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照耀青春里

看《阳光照耀青春里》之前，我内心其实挺忐忑的：1、这是曾海若的第一部剧情片，此前他虽是位不错的纪录片导演，但执导商业电影还是头一遭（没瞧不起纪录片导演的意思，但纪录片和电影是两码事）；2、这是部以精神病人为主角的电影，这个题材，国外早就拍滥且有无数珠玉在前；3、电影的原著小说我看过，写的实在是一般。

若不是因为春夏，我大概都不会去看这部电影。

可我没想到它拍得这么好。

这再次证明：人的很多认知（成见）和事先猜测都是废的。

无论如何，要对新鲜事物保持一个开放和客观的迎接姿态。

《阳光照耀青春里》主要好在它的立意，而它的执行度又对得起它的立意。

虽然总体看下来故事略嫌臃肿饱胀，但叙事流畅度和完成度在国产院线片这个范畴可算翘楚。

接下来，我就重点谈谈影片的立意高在哪里。

一、消弭了“正常”与“精神病”之间的边界关于精神病人的电影，除了纯粹以其当叙事推动力的惊悚片外（如《入侵脑细胞》、《致命ID》等），大抵可分如下两类：一是重点关照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状态，如马丁·斯科塞斯的《禁闭岛》、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克里斯蒂安·贝尔的《美国精神病人》和《机械师》......此类电影往往都有很强的悬疑色彩。

这也是“精神病电影”最常见的类型。

《禁闭岛》

《记忆碎片》二是主角虽是精神病，但电影指出社会才是酿造出此等精神病的原因，世界才是一座大的精神病院。

此类电影往往有较强的社会批判色彩，如早年的《飞越疯人院》、《沉默的羔羊》、《七宗罪》、《搏击俱乐部》和近几年爆火的《小丑1、2》。

《飞越疯人院》

《搏击俱乐部》《阳光照耀青春里》和以上两类都不太一样。

首先，它消弭了“正常”与“精神病”之间的边界，使二者不再成为针锋相对、二元对立的关系。

就像黄晓明那句点睛台词：“什么是正常人？

这个词不准确，充满了矛盾。

”这使它的立意高过了第一类电影；而消弭之后，主角和外界（世界）又不是对抗性的、势不两立或玉石俱焚的关系，这又使它的立意高过了第二类电影——需要注意的是，我讲的仅是“立意”，并不是说这部作品的成色就超越了那些闻名遐迩的影史杰作。

难道不是这样吗？

《阳光照耀青春里》哪有一个“正常人”？

全员精神病：主角何立为（肖央）、春春（春夏）和青春里康复院的广大病友是精神病；对他们频繁实施“规训与惩罚”、维护精神病院秩序与权威的洪兆庆（陈明昊）自己也是个资深精神病；掌控病人生活，摧残他们生命活力与意志、否定他们激情与梦想的精神病院存在本身，还是“精神病”——你不妨想想福柯的理论，片中频繁出现的精神病院大楼全景，就是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

直接揭示出精神病院才有“病”的人是春春。

当她面对洪兆庆要她和何立为“把手松开”的无理要求时质问道：这里谁才有病？

——“犯人不许谈恋爱”这个设定，应该是来自迈克尔·贝的《逃出克隆岛》。

再往大了讲：偌大一座城市，仅仅为了钢筋水泥的经济腾飞，竟连一座小小的精神病院都不能容、都要拆迁，让精神病患者丧失最后的、起码的生存空间，整个社会难道没有“病”？

所以《阳光照耀青春里》暗戳戳的潜台词是：所有人都疯了，整个世界都疯了。

它所描述的情形很像如今流行的这句话：“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虽然我并不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不喜欢这种表达。

这句针对“疯”而说的话本身就够“疯”的，它很像“夸大妄想型”精神病患者的语气。

事实是：世界非常复杂，一叶障目的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连自己都不够了解。

然而，将精神病“泛化”到这个程度的《阳光照耀青春里》一点儿都不愤怒、不绝望。

它拍的如此温情、如此克制，甚至还很幽默。

电影的主题依然是疗愈，是同“疯了的自己”和“疯了的世界”进行和解——纵使世界真“疯”了，你也没必要跟着一起疯，更没必要和它同归于尽（就像春春总是试图自杀）。

心平静气地想一想：影片提出的“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疗愈的精神病”的观点是对的。

这并不偏激。

人，是有情绪的。

有情绪，就会有不健康的情绪；人，是有精神的。

有精神，在漫长的岁月和艰辛的生活中，精神就指不定会出点问题——不管是“一时”还是“一世”，不管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

人性是个谜，精神是个谜。

每个人此生都会在不同程度、不同时间陷入精神上的痛苦，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数谜团等待自己和别人来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的确都是“精神病患者”。

这里只有“轻重缓急”、“自知不自知”的区别——就算那些专门负责来解决精神病难题的心理学家们，你以为他们就没点儿病？

请别误会我在调侃或贬低那些为人类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大师。

我的意思是尼采说过的那个意思：“当人在探索深渊时，深渊也在回敬阁下”。

稍微了解下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这些人的生平吧，在“由己及人”的解谜人类精神的过程中，他们曾遭遇的巨大内心痛苦和精神危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人人都有精神病，哪怕那些高耸入云的大师也一样（八成最有病的其实是他们），那么，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一无情的既成事实呢？

电影给出的答案是：不反抗、不逃避。

坦然承认自己有病，用爱和希望来化解精神病——就算不能化解，起码能缓解。

二、用爱和希望缓解精神病以上说的几条，电影表达的非常清楚。

肖央被鉴定为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那场答辩，简直可以视为《肖申克的救赎》中瑞德离开监狱前那场答辩的一个翻版。

而他们之所以都获得了“批准”，是因为不再“抗辩”，不再说“我不是......”、“我不会......”了。

他们在诚实地面对了自己的内心之后，终于讲出了：“我就是”、“我曾是”这样的话。

莫再说什么“病的不是我，而是整个世界”了。

凡这么说的人，就算他（她）的话是“对”的，他（她）的内心也无法得到救赎、他（她）的精神还将持续痛苦。

《谈判专家2》仔细想想：“我没病，是世界有病”这句话的逻辑是不通的——世界是你的世界，你和你的世界脱不了干系。

所以请别把“脏水”全丢给世界，显得就你一个人无辜。

世上没有纯然“无辜”的人（当然包括我）。

当人能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就不会变得过度愤怒。

至于《七宗罪》里凯文·史派西能很愤怒地向布拉德·皮特强调“没人是无辜的”是因为：他已犯了弥天大罪，必须以死偿还。

他早丧失了宽恕别人和自己灵魂的机会——其实这个恶棍并非什么清醒的“警世者”，他就是个十足的邪恶之辈，仅此而已。

纵使自己遭到迫害和不公、受了天大的委屈，纵使自己再不幸、再痛苦（就像肖央饰演的何立为），先承认自己有病，无比重要——因为“病”是你的一部分，你只有承认它，才可能面对它；你只有面对它，才可能接纳它，这是“与自己和解”的第一步。

