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子疑云

故事据说是真事儿。

不过这种故事放在中国有没有人去拍？

根本没有。

太不值一提了。

伊斯特伍德要在中国拍这个，那就是个事儿妈。

这个悲情的老牛仔要是拍中国的事，那得一边拍一边哭最后把自己活活气死。

太不行了。

随便在街上找个人问，都能说一堆在他身边发生的比这故事劲爆多了的惨事儿。

惨得比电影荒谬多了，后来看什么惨电影都搔不着痒。

我们是他们的过去，他们却不一定是我们的未来。

这是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故事本身的动人性跟情感性使电影充满了感染力，情节曲折回旋、跌宕起伏，让人不知道影片的下一片段会发生怎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在观影过程中，观众整个心仿佛在跟着女主人公转动，或悲或喜，或愤怒、或激昂，为主人公儿子的失踪悲戚，为警察的腐败而义愤填膺，整部电影动人心弦，很多情节让观众唏嘘不已，却又是在情理之中，不得不佩服导演对整个电影性格的处理，使整个故事充满了张力跟说服力。

电影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具有很强的揭示能力，剧中对警察署腐败的描写，对社会一些部门互相勾结的丑恶行为，以及对普通民众的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社会光明下的黑暗与丑陋，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公正的社会里，个人会受到怎么样的摧残，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人权被无情的践踏，人毫无尊严，只能任由别人摆布。

但是，正是在这样强力的对比之下，我们也才能看到个人力量的独特性，个人品质的重要性，女众人公尽管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可是她从没丧失追求正义的勇气，丝毫没有动摇寻找到儿子的决心，她心中的那份正义感跟寻找儿子的信念始终在支持着她。

这正是让观众为之感动，为之震撼的地方。

影片最能体现女主人公性格的一段场景就是在洛杉矶精神病院的那一段，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当一个正常人因为寻找亲人，但因为警察的腐败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不能称为人了，人的基本的尊严，人的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无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无论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别人都不会在意，因为你变成了“精神病患者”，但事实上你不是，你消沉悲痛，会说你悲观厌世，拒绝治疗，你反应激烈，会说你精神过渡亢奋，情绪失控，你发出的任何信号都是错误的。

总之是百口莫辩，完全丧失了人权。

但是，女主人公却凭借着强烈的个人意志坚持了一下来，不得不佩服影片对人性的刻画，让观众感觉出人性的光辉，人性的力量以及母爱的伟大。

社会永远是一个利益的集合体，正如那句人人所知的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现实的生活文化里，“忍”似乎没有贬义的意思，也算不上不光彩。

相反，能“忍”的人常被认为是“看得开”、“心胸旷达”，并觉得“能忍的人有福”。

于是，能“忍”的人便也觉得自己生活态度高人一筹，因而感觉良好了。

试想想发生在克里斯汀•柯林斯身上的事，发生在中国一个“能忍”的人身上，会怎么样？

在得到了一个山寨版儿子后，也要懂得“忍”了吧。

再闹有什么意思呢？

山寨货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人应该懂得感恩，而不该要求太多。

如果警察们更有经验一点，就会找相关部门每个月给点补贴，找个人给做做思想工作。

对克里斯汀来讲呢？

在心理上把山寨版儿子当作真儿子，好好地过日子，总比进精神病院“有福”得多吧？

再会做一点，就做个锦旗给相关部门，让大家都知道警察们的辛苦和功绩。

如有这思想觉悟，那结果会是何等地美满与和谐啊！

可是克里斯汀偏不。

在一个“警察打击罪犯只是为了减少竞争”的社会里，她竟然因为一个儿子，而让警察难堪，甚至在得到了山寨版后居然还不知足。

这么不和谐的人，就该给关到精神病院去。

反话说完了，也该说说正话了，不然被人骂就冤了。

作为一个弱势者，克里斯汀的抗争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

即时的效果是打压了一下当时警界的腐败和暴虐，长远的效果是修改了当时的法律，比如“不得以主观认定的原因把公民送入精神病院”。

社会的进步，鲜少是通过强势者的自身改良，而更多是弱势者的不屈抗争。

然而得知道，弱势者抗争的结果，通常并不是“正必胜邪”，而是“牺牲”。

如果有一个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你头上，你会有足够的勇气、骨气、血性，来冒着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危险去抗争吗？

