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

文｜梅雪风首发于《正面连接》一很多人拿《小小的我》和李沧东的《绿洲》做对比，我认为这种比较其实没什么必要。

虽然它们都是有关脑瘫病人的故事，但这里面的差距太过一目了然。

而这种差距，我相信也不是说主创意识不到，它更多地来源于两种电影类型的内在差别。

简而言之，《小小的我》实际上是一部披着艺术电影外衣的主流商业片。

而《绿洲》则是一部真正试图揭示人的处境的严肃创作。

这两者的差别之大，就如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与波兰斯基的《钢琴师》。

就如同同样是杨荔纳导演的《妈妈》和伯格曼的同样讲母女关系的《秋天奏鸣曲》。

必须在这里先定义一下我这时所说的商业和艺术电影（纯属个人趣味）。

在我的心目中，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商业电影始终还是在制造神话，而艺术电影实际是上在说神话的不存在。

商业电影的核心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意义是存在的，它必须赋予人类一种有别于其他的意义，艺术电影大体上都在讲这些意义背后的苍白、蛮横和虚假。

商业电影是建构某种概念，而艺术电影则是尽力地抛弃所有概念的毒害，而呈现出一个更复杂也更空阔更混沌的人世间。

商业电影总有一种给这个世界提供答案的冲动或者是本能，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大众也无法从中得到一种如释重负豁然通彻的快感。

而艺术电影往往更尊重或者更执着于呈现一种它所认为的真实，而真实从来都是一团难以下咽的混沌，一种令人费解的谜题。

所以，商业电影即使呈现苦难，但最终它总是用一种乐观去覆盖它。

从某种程度来说，苦难在商业电影当中只是一副饵料，是用来让观众坠入一种貌似真实的幻境的手段，这种真实感让观众放松警惕，这样他就能够接受电影中实际上幼稚可笑的人生答案，这是观众和创作者心照不宣的共谋。

作家王小波曾经有一句话，叫做真实就是无法醒来（大意）。

商业电影就是要制造这个醒来的幻觉，无论是最终主人公获得了现实境况上的改变，还是他人格上的升华，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他看到了真实的某个瞬间，这种近乎顿悟的时刻，也让主角有了一种醒过来的幻觉。

这种醒来让在真实中无法加速时间、删减时间的我们有了一种通透感。

而艺术电影则对廉价的人物改变保持警惕，它对各种被建构起来的意义迷宫保持了一种怀疑，它对于戳破幻觉的兴趣远大于去强化它们。

从这个意义来说，《辛德勒名单》就是一部在本质上和《指环王》无二的电影，就是一一个所谓的善良战胜邪恶的简化人生的电影。

而《钢琴师》是一部讲述生存的电影，一部更接近人性原貌的电影，这里面没有英雄，没有可以用道德来断言的某个人物，只有那些说不清善恶的人在自己的处境下所做出的各种选择，只有灰暗的被死亡威胁的那种氛围里那些人性的战栗和松动。

同理，杨荔纳的《妈妈》虽然说在讲述亲情怎样被政治毒害，人性怎样被恐惧扭曲，但爱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词，爱是它认为人性里面最本质的东西。

而当伯格曼谈论这种母女亲情关系的时候，就显然对爱这个词本身不像杨荔纳那么坚决。

在他的晦暗世界里，人性的自私是一种更为本质和更为强大的存在，亲情更像一种后天的道德上的架构。

亲情的痛苦实际上是这种自私的本能和这种道德建构之间的撕裂，以及因这种撕裂所造成的挣扎。

也就是说，商业电影不管它多么认真的试图挖掘现实，但它最终仍然必须是化妆术。

而一部好的艺术片，无论它多么接近幻想，它必然是某种程度的卸妆术。

这种巨大的区别，让这两种赛道的优秀电影的在广度、深度、复杂度方面就有着天壤之别。

而《小小的我》和《绿洲》的巨大区别就来源于此。

二从两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显示出这两部电影的本质区别。

在《小小的我》当中，开头就是一个特写，是主角刘春和的腿，这是因脑瘫而显得步履艰难的腿。

而在《绿洲》当中，开头是一幅画，画面平平无奇，画外是杂乱而又似乎有点规律的某种声响。

简而言之，《小小的我》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是奇观式、猎奇式的进入角度。

苦难两个字在主角的脸还未映入观众的眼帘时，已经深深嵌入每一帧画面，成为一个隐性的精神水印。

它已经提前在给观众提供泪腺的动能，让你感动，是导演的最大阳谋。

而《绿洲》的开头，就是一个你摸不清头脑的日常画面。

只有到了影片最后，你才能明白这个画面的真意，才能明白这一日常的、在审美上显得丑陋寡淡的画面背后，是一个灵魂近乎狰狞而又无声的呼救，是一种溺水等死的绝望，而这种痛苦被封闭在这日常的画面中，它无法被放大，且这种日常根本无人注视。

而墙上那幅画的内容，是主人公对于生活的想像和希望。

既使在这如同动物般苟延残喘的泥潭中，希望的野草却从来没有枯萎，它以丑陋的方式暗自生长。

影片从开头就并不准备给你太多东西，也不想调动你太多的情绪，它希望让你一种平静的方式去进入两个异类的生活，它希望你能够平静地看到一切，它显然认为，煞有介事的情感表演，其实是对于主角困境的不尊重。

《小小的我》，其实是一个另类英雄的故事。

除了他身体的残疾，他其实毫无缺点，他礼貌上进，比同龄人有着更多的知识，身体的残疾，除了让主角有点愤世嫉俗，并没有带来任何精神疾病。

甚至是脑瘫所带来的身体残疾，影片也描写得相当客气，他的肢体和面部显得再病态，但他的眼神却依然正常，那是一个不屈的眼神，是一个让人能够怜悯甚至是生出某种敬佩的眼神。

而在《绿洲》里面，无论是脑瘫女主角，还是稍带点弱智的男主角，他们身上都找不到让正常人喜欢的东西。

他们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是某种程度的病人。

男主，总是有点智商短路的感觉，他看起来懦弱而又蛮横，小偷小摸是他日常的生活，他显然缺乏对这种行为的耻感。

他显然也缺乏正常人应该具备的控制力，他以往的强奸未遂的罪行以及他开头就对女主角所做的猥亵，说明他其实经常做出这种堪称禽兽的行为。

而女主角，她扭曲的面部，以及癫狂和难以聚焦的眼神，让观众彻底丧失了和她进行情感沟通的渠道，她就像一个难以理解的怪物一样，观众的同情心找不到任何安放的地方。

这两种人物的塑造，决定了影片在价值观上的底线。

对于《小小的我》而言，它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委屈的故事。

它的潜台词是，我这么优秀，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承认我。

而对于《绿洲》而言，它是一个挑战观众的廉价同情心的故事，它从始至终内在都有一种反省：无论这个另类的世界在正常人看来有多么不堪，但它内在有着我们不屑了解也无法了解的隐秘，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看起来野蛮的互动，看似不堪的激情，其实和正常人的感情毫无二致，甚至是更为纯粹，也就更为惊心动魄。

