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看到梁芳仪我仿佛也回到自己的中学时代，考砸掉的分数，老师的板子打下去，芳仪委屈地喊“我又不是没有学！

”那时候我的困惑也是如此。

大人们都过得很难。

孩子们也挣扎在困惑的青春期里。

谁都想要逃离生活的束缚，做一匹逃走的白马，走得远远的。

芳仪在演讲稿里写，“她的恐惧让我恐惧，她的软弱让我软弱。

”小时候爷爷得了癌症，每次往返医院的路上，我也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快死了。

高三上期我在重庆集训，重庆的冬天又湿又冷，让人很难熬。

妈妈查出来子宫肌瘤，要切掉子宫，她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手术。

做完手术她很虚弱地哭着给我打电话，求我去医院看看她，我拿着电话，不耐烦又慌张地的拒绝了她。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挂掉电话。

可能因为恐惧和爱一样，都会传染。

我害怕面对虚弱的妈妈，害怕面对我承受不了的结果。

逃避至少能让我喘口气。

去年下半年妈妈又摔成了粉碎性骨折，这次我准备买票回去看她，结果疫情严重又没法走掉。

后来终于回家，妈妈还在医院住院，我和妹妹出去散步，她说有次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洪水来袭，妈妈被水卷跑了，只留下我和她还有我们家的猫三个相依为命。

我的心触动了一下，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

我明白她的心情。

其实我也很害怕很害怕。

后面出院妈妈修养了半年，但左腿也大不如从前。

她常常说，自己已经是个残废了。

这种时候我只能大喊着反驳她。

我害怕曾经印象里那个强壮健康的妈妈，会真的有一天消失不见。

今天我在客厅弄电脑的时候不经意地问了句妈妈，“像你们这么大岁数还父母双全的人是不是不常见了”，她说嗯。

我没有再说话。

其实我也希望可以做那么幸运的人。

幸运到自己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还能和妈妈坐在一起吃饭，拌嘴。

永远永远。

一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家庭好，也都希望其他人好，可是各自采用的方式，却又多多少少不是他人所希望和接受的，结果造成了每个人都陷入困局，不知该如何发力，进退失据，等忍耐达到极限，爆发就是伤害对方，一体两面，恰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进行一些必要的沟通，而这又是平常所欠缺的。

家中每个人即使有自己的苦衷，也都希望牺牲自己为他人好，但是又不做到真正的沟通去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是不是妥当，往往就是吃力不讨好，还委屈了自己。

片中比较西式化的就是大女儿，也是片名所指，她有时能直白的说出所想所需，但有时又回归到东方化的沉默，可是只有她的单向输出并不能算是有效沟通，所以最后困局的看似解开依靠的是不经意间看到对方的哭泣，他人的开导，自我的觉醒之类的，沟通依旧缺席，那么同样的困局还是会重演。

最后大女儿让妈妈帮掏耳朵，是东方式的家庭和解，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温柔，很含蓄，让人感到很温暖。

刚刚过去的冬奥会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一举斩获多枚奖牌，成为了本次冬奥会最耀眼新星。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她，即使是说惯了英语，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努力的坚持着用着自己略带北京口音的中文回答。

即使身在异乡，仍不忘赤子之魂，令她吸粉无数。

今天要讲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位从小跟随妈妈去到美国长大的——

此片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

在本周口碑榜位列第一，讲述了一个动人细腻的家庭故事。

03年，莉莉罹患乳腺癌，已经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了五年的她，带着女儿芳仪与芳安回到台湾，接受治疗。

两姐妹刚下飞机，踏上祖国的土地，相互之间还用着流利的英语交流，一旁的莉莉提醒她们一会儿见到爸爸记得说中文。

显然，芳仪、芳安对突如其来的返乡有些束手无措，同样，面对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与丈夫宗辉多年的分离，回国的莉莉经受着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情绪极端消极。

阴霾不止笼罩了莉莉一个人，这个墙上爬满了壁癌的小家一时间都变得风雨飘摇。

丈夫宗辉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常常往返大陆与台湾之间，工作繁忙的他在上班间隙还在看抗癌的书。

心系生病妻子的他面对不断地出差也显得心烦意乱。

和许多粗神经线条但心系家人的丈夫形象一样，与妻女分离多年的他早就已经忘记了女儿们已经过了喜欢去动物园的年纪，也不知道芳安最讨厌番茄酱。

他会在面对女儿要东要西的时候勃然大怒，也会悄悄的把脚踏车买回来；会抱怨妻子信仰基督无用，但在朋友送他观音时，他却会因为莉莉的信仰而拒绝。

面对成年人如山的压力与挑战，女儿们的烦恼显得稚嫩又无奈。

芳仪回到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就是面对没有发达互联网的老式电脑，除了互联网，芳仪其实时时都记挂着美国，记挂着邻居家的朋友杰西和她的小马水花，时刻想要回去。