如果你连承认都不承认，继续把这“病”视作耻辱和失败、继续往外推，那你永远“好”不了、你将永远人格分裂下去。

所以王子川扮演的第二人格“骆驼”才会对肖央忍不住咆哮：“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认为我是你的‘病’呢？

愚蠢！

”（何立为幻想出骆驼，借鉴的应该是描绘约翰·纳什生平的奥斯卡获奖故事片《美丽心灵》）

当人能够与自己达成和解后，才会产生对他人的爱和希望。

否则，你都不够爱自己，又怎么会爱上别人？

“爱”和“希望”在片中具化为两个直白的意象：阳光和大树。

阳光见证了何立为和春春的感情从无到有、从虚到实的过程（春春起初跟何立为说：“我和你不一样，你是正常人，我只是树。

”，他们的感情一开始是虚的）；而探出高墙、野蛮生长的大树虽被砍伐，由其种子萌发的小树却得以留存，这是不灭的希望。

所谓“希望”，只会改变它的“形式”，不会失去它的“内容”。

若有朝一日真的连“内容”都失去了，那真是死期将至。

片中给出的能治愈精神病的“爱”的药方也不仅仅是何立为和春春的私人之爱，更是一种悲悯众生的人道之爱、普适之爱。

因此春夏拥抱每一个人——包括精神病院院长的一幕无比打动我。

你可以讲这一幕过于“超现实”或“不现实”，但我想，那还真是唯一能“解决”这个世界“疯”了“怎么办”的办法。

虽然，我也无法做到。

春夏演的，基本是耶稣。

但是普通人也不需要做到，能看到就行。

无论“精神病人”还是“正常人”、男人还是女人，聪明人还是傻瓜......如果你能——哪怕暂时放下自身的傲慢与偏见、对个人“真理”和“真相”的执着，从你生而为人的存在本质出发去爱，你或许就能在别人——甚至与你截然不同、毫无干系的人身上感受到爱的存在。

每个人都是可怜的、孤独的、独一无二的、脆弱无比的存在，人与人的存在本质并无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被广泛误解为“愤世嫉俗”、“性情乖张”、“悲观厌世”甚至“有精神病”的叔本华说过：“我们对人称谓的恰当方式，不是‘先生’，而是‘我苦难的同胞’。

这听起来似乎令人诧异，但是与事实是吻合的。

它能使其他人了悟人生，时刻提醒我们留意那些人生中的警世恒言——宽恕，容忍，互敬，爱邻人，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因而每个人都要对他的同伴感恩图报。

”“宽恕芸芸众生吧。

不论那些愚拙透顶的凡夫俗子有着什么样的缺憾和邪恶，我们都得容忍；我们要时刻铭记，当这些谬误在其他人身上出现时，同样也是我们所具有的愚拙和邪恶，因为它们是我们同属的整个人类的缺憾......是的，我们现在对那些极为荒谬之事是如此愤慨万分，仅仅是因为它们尚未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

它们是这样一些谬误，即不仅位于表层，而且也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本性的深层结构之中，一旦有某种东西触动并引发它们，这种劣根性就将被唤醒并表现出来，正如现在我们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的那样。

”——《叔本华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如果说，你其实自诩是个明白人（譬如蒋奇明饰演的角色）。

“疯癫”或“佯狂”只是为了对抗处境的艰难险恶和内心的孤独，你只是拿“疯”当灵魂的保护伞或“减压”的阀门，以使日子看起来稍微好过那么一点，那我奉劝你：最好别这么做——因为这会招致自以为是的人们对你的更大误解，如此你将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内心只会更为颠沛流离。

很多人根本不会去想的一个问题是：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的“死不悔改”和自以为是、正是他们的毫无怜悯和固执傲慢才会激起对方以“死都不改”的态度与其相抗的报复心理——而当人终于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愚蠢的徒劳跟悲哀的笑话、不过是自己幻化出的只有你自己才能看清的层层叠叠的魔术并郑重打算结束这一切时，很好，大家都“解脱”了。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其实，人大可狠下心来不再“发疯”，淡忘那些你并不“懂”、甚至并没有过的哀愁和关怀。

如果不能，至少远离那些促你“疯狂”的外界和对象。

或者直到这一天——人终于发现自己累到再也“疯”不动了为止。

什么样的路，都是人走的；走什么样的路，由人决定。

而此路终将通向何方并导致何种结果，亦由人负责。

今早1刷《阳光照耀青春里》，最先让我感到惊艳的是这个片子的质地。

具体说来就是“青春里医院”的精分气质。

回想十多年前，为了创作一篇精神分裂题材的小说，我托熟人把我“送进”康宁医院卧底。

进来之前，对这次冒险采风充满期待，可当我真正看到那些重病号在监牢般的病房里癫狂地发作时，还是被吓得脸色煞白。

在“青春里”中，医院的装修装饰，活动庭院的布局与绿植，甚至病人的服装与绷带的样式，都和我当年采风的目睹十分接近。

这显然是下过功夫的。

上网一查，果然看到导演在之前的采访中自述“先后去过4家精神病院或康复中心，接触过大量病例。

” 凭着影片扎实的质地，我对制片团队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生出一份敬意。

从影片题材上讲，《青春里》是个稀缺品，它关注的是那些不被社会理解，甚至被污名化的“精神病”患者，它把冲破一切的个体突围与照进现实的人文关怀融为一炉，用脑洞惊奇的“精分”情节，勾兑现实社会势利、恶俗的异化生态，用14年的岁月窖藏，酿造出一壶五味杂陈的浪漫现实主义烈酒，残酷而热血，扎心亦温暖。

从编剧思路上讲，《青春里》的出招也很奇特。

一个程序员被公司送进精神病院，窃取劳动成果。

他通过与病友多年维权，终于为自己的人生讨回公道。

讲这种故事，要么把重点放在主角如何逃离精神病院，大写特写他利用专业知识，一步步取得医生和院长的信任，终于抓住机会，逃出生天；要么是写主角如何在狱中躲避药物治疗，自学法律知识，通过书写或者网络投诉，获得法律援助。

可《青春里》偏偏没走这两个路数，它把笔墨重点放在男主何立为如何接纳自己精神分裂这一残酷现实，并在接纳中逐渐自我疗愈，与病友们报团取暖、相互慰藉。

说实话，前两个“叠加Buff，打怪升级”的编剧思路，其实更容易讲好故事，可导演（同时也是本片编剧），偏偏开启了Hard模式，在“飞越疯人院”和“肖申克的救赎”之间，选择了去做“青春里药神”。

普通人之间相互理解、抱团取暖的戏份，其实很难用把握分寸，力度小了流于俗套，力度大了刻意煽情。

但好在，这部戏里的角儿每一个“普通人”，各有各的封魔与神通。

我觉得影片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用“精神病”作为纽带，巧妙拆解了病友与病友之间的精神壁垒，让观众感到了幽闭世界里人性之光的一抹亮色。

换句话说，这些现实世界里的怪咖弃儿，而却在“青春里”重获精神知音，当然你也可以叫“精神病知音”。

比如：男主何立为一直不相信自己有“精神病”，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竟能看到女主春春口中的“七个小矮人”，并且还能跟他们友好互动。

