种羊、卓嘎与无法生育的母羊、代表计划生育的安全套与象征女性权利的红气球等等，彼此照应、隐喻暗藏。

万玛才旦在采访中说，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在于，先有电影剧本，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拍成，后又改写成小说，最后再扩写成现在的剧本。

小说本身充满着浪漫情怀的诗意与朦胧，而这部电影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题材，可见万玛才旦非常擅长将短篇小说扩容成长片电影，把视听语言以及文学间的相互转换运用得灵活自如。

不过另一方面，电影中也依旧保留着小说的浪漫与克制，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观众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

卓嘎是否把孩子生了下来？

被卖的母羊是否真的像卓嘎梦到的一样怀孕了？

逝者是否真的回归了家庭？

妹妹与学校教师究竟发生了什么，误会是否会解开？

卓嘎是否真的随妹妹出家？

这一系列问题在影片中都没有解答，也许答案只活在每个观众的自我意识当中。

在前作《撞死了一只羊》中，万玛才旦使用了大量超现实的、梦幻的视觉想象去展现一种混沌、交错的时空关系，而在这部《气球》中，现实的基础上也融入了一些幻想空间，同时通过手持镜头的剧烈晃动去展现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摇摆，梦境中失落的身影、信仰与现实的撕扯、光影摇曳的小酒馆，如此充满诗意和视觉想象力的影像表达很难不让人沉迷其中。

熟悉万玛才旦的观众可以发现，这部影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都是屡次出演他的电影的演员。

其实不仅是演员，经过十多部电影的实践，万玛才旦的团队已经形成一个成熟而默契的固定班底，在《撞死了一只羊》中还吸取了王家卫团队的部分资源，对于像万玛才旦这样带领藏地文化发声的作者导演来说，更能表达出贴近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和视听风格。

万玛才旦曾说，“当前整个人类世界的文化在不断趋同，而趋同就意味着某种失忆。

”植根于藏地文化、深谙现代都市法则的万玛才旦大胆地道出了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

影片中电视中播放着试管婴儿的新闻，这正是外来文化赤裸裸的冲击。

而医院发放的安全套以及医生的一句“女人又不是生育机器”，又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这个保守民族内心对信仰的坚持。

万玛才旦说他一直想拍的一部以女性为主角、反映藏区女性生活的电影，《气球》终于让他梦想成真。

不过这部电影值得称赞的却不只是其关照女性的特殊视角，而以男性的立场传达尊重女性的意识。

起初的达杰把无法生育的母羊单独捉出来准备卖掉，此时的他只把雌性当作生育工具。

而小孩一直把安全套当做气球，安全套在这里象征的则是女性的生育权利，但是对于孩子们想要气球的愿望，达杰一直没有理会。

而在卓嘎的抗争以及出走后，达杰终于意识到了，买了红气球。

而获得自由的红气球迎风飘扬这一意象不仅仅是藏地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性精神的觉醒，更是对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挑战和思考。

万玛才旦说，无论是《撞死了一只羊》那样看似荒诞的故事，还是《气球》这样反映现实的题材，自己都试图向观众靠近，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同身受。

《气球》看似是属于藏地的故事，但其实是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文/小毛看电影《气球》的时候，我想起不少与西藏相关的往事。

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我在西藏的一所乡级小学支教。

今年7月，我回去给小朋友们上了一节性教育课。

给ta们上这节课，是我这几年里，一直一直想做的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性教育如此重要？

因为在电影《气球》里，如果小朋友没有把避孕套误当成气球，妈妈也许就不会意外怀孕；如果村里人不视避孕套为洪水猛兽，小朋友也许就敢问爸妈这到底是不是气球；如果电影里说出“女人来世上不为生孩子”的人能更多一些，故事也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也因为，在西藏的时候，我曾观察到校长因为“男生半夜偷跑进女生寝室”而罚他们蹲了半天的马步；我听说过其他学校有学生悄悄问支教老师关于性的问题；甚至，我也知道在当地有些不好的事已经发生过......今年上性教育课之前，校长跟我说，班里有个女孩子已经不来上学了，因为家里想让她嫁人。

她叫拉姆，我记得是个子快赶上我、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的女孩子。

放学的时候，她常常跑到讲台边抢着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回宿舍。

我很想知道，《气球》里的故事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

在《气球》里，卓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江洋，已经读到了中学。

卓嘎的主要避孕措施是靠政府发放的安全套，但用完的时候不总能及时补上，而丈夫的欲望又说来就来，为了方便，卓嘎去医院找医生结扎。

结扎手术要再等一个月，女医生给了卓嘎一个安全套以备急用，但和之前很多次一样，这唯一的套套被孩子当作玩具，吹成了气球。

卓嘎意外怀孕，又恰逢家里老人去世，能通天知地的上师说这孩子是老人的转世。

丈夫想留，卓嘎想堕。

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陷入了两难。

作为女性，我当然更容易带入卓嘎的角色。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开放和保守的两极。

一方面，在电影里，即使每个人都劝她留下孩子，即使丈夫为此扇了她一巴掌，卓嘎依然多次坚定地表达“我不想再怀孕”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她想堕胎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如果再生一个，就要被罚款，而家里拿不出钱，多花钱也会影响其他孩子以后的教育投入。

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留不留孩子不由得女性自主选择，而是被无数外力左右着——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经济条件、国家政策、下一代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在西藏的日子，我听过一位支教老师说，有些家长会专门来学校找老师说“我的儿子你不能打，女儿随你教育”；校长带我去村里招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个村，干活的都是女人，男人每天就喝酒打牌耍坝子”；我好几次目睹学校所有老师一齐劝说某位未婚女老师早点找人嫁了，这样父母才放心......所以，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选择总被其他家庭成员、被传统、被宗教不断地干预，我们到底能为自己决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不仅是《气球》要问的，也不仅是藏族女性独有的困境。