因为在美国成绩优异才可以转学进当地中学的芳仪，还没入学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上学需要穿统一的制服，甚至是一样的发型，在自由成长的环境下长大的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同样面对身份认同困惑的还有更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妹妹芳安，被路边的小孩讥讽“英文好了不起啊，不还是要补习”。

妹妹更多的难题是源于家庭的分崩离析。

作为在家中话语权最小的“旁观者”，她试图揣测着这个家的一切风吹草动，叛逆的姐姐试图激化父母的矛盾，使他们离婚后，自己得以回到美国。

对死亡的恐惧，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一切的一切，家中的各位无一不是精神敏感，在爱与恨之间游离徘徊。

爱与恨是矛盾，也是共生。

莉莉会无端地向女儿抱怨，甚至将自己生病的原因都推卸到女儿身上；但是面对家长会上，其他家长对芳仪的指责，莉莉也会跳出来当众据理力争。

03年，一个与当今时代背景烙印相同的年代，SARS的蔓延也侵入了这个小家，但他却成为了这场家庭矛盾的粘合剂。

妹妹芳安因为一次发热，在医院里被要求集中隔离治疗。

宗辉取消了大陆的工作，芳仪也失去了自己努力了很久的演讲机会。

在脆弱到极点，只有爱才可以将家庭凝聚在一起。

面对在阳台束手无策的莉莉，躲在一旁的芳仪第一次直面妈妈的脆弱，她也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对妈妈的担忧，自己的脆弱展露给妈妈。

从以《妈妈我恨你》为题，却不愿说与妈妈听的演讲稿，到主动让妈妈帮忙掏耳朵的促膝长谈，家人永远是最特别的存在，血缘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纽带，而沟通才是加固这一纽带的唯一方式。

《饮食男女》中朱老曾说：“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

《美国女孩》选择了最能代表台湾电影的家庭片风格。

说到台式家庭片，我们最先回想到的应该就是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

他们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家庭的年轻人身上，尖锐地观察台湾青少年由现实所导致的心态上的变化。

在对于家庭的表达上，他们采用冷静沉闷的镜头书写家庭叙事主体的变化，对于台湾“在地性”的表达也由政治、经济、社会转移过渡到文化领域。

《一一》杨德昌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等作品以两代人的视角探寻“大陆的意义”以及“根”究竟在何方，以“我”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对“大陆”的概念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风柜来的人》里青年一代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边缘人物的挣扎，伴随着台湾子一代人精神与身体的尴尬处境；

《风柜来的人》侯孝贤时间来到90 年代，以蔡明亮、李安为首的“新生代导演”延续对台湾家庭中青年一代的“注视”，并加入了一种“跨文化”与“跨地域”的冲突描写，对传统社会与中国父权文化的思考和探寻。

对于“在地性”的情感表达也趋于平静、温和。

《喜宴》李安李安家庭三部曲中所塑造的三个“父亲”都由郎雄饰演，实则为同一形象，从《推手》中父亲老朱对传统伦理的坚持，到“跨地域”《喜宴》中的高父内敛沉默、妥协退让，再到最后回归台湾的《饮食男女》中朱老爸彻底无力放弃父权。

原先电影中展示的绝对性的“父权社会”的形式被打破了。

《推手》李安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到近几年新生代导演张艾嘉、钟孟宏、林雅喆等台湾影人，均以不同的身份体和个人情感倾向，直击东亚社会的内核。

从宏观角度看，家庭是社会中最小的单位，是人类生命进程的起点，情感建构的基础。

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家庭片的“复兴”好像悄然来临，《孤味》横空出世，一举冲上了豆瓣21年评分最高华语电影的榜单；由钟孟宏执导的《瀑布》（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也长居口碑榜；更不必提，《你好，李焕英》以54亿人民币春节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前三。

《瀑布》 钟孟宏后疫情时代带给大家的生命的感悟，成为了家庭片复兴的助燃剂。

与此同时，令我们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生命，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事。