那一刻，他“懂得”了她的精分，也收获了她的芳心。

春春的精神问题，是总会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树，然后去保护院子里的另一棵树。

而当何立为看见散落在墙外的树种长出来的小树苗时，他奋不顾身地去拔起那棵树苗。

这个情节设定很妙，因为这场戏刚好发生在何立为回到医院接受了自己得病的现实。

这种“同病相惜”的懂得，“奋不顾身”的慈悲，让人怦然心动。

又比如：何立为与多年前逃出医院的方宁重逢。

何立为找他要回自己的手表。

方宁打开电饭煲，露出一锅破表。

他说，我没有办法再戴别人的表了，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就是不再被困住。

何立为微笑秒懂，随即将自己的那块破手戴在手上。

这里把抽象的时间概念，具象化在“手表”上，二人通过对各自“时间”的证悟，相逢一笑，莫逆于心。

还比如：李大宇刚遇到何立为时，提到自己对着医院大门吐三口唾沫，门就会打开。

影片最后，何立为向众人告别，李大宇亲身示范，三口唾沫之后医院大门真的就打开了。

在这里，没有病人讽刺讥笑，没有医生戳破真相，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为什么所有的人从最初的逃离“青春里”，到最后的守卫“青春里”，他们守卫的正是这份在外面世界里被无情剥夺的“尊重与懂得”。

黄教主不是在片尾也说了嘛：“什么是正常人，没有标准！

”愿每个人都能活在被懂得的时间里，阳光照耀，青春正好。

中国版飞越疯人院:密谋十七年的逃亡 溪树 一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

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

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

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

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

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

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

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

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

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

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

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

”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

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

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

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

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

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

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

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

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

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

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

”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

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

”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

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

于是他决定回上海。

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

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

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

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

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

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

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

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

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

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

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

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

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

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

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

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

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

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

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

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

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

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

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

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

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

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

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

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

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

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

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

”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

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

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

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

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

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

基本是不可能的。

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

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

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

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

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

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

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

”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

”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

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

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

不能靠自己又不能靠家人，这医院里的人向外求助基本也是不可能的。

曾有一位病友投诉护士们自己看报纸，不给病友看。

第二天，那几个被投诉的护士对他呼来喝去了一天，病头也一整天在他周围晃悠。

徐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投诉这件事还是不要想了，如果让他们知道你投诉可就惨了。

这不是一般的住院攻略，是生存法则。

这家医院的投诉渠道就像是一个安装得非常奇异的机关——它是这家正规医院在明面上的标配，外人很容易看到，但里面的人根本就不敢用。

因为它像被接错了端口，投诉的声音难以传到外面，却很容易被那些被投诉的人知道。

面子上，看似稳当的投诉渠道映衬了这家医院的正规；里子里，病人们都不敢用的投诉渠道巩固了这独立王国对外的封闭，也巩固了其内部严格的等级和微妙的人际关系。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徐为看清了这座独立王国的图景，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

”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

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

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

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

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

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

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

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

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

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

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

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

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

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

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

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

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

”医生不搭理他。

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

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

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

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原来新进康复院的人，都要一个人在那个有铁门的第一间里住几天，像关禁闭一样，这大概算是康复院给新病人的下马威。

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

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

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

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

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

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

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

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

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

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

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

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

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

大约是2004年的时候，一个新进康复院的病人想要出逃，徐为便打算和他一起翻墙头爬出去。

没想到这墙头比想象中的高很多，他们轮番踩在对方的肩膀上也够不着，逃跑不成，徐为的脚还受伤了。

想要出逃的病友并不只有他们两个，但真正能够逃出去的极少。

有些人就算成功逃出去了，没几天又会出现在康复院里。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

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

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

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

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

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

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

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

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

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

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

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

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

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

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

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

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

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

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

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

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

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

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

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

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

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

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

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

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

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

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

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

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

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

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

”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

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

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

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

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

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

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

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

”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

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

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

”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

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

做梦去吧！

”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

”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

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

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

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

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

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

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

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

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以后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

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

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

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

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

病友之间有时候打牌小赌，在澳洲赌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徐为也重操旧业加入进去，一般能赢个五块十块。

他心里觉得靠赌博赚来的是“黑色收入”，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不仅徐为自己横跨康复院黑白两道卖力赚钱，春春也在边上实力助攻。

家里人给她的零花钱，她都如数交给徐为存着；家人送来好一点的零食、茶叶，她也如数交给徐为去卖给其他病友换钱。

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在徐为那里。

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

春春只是笑。

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

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

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

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

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

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

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

这，就是特权的开始。

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

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

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

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

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

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

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

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

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

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

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

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

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

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

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

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

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

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

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

”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

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

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

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

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

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

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

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

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

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

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

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

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

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

”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

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

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

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

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

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

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

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

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

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

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

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

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

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

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

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

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

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

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

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

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

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

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

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

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

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

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

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

”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

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

”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

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

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

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

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

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

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

”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

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

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

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

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

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

”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

除了这一个星期的禁闭，他们为逃亡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之前享有的特权全部取消。

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

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

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记者跟进，但之后就没有记者再来联系他。

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

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

”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

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

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

当初把徐为送进康复院的是他的父亲。

父亲在2008年去世以后，康复院就认定徐为的大哥是他的监护人。

从此，徐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说了算。

康复院和大哥联系过很多次，告诉他徐为能够出院了。

但是大哥的态度决绝——不接，就是不接。

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徐为的大哥把两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里。

如果徐为一直住在康复院里，大哥就能一直收租，在康复院里的徐为连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

徐为又开始找律师，希望法律能够把他捞出去。

但很多律师一听说是一个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监护人，就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

也有律师来到康复院，声称可以帮助他，开价一万一千块，却连个正式的合同都没有拿出来。

徐为还是愿意给他钱，想就当买个希望吧。

康复院里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帮徐为把钱要了回来。

后来又来了一个律师，先开价5000块，后追加了2000，依然没有签合同，只给徐为写了一个收据。

收了钱之后，这个律师便潦潦草草地帮徐为打了一个官司，结果就是正式把徐为的监护权正式判给了他大哥。

就在徐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出院的人的时候，康复院的院长也没有闲着。

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后，康复院的院长觉得徐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是他再逃多几次，康复院也吃不消。

于是，院长也开始想办法，希望有人能接徐为出院。

大哥不愿意接，甚至立下字据说，把徐为关在康复院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负责。

徐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说自己身体欠佳，没有能力照顾徐为，还是让他呆在康复院里吧。

徐为家所在的居委会表示，小区里住着几个精神病人了，没有能力再多照顾一个，还是让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比较好。

没有人愿意帮助徐为出院，院长便死心了。

徐为还没有死心。

见识过了冷漠的媒体、死胡同里的残联、牛鬼蛇神一般的各路律师，又输掉了一个官司，徐为确实一度陷入绝望。

但后来，他听说有一部《精神卫生法》即将出台，法律第五条里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