江洋会成为什么样的男性？

江洋是卓嘎的大儿子，在县城读中学。

他的身边围绕着三位男性长辈。

一位是爷爷，一位是父亲，还有一位是中学里的男老师。

爷爷年迈、保守，与现代文明隔绝。

他不知道也不关心安全套是什么，更关心家里今年能不能借来种羊。

一家人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里讲到“试管婴儿”时，他觉得这是人类在造孽，违反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勒令两个孩子把电视关掉。

父亲达杰比爷爷稍稍开放一些，但依旧是一个粗犷、简单、强势的人。

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他相信科学，知道要给羊找好的配种，也知道要使用安全套。

不过，一旦家庭和传统占了上风，科学和知识就被挤到了一边。

电影里，积极负起避孕责任的一直是妻子卓嘎，不管是准备安全套还是主动想做结扎手术，而达杰似乎对此没那么上心；发现儿子们偷玩安全套，被村里人告状儿子们拿安全套但气球换玩具时，达杰也都没有趁机给儿子们讲安全套是什么；老人去世后，上师的一句“亡灵会顺利转世到家里”，让达杰不顾妻子的意愿和家庭实际情况，无比坚定地要留下意外怀孕的孩子。

而学校的男老师，在当地风俗的标准下更是个“坏人”，因为他耽误了卓嘎的妹妹，让她杀过生（电影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堕过胎的意思），只能终身为尼。

很多次，卓嘎都说希望儿子江洋不要被这个老师教坏、带坏。

所以，以后的江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

这恐怕也是《气球》想要留给观众的思考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一排因为“晚上偷跑进女生宿舍”而被校长罚蹲马步的藏族小伙子。

他们，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呢？

让藏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前文似乎对藏地的宗教、文化有诸多批判，我自己在支教的一年中，也有好多次感知、观察到当地文化中不够合理、不够公平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汉人，我总觉得自己的立场不够充分，不论是去夸赞、还是批判。

所以，非常高兴能看到《气球》，看到藏人讲自己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在西藏生活过一年，我深刻知道所有个体遭遇的困境，都不能简单归结为ta们不努力、迷信、落后。

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被构建成为某种强势的模范标准，藏人为什么要努力融入呢？

如果不是因为更有权力的一方力图通过赏罚干预女性的身体选择，卓嘎怎么会如此两难？

如果不理解藏传佛教里“杀生”和“转世”的重要性，怎么理解《气球》架构在何种价值观之上呢？

在我去支教前，有一位老师跟我说“支教不是上对下的行善，在你能够带给当地人知识文明提升之外，从事支教其实对支教老师本身，才是更珍贵的学习机会、一个介入并理解原住民世界的机会”。

因此，我也想说，《气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希望有更多人去院线支持，但观看的同时要记得警惕自己旁观者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不要以高高在上，不要轻易下论断，不要忘记导演的那句“藏人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第一次看电影里的接吻镜头，忘了是哪部电影了，那就是一个很混沌的时期。

当时还有一些关于性普及的小说、手抄本，大家都偷偷摸摸地看，像在看一个黄色录像。

其实从人的原始的直观上来看，‘性’是充满想象力的。

”“我看自己电影创作的时候，它几乎没有什么规律，好像挺乱的，突然我要试一下这个，又试一下那个。

”“光看那些（新导演的）剧本也会花很长的时间，你剧本写得不好，那我是没有任何的愉悦感的，还不如自己读个小说。

但我一般都不拒绝，就是得看吧，看完之后还得聊一下，所以就花去很多精力。

这对我个人创作肯定有困扰的，我当然是希望不要做这么多的事情，让自己更专注一些。

”万玛才旦，十年来华语导演里最具开光气象的一位。

导演万玛才旦以《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和11月20日全国上映的《气球》三部作品为例，主题表达欲、戏剧感、影像感、现场控制力、审查平衡力，全部直线上升。

光环闪耀，同时照亮了藏语地区新生代独立电影的生态。

拉华加、德格才让、久美成列、卡先加、洛旦等一大批藏地独立导演陆续有了自己的处女作。

万玛是领袖，他是和善的、含蓄的、佛性的，被赋予了文化使命感，并且可能很难在短期里遇到一位同赛道的竞争者。

但是，人无完人，他一定也有隐蔽的、疲惫的、无奈的一面，他是否有被无形的人际约束和既得的文化气氛绑架的可能？

而从他个体内部来看，万玛导演走到今天，他所触及到并掌握的一切电影认知，是偶然的，还是有所计算，或者是一件良性的熟能生巧的事？

他领衔的藏地新浪潮，为什么会发生在今天？

上周，在《气球》北京MOMA百老汇影城路演的前夕，我和万玛才旦导演深聊了一小时。

他给了我很多具体的答案。

01.回顾整个创作历程，你最原始的文本思路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从《塔洛》开始，到《撞死了一只羊》，再到《气球》，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

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转变，我就是想这样表达。

题材上的设计，在小说里就有了，那电影是有一定要去外部环境的这样一个局限性。

之前是不知道，我能拍什么题材，你文化的、历史的题材特别多，比方说史诗就在藏地很流行。

我刚到电影学院学编导的时候，也写过一个与历史混搭的故事，一个史诗叙事。

我和很多人提过，那个剧本就叫《吐蕃秘史》，那个历史阶段就是一切都为了成为赞普（西藏王）。

松赞干布统一全西藏，有点像秦始皇，创立文字，统一度量衡，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度，佛教也达到了鼎盛。

后来到了赞普朗达玛，他意识到佛教对藏地多方面的影响，发起了灭佛运动，把佛寺都摧毁了，历史记载，僧人当时被强迫屠宰，佛教分崩离析之后，很多修行者逃到比较远的地方，离开了文化中心。