前一部电影的情感底线，其实是你要有值得爱的东西，我们才能爱。

而后者的底线是，即使是我像蛆虫一样，你也无法论断我。

在这两种底线的对比中，你就能发现前者爱中的隐秘功利性。

这种功利性的爱，并非这部《小小的我》所独有，它是所有主流商业片的基本情感法则。

因为等价交换式的爱，才是我们平庸生活的常态，而等价交换又天然地带着一丝市侩的气息。

所以拔高自己情感和粉饰自我成了我们的顽强潜意识需求，而这也是商业电影的最核心的精神密码——我们总是要比我们想像的更为高贵。

它千方百计地对这种等价交换的情感进行变形，以掩盖里面的功利主义气息，而像《小小的我》里面主角的残疾，就是一种好的遮羞布。

所有主流商业电影里主角的缺陷，都是这种装饰艺术的一部分。

这种功利性的爱，必然而然会让整部电影显得洁净，因为它的最高原则是不能冒犯观众。

所以它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必然是浅尝辄止的。

坦率地说，《小小的我》在这种功利性的框架之下，为还原真实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旁观者那种对于脑瘫患者的客气拒绝，隐晦的利用，把他们作为自我道德标榜的恶劣，在这部电影中都有着精微的描述，甚至对于亲情本身内在的虚弱也有所涉及，但它显然不敢再深入一步，它不敢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普遍冷漠，因为表现出这一点，将会让观众感到自己无处躲藏，成为被审判中的一份子，所以它设定了一个近乎乌托邦的老年群体，这群在现实世界中丧失了纵横捭阖能力的人，有着一种过剩的对于异类的宽容，这种善意，有效地中和了影片整体的残酷。

影片对于男主的爱情也必然是浅尝辄止的。

虽然它是以冰冷的结局告终，但它的童话性质仍然确定无疑，它只是一个俊男靓女爱情的变异版，充满着一种不真实而又美好的气息。

它不敢去真正地描摹那个女性角色，因为一旦开始描写，它就无法避免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巨大疑问，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对这个脑瘫患者这么感兴趣，所以只能把这个角色虚化。

而《绿洲》则是在讲被这种功利性叙事之外的真实世界。

这个世界的残酷从来不是以一种重锤撞击的方式到来的，它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它不具备任何传奇性，而男女主人公对于这种漠视的反应，亦非初来乍到式的深受刺激，而是一种波澜不惊的麻木，甚至是一种讨好式的退让和屈服。

而这位主角的爱情，则带着某种不洁的气息。

它是一种动物般粗野的饥渴性欲，是一种对于触摸绝对性匮乏之后的应激反应，是两个被漠视的人相互取暖，是两个虫子之间扭曲却炙烈的灵魂对话。

它显得丑陋笨拙，又无比真实。

它是让人不忍看的爱情，是让你忍不住颤栗的爱情，也是让人觉得不敢轻易用爱情这种的小布尔乔亚词汇形容的爱情。

它里面尖利污浊，却又充满着极致痛苦极致幸福，让所有的矫情都在这种关系面前悚然肃立。

《小小的我》，以赋予观众希望为已任，它将每一个心理的颤动都当成史诗，所以影片中到处都充满音乐 ，这音乐是一味充满善意的味精，是代替观众发出的哭泣声和喝彩。

《绿洲》，则以平静地展现这个世界的本相作为原则，所以它根本没有音乐，生活本身的暗流涌动在它看来已然足够。

煽情是一种少见多怪的自我感动，是对那些异类生活简单化提纯，是隐晦的情感剥削的一部分。

在《小小的我》中，梦想是遥远的彼岸，是需要意志力也可以由意志力达成的顶峰，所以当片中的那些梦到来时，总是辉煌耀目而庄重。

而在《绿洲》当中，梦想是生理上生发对自由呼吸的渴望，所以它的到来是平静而日常，它只是主角可望而不可及的正常人琐碎生活的平庸复制品，但这平庸对于他们来说已是天堂，所以那些场景总是带着一种平板的酸楚。

这两部电影最终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小的我》，是一付按需定制的安慰剂，它是用某些真实细节包装的人定胜天的美好幻想，是对一个异类强者的褒扬，它的强烈戏剧性，都是在避开那些更让人无法直视的真实生活图景。

而《绿洲》则是一个天地不仁的写真，它是对生命力一视同仁的直视，是那些粗陋不堪的生命生理性的仰望阳光，它是打所有人脸的作品，是觉得所有的外部救赎都廉价无效、但他们的内在生命力却让他们并不会真正枯萎的作品。

三观察《小小的我》和《绿洲》的不同，你能发现，底层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在起点上就具有的巨大差距。

而这种差距，不是电影技法所能够弥补的。

而对这两部电影质量差距的讨论，从某种程度说明了观众求全的严苛。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你遵循某个范式，已经决定了一部电影的上限。

简而言之，你不能要求一剂麻药能给你一种深刻的痛感，你也不能要求在满足爽感的同时，还有着一种真正触及人类生存复杂面的深刻。

而对于所谓乐观的不知魇足的追求，则必然会带来某种讳疾忌医的遮蔽。

真实所带来的寒意，必然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灵魂才能消化。

也就是说，一部真正诚实的坦率的电影，往往是会吓坏很多人的。

它必然带来是观影人数的指数级萎缩。

而这也是很多有雄心的创作者的终级难题。

整个电影生态商业化的单一性，其实将所有不同赛道的电影，都放在了一个单一同质的电影市场中。

所以拍出震撼灵魂作品的野心，必然要与希望能被大多数观众喜爱的热望同场竞技。

在商业的高压和高诱惑力的逼迫之下，这种拍出好作品的野心则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压缩和腾挪。

并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有“背对观众”的勇气，当然这也不能成为一种对于创作者的道德要求。

但这种矛盾心态的结果，就是最终很多作品都成了调和路线的产物。

观察杨荔纳本人的作品，显然也遵循了向观众趣味靠拢的这个主流趋势。

从《春潮》的潮湿冷冽，到《小小的我》的单纯澎湃，这种变化里显然有着她自我调整的阵痛、犹疑和取舍。

但如果要拍出一部如《绿洲》这样品质的电影，则在这种取舍中要有坚定的不骑墙的决心。

除了才气的支撑， 它还需要一种强烈的道德诉求，一种对于虚伪和夸张极度反感的道德洁癖，也必然需要对于自我和这个世界的高纯度诚实，需要对选择这种创作路线所带来后果有着清晰的认知。

这是内在强大精神和强大的谦逊共存之下才能有的产物，是高度精英式的洞察力和泥土里生长出的平民式道德缺一不可的产物，是从日常中逼出这个世界的残酷底色后仍然不放弃这个世界的不忍，是对生命里最冷竣那面的解剖后仍能包容它的强悍和温柔。

