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梁惠王上》《1942》全片最大的问题是立场价值不清。

四次日本飞机（两次炸灾民、一次炸重庆、一次岗村宁次）和杀死拴柱的段落，对国际形势的强调、以及蒋中正在教堂的忏悔都是一种分散和俯视，一种对“非我也，兵也”的强调。

这种含混拧巴往好了说是试图有全局视野，但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粉饰，是对历史丧失在场感的消费。

因为没有守住民为国本的价值基点，批判力度骤降，整个叙事也就只能靠着苦情和生理上的同情维系，故事的左右飘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我再解释一下吧-我这篇的意思是，这部电影过多的站在“王”（政府）的角度，责怪年成不好（罪岁），说不是政府害的，是日本人、国内外形势导致的（非我也，岁也；非我也，兵也）。

影片把“王”塑造为“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一旦建立就分散了千万民众的苦难，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人人受苦——你受苦也不过是活该、年份不好的语境下。

然而军队战死不是百姓受苦的理由，民为国本，民的苦难不能因为国的危难而消解。

民作为一个个鲜活生命，远比概念上的社稷民族更重要，如果民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为家国大义而死，那是他的选择。

但不能强迫其为国而死。

政府如果不救民，政府的合法性就要丧失殆尽。

影片引入了大量灾荒外围事件和上层外国视角后，实际上大大稀释了此事的哀痛，并且丧失了发问/谴责/批判的力度。

民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偷换为）政治考量，变成了国际新闻奇观，变成了大人物间的博弈。

这种立场和视点既是英雄史观的遗留，也是这些年建党建国大业的遗害，与此片所要讲述的一个个真实生命的苦难是相当抵触的。

而我们在今天讲述这些过往生命的苦难，为的就是要呼唤一个“王无罪岁”的新时代，对苦难的揭露如果不能落脚在此，那影片就不过是普通的苦情。

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怎样把家庭伦理剧变为批判的史诗，就会更深刻的理解立足点的重要。

看冯小刚为《温故一九四二》写的序，提到他屡次想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却屡次被毙。

有一次领导的批复是：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这个句式常见于各种规劝人做出明智选择，告诫人不要误入歧途的情境：为什么放着XXX不做，非要去XXX？

苦口婆心，为人规划，替人选择。

可有人谈风月自然有人讲苦难。

为什么大家要做一样的事？

大家都在拍光明，所以你就不能拍黑暗。

这是什么逻辑？

有人批评情节除了苦还是苦，却不知电影在总局要求下，加上比较积极的结尾；有人批评冯小刚爱找老外崇洋媚外，却不知总局还要求电影不能让老外对救灾起到太大的帮助作用；有人希望镜头不要太过血腥，却不知总局也不愿看见淋漓的鲜血。

