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和张莉老师是多年老友，她是做文学评论的，特别是专门做过萧红研究，因此是我身边对萧红最有发言权的，一直期待她能写文，终于来了，必须转一下。

我觉得《黄金时代》还不错，但是也认为电影本身有硬伤的，也和身边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

看了朋友的评论以后，就更加清晰了，也更有说服力，电影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不多说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的解释了为什么萧红在文坛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给那些只把萧红理解为奇葩和荡妇淫娃的人解个惑。

为什么鲁迅曾断言萧红一定会取代丁玲。

张莉老师认为电影不够好的理由也解释的很清楚，意见很中肯。

文/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批评家银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

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

补充动机何在？

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

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

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

电影里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文|张莉留下无数疑问的传记电影这是由朋友叙述建构而来的女人萧红，看完《黄金时代》后，我想。

它既不象宣传海报上拍得那么美轮美奂，也不象另一些人批评得那么不堪。

平心而论，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它确也算得上一部有追求、有情怀和有水准的艺术电影。

由朋友们讲述的那个萧红，倔强、执拗、软弱、神经质、受到疾病困扰、对养育孩子没有责任感，一生经历传奇，结局令人扼腕。

这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年轻的、不谙世事的萧红，一个让很多人猜不透的女人。

电影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

比如，作为现代文学教父的鲁迅为何会对年轻的二萧如此看重？

萧红为什么要执意离开萧军，一意孤行？

萧红为什么会被当时的很多朋友尊敬、帮助和爱护？

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被大书特书？

——难道仅仅因为她传奇而悲惨的一生？

看完一部传记电影，如果普通观众不了解传主身上的非凡特质、对传主的选择完全不能认同和理解，未必全是观众的欣赏能力，也可能因为电影的表现能力。

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

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当屏幕上出现鲁迅的面容时，观众中有人惊呼，萧红认识鲁迅！

鲁迅温和、家常，言谈也不乏锐利，只是，与其它人相比，他的肢体动作有些僵硬，话语方式过于书面。

在当年，二萧被鲁迅看重的原因是什么？

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吗？

这是看《黄金时代》时第一个困惑。

可惜电影没有给予有力的说法。

鲁迅与二萧之间自然有情谊，最初相助，一为文学，二为家国。

鲁迅看重二萧的文学才华，为二萧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二人也因鲁迅先生的推荐而为文坛瞩目。

鲁迅对二萧，有知遇之恩。

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二萧是来自东北的青年。

他们作品中有东北人民的生活情状，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关注东北沦陷。

鲁迅对萧红尤其欣赏，他对她《生死场》的评价是“力透纸背”，有“越轨的笔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预言，在未来，萧红将取代丁玲，正如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以上种种信息，电影并没有给予充分交待，因而，我们只看到坐在鲁迅家无所事事的萧红而没有认识到这两位作家有着相近的文学追求。

囿于萧军朋友圈的讲述如果把电影中讲述者们放在一起会发现，大概除了许广平、白朗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跟萧军关系更好，更认同萧军的立场。

在当年，那些认为萧红写作有问题、认为萧红写作不如萧军的其实也是这些朋友。

那么，在萧红死后的讲述中，这些人的叙述有没有为“活者”（萧军）讳；有没有基于他们立场、人际关系及审美趣味而导致的对萧红个人生活选择上理解的偏差？

主创是否应该有辨析？

电影中，二人分手的重场戏里，萧军是担当的，端木是畏缩的，萧红是执拗的，朋友们是遗憾的。

仔细想来，这些印象都是全部出于萧军及朋友立场。

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事实。

大概是由当红小生的扮演，原本有武夫气质的1米6的萧军被塑造得高大、英朗，平白获得了很多同情分，出轨都出得都理直气壮。

顺着这位男一号的眼睛看去，萧红的发脾气、不高兴以及最后分手的情节实在象“作女”。

对萧红有此等理解的观众并非少数。

这并非观众的问题。

电影并没有明确给出，年轻的萧红有她无数的苦楚。

生完孩子后就被妇科病缠身，血流不止，一生都身体衰弱，这是二人夫妻关系不睦的导火索。

除了电影表现的，萧红早年就曾因家暴出走，萧军朋友都冷淡视之，使她无路可走，只得再次回到萧军身边。

这在萧红的文字里是有记载的。

许多资料显示，在萧军及朋友圈里，萧红只会写几笔散文并不会写小说，很消极，文学成绩也并不如萧军。

对萧红文学创作的轻视也一直持续到萧军晚年。

作为作家，萧军至死不能理解八十年代后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

萧红并不按当时写作套路写作，也不为时代要求和宣传而作。

这是二萧文学理念的巨大分歧，这是志不同道不合。

——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家暴，出轨成习惯，同时也并不认同她的创作理念和精神追求，对她所做的一切不屑一顾，她有何理由和他在一起？

在萧军形象处理上，电影给出的信息是暧昧的，有意遮掩其不堪一面，何以如此？

有关萧红的回忆中，聂绀驽的谈话可信性很高，萧红提到她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谈到鲁迅小说，这些认识都让聂感到震惊和佩服。

在那个场景里，在文学层面上萧红是强大的和自信的。

可惜，电影里却只引用了聂绀驽象导师一样鼓励萧红要向上飞。

屏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

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

补充动机何在？

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

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

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

在事实面前，电影里却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在萧军的朋友圈看来，端木胆小而不值得爱，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萧红何以选择端木，而骆宾基为何会给予萧红那样深切的照顾电影也都一笔带过。

对于萧红传记而言，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

因为萧红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萧军，她的选择在当时也有她的道理。

电影对端木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除却为人处事，端木的文学成就也未必逊于萧军。

只介绍端木为人而忽略其文学成就的作法，是不客观的，对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尊重的。

事实上，萧红是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年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

电影中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呈现。

而这对塑造作家萧红的形象极为关键。

另一面，关于丁玲的呈现则有过度之嫌，丁玲《风雨中忆萧红》固然回忆萧红，但也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彼时的丁玲在延安也正风雨飘摇。

单纯坚强乐观的革命女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而且《黄金时代》似乎对丁玲过于偏爱了，她甚至被拿来作为一面镜子，比照萧红的苍白和软弱和不坚定。

去与不去西北，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离世。

这种推论，过于肤浅和简化。

梳理由萧军主导的话语系统，整体理解一个作家萧红，不难发现一个简单事实：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

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

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他们没有家国情怀。

她当然支持抗战，但同时也认为作家写作终究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和苦闷，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个没有文学生活的萧红跳出“朋友们所说”的视角会发现，作为作家，萧红有她的超越时代的一面，她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独具我见，不合众嚣”，她写作的独特性恰也是当时她的伴侣、她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

——忽略了讲述者们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对于文学意义的萧红没有足够的理解力，这是《黄金时代》最致命的局限。

因而，尽管看起来电影在追求真实和史料搜集上下足了功夫，众人的穿插讲述也自有效果，但由萧军朋友们拼凑出来的萧红却苍白而令人迷惑。

作为作家，萧红大部分时光难道不是在写作吗？

在疾病中、在饥饿中、在奔波中、在痛苦中。

电影中关于这些场景很少。

而且，这个女人写的到底是什么？

她只写了花园吗，只写了自然吗，她写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二麻子，都是当时受苦的人。

这是一位对大时代和卑微个体一视同仁的作家，这样的选择和追求，是需要受到尊敬和重视的。

萧红的写作在当时影响如何，年轻人如何读她，同行如何评价她，她如何无视批评执着写作，全是空白。

当别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为时她也是被动的和失语的。

电影中，只呈现的是众说纷纭的萧红罢了。

但那个风暴中心的人，从不为自己解释。

于是，我们只看到了疲于奔命不断抽烟不负责任的萧红，只看到一个跟大时代选择背道而弛天真地要“找死”的萧红，却看不到她有她的想法，她的特立独行并非全无意义。

甚至你在电影里都看不到这些文学青年们在一起讨论文学，在电影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她的书出版的场景，而这也是她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

可是，对于一个作家传记片，这些镜头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还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在叙述抗战时二萧的选择时，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偏狭的。