高考结束后，刘春和终于获得了更多与社会接触的时间，来自陌生人、交友、求职时收到的审视，甚至来自家庭亲情的冲击，内心挣扎有增无已，他必须重新面对自己与他者的关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片名直白地点出了影片主题。

对主题来说，表演是骨，演技的准确是故事成立的基础，自开篇伊始，演员易烊千玺就对这个特殊的角色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模仿。

人物关系是肉，每一组关系都进一步把内心冲突推向极致，男主角与外婆、母亲三代人关系是最核心的影像关系，代际伦理也是导演杨荔钠擅长的领域。

摄影是灵魂，牵引了叙事。

在开篇，朴松日的摄影机带来极强的凝视感——一系列特写奠定身体叙事基调，摇晃的手持暗示了隔阂的存在，晃幅甚至与男主角动作同频，令人不忍细看，也无法真正亲近角色。

但随着剧情发展，镜头不知不觉趋于稳定，我们逐渐沉浸在移情的平视里。

在我的观感上，影片确实是一部观赏表演的电影。

身体叙事被反复强调，摄影凸显表演，其他角色不断给男主角递戏。

人物很难不让我想到《绿洲》，也正是通过与文素利的对比，本片的局限才显得更清楚——演员做到了认真，付出了巨大努力，除了极致地模仿外，未能呈现出更多东西。

演技和故事需要互相成全，比如情节的功能性太强会影响演员的发挥。

在明确的发生时间内，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主角应该已经在普遍存在的歧视中形成了更独特的行为状态，故事虽发生于短短数日，人物背景却是漫长的二十年，如果表演调度偏重呈现演员对身体的模仿，呈现即时性的情节冲突，便不足以描画人物的内心层次。

我们不难看出李沧东对剧本的影响。

故事参考了《绿洲》，男主角和雅雅的情感线是对后者男女主角情欲线的学习，两段梦境更是对后者超现实情节的照搬。

《诗》似乎也影响了创作，“苔花”象征着男主角敏感的心，写诗是他像《诗》的女主角一样获得心灵自由的出口。

游晓颖可能想要追求像李沧东一样如同手术刀般的编剧风格，故而着意编织缜密的情节逻辑。

但要想达到李沧东的境界，就不能规避残酷，否则会显得匠气太重和刻板。

在雅雅的情节里，影片摘除了男主角可能会面临的道德舆情，人性弧光被纯化了；父亲成为一道影子，母亲承担了更多戏剧压力，这避免了性别被公众讨论的可能性；不顾及转折的突兀，以演讲的情节上价值，道理是说出来的，不是表达出来的。

人性的灰度空间被有意收窄，故事最终按照编剧的意图走向了励志。

李沧东电影会在悲剧和理性中带着观众走向悲悯的深刻，本片的结果与之相反，我的观感是相当矛盾的，始终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吃下这一记励志大饼。

一旦励志的单一性削弱了故事的生命力，尽管它有着细致的视听和认真的表演，创作就不再只是创作问题，就必须首先面对来自伦理的诘问：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是野蛮的？

一味吹捧，对演员和影片其实是相当不公平的，尤其在励志语境里，用平视的角度看待本片，就是在用平视的角度看待像刘春和这样的普通人。

那就指出这一点，让这部影片成为一部能够被讨论的电影。

首发公号：有丝Fin裂

看《小小的我》，在影院听到观众发出的两种声音。

一是左边的一位姐姐，从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跟妈妈吵架那场戏就开始抽泣，一直到影片结束都没刹住车。

二是当刘春和几次表现出情欲反应，尤其是直白说出自己有生理需求，前后座的笑声里，也夹杂着轻微的反感。

回来上网一看，果然有人发帖说片中的“生理梗”令自己不适，甚至还指出物化女性的嫌疑。

不由得让人感慨，残疾人坦白谈性这件事，还是让许多人本能地无法接受。

而且别忘了，这些观众一些是易烊千玺的粉丝，一些是抱着关怀残疾人处境的预期去看这个电影的，已经是相对有包容度的。

这样尚且有人感到不适，更别提整个社会群体了。

其实咱们都不用装外宾，别说残疾人了，这儿的身心健全的青少年，能在主流渠道、在台面上谈论性吗？

不但不能，反而被一种强烈的集体羞耻感支配，避讳谈起，谨慎涉及，刚露个话头就会被掐断不让往下说。

学校性教育缺失，需要从别的渠道补习，许多严肃文学最初是因为有性爱描写在校园传播。

老歌必须修掉词里的性暗示，主播穿得严实也被说眼神擦边，影视剧经常以学龄儿童的标准来审核。

发达国家的青春电影，专门有一类性喜剧，年轻男女日常讨论性爱性伴侣话题，为破处和追求性体验而使尽解数，父母师长也给予理解和帮助。

而咱们的青春片，即使有劈腿开房堕胎等情节，对具体的性永远有种遮掩，穷尽各种视听语言的暗示，两代人更不可能就此进行交流。

不是有个段子，说已婚女孩被亲戚催生，直接反问：我不会啊，你们教教我怎么生？

保证他们全部闭嘴。

80年代港星能在电视上公开谈论自己的性观念，而如今的内娱明星个个冰清玉洁，明明是生理成熟的成年人，言谈中却剔除了一切下半身联想，以无欲型态示人。

尤其流量明星和他们的偶像角色，本质上成为一种人形的商品，供受众观赏、憧憬和消费，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真人来对待。

这种悬浮的纯爱人设越盛行，缺乏分辨能力的受众就会对现实产生越多不满。

比如这年头，男性更多地被莫名其妙安上猥琐男、下头男凝之类的指控。

指控者也很理直气壮，说你怎么能对陌生女性投去（哪怕是疑似）打量的目光呢？

你看爱豆们那么帅气可口，人家眼神都是纯净的，像下凡的天使不含任何性的意味。

而你相貌平平甚至油腻丑陋，眼神竟然比他们还放肆，不自量力的癞蛤蟆，不讨伐你讨伐谁？

健全人的性心理都要被压抑和无视，那么《小小的我》里这个话说不利索、五官歪斜、手指蜷曲、走路踉跄的残疾人，竟然毫不避讳地对一个年轻女生说自己有性反应，冒犯性更是强得多了。