抑或是采取更高的生活态度“忍”，来换取那可怜又虚假的幸福？

最后还得说一下这电影里非常典型的三个人物。

人物1：古斯塔夫（身份：牧师）没有他对克里斯汀主动和热心的支持，克里斯汀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人物2：不知名的律师（身份：律师）在古斯塔夫请不起最好的律师的情况下，是他自愿为克里斯汀打官司。

他叫什么名字，电影好像没说。

人物3：莱斯（身份：警官）正是他对怀恩威尔农场一案没有掉以轻心，也没有在上级的打压下放掉这案子，最终才找出了那杀小孩的凶手。

这三人的身份都有明显的含义，没有这三人各司本职，为弱势者尽一分力，克里斯汀抗争的结果就只能是牺牲。

当然，电影里也有其他典型的人物，比如精神病院里的主治医生和那些看护，以及那个请不起、没露过脸的律师。。。

所以，也许我们都没有血性和骨气站出来抗争。。。

但是，假如有人有，你会选择做上述的哪些“典型人物”？

或许我们什么都帮不上，但至少可以像电影里那些群众一样，举个牌子声援一下吧。

昨天看过了伊特斯伍德的《换子疑云》，让我想起了很多名字，有李扬，有李树芬、刘亚玲、熊灿辉，有刀客，有夜幕下的哈尔滨，还有很多很多无力的人群，包括我自己。

影片的结局除了朱莉那不停地寻找不值一提，正义战胜邪恶，那是为了观众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看到那些难堪的、随时可以再发生的或者可以是正在发生的残酷历史。

有人说，导演是抄袭的中国的真实故事，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一件事，放在中国根本就是不值一提，也不会引起媒体的重视，要知道，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媒体，或者说，中国的媒体还没有担当媒体责任的能力，不是传媒人不努力，而是先天的残疾，一开始就被阉割了，从新闻课程的学习，到新闻业务的实践，都是一群傻逼糊弄着你，让你变成傻逼之一，当你回过头来时，想不傻逼都困难，你说哪里最傻逼，第一：央视；第二：新华社。

这两个地方的传媒人最无奈、最没有社会良知，有良知他她也呆不下去。

当然，他们也许很有能力，有优秀，但是当一把刀，它刀刃不锋利，再漂亮也没用。

回到《换子疑云》上来，先说朱莉的演技很令我折服，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内大牌演员可以做到的，那种真切，那种痛苦，没有经历是表演不出来的。

这部片子里，她让我忘记了皮特，忘记了《古墓丽影》，她在这里，只是一个脆弱的女人，一个坚强的母亲。

刚才说到如果换子事件发生在中国不值一提，为何？

君不见，多少儿童累死在黑暗的山西煤矿里，多少少女被拐卖到深深的大山里，但是高级领导只是一个“道歉”，就可以了事，甚至有些时候不用道歉，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我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看看，现在还有多少人关心矿难儿童的事，还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肾结石的婴儿，国人的同情心是有限的，因为这是一个曾历经苦难的民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富起来，他们怕失去。

说实话，虽然电影技法差了点，李扬却比伊特十伍德要勇敢，要动心魄，但是了解中国社会的人根本不用去看什么电影，在中国底层社会的大舞台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好戏”，有着无数朱莉这样的母亲，她们也许没有她那么漂亮、性感，但是却和她一样有着做母亲的责任感与勇气。

为纳粹呼喊过得著名导演伯格曼曾经这样说，“我们从没有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死的。

”而我们的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受害的可能是“她”，但明天就有可能是你。

不要指望什么外力来帮助你，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助自己，什么可以推到罪恶，只有千千万万的你。

《换子疑云》让我相信，和艺术造诣比起来，正直和诚实更加重要。

如果说起电影的教育意义，我们还真是在通过电影学习怎么做人。

对一部电影来说，确立一个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并不困难，但这个立场和价值观是不是来自作者内心的秉从，则决定了一部电影的诚实与否。

这也是中国没办法拍出《换子疑云》这种坚硬而诚实的电影的原因。

我们所处的社会，基本上不提倡也不允许个人对体制的质疑和反抗，当然，每一种制度都不会真的喜欢反抗者。

区别只在于，有没有承认错误的可能，或者说是不是一定要将反抗者置于死地。

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警察局指定的医生、医院、亲切的电击疗法。

还好，律师不是指定的，要不然1930年的加州和08年的上海还有什么区别？

我们今天的故事在70年后能拍成电影公映吗？

我只能悲观的这么想。

前几天和广州的朋友聊天，听说了一种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千年历史，所以从概率论的角度看这个历史必将延续下去的论点。