可我能感到，整个电影是沉下心来做的好作品，那种厚重和踏实远非插科打诨小温情可比。

七宗罪这样的电影里的血腥残酷总有种有夸张耸目，扒开伤口放在你眼前看的感觉。

而真正的残酷，是不需要特写不需要音效的纪实。

这个，一九四二做到了。

蒋介石坐在车里，幽幽的说：有时候，我特别怀念北伐时期。

一呼百应，所向披靡！

那时候，我没有负担，尽可以和百姓站在一起。

凡事成功易而守功难，推翻易而建设难。

灾难的发生即是天灾，更是人祸。

历史的发生总是有惊人的相似。

电影里借蒋之口一句话点到为止，明白之人自会唏嘘不已。

今天刚刚看过《1942》，有种情绪抵在胸口，想和人交流。

来到豆瓣看影评，诧异，然后是深深的失望。

那么多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在那里恶评，声称着坚决不会去看却打了1分。

这个分有什么意义呢，除了抹黑？

豆瓣什么时候失去了公允而被这样的人占据了主流，真是让人失望。

电影看过了，很多评论也看过了。

life of PI也看过了。

作为一个主妇，做好家务，来写写影评。

观影感受整部片充满喜感，因为张国立，张默，徐帆，冯远征都很搞笑。

然后发生的事，心里大约有数。

我看见这么多人，就知道要多少死多少。

我看到大小姐拿只猫，我就知道猫要死，小姐要做小姐。

我看到地主老财，就知道他肯定是人财两失。

我看到孕妇，就看到流产，这有惊喜哦，还是生下来了。

我看到老外，就知道正义来啦。

我看到官员，就知道准要腐败。

我看见日本人，就知道要杀人了。

我看到蒋公，就知道他肯定要流泪啦。

所以基本毫无意外地看了一场充满cliché的电影。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哦！

---日本人说的对吗？

我就觉得日本人说的那句，他们先是人，再是中国人。

听了很震撼！

人，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能战胜困难，舍己为人，做科学家，做艺术家，也能3p，群交，饿急了还会吃人肉。

做中国人呢，wa，要求可就高了，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要立场鲜明，坚决斗争，要吃苦耐劳，绝不贪图享乐。

要严肃紧张，团结活泼，还要理性爱国哦。

要三十而立，娶妻生子，还有铁饭碗，最后抱着曾孙寿终正寝。

好大难度！！

这些日本人，认为这些中国人，首先是人，然后是中国人。

听了这话，是该给日本人一大巴掌，说：坏人！

还是流下两行热泪，说一声：只有你懂我。

日本人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愿意信那个呢。

---都是国民党腐败无能么？

1942我和我妈一起看的，我妈革命老太太，绝对正牌中国人。

她看了，认为这是一个教育共产党人的好片子。

因为里面反映很多腐败，国民政府无能啊。

我心想：难道这里的人民，你不觉得不同么？

我觉得1942和平时抗战电视连续剧不同在，里面没有大唱：地道战～嘿！

地道战，嘀嗒嘀嗒千千万（忘歌词）里面全是积贫积弱地，没头苍蝇一样的，野草枯穗一样的，人。

那些兵，说实话，不也是老百姓的儿子。

而且这些老百姓，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淳朴，善良的样子。

都是些自私，软弱，打酱油，啥是道德底线，能吃么等等情态。

如果还有一次战争，和饥荒。

你说，能有多少不同？

从官，到富人，到老百姓，能有多少进步？

日本海啸，中国在抢盐。

我去超市看过，真的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了。

说这片土地上的人，互相关爱，听的我，假的都要哭了。

如今很多问题，也是老骂党，老骂党，可是公务猿是禽兽，考公务猿的还不是逐年递增，说保卫钓鱼岛，边远地区的公务职位还不是无人问津。

一人当官，七大姑八大姨全来求办事。

教育腐败，照样抄。

人心不古，晚上照样去共体路，食品有毒，不是照样有人买单，空气污浊，开车还不是准点到大街上排队！

这社会风气快成无数个屁了，难道真是党的不对么。

你说清朝成那样，都是清政府无能，当时民国成那样了，都是国民党无能？

如今成这样，都是共产党无能？

还是？

the rest of us，一直坚定按自己道理存活的这些普通人，也不tm怎么样。

这两个观点，你信哪个呢？

---从这角度看，这电影还是有大乾坤地。

可惜，他就是很难称为全世界共同的大电影。

很简单，因为这点道理，就是中国这帮子人不懂。

一百多年了，不维护建立共同的基本价值，没有法律捍卫大家的共同认识。

没有武力去捍卫法律，大众权益。

就知道领土，和谁的领导。

有什么用啊，人心早散了，队伍早没了，还占着个地有什么用啊兵兵将将与民争食，日本人没来粮食就被吃完了，这算干嘛滴啊。

人民之间只知道互相残害，大老远来要工人，都不知道接济点粮食。

难民，到了哪就烧杀抢掠，比日本鬼子不弱，谁开门迎你们啊。

各种负能量，就知道一起嘲笑神父。

嘲笑神父，嘲笑神的时候，大家找到了共同点，所见之处，都是笑脸。

一起嘲笑神明，嘲笑这个，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百无一用的神。

哈哈地～～难怪神都不眷顾了希望寄于明天吧。

但这次最好人人参与，不要再打酱油啦（电影在这些情节的表现上，还是挺分水岭的，可惜还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就我们不知道的废话）

看完这部电影你是会深究过去，痛骂日本人，痛骂果党，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愤慨？