如果我们不把萧军的选择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不把萧红在病床上去世作为她选择不去西北的坏结果，那么我们会看到，彼时与萧军不同、与萧红有共同选择坚守在国统区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茅盾，也有沈从文、钱钟书等人。

（萧红当时的悲惨境遇，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事故及战乱，也由于她身体的衰弱。

）如果我们的史料不囿于萧军朋友圈，那么我们还会读到萧红当年的其它朋友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茅盾先生在萧红去世后为《呼兰河传》写下的序言，诗人戴望舒在萧红墓前写下的诗篇：“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萧红死后，有无数传记和悼念文字出版，每年都有万千孩子诵读她的作品……一个文学层面让无数同辈后辈深切尊重的作家，一个生逢乱世命运坎坷的青年，当这两个形象合而为一时，才是完整的萧红，也才是今天为何那么多人纪念和心痛的原因。

《黄金时代》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在有生之年所进行的精神跋涉和她的文学成长轨迹；在对民国大时代的想象中，《黄金时代》还原了革命青年的热血和朝气，但却对抗战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没有充分认知。

看许鞍华和李樯滔滔不绝的访问以及各种宣传，原以为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创作，却不是；《黄金时代》完全可以在塑造萧红和民国知识分子方面完成得更好，可惜它没有。

PS:关于电影，我后来和其他朋友讨论时，朋友也说这些要怎么表现呢？

我设想是有几场戏是可以加进去的，一是当时文学青年们讨论文学，二是二萧创作理念上的冲突（这也是萧红离开萧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当年左派杂志《七月》会议，萧红的发言，她说过三句话：第一句，她在武汉《七月》杂志座谈会上说的，作家不属于哪个阶级，而属于人类。

第二句，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自觉地在那受罪，而鲁迅先生是自觉地和大家一起受罪。

第三句，我的笔锋，就是要对准人类的愚昧。

所以萧红的创作动机，要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加几场戏，减几场朋友的叙述，萧红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作家的一面，她在创作上的探索和境界，会立刻被拎起来，丰满起来。

比后来让沙溢直接说那段盖棺定论的话要好一些。

《黄金时代》和《一代宗师》很像：标题很大，不肯把自己老老实实简单定位成某位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叙事很细碎，或许是因为他们坚信“平淡之中见真情，明星也是老百姓”；台词有亮点，前者是把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中的句子一支支捋下，插在人物头上，后者则留下无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金句。

以上是昨晚我在煎熬中看片的第一体会。

昨晚在宝山万达看的提前场，放映后有明星见面会。

三个小时的电影看得我肠胃煎熬，后排的汤唯粉丝响亮地嗑着瓜子，瓜子皮洒落一地。

好容易捱到结束，再等明星出现。

汤唯、田原都漂亮，冯绍峰、朱亚文也端得是明星范儿。

提问环节，我得到了提问机会，强压砸场子的冲动，问出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和角色有什么契合点？

”的问题。

明星们不知所云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只车库里的隐形喷火龙。

回到电影，电影的细节不想再刍议。

批评它细碎，可以反击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演员塑造差，可以反击说“这是间离效果”；批评节奏、批评编剧...总好像在替没批评到的其他部分开脱。

若我警醒自己保持恭敬，我会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努力了，看得出。

若我稍一放肆，我就得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压根没有理解自己试图表达的命题。

王家卫把《一代宗师》拍成了一代打架唯美、在个人感情与国仇家恨间纠结的金句发明大师，许鞍华把《黄金时代》展现成了一群服装极尽精细、旅程踏遍全国的俊男靓女，哪怕考虑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是“笼子”里的，那笼子也不过是病和穷。

明明把时代命题的牌坊竖了起来，却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竟以为用服饰、对白、生活细节的真实就能铺陈出时代感——这难免说明，电影的制造者，根本就没有理解时代是怎么回事。

时代应该是一种控制感。

它是系在人物四肢上看不见的线，不是人物服饰上看得见的花纹针脚。

它让人物产生，摁着人物的头曲曲折折地走，直到灭亡。

时代应该是一种强力的逻辑，它能解释一个东北地主家庭的闺女为什么异想天开追随表哥逃到北平求学，也能解释一名著名女作家何以刚过三十就死于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岛屿。

时代不是呈现，它不是告诉我们这些过往的事情究竟是怎样——二萧分手的罗生门？

它得告诉我们，这些逝去的人、事、物，缘何被时间定格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个问题很难，但不容躲避，特别是当“时代”这个词已被豪迈地写在标题中。

你可以寻找角度去回答它：写孤儿的狄更斯，写老处女的巴尔扎克，写婚嫁的简·奥斯汀，写通奸的王小波，甚至写《呼兰河传》、《生死场》的萧红本人，都交出了他们的答卷。

但对于这部《黄金时代》来说，编导演三方都像是裸考的学生，并且宁愿贿赂考官博得同情来通过考试，也不愿直面考题，献上自己脑中（或许可怜的）所有。

逃避回答会造就最糟的结局：纵使许鞍华、汤唯甚至萧红，这些名字本身，便可赚得太多宽容和同情。

但从回答“时代”命题的角度来说，哪怕是《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都足以各扇此片五个耳光。

跋涉于自由中廖伟棠黄金时代是怎样的时代，中国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吗？

或者说，萧红那一代中国知识份子的黄金时代何谓？

萧红在自我放逐的日本写信给萧军，说：“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看了电影去查找萧红书信集，才看到后面还有一句：“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中过的。

”这难道不完美地阐释了狄更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吗？

这句话或许不是并列的结构，而是在最坏中才能逼现出最好的意义来——在一个讲座上，许鞍华说如今是拍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最好的时机——这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这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挣扎于一间间新造的铁屋，这时回看萧红的自由选择与承担，我们起码得以闻见犹如鲁迅所喻那一柄在黑夜里敲击城堡的铁墙的匕首所发出的声音，可以知道无论什么时代，怀抱自由的人并不孤单，即使此音寂寥，但始终存在。

关於时代，鲁迅还有这一句话：“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想必萧红也熟悉这一句话，鲁迅先生说的简直就是电影《黄金时代》里的萧红丶萧军丶端木蕻良丶白朗丶聂绀弩丶蒋锡金丶骆宾基等等。

时代永远都是可诅咒的，而恰恰因为这些青春的搏击把它锤炼成为黄金时代。

刚看完《黄金时代》时，我颇有无语凝噎之慨，不但为萧红耿耿於怀，也为了那个被战火腰斩了的时代。

四十年代是一段精神的夭折史：一个青春的时代如此夭折，萧红也是其象征。

纵衣冠南渡，河山的沉沦终无可挽回，《黄金时代》中间有一个镜头，也许是从漂泊南下的萧红眼中看出去的，一条挤满了浮冰的大江——就像萧红曾两次引用的《吊古战场文》里那句“河水萦带，群山纠纷。

黯兮惨兮，风悲日曛。

”的景象——看到这个镜头，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强悍的，那个青春的时代与奋力追求自由的萧红是伟大的，一部自由的电影，才称得上两者的伟大。

许鞍华的电影，是真正的为萧红一辩，为被否定了的那个“旧时代”一辩。

依照成皇败寇的逻辑，一生陷於情感纠纷丶死於31岁的丶“半部红楼”未能写完的萧红是失败者，同样，那一个脆弱的黄金时代也是失败的。

然而在电影中，即使最灰暗的日子也有生机，即使是将要死去的婴儿也曾伸手证明着生的有理，这也未尝不是萧红的力量，这力量源自《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里的草莽与天真，也源自《商市街》里波希米亚人那样的任性狂狷。

鲁迅先生和萧红们奋力在这千年铁屋凿开了一星星的气孔，后来铁屋又以另一种形式建起封上，到底是活下来的人失败了。

萧红的文字或者许鞍华的镜头里，即使是冰寒的商市街依然有盎然春意，我不忍看的，只有这一两个场景：晚年的萧军或者端木，在典型的老干部套间里，仅以追忆萧红为余生寄托。

但电影中更多的是这样的瞬间：每一个人都回到了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光中，共赴国难，此间相携相呼相闻，莫非友声。