客观的讲，从49年开始的这一小段历史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转折，很快中国就会回到那条源远流长的主河道上去。

这种论点的核心是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已经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没有理由不继续解决下去。

这种民族性的智慧主要体现在统治者的能力上，也包含着普通大众的处世哲学。

诚如斯言，统治者和反抗者的制衡维持着历史的进步，但是在1930年美国的黑暗时代依然有那么多人站在警察局和法院的门外，如果没有这些人，或者这些人都消失了，那历史该怎么办？

所以我更关心的是个人的立场，而不是什么历史观。

做正确的事，同情他人的痛苦，对强加给自己和别人的错误说不，这有多么难？

毫无疑问，伊斯特伍德是这些反抗者中最大声的一个，迈克尔摩尔也是，即使他们得到了戛纳或者奥斯卡的奖赏，他们依然是。

如果不点燃火柴，人们怎么能看见黑暗。

喜欢《换子疑云》这部电影的原因很简单，只因它真实。

　　　　 参看以往的种种相似情形，这种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去演绎的影片，想要达到极强的戏剧张力较为困难。

而当我们庖丁解牛般的将这个故事切割开后，发现它竟然可以被划分为表现母爱的不屈、执法机关的不作为、以及连环杀手故事三部分后。

你会感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个老江湖简直太伟大了。

　　　　 不夸张的说，安吉丽娜·朱莉在影片里表现母爱片段的精彩程度，直逼哈里·贝瑞在《死囚之舞》中的出演。

而连环杀手的故事虽然只是穿插其中，却也比之大卫·芬奇《十二宫》的稍显絮叨要好得多。

最后，那冲突最激烈的洛城警局不作为片段，虽然没有大篇幅的描绘，但比起《洛城机密》的多角度冲突也不算逊色，且真实有力。

　　在开篇的20分钟里，无不洋溢着母子二人暖暖的幸福。

这一切让明知道会发生不幸的人们措手不及。

使得不幸到来时，那份源自谎言的肮脏赤裸裸的不可回避。

　　　　 火车站，一个陌生的男孩，瞬间成为了单身母亲克里斯汀的儿子。

记者在不远处注视，人群耸动着不安。

站在他面前的警官琼斯言之凿凿，音乐愈加的悲怆，女人毫无方法。

镁光灯的每一次闪动都犹如锤子砸在心上。

砰然有声，躲闪不及。

他不是她的儿子。

　　　　 那是假的，真相只有一个。

　　　　 如果从此刻起，想要只基于一个男孩沃尔特的失踪，就去牵扯出诸多的线索引发后续矛盾，那便是电影很难掌握的一门学问了。

也就是说：“换”！

要表现出的是不仅仅是换了一个男孩的身份那么简单，这种置换后的连锁反应才是最可怕的。

母亲克里斯汀需要换一个方式尝试接受这个孩子（当然这种尝试是徒劳的）。

我们需要换一种心态去看故事（原以为只是母爱电影，实则却不然）。

电影本身，也需要换一个角度与讲述接下来的一切。

追寻真相代替母爱演绎，成为了后半部分的主题。

好在，这个故事的节奏不快，有点细细铺展供人浏览的味道。

而钢琴曲的配乐总是“不合时宜”的响起，让一切的冲突小心的隐藏在情绪里，隐忍不发般的牵扯住了观者的情绪。

　　　　 影片的前半部里，克里斯汀的诸多努力夹杂着小人物应有的不安和执拗。

在与琼斯对话，同医生的交谈时。

这个女人都在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一个谈话环境应有的底限。

很赞的是，反派永远是“演技速成班”一样的捷径。

原本看似平淡无奇的台词，一句句真实的谎言被扮演警官琼斯的杰弗里·多诺万一脸贱相的说出来，显得可憎无比，令人倒吸冷气。

　　　　 一幕好剧里的最惯用伎俩就是错位。

而表现错位的方式的第一种，是让某人物说出不符合其身份的，逻辑却通畅的话话。

这方法的具体展现，是让某个小配角用一句无意间的话语点醒剧中人。

但比起这种常见的错位，《换子疑云》的错位显然要高出一筹，那便是之后所有的谈话里，所谓“反派”人物都在用不符合其身份的逻辑，搞出无法被我们承认的话语。