我们得庆幸是易烊千玺来演的他，换个人气和颜值不如他的演员，这段情节遭到的非议会更多。

其实电影如果只是要卖惨博同情，赚观众的眼泪，绝对没必要拍这些。

就让刘春和停留在“我要做普通人的事”这条主线，颤颤巍巍做得艰难，终于又做出一些成绩，激励情绪感染亲人朋友，拍到这个地步就够了，一样能让人哭湿纸巾。

但只是这样，并不够把他塑造完整，还是容易停留在一种俯视怜悯的猎奇姿态。

尤其是我们已经近距离看过刘春和近乎自毁的状态，不会把他当成“只会吃喝拉撒的傻子”，因此难免觉得已经足够了解他了，完全能共情残疾人了。

却不知道有一条线还没跨过去，这条界限非常隐秘，不跨过去，你会以为不存在。

就像刘春和应聘咖啡厅，走几步，老板说“可以了”，但他知道绝不能就这么停下来，一定要走满几个来回，还要努力报出一串菜名。

同样的，电影要体现他的尊严，一定要直面他的情欲，不止一场戏，不能含糊带过，非得浓墨重彩。

要有肌肤相亲的动作，有台词直抒的欲望，有现实和幻想的交叠，也有从梦境引发的尴尬，哪怕这会给一些人带去不适。

看到刘春和的生存和困境，能让我们从理性上认知他的喜怒哀乐。

但只有跨过那条线，我们才能从感性上认同，他是与你我别无二致的“普通人”。

希望更多国产电影，跨过去。

我看过的第1594部电影，《小小的我》我给8.6分。

2024年的华语电影，有三位演员在大银幕展现了极具突破性和挑战性的一面，分别是《热辣滚烫》中的贾玲，《白日之下》中的林保怡，《小小的我》中的易烊千玺。

贾玲凭借顽强的毅力使得身体形变，林保怡靠的是精湛的演技和特效化妆，易烊千玺做到了让观众感觉好像不是表演出来的程度。

导演杨荔钠让本片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希望和阳光，这种创作方向值得肯定。

林晓杰和易烊千玺的搭配产生了化学反应！

蒋勤勤和周雨彤出色的表演更是锦上添花！

华语电影需要像《小小的我》和《逆行人生》，把更多人的目光引导到一些需要关注的群体上。

《小小的我》使我觉得易烊千玺的表演生涯有可能达到李雪健那样的高度。

看《小小的我》时想起很多年前大学好友和我聊过的一个问题。

她说她只对最亲近的人发脾气，但对陌生的人反而客气礼貌。

那时我还没有二十岁，还没接触太多的人和事。

可过了很多年以后发现，我和她说的情况也差不多，对本不该忍耐的事常忍耐已久，而对最亲近的人、生活琐事总是怒气冲冲。

《小小的我》里最先触动我的场景，是妈妈和女儿的第一次吵架。

蒋勤勤饰演的女儿指责林晓杰饰演的母亲，林晓杰恨恨地说，“你很了解我吗”，我感到心狠狠痛了一下。

不知道多少女生和我一样，看这部电影看到了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日常——在我们和自己孩子还没有到那么激烈的程度时，我们尚难体会自己孩子是脑瘫患者的实际痛楚。

但是和我们的母亲，有太多这样摩擦的瞬间。

我指责你，你怪罪我，但我们最后不得不平静和好，当一切争吵没有发生过。

我们继续面对生活的难题。

林晓杰和蒋勤勤一定是体验够了母亲和女儿的滋味，才能在这样普通、朴实的家庭空间里，夹起筷子说句句是刀的话。

女儿嫌弃母亲没有带好自己的儿子，实则怨恨她当年遗忘了自己。

母亲以“你并不理解我”反击，想起了苦苦抚养她长大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是中国的母女之间，没有直接的感激和愧疚。

感激是对着第三方说的，愧疚也是对着第三方。

母亲没有给女儿那么多的陪伴，于是给了她的儿子全部的爱——就像把自己的孩子重养一遍。

而女儿对小时候远离母亲的记忆太深，当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又重蹈覆辙这样的养育。

——愧疚和补偿，像个轮回，不断贴上旧的创口，揭开新的伤疤。

易烊千玺演的外孙就像那层连接器。

他一方面接收着外婆满溢的爱，一方面追逐着母亲的逃离。

他对自己的认知始终在“我很好、我可以”和“我不够好”之间摇摆。

即使外婆给的爱再多，只要母亲没有给到，他就依然缺失。

这件事甚至无关乎身体残疾与否。

即使在身躯健全的人面对自己的父母时，同样的问题也像洪水猛兽一样反复来袭。

那句“你怎么就是不认命”，换个别的说法，是“你怎么就不相信我的话”、“你怎么就知道你可以”、“你离开我们一无是处”、“你为什么要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做最稳妥的选择”……全都是伤害孩子的刀。

在中国父母的眼里，自己的孩子永远是不够好的。

不如别人家的小孩，普普通通，有太多苦还没尝到，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滋味。

林晓杰演的母亲劝女儿不要再生孩子，对她来说是保护，但对女儿来说是强烈的不信任。

蒋勤勤饰演的母亲劝儿子不要考师范大学，对她来说也是保护自己的孩子，但对儿子来说，也是强烈的不信任。

爱，总以这种不信任的方式发出信号——与其将来痛苦，不如现在放弃。

但劝孩子放弃就是浇灭他们心中对自己的相信，同时也浇灭了他们对自己父母的相信。

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尊重并不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

我见惯了你所有的不堪，你也明了我心里的漏洞和底牌。

在外人面前总还能撑一口气，装样子、扮威风、维持体面，但在最亲的人面前，明知你我都不够好，最后总会撕破脸：是的，我们就活该如此糟糕。

《小小的我》借一个脑瘫患者的日常，揭开了多少家庭的伤疤。

隐秘的伤痛和遗憾，就像层层被涂抹的记忆，试图覆盖，但又不断流出新的血来。

每当吵新的架时，旧的记忆就像摁不上的盒子一样自动打开。

不堪入耳的话全部跳出来，大家都失去体面、失去尊严。

孩子蹲在行李箱里听到父母谈论自己的瞬间，像极了日常职场剧同僚之间背刺。

但人跟人就是这样，不可能永远无条件地给予和信赖，总有那么些泄气的时刻，放出心中的不满、嫉妒和不甘，要填平现实的坑，只能以“假如没有”作为借口。

何止是电影里的母亲，我也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不曾养过孩子，我是否会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我该去哪儿云游，该实现多伟大的理想，我也想做个完完整整的自己畅游天地，但某些时刻我也发现，我才是被牵住的风筝，总要落下来回头。

也许这些经历，慢慢地就构成了我们完整的自己。

并不存在什么分岔小径——假如我没有生过孩子，假如我没有这些难题，我也会有别的难题。

但当下的难题慢慢成为经历构成了“我”。

作为母亲的“我”，作为女儿的“我”，我消化和自己母亲、孩子的关系，也常在梳理自己的过往中，重新去补那些不曾明白的漏洞。

《小小的我》打动我的，正是这种直言不讳。

“家和万事兴”，向来是做给他人看的漂亮门面。

关起门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甚至动辄把“经”撕得粉碎。

我想起自己暴跳如雷的时刻，想起和父母无数争吵的瞬间，我在林晓杰和蒋勤勤、蒋勤勤和易烊千玺的互动里看到了自己——电影像一个会回放的监视器，残忍，真实，逼自己低下头来再痛一次。