”徐为觉得这部法律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希望又被点燃了。

顺着这个方向，徐为找到了一家关注《精神卫生法》的公益机构，也就是我当时实习的单位，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走正规的法律途径争取出院。

2013年的时候，我们给徐为联系了一位愿意免费代理徐为案子的律师，他专门去康复院里和徐为签了一份合同，徐为将康复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

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启动。

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达立案通知书。

从立案到一审开庭，用了大半年。

一审法院原定于2014年11月25日宣判，结果跳票了。

一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诉我，徐为的案子终于要判了。

我觉得徐为应该是稳赢的，医院有记录证明徐为早已符合出院的标准，而徐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冲突，这些事实都太清楚不过了。

法律和舆论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

徐为的官司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前那些对他不理不睬的媒体都开始报道他，甚至有人来康复院看望他。

徐为的案子一打就是两年，我已经结束了公益机构的坐班实习开始在国外念书。

判决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同事们应该已经在庆祝徐为胜诉了。

可是一觉醒来，我只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为其人的样子。

照片里，徐为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内，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灰白了。

他双脚并拢，认认真真地站着，但背已经有一点驼了。

他的律师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外，向他送达一审判决书，徐为败诉。

法院认定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是合理的，大哥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将徐为安置在康复院里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再一次将徐为能否出院的决定权交在大哥手里。

徐为不服，上诉。

二审依然败诉。

徐为仍不服，于是他的律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

均驳回。

直到2016年5月，徐为和他的律师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

法院认为，如果监护人不同意，那带着精神病人帽子的徐为就应该继续留在康复院里。

判决书里罗列了诸多理由，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一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毕竟是个精神病人啊，放出来了，万一出事呢？

那之后，当我和别人讲起徐为的故事，忽然发现故事的开头已经从十年变成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传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复院里住了快14年……”我不再关心徐为到底能不能出来，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漫长的诉讼里，在这一波接一波的等待和失望里，他会不会被击垮？

当年围在一起感叹的同事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飞快地奔跑——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去远方继续学业。

似乎只有徐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平行世界里，日复一日的康复院生活依然没有尽头。

十一2015年和2016年，是徐为迄今为止的生命里最难熬的两年。

为了出院，他把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

和大哥对簿公堂，亲情从此就断了。

和康复院对簿公堂，但徐为还住在康复院里，双方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博弈。

整个官司以失败告终，徐为仿佛听见康复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彻彻底底、严严实实地把自由世界关在了这铁门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

还记得1994年时，徐为曾在澳洲落难，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独在异乡没有亲朋、没有住处。

他想着去流浪当乞丐，结果发现地广人稀的澳洲对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车，乞丐都活不下去。

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复院里有吃有住的日子，徐为觉得，还是1994年落难的时候好，那时毕竟有自由。

唯一的慰藉是春春一直陪在他身边。

他们在一起十年，如果没有春春，徐为也许早就想办法死掉算了。

十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春春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的姑娘会在多年后成为他活下去的支点。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2016年，徐为找到他的律师，他还是要争取出院，再试一次，最后一次。

律师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个遍，最终和徐为决定，再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大哥的监护权。

如果能够把大哥对徐为的监护权整个端走，那能否出院的决定权就能回到徐为自己手上。

在这个程序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徐为要做一次司法鉴定，只有当他被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面的路才能走通。

对于这个鉴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

在徐为之前打的两场官司里，他已经被鉴定过两次了，两次的结果都不理想。

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就没有什么人能顺利通过这个鉴定。

但在2017年7月6日，徐为从最初在精神康复院里发展香烟贸易、开拓餐饮业务，到后来成为康复院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第一个带着另一个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一个聘请律师的人，变成了第一个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徐为拿到的司法鉴定结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图片作者图 | 鉴定报告走到这一步，他坚持了15年。

但徐为并不着急正式出院，他还在康复院里多呆了两个多月。

并不是因为他留恋这生活了15年的康复院，也不是因为他做事拖延。

他心里比谁都急，怕夜长梦多，怕院长变卦，怕那个来之不易的鉴定结果失效。

但他还是要留在康复院里，因为春春出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他一定坚持要两个人一起走。

徐为说，如果他一个人出来了，春春在里面关一辈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一辈子。

春春的监护人是她的哥哥，没时间照顾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

律师出了个主意把春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最终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获准，慢慢的春春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一段爱情长跑。

徐为和春春终于实现了一起出院的大目标。

9月27日，在律师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复院的大铁门。

从铁门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不过就是一步，两步。

但他们一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铁门外。

还好，经过了这十多年，他们仍然一起走。

从今以后，他们有自由，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

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

两天后，徐为记录下了他这一天的生活：“今天东西差不多买全了，开始自己做饭吃。

今天买了一把空心菜6元一斤，二个灯笼青椒7元一斤，一块鸡胸10元一斤花了4.5元，一点姜一个大蒜头3元，2斤鸡蛋每斤5元，一瓶烧菜酒5元。

总共差不多花了40元。

平常日子真好。

”（为保护主人公隐私，徐为、春春已化名）-END-

1“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看完《阳光照耀青春里》，莫名想到罗大佑这首老歌，《你的样子》中的这句歌词。

《阳光照耀青春里》里也有一群孤独的大孩子、老孩子、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边缘人，他们怪诞、异常、不合时宜。

但看到电影最后，又一个一个地都理解了他们，包容了他们，想与他们同肩为伍。

他们何尝不是，“造物的恩宠”？

男主角，肖央扮演的何立为，从一家软件公司的程序员，被送进“青春里”精神康复院，被误解，被轻慢，开启了维权打官司的漫漫14年。

“病友”们呢，这群精神病患、这一群不被理解的底层人们，奇奇怪怪可可爱爱，有写不完高中答题卡的李大宇，有手握神秘钥匙的洪兆庆，有把树木当作朋友的女孩林春春，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拼凑着这个世界的形状。

——但是，他们，真的都是“病人”吗？

我更喜欢称他们为，“怪人”。

活在这片钢筋水泥森林，焦虑、抑郁、职场压力，你我他谁又没有或多或少暗然生长着一点“心理病”呢。

我们隔岸观火看的是电影中的别人，也是我们自身。

就像电影里那句台词，“有病算什么？

谁心里没点儿问题啊？

”我们都有病，我们都是怪人。

若你喜欢怪人，其实他们很美；孤独的灵魂，都是造物的恩宠。

2但“主流社会”总是在追捕与剿灭“非正常人”的路上。

他们按下了ESC键，试图删除与“正常人”看起来“异常”的异己们，出于和谐，出于一体化，也出于害怕。

这样一个康复院，就成了集中场。

但你以为这是他们的修罗场，其实更是他们的游乐园。

你以为这是他们的禁闭岛，其实更是他们的乌托邦。

永不妥协，纯真向上，永远抗争，自由热烈，勇于冒险，葆有自我，即是这一群“非正常人类”的生存之道。

想要荡一荡秋千，就能自由自在飞出院墙；想要骑一辆摩托车，就能冲出绚烂芬芳的烟火。

相信自由生长的幻梦，回归天真烂漫的灵魂，暗无天日的生活也可以过成爆米花一般，五彩斑斓奇思妙想的浪漫乌托邦。

既然人生就是一次伟大的冒险，那误入疯癫世界，就是更瑰丽、更精彩的一次升级版的冒险之旅，让阳光也能照见这片被上帝遗忘的罅隙里来，《阳光照耀青春里》简直就是一曲反“正常人”之歌，一篇献给自我独立人格的醒世寓言。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不一样”，这是他们的倔强。