还是会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粮食，珍惜放下的幸福生活？

亦或者发出凭什么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反思？

是在b站看的，满屏的弹幕，嬉笑怒骂，也是百态人生了，一开始还会看看弹幕，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配合弹幕，越来越觉得浪费，干脆关了弹幕，纯看一部电影。

每一慕其实都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

记得电影里出现传教士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中国人就是没有信仰。

看到这个真的很纳闷，就像最后张涵予饰演的那个传教士和father的那段对话：人们在受苦，上帝看的到吗？

看到了为什么不来解救？

上帝看到的，但是在和魔鬼斗争？

上帝打不过魔鬼，那我相信他做什么？

不能怀疑上帝。

瞬间就想说，EXM，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信仰了，上帝顾不了你，但是你不能怀疑上帝对你的爱。

我想说这样说起来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更真实，更现实，那就是大自然，我们所说的老天爷。

还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已经不记得几几年了，那一年十里八乡大旱，可是唯独一个村子的水源没有干涸。

在大家都喊着希望老天爷也眷顾的时候，那个村子自然也是敬天。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也许只不过是那个村子的地理位置也许比较好，适合储存水源。

但是人们就是会去敬畏那些可以让自己活下来的事物，相信肯定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支配，高高在上，悲悯世人，惩戒恶人，看不见听不了，但是一定是存在在，潜意识里对大自然的敬畏，难道不也是一种信仰？

信仰是什么，说多了都是虚幻，特定时候，可以让人们活下来的，那就是信仰，大多数时候不就是自我的打气加油，谁和谁又有不同？

历史应该铭记，只不过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印象更多的存在于书本中。

历史的原貌，大概更深刻的就是通过类似于1942这样的影像形式了。

可是铭记历史是应该永远记着仇恨，寻找也许我们这些普通级别的人永远无法知道的真相还是铭记，强国安民，哪怕是动荡的时候，也不再被欺凌呢？

当然是后者吧。

大概每个人看这部电影，最大的触动依然莫过于现在真挺幸福的。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但是有相对。

太复杂的东西，深究起来，徒增烦恼，倒不如，每一天都去珍惜，每一天都去好好的过。

很多很多人的一生，也大抵就是这样了。

不知道在向谁祈愿，但依然会在心里默默的祝愿，一切都好。

简单说几句。

冯小刚拍过一些好电影，冯氏喜剧在中国的走俏，他本人能成为票房冠军级别的导演，有以下原因：一、不挑战体制，细分市场，迎合观众；二、美工出身的冯小刚基本功扎实，比较适合导小人物、喜剧题材的影片；三、与华谊的合作比较成功，互相支撑，相互成全。

但是，冯小刚的短板是非常明显的：无力驾控厚重题材，更无力掌控恢弘的大场面。

冯小刚本人和华谊公司对这个短板都是心知肚明的。

也正是这个心结，才让冯小刚下定决心拍据称是准备了18年的《一九四二》。

作为投资方的华谊公司，头牌导演要玩一次深沉，玩一次厚重，玩一次恢弘，哪有不鼎力支持的道理。

冯小刚冯导和华谊公司的头脑们当然会考虑其中的风险。

但他们可能是认定，在这个扭曲的中国电影市场，某些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因为他们尝到过烂片也可以挣钱的甜头。

比如《非诚勿扰2》，比如《唐山大地震》，明星云集，场面热闹，可硬生生地把《非诚勿扰2》拍成了晚节不保的王朔的生死告别演说，也硬生生把《唐山大地震》拍成了让人恶心的剧情片。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会获得不错的票房，但最大的收获却是让冯小刚原形毕露了。

还是好好地拍自己的冯氏喜剧吧，虽然永远拍不到卓别林那种与现实丝丝入扣的境界，但你还至少是一个不错的喜剧导演。

想玩恢弘和厚重，来生吧。

先说不好的地方。

很多人诟病的宗教色彩，这个我也觉得有点自说自话，因为起码在中国，多数人信教都为了占便宜，没人会考虑到受罪。

对于什么苦难，救赎，上帝的 隐遁理解不上去，也没有兴趣。

所以九连谷子地和肖申克罗叔他俩关于上帝在哪儿的那段话，一是大伙没什么感觉，二是即便对这个材料有点感觉的，类似这种陈词滥调也被西方那些影视文学作品说烂了，没什么新料。