骤山骤水，每一地的辗转都带来新的聚合，聂绀弩在西安的豁达丶蒋锡金在武汉的仗义丶骆宾基在香港的忠诚，这些都是萧红从那时代得到最温暖的回馈——不只是回馈她的才华，也是回馈她为人的真实坦荡。

电影强调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相知，也正是强调那个“黄金时代”唯一符合古人为“盛世”设下的条件：“天下朋友皆胶漆”（杜甫《忆昔》）。

而镜头背後的导演，从一开始访问式的叙事，也是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恳切，那些会突然在故事中停下来进行独白的角色，既是共患难者也是最终超离生死场的鬼魂，他们全知全能的叙述和评点，不只是为了“说此平生”，在他们梦寐一般的神情和语气之间，可以感到萧红的鬼魂也与他们同在，只是最后“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的不是早逝梦回的萧红，而是这些在岁月蹉跎中垂垂老去的战士。

萧红与民国同龄，逝於亡国前夕，她的传记注定是一个人担当起历史的史诗，但萧红向来对现实与历史有其极其独特的书写方法，正如鲁迅在《生死场》序言敏锐地指出的，是“越轨的笔致”。

《黄金时代》中，许鞍华的电影语言也尝试秉承这一“越轨的笔致”，自由穿梭於某种相对於主流电影的陌生化间离效果（颇得布莱希特之风）丶不使用点与线而是用分岔的网络来组织时间，这样下来的三小时绝不冷场，而是在在都有缘起缘灭，就像海上不息的浪头一样。

这样大手笔，“心窄”（萧红语）的观众可能就接受不了，以致於竟然有人在威尼斯电影节观影之后，认为这样一部追忆似水流年的电影琐碎丶缺乏所谓的戏剧冲突，此论颇能显出小时代的小观众的眼界。

这倒让我想起一九四六年，茅盾曾在其深情的《论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为《呼兰河传》的风格一辩：“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这不像极了诟病《黄金时代》的那些小影评吗？

——茅盾继而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於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黄金时代》也像一部叙事诗，不少镜头甚至能让人想起苏联时代某些好电影，有了亮有沈郁，有犀利有温柔，终究超越意识形态的捆绑——就像萧红本人一样。

这是一部真正从风格上呼应萧红的写作风格丶呼应《呼兰河传》的自由的电影，正如许鞍华自道是“是岁月带给我了自由。

所谓六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一切都是自由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北京单向空间的讲座上的发言），萧红也如此，流亡到香港以後，她潜意识里感觉到自身生命与国家命运的急不及待，所以拼命地写作——也随心所欲地实验语言的自由。

书写，这是介乎于沉默与呐喊之间的一种“必要”，“一切都是自由的”，包括驶离临汾革命根据地的列车上的萧红与端木，也包括留下丶日後默默记下延安日记的萧军。

在别人期待她拍摄时代的喧嚣的时候，许鞍华拍出了大时代的寂寞来，也许亦是萧红的啓迪，正是那源自东北漠漠雪原包围中一个后花园里的寂寞，使萧红始终有别於同时代左翼作家的乐观好斗，冷静地审视人性在极端条件下那些丰富的矛盾。

萧红故后又七十年，中国文化还有黄金时代吗？

也有很多文学人期许甚至认定，这些年中国已经进入文艺复兴，回归一个本来就没有的“黄金时代”。

我不能不说这是微博时代的幻觉，微博上面各种信息汹涌，各种意见领袖和被领袖者也非常繁荣，大有民智已开的错觉。

普遍犬儒的作家们以为一个不劳而获的好时代来了，他们只需要在微博上丶网路上就可以擭取时代精神，只要记录一切乱象，就自然成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大师。

他们忘记的，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严峻，始终追随着我们。

认定了这是一个“铁渣的时代”（语出自木推瓜乐队《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倒是有可能觉悟文艺何为。

萧红她们的黄金时代，得益于其时乱世政府尚存审查漏洞（不是民国怀旧者想像的健全民主）丶民间对写作者也尚存基本的敬重，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代人的狂飙突进，不甘心在中国困顿的一滩死水中沉沦，她们以知识份子本应持有的独立丶高贵精神，自己把自己打造成白银或黄金，继而赋予了一个本质上也是铁渣的时代一根骄傲的脊骨。

今天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了这一部《黄金时代》，也让我们问一句香港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吗？

容留过流亡至此的萧红和戴望舒等人的香港似乎有过黄金时代，而把一代代理想主义者逼入虚无的香港又似乎没有。

黄金时代毕竟是自证的，如此关头，我们也正好像萧红那样省察这个时代为什么可诅咒，而其可诅咒中又有什麽可以被撞击锤炼，使我们得以跋涉于我们的自由。

对《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很难写，写得及格。

很难拍，拍得足够好。

为什么本子难写，编剧在采访中说：“萧红这个人物在剧本创作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萧红研究的素材主要包括：萧红作品如《呼兰河传》、《商市街》中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萧红周围重要人物如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回忆萧红的文字；萧红与周围人物的通信。

“人的真相是很难复原的。

”李樯解释说。

这些来自萧红或旁人的描述中，有太多主观的猜测、修正、粉饰、篡改，也有自我遮蔽，别人的遮蔽。

这直接导致萧红的“悬案”相当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版本的“真相”。

在创作剧本时，选择某一个“真相”，也随之会产生一种对萧红及相关人物的判读。

”随便找一段故事来应证吧：“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一书第45―46页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

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但这件事被萧红研究者秋石反驳道：“在诠释这一事件前，笔者先说明一个事实。

一个当时武汉左翼文人所留存的资料都能印证的事实：1938年8月，置新婚不足三个月又有孕在身的萧红于武汉，端木蕻良先行去了重庆。

而此时的武汉天天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

端木此举受到了几乎所有在汉左翼作家的责难。

而且，令人不解的是，端木没有给萧红留下生活费。

对此，胡风先生率先表示了异议。

有关端木自己先赴重庆及不留生活费的事，当事人蒋锡金（他不仅与冯乃超等人承揽了萧红的食宿，而且为萧红担肩筹足了去重庆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1998年5月、7月，锡金先生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高原（萧红哈尔滨早期好友，1997年10月9日，在其南京虎踞路寓所，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印证了一个事实：时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见萧红身无分文，就把自己身边仅有的5元钱留给了萧红）等人都曾撰文予以说明。

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

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胡风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式的杜撰：因为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曹靖华根本不在武汉！

而且，曹靖华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的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是在一年多后。

（引文略）”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都需要辛苦的考据才能接近真相，可以想见，编剧在面对萧红的各种谜团时抉择的艰难。

所以编剧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既然有那么多因素组成了一个人，那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我想写这种不确定性。

”对于一些历史“悬案”的处理，李樯会安排多个版本的“真相”。

比如丁玲和聂绀弩为了让萧军和萧红复合，把萧军从延安拖回西安，却“撞”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块从房中走出来。

对于这个事件，三个当事人讲法都不一样，李樯就很客观地把三种讲法依次写在剧本上，以突出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这是我对历史、人物的一种态度。

”在李樯看来，人们时至今日所获得的萧红形象，是经过旁人的演说、各种修正更改等等，逐步过滤而来的。

萧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并不是李樯兴趣所在。

“我知道没有真相，一万个人心目中有一万个萧红的形象。

”李樯说，“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过滤，也想将过滤的过程表现出来。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合适的，对萧红也最为尊重，但是，也有很大的遗憾。

这种客观谨慎、不敢多加演绎的态度，让影片过于克制收束，只能在细节上稍微做些补充，人物不够立体，情节里也没有一个集中的段落能更深入地感染和打动观众，观众不是文学研究者，并不会满足于“考据和过滤的过程”，其实可以在大体客观的基础上，重点发挥一两场的戏把整部片子“拎”起来——“艺术的真实”也是真实。

总的感觉，编剧还是有点被故纸堆打败了，说“越接近萧红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问题也在这里：《黄金时代》里的萧红，的确不够饱满激烈，而过于秀气、文雅、平凡和碎片化了，更多的是一个凄凉的女人，而不是又天真又复杂、又直接又敏感、富有才华的作家。

所以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保持对人物的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