再后来，拉隆刺杀赞普朗达玛，这就到了《五彩神箭》里的人物，他修行了很多年，找到一个接近王的办法，像荆轲刺秦，这就是佛教的复兴运动。

这都是我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它有一种魔幻性，像《魔戒》一样，所以我当年看《魔戒》就很有感触，太像格萨尔王，一个史诗巨作。

北电上了一年后，你对当下创作的环境，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包括制作的方方面面，觉得《吐蕃秘史》我是不太可能拍的——那只是一个你想象中可以拍的电影，只是一个愿望。

所以我把目光关注在现实题材上，当然你知道这也是伊朗电影给我的启发。

到现在，还有很多藏族人问我，你为什么又拍现实题材，你为什么不拍《格萨尔王传》？

你啥时候拍《格萨尔王传》啊？

我就很无奈，哈哈。

02.你在创作上的分割线是什么？

突围审查的办法在哪？

我觉得是《塔洛》，但不能说是分割线，就是风格上有不一样的地方。

电影创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偶然性，《塔洛》这个剧本在《五彩神箭》之前就写完了，而《撞死了一只羊》在《塔洛》之前就写完了。

只是当时就是拍不了，如果拍了，那我觉得它的风格或者形式就是现在这样的。

我希望我能够准确地找到，能够赋予内容的形式。

那为什么偏偏《塔洛》可以走到那个形式，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人物，他连自己的身份都不知道的，世界观非常简单，非黑即白，所以形式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

有人也问，这次怎么不拍藏区艳丽的风景了？

用黑白，就可以聚焦在人物上。

你问《塔洛》开始突破审查上的探索，其实，我一直都有。

你写个《吐蕃秘传》，肯定能通过的嘛。

那就得想，什么样的题材可以通过。

比如说有一个政策，你怎么才能适应它。

你写一句台词，可能就一句话，但你怎么写，怎么表达，才能通过。

但我并不会在这投放很多精力和智力，有时候，它成了一个下意识。

这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是熟悉的过程，认知的过程。

所以在了解的这个过程中，又是伊朗电影给我很多启示，关注普通人，它是容易通过的，容易拍的，渐渐地，我寻找到这种方法。

另外，就像我做藏族题材的电影，涉及到很多的信仰、宗教和藏文化，如果只是面对藏族观众，这些其实完全不用交代，但你的一个出发点是除了藏族之外，希望更多观众看到，所以你就得做这个工作，寻找一个人物，他对藏文化之外的观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你必须把他体现的一个精神，融入到情节里面。

那这个难度跟面对审查的难度，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

万玛才旦在片场03.连着两部，超现实影像感到底从何而来？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撞死了一只羊》是王家卫做监制，所以我就往他那边故意靠，受到他巨大影响什么的……其实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前期在剧本上讨论一下，拍摄时他也不可能到那么高的地方，他就没有到过现场，所以他在影像感上对我基本没影响。

从我的认知上说，《撞死了一只羊》那么荒诞的故事，有点超现实、寓言性的设定，你不可能再用以前写实的方法去拍，所以构图上就做成梦境一样。

《撞死了一只羊》牵涉到梦，那怎么进入这个梦境，就需要一个入口，我和摄影师吕松野也不想把它拍成连环画似的，突然一下就进梦里了，被框住，太直白。

你必须得拍出梦的质感，它需要讲究的，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就在那个湖面上看到这个车的倒影，那是一个虚的影子，那梦本身就这样的虚幻，不确定性，所以镜头就从卡车上拉下来，落到湖面上，那就成了车的倒影，这时候金巴下来，他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穿上了杀手的衣服，走过去，就直接进入了梦。

还有结尾，我突然觉得加一个飞机进去是挺好的，那么超现实的表现，这后面是有支撑的，古老西藏有一个寓言，就说当马在天空飞，鸟在地上行走的时候，那这个世界的末日也到了，这个寓言对我影响特别深。

所以想到这个之后，就觉得飞机闯进来是一个特别好的画面，主角本身要去天葬台，做那样的一个仪式，他看着秃鹰飞向天空，突然再次抬头，秃鹰就变成了一架飞机。

一个很虚幻梦境的故事，突然就跳了出来，来到了当下。

就像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样才算梦，你得现场去找，就像灵感一样。

记得前年带《撞死了一只羊》去威尼斯电影节，有一篇影评挺有趣的，他说这是手工魔幻片。

做特效我们也没这个条件啊，哈哈。

《气球》里也有很多这样的灵感，但《撞死了一只羊》结尾水的倒影，和《气球》里水的倒影，其实是没有表达的延续性的，那就是一个拍摄方法。

就像《气球》里卓嘎看着水面的那场戏，你要传递她那种纠结的状态，直接拍面部表情特写是一个方法，但太直白了，所以就拿一个水盆。

你这时候必须得现场安排一个情节，可能剧本里面是没有写到的，她肯定要给那个母羊倒水，拿着一个水盆，看到这个医生过来，她跑，水洒出来，然后放在地上，最后拿着避孕套出去，看着刺眼的阳光。

《气球》，图片来源法语版预告片那从我自身来看，它可能是我以往文学风格上的延续，它肯定不是刻意的，包括现在它好像慢慢地从这里开始做起来了，好像到了《气球》，又做了一个话题，又一个题材，其实完全没有（顺撇），《气球》这个剧本，我在北电的时候就写完的，当时剧本递不上去，投资也找不到。

04.连续三部涉及性与信仰的表达难度，心态上是不是一直是往前闯？

闯的感觉肯定一直都有的。

写小说的时候已经30岁了，那时候就有很多表达嘛，对信仰的一个讽刺，一直都在。

但是拍电影，你完成这样一个表达，或者你能拍这样一个题材，你需要很多的机缘。

这几年拍不了，那可能突然过了这几年就能拍了，它有这种偶然。

写小说的创作规律是很清晰的，就是那个脉络，它是可以研究的。

但我看自己电影创作的时候，它几乎没有什么规律，好像挺乱的，突然我要试一下这个，又试一下那个。

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的误解，好像我一直在关注现代和传统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这个你在面对当代的藏族题材的时候，必然会带到，你肯定会带到生死、轮回、慈悲这样一些观念。