这段我觉得完全是为了拔高而拔高，没必要。

再有，就是舒宝先生在多线叙事方面一直以来搞不利索的节奏感，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唐山大地震，总让人感觉跳很tone，所以有人会觉得看冯小刚的悲剧哭不出来，因为他不给你一个情感累积到爆发的机会，你刚觉得鼻子发酸，故事就从徐帆跳到明叔身上了。

当然人看悲剧不是为了发泄，可是总有点语焉不详的感觉。

再一个，就是国府一条线，演员形象的纸片化，当然这个跟上一个问题是连着的，野心大玩儿的大，摁下葫芦起来瓢，这都免不了。

我印象里中国导演好像没谁把多线叙事和群像戏玩儿的特别好的。

张艺谋老师试了一回英雄，不玩儿了，陈凯歌老师试了一回无极，被人骂的不值三升小米儿，护导的唐山大地震弄得不怎么成功，但是勇气可嘉，还敢继续玩儿。

下面说说牛逼的地方，那就是逃荒的这个故事。

冯导最牛逼的技能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很冷静的讲故事。

即便是早年间他最好的讲温情的喜剧，像甲方乙方，也都有一种奇怪的抽离感。

为什么葛优一直以来最能代表冯氏电影的精髓，就因为葛优不煽情，煽情也像不煽情，很冷峻，很节制，收着演。

这次这个逃荒的主题，是讲人在一种极端条件下生存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很冷峻。

整个逃难的过程中，除了孩子基本没人歇斯底里的哭，徐帆没了老公，张国立没了闺女，情绪上都没有太过于明显的波动。

每天都有人死，亲人也好，外人也好，生死离别变成了常态，自己又在硬挺着活，能歇斯底里就怪了。

这恰好是冯导的长处——冷静的，完整的，节制的讲完一个故事，并且讲的有表有理，有始有终。

再有，就是相对客观的抓住了某些实质。

在一个糟糕的体制下，人人都在做着自以为对的事，但是事情却一定会往坏的方向发展。

这部电影几乎没有谴责任何个人（除了日本人），上至蒋介石下至张国立，都在做在他这个位置上能做的和该做的事，但就这样，死了三百万灾民，还不算兵。

这部电影对个人而言，基本没有预设立场，每个人都是被推到自己的位置上的，无论行善作恶，动机都是为了利己。

一个健康的不失控的体制，人人利己政通人和，反过来，一个糟糕的体制，失控的社会，即便天下为公，还是有人中饱私囊，有人横死野外，有人活罪难逃。

这一点，我觉得冯小刚找对了路子。

再有，就是感觉雕琢的痕迹少了一点。

顶级电影大师的牛逼之处在于于无声处听惊雷，你要不看导演解说音轨你可能都不知道他在某个桥段里究竟埋下了什么心机。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这方面搞得一塌糊涂，跟时代有关的符号几乎每场戏都得特露骨的表现几个，戴黑纱悼念毛主席啊，高唱走进新时代啊，在家看春节晚会啊，就差直接打字幕把导演的想法告诉你了。

这一部，有点儿不漏痕迹的意思，当然，也是才摸到门儿而已，但是已经是个巨大的进步了。

很多人说冯小刚消费灾难瞎煽情，我怀疑你们看没看电影。

要是这叫煽情，泰坦尼克号估计能煽死几个。

冯小刚煽情煽的不好是公认的，大伙对他电影放的地图炮之一就是煽情过度，而且倍儿做作。

这方面可能陈凯歌是最牛逼的，张艺谋也比他强。

这次可贵就可贵在，冯小刚决定不玩煽情好好讲个故事，就像结尾旁白说的，当妈上岁数的不愿意提及这段往事。

我相信就是逼着老太太讲，估计也是平平淡淡叙述一遍，至多不知不觉滴下几滴老泪，而这恰好是冯小刚擅长的，好容易门当户对可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蒙的。