萧红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长大，是一个无根的、不会回头的人，年纪轻轻就果敢地跟有妇之夫私奔——除了爱情，还因为无家可恋可归，让她可以全然地豁出去，随波逐流也好，只要离开家就好。

她有时是“低”的，但绝非忍气吞声的弱女子，除了在政治和写作上自有主意，即使是在二萧爱情中，她也并不那样“温顺”，是有着自己的骄傲，敢于当众驳斥萧军的，这在蒋锡金的回忆文章中有所体现： “饭后闲聊着有时也抬杠，有一次竟把萧红气哭了。

那是萧军故意发的谬论，他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

大家就闲聊起来。

可是他忽然发了个怪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

他又联系了在座的人，举例道：“我写长篇小说（他那时正在续写他的《第三代》），最伟大；Domo（指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这大约是指他的《大地的海》，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听说在江上被炸掉了，他正唉声叹气，下决心要重写），那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那时她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

”他翘起了个小指头：“你是这个！

”我懂得他在逗我，没理他。

可是萧红和却与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也说了些挖苦的话；Domo不搭他的茬，却绕着弯儿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

我也搭上几句，说他简直胡言乱语。

抬杠抬得很热闹，大声吵吵得有些像吵架了。

这时胡风来了，问我们吵什么，问明白以后，他笑笑说：“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下一期《七月》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与。

可以写出来，加讨论。

快发稿了，你们都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

”“争论”结束了，他也告辞离开了。

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可是萧军却交卷了。

胡风坐在我的床上翻阅着萧军的稿，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

”我们惊讶了，问怎么能说对呢？

胡风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

”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

”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

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

”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受不了。

””这一段如此生动，也能突出萧军萧红在精神上的交流感，比单纯让萧军说一句“我一直是欣赏她的创作才能的”有力得多。

片中那段搞笑的话剧也完全不能体现作家群的才气，其实编剧可以精心设计一场热热闹闹的、有深度又有生活感的谈话群戏，这在蒋锡金的同篇文章中有现成的素材：“我们的生活仍是很和睦的。

有时还唱唱歌（中国的、外国的，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书），跳跳舞（二萧都会跳却尔斯顿，还会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邻居孩子都扒着窗户看；也时常开玩笑和抬杠。

我们议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问题，讨论时事和分析战局，谈到如果武汉守不住，大家怎么办？

有人说，可以组成个流亡宣传队，虽然只有四个人，倒还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大概流浪到哪里都能拿出一手；有人说，如果不行也能开个饭馆，干重活萧军能包了，上灶有萧红，Domo和我可以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我们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来，比如说“萧红汤”。

其实那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或胡萝卜）、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也可以加些奶油和胡椒面。

这在上海叫“罗宋汤”，哈尔滨叫“索波汤”。

易做而好吃，营养也丰富，内地人不懂得做，可是他们还喜欢吃。

”生活贫瘠困窘，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年轻人，又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留下更兴高采烈、火花四溅的场面才对。

这也才更符合许导心目中的那个时代精神。

【补记：看了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发现这一场戏其实是拍了的，但从片段看来冯绍峰和汤唯都演得不是很好，很可惜。

最终也被剪掉了。

】尽管本子整体有点平淡，但好在细节细腻、丰富、生动，画面优美有诗意，拍得足够好，演员也很努力，制作相当精心，所以《黄金时代》仍然是一部值得去影院观看的片子。

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萧军从当铺赎回棉袄，萧红喜滋滋地穿上，抬手穿袖子的时候不慎碰到头顶的吊灯——接下来是一个仰拍：俩人拥在一起，明晃晃的吊灯在背景来回晃动，整个画面一下就活了，如果把吊灯的动感引申为俩人生活的动荡，也很贴合。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即将沦陷，骆宾基和端木抬着萧红上船，黑暗中船夫做了个要钱的手势，点好了才让他们上。

形势如此危急，细节却仍然一丝不苟。

真实感，时代的真实感，就是靠这些一丝不苟的细节烘托出来的。

还有影片常常出现男人随手给萧红捎来几个水果，那么平常的苹果、梨，在影片中却格外鲜亮，是困窘暗淡的乱世里一抹亮色和温情，很自然地就把当时的时代氛围传达给了观众。

更不必提最后骆宾基买糖、吃糖、流泪、回顾的那几个镜头，是又自然又巧妙的设计。

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读到《生死场》的情景。

还是高中生的我，在书城晃荡，随手拿下一本萧红，坐下来，一气读完，惊为天人。

那样触目惊心，却又那样美，被扎扎实实地击中，前所未有。

《呼兰河传》更让我确定，这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

她的短篇虽说没有长篇那样惊艳，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无改。

至于那些风花雪月，当时就搜看过她的传记，所以这次也并不新鲜，对她的理解也没有新的视角，我想，大概这部《黄金时代》于我，只是完成一个久远的心愿吧。

即使如此，这部有缺点的电影，已经非常努力。

《黄金时代》绝不是什么烂片，而是有诚意、有门槛、不媚俗、坚持并完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的电影，它的艺术价值，并不能因为不符合部分观众的预期，或者与某些创作者的理念不同，而被否认。

但愿票房好一点，毕竟文艺片能找到7000万投资不容易，希望用心和努力的电影人能得到回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继续做、更自由地做、做得更好。

ps.写完后看到一篇专访：萧红侄子独家点评《黄金时代》，里面也提到此片不容易，有遗憾——尊重史实，但创作不足，对于萧红作为创作者的刻画不够，具体可见：http://www.dzwww.com/yule/yulezhuanti/mtcbg/201410/t20141002_9803334.htm10月8日补记：没想到这篇文字引来这么多有质量的评论，再加上这几天看的其他的一些道德批评或者史学文学批评，更加体会到了编剧的难处，也更加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

史料客观谨慎地呈现，一方面是尊重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是引导接受者来填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看起来更具召唤力的结构。

但是，编剧称想摆脱“以往传记片的漩涡”，认为“像和不像”是“特别表面和肤浅”的问题，而观众参与建构的多面化的萧红才是历史人物真正的面貌——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即使编剧再怎么自以为客观谨慎，都是经过了自己的主观选择的，目前这样“平凡、碎片化”的萧红同样接近编剧心中最像的萧红，注定会以一种强加的先期的方式引导观众，这样依然会落入传统传记片的窠臼。

要做真正的实验，要从形式到内容一并进行，而非以看似先锋的形式，仍然服务于内容传统依赖史实的传记。

而即使是李樯所谓的“传统的传记片”，主观性故事性更强一些的传记片，就不会引发观众的建构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编剧说“不是非要给你一个肉身的情感和激荡才叫高潮，高潮是你看完这个电影，可能几天以后仍然萦绕在心头，这才是最高级的高潮。

”他的“高潮”大概指的是看完后有情感上的余感，思想上有追索吧。

可事实上是，很多观众刚走出影院就已经没多少印象，也没有多少回味了。

观影中没有一个情感的激荡，“余感”从何而来？

本来就不是以思想性为主的题材，又想让人进行多少追索呢？

还能“萦绕心头”的，大概是像我一样，因为评论而出来评论，要评论而必须要回想的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编剧接受的采访：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822106.shtml）

韩松落　　三个小时，不觉得长，身为写作者，在《黄金时代》里看到的，是让我喉头为之一热的命运关键词：相遇。

　　河与河相遇，野火和野火相遇，人和一群人相遇。

相遇改变人，相遇改变时代，让蝼蚁变成神明，让绿皮火车变成银河列车999。

让一个东北乡下的小姑娘，凭借一支笔，凭借那些不起眼的字与词，火烧云、倭瓜花、河灯、小团圆媳妇，汇入洪流，在刀枪不入的历史上，留下一声咳嗽。

　　相遇之前，萧红的生活支离破碎，电影对此毫无粉饰遮掩。

未婚夫汪恩甲、表哥陆振舜，陆续出现在她生活里，或多或少，改变着她的生命轨迹。

但这些相遇，是生命准备期的相遇，是次一等的，狗粮般的，不足以喂养她。

她和他们相处时的顺应、懦弱、反悔、挣扎，所有这些显得狰狞，被人视为狗血的举动，是她对他们的不适应，是一个人被狗粮般的满足拘禁时的必然反应。

　　能够算作相遇的机遇终于出现，遇到萧军，遇到东北作家群，遇到该遇到的人，所凭借的，无非一支笔。

他们讨论读书写作、爱的哲学，排演戏剧，在新年夜欢歌笑语，在街头和另一群年轻人拥抱。

作家廖伟棠说，《黄金时代》里有一个青春中国，那青春中国，绝不是虚无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群人的拥抱，是他们交往中的灵光乍现，是琐碎谈话累积出的诗歌，他们因为写作相遇，相遇也成为他们写作的内容，他们的相遇像蝴蝶振翅，掀起风暴，至今不歇。