在影片中，警官琼斯谈到的“母亲的责任”就是如此。

它一字一顿的被说给追寻真相，想找回自己儿子的母亲克里斯汀时，带来的就不仅仅是显得可笑那么简单了。

　　　　 更多的感触，是源于“真实”二字的可怕。

　　　　 故事的真实感是《换子疑云》的最大本钱。

你想看一个安吉丽娜·朱莉踏上影后之路的故事？

还是想看一个孩子失而复得的经过？

实际上，都不完全是。

导演伊斯特伍德只想力求真实感。

在影片里的真实感不只是建立在技术上。

真实，不仅仅是那些悠哉穿越城市的老式有轨电车。

真实，不仅是开篇黑白瞬间转为彩色般的画面效果（别忘了结尾的十字街头长镜又重归黑白，意欲着历史被再次尘封）。

真实，更不只是人物通篇都毫不避讳的争吵。

　　　　 这真实源于现实。

　　　　 信口雌黄、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现象。

并非只存在于影片里的上个世纪20年代。

人们喜欢和因为这部电影而感到震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影片再现了他们所经历的不公，仅此而已。

　　　　 但是，以往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如果单纯力求真实，往往会失去戏剧张力变得絮叨冗长。

这在《十二宫》那里就是一个例证，那部电影为了展现出被连环杀手折磨的一代人的生活，让睡意与几乎事无巨细的情节牢牢相伴。

那么，《换子疑云》这部电影的流畅和高潮迭起。

可以说斯特拉辛斯基的剧本便功不可没了。

从无数的案卷中搞出头绪，抽丝剥茧，然后将它们赋予电影应有的节奏，实在是太难太难的事情。

　　　　 于是，只有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讲述，才能够将这部片子变得引人入胜。

影片采用了颇似老式电影的叙事方式。

娓娓道来间，将冲突都包涵在其中。

换言之，影片不是《十二宫》的那种“做旧”方式。

而是真的很“旧”。

可以说，老式的电影，其功能之一便是流畅的叙述。

为了保证这一点，使得观众不跳出这个观影过程。

技术上的炫耀在这部电影里几乎荡然无存。

影片的技术辅助只有几幕：开篇火车站一段，旋转镜头不停的在记者与当事人间迂回。

假“沃尔特”躺在房间里，克里斯汀的与之单方面对话的暗室效果。

还有的，则是杀手弟弟那个加拿大小男孩看到不断叩击的直尺时，切换于杀戮现场的声效放大画面。

这些段落是仅有的几处技术辅助叙事的场面。

整部电影的摄影机简直听话得有一点窥探的感觉。

它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四平八稳的讲述一个故事。

没有过分出位的技术，不像一部电影，故事才能够更流畅。

　　　　 这是真实的旧，与“做旧”的区别。

　　　　 最后来看看扮演母亲的安吉丽娜·朱莉。

喜欢这个故事里她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喜欢克里斯汀这个人物。

她所言的“希望”，是这个人物身上最鲜明的符号。

故事本身已经很黑暗。

但是她的不懈努力却成为了仅存的光亮。

作为母亲，她所诠释的这个人物内心不屈果敢、坚韧且令人动容。

那面对杀人诺斯科特时那一句句“我要你下地狱”的呼喊！

令人记忆深刻。

她的改变，不仅仅是那外表的脂粉艳丽和棱角分明。

而且，其演绎的悲怆不似大部分表现母爱电影的刻意。

这母亲想流泪的时候，你会觉得顺理成章的被感染。

这一切，都让过去一年里的安吉丽娜·朱莉收过颇丰。

她的2008年，显然不仅仅是轻车熟路的拿着双枪在《通缉令》里杀人追击。

当一个明星呈现了多面性而毫无“熟悉”之感时，演员的名字和小金人的光耀，也就在越来越近。

　　　　 可是，纵然影片留有希望，但是事实却冰冷异常。

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是那个所谓沃尔特已经不在人世，而母亲亦不知所踪的戏外真实结局。