我不是刻意要带，就是它生活里本来就有。

你说你对《气球》里大儿子那段象征轮回的痣被抠掉，追到沙漠里那场戏印象深刻，我觉得，它是一种反思，像我从小就在那样的信仰，或者文化环境中长大。

然后你出走了，接触了另一套教育系统，所以你对自身的文化有一个反观，甚至有一些迷信的态度去看的。

那到底是要革新还是保留，这个可难了，这个可能是最纠结的地方。

我肯定会做出一个决定或选择，就像这个女性一样，她处在那样一个困境当中，她这个困境是来自信仰和现实双重的困境，两难，所以你要让她选，打掉孩子还是生下来，那肯定很难嘛。

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体系在影响她，那很简单啊，你有现实的压力，那可能就拿掉了。

要是不在那个年代，之前或现在，《气球》这故事也不成立。

其实我很难对“性”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讨论，它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要么觉得它是羞耻的，要么觉得它是正常的，或者伟大的。

那“性”在藏地可能就相对是一个隐私的话题，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心里有一个羞耻、忌讳的感觉，汉地可能早就没了。

我大概在中专的时候，看过陈佩斯演的一个很火的电影，叫《出门挣钱的人》，面有一个桥段，就一堆年轻人在谈恋爱，谈恋爱就会唱拉伊情歌（流传在青海、甘肃、四川等广大安多方言藏区的一种专门表现爱情内容的山歌艺术），然后他父母就在旁边偷偷笑。

大家觉得很假，就不可能批判，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吧。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男女的事情，很多民间故事也有爱情，但你可能就不知道男女关系是什么，就像《气球》里的小孩，避孕套是做什么的，认识的深入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大概到了初中阶段，你就有了性意识了，你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身的这种性觉醒，也不能说觉醒，就是懵懂的性的意识起来了。

那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些西方的裸体的油画，佛教里也有，当然他们所指的意义不一样，但也有那样的形象。

其实这样的东西不多，当时全社会都对性是禁锢的，反而你就对这东西更好奇。

第一次看电影里的接吻镜头，我忘了是哪部电影了，那就是一个很混沌的时期，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当时还有一些小说，手抄本，关于性普及的，大家都偷偷摸摸地看，像在看一个黄色录像。

现在就司空见惯了，其实从人的原始的直观上来看，“性”是充满想象力的。

性羞耻在藏地还是比较普遍的，前两年《塔洛》上映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推广曲，歌曲的中间就用了一句塔洛唱的拉伊，就有很多藏族人跟我反映，他们没想到突然会唱起拉伊，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你看到《气球》里有很多设置，医院里面，她说要避孕套，要做绝育手术，就通过中间的一个隔断，形成了一个窥视的视角，就好像有人窥视她。

还有小孩拿着这个避孕套吹成的气球进家里，大家都在吃晚饭，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老人还问了女儿一句，这是什么？

女儿就羞坏了，跑掉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就是那样。

至于从小孩子玩避孕套到轮回信仰破碎这个因果逻辑，我可以说，在创作的时候，我不会太深入地想这些，就是一个本能，一个直觉，我就写下来了，可能是潜意识里想表达的东西，慢慢出来了。

它不可能提前有这样一个主题，然后让你根据这些素材去提炼这个主题。

我只是对这些生活比较熟悉，善于去组织。

05.那你自己还处在与现代的抗衡中吗？

我自己的态度是这样的，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不会完全排斥。

就说写作，以前都是手写，特有感觉，然后大概就到了电影学院后，开始放在机器上打字，一开始肯定没什么感觉，那慢慢慢慢你就适应了，现在就很少手写了。

我在阅读上的习惯一直没有变的，就是看书，看书很舒服，看屏幕就没有翻书的感觉。

看电影也是，它肯定是具备一种仪式感的，尤其在胶片时代，露天银幕，你装上胶片，大家都在期待，突然一道光亮起来。

我的短片《草原》，还有长片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都是胶片拍的，往后就是数字了。

其实所谓的现代性，对藏地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困扰。

杀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佛教提倡不杀生，杀生是死罪里最大的一个罪。

那对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两难，他会强调杀生是罪，但现实生活你又依靠羊来生存，你的食物，你所有的经济收入，都依靠这个。

所以有些人故意把狼放出去，让狼咬死羊，再吃这个羊肉，这样就规避了杀生，但荒诞的东西就出来了。

有些牧民一辈子养了几百只羊，完全没杀过羊，他也不卖，他觉得卖了会被屠宰，那你养那么多羊，对自己现实的生存，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

要么是老百姓一个自主选择，要么那就只能是这个状态了。

所以大家也在批判这个东西，不能这样。

06.怎么看你推的新导演也在拍相似的宗教题材，以及藏地新浪潮领袖这个身份对你的影响？

这要看题材有没有意义。

藏地题材很多，一旦你要拍成电影，就会更加严格地去看待这个题材，它到底适不适合再拍出来。

所以我筛选题材的这种目光，可能要更加的严格，以前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拍的，但这部分的表达，可能已经做过了，你再表达就没有什么意义。

今年平遥那部《他与罗耶戴尔》，你说它在信仰上的质疑更彻底，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的质疑和反思，有些质疑是感性的，那我可能就帮不了你。

平常的信徒中经常会产生这类问题，他做买卖，或者考学，遇到些挫败，可能就改信另一个教，改去拜一下财神，他们是对信仰没有太多了解。

最早有人问我，你皈依了没有？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我从小就在一个宗教的氛围中长大，我的名字都和信仰是有关的，你问我皈依了没有？