　　即便相遇，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夭折、动乱、倦意都在发生，有人死去，有人被捕，有人悄悄退出那个时代，也有人谋求更大的相遇，例如萧红，她去了上海、青岛、武汉、香港，遇见鲁迅、许广平、胡风、梅志、丁玲、聂绀弩、舒群、罗烽、蒋锡金、骆宾基、端木蕻良。

所凭借的，还是那支笔，笔是咒语，是让人们一瞬间心神相通的魔杖。

所以，她的故事天然适合电影，她的经历，正是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的那种“英雄的旅程”。

　　有评论者认为，这部电影，罗列许多名人，更像一部社交史，但正是许许多多个萧红的相遇，成就了许许多多个“黄金时代”。

海明威从美国跑到巴黎去，和那一场流动的盛宴相遇；柯莱特从外省跑到巴黎去，和普鲁斯特、德彪西相遇；亨利·卢梭从海关收税员的职务上退休，和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相遇；还有罗克韦尔·肯特丢下锄头，从缅因州跑到纽约，莱昂纳多·科恩扛上吉他，搬进切尔西旅馆，紧跟着发生的，也都是生命爆炸般的相遇。

　　读他们的传记，看到他们艰苦磨练自己、遭遇劫难、贫困潦倒，饿到出现幻觉，我都毫无同情，我知道他们必然遇到相遇，天将降相遇于斯人。

为了出走，为了不断拓展生命的维度，他们抛妻弃夫、丢下儿女、欠债跑路、声名狼藉，他们无耻透顶，他们一点都不要脸，但和相遇之后的万卷诗书比起来，那都是细枝末节。

　　《黄金时代》最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此，它没有回避萧红的戏剧性情感，给了她的情史以充足的戏份，但最终却用貌似平实，实则风雷激荡的笔触，写出了人们是怎么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最终汇聚成一块新的大陆的。

电影中，萧红死去后，丁玲、蒋锡金、骆宾基或者黯然神伤，或者悲痛难抑，那不只是本能的物伤其类，更是因为，他们所寄寓的大陆流失了一块，那是所有人的丧钟。

这样的电影，必然不讨好，但是，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曾把《呼兰河传》和艾米莉·勃朗特以及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它们都是“探讨生命里特别原始及不讨好的东西”。

这见解惊心动魄，也足以说明，即便在去世七十年后，萧红仍然能获得理解，相遇还在发生，和这样的相遇迎头相遇，是我们这镀金时代里，一道金子般的光。

是一部讲述女作家萧红的故事的电影。

电影的开始时的场景是在平和的东北村庄，结束时却已经到了战乱中的香港，时间也跨越了中国那个大时代的将近40年，充分说明了萧红这个女作家丰富且坎坷的种种际遇。

经历了美好的童年，不堪的青年，又步入了满目疮痍的青年，最后苍凉的死在了一家落破的香港医院。

在外人看来她的一生或许是痛苦的，但她却少有的留下一些那个年代的人所能感知到的那个年代的单纯。

虽然经历了战争，贫苦，流亡，爱情，背叛甚至是死亡，但她却始终用一种单纯的，真实的的态度面对这一切，就像她自己说的:支撑自己活下来的，是这个世界还有一些能够让她死不瞑目的东西。

是什么呢？

看过这个电影，我突然顿悟到一点，许多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民国时期及其后的作品以及作家，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艺术造诣的高水平当是一定的原因，但我相信那时同样艺术造诣甚或是更高水平的作品未必就没有其他，但他们却没有成为我们主流文化，其原因或许就不是艺术造诣，而是政治造诣了。

艾青，丁玲，鲁迅，郭沫若这些文人墨客，学问固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他们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首先站到了正确的队伍之中，那么当这个队伍变成主宰中国政治的一方时，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就理所当然的变成了主流文化，灌输给一代又一代。

而像萧红，张爱玲这样不问政治，却更注重文学本质的作品，反而被当成了一种边缘化的小众的艺术创作。

中国自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经历了两千一百多年，数十个朝代的更迭。

就算辛亥革命至今，恐怕历经的政权也不下10个。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种艺术创作才是在主流政治不断更替的大背景下能够恒久流传下去的呢？

萧红一生坎坷，对于她，人们认识太少，误解太多。

当很多人没看过她的传记，读过她的作品，纯粹以猎奇的眼光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种视线必然存在着极大的偏差。

关于她的故事，虽然我们难言真相，但史料中的萧红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她的命运就是被社会和生命中一个个男人屈辱、践踏和抛弃的轨迹，死于三十六岁的韶华反倒成了她的幸运。

换句话说，这绝对不是什么黄金时代。

对任何编剧来说，萧红的传记都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你无法掩饰其自作自受的事实，仅这一点就会让电影的基调极其负面。

于是想令观众接纳人物，势必要忤逆史料——这同样不可取。

最妥帖的方式，大概是放大她苦命的属性赚人同情，犹如《松子》一样，事实上李樯确实做了妥协，但他妥协得更彻底，为了一个人物，牺牲了整个剧作。

片名中的《黄金时代》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黄金时代”，人们期待的那种以萧红为线索带出一个时代的人物群像的那种思路并没有在电影中表露出任何迹象，它仍是一部“萧红传”，其他人物的出现，只是为她起到“照明效果”——不是萧红见证了他们，而是他们眼里的萧红，编剧选择用人物主观性的视角，替代了客观性的史料，这种做法，把电影里的萧红悬置在众人目光的中心，可以任意涂饰和美化。

在这里，编剧选择让每个人面对镜头开口说话，这也意味着隐藏——所说相对于所思，必然经过了过滤，因此电影最终呈现出的萧红，并非是那个史料意义上的萧红。

她一生经历三个重要的男人，每一段都有戏剧性，她的反叛，甚至说为反叛而反叛的生命，构成了直接的冲突。

霍建起的《萧红》建构在这种冲突之上，就自然而然呈现出人物自作自受的景观，在那部电影里，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那场洪水里苦苦寻觅对方，呈现出一种革命时代的浪漫爱情。

但在《黄金时代》中，这段戏拍得轻快甚至有些轻佻，配合着节奏散漫的剪辑和配乐，萧红挺着大肚子从窗户爬下老人的船，这种略显超现实的场景，基本上奠定了影片的基调——淡化了戏剧，改用散文的笔法，于是每段关系的冲击力都被无缘无故弱化了，这也意味着难以表达她的激情，以及抗争。

这是许鞍华有意营造的间离效果，因为只有这种间离，才能平衡史料带来的负面印象，达到拔高人物的要求。

但萧红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创作才华，这一点偏偏无法做到合理的表达，片中有这样的台词：“谁都会写饥饿和贫寒，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萧红那样写得触目惊心”，这种感受，读过萧红作品的人都可本能地知觉，就像她写和萧军在哈尔滨蘸着盐末吃列巴以及端着脸盆喝热水的文字带给人感同身受一样，在电影里却被处理得不痛不痒。

萧红与萧军的相见，更是靠几张画表明“我认识到了你的才华”，在这里本来可以有更多的铺垫，但下一场戏萧军就跟孕妇萧红上床了，这段场景直接切往另外两个人物对观众的口述，让人怀疑这根本是个喜剧。

很多人自然不会认同这样的叙述方式，让片中人物打破第四面墙，直接面对观众说话，等于暴露了摄影机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在打断人们的观影经验，令人无法投入剧情本身。