看似最不被理解的内心深处，他们心中藏有一片汪洋。

3“天才，注定会被排挤，但不会被抹杀”。

电影里的这句台词如是说。

所以男主角何立为身陷在康复院里表现出来的“疯癫”，不过是不愿向资本妥协的另一种清醒，是世人皆醉我独醒，是卧薪尝胆，是厚积薄发，是生存的智慧。

其他病友们呢，各自使出浑身解数，用荒诞对抗强力，用本真对抗规训，用顽强生长对抗既定命运。

《阳光照耀青春里》有一种让我着迷让我喜欢的神神叨叨又浪漫抽象的灵气。

这种劲劲儿的灵气，之前在《宇宙探索编辑部》《从21世纪安全撤离》里看见过，这一次，是《阳光照耀青春里》给我的小惊喜。

导演曾海若说：“有病不丢人，该晒太阳就晒太阳，像野地里的草一样疯长。

”是啊，谁规定只有同一条轨迹活着才叫生长、同一条直线滚动才叫向前呢？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阳光照耀，才最重要。

有没有病，发不发疯，正不正常，都是小事，毕竟人生总有困境。

重要的是爱惜自己，拥抱自己，珍惜自己，允许不同调性的灵魂、不同形状的生命个体，都能具有自由生长的勇气。

何为正常？

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而是敢于去炽烈真实地活，并允许每一个生命以各种不同形态存在，才是善待生命、尊重生命的，真正的“正常”。

电影里的何立为，他想逃，一直逃，最终也像一株破墙的树，走出了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困境。

人啊，还是要努力去绽放、用力去活啊。

我想，这也是《阳光照耀青春里》给你我的勇气一种，生命只有一次，请你一定记得，要炽烈真实地活。

谈到“精神病患者”，你会想到什么？

不用说，扭曲的五官、歇斯底里的嘶吼、呆滞的眼神以及永难飞越的高墙，一定在列。

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正常人”打入另册的，又是以怎么样的姿态被“正常世界”所遗忘的？

《阳光闪耀青春里》不是第一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电影，但它一定是视线最平、温度最暖、答案最棒的一部，我喜欢这样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连同它的每一个角色，一并喜欢。

何立为的14年“精神康复院”生活，看似是“不正常”的14年，幻听、幻视、幻觉一个不少，连同他周遭的那些人，一起构成了“疯癫世界”，但，从出逃到出院，对于何立为来说，这分明是一个包含治愈属性的故事，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又是如何做到的？

入院之初，何立为坚信自己是被“强行”入院的，从观众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因为家园软件公司好似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而对于资本的一贯看坏，让我们相信这就是一场因铲除异己而实施的卸磨杀驴行为。

随着剧情推进，骆驼这一人物，从实体变为幻想，打得何立为和观众同样措手不及，原来，何立为真的有“病”，还“病”得不轻，自此，故事正式进入另一个叙事——何立为的康复。

与之前为了聘请律师众人组队打装备等节奏欢快的叙事风格不同，这个阶段，叙事风格陡然转为虚虚实实的虚实结合，时间连同病楼穹顶的钟表样式，成为复数态，妈妈的手表、朱朱的戒酒、方宁的寻父......都将时间拨往一个共同的方向——过去，这些所谓的“不正常人”，都蜷缩在一个叫做“过去”的角落，“正常”时间在这一刻停摆，他们的时间不再转动。

其中包括洪主任的，他看起来像个正常人一般，但他在院外行走时的拘束，以及与院外之人相处的局促，分明暗示着他与外界之间存在着一堵高墙，这堵墙阻绝了时间，他极尽努力，但他的时间依然停摆在了“咬伤人”的那天。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翻越这堵高墙，勘破停摆的秘密，让时间重新流动，但一定有人能走出来，何立为就是之一。

他与骆驼和解，承认骆驼就是何立为的那一刻，因母亲出走而高筑的阻绝墙坍塌了，就像康复院外的那颗树撑破了院墙，让内外联通，时间流淌，承认自己、接纳自己，带着过往一起往前走，这是何立为告诉我们如何回归“正常”生活的方式。

《阳光照耀青春里》聚焦常被人忽视的精神障碍人群，用荒诞与温暖交织的故事，直面被黑暗笼罩的角落，引发大众对正常与异常、社会偏见与包容、自我认知与接纳的思考。

电影开场，肖央饰演的程序员何立为，被公司强占开发成果，还强制送进了“青春里”康复医院。

这一情节，对当下高压、功利的职场环境作了辛辣讽刺。

在资本主导的规则下，个体的个性与坚持被无情碾压，一旦与“集体利益”相悖，便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冠以“精神异常”之名，遭人非议。

何立为在“青春里”结识了形形色色的“病友”。

他从坚称“我不是病人”到坦然接受“我是病人”，从一心想要逃离精神病院到选择留在其中打官司，他的认知发生巨大转变。

在“青春里”，每个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的人，都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他们被迫困于这里，看似不正常，实则都有纯粹、本真的个性。

电影运用虚实交错的浪漫手法，模糊了现实与幻想边界。

何立为视角中的“骆驼”“七个小矮人”等，让观众不断猜测与思考——他是否真的精神异常？

看似疯癫的行为是否只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抗？

当何立为逐渐适应“青春里”的生活，他反而安抚和化解了病友们的不安，这是对世俗意义上的“正常”的反驳。

究竟谁才有资格定义正常？

是那些遵循社会既定规则、内心却早已麻木的人，还是这些被视为异类、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热爱与真诚的精神障碍患者？

电影引发我们这层思考。

虚实交织的编排手法，让观众在浪漫而荒诞的影像面前不断反思。

电影毫不避讳地将职场PUA、996文化、精神障碍患者污名化等现实议题置入剧情之中，用看似“发疯”的文学解构方式，对传统的规训与惩罚提出质疑并发起挑战，为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边缘群体争夺话语权。

我国患精神障碍的人群总数达1亿多，各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16.5%（抑郁症/焦虑症为主），社会对他们的了解与包容却远远不足。

精神障碍人群面临着诸多困境，不仅要承受疾病带来的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还要遭受来自外界的歧视与误解。

电影通过展现病友们的生活日常，有助于大众打破了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刻板印象。

原来，他们也有情感和梦想，对生活有着强烈渴望，也需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尊重与关爱。

电影后半段，“觉醒”的何立为拿起法律武器，为病友争取合法权益，直面社会现实。

结尾通过字幕告诉观众，随着《精神卫生法》颁布和实施，精神障碍人群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也呼吁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为精神障碍人群的去污名化作出努力，营造一个包容、接纳的社会环境，这也是影片题材极具社会现实意义的价值所在。