*本文作者：浅浅

电影《美国女孩》，开头在机场，老爸去接老婆孩子回家。

中年夫妇一脸疲惫和高贵，小孩子时髦而刁钻，是幸福有钱人的家庭。

或者说，幸福中产的模板样子。

电影叫《美国女孩》，但她们黄皮肤黑头发，不是我们常见的美国脸。

可她们一张口，下意识地讲英文，比讲中文更流利，行事作风也非常美式。

喜欢的发型，想要的东西，她们都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表达。

妈妈对此也倍感欣慰，这一点也能从她到学校给大女儿开家长会看得出来。

在一个以成绩为主的中国学校，面对同学家长提出的远离她家女儿的要求，她不听解释当场辩驳而后扬长而去。

这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家庭。

如今因为妈妈生病，因为爸爸的工作和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们回到了中国。

对于这个家庭的大人来说，他们可以出走半生归来还是他们。

这里是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回来还是家。

可是对两个孩子来说，他们出生在美国，讲英文，吃汉堡，她们的家是在美国的房子，在美国的朋友，在美国的一切生活环境。

相比于姐姐梁芳仪，梁芳安更像个贴心的小可爱，她的生活尚局限在家里，她理应更依赖爸爸妈妈，也更能够注视到爸爸忙碌和妈妈的焦虑。

而梁芳仪，她在美国已经长大到拥有自己的社交和生活，她有她的同龄朋友和同学，正在经历成长过程中跟父母的正常剥离。

就在这时候，父母带她离开美国回到了台湾。

她熟悉的环境再次回到家庭，但不是她的全部。

家里有病人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

梁凤仪是带着怨气回来的，但是情理上，她知道，她不应该对妈妈生病带来的不便有怨言。

梁凤仪在美国是资优生，但回到中国，她成绩很差，在学校也从讨喜和得心应手，变成被边缘甚至被排斥和孤立的对象。

她讨厌这个地方。

同样的美国式作风，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妈妈的事情是妈妈的事情。

可是妈妈总是在提醒她，妈妈病了，妈妈害怕。

于是妈妈的恐惧也成了她的恐惧。

“我马上要死了”是很多老人们、病人们爱说的一句话，再要强的人，老了病了就会变得脆弱和恐惧，希望得到家人的注意和关心。

潜意识里都是恐惧。

这种恐惧会传递，就像梁凤仪说的， 妈妈总是说这样的话，把她的恐惧变成我的恐惧。

直到有一次，因为妹妹生病，妈妈和姐姐的矛盾激化、爆发，妈妈再次说自己快要死了，梁凤仪脱口而出，那你去死啊。

这句话之后，这家人勉强维持的光鲜生活开始崩盘。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虽然片子从一开始就讲他们住在老公寓，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室内环境，基本都是暖光下的富足。

但是在父亲对女儿动手后，梁凤仪恐惧甚至绝望后，我们终于在白天窥见到这所老公寓的残败。

客观来说，这样的老式公寓自然算不上破败，顶多老旧一点，甚至可以说非常经典。

但是突剥去了中产家庭的幸福滤镜，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

在这样的状况下，这对母女开始放下彼此的戒备，交流、表达、倾诉。

“美国女孩”梁凤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家。

短评不小心写长了……有宝岛特色，有一些很真诚的呈现与表达，但总体上我不喜欢，没有被打动。

我觉得是剧本的锅。

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失败的，最大的失败在于方向错、重点错。

小阮导演把自己这段由美返台的亲身经历的冲突核心指向“母女关系”，这个认识肤浅了、狭隘了……我不禁大摇其头。

事实上，这里根本是整个华人/东亚家庭观的问题。

◆首先，只有华人/东亚人能把夫妻长期分居视作家庭常态、甚至甘之如饴。

为了什么？

——“为了孩子！

”准确地说，为了孩子能在美国更便利地当资优生、更容易地上好大学。

那么夫妻关系怎么办呢？

从家庭事务到思想交流、到情感沟通、到生理需求，统统不值一提，统统忽略为零。

那么另一半的亲子关系怎么办呢？

也不重要，上大学比较重要。

这种以生存繁衍为唯一目标的前现代家庭观堪称可悲，这种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石上的跨洋分工合作的家庭模式可谓病态，但小阮导演对此毫无反思、毫无批评。

◆由此延伸到第二点，健康的夫妻关系是健康的母女（亲子）关系的重要前提。

一对不安心不快乐的父母很难养育出安心快乐的子女。

伪单亲家庭比单亲家庭恐怕是更容易滋生情绪障碍、更容易激发心理问题的。

小阮导演对此仍然毫无反思、毫无批评。

◆第三，片中父亲这个角色温暖得可疑。

女儿的愤怒尽数指向母亲，而对她的理解与宽慰又全部来自父亲。

这好像确是事实，不可否认，但同时让人感到很不公平，很困惑。

小阮导演有在文章中坦言她比较“偏心”爸爸：但這個偏心來自於，爸爸跟我有距離，所以有審美空間。

媽媽太貼近了，沒有審美空間。

當彼此太靠近了，愛恨糾葛就會變得很混濁。

而我认为，上述理由只是部分真相，小阮根本没有看到事情的全部，更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