这种剧作方式，削弱了电影语言本身，令其变成了一个“口述史”，这种严重违背常规的结构，与其说是文学化的语言尝试，不如说是缓解观众情绪的一个出口——《黄金时代》几乎是在通篇低沉的调子下进行，它需要一个个节点让观众开放式呼吸。

这种对剧情的分解，或者肢解，从根本上解决了令人物进入扭曲状态的可能，保住了人物的正面意义。

换句话说，为了立起一个人物，整个剧作结构轰然倒塌，这是绝对意义上的得不偿失。

许鞍华是格外不喜欢用字幕的人，她的语言方式，几乎要通过画外音来实现，在直面镜头的口述之外，还有大量的第一、第三人称的画外音。

电影中有两场戏，一场是萧红看着萧军，独白却指向观众，说着他们的生活琐事；另一场是丁玲对萧红诉说自己的理想，也同样指向观众。

这种错指产生的间离感隔绝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叙述效果其实格外怪异，电影中这样的不合理叙事还有多处，譬如萧红的弟弟对着镜头说起多年后萧红把他们见面的事情写成文章，破坏了时空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全知的“上帝视角”，除此之外，多位对镜头口述的角色也都拥有这种“上帝视角”。

这些口述情节和画外音让整部电影在拖沓和冗余中历经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上帝视角自然不能保证真实客观，电影最终造就的萧红，成为一个纸面意义的符号，有情、孤寂、可怜却又不卑不亢，那种我们读传记时no zuo no die的印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对完美主义的形象，经由她生命中三个男人的不负责任、固执和懦弱映衬出来，成为乱世中孤芳自赏的花朵。

主演选择汤唯大概也是这个意图，她两眼中流露出的惊恐和单纯符合我们的想象，而且除她之外，大概也不会有其他演员能赚到如此多的同情。

但这种印象也不过是虚有其表，我们无法从灵魂深处，窥到她骨子里的细腻和悲天悯人。

对于“黄金时代”的定义，来自片中萧红在东京时的呓语，那段时间的她闲淡度日，没有经济压力，是她口中的“黄金时代”，但是她的孤寂则令其成为一种纸醉金迷的幻象。

对萧红来说，真正的黄金时代不是安宁的日子，而是生命中的苦难，她与饥饿、贫困、颠沛流离之间的相处，这种痛苦的相处构成了她生命的意义，也成就了她的作品，从苦难中抵达不朽，才是她的黄金时代。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写完《呼兰河传》，那部不符合抗战意识形态的电影，令其和周遭作家格格不入，却也让她能够遗世而独立。

http://yule.sohu.com/20140930/n404765202.shtml【搜狐】

1890年7月27日下午，梵高对着金色的太阳，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知道在那个被逼疯的年代被后人称作黄金时代，他死也不知道那个割耳朵的年代被后人津津乐道为黄金艺术。

死前给弟弟的信里写到：“亲爱的弟弟，谢谢你寄来的贴心的信和五十法郎。

你生活顺利，比什么都好……你过去在许多幅画上一直是与我交流的伙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我想你依然站在人性的一边，既然如此，你还指望什么呢？

”他把50法郎写进这么重要的信里，可见当时的落魄，他不知道他的一副《自画像》后来拍出7150万美元的价格！

多么讽刺的黄金时代，后人命名那个时代是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就是黄金。

那个时代都是文豪，现代人都是土豪。

当时的艺术家没有闪烁的黄金只有悲凉的时代！

同样是画家，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与梵高经历相似的人名叫高更，他最终疾病缠身死在孤岛上。

关于高更，先请大家幻想一个身边的普通人，一个每天吃饭、睡觉、上班、结婚生子的平常人，这种人平常不出风头，不冒险，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我要为了理想，放弃家庭，放弃婚姻，放弃安稳的工作，去远方流浪，去追求理想，去画画。

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他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在论坛里发帖子搏关注圈粉丝。

他是真的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画画去了，他的名字叫高更，并且还找到了当时更加苦逼的梵高，由于两人对艺术的分歧，大吵特吵，梵高这个二逼拿着刀子威胁高更：他妈的画画不仅仅只有印象派和象征主义，还有我独有的梵高体！

高更说：你太自大了，你一个人就想单独立一个派系，怎么可能。

为了证明自己多么坚持，梵高说：你信不信我割了自己的耳朵，你信不信梵高体！

高更说：我不信。

梵高一刀割了自己的耳朵，血，射了高更一脸。

两人就闹翻了，后来梵高还把自己的耳朵拿到纹身店纹了“梵高体”三个字证明自己艺术正确。

高更伤心的离开了梵高，他心想老子放弃家庭放弃事业跑来跟你约会，本以为同病相怜，没想到艺术相轻。

你跟我玩自残，别以为我会为你自宫。

带着满腔的怨恨，最终疾病缠身，死于孤岛。

后来作家毛姆把高更的故事写成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一句“满世界的金钱，我却抬头看月亮”道尽了高更曲折的一身。

黄金时代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艺术家小说家们通常都承载着全世界的孤独。

说说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手淫日记：“昨天手淫，3周以来第一次这样。

几乎全没有欲望上得要求。

以前我总是想象着在与一个朋友交谈，但是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事了。

1914年9月3日”“我已经走在通向伟大发现的路上。

但是，我是否会达到目标？！

欲望上的要求比以前强烈了。

今天又手淫了。

1914年9月6日”“今天我与某种沮丧的情绪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后又手淫了，最后写下了上面那句话。

1914年10月13日”“平静的一夜。

现在大约一周半手淫一次。

干了很少一点体力活，但是正因如此做了许多精神上的工作。

1914年10月16日”“那个打破僵局的思想是否会来到我的身边。

——昨天和今天手淫了。

1914年10月8日””我不得不经常生气，生病，消耗我的内在的精力。

又过得非常欲望了，几乎每天都手淫：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1915年2月18日“有欲望上的需求，现在几乎没有进行我的工作的机会。

”1915年2月9日“非常兴奋。

每天都手淫。

”1915年4月17日“最近几周睡觉不安稳。

我总是梦到执勤。

这些梦总是使我处于惊醒的边缘。

在最近两个月只手淫3次。

我周围的人事与愿违地令我厌恶。

”1916年5月29日你们这些看AV的都弱爆了，看看哲学家在那个资源荒凉的年代是靠什么撸的，是靠意识！

根本就不用手！

用意识就可以让自己高潮！

好吧，玩笑归玩笑，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艺术是一件孤独的单人旅程，他的浪漫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浪漫！

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作家是得前列腺癌去世的，我要谢谢他，他狠狠的坚固了我戒撸的决心。

狄更斯，我读过他的《双城记》和《雾都孤儿》，我很喜欢他，我说喜欢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喜欢，不是男孩泡女孩说的那种喜欢，只要我说我喜欢某个作家的时候，在吐出“喜欢”两个字之前，我是考虑了五秒钟的，我的良心会为这“喜欢”两个字负责。

如果某天我对哪个女孩说我喜欢你的时候，如果语速过快，请不要相信我，我在约炮。

《 双城记》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

”这段话在小说中并不是解释黄金时代的，只是单独提炼出来完全就是对黄金时代的最佳诠释。

是什么样的经历使这个作家发出如此悲伤的感叹，不得不提一下这位大作家的风流韵事：狄更斯有两个初恋，看清楚，是两个，两个初恋！

后来还有三姐妹妻子，看清楚，是三姐妹妻子！

这还不算什么，他当年曾为一众沦落风尘的女子筹办收容所，让当地的妓女、女小偷和女流浪者入住，希望藉此改造这些“堕落天使”，令她们获得新生。

让她们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不过一叠过去从未被披露过的信件却指出，这位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原来对收容所的女子有“特别的兴趣”，被政府调查。