可正因为痛过，幸福也往往来得更深刻一些。

当外婆听到外孙被录取时，当母亲看到儿子被抢救成功时，那种偶得的幸运，像一场暴雨把泥泞冲得一干二净。

林晓杰掏出她一盒子的火车票，写满了具体的付出。

蒋勤勤记得她的“不够用力”，她想再试一次，不留遗憾。

就是这样努力生活的人啊，把一点点希望的光照到了我们心底的角落。

最后谁还记得开头的晦暗呢？

“跳下去最远”，但他们都没有跳下去。

他们始终要回到那个普通的空间里，做不得不做的亲人。

他们知道自己和对方都是残缺的，但他们必须要给出相信。

爱，就是痛过之后再次连上的信号。

昨晚去看了《小小的我》。

首先得夸一下四字弟弟，他的演技不再有偶像派的漂浮感，好几个片段都让我忘了这是易烊千玺。

虽然上半身的肌肉痕迹还是有表演的功夫，但是无论面部表情还是体态还是情感流露，看得出是下了功夫，也有思考和被导演调教的痕迹。

希望他继续接好片，演好片，未来可期。

我喜欢《小小的我》的细腻，我打算分别写一写。

一、身残心健or身键心残的选择？

我替刘春和惋惜。

身残心健本身就是个莫大悲剧，出生就是原生家庭的巨大变故，成长的过程中，越是发展心灵，身体的残疾就越是让人痛苦。

这和史铁生的从高处跌落的痛苦还不同，他从未享受过奔跑跳跃打车轮这种基本的运动，所以刘春和的梦里充满了对运动的本能奢求。

身残心健带来的是一种抗争，给公交公司的投诉信，在咖啡馆执拗的报菜名证明自己记忆力好，写诗，学习打鼓，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想要基本尊严的象征。

整个社会需要给他们这种尊严，在这个层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思自己的有色眼镜，反思自己做的够不够，去包容残障人士，用实际行动为他们带来尊严。

更多的普通人，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体会身健心残的痛苦。

那包括原生家庭之殇，亲密关系之殇，自卑与超越之殇，孤独与链接之殇等等，并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修复自己的心灵创伤。

于是我们忽视它，埋葬它，封闭它，却又在一次一次的冲突中爆发，刘春和会绝望又疯狂地一颗一颗的吃自己劳动换来的牛轧糖但窒息，他会躲进行李箱里把自己封闭在黑暗里，这个场景和这种情绪精准的击中了我，那个曾经也会封闭也会爆发也会自伤的我，在荧幕前，因为高度的共鸣差点无法呼吸的痛苦。

其实影片给出了解决办法，学会脱壳。

荧幕里春和借助雅雅的手完成了想象中“身体的蜕壳”，现实中我在人生的一轮又一轮痛苦袭来时，夜深人静给自己的心脱壳，看到痛苦，了解原因，扯开盲区造成的枷锁，让这部分痛苦随着被看到，被改变而失去作用。

这个过程真的演绎的非常精准，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二、痛苦的外婆和妈妈和外孙之间的关系 祖孙情是人生中特别真挚的感情。

隔辈亲带着时间的转移，命定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惆怅。

在这个电影中，外婆才是真正喜欢春和的那个人，不清楚她是在弥补对女儿的亏欠，还是她真心喜欢自己这个敏感聪明的幺儿，默默陪伴，用力发声，鼓励和尊重，都和他妈妈的控制忽视愤怒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但我无法讨厌春和的妈妈，这个一辈子也没得到想要的爱的可怜人。

童年被忽视，婚姻也不见得幸福（春和和他爸几乎零沟通），孩子的出生直指她的错误（似乎难产缺氧是脑瘫的相关因素但未必是因果关系），这种打击往往会摧毁一个人的自我信念，她也无法正确看待孩子的残疾，又不能给自己的心脱壳，就只能用错误的方法继续人生，可悲可叹。

祖孙俩就这样被缺位的爸爸，拧巴的妈妈联系到了一起，原生家庭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直面的，但并不意味着无解。

所以其实心理学是最好的脱壳工具，我们通过改变视角，能够找到真正的爱和希望，人生就不会堕入黑洞和深渊。

就像外婆和天台，就像我自己的外婆外公给我塑造的坚定的被爱的印记。

春和长大了，第一件事就是放外婆自由，这是他想要的，也能够给予别人，这就是自爱自尊带来的他爱他尊，特别喜欢这个结尾，祖孙俩已经自由了，希望那个痛哭的妈妈也能和自己和解吧。

三、性的萌发的细腻描述 影片的一大亮点，恰恰是雅雅如同工具人一般的出现消失，伴随着春和性欲爱欲的萌发和消亡的真实写照，我在雅雅头三次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这女孩子怎么和工具人一样忽上忽下的，直到幻想中她抱着刘春和撕去他脊背的皮肤时，我才明白雅雅就是春和从男孩到男人的桥，承载他爱欲，衬托他的痛苦，最后不得不放手，泯灭于人群铭记在记忆变成诗的过程的工具而已。

他们注定就是没有结果，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

越早体会这一点，春和的人格才越完整。

对着金沙遗址的黄金面具吟诵爱欲幻灭的痛苦，和面具沉默戏谑的对望，有着莫名的仪式感。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关于爱欲的巨大黑洞，被各种各样的幻想填满，这是爱的幻想，也是性的成长，最终把我们带向对自我的否定和肯定中，带给我们成熟。

老阿姨还经常做和奇奇怪怪的人的春梦呢，这是一场只关于自我和解的仪式，与他人毫无关系。

导演真的很细腻，拍出了具象化的爱欲，大逆光的唯美和光明，恰如梦境！

四、电影配乐拨动心弦 可能这一年和音乐接触的多了，属于耳朵的弦越发敏感，这部电影的配乐真的精准，细腻烘托情绪。

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的组合，或者温情，或压抑，或轻松愉快，或唯美浪漫，恰如其分回荡在心中。

特别的，片尾外婆带着耳机在暗调的家中翩然起舞的时候，整个人和窗户形成了一个大的剪影，军鼓的旋律复刻了《波莱罗舞曲》，那种渐进式的充满希望的鼓点，完美映衬外婆的心情。

喜欢音乐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活的太难，因为音乐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也是蜕壳的一个好工具。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附身亲吻大地，挺身迎接太阳。

春和景明对刘春和来说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开在他自爱自尊的土地上，也默默的治愈更多身健心残的普通人。

本篇末尾有更新：体面的演员易烊千玺与体面的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被看见”与“被理解”的深度凝视全文约5400字，阅读约需25分钟。

不搞内娱，纯路人视角观察和解析。

这个年轻人 将捍卫这一代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发布于东京国际电影节放映后 在东京看了《小小的我》。