至于“藏地新浪潮领袖”这个说法吧，我希望大家还是把我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不要带“藏族”这样的（前缀），不要带族裔或地域的，限定的一个称呼，也不要带太多的那种（追捧），从创作的角度看我的作品就好，这个是我期望的。

现在多少肯定有一点负担，你要监制一个年轻导演的作品，就会付出很多的精力，从创意阶段，到拍摄，到最后电影节发行，都要参与一下。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付出的精力比自己做一部电影还要多。

光看那些剧本也会花很长的时间，你写个剧本，托个人找我，让我看一下，还是长片的本子，本质上来讲，你剧本写得不好，那我是没有任何的愉悦感的，还不如自己读个小说。

但我一般都不拒绝，就是得看吧，看完之后还得聊一下，所以就花去很多的时间精力。

这对我个人创作肯定有困扰的，我当然是希望不要做这么多的事情，让自己更专注一些。

我自己还有关于汉族和城市生活的题材，很想做，尤其是藏族人在城市的生活，我更有兴趣。

现在有一个大概的故事，目前很难和你聊得很清楚。

当然，基于藏族电影的现状，我还是会对此有一点责任感，比如说你怎么让这个题材，这个领域的电影能够再好一点，把当下藏族人的处境、情感，再准确地呈现出来，这个是有一点责任感的。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欢迎关注。

晚上，两代七口坐在一起，讨论着第二天要做的事。

尼姑说寺庙要翻修，这次来就是为了化缘。

爷爷说一定要多捐，爸爸说当然，只有他们家多捐了，村里的其他人才会多捐。

妈妈叫妹妹明天把儿子带上，因为这是积德的好事。

姨妈笑着看着外甥，提起了去世的奶奶，说外甥一生下来，就知道他是奶奶的转世了。

爷爷喝了喝茶，说明天要带着大孙子去点油茶灯。

两个年纪尚小的男孩也吵着要去，去点油茶灯。

神话在一张普通的饭桌上编制了起来，观众开始想象布达拉宫红白耸立的神圣、转经筒在风中旋转、彩色的布条挂在祭坛上空，秃鹫从羊群头顶飞过。

牧民们围着一头雄健的公羊赞不绝口；沉默的母羊孤独且拒绝进食；关于房事和避孕套的讨论需要低声进行；尼姑难掩心中难言的躁动；上神不可置疑，转世轮回决定了人的意志。

在原始的食色声欲之上，生活完完全全由神话和信仰构建。

诸如避孕套这样的现代化产物只能被谨慎地视为危险品，有伤害名声和扰乱神明的威胁。

但神话的人在现代化面前一步步崩塌。

计划生育的威严与转世轮回的信仰相互碰撞，揪着女人的心。

曾经的恋人因为误解走进寺庙，削发为尼，本身就是自我在信仰受到动摇时的后退。

男人带着种羊而来，公羊在羊圈中横冲直撞，硕大的睾丸让男人在半夜也不顾风险挥洒雄性汗水。

妻子离开后，和羊绑在一起的男人被一哄而上的商人解开绳子，像牲畜一样被拉扯、决定。

当信仰受到动摇，人只能退回寺庙和羊圈，却还看不清自己是谁。

曾经有一个冬天，我站在山顶的寺院中，佛像之龛临洞穴而列，院外的阳光在这里暗下去，声音也在这里静下来。

蜡烛缓慢燃烧，我觉得心中终于平静了下来。

但不得久留——为什么不能，我也不知道。

哪怕生活原始，藏地的牧人也曾精神富足。

现代化的入侵尝试用自己的规则去规定无法用语言敲定的意象。

之中的人们支离破碎，而之外的人们为此感到惋惜，因为在城市里，早就没有神话和水草丰美。

都市神话向我们讲述小巷子里的鬼，但那不过是对草原和本性生活的向往。

这个电影值得一个8分，但我还要因为个人情感多加一星。

整个电影反复征用的意象都指向一个东西——性。

比如小孩子用避孕套吹出的气球；比如接送种羊来配种；比如女主的三次去医院，一个要避孕套，一次查出了怀孕，一次去打胎；比如当尼姑的妹妹对性的一无所知。

这是一个有关性的电影，它呈现出了在彼时彼地的文化下，人们对于性讳莫如深的真实状态。

但它不仅仅关于性，它更是关于性别——一位女性如何在周围男性有意无意的推动与胁迫下，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育选择权。

两个小儿子拿走了自己的避孕套+ 丈夫不顾无套的状况→女主怀孕公公去世+活佛说灵魂转世到自己家里→丈夫逼女主留下孩子大儿子和丈夫冲到医院阻止打胎→女主心灰意冷打胎失败周围的每一个男性都有意无意地在为这件事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连妹妹这位女性也劝她不要打胎，这是因为她的宗教背景和宗教立场。

只有医院的女医生告诉她“你都生了三个孩子了，我们女人来这个世界又不是为了来生孩子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生孩子对于女性来说是很痛苦，风险很大的一件事，况且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

当女主思来想去，艰难地决定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决定还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家庭考虑，这个家本来就不富裕，再生一个就会更穷困）而丈夫的反应是“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你这个妖女，没良心”、“你自私”，并且扇了女主一巴掌，女主掩面啜泣。

（虽然第二天他道歉了，但这样的伤害真的无法原谅，况且道歉以后他依然冲到医院去阻止打胎）最后，女主对出家的妹妹说，我现在觉得出家也挺好的，我也许以后也会出家。

我一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灭绝师太会要周芷若“断情绝爱”，因为在这种男权文化下，女性很容易被逼着成为生育机器，失去自主权，总有人想替她做选择，当她“不听话”的时候软硬兼施逼她听话。

想到自己的外婆生了九个儿女我就觉得特别心疼，也就是说她在近十年里一直在怀孕生产，而最后一个孩子一定是个男孩。

看到女主被丈夫扇了一巴掌，我在电影院里握紧了拳头。

刚刚有个学妹跟我讨论这个片子，提到她男朋友我学长的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记录一下。