手表、丢手绢、树……这些意象在电影中反复出现。

手表象征着时间的束缚，也是社会规则对人的禁锢；丢手绢游戏，代表了精神病人对自由的向往与追逐；那棵冲破墙壁生长的树，直观地展现了生命力与希望，象征着“青春里”所有病友的内心世界：即便身处困境，也要顽强生长，冲破一切阻碍，拥抱阳光。

影片结尾，阳光“真的”洒在了“青春里”的每个角落，病友们笑容洋溢，这幕很容易打动观众。

无论他们被世界误解多少次，总是心怀希望，坚守内心的善良与真诚，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亮。

《阳光照耀青春里》是一部属于春天的电影，用黑色幽默消解沉重、用奇幻笔触刻画真实，传递给观众自我救赎的正能量。

真正的治愈并非是消除内心“问题”，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在只有我一个人的电影院里看完《阳光照耀青春里》，久违的表达欲不吐不快。

查了一下导演是纪录片出身，拍这部电影也做了大量的走访资料，那他对“精神病院故事”的复杂观感也不难理解。

豆瓣6.8的分数其实不至于，但新导演通病导致的把所有想表达的主题塞在一起，让观众抓不住表达的重点、来不及调整观看预期，导致2小时看得喜欢又疲惫。

一部电影中，你能看到：《精神卫生法》的建立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界定，男主的法律维权路；男主究竟是不是精神病，患者内心的自我对抗，典中典《美丽心灵》双重人格；对精神病院全景监狱、权力高墙的隐喻，以及高墙被树的生命力推翻、陈主任其实也是精神病人的反转；病友们对精神病院“强权”管理的反叛逃离，《飞跃疯人院》，后期资本想收购土地强拆精神病院时，病人们又联手反抗“保卫精神病院”，讽刺斯德哥尔摩情节；病友们的群像，类似《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奇人异事群像录，孔大山般的梦幻轻盈；与春夏的爱情线，用毕赣的拍摄手法，写就一个卢娜般梦幻的“疯女孩”，还致敬了岩井俊二的《梦旅人》以及《搏击俱乐部》。

有没有发现，以上那么多主题塞在一部电影里时，他们必将导致冲突。

也就是观众的内心预设：我究竟是在看一部像《第二十条》讲法律对抗的现实主义电影？

还是在看《宇宙探索编辑部》般的边缘人群发疯异事录？

亦或者《地球最后的夜晚》般的绝美梦幻爱情完全不需要顾及任何现实逻辑？

观众在这部电影中找不到一个支点，不知道男主是不是正常，不知道青春里究竟是监狱还是庇护所。

代入立场不断建设又不断推翻，最终陷入疲惫和混乱。

即使观众分裂出三个人格，这部片子中也有很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要是按照现实主义逻辑、法律维权角度看，男主一开始在公司是什么地位，与老板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公司能允许他没有任何产出，一个人单干一个项目干两年，还给他发工资？

男主有独自开发游戏的能力，公司没有帮到他任何东西反而不断阻挠，为什么不干脆辞职创业做独立游戏？

这些问题全都禁不起细想，上过班的人都能感觉到其中的悬浮（就不提天才程序员男主，还身兼天才美术多才多艺了）。

而中段反转的庭审戏也是，审判长从头到尾不发一言，任凭原被告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当庭吵架，完全不顾现实庭审流程。

你们倒是根据证据展开辩论啊！

审判长你说句话啊！

看得我都捉急。

更别提都上法院了，律师跑对面了不找新的就这么愣着，自己人还不对好证据当庭才知道是亲属签的入院同意书，刻意刺激病人，乱成一团还不叫法警一群人就这么看着。

泼天的狗血撒了，一步步紧cue《精神卫生法》以为要走现实逻辑的观众傻了。

后面资本强拆的部分更是一坨浆糊。

不是，想拿地是可以私人带着人就去打砸抢强拆的吗？

此时推出一个荡妇羞辱的意义在哪里？

一个医院高层道德作风问题或者曾经有病史就能让整个医院身败名裂？

国家征地通知呢？

政府拆迁办呢？

土地竞拍程序呢？

为什么每次抓精神病人时有警察，这时候黑社会都上门堵人来又不报警了？

“精神病院保卫战”看着燃，细想全是浆糊逻辑。

再计较本片的现实逻辑，我都要精神病了，还是换个话题吧。

男主与春夏的爱情线也看得人很不适，我想了想，这不全是肖央的老脸让人嗑不下老少配的问题。

而是肖央在整段情感关系中都是作为偏“正常人”的，偏控制引导的男性强势方，而春夏是瞪大眼睛懵懂幼态的“无知少女”，而且是明显精神问题更大的女性弱势方。

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女主幼态楚楚可怜着重放大刻画，实在很难不让人想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诱奸，想到现实中那一次次的“捡到女精神病人”案件。

春夏在片中很美，像鹿又像精灵的美丽精神病人完成得很好，这个人设本身就是她的舒适区。

但当春夏说“我是一棵树，你也是一棵树，我们连在一起就是一片森林”时，镜头转到男主沧桑的脸上，我只觉得导演的残忍。

而且公主这个角色，完全是独立于“7号房病友群像”之外的，她的故事线和除男主外的任何人都搭不上关系，其实删掉也完全不影响，就纯粹是为了“想增加一条感情线”而增加的角色。

导演好像对男病患们是一种平视视角，对春夏就变成了一种男性凝视视角，这就更突显了这个角色的格格不入和多余。

吐槽累了，说点优点吧。

精神病院群像部分我还是喜欢的，中秋夜的烟火狂欢、爆米花雨，拍得很飞，我很喜欢。

骆驼是《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的导演王子川饰演的。

虽然这个角色人设有模仿《美丽心灵》保罗•贝坦尼的既视感，但看过《朱同》后又觉得这是长大后的朱同，古灵精怪的具象化，王导的狡黠和不真实感演的很好。

虽然大部分时候只在边边角角作为“置景道具”出现，但蒋奇明饰演的李大宇很可爱。

广西普通话一开口就可爱，抱着书扭来扭去也可爱，背英文背精神病院管理条例都可爱。

这也是我印象中第一次看蒋奇明在影视剧里说广西话，可爱真可爱。

我觉得何立为这个角色蒋奇明演也是合适的。

前期崩溃天才，中期与公主浪漫梦幻恋爱，后期逐渐被修剪枝桠、磨平棱角，变成世俗中最“正常”的那种中年人。

倒不是肖央演的不好，他演唏嘘中年完全是舒适区，到中间开始帮院长进货、网吧打金开始的圆滑世俗与他本人气质完全相融。

但我总觉得他不像偏执乖张的理科学霸，爱情戏的部分很努力不油腻了但还是缺少信服感。

最后建议一下，导演如果有下一部戏的话，收敛一下什么都想说的大杂烩表达欲吧。

现实主义/梦幻诗意/政治讽刺，选一个方向就行了。

时长也麻烦控制下，两个小时真的太长了！

肖央主演新片《阳光照耀青春里》（简称《青春里》）精准对标尼克尔森那部经典的《飞越疯人院》。

由此还可以扩展到《猜火车》《肖申克的救赎》甚至《素食者》等前作。

都是借由“疯人院”的设定，来探讨“疯癫”与“正常”的合理边界，在此哲学内核之上，《青春里》还添加了理想主义、职场困境、生存压力、情感慰藉、体制叛逃等丰富元素，移植故事背景的同时，自然也混融了迂回柔韧的传统智慧，以及温和光明的解决路径。