这并不是单纯只是“审美空间”的问题！

——父亲因为缺席、因为不需要承担更多具体育儿事务，所以避开了无数琐碎冲突，少做少错。

——因为人性慕强，孩子对“一家之主”bread earner更容易产生敬畏与赞美。

——父亲因为男性享有更宽广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也更容易在亲子关系上表现出豁达和理性。

——父亲因为疏离造成一定程度的歉疚感，更容易对子女付出柔软时刻（其实机会很少，但子女偏就总会铭记于心）。

所以你看，小阮导演对父亲的“传统性”的缺席不但没有批评，还多加美化和宽容，她说：爸爸在我們的文化裡，總是做得很多、但說得太少。

◆我想说，其实小阮导演在美国不过生长了短短5年（从7岁到12岁，她大学毕业后赴美读电影学院就不算了），实在也称不上什么“美国女孩”——她并没有真正受到西方现代价值观的洗礼。

相反，她自己根本是被华人/东亚家庭观的精髓“你永远不够好”洗脑洗到骨子了。

片中这段台词无疑是对《伯德小姐》（Lady Bird）的映射。

但她对母亲的责难究竟是真情流露，还是领悟后的释怀与和解呢？

我看只不过是一场自我感动罢了。

片中母女温情和解，但有篇报道里提到，现实中小阮导演与母亲这么多年来仍然“纠葛如昔”。

其实，更现代的思考难道不该是——为什么要执着于那种亲密无间的大团圆/大联欢式和解呢？

母女（亲子）之间，由于天性差异、由于个体差异、由于历史伤痕，也许就是没有必要强行粘合在一起，也没有必要强行“成为朋友”。

为什么不彼此退后一步，承认差异，拉远距离，保持边界，更从容、更舒适地相处呢？

◆最后一点延伸思考可能有点跑远了，但我还想指出，台大毕业的小阮导演及其她台大毕业的父母（从片中父亲的台词“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推测）始终散发出我们这岸同样熟悉的功利主义“精致”气息。

在抒发个体的层面上，不乏真诚，不乏动人，但这种表达很难向外辐射深远，我感受不到太多的更普世的“关怀”。

基本上，我不看好小阮导演这样的创作者，他们过于依赖自身个体经验，过于局限于自我表达，又缺乏坚实的现代价值观基础，缺乏深度思考，缺乏宽广视野，因而注定缺乏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

很难不把《美国女孩》与《瀑布》比较。

相似点不只在于两部电影都将重心放在母女矛盾的刻画上，也勾连起本世纪两次最严重的疫情：前者是2003年的非典肺炎，后者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

但与单调得近乎概念化的《瀑布》相比，《美国女孩》要丰富得多。

它不仅呈现了台湾家庭典型的母女矛盾，同时将中美两国殊异的文化观念置入其中，极好地探讨了中式教育的问题及台湾社会停滞的状况。

芳仪、芳安是两位随病危母亲回台念书的姐妹，两人在美国接受教育，因此思维方式都是美式的。

回到台湾，不同观念间的冲突屡屡触发，使得她们冠得了“美国女孩”的称号。

一心向往自由的两人由于在台湾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下受到太多规训（训责、控制、体罚……），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回到美国。