这让寻找真相的结果变成了永远是付出代价。

不论什么年代。

不论是现实，还是电影里。

　　　　 没想到老牛仔带来这么黑暗的故事，从头至尾都压抑得喘不过气。

追寻真相的故事最累人，也最被人喜欢。

哪怕这被追寻的真相，只有一个稍显些许光明的结局而已。

　　　　 而只要想追寻，没人怕这真相伤痕累累，血流满地。

政界的贪污腐败、对女性的歧视、母爱的执着是这部电影的三个关键词一、女人都是疯子"人人都知道女人是脆弱的，都觉得女人太感性没理性。

他们只不过偶尔说了句不中听的话，女人他妈的就能发疯“”你的工作能力证明了女主管也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Christine的上司对Christine这样说在电影的开篇，对女性的质疑和天然的鄙视就稍稍显露。

直到影片中部，因为所谓的妨碍警察执法Christine被关进精神病院，在和另一位同样受到迫害的”病友“的交流中，有关女性的话题讨论才逐渐展开。

"人人都知道女人是脆弱的，都觉得女人太感性没理性。

他们只不过偶尔说了句不中听的话，女人他妈的就能发疯。

”“病友”是夜总会的陪酒女，同样因为所谓的妨碍警察执法被关到精神疗养院。

她说话粗鲁，工作卑微，但她并没有做错什么。

在Christine和主治医生再次发生激烈争吵，医护人员对她进行暴力治疗时，陪酒女上前保护，反而被主治医生惩罚。

”18号房间“”不！

“七八个医护人员一拥而上，强制把陪酒女按在床上，推到18号房间。

幽暗的灯光、冰冷的空气、四指宽的皮带，伴着疯狂的、无望的尖叫和蛮力的捆绑和压制，特殊的机器夹在头顶，是电流治疗。

没有一丝怜惜和情感，一个眼神过去，护士面无表情的旋转电流开关，没有一点感情，面对眼前这个绝望的、可怜的女人，打开电流开关，就像打开自己电灯开关一般。

在面对多少次这的情景之下，这个动作才能做得这么干净利落和铁石心肠。

也是因为这件事，从精神病院接走之后，Christine选择与腐败的警官和不公平的女性地位奋斗到底。

心思细腻，出事敏感，遇事脆弱，情绪波折。

这些词汇和女性似乎是强关联与强指向的，那么，这些也就意为着，生活中的女性更加不讲逻辑，更爱无理取闹；工作中的女性更加效率底下，更爱低能无用。

天然低于男性。

从“女司机”到“田园女权”，有关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讨论无休无止，从不停息。

二、没有底线的政客金钱和权力，是政客绕不开的永恒追求。

一个丢失的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却只是政客衡量工作标准的数据。

或许也只是记者笔下的一个素材和邻里饭后的一次闲谈。

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悲剧永远只是一个概率数字。

故事的开始，是不作为的警察。

他们始终坚持”不为24小时之内的儿童失踪案“出警，直到走失案沸沸扬扬，人尽皆知，社会舆论强压之下，无能的警察选择用另一个谎言掩盖。

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代替走失的沃特尔。

”他失踪了五个月，你一时之间认不出他很正常“母亲怎么会认不出自己亲生的孩子。

收集了牙医、教师的证据，Christine再次向警局发起挑战，无权无势的Christine被关进精神病院，只有在签订”无关协议“才能给予释放。

影片的最后，警长革职、局长降职，但是有多少冤假错案成为利益交换的牺牲品。

三、永不停止的母爱”是时候向前看了，你的孩子或许希望你活得开心““或许他希望我不要放弃寻找”这个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Christine一生寻找孩子，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弃。

我记得之前和朋友讨论，如果自己被贩子拐走会怎么样。

朋友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之前问过我妈，我要是被人贩子抓走了，你会找我吗？

我妈说，没关系啊，找不到就不找了，反正还有妹妹。

大家都笑了，我又很认真的问，是真的吗？

妈妈也很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找啊，倾家荡产也要把你找回来。

”倾家荡产、穷尽一生，也找到你。

《换子疑云》依旧延续老东木的风格，压抑的调色，黑、蓝、棕是电影的主色调，影片结尾，一切走向光明，Christine嘴上鲜艳的口红，是与整个世界反抗的强硬与坚韧。

关于《调包婴儿》，网上有关于其译名的很多讨论，总之感觉无论“调包婴儿”，“换子疑云”都不太贴切，我倒是对名字无所谓，反正一看是伊斯特伍德的片子，我管他叫啥，都铁定要看。