有饶晓志从《你好疯子》《无名之辈》练就的荒谬颠覆，导演曾海若从过往纪录片中携带的人文关怀，叠加春夏、蒋奇明、陈明昊、王迅、黄晓明等实力演员的支撑，让《青春里》的深刻故事呈现出丰沛热烈的色彩。

A. 疯癫世界从《飞越疯人院》到《青春里》，一脉相承地完成福柯有关“癫狂”命题的视觉转译：所谓疯癫，不过是权力规训失效时的应激反应。

观众当然明白主流的分界，认识物质世界，理解基本礼仪，概念、需求和目标符合大众的预期，否则便是“非正常人”的定义。

片中何立为（肖央饰）有臆想出来的同伴骆驼（《美丽心灵》），林春春（春夏饰）把自己幻想成一棵树（《素食者》），李大宇（蒋奇明饰）永远停留在高考的阶段。

其他还有保持爬行、迷恋帽子，幻想自己是公主，诸如此类的认知障碍，看上去都成为“疯癫”的样本，被封闭在片中环形建筑内，承受着洪主任（陈明昊饰）及病头的欺凌。

片中多次出现了夸张或浪漫的奇幻场景，如同《解密》中对密码专家内心的呈现，那些神秘丛林、青葱草坪、可爱小矮人（《查理巧克力工厂》），或是废弃房舍，都像是病患们的内心投射。

何立为与观众一起，旁观着眼前这夸张、戏谑又荒谬的封闭群落，试图逃离又无计可施。

因为除了臆想出的“骆驼”，他拥有与常人无异的认知及心智，甚至还有程序员独有的专业技能。

而他的入院，也被展现成与上司对抗、戳破商业谎言，从而“被疯癫”而抓捕入院。

被扭曲的正常事实增强了荒谬的氛围，因为随着何立为与病人们的真实接触与了解，内心中有关疯癫和正常的分界越发模糊起来。

上司正常吗？

他毫不犹豫地拥抱资本，丢弃原创情怀和职业操守；洪主任正常吗？

他掩饰多年前的病态，转身踏入了小卖部英姐的房间；哥哥（王迅饰）正常吗？

可以为了利益背刺亲弟弟，为了一套老房子全然不顾手足情谊。

还有一堆同事、律师，和光同尘的众人，义愤填膺的骆驼，他们正常吗？

为何又从不同的侧面透出病态的样子？

而身边的这些病患，他们真诚、纯挚，纵然对世界有不同认知，却总能真心体察到世界的本质规律。

何立为决定叛逃，从这个疯狂荒谬的世界中逃离，为自己，也为身边的病友，然后他和《飞越疯人院》的尼克尔森一样，立即触及到体制的坚硬边界。

B. 体制叛逃有关体制的隐喻，最精准的表达莫过于《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台词。

“高墙很有趣。

刚入狱时，你痛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时间久了，你开始离不开它们。

这就是体制化。

”"These walls are funny.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s, you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 That's institutionalized."《青春里》中，春春多次以伸出砖墙的树干为隐喻载体，告诫何立为“你想逃，要挨刀”。

影片开头的职场，正是体制化的表面呈现。

追逐热点、抄袭成风，没人关注原创和深度，资本裹挟着从业者盲目冲撞，还有急功近利的上司与麻木从众的同仁。

何立为被困其中，难以自拔；才华无从施展，情怀无法挥洒，仿佛跌落深井，徒劳地开启困兽之斗。

直到在推介会上一番疯狂输出，将自己成功推进“非正常人”的群组。

第二层体制化，是有关家庭的情节。

哥嫂与小侄女艰难生存，老父亲的房子成为他们觊觎的资产；而何立为的存在，正是他们完全拥有房产的唯一障碍。

为了获得房产，哥哥不惜与资本交易，将弟弟送进病院。

这样统称为“人情世故”的异化，难道不是另一个层面的体制化？

更深刻的一层自然是无形的社会观念。

何立为借由工人伪装逃出病院，然而他真的逃出了吗？

进入社会的精神病患，同样承受着来自众人的歧视和排挤，所谓“主流”的从众观念，形成缥缈无形却又难以挣脱的体制，除了小侄女和春春理解，其他人都围困着何立为。

就像围困着洪主任的愤怒众人，无形之中成为“暴力”的帮凶，这也正是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

当然，出现在国内银幕上的何立为，不至于像尼克尔森那样带领着众人暴力反抗，拿浴缸砸碎围墙；或是像安迪那样花几十年掏挖出潜逃的地道。

除了乔装逃跑，何立为还实现了非常契合程序员身份的温暖救赎。

他主动申请成为义务网管，偷运电脑配件回病院，组织病友成为游戏战队，通过代练和刷装备挣钱，为大家构建起体面且可行的收入来源。

何立为积极乐观，勇敢行动，他就是伸向墙外的树枝，即便多次被提醒有被修剪的风险，最终整棵树也被整棵砍掉。

但是何立为坚信“种子早就落在了外面”，他乐观地表达“不能因为花会凋谢，就不敢让她开放”，并将墙外的树苗再次带回院内，从始至终保持着坚守理想主义的孤勇者的尊严与壮烈。

C. 命运抗争如果以上的叙事都像是暗黑夜空的背景，那么直面命运、全力抗争，便是《青春里》中人性光辉绽放的花火。

影片呈现的苦难、困境和矛盾都已经交代完毕。

然后呢？

该听天由命，顺应接纳，彻底躺平吗？

出院后的方宁除了一口川普没有变化，原生家庭的贫苦阴影如影随形，让他成为了无可归依的流浪者；面色冷淡的洪主任也试过回归社会，试过接纳爱情，最终却带着遍体鳞伤回归病院，再不敢做任何尝试。

何立为决定做第三种尝试。

在职场便特立独行的他，拒绝听从李大宇絮叨念出的病院规则，成为一位积极行动、聪明迂回的抗争者。

他不相信命运被注定，不相信一切窠臼彻底固化，他就要从这荒谬暗沉的病院中，挖掘出可供呼吸的出口。

独自伪装潜逃，引领众人狂欢，坚持法理维权，还接纳春春的体谅理解，成为惺惺相惜的知音。

组队刷装备的欣喜，中秋之夜的狂欢，都是通过抗争从命运那里换回的嘉奖。

最动人的一幕，莫过于他与春春站在废弃房舍中，望见被万家灯火点亮的璀璨夜空。

命运的前路被点亮，体制并不是坚不可摧。

荒谬的场景可以改写，个人的处境更是必须被改变。

如同《我不是药神》《第二十条》以虚构情节照进现实法理，《青春里》也呈现了我国《精神卫生法》的颁布过程。

即便有被定义的“疯癫”，但我们每位个体，也都有不被驯服、不被同化的权利，积极坚定，心怀希望，便总能看见明天正常升起的太阳。

十多年前，我曾在精神病院实习。

带我的老师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精神病是由谁来定义的？

如果院墙里的他们可以定义，有没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精神病？

当时我没太能理解这句话，这十多年时常思考，得出一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精神病，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自知而已。