但她们又很清楚，母亲因为乳腺癌即将离世，意味着姐妹俩只能留在台湾和父亲一起生活。

《瀑布》里的母女肖像借助母亲的精神疾病得到了犀利的刻画，但这也是它的败笔。

任何借力于怪力乱神，都扰乱了电影可能对现实生活提出的问询。

贾静雯虽然释放了潜在的演技，但她所饰演的母亲与林嘉欣饰演的母亲相比，仍然逊色一筹。

原因正在于精神疾病的设定，让《瀑布》变得奇情而刻意。

《美国女孩》虽然也类似在母体中引入癌症，但物理性疾病更像现实一种，有更大的发病概率。

由此，显出两者的高下。

当家宅中的女性不再接受或承受不了规训，她们便开始患病了。

这是《安然无恙》里的卡罗尔发生身上出现的诡异症状：流鼻血、眩晕、无法呼吸……也是《吞咽》里的亨特经常抑制不住自己吞食异物，并从中得到快感。

家宅变成一处精神病院。

这可不是揭示什么深层现状，而是现实本身。

但问题在于，直接把家庭主妇的病认定为精神疾病，是否过于显意而自我受限了呢？

至于金马为何将最佳影片颁给《瀑布》，而不是《美国女孩》，原因可想而知，毕竟《美国女孩》是一部华裔拍摄的电影，况且导演还这么年轻，对台湾社会又多有批评。

不过，任何看过阮凤仪此前短片《姊妹》的观众，都清楚导演调度素人演员的才华。

阮凤仪尤其擅长呈现女孩间细腻的感情，足以与《九三年夏天》《蜂鸟》想比拟。

这是真正的导演才华才能让不懂表演的孩子达到的状态。

《美国女孩》对此作了引申，饰演芳仪、芳安的小演员极好地完成导演交予的任务，让人动容。

电影里有一处设计是芳仪将以“对我影响最深的人”为题参加演讲比赛。

成绩排名倒数的芳仪想借此机会博得母亲关注。

当然，芳仪的主题发言只会是对母亲失职的审视与责难。

但到电影最后，由于妹妹感染肺炎留院观察，这次本可以作为收尾的演讲比赛失去了踪影。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常设计，但也正是这个反常，提升了电影的趣味。

因为一场激烈暴发的冲突，母女间敌对的关系转向缓和。

芳安也被证明仅仅感染普通肺炎，一家人如释重负。

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呢？

我想芳仪由此开始懂得了一些人生道理，她切实经历了。

去年台湾最受好评的两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讲述母亲和女儿的故事，更巧合的是两部电影都以疫情时代为背景。

《瀑布》以当下新冠疫情肆虐的现实为题，而《美国女孩》则指向了 2003 年非典爆发时期。

无意从导演的资历去做比较，只能说两部作品各有千秋，相信都能吸引各自的支持者。

相比起扣人心弦的惊悚悬疑剧《瀑布》，《美国女孩》则是一部自传成分浓厚的导演处女作，在温馨真诚的叙事里流露出女性独有的敏锐和细腻感。

同样是关于青春期的女儿和母亲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同样是一位身患疾病的母亲，这部《美国女孩》还融入中西文化差异、经济危机等元素，成为潜在的叙事冲突。

建构在多重矛盾的剧本之上，本以为影片会有激烈的戏剧化情节出现，却发现导演渐渐搁置起社会、文化、政治这类宏观话题，渐渐转向家庭内部矛盾的刻画。

▲林嘉欣再次奉上出色的演技也许是这部处女作融入了不少导演自传经历的内容，剧本特别注重母女间的情感演变，从亲密羁绊到激烈对峙，母女之间的争吵对骂场景此起彼伏。

林嘉欣和新演员方郁婷碰撞出火花四溅的演技，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女导演的敏锐和细腻全然灌注在生活琐事、青春期叛逆行为，以及惊喜的千禧年代符号（流行歌、拨号上网、网吧等等）里，让不少80后观众猝不及防陷入到美好怀旧的氛围之中。

尽管电影片名强调了文化冲突下的身份问题，但整部作品看下来亲情伦理才是基调，这种身份冲突的内涵并没有充分展现。

这位新导演并未如李安、杨德昌等前辈那样，借助这部家庭剧去剖析人性、审视台湾社会问题的症结；她选择了一种极其私人化的叙事，从青春期女孩的视角去观察与回忆一段逝去的美好时光。

她更乐意与观众一同分享她的亲身经历，体味她对华人家庭关系的透彻理解：不论多激烈的争吵，总会有和解的时刻；爱与恨总是一体两面的。

大体上这就是一个传统华人家庭的画像，不管是在 2003 年还是 21 世纪的当下，不管是遭遇瘟疫、疾病侵袭还是经济危机，一切都似乎没发生太大变化。

《美國女孩》這部戲未上映前在亞洲影展（金馬影展、東京國際電影節）早已獲得注視，在金馬影展奪三獎，觀眾票選大獎。

阮鳳儀從素人一躍成名，在拍長片前短片《姐姐》在HBO的短片比賽先聲奪人，帶著台大畢業的作品《抹片檢查》到美國電影學院拍出《姐姐》，再擔任了其它短片的制片人，一步一步成為金馬的最佳新導演。

《姐姐》(Jie Jie)的大綱與《美國女孩》成對照，兩者是姊妹篇的作品，前者是導演在1997年移民到美國，摸住石頭過河的寫照，後者是回流台灣形成中外的文化衝擊。