我学长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研究民俗学的。

他说非常不喜欢万玛才旦这样的导演，因为他在故事里加入了个人偏见，容易引起“信仰歧视”的风险，而信仰是不应该被歧视的。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在讨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女性主义进入这个文本的路径。

信仰歧视的风险对万玛才旦存在吗？

这似乎是在批评他提供的典型的精英叙事已经完全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去反思和批判貌呈“落后、愚昧”的藏地信仰了。

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觉得并不是。

当然万玛才旦确实是足够聪明，规避这种嫌疑，他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给片子一个开放式结局，医生代表的现代社会生活观念和医学理念与丈夫坚持的轮回信仰，虽然发生冲突，但是没有哪一方“赢”。

当讨论走到这一步，就会发现有一件事实不可避免的浮现了出来——当两种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唯一的承担者是处于叙事中心的女性卓嘎。

这引向那个问题：女性的被压迫和被置于客体，不仅发生在性的关系里，家庭结构内部，还发生在信仰冲突里面。

一种更隐蔽的压抑与被压抑：在一个社区经历观念更迭的过程中，最先被剥削也被剥削得最狠的，是女性。

医生和丈夫所代表的两种信仰大可以针锋相对，但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场域正好就在卓嘎的子宫里，而且不在这里不得以展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很难说万玛才旦“歧视”了哪一方。

而且这个故事当中还有另一条妹妹和男教师的线。

理解妹妹的行动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理顺“信仰歧视”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就单薄，我现在还想不到应该怎么切入这个形象能为“信仰歧视”的这个观点提供论述或反证。

诸位友邻可有想法？

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

——波伏娃“可见之人，可见之物只有作为意义的符号出现，才能成为电影艺术的因素”。

影片中编织着符号与意象的密码，共同构建一张密而精巧的符号之网，展示了女性的苏醒之路。

卓嘎与母羊：从压抑到觉醒电影多次暗示，卓嘎和母羊存在某种关联。

母羊与卓嘎最主要的连接是“生育”功能。

卓嘎在家中育有三子，并怀有第四胎，可称之为“生育机器”。

母羊的的生殖功能成为其存在的唯一理由。

电影中，母羊两年未下崽，已经被视为“无用”，只能将其卖掉保证收益。

而卖母羊的收入则是为了供孩子江洋上中学，从生到死，母羊一直处于一种被支配和被牺牲的状态。

卓嘎生养小孩、照顾老人、管理羊群和处理家务琐事，都成为女人生活的日常和日积月累的重担。

当然，电影中其实并未苦大仇深的刻画女性被压迫的状态，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平淡展示。

梦见母羊产小鹿的胎梦，也预示着卓嘎的孕育。

为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卓嘎主动避孕，要避孕套甚至结扎，来对抗最原始的男性生殖力量。

而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现代化的医疗科技有关，结扎、避孕套等计生用品和医疗手段，也是帮助卓嘎更好保护自我的一种方式。

在藏族地区和藏传佛教的影响下，生育是一种至高的使命，因此，卓嘎避孕、流产也是对传统和宗教的反抗。

卓嘎的努力就是对男性生殖力量和权力施加的接纳，承受与消解。

卓嘎去卫生所验孕时，镜头反复展现一只被拴着的母羊，母羊用尽全力挣不脱也逃不掉，卓嘎的验孕结果正如母羊一样，因为一次意外怀孕而被套牢，就像无情命运绳索的扼制。

卓嘎已经面临生育的痛苦，而第四胎更要面临政策的巨额罚款，宗教、政策、还有父权力量的重重压迫，卓玛面临重要的选择。

在此，女医生则是扮演着一种现代医疗科技和思想传播的使者，女医生与卓嘎交流让她难以启齿的性生活，是对女性欲望的一种疏口；给卓嘎避孕套，缓解生育压力；在卓嘎意外怀孕后劝解建议流产，为自己考虑。

从始自终，她站在卓嘎的角度上，努力让她从一种传统的为家庭牺牲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促醒了卓嘎的女性意识。

佛教的思想渗透藏民生活每一个空隙。

藏民的每一处思想和每一个行动，都受佛教的引导和启悟，佛教的一切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

作为一名藏区的女性，不仅要和处于权力优势的男性相抗衡，还敢于质疑传统宗教信仰的代表，最权威和无上的引导者——上师，这是苏醒时卓嘎面对困境作出的大胆抗争。

卓玛与火：难以熄灭的执念卓玛出场是穿着尼姑衣服的，是一种淡然的心态。

但包裹在其内心，却是一股“火”。

“火”是卓玛对爱情的意象，她的感情就像火一样热烈、真挚。

卓玛在经历一段伤心的情感经历后断然出家，多年后却意外的遇到了之前的爱人，爱人送了一本写有两人曾经过往的书，点燃了她心中的火，火光涌动就像起伏的情感与生命。

卓玛毫不犹疑的探手伸进火中取书，就像义无反顾的飞蛾扑火，从那股一闪而过的对待爱情的欲望，可以窥见卓玛强烈压抑但渴望的内心。

金巴与公羊：触底反思电影多次明说暗道金巴正如种羊一样，公羊是金巴的象征。

种羊的使命是让众多母羊繁殖后代，种羊强大的生殖力量也正如金巴旺盛的性欲相一致。

在面对众多母羊时，种羊享有主动选择权。

生殖力量也会改变整个羊群的品种。

作为男性权力强势地位，金巴是一直处于选择和主导状态的。

主动选择性交，操控和引导家庭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如传统信仰下对宗教坚定的信仰和男性天然的权力地位，金巴十分孝顺，阳刚，为家庭着想，默认女人的牺牲地位，甚至在女人反抗质疑他时动手打人。