倒是看完本片，再看看英文名感觉有些意思，“Changeling”，字典上说有“低能儿”的意思，本片倒是看不出这点，我把“ling”去掉后，剩下的“Change”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基调，本片就是部关于改变的电影，一个孩子的失踪改变着很多人的生活，改变着一个城市的政治生态，再加上最后面的“ing”，本片中的改变也确实是个“正在进行”的过程，特别对于那位母亲，生活不断的发生变数，唯一不变的是她对孩子的爱。

安吉莉娜朱莉扮演的母亲在片中历经生活变数，想必也是百感交集，影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事业上干练的单色母亲形象。

我想，曾经，她也一定沉醉于爱情的甜蜜中，直到怀孕，直到男方离去，对一个女人来说，单身母亲无疑是一个生活中重要的变故。

孩子的失踪是当头一棒，她在焦灼中等待，而突然听到孩子回来的消息，仿佛又是一个喜人的变化，却不想是一次伴随更沉重打击的变化，归来的孩子不是亲身的，她抗争，她控诉，面对一个腐败的治安机关，她显的那么弱小。

她又很强大，哪怕名誉被恶意破坏，哪怕在精神病院被百般折磨，她都坚强的抗争，或许她也没想到这抗争竟然带来了一个城市政治系统的巨大变化。

本片的背景是1928年的洛衫机，在很多电影作品中，都有描述那个城市司法系统腐败的情节，而那一时期，正值“柯立芝繁荣”，表面的浮华很容易遮蔽实际上的政坛的系统性腐败。

官员贪污，相互包庇，推诿责任，滥用职权，而本片对此表现的淋漓尽致，冷静却很残酷，而当一切不公都投射到一个母亲身上时，公众的愤怒可想而知。

作为自建国起就制定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的美国，它也有不变的东西，比如虽然政坛腐败不堪，但是在言论自由下，媒体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而司法制度的大框架仍然没有被破坏，富于良知的律师仍然可以仗义执言；在宗教信仰下形成的公民自治和社区系统仍然有条不紊的运转，所以才有那位牧师执着的揭露官员腐败，并帮助可怜的母亲；更重要的是，长期自由民主理念熏陶下的民众，为了自己居住城市的宁静与公正，最后走上街头，为一个素昧平生的母亲呼吁公正。

这一切的不变，引发了巨大的变化，黑心警察被处分，昏庸的官员被公民抛弃，而制度上也更完善，保证了不会再有很多公民被不明不白的扔进精神病院。

正是很多不变的价值观的坚持，让社会至少不会变得更糟，或许会有乌云满天的晦暗，但总有云开日出的变天。

过去看过一部名为《死亡女孩》的电影，剧情是一具少女尸体引发的几个家庭的变化，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家庭，姐妹俩的姐姐几年前失踪，母亲执着的要寻找到她，而妹妹却希望重新开始生活，希望家庭不要因此始终处于阴郁的气氛中。

所以，当听说有个少女尸体被发现，并被证明很可能是她姐姐时，她有些悲痛，同时又松口气，而当最终发现那尸体并不是她姐姐，她母亲重燃希望般的要继续寻找，她却嚎啕大哭，这是一种矛盾心理的挣扎，从亲人最初失踪的痛苦和希望，到终于被折磨的不堪承受，反倒希望一种石头落地的释怀，哪怕可能是最坏的消息。

而这位母亲经历的是更加不堪的精神激荡，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希望燃起，又到经历政治黑幕的折磨，当得知孩子可能已经死去时，她的悲痛达到最大，也由此开始了心灵的平复和生活的重振，而之后一次次孩子可能幸存的消息都一次次改变着她平静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矛盾的不断变化，让她带着希望，而希望总能给人幸福感，而同时这希望又过于缥缈，给她又带来深深的挫折和迷茫。

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从未停止寻找儿子”，而我们永远无从知晓她的孩子的生活经历了怎样的巨变。

对我个人来说，本片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对安吉莉娜朱莉的印象，她长期以来在我眼中都是性感尤物类型，尽管多次打出要以演技服人的旗号，但是至少始终无法让我信服。

本片中，本来就生为人母的她的表演让我服了，无论隐忍的坚强，还是失控的爆发，都演的真实而富于冲击力，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算是对她2008年表演的阶段性肯定，我等待着她更出色的表现。

结合中国现实，看本片让我很有当初看那本《光荣与梦想》的感觉，总是发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美国很多现象和今天的中国有些相似，其中不乏阴暗和混乱。