这场没有主创团队，于是没有周身粉丝的骚动，反而促成了一次全情投入的观影体验，早在媒体宣传中，得知易烊千玺在影片中扮演一位20岁左右的脑性瘫痪者。

我的担心多过期待。

毕竟过往的国内影视剧里头，饰演特殊群体的演员不少，往往对特殊群体的刻画流于表面，以呆滞的表情和异样的肢体来代表“特殊”。

那些演员均年长于易烊千玺。

担心自然多余。

这是一位体面的青年演员呈上的一部体面的影片。

我依然无法从中窥探他演技的上限，这种未知令人一阵颤栗——也只是触及到了这座孤山的一角——自然令人欣慰。

影片在国内尚未上映，既然不方便剧透，那聊聊其他。

-我对四字的过往了解不深，只知道他出身草根，自幼随父母北漂。

多年前我在剧组待过一阵子，闲暇时观察剧组的人，包括四字。

那会儿他还是小小少年，终日眉头紧锁，带着少年不该有的沉思和紧张，也许是心中的弦不敢松懈。

小小少年的烦恼，多年后我才知晓，他正面临一场人生的抉择：决定留下来，继续往前走，做个名副其实的演员，还是体面退场（他甚至想到了学习美术专业作为退路）。

相比其他两位前路明朗的同行，他的未来显得晦暗不明。

好在，他在这场博弈中选择坚持，而后一骑绝尘。

得以在今日，观看一部又一部他的主演佳作。

再一次令人欣慰。

-我鄙夷流量，四字是我少数瞧得上的流量演员，甚至认为用“流量”二字定义他稍显轻浮，可谁让他拥有那么多拥趸呢。

如果看穿流量背后的虚假与空洞，便会知道流量明星的诞生是一场没有灵魂的造星运动，精致的包装、大差不差的宣传策略，仿佛一批又一批提线木偶被精心雕琢，少了真诚的情感与真实的自我。

但在这一片毫无生气的流量浪潮中，四字似乎是个例外。

即便他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甚至常被贴上“流量”的标签，却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真正属于演员的自觉与深度，这让他从“流量”的定义中脱身而出，自成一派。

-观影时，我一度开始思索他存在于内娱的意义。

也许是捍卫？

捍卫这个平庸的流量时代里，作为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

连同他对剧本的选择，也在无声地支持，支持华语电影的多样性。

我看许多人说四字是天才，极具天赋。

可是他的表演绝非“天才”二字可以概括。

用“天赋”去简单归结他的演技，是一种对他努力的忽视与抹杀。

不如说，天赋只是他进入“艺术窄门”的一把钥匙，而真正通往“窄门”的道路，崎岖深幽，艰苦卓绝，绝非凭天赋便能一路坦途，而是要以持续不断的努力去开辟。

只有在不懈的追求中，经历打磨与考验，才能逐步接近那条狭窄之道的奥义。

显然他正在接近奥义。

且在这条道路上，他将自身的存在打磨成一种新的高度与意义。

那么祝他畅快淋漓，也希望他早日摆脱流量标签，到那时，他一定拥有更丰富的自由和选择。

11月3日 于东京 体面的易烊千玺与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被看见”与“被理解”的深度凝视——发布于国内首映后 针对电影本身的深度解析 如果只看电影的简介，或许会把《小小的我》归类为“讲述脑性瘫痪男孩在逆境中成长”的励志电影。

那我断然不会在国内上映后，又去重刷一遍。

可能得益于《小我》的全女制作班底，即监制、导演、编剧皆为女性。

女性电影人更倾向关注家庭、个体及成长，擅长聚焦和解构人性。

《小我》正是如此。

影片没有把刘春和的残疾符号化，也没有刻意强化“热血励志”的叙事套路。

拒绝煽情与卖惨，拒绝消费残障群体，以平视的视角，用自然轻快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有着独一份的体面和高尚。

我记得电影的第一幕实在震撼——手持镜头特写刘春和扭曲的脚，慢慢向上移到他腿部、五官、背影，接着他在天台写下“遗嘱”两个字，故事随之展开。

导演没有站在“同情者”的角度怜悯刘春和，而是真实直观地呈现了一个在场者视角。

没有被迫感动，也没有捆绑同情，在刘春和日复一日的生活片段里，我看到了一个残障青年如何直面身体的限制与心灵的渴望，在家人的呵护与社会的偏见之间寻找自我和尊严，在渴求爱与自由中找到成长的出口。

仍然得益于女性创作者的细腻和修养，影片始终保持着“温柔”而“克制”的整体基调。

以下是我的观影感受： 一、东亚家庭普遍存在的代际难题影片中，外婆、母亲与刘春和之间久未厘清的情感纽带，是东亚家庭的一面镜子，映射出三代人在责任、愧疚和爱之间的千丝万缕。

外婆陈素群，21岁时遭遇婚姻背叛后离异，为了谋生独自远走，留下襁褓中的女儿（刘春和的母亲）。

她背负着“抛弃”孩子的深重愧疚，四处奔波赚钱，险些在西藏丧命。

直到女儿16岁时，才回到故乡，试图弥补母女情缘，然而为时已晚。

这也成为这段复杂代际关系的起点。

从女儿生下的儿子（刘春和）确诊为脑瘫后，她便承担起照料外孙的责任，成为他最重要的保护者和陪伴者。

她从不缺席外孙的每一次治疗，一张张火车票记录着她无微不至的关爱。

她的爱并不轻柔，是带着锋利的保护欲和对女儿深沉的愧疚。

母亲陈露则是另一个矛盾体。

她的童年缺乏母爱，对自己的母亲心生怨恨且关系疏远。

她不是合格的母亲，没有人教她如何做一个好母亲。

因难产导致儿子脑瘫后，她深感愧疚和自责，却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展现出近乎苛刻的严厉和控制欲。

她不允许儿子报考外地大学，要求他复读，甚至在二胎女儿降生后，下意识怀疑儿子可能会伤害妹妹。

这一切看似残酷，背后是她对儿子的命运的恐惧与无助。

外婆和母亲的故事反映了不少东亚母亲在“自我生存”和“母职责任”之间的拉扯。

影片展现了长久积累下来的愧疚、怨恨与隔阂——母亲因为“被抛弃”而愤懑，外婆因为“抛弃了孩子”而愧疚。

此外，关于刘春和的父亲，在片中仅出现三次。

其中一次，以近乎残酷和冷血的形象浮现在刘春和的回忆中。

导演用最少的镜头呈现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父亲角色：在面临孩子的慢性病、特殊需求时，他们习惯性地退到生活的“背景”里，也许忙于工作挣钱，但最终还是把更多的家庭照料重担压在女性身上。

我想，“消失的父亲”也是发生在东亚家庭的普遍现象。

二、残障青年也有渴望爱与性的权利在传统叙事中，残障人士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对性的渴望，常被弱化或忽视。

《小我》却大大方方呈现了刘春和的爱与性，以及因身体状况而产生的自尊心与无力感。

我喜欢在刘春和房间发生的那几场戏。

雅雅对身为残障青年的刘春和在x方面的表现感到好奇，俩人发生一些身体的触碰试探，狭小的房间开始升温。

也是在此刻，刘春和希望雅雅能理解他不仅仅是“只能做朋友的男孩”，而是一个“正常的20岁成年男人”。

此外，刘春和还通过梦境与生理反应展现了他对x的的渴望。

例如，他梦见与雅雅的亲密接触，醒来后显得迷茫和失落；清晨，因“鼓起”而尴尬地应对。

这些细节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青春期男孩的生理与心理变化，也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了刘春和在爱与x面前的复杂情感。