至于消费灾难发国难财我就更不懂了，按这个逻辑拍什么只要拿到电影院去卖票就是消费咯？

那斯皮尔伯格是消费奥斯维辛集中营呗？

卡梅隆是消费泰坦尼克撞坚冰呗？

奥利弗斯通消费过911，他和库布里克和科波拉都消费过越战。

这种莫须有的帽子一抓一大把，黑人也不应该这么黑对吧。

豆瓣的低分，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有预设立场的，这个倒也无所谓。

如果豆瓣给每个导演单独弄个页面，你觉得讨厌他护舒宝也好讨厌他砍小孩儿也好讨厌他霸占imax也好讨厌他长得丑也好，完全可以到那上面去给丫一个黑里透红的差评，如果因为冯小刚那身痞里痞气的土精英味道，搞臭了一部认真拍摄中国人苦难的电影，我觉得对1942是不公平的。

看《一九四二》之前我酝酿好了所有的情绪，可是意外的是整部电影都没有催泪点，虽然天灾人祸的冰冷绝望始终贯穿全片，但冯导并没有把电影基调设定的那么严肃，反而在逃荒的过程中安排了不少诙谐却又心酸的场面来压制泪点，笑中带痛的无奈反而更让观众感受深刻，以至于观影后的这几天脑中频频浮现其中的场景，这种悲伤情绪的厚积薄发不像《唐山大地震》中的肆意煽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过后一想起来就揪心的痛，让观众对于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一九四二》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一部电影。

这部戏里有三个角色令我印象最深，最讨喜的是花枝，最人文的是白修德，最悲情的是栓柱。

电影里戏份吃重的女性角色只有徐帆扮演的花枝和王子文扮演的星星，而徐帆基本上负担了影片所有的“搞笑”戏份，借小米被少东家调戏，逃荒穿红袄为了带喜气儿，她的出场基本都是笑点所在，尤其以那句“给我饼干，我跟你睡”更是笑爆全场，可是笑过之后也会发现这也最为心酸。

电影里一再展现出女性在这场大逃荒里的弱势，为了家里其他人的活命，可以卖女儿、卖老婆，李倩扮演的儿媳妇生完孩子被活活饿死，婆婆的第一反应却是“趁着身子还热乎赶紧给孙子喝口奶”，开头花枝挣扎不从少东家的侮辱，到后面为了两块饼干就可以出卖身体，这都在侧面烘托了时代下的重男轻女和灾难中的人性价值的变化。

在这场大饥荒中，艾德里安·布洛迪饰演的记者白修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他亲历灾区拍下灾况，并越级发表，也不会使得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件事，不过可惜的是电影里关于白修德的情节并不多，如果不是看片之前查阅过人物资料，这个角色肯定会被观众略过，变成一个过渡的简单人物而已，不过这个角色找来奥斯卡影帝来演，必定是想像《金陵十三钗》一样用来开拓国外市场的。

张默扮演的栓柱是一个成长的角色，一开始他只是一个莽撞冲动的青年，努力做好一个长工的奴性角色，到后面跟花枝结合后，不再是小姐的贴身保镖也不是东家的赶车工，一夜之间又变丈夫又当爹，一个男人该担当的责任感渐渐出现，他拍掉了救命的馒头选择了闺女的风车，惹怒了日本人被刺刀刺死，死前，他终于不再是个光棍，他是个男人，同时还是个父亲。

电影分了灾民逃荒和国民党政府两条线索展开讲述，只不过两边分配的不是很好，有些情节的切换更是有些莫名其妙，让人情绪跳跃，并且配角众多线索混乱，范伟演的厨子老马和牧师张涵予都让人有些出戏。

不过电影的好多过这些小瑕疵，逃荒路上，人性的善恶展现和政府的忽视掩饰，灾民盼着打胜仗，政府却忙着甩包袱，这些都让人感觉到丝丝寒意，可能碍于审查，片中并没有出现人食人的惨剧，但是军队和灾民争抢马车粮食，政府把死亡人数三百万说成一千六，这却是比人食人更让人觉得恶心残忍！

这次冯导的《一九四二》不仅仅是部电影，他借电影之口重述了历史，也棒喝了当下！

蒋介石为什么不相信千里来报灾的豫人代表？

关键原因应该在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

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在1970年的回忆中披露了一个细节：　　杨委员（即杨一峰）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情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李培基是出于什么原因撒谎？