阮鳳儀的背景是特別的，對美國生活進進出出，成為亞裔美國人，但她不認為自己是美國女孩還是台灣女孩，兩者都局限了身份認同，電影成為了她的救贖與治癒的東西，由《抹片檢查》由自身的體驗關心女性健康，到《姐姐》是親身經歷，《美國女孩》關注的亦有延續過往的母體，移民、女性健康、家庭、母女。

阮鳳儀：由文青到導演 另一邊廂，林書宇以《百日告別》（2015）描寫喪妻之痛，在戲中林嘉欣飾演的婦人的故事與他的原形萍水相逢，林書宇用創作跟愛人告別並帶出陪伴的必要，今心，念。

思念是一直都存在，這次林書宇監製《美國女孩》與阮鳳儀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二人小時候也是有兄弟姐妹，曾經在美國留學再回到台灣，一樣有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最終二人考上大學再出國修電影，也可謂是前輩幫後輩。

以女性筆觸寫家庭的崗位，戲裡兩姐妹方郁婷與林品彤一位理性與感性的對比，而現實中導演與妹妹的關係互補，妹妹鼓勵姐姐拍電影資助她，在修改劇本時提意的元素構成這部電影的原形，體現到家庭的溫暖。

藝術源於真實，源於交出真心，縱然是戲劇但真誠沒法子騙人，表面上電影的設置很簡約，四個角色，但他們要面對各自的生活、互相抽離又互相捆綁，內裡有不少衝突，同一時間發生很多事情，但選擇不以煽情的手法都逼出眼淚，是在於同理心與自省而來，值得借鏡。

令人流淚的電影不一定是好電影，令人產生想法、消化而吸收氧氛的才是好電影。

以新導演來說，阮鳳儀的編導作品選角與鏡頭的帶動是相當高水平，在華語世界只有台灣能夠有本錢與心思創造這種家庭片，這是台灣電影的海歸派在中西文化間創造的文化語境，一種真摯而慢慢的紀錄、在傳統價值與現代之間的撞出來的。

由李安的家庭片演變與吸收，由台灣到美國，到現在要由美國回到台灣，建構出兩地混合的身份。

目光與成長有別一般導演，而兩者是溫柔，體現到承傳。

而阮導個人也看不少家庭片取經，如《伊朗式離婚》、是枝裕和、達內兄弟的電影，第一部電影以自身家庭為出發點，各人在媽媽患癌的事情上泛起生活中的小波折，但都靠著愛而成長、包容與接納大家的不同。

家人的確是麻煩的東西，又愛又恨，但卻是骨肉相連，在看完這部戲後鬆了一口氣，阮媽媽捱過了癌症存活下來，一家人可以看這部電影見證女兒的成就。

如何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好導演，感受電影的誠意就知，阮鳳儀有機會成為大器，成為台灣女導演/作家的標誌人物，成為亞洲女導演的明日之星。

阮導與阮媽 電影未上映就很期待，也許是導演關心的東西與價值觀觸及到個人層面，在映後談聽到導演說喜歡文學，在準備這部電影前看過西西的《哀悼乳房》，對她的愛、對電影的愛就更加昇華。

阮鳳儀提到她喜歡閱讀，看女性主義的著作，而戲中的芳儀是她的影子，在美國回流到台灣的芳儀，國文成績不好到進入台大中文系，然後受到啟蒙拍片、學習電影，在美國電影學院漸露頭角。

電影背景設定在2003年，不約而同有幾部港片也提到2003年的沙士，台灣亦有影響，爸爸的生意要來往兩岸，台灣也擔心病毒傳入。

而現在全世界面對疫症，困在家裡的家庭有他們的困擾，影響力比沙士浩大。

而在這個時候芳儀的成長與我們也相當接近，電影裡大量周杰倫的音樂，《安靜》、《開不了口》、F4《流星花園》、SHE《美麗新世界》在香港爆紅。

在那些年的台灣陳綺貞的小清新形象的興起，在《美國女孩》片尾出現她的新作《盡在不言中》，都是回憶與情愫，在網絡時代用MSN，用無名小站都是八九十後的回憶與時代產物。