他出资办的是“女子收容所”，你看这家伙多偏心，孤儿都不收，只收女子，大小老少女子。

爆陈冠希李宗瑞于万里之外，人家玩的是女子收容所！

狄更斯是个前卫的家伙，他早就料到了后人这帮傻逼会把他们糟糕的时代叫做黄金时代，知道人们对文学抱有浪漫的幻想，他很清醒，这是最好的时代，所以他能上一个算一个。

作家们的孤独是变态的孤独，他可以撸一万次撸出个前列腺癌。

因为他知道，就算不撸，你办个女子收容所也无法填充孤独。

大家都读过《福楼拜的星期天》吧，莫泊桑先生是这样折磨自己的：一生与多种女人有染，与农庄姑娘、饭馆侍女、半推半就的寡妇、欲壑难填的太太、阿拉伯女人、黑人妇女、成熟的女市民都发生过关系，他占有过这么一大堆尤物，最后因梅毒加上精神病去世，年仅43岁。

我梦见过他去世时的情景，当时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做.爱了，他躺在床上捂着裤裆，发挥毕生的想象力都没能让自己硬起来，于是，他就这样悲伤的气死了。

那位写出《老人与海》的作家，如果你未曾体验过，你永远不会明白海明威为何同意子弹穿过自己的脑袋。

三毛用丝袜上吊（这是其中一个版本）……生得潇洒，死得性感。

阳朔、老舍被文.革迫害自杀。

每个年代的文艺在当时是个不值钱的东西，艺术家们所在的年份里永远都是数不尽的制度纠缠，孤独、疯魔、死亡。

可敬的是他们留给后人一个传奇人生，我们称他为黄金时代。

这部电影称那个年代叫做黄金时代，我想说：看标题。

电影讲的是民国时期的文人爱情故事。

看剧照就知道很浪漫吧。

黄金时代并不是一副欣欣向荣天天向上的景象，它不像油画那样色灿斑斓，不像黑白照片那样经典唯美。

那个时代充满文人相轻，艺术相搏的头脑战争。

《建国大业》里面有一幕，胡适在台上演讲文学是否应该进化为白话文的讨论，整场充满火药味，当然，那只是冰山一角。

鲁迅与梁实秋与郭沫若的笔战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里已经在地球表面点燃了战火，鲁迅笔战的文字都可以出成一本书，谁对谁错我不评价，只想点评鲁迅一句：他是在那个年代里站着把钱挣了的人。

还有苦逼的王小波，他是在那个制度里夹缝生存的智者。

那些时代也没有想象中的浪漫爱情，只有数不尽的青楼和妓女。

文艺是孤独的，他们唯一安慰自己的只有“嫖”。

唐宋元明清，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不爱嫖，苏轼、白居易、杜牧、柳永、欧阳修个个深藏绝技，人家在床上的姿势都是讲究韵律的。

更别说民国那个纸醉金迷的时代了，胡适、徐志摩哪个不嫖。

现在的大V门不嫖吗，他们换了个名字叫“潜”。

胡适老先生最大方最伟大的，是不仅自己嫖，还带朋友一起嫖；不仅在外面嫖，还叫到家里嫖；不仅嫖，还搞研究，简直可谓以考察窑子为己任。

胡适这样解释自己“我沒有嗜好則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

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賭。

我對于那種比較嚴重的生活，如讀書作詩，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為我有這個容易沉溺的弱點。

““情人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无产阶级也要有革命伴侣,就是多一点也不怕。

无非是哄哄她们、说些好听话。

” ——《毛选》第四卷第134页就在我们生存的网络时代，王朔刘震云当编剧闷声赚大钱，一部电影比一部骂得惨，给读者们留下一种晚节不保的危险状态。

莫言更是拿奖之后反而被骂的口沫横飞，论坛里各种调戏他的段子反而把他拉下神坛。

新一代郭敬明、安妮宝贝、张悦然、韩寒等完全被娱乐化，关于郭敬明身高的段子都可以出版一本笑话书了，韩寒代笔的讨论可以写出十篇论文了……。

也许五十年后，韩寒又带领了一个黄金时代，郭敬明至少也是那个时代的琼瑶。

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听起来也许令人发笑，在我看来至少当下的时代是算不上黄金时代吧，不过事实就是这样的，默哀吧。

我们永远没有黄金时代，就像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才发现可怜兮兮的青春有多么珍贵。

虽然青春很糟糕，肮脏、自慰、背叛、苦痛、忧郁，但也止不住我们流泪的怀念。

不管你的周遭有多糟糕，当下才是最好的时代，毕竟一分一秒都与你擦肩而过。

每一次痛苦的画面都刻进了短命的回忆里，多年以后，回眸一望，平凡的一生竟也有金黄的色彩。

我昨天看了电影，一句话评论：像王菲一样活着，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

不管生活在什么年代，环境有多么不幸，周遭的言论多么恶，这些都无关人生，淡然冷对千夫指，执着拳紧万自由，有一万种自由的方式，挑选自己最乐意的一种，开什么花，结什么果，都无关世界，你挑选了生活，就是自由的——————————————————————关于《毛选》第四卷第134页——————这句话是后人编出来黑当局的，我只是调侃一下，你们就去翻经书来反驳我，你们真的看不出来这只是低级黑而已么....另外，其实我们当下这个文学圈并不是那么不堪，如果中国读书的人有变形金刚的票房那么多的话，我们还是会出几个“著名作家”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刘慈欣的《三体》，联合小说奇迹《九州幻想》，廖一梅的《像我这样笨拙地活着》《悲观主义的花朵》今何在、张家玮什么的大家在豆瓣混其实应该早就听说了，许多人在论坛里混的太久，习惯了看见一部作品首先找漏洞，然后批判，吐槽，这样是不对滴！

不要总琢磨着弄个大新闻把作者批判一番，没什么意义，一本好书自有他存在的价值，取自所需就好了。

昆丁版影评——来自奇妙的王小坏原创、首发、转载请豆邮求关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主题：一切都是自由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 嘉宾：许鞍华、李樯、刘瑜、周濂 主办：电影黄金时代 单向空间 时间：2014年7月21日（周一）19:00-21:00 谈到自由，总有很多话要说。

因为这确实是个诱人的字眼。

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是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说。

个人的自由，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换来，而大多数时候，自由需要一个人花一生的时间来获得。

身心合一的自由很罕见。

贾宝玉是个富贵闲人，却只停留在闲人上。

一个出门都要三五个小厮跟着，娶妻都不能娶自己最爱的人，自由于他，像天边的云彩，抬头望得见，却永远难以触摸。

身心合一的自由，在我看来，出家人或许有。

出家，首先实现了身体上的自由，抛弃了一切，甚至连至亲的家人都不要了。

接下来，心灵的自由，要从佛经里参悟。

自由意味着危险，这与人们趋利避害的特性是相悖的。

电影《荒野求生》里，那个终极版的背包客，被斥为“神经病”的大胡子CRIS，为了自由，付出了生命。

可见，追求自由的代价是巨大的。

你都挂了，自由于你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对我们这等小屁民，一边做自由的粉丝，一边躲在被窝里脑补自己在远方流浪时遭遇了狼群。

而我们也确实这么做的。

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信仰，我想说，我们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彻底的信仰。

信佛，信基督，我们向菩萨耶稣祷告的是利益；信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我们却从来不肯为现实的改变做出真正自我的牺牲，主义，往往只是你的标签，是你如鱼得水的瓢。

消极的抵抗也是抵抗，而真小人从来比伪君子更可爱，偏执的信仰，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值得尊敬。

我从来相信知行是合一的。

如果行为不彻底，思想就会被禁锢，甚至萎缩直至消失。

而民国作家萧红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她的行动跟着思想走。

仿佛境遇越糟糕，她的思想越被滋养。

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她仍旧一如既往孜孜不倦的写着。

80多年后的2014年，导演许鞍华拍摄了一部描写萧红的电影。

她为电影起名《黄金时代》。

推广会找谁来谈谈这电影呢？

许鞍华导演叫来了刘瑜，刘瑜的老公周濂，还有编剧李樯。

许鞍华叫来的人，其实耐人寻味。

没有找电影评论家，没有找同行导演，而是找了两个学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

这说明什么呢？

萧红本身的故事，本身这个人，还有她的人生经历，是哲学的，且超越电影的。

一般来说，小说改编成电影，有两种结果。

有的是电影完全超越小说，比如《断背山》；有的是电影处于弱势，只是作为一部博大精深小说的演绎工具，但也不吝为一部优秀电影，比如《洛丽塔》；小说和由此改编来的电影的关系，用那句经典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而萧红这部小说，完全压倒了电影。