展示生殖力、干体力活、打架、甚至怒打妻子等行为都是男性力量的一种展现。

而打人是矛盾的顶峰，此后金巴似乎开始有所反思。

妻子离家、母羊卖掉后，金巴在文成公主的雕像下若有所思。

文成公主是女性为家国牺牲的典型意象，金巴似乎受到妻子心中的那种自我意识觉醒的冲击，这在电影结尾成为一种未知的悬念。

孩子与痣：宗教的枷锁江洋是摇摆在传统与现代中间的角色。

电影中的两段梦境都和江洋有关。

江洋从出生背上带痣，从小就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

对于这种身份，江洋是有一定压力的。

电影中有一段梦境，两个弟弟光着身子取下江洋身上的痣在沙漠中快乐的奔跑，影像色调呈暖调，江洋仿佛卸下了重担，与弟弟们轻松愉悦的嬉闹。

爷爷去世后，影像呈现河中江洋追寻爷爷的倒影，爷爷与江洋感情深厚。

但同时爷爷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固守者，认为摩托没有马好，认为试管婴儿等现代科技发明是“世界末日”的来临……去世的老人也象征着传统的式微。

如此，江洋在对卸掉宗教枷锁的企盼和对传统的不舍留恋中徘徊，正如每个在时代巨变的夹击下迷惘的孩子一样。

在时代的变化下，每个人正如洪流中的蝼蚁一样，面对自我选择和对他人的选择。

影片中两位女性，都受现实和宗教的苦恼。

姐姐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但却面对生活和宗教的两难；卓玛本来心中对爱情充满向往，但被渐渐熄灭；金巴逐渐丢弃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开始反思；孩子江洋在迷惘和徘徊中前进。

正如电影名字“气球”一样，片头白气球与片尾红气球相互呼应，印证了“轮回”主题。

象征生命的气球看起来那么红，那么大，那么重，后来它慢慢飞走了，在众多的目光下越飞越高，越来越轻盈，目光所追寻的，是红气球看似自由却不知所归的命运。

参考文献：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影视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学院路晚六点场，近一半的上座率，也许因为周边有几所大学吧。

看了几分钟就想，难怪杨德昌说电影让人类的生命延长了三倍——虽然文字也可以细致描绘，但终究不似这般真切地看到蓝天草原，抓养、沏茶、吃饭、出殡、奔跑的速度和力量，这是另外的时空下另外一群人别样的生活，他们的音容、谈吐、观念与琐碎日常。

刚开始有点不解导演为什么要用手持镜头，再美的构图也是晃的。

看到后面当然就明白了，这种不稳定不安感是导演刻意要传达的。

他并不想拍草原牧歌。

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现实，男人与女人之间，种种挤压过来的困境其实无解。

传统的信仰、观念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冲击的叙事也屡见不鲜。

有没有更好的生活？

现代化是不是一定是更好的？

想起了沈从文。

以后可以看看万玛才旦的小说。

散场的时候旁边飘来一些讨论声，诸如这本来该是女性叙事。

看了几篇影评也有从女性角度来谈论的，不过个人并不觉得这是女性视角或者女性叙事。

当然女主看似矛盾集中体，影片也触及到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命运的问题。

究其实，生死轮回，生命延续，生活的艰辛，传统的信仰信念与新观念和政策的冲突对立，是身在其中的男男女女共同面临的。

至于信仰，非我辈所能明了，自然也不该置喙。

过多的理论，过强的价值评判往往会稀释生活的复杂混沌，莫可名状。

哈罗德·布罗姆曾经把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及符号学都叫做“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

妹妹卓玛的副线表现得很克制，却十分动人。

重逢之际，那种紧张感传达得很好，似乎弥散在空气中，令观者也屏声静气。

想起拜伦的那句：多年以后，我将如何面对你，吾爱？

以沉默，以眼泪（有另外的译本，但最深得我心的还是从亦舒小说里读到的这句）。

他们之间当年是怎样一个错过和辜负的故事？

妹妹不认得condom，又劝姐姐不要做掉孩子，不要姐姐像自己一样犯下一辈子不可饶恕的罪孽，应该是她当年做过人流手术。

唉！

一个年轻女孩经历那些也是够惨痛的了。

男人也并非毫无心肝，影片用他紧张得点不着烟的细节，就不言自明了。

各种细节和隐喻、对应以及写意段落都被说得挺多了。

光影和构图都挺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正中，经常直接面对着柱子窗格等。

片尾曲很棒。

首先，为下次的电影提出要求，万玛才旦还可以更好吗？

目前为止，我只看过两部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上一部是《撞死了一只羊》，当时我的评价如下： “ ★★★★ 为了等万玛才旦把羊撞死，我硬是熬了8分钟！

如果说本片有缺点，那无疑是一个小故事硬是被撑到了87分钟。

这是娘胎里带的毛病，谁让你是短篇小说改过来的呢，就这还是糅合了两个短篇呢。

但是除此之外，万玛才旦再也没有漏出破绽。

故事讲得精巧且有韵味。

仅仅是超度羊，就在杀生的世俗思维里劈开了一道裂缝，更别说超度羊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如果影片能再短点或者拍个长点的故事，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

”看过《撞死了一只羊》我可以确定，万玛才旦导演还有非常多的提升空间。

首先是剧本可以充盈丰满一些，摆脱短篇小说过于简短带来的文学上的气短。

其次可以加入更多的人物与事件，增加故事的厚度与层次。

当时对万玛才旦导演的期待，如今在《气球》上，他都一一兑现，可以说是极大的满足了我作为一个普通影迷的期待。

简单地说，还是人家有实力，活儿干得漂亮，谁能不满意呢？

万玛才旦在《气球》中，找到了一个世界级的切入点——避孕套。

避孕套在现代社会有着非常高的普及率与知名度，仅仅是这个切入点，就可以让不同国籍，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观众，第一时间感受到电影的趣味点，由此展现出藏区独特的气质。