因應疫情，電影僅用了28天拍攝，期間林嘉欣要隔離，一切都是巧合。

以2003為背景回看歷史，描寫青春期的躁動，也回顧了導演一家人的故事，導演認為她在創作過程是治癒與賦予了一重新的意義，在崩離的情緒中重組與轉念。

不諱然地說，對《美國女孩》有一定的偏心，就是在選角上，轉眼間林嘉欣在電影圈打滾20年，由第一部《男人四十》演的清純學生妹到醜化的《怪物》，拍港產片的她與拍台片是兩個世界，在香港她永遠也找不到一個拿影后的角色，而台灣可以給她這片空間。

靜靜拍電影，《百日告別》獲得金馬影后實至名歸，在《美國女孩》自身有當媽的經驗，當起兩個小孩的媽媽相當勝任。

《美國女孩》四位演員，兩位大人帶著素人小孩入戲，四位的喊戲、感情戲、爭執位的排戲與鋪排十足一家人的日常，投入感相當高。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有時電影要表達的東西很簡單，是生活化與普世價值。

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瑣碎的事也可以轉化為劇本，成為大家共鳴的事情，一家人吵吵架，小時候被父母體罰、摔門、騎自行車、吃爸爸不知所謂的料理，各種埋怨、大約在戲裡芳儀的年紀媽媽曾經要入院做手術，每一樣也似曾相識，當時是如何渡過的？

明知爸爸工作辛苦為何不懂事怨他煮的東西難吃，現在明白少不更事，到長大後家裡出現問題，就更明白長輩默默撐起這頭家，肩負起責任。

有很多東西要長大才會明白自己多幸福，看《美國女孩》難免有情感投射，不再單純是一部電影，而是說生命的無常與入世，亦是很多家庭的寫照，一家人埋怨過去仍然會生埋怨，討厭誰誰誰，然而當事情發生後大家會有轉變，患難生忍耐。

與導演是同代人，即使在不同語境下也會有共鳴，成長的苦楚，不同年代的會觸碰到。

《美國女孩》的優點是攝影師捕捉到氣氛與神髓，這個家的關係是複雜的，媽媽與女兒回台灣重新適應生活，久未生活的夫妻要習慣同床異夢，為了女兒而在一起。

婚姻在破裂的邊緣，但同時為了兩個女兒又不能離婚，被責任綑綁，關係淡了，到底是愛還是責任？

同一時間在電影裡發生很多事情，芳儀、芳安在學校的適應、爸爸公司的問題、媽媽面對乳癌的堅強與她也有軟弱的一面，很多事情都沒有答案。

芳儀表面上不解媽媽，但在她這年紀要她生性、完完全全當一個YES GIRL而失去這個年紀應有的生活與對未來的憧憬，是沒可能的。

亦不可以一口咬定女孩的自私、自我、她也有理解家人的一面，但她亦有排解不了的心事。

家庭裡一個人生病，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不習慣做的事、家務、通通都要有第一次。

在戲中林嘉欣飾演的莉莉是個堅強的人，在做完手術後很快回到家裡重掌家事，打掃、煮飯，盡母親的責任。

她的美國夢碎了，難道她又安樂嗎？

對爸爸來說，久未見面的女兒回到家也有疏離感，孩子長高了也不知道，媽媽一直強調女兒要在家裡跟爸爸說中文的隔膜。

芳儀成為了「太空人」，以前香港出現移民潮居於兩地的家庭就叫「太空人」，芳儀、芳安一下子回到地球了，要面對文化衝擊，首當其衝是身份標籤，就連老師也有排外心態，美國女孩在學校被老師強調自己的身份，妹妹在街頭被補習班的同學嘲笑，在文化背景上格格不入。

同學在聽流行曲，芳儀說英文、看外國雜誌，在食物與習慣上由吃雪糕、漢堡到後來吃八寶粥的演變。

在學校裡由資優生到低分的問題學生，從外國自由的校風到保守校園，在學校本來有思婷為好朋友，但成績原因被家長阻止交友。

個人最喜歡的一場戲是家長會上莉莉為女兒說的一番話，家長挺身保護女兒；然而女兒卻在文章中寫到討厭她，叫媽媽快點去死的氣話。

芳儀心裡很想媽媽留意她，但家裡太多瑣事又要照顧妹妹的感受，兩姊妹間亦有衝突要化解。

媽媽一個人去做化療獨自面對，不忍與女兒分享當中的痛苦，為母則剛，嘗試維持家的秩序。

在這個家已變成Dysfunction的家庭，問題少女離家出走、患病的媽媽、面對生活壓力無從抒發的爸爸。

電影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大片留白的地方，苦樂參半的混剪，一時與媽媽吵架，一時去吃新地雪糕，展現愛恨之間的混集，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只有面對現實，哭過恨過就要前進。