“性”在这部电影里不是噱头，而是真实地刺痛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通过这些真实且现实的描绘，赋予了刘春和充满欲望与渴望的灵魂，打破了我们对残障角色的刻板印象，也引发了我们对残障人士情感世界的深刻思考。

三、扭曲的人生，也要挺直地活着影片开头，刘春和歪歪扭扭攀爬楼梯的步伐，是对脑性瘫痪者最直观的呈现。

身体的局限影响了他的内心与性格，他最痛苦的部分是被社会与他人眼中的“残障者”标签束缚住。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渴望自由，渴望尊严，想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机会去生活、去爱、去远方，去被尊重。

在人群中，总是能感受到他有一种淡淡的孤独感，并非来自于物理上的距离，而是来自于无法与他人真正连接的隔阂。

刘春和并不需要同情，他渴望的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来看待，这是他一生最难以得到的东西；甚至连她的母亲，都无法平视他。

吞咽牛轧糖那场戏太令人心碎了。

在这个20岁的夏天，刘春和努力融入外婆的乐团，跨出爱的第一步，打工赚学费，考驾照，和乐仁善地接纳新生的妹妹，给所谓的“正常人”让座……却被现实一次次重重打击。

他吞咽的是满腔委屈与自我否定，表面上看是一颗颗糖卡住了他的气管；在心理层面，是他难以咽下的现实、渴望与尊严。

片尾，刘春和和外婆开车去远方，他将猫的骨灰撒在风中里，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与过去和解”的仪式——他要真正告别那只三条腿的小猫，就像告别以往总以“残缺”定义自己的人生，奔赴大学生活，和崭新的人生。

当然，依然会面临偏见。

四、当代年轻女性的迷茫与探索仅从影片呈现的故事来看（忽略演员），我觉得雅雅的人设相当好，是一个具备现代困惑与人际魅力的复杂个体。

例如“全职女儿”这个设定，也是当下的经济环境里应运而生的一种“职业”。

雅雅并非是个“工具人”的存在，她之所以拒绝刘春和的进一步靠近，不只是因为对方是残障人士，更是出于对“自身处境”的不自信和不确定性。

影片中有交代，雅雅人类学专业毕业，“廉价粉领”，毕业即失业，正在啃老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她在外人面前表现得自信洒脱，实际上“无所归属”，在情感上选择“退一步”，或许是因为她担心自己尚且没有安放好的人生，无法承担对一个特殊青年的责任。

从女性观众的视角来看，雅雅其实也是一个“被看见的当代女性”。

她对刘春和并非只有好奇，也包含一份互相欣赏的纯粹；但面对身体残障与社会偏见，她确实有无法跨越的犹疑。

可能会有人judge雅雅“残忍”，却忘了她也正在面临生活中的迷惘、原生家庭的束缚与自我价值感的找寻。

导演没有将她塑造成单一化的“女神”来拯救刘春和，而是给了她不完美的真实处境——这也是女性导演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表达，坦诚展现人物的“闪闪发光”与“犹豫脆弱”，让人物有层次、有矛盾。

五、关于易烊千玺的表演之前的影评发出来后，有粉丝推荐我去看《扬声》的采访，里头有关于四字对表演的看法。

我看了，认同他反对“真听真看真感受”，以及“我的感受不是角色的感受”的观点。

“真听真看真感受”一直以来是表演学界的“金科玉律”。

是指演员完全进入角色的情境中，真切地感受角色的情绪，从而激发出看似更真实的表演。

但这种方式容易导致演员的个人感受与角色混淆，甚至有时会让角色的情绪被演员的个人情绪主导，变成一种带有自我色彩的“真实”。

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容易让演员的自我意识介入角色，使得角色成为演员情绪的载体，而非独立的生命体。

四字所反对的，或许正是这种个人情感的过度介入。

他认为演员的感受不等同于角色的感受，是对表演的界限的清晰认知。

演员的任务不是去“感同身受”，而是去认识、理解和传达角色的情绪。

角色的体验来自角色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演员作为扮演者，需要对角色进行细致的揣摩和分析后，以一种间接的、克制的方式呈现。

这种方式是将演员的主观感受置于角色之后，让角色纯粹地展现出来，不被演员的个人情绪所干扰。

或许是四字使用了这种经过反复实践、深度思考、摸索并沉淀出来的高明的演法。

我看不到他演技的上限，这令人不寒而栗，而后血脉偾张。

举例四字在《小我》中的呈现，他没有选择浮于表面的肢体动作、强烈失控的情绪宣泄来抢戏，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角色的内心世界，向内探索和挖掘，在角色深处向外传递角色的劲儿。

观众因此不会被他的表演所分神，只会逐渐被角色的情感层层包裹，沉浸在角色的生活里。

这种低调的演绎方式更贴近真实的本质，而非短暂的视觉震撼。

能在表演中能达到这种境界，体现他专业素养是一方面，也能折射他对表演艺术的虔诚。

演员不是站在自我表达的角度去“演”，是以近乎谦卑的态度将自己完全交付给角色。

这不仅是对观众的尊重，更是对艺术的敬畏。

所以他值得被尊重，未来也会被敬重。

六、全女班底：监制尹露女士，导演杨荔钠女士，编剧游晓颖女士2024年看到了许多女性导演的高口碑作品，都在以犀利又柔和的视角剖析个体、女性、家庭、社会等议题。

相比一些登味电影，女性导演更善于从家庭、日常、个体切入，在微观处展现宏大的人性悲喜，这种兼具个人风格与现实关怀的“女性力量”显得弥足珍贵。

《小我》也是这一趋势的延续：它关注社会中“被忽视的人群”（脑瘫、残障、以及家庭里的女性）、也打破了一些老派模式（比如绝不把男主角当作励志工具人，也不给女主角贴上“拯救者”标签）。

这种多重维度的探讨深刻且真诚，它让我们看到女性创作者敏锐、丰富的情感，以及那份“不偏不倚一针见血”的叙事技巧。

从我作为女性观影者的角度来看，《小我》既有对母亲、外婆的传统形象解构，也有对“女性如何面对自我人生”的再思考。

它在温暖的底色中暗藏凌厉的问题——我们是否懂得真正“看见”彼此？

当一个家庭里有了特殊的孩子，当女性在代际中背负着无数重担时，我们要如何在爱与不理解、在责任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

正是因为有了女性创作者对角色的关怀与尊重，我们才有机会如此全面地触摸一个脑瘫青年的生存状态，也在“平等地注视”下，静静地思考：我们到底要用怎样的姿态去对待那些身处社会边缘的人？

而当我们自己被人生困局折磨时，又能否收获那份“只把你当正常人看”的珍贵关怀？

也许这正是女性导演能在今年的华语电影市场崭露锋芒的一大原因：她们让电影拥有一种更温暖、更有弹性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伤痛与困境之上，依然能开出的希望之花。