杨却俗提到了另一个人，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　　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等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

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

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

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堪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蒋介石因担心军粮问题，于1942年秋亲往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河南饥荒反映给了蒋介石，结果遭到申斥。

直到1942年10月6日中央才决定派两名大员张继、张厉生来河南视察和开展赈济，以宣“中央德意”。

18日，二张抵达洛阳，当地2000余代表到站欢迎，灾民们也以为救世主来了，纷纷前往。

22日，洛阳会议：　　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张仲鲁时为河南省建设厅厅长）　　赈款之谜　　讨论这一年的冬天究竟有多冷也许无关宏旨，但讨论有多少人处于严重的饥馑状态中却是必要的。

根据李文海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描述：　　据调查，仅在国统区的72个县中，就有1600多万人食不自给，约占全省人口的1/3，其中数百万人颗粒无收。

即使根据《国民政府年鉴》保守的估计，受灾人数也在1146万，其中非赈不活的约200万人。

　　 二张回到重庆后，中央对河南赈灾的态度开始有了些改变，拨了两亿元纸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

重庆的银行把成捆的纸币装在卡车上运往灾区。

很遗憾，就当时而言，灾民们需要的是粮食，而非这些钞票。

　　要把很多的谷物从华中经过破碎而山岭重重的交通线运到华北和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

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陕西省，陕西存粮是很充足的。

为了避免灾祸，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陕西把粮食立刻运到邻省河南。

可是为了河南而强迫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势力均衡。

谷物也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

（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早在1942年的夏天，河南各地的物价就发生了巨变。

郑州各种粮价平均高涨1倍，每市斗由40元涨至80余元。

镇平，一个靠近黄泛区的县城，8月份小麦就涨到140元，大米更高达200元。

入秋以后，各地的粮价则扶摇直上，洛阳的小麦高达1600元，树叶在霜降之前比较便宜，但也要一元一升。

到了12月，各地的灾民已经断绝了吃粮的念头。

　　那么2亿元法币究竟有什么作用？

平粜粮按最保守的估计每斤10元，2亿元法币即使全部买成粮食，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而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的170万大包小麦 ，共计3.4亿斤，这些粮食如果分给300万灾民，则每人可得110多斤。

　　更要命的是赈款到得很慢，直到1943年3月白修德前往河南采访时，指拨的2亿元款项中只有8000万元解到了省政府。

1942年的秋天，面对各种压力，李培基也不得不承认无县不灾的现实。

省政府成立了购粮委员会。

因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与陕西主席熊斌及胡宗南有私交，乃决定前往西安购粮。

西安方面将粮价削减2元，以每斤6元作价卖给购粮委员会，并请求交通部令陇海局长路福廷对河南救灾粮优先供给车厢。

可是购粮官员们却利用粮款贩起私货来，直到1943年新麦成熟时，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

这一巨大贪污舞弊案后来被《前锋报》所披露。

　　伟大的报道　　早在1942年7月的那篇社评中，《前锋报》就曾指出，“如果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

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

　　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从叶县、汤恩伯指挥部驻地寄出了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刊出。

多年后，张高峰还仍认为自己的标题更有冲击力。

　　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

卖子女无人要，自己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

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第二天，2月2日，时为农历腊月的二十八，重庆人正为欢度春节而忙碌，《大公报》那篇令蒋介石愤怒、令读者震惊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见报了：　　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

如此，还可以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蒋介石当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泰晤士报记者合里森•福尔曼决定前往河南采访。

1942年2月上旬，他们坐手摇巡道车到洛阳。

随后又坐卡车，复骑马前去郑州。

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

途中，他们的马差点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

　　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

该城原有12万居民，遭日军侵略破坏，灾荒围困，现在全市不足4万人。

3月22日，《时代》周刊以《等待收成》为题将灾荒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

　　没有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

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

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

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

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这时候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又恼又羞。

她甚至要求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

白修德随后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

　　当我对这位总司令说到狗吃人而他却矢口否认时，呆在前厅的福尔曼气坏了，他被传唤了进来。

他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

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他亲自派出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不久，白修德收到洛阳梅根神父的信，梅根透露，自别后，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来，军队也拿出了一部分余粮。