因此，导演找到哲学教授来阐释电影，也没什么大惊小怪了。

当然，许导演深谙市场的请来了刘瑜，想必深知刘瑜在文艺青年人群中的号召力。

现场的效果也说明了确实如此，三伏天，乌压压的人，已经完全吞噬了空调。

大部分人，像我一样，站着，忍受着热气，还有人群中弥漫的汗腥味，盯着一个个后脑勺，看不到导演，也看不到教授，最后还是“听”完了这次讲座。

讲座的主角是萧红。

提到她，我不由自主的想到《呼兰河传》。

此书初读淡然，再读则透着一股张力，批判的锋芒掩映在淡然的娓娓道来中，也像极了萧红的一生。

刘瑜说，她是反抗的一生，又是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

女人，一旦涉及到反抗，同时又关系到男人，必然变得矛盾起来。

因为在中国，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从来就是顺从，而非反抗。

刘瑜很精确的总结了萧红一生的三个悖论：一，反抗却离不开男人。

二，慈悲却抛弃孩子。

三，卷入左联却始终保持自由。

谈到这里，刘瑜顿了一下，说其实萧红是孤独的。

而真正的孤独，有时候是一种看不见的心碎。

许鞍华导演话很少，也许导演比起说来，更擅长做（咳咳，不要想歪），而这场讲座本来的目的，是为了推广《黄金时代》。

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与萧红毫不相干的名字，我的第一反应是，取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好吧，我承认我对小波私心很重）。

现场许鞍华的三言两语，我明白了导演是在祭奠和致敬萧红生活的民国30年代。

问题一：你对自由怎么理解？

刘瑜的老公，周濂，记住了这个名字，听他的话，看出他是个一个理性的浪漫主义者。

他引用了罗素那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

萧红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她出身地主家庭，却出走寻找自由。

她遇到了爱情，但无论萧军还是端木蕻良，都不是她的最终归宿。

她渴望信仰，怀着追求去延安，却失望而归。

她一直在找寻自己，在那个战火连天，民不聊生的时代。

周濂提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这是一个哲学词语。

萧红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完成了这一切。

她曾经对萧军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

”在那个炮火连天，人命贱如草芥的年代，萧红英雄般的说出这句话，这是她一个人的黄金时代。

一个人的一生，最失败的是浪费自己的天赋。

萧红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刘瑜接着周的话茬说，萧红的状态，每一次选择，几乎都是在生与死之间。

她拥有对抗的勇气。

就像老人与海里的老人圣地亚哥。

萧红可能只是不想过被定义的生活而已，一路被模糊的东西指引着。

而她最难能可贵的在，也许她并不知道路在哪里，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写作才能，却一往无前。

而现代人，追求自由的能力在退化。

中国历史有这种思想周期律，大治则思想平庸，大乱则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缔造出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激荡着魏晋风度。

历史的规律映衬个人的命运，相信萧红说出那句话，也是对时代的感言。

而面对同一个问题，许鞍华导演认为，自由，是跟政府间的协定。

作为一个香港人，许鞍华的思想很明显受现代契约论的影响。

她认为，萧红所处时代，政府对个人和社会的控制很弱（而非现在这种政府全盘接管社会的状态），她的内心的勇敢和渴求，一部分是时代所赋予的。

而我们呢？

你一旦选择自由，就意味着选择责任。

把你，交给你自己。

你能否很好的驾驭和运用自身的自由呢？

问题二：你感受到了自由么？

刘瑜俏皮的说：“我感受到了点赞的自由。

”周濂则继续哲学的思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与民国时期相比，现在政府已经完全接过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由并不如那时。

许鞍华又开起了玩笑，说自己年纪越大越自由。

此话怎讲呢？

因为作为导演的她，总被人怀疑追求男同事。

她笑称：现在没有人说了，是岁月带给我了自由。

所谓六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而这部关于萧红的电影，许导70年代末80年代就已经想拍了。

可是为什么过了这许久都没拍出来。

她信心十足的说，这是最好的时机。

嗯，也对。

在最差的时代，拍这么一部电影，应该算是最好的时机吧。

问题三：选一位电影中你最想谈论的人。

周濂为萧军说了话。

萧军两次去延安，第一次去了不久就离开。

第二次，恰逢延安发生了王实味事件，萧军路见不平，在所有人批判王实味时，萧军为王说话。

他对自由，对个性，还是存在着一种坚持的。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知识分子被抽掉了脊梁。

刘瑜则选择了丁玲。

刘瑜周濂夫妇真是有意思，一个女权主义者（真不知道为何刘瑜会结婚），一个被西方哲学思维影响的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两人凑一对，唇枪舌战。

刘瑜认为，电影中的丁玲，更像是一个悲剧。

她的一生，就是一部文艺女青年如何变成一个马列老太太的衰落史。

人最悲哀的，不是饿死，而是被打败。

而萧红，与时代背道而驰，她生于民国时代，史书上形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她的笔端，你已看不到时代的印记，时代确实已经在她的视野之外。

小说的格调，一等的，是人性的，社会性的只属于二等。

萧红已经跻身于一等小说家之列。

与刘和周比起来，导演许鞍华显然更关注现实。

她想谈谈电影里的鲁迅。

鲁迅算是萧红的启蒙老师，引导她走上了文学道路。

许喜欢鲁迅的杂文，原因是他的杂文针对时事，立刻有反应。

他在为什么写，针对谁，这些问题上，明确又迅速。

李樯则选择了萧红本人。

作为编剧，李在字里行间的文学上对萧红的理解，相信是四人中最深刻的。

他的话也值得思考：萧红虽然经历了坎坷的一生，离家出走，两度结婚，兵荒马乱，仍旧坚持自我和理想，可是深挖，东西并不多。

越接近她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的是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作家的认识都是自以为是的，越客观越不客观。

萧红，萧红是谁？

谁的萧红？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更像是一种个人虚无主义。

李樯说，她的写作，仿佛是天地人，给她造出来的东西。

好似她一生的悲欢离合，都是为了她的写作。

不过最后李樯说萧红。

她这一辈子，赚了。

但赚或者赔，是经济学的词汇。

人生怎么能用此来衡量？

我更同意周濂的观点。

萧红一生都不是自由的，但她赋予万事万物意志上的自我。

于是，她获得了意志上的自由。

就像康德哲学所推崇的，人唯一的自由，是意志上的自由。

也就像周濂最后引用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的那句话：“黄瓜愿意结一个谎花就结一个谎花。。。

”后记：写这篇记录时，偶然读到凤凰网的在人间特刊：《女大学生之死》。

读毕。

震动。

抬头发现以上3000多字，连同其中的人，他们说的话，他们的思想，多么荒谬啊。

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精英姿态，跃然纸上。

所有的思想，言论，在抗击现实时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

苦难还在继续。

但即便如此，也不构成我们袖手旁观的理由。

因为，面对苦难，没有理由。

而坚信你的信仰，比随波逐流更难。

何时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尊严，何时才是有良知的青年人放松的时刻。

否则，这个国家的青年将永远不能停止痛苦。

看完《黄金时代》真心从心里有些心疼这位同张爱玲同时代的才女——萧红！

她一生经历坎坷，但她心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写作，许鞍华导演的本片首先从内心发觉了人本主义，让我真切的看到了萧红面对着愚昧、麻木、压迫、欺凌，还有含笑的加害，她不是为某个人写作，也不是为某个政党写作，只是单单的，为人类本身写作。

尽管她的爱情观没有符合那个时代的伦理，但是她并没有破坏到别人的家庭，她只是尊崇她内心的女子！

在封建社会背景下，抛开世俗面对真我，不管是对待爱人，生活上，她随些自己性子来，表面上快活，丰富的感情经历，但是我还是觉得她太孤独了，其实她想法很简单，只是想有和爱人在一起，安心写作，不管世俗，他和萧军分开，真的很痛心，没有过多交代分开和原因，爱必须一方需要妥协的，可是大家都不愿意放开自己的固执，便分开了，她虽孤独，虽败犹荣。

只少她是。

敢做敢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