但是，当时的美国变化着，向一个更健康的社会方向发展，而我们呢？

需要恐怕也是不断的变化，让社会向更公正的方向变化，起码，从细节上，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故事我们从中国的社会新闻已经听过不少，我们能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吗？

关键是我们在采取行动引导这样的变化吗？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f480c5bff28c680d19d81f89.html

翻譯／SAMMAXSight & Sound九月號封面有個醒目的標題：「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當今美國最偉大的導演？

」，就創作的質和量來看，或許把這個稱號頒給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會更恰當一些，但是從攝影機之前到攝影機之後，相信沒有人比克林伊斯威特走得更風光精采。

在《陌生的孩子》(Changeling, 2008)上映之際，讓我們來看看這位大家熟悉的銀幕硬漢對他自己的導演風格和演藝生涯有什麼樣的看法。

S&S：上次我們見面的時候，我曾暗示說你的作品看起來越來越接近霍華霍克斯(Howard Hawks)的電影；他的片子都是對人際關係、地方、氛圍等等比較有興趣，而不是情節。

CE：嗯，我愛霍克斯；我們總是對他影片中的人物感到有興趣。

還有他電影的步調──《小報妙冤家》(His Girl Friday, 1940)──他是怎麼做到的？

不過我猜是因為他有卡萊葛倫(Cary Grant)和羅莎琳羅素(Rosalind Russell)，這兩位演員都受過訓練才會說的那麼快的。

反之，現在的演員都嘗試要真實一點。

在當時演員講話真的都像連珠砲一樣。

S&S：你會給演員很多指導嗎？

CE：我試著用我喜歡被指導的方式去指導演員。

身為一個演員，我喜歡展現我可以做什麼，如果有哪裡出錯了你再告訴我這樣子。

所以在導戲的時候我喜歡看演員發揮。

有時候我會說步調或是哪裡不太對，我們再照著調整。

我們也可以談談。

在《陌生的孩子》，我給他們一些關於真實事件的東西，然後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有很多電影角色的台詞就是當時人們真的說過的話。

拍《神秘河流》(Mystic River, 2003)的時候，演員說想要排演，我就說去吧。

他們不想更動劇本寫的角色性格，我也不在意。

S&S：《陌生的孩子》花了42天拍攝，這對一部大時代電影來說算快了。

你仍舊比較喜歡迅速完成工作嗎？

CE：我喜歡把事情推著走，所有我過去成長時期喜歡的導演似乎都像這樣，不過我只有跟其中幾個人一起工作過，例如Stuart Heisler在晚年執導了幾集《Rawhide》(譯註1)。

我曾經在威廉惠曼(William A. Wellman)的影片中擔任過小角色；他就把事情推動的相當快。

我猜約翰福特(John Ford)和霍克斯也是這樣做的。

S&S：我曾跟一名導演聊天，他把你拍攝的要素和福特的相比。

CE：依照今天的標準來看，福特並沒有拍出很多令人驚奇的鏡頭，但像在《俠骨柔情》(My Darling Clementine, 1946)裡，他讓亨利方達(Henry Fonda)翹著腳坐在門廊上，或是在《搜索者》(The Searchers, 1956)中，約翰韋恩(John Wayne)步出門外，走向大草原；這樣單一一個鏡頭就讓人印象非常深刻，而且真的成就了整場戲。

現在則是會傾向剪成六、七個鏡頭，而不是只呈現一幅靜止的肖像讓你可以去凝視它，像是在看Velázquez(譯註2)或誰的美麗畫作一樣。

並沒有特別哪一位導演是我刻意去追隨的。

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曾在Merv Griffin的節目上說過他很喜歡《西部執法者》(The Outlaw Josey Wales, 1976)，因為那片讓他想起霍克斯的片子，而威爾斯他是很喜歡霍克斯的。

有個來自不同年代的電影工作者在看你的東西真的很棒。

S&S：從《菜鳥帕克》(Bird, 1988)開始，你很多片看起來都比別人黑暗很多，為什麼？

CE：很多其實是片子故事本身就滿黑暗的，例如像是《來自硫磺島的信》(Letters From Iwo Jima, 2006)，裡頭講到人們在地下坑道裡活的像畜生一樣。