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梅根告诉白修德说：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

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

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

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

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

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温故1942《温故1942》的小说其实不能叫小说，更像个随感，笔记，前言什么的。

其实这文章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

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这个正确客案是没有人会选错的，当然是生是中国人，死当中国鬼。

选择当亡国奴的，就不是中国人。

所以——没有中国人会选择当亡国奴。

证明完毕。

不过事实上，在当年日占区的所有中国人都当了亡国奴。

他们很多人不仅活着，还一直活到了能重新当中国人的那一天，还生下了很多的中国人，今天能存在于这个世上看电影的很多人都要感谢当年祖父辈忍辱偷生活了下来。

虽然后来，他们中一些人又忍不住辱偷不成生的死在了该当哪一边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这是后话。

在电影里，那个问题已经被回避了。

我曾经给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打了四星后再愤怒的批评他把历史拍成了编造的苦情剧，后来这个影评就消失了。

后来冯小刚在一次采访中委屈的说：“我还能怎么样？

他们究竟指望我拍什么？

”其实我特能理解冯小刚，所以一边骂他一边理解他。

是啊，他还能怎么样？

我们究竟指望他拍什么？

所以到了《1942》，我就能以特理解特宽容的态度来看这部电影了。

作为一部痛斥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忆苦思甜片，这部电影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它告诉了我们1942年发生了什么，饿死人数是怎样被当成报表上要遮掩的数字，大国的面子是怎样重于数百万的生命。

这一次没有遮掩，没有偷换，一切都展现的超真实超黑暗超血淋淋的。

所以我们知道：失民心者失天下。

嗯，然后，就似乎没有什么好评的了。

冯小刚的用心值得肯定，他是真的想拍一部好电影。

一直被说是商业片导演，他是由衷的想有一部能对得起这一辈子的电影。

这从他自己的讲述就知道了。

他说不管我拍什么片子时，被骂的时候，一想到我还有一部《1942》在那搁着，这是特能站的住脚的一部片子，就觉得特踏实，特有盼头。

现在拍完了，反而心里空荡荡的，觉得寄托没有了。

太能理解了。

作为一个作者，如果不是觉得将来一定还能写一部真正想写的东西出来，一直码字只是为了赚钱赚钱，那真的还不如去养猪来钱快呢。

不过，真的当你可以开始写的时候，你却可能发现，因为想写的太多了能写的太多，你反而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1942》很全景，很像主旋律战争大片的结构。

从腹黑领袖到无良官员到愤青记者到小天真传教士到小气鬼财主二愣子长工，各阶级众生相全都写到了，惨的时候，也直让你想掉眼泪恨不得像那传教士一样仰天大喊：“老天你不长眼啊！

”然后看见长眼的炸弹直落下来。

不过离一部伟大的牛B的电影，好像还是差着点什么。

换了别人会怎么拍呢？

张艺谋：把徐帆换成巩俐，财主女儿换章子怡，种满天扯地的红高梁……不对，饥荒……改满天满地黄芦苇。

把张国立换姜文，吼一曲河南梆子，芦苇地里来个野性的打滚，最后巩俐牺牲了自己拯救章子怡，走之前唱一曲《谁说女子不如男》，最后大家举着高梁酒和日本人拼了……李安：作者去采访一个老奶奶，她回忆起1942年她的奇幻流浪。

有一只老虎，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头驴。

一路上她看见了冰下的大鱼，从地向天的白雪，看见大鸟从天上飞过，丢下一个会蹦的鸟蛋，然后到了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那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她默默的划着了一根火柴，看见父亲出现在他面前……最后，老奶奶说：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信上帝。

陆川：拍了部《温故0208》，说的是三国时期，刘备带着饥民逃难，曹操这个一路追。

关羽问：带不带饥民？

刘备说：带！

我不能抛弃我的人民。

让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堵住路，曹兵要把他们杀完得好一阵子呢。

刘备带饥民逃到长江边，发现孙权带兵拦在江对岸，说：咱们这没粮给饥民了，从哪来的，从哪回去！

结果最后曹操给饥民发了粮食，让他们当了汉贼，后来全烧死在赤壁。

这么一分析，就明白了，《1942》太面面俱到，太工整规范，没有什么缺点，但也似乎缺少一种个人风格，不像他的喜剧一看葛优就知道这是冯小刚作品，如果再过几年，大家想起这部片子也许会以为是张国立出品。