前几年，网络上有个很火的话题：如果你不小心被送进精神病院，你要怎么证明自己的正常的？

我认真地想了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证明了。

抛下滚滚红尘里背负着的欲望和压力，放下贪嗔痴，随心所欲生活在小小的一方院落里，到点吃药，按时吃饭——只要有人给我续费，我可以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活下去。

《阳光照耀青春里》上映后，我第一时间去看了。

除了对精神病院这个话题感兴趣之外，更想知道，那个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男主角，他会怎么做。

电影的前半段，他像大多数人的选择一样，拼命逃离，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正常的。

他逃出去了，却发现，签字送他进去的，是他的最亲的家人。

邻里避他如蛇蝎，他只要“脏”过，就再也不干净了。

他没办法向所有人自证，他只有一个人。

电影如果只讲这些，那就不好看了。

紧接着，第一个反转来了：他发现，他真的是精神病人。

一直支持他的伙伴“骆驼”，是他臆想出来的。

他以为被送进精神病院是他的困境，实际上，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才是他真正无解的困境。

大概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经历几次无解的困境吧！

有人恐慌、有人躲避、有人毁灭，就有人自救。

主角何立为在经过短暂的迷茫之后，接受了自己是个病人的事实，接受了自己和病友们一样的事实，没有了初入病院时的狼狈和偏执，反而试着去理解病友们，和他们成为朋友。

何立为从愤怒反抗到自我接纳，他挣扎中的脆弱与坚韧打动了我，至少，我没办法做到他那样。

何立为的成长，当然也离不开病友们的帮助。

朱朱表面正常，内心却因一场车祸背负着无法愈合的创伤。

醉酒后的癫狂与平日的沉稳形成撕裂性的反差，微笑掩盖痛苦，是逃避，也是他的生存策略——他是何立为的对照组，稍一沉沦，就变成了朱朱。

再坚强一点，再偏执一点，再多抗争一次，才能成为何立为。

春春前期的诗意自残与后期的向着阳光生长，是她的自愈，也是对墙内的小伙伴，以及墙外的我们的治愈。

“每个人都缺一个拥抱”在电影里具象化了，“艰难的时候更要报团取暖”，是青春里的小伙伴们告诉我们的道理。

在光与影的交错中，每个人或许都是潜在的“病人”，而真正的阳光，或许就藏在那些被定义为“疯狂”的裂缝里。

影片的后半段，何立为帮助了春春，春春也治愈了何立为。

阳光下，春春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何立为也有了治愈自己，和恶势力抗争到底的勇气。

一棵树被砍倒了，种子却散落四方，生根发芽，长成摧毁墙壁的参天大树。

程序员何立为设计了游戏“丢手绢”，在十四年的抗争中，才真正解开被困住的人生，找到他丢失了的手绢。

——真正的救赎并非“逃离疯人院”，而是打破社会规训的枷锁，在荒诞中拥抱真实的自我，这何尝不是一次对主流价值观的叛逆。

真的假的？

好的坏的？

所有的故事也许都会从这样的设问开始。

质疑真假，是因为我们渴望这个故事曾经存在过；分辨好坏，是我们想知道是在故事的哪一边。

一、这也是辅助治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部法律的存在。

我都不知道患者住院有自愿权。

而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没有这样的法律，一个人在精神病院里生活14年2个月3天。

逝者如斯夫。

我们总是对问题束手无策，却对提出问题的人千方百计。

把那些人圈养起来，让他们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当镜头推近了他们，当我们知道那些问题始终还是在发酵，在加剧，我们甚至不能再次暴力拆迁，我们甚至无法回避他们的确存在。

也许这不过是一种辅助治疗，但看见他们，治疗至少也许会真正开始。

他们需要被看见，否则他们中间就会出现我们。

他们需要被看见，否则他们甚至都得不到辅助治疗。

正因为《精神卫生法》的颁布，精神病人终于可以被重新赋予之前粗暴剥夺的各种权利。

包括其中最为重要的权利：他们申诉权利的权利。

当肖央扮演的何立为重新被认定：拥有行为能力。

这个瞬间不仅仅属于银幕上的这个角色，这个自由与权利更属于那些淹没在2010-2018年之间“被关进精神病院但无法证明自己没病”的无名者。

他们的困境不仅仅是无处可逃，他们的绝望更源于他们连保护自己都举步维艰。

而这种绝境、困境真的只有他们才会遇见吗？

这种被看见，被主张的自由只有他们才需要吗？

幸好，这样的改变，不仅仅发生在电影里。

二、那么拥抱呢

这个故事是说在一个人活在地狱里。

他逃出来，不过就是从一个地狱回到了另外一个地狱。

他的世界是没有光的，因为没有缺口。

我们近乎看着他到处投诉，到处抗争，到处奋斗，我们可以从这个“到处”就判断这一切是徒然无功的，否则出问题的就是“到处”。

也许这种折磨连宿命都于心不忍，于是出现了“她”。

“她”代表着美，就像美的充要条件就是美应该是不存在的。

当她温柔地看着他：我的灰尘扫得越大。

说明我越喜欢你。

我对你的喜欢，无法计算我甚至理解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始终是存在灰尘的，因为那些灰尘都是她对他的喜欢，无量计。

就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她出现了。

她那么美，以至于可以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苦。

这个世界太苦了。

否则怎么会出现那么美的她。

“拉个手，就能毁掉整个医院吗？

那要是拥抱呢？

”那一刻，我们才知道每个人都渴望拥抱；那一刻，我们会惊恐拥抱的力量真的能摧毁世界。

拥抱吧，这么美的她，医院毁灭，世界毁灭，一切都毁灭都值得去拥抱。

这个世界需要拥抱，否则这个世界和毁灭又有什么区别。

三、什么是正常人

“你们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什么是正常人，没有标准”中秋这个词挺温暖的。

一群被定义为不正常的人聚在一起，他们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他们拥有了一样的时间。

他们都被驱逐到了世界的尽头，他们自己都忘记外面的世界其实也不是一定不能回去。

他们都忘记了树，是可以把墙捅破的。

他们于是从奄奄一息活到哈哈大笑，他们都在和他一起战斗。

他们高兴地送他回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只是会轻轻哭泣：记得有空回来看看我们。

因为，他知道他们是正常的。

也许，这个世界会和他握手；也许这个世界里，他和她会劫后重逢。

因为这个世界终究是正常的，正常的，这个世界毕竟会心软。

所以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这样美好的人是正常的；所以这些人是多么美好，因为他们相信太阳，也相信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