不過這也是我看事情的方式──以一種黑色電影風格的方式──我認為是這樣啦！

我跟攝影指導的工作關係非常密切，我常常會說「燈光太亮了！

」，因為我只是要一個大概，不希望把一切都看的很清楚。

觀眾會自己補完他們所看到的。

在以前有一種小小的、特別的燈光會打在角色的眼睛上，但是有時候你不想看到眼睛。

重點是在看電影而不是電影在看你，觀眾必須進到電影，成為其中一份子。

這跟演戲是同樣的意思，我看過很多演員把自己整個丟給觀眾，反之，你必須要靠近觀眾一點，把自己擺到觀眾之中，這樣才能拍出一部比較有深度的電影。

S&S：當你是演員的時候，你的作品總是有些約束，現在你的執導手法裡面也有同樣的東西在。

CE：我喜歡觀眾和我一道去走一段旅程，如果他們不想的話，我不會去求他們。

假如觀眾不喜歡你提供的旅程的話，他們可以去旁邊看看有什麼其他的。

在《西部執法者》的結尾，我所扮演的角色在旭日東昇之際騎馬離去。

我的剪接師希望說，把他的同伴環繞在他身旁這樣的一個影像疊印到他身上，如此一來觀眾就會知道他是要回到同伴身旁。

我則是說不、不，我們不需要這個，觀眾知道他最後會回到老奶奶、女孩、印地安人和其他人的身邊，觀眾會知道這個結果，因為這是他們所期盼的。

如果他們不希望這樣其實也不會有什麼關係！

我是聽收音機長大的；你會在腦中看見你所聽到的。

之後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那些小時候聽到的劇集，不過還是覺得廣播劇比較有趣，因為藉由那個我們可以自己創造影像，而這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

譯註1：《Rawhide》是一部從1959年至1966年的西部電視影集，克林伊斯威特就是從這個劇集開始發跡的。

譯註2：Diego Velázquez (1599-1660)，十七世紀巴洛克時期西班牙宮廷畫家，以肖像畫聞名於世，最著名的一幅畫作為〈侍女圖〉(Las Meninas, 1656)。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换子疑云》竟然如此出色。

之前看过电影梗概：一位母亲，怀疑被拐卖后再次回到身边的儿子，有可能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儿子，而专断的警方则认为是母亲产生了错觉，并且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这样的电影梗概让我以为，不过就是一个关于母爱如何伟大的故事而已，不会好到哪里去。

因为个人向来觉着，母爱之伟大也许毋庸置疑，但大凡此类故事，不是失之煽情就是失之变态，鲜见真能准确命中什么的，伊斯特伍德这个老牛仔怕是也概莫能外。

但事实是我错了，狗眼看人低。

伊斯特伍德的这次出手，当真如同一个手持左轮手枪的牛仔，手中扳机不停扣动，枪枪击中观影者最柔软的要害。

情节之曲折、细节之揪心、风格之沉郁，皆为多少年之仅见，至少就个人的观影经验来说，“好看”的电影隔三岔五总能看到，但真正“震撼”的电影却是多少年了才碰见这么一部。

据说，这部电影在国中互联网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我们离1928年的洛杉矶有多远的讨论：或曰，如今的国中恰似当年的洛杉矶，因为某些官方机构之腐败、无能、不知羞耻与片中的洛杉矶警局可谓如出一辙；或曰，我们离1928年的洛杉矶还差得远，因为当年那位洛杉矶母亲毕竟有“希望”的可能，若是在如今之国中，结果恐怕只会是“绝望”。

老实说，这并非一个适宜的话题。

因为，我们与1928年的洛杉矶，绝难说得上相似，甚至也不是一个差多远的问题，依照个人的悲观看法，永远有多远，差距就有多远。

问题之根本倒不在所谓体制，那个距离固然还天差地远，但罗马到底会有建成的一天，今时今日绝难看到建成那一天的是，人心。

歌里唱过，心若在梦就在，星爷说过，用心做菜人人皆可为食神。

1928年的洛杉矶，媒体、教会、舆论、法庭、听证会，构成的终究只是一个舞台，在舞台上表演的是，勇气、正义和良知。

舞台一直都在，但之前没戏，大家都不免排着队被扔进疯人院，“表演者”齐活之后就有了戏，大家也才得以排着队飞越疯人院。

而之所以能够齐活，是因为那些关乎人心的东西在他们那里从来都没有崩塌过。

我们也会有一个舞台，何时不得而知，但终究会有。

可是，在我们这里，所有可以叫做“底线”的那种东西都早已经崩塌得粉粉碎了，这个舞台上还能演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