电影中催泪的地方残酷的地方是历史本身的，故事人物是刘震云的，表演是张国立徐帆的，似乎导演的光辉反而无处显现了。

缺一点李安那样显得才气纵横可以让观众拍案大赞名利双收的东西。

但不论如何，拍《1942》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需要花费心血的事情。

毕竟最后拍出它来的不是张艺谋，不是李安，不是陆川，是冯小刚。

这就已经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了。

然后，说些胡思乱想的话吧。

如果当年美国没有参战，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或者美国人民君临天下梦一发作想干脆趁机把苏联灭了然后瓜分世界得了于是站到了德日一边，二战没有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现在会是怎么样？

别说这不可能，既然是美帝国主义，那这么做才符合角色性格。

它当年真这么干了，你又拿它有脾气？

也许现在，我们在看一部叫《温故1942》的电影，讲述的是当年国民政府多么腐败视民众于草芥，英勇的皇军忍无可忍勇敢的跨过海峡解放大陆，一路上民众夹道欢迎争相带路，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才有了今天东起日本岛，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伊朗，南至菲律宾一统亚洲的伟大强盛帝国。

看完这部电影，无数爱国者流着泪表示，我爱我的祖国，现在我们天皇君临天下的道路上只剩一个美国绊脚石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个盟友，如果我国和美国开战，我们第一个报名去驾神风战斗机。

别说这不可能，如果一个人一出生睁眼，看见的就是日本国旗的话。

十几年军国教育后，他就会爱日本爱的不行。

谁敢说日本一句坏话，他就和你拼命。

一辈子当了汉奸，自己还以为在为国奋战，还在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就自豪。

就像东南亚战场上为日本奋战到最后一人的台湾高山族。

《温故1942》中问：“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

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其实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是生作大明人呢，还是死为大清鬼呢，这才是难题。

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已经作出了选择，大明太腐败，于是出了李自成，结果内战便宜了外族，大家都作了“汉奸亡国奴”，然后，大明的子孙们爱大清保大清为大清而战生是大清人死是大清鬼，然后，直到有一天……大清又太腐败，一口气没上来亡了，应该爱民国了，于是爱民国保民国为民国而战生是民国人死是民国鬼……直到有一天，民国太腐败……这不是没有骨气，不是没有立场，不是贪死怕死，不是不爱国。

因为之所以现在还有你，是因为你的祖先做了一种选择：活下去，没有为朝代而殉，不管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活下去，相信后代不会忘记自己这一代经历的苦难，相信后代终会有幸福自由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天。

这一切基于一种原始的信仰，人在国就在，有民才有国。

民国存在的意义，是保护民众好好的活下去。

所有的战斗和牺牲，都只是基于能让最多的人活下去，活的更好。

因为只要民不亡，那不论换多少朝代，中国也不会亡。

而若民死光了，或是心冷了，国也就完了。

所以最后，人民选择了抛弃民国，他们不再爱这个政权，但这不妨碍他们仍然爱这个国家。

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毛病，以为自己是地主，民众是长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就是劳动力，可以替代驴子使用，饿死千八百万，战场上伤亡几十万，那就是报表上一数字。

只要“我的国”能存在，牺牲多少人也是应该的。

将来史书之上，丰功伟绩下，只会有帝王的名字，哪里会记下一个民工。

但谁会舍命弃家的去保卫“你的国”？

所以当民国政府为了政权本身而无视它的人民死活时，当领袖蒋把这国家的人民看成他可使用的劳工或士兵的数字时，当他高喊着‘为国家大局你们要牺牲，不惜再死XXXX人’时，他的政权的命运就注定了。

不管朝代变换多少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民族的历史，还记不记得清前有明，明前有唐，唐前有汉。

能记住历史，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就在。

最怕的是，早已经忘了，纵然有，也因为太黑暗太沉重，根本不愿去记住了。

温故，可以知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