好的电影都是不需要画蛇添足式介绍的，尽管人类之间语言不通，但是人性是相同的，人类借此来理解这个世界。

在《撞死了一只羊》中产生了暧昧火花的金巴和索朗旺姆，更近一步，饰演一对为性事烦恼的夫妻。

这两个演员其实特别棒，藏族以为的人群，通过他们非常有民族特点的相貌，搭配民族服饰，就可以准确识别到：“噢，这是藏族的电影。

”更何况他们还有这藏族同胞里面最好的演技。

藏区的广袤与荒芜为拍出电影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背景条件。

万玛才旦可以通过少数的几个人，就完成一个故事的讲述。

每一个出镜的主要人物，也因此得以充分释放性格与魅力。

同时，这样广阔的天地，天然地包容着万事万物，也更方便在讲故事之余做出更有深层意味的留白。

本片的镜头有几个处理得很出彩。

比如三个孩子在沙漠中的梦境，比如种羊入圈的镜头，比如丈夫挂完肉干姐妹俩在屋前的镜头。

尤其是通过盆子里面的水反射出的索朗旺姆和蔚蓝宽广的天空，非常漂亮、精妙！

但是，有一些手持镜头的运用，也有待商榷。

有用的好的，比如父子三人目送妻子和尼姑去寺庙的镜头。

也有用的不好的，比如在藏文中学，拍摄尼姑与老师相遇的场景，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摄影师抗着电影机走过去完成中景转特写的景别变化，这种体验还是比较糟糕的。

很多人谈起这部电影，不是说性，就是女性地位，或者是孕育生命、信仰批判。

官方的定义是：《气球》故事发生在藏地，讲述灵魂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我个人倒有另一个角度的看法。

我觉得《气球》和《撞死了一只羊》一样，也还是在探讨执念。

在《撞死了一只羊》中，金巴的执念是不能杀生，即便是意外撞死的羊。

杀手的执念是康巴人有仇必报，特别是杀父之仇怎能不报？

倒是茶馆老板娘，活的轻松洒脱，你说这不是百威？

贴上标签它就是了。

《气球》呢？

《气球》里的人物也有许多执念。

比如羊群的繁殖，一定要用借来的种羊，虽然这是生存之道。

比如孩子对气球的狂热。

比如丈夫对性事的热情。

比如尼姑和老师对解释误会的执著。

爷爷对转世信仰的执著。

这些执著大部分是人的本性。

可这本性，比如贪嗔痴，又成了俗人之所以成为俗人的缘由。

于是大部分观众都在俗人的立场，将自己的理解与感悟代入影片，形成自己的认知。

万玛才旦也是个隐喻高手。

避孕套本就是防止怀孕的用品，而吹气球的过程则像极了怀胎十月。

气球或避孕套，当充满气体的时候，是个存在的实体。

当它破了，或者飞走了，它就是虚无。

当孩子被流产，气球就破了。

当气球飞走了，人就转世了。

万玛才旦于2018年导演的影片《气球》，为以红气球的意向为切入口，导向影射性与繁衍、文明关系的避孕套白气球，创作的与藏区宗教灵魂息息相关的、展开信仰与现实矛盾的深刻影像故事。

该片以藏地信仰与现实拷问的缩影为核心，运用极具地域风情的视听及具个性化特点的气球与火与梦境等隐喻意向，塑造并逐渐扩大了影片中暗中涌流的无力感与流失感，取材大胆，别出心裁，将与人本质欲望与藏区“禁忌”话题、灵魂信仰、现实压力等交织呈现。

占据本片绝大多数镜头的微抖动手持摄影，酿造了无力、恍惚的心理暗示氛围；多次出现的一家人围桌交谈、吃饭的情境与构图，为推动情节及揭示人物内在、心理暗示的重要部分之一：围着餐桌，男人猛烈的吃着羊肉，女人，而景深处熊熊燃烧的烈火，则为暗流欲望的照射与隐喻。

环境与时代的推进改变，打破了藏地人民原本的生活境况，人们以不得已的状态，身处困境泥潭之中。

在片中的传统藏地，人们对性的话题避而不谈，以羊群配种暗示欲望的暗流与生殖的“规程”。

而作为藏民们生活传统的“转世”，则为影评的内在核心推动力。

梦境的隐喻与幻觉、氤氲式的呈现，为本片转世等主题意向的暧昧而深刻的呈现方式。

在美、纯净而奇幻的梦境中，蕴造流失的氛围与打破性的思考。

如孩童摘下长兄悲上映照“奶奶转世”的痣，则可认作是导演对灵魂转世迷信的质疑与思考。

本片做到了不仅仅是现实的呈现，而所营造的贯穿始终的无力与流失之感，则更为隽永、憾人。

本片剧作将人物个性与现实环境巧妙结合，丰富而不具荒诞感。

开篇，影评即以气球与避孕套的物象暗示了生育的线索。

种种意向与情节的设置，形成了复杂、 矛盾却真实的人物形象。

在信仰与生活、传统与现实的困境的大背景下，使女主人公卓嘎对待妹妹绝对自以为是的理智与对待自己之事纠结无奈难脱的矛盾困境形成强烈反差，彰显了闭塞下略显无知与愚昧的无奈。

卓嘎面前家庭与传统这两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使她似乎永远也到不了理性的彼岸。

女医生“我们女人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上”的新观念，使卓嘎对“肚子里的孩子是亲人转世”的观念动摇，开始思考孩子是去还是留的抉择，而这也正是本片矛盾主题的呈现之一——这种触及个人情感的生育问题，背后正是现实与信仰冲撞所带来的困境。

在众生观念与现实矛盾的规定情景与特定设计下，《气球》以极具地域人文特点与氤氲困窘的矛盾设置扩大了人们在传统困境下，对现实与信仰谁是谁非的矛盾与思考，凸显暗流涌动的无力与流失感，呈现了藏地信仰与现实拷问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