12月27日 于北京

《小小的我》，就可以视为归于沉默之前的那段日子。

看完电影我便想到了一个问题。

残疾人的聪慧，是不是一种悲剧？

电影里的春和，显然就是一个不幸的聪明人。

因为聪明，他更能觉察到他人异样的目光、同情或者无意的冒犯。

聪明者，耳聪目明也，对身体机能不正常的残疾人来说，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甚至讽刺。

脑瘫导致的行动不便使刘春和困在房间里看了一墙的书，高考超过本一线八十分，心思敏感的他善于写诗。

但很难说这把聪明的刀刀刃朝向哪里。

聪明会让他更敏锐地察觉到自身的残疾状况，清楚知晓自己与健全人之间的差距，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会带来深刻的痛苦。

春和的A面是他不断地自我证明又被歧视，试讲被孩子嘲笑被机构淘汰，在公交车上被司机嫌弃，经历这一切的他反而大度地劝外婆不要生气，B面却是他在无数个梦里梦见自己手脚健全，在草地上和心上人携手奔跑，或者梦见自己和蝉一样，能够一层一层地蜕壳，杀死旧日不堪的自己。

如果这是一场噩梦该多好啊，可惜，梦都是美梦，而现实才是噩梦，蜷缩在行李箱里寻找安全，抱着人体骨架模型入睡——死亡对他来说并不比现实冰冷残酷。

《小小的我》并不是第一部以脑瘫患者为主题的电影，目之所及，就有美国2002年的《永不放弃》（《Door to Door》），讲述主人公比尔患有先天性脑瘫，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成功销售员的故事。

这部电影感动过很多中国观众。

《永不放弃》是典型的好莱坞电影，故事设计精心流畅，一波三折，美国梦的核心思想浓墨重彩。

《小小的我》和它相比，在风格上和它有很大的差别。

《小小的我》更加生活化，更具有东方韵味。

《小小的我》很多布景既精心又合理，比如春和的家，是一个生活气息非常充足的空间，一下拉近了观众的观看距离，让导演的生活化表达有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但细看之下，这个空间又不同于纪录片的直接写实，还是“布置”的结果，这种贴近现实的做旧，很考验功力。

上一部给我留下这样深刻印象的“空间”，还是电影《一一》里NJ在台北的房子。

在这个空间里，林晓杰饰演的外婆、蒋勤勤饰演的母亲自然真实的表演也能得到加持，尤其是林晓杰，在家里，她的表演完全是醇化而不着痕迹地。

空间和演员表演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小小的我》情节并不曲折，它的主旨更像是透过一双平视的眼睛，让我们参与（而不是窥视）刘春和的一段人生岁月，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地就将电影看完了。

影片的结尾，春和与外婆并肩面对着万里江天，既流露出一丝肆意的畅快，又有一种羡长江之无穷的伤感。

万物都将有一天会归于沉默。

但无论如何，在归于沉默之前，刘春和和我们都曾经努力地爱过、恨过、抗争过。

鼓点渐密我跟不上他的节奏，单恋升温我猜不透她的心思，心灵脆弱我读不懂家的亲情，歧视常在我习不惯他们的目光。

情欲幻梦被枪处决扼杀，平等尊严被话泼洒落地，沸腾的心麻木，年轻之体苍老，孤寂之河只能由我一人蹚过，命运之判只能靠我一人扭转。

我困在现世的时间里，幻想金蝉脱壳重获新生，但我知道就算我小如苔花，也能长出新绿，春和景明。

遗憾剧作没有平视残疾人群体，春和的幻象总与情爱关联略扁平化，听证会上的演说悬浮空洞，埋的很多线有头没尾，雅雅线拍得尤其别扭。

但电影也是填补了中国在脑瘫题材上的空白，拍出了脑瘫患者的生活困境，也挖出了东亚家庭三代同堂的矛盾，揆诸残疾人群体的同时也覃思家庭相处难题，内容还是饱满的。

易烊千玺敢于突破，演技已远甩开同辈了，势必席卷明年颁奖季。

小小的我 (2024)7.12024 / 中国大陆 / 剧情 家庭 / 杨荔钠 / 易烊千玺 林晓杰

电影的立意，主创们创作的意义很棒，3星仅是一些我不喜欢+的确电影本身没有那么好这部电影不差，但我不喜欢，并且也没有一些恶评中那么不堪让某些特殊群体被看见，这是一件正向的事，不要动不动就消费苦难啥的，是就会这句话吗？

电影不是纪录片，也不是公益慈善，商业本身就是要赚钱，剧组、影院以及整个闭环的各行业不需要发工资吗？

怎么就消费了？

不消费就是都不拍这类脑瘫人群，直接无视or除名这类群体的存在吗？

让大众看到并了解到脑瘫这一类残疾人群体，这部电影就很好我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导演存在的问题还是和《妈妈！

》一样，剧情到中后期剪辑得有些莫名其妙，人物情感大于剧情发展，都有比较奇怪进入奇怪离开的角色，文淇演技比周雨彤强太多，本身就给人一种神秘感，所以她那个角色来无影去无踪还有可原，周雨彤真的属于资本塞人不伦不类的角色，还不如春和yy一个呢姥姥的演技很赞，已经炉火纯青到看不出演得来四字真的又一次突破，他是真的愿意为角色牺牲，首部电影的剪头，这一部的模仿手势都产生肌肉记忆了，这点真的佩服，他这份对表演的用心与刻苦在他们这代属实难得很现实很务实满满的是对东亚，特别是天朝面子文化的揭露和批斗。

特别是ending，看得我义愤填膺，他们不是真心尊重，他们只是要体面和政绩。

戏外的评论诉说着不要消费苦难不要消费残疾人，可是这部影片真的很赤裸把这些残疾人遇到的问题展现出来让大家看见，相比默不作声的沉默，这种被大众所看见，不该值得支持和鼓励。

因为被看见，才有了后面的各种情绪，或是同情，或是愤恨，或是大赞片方的选题，或是反感片方的选题，等等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它不该被埋没，它需要被正视东亚生育，个人层面本身就是传统的繁衍与养老，国家层面是源源不断贡献劳动力，哪里有那么无私的父母亲情，一切都很实在，一个不能自理的儿子，当然收获不到父母的投入与爱啦。

可以有二胎，但那个把刘春和推搡到边上，我真的难受。

久病床前无孝子之残疾儿子寡情家人，现实，但刺痛老人和脑瘫的选择其实蛮好，不过有点太《妈妈！

》的影子，老人与病人的搭配，不过他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也算一种抱团取暖，相比于《妈妈！

》情感大于故事，这部《小小的我》故事剧情更丰富也更写实。

不会智能机，容易被诈骗的老年合唱团；找工作被“骗”作宣传，在家和各色人等眼里仿佛被圈养一般的脑瘫患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欲望，他们要的是被正视。

被尊重，被正视，这一点很重要小小的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们都一样我不太喜欢最后的结局，刘春和那段发言我有点没懂，不过可能也是健全人无法感同身受残疾人们的内心。

可能他们需要的一场辩论，而非作秀式的政治正确。

你要倾听我，再去接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