對莉莉來說回去台灣是對是錯，無從稽考，但一場疾病讓一家人重新聚在一起。

在戲中爸爸的角色是主外的，在外面賺錢養家，盡量滿足女兒的慾望、買單車、買梳妝枱，是女兒心愛的慈父。

爸爸在戲中受的壓力也太大，要到內地出差，在公司有工作壓力，回家還要看太太與女兒的面色。

在結尾一場哭的戲份大解放了，雖然最主要寫的是母女關係，但爸爸的支線看到忍辱負重，爸爸媽媽縱有不一樣的價值觀，但也和平共處。

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事物也會有盲點，只看到自己，莉莉對死亡感到恐懼，但她有這個想法時第一時間也想到女兒。

她知道女兒的想法與心事，但當下是無能為力。

幾場吵架的戲、掌摑也是出至於愛，正所謂打者愛也，情急之下也是人之常情，相當精彩與釋放了壓抑的感受。

於是展開了反叛女兒的逃家，喜歡這部電影的不慍不火，父母對於女兒逃家的擔心與體諒，沒有責備。

戲中的留白使到電影不流於電視劇廉價的狗血劇情，沒分是非對錯，女兒認為媽媽不夠努力是她在家裡聽得太多氣話，但她是明白、對媽媽愧疚。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學校的部份。

班主任鼓勵芳儀寫文章表達自己心裡的感受，並參加演講會，最後有沒有演講已經不重要，最重要是打開了芳儀的心，電影以兩母女相擁作結也是以愛封緘。

電影是導演私密的家庭電影，將自己家事搬上大銀幕不是新鮮事，加拿大導演Sarah Polley的紀錄片《Stories We Tell》（2013）角逐奧斯卡紀錄片提名就拍攝自己的身世，父母另有其人。

將家事化名，轉換角色作文本創作，有助抽離，再加上另一位編劇李冰的合作，才有姊妹間的火花與電影需要的元素，增加戲劇元素，將戲劇效果結合。

《美國女孩》的穩打穩紮來至長鏡頭的運用，特別是母女爭執的場口，在美式餐廳一段的長鏡頭帶著孩子入座，由遠處的客人透視餐廳的格調，實現了兩位女兒的願望。

電影鏡頭與演員保持距離，不煽情、不需特寫、不去誇大窺探別人的內心，是令人舒服的電影。

宗教、傳統與動物 在戲中宗教與傳統也是中西方交匯的元素，家裡的觀音像換成十架，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

在莉莉初到美國接觸到基督教，在戲中她打算受浸前最後一次燒了些紙錢給父母，芳安問到那公公婆婆日後會很窮嗎？

一句童言無忌的大智慧。

這一切就是宿命論，沙士在世界肆虐，而這段時間女兒發燒，要在醫院隔離，左右為難，亦是天注定的考驗。

回到台灣不只要面對文化的適應，在傳統觀念與新思維上存在矛盾，禮教與框框是人設的。

在這部電影的優點是一家人的價值觀不盡相同，宗教的不同、父母對待女兒管教的方式不同，爸爸對女兒千依百順，媽媽是倔強有原則的，做到和而不同去維繫家裡，與一般華人家庭的嚴父慈母，要很傳統的不同。

戲裡面喜歡爸爸的角色，也許男人不擅長說自己的心事，盡量不將壓抑的情緒在家人前爆發，抽煙是他獨處放空的私人時間。

當他要面對莉莉的負面情緒，規劃死後的計劃與心願時，他就會逃避與不願面對，堅信一家人仍有將來。

一家人墮進情感的進逼，家人是麻煩的東西，氣話裡滿是對家人的愛，麻甩的愛、憤怒也可以是愛，愛是一體多面的。

戲裡的動物，馬的出現與芳儀的自我救贖是神來之筆。

阮導在訪問提到寫到第四稿時，她問親妹妹的意見，妹妹提議她加入馬的元素，因為她喜歡馬與屬馬，於是有了Splash的出現。

Splash是芳儀響往是寄託的東西，代表美國夢，但在台灣沒機會再遇，於是她出走去尋找失落的東西，遇到一匹外形像Splash的馬，她撫摸牠，嘗試控制牠，但事與願違要覺醒起來。

Splash永遠不會回來了，美國夢要完了。

導演提到最初希望是可以騎馬的，但最後危險與要練習而放棄。

除了馬外戲裡出現鳥，芳安餵鳥吃東西，有些片段很瑣碎，兩姊妹之間亦會吵架，一家人在愛與痛的邊緣來回，節奏控制喜樂參半，到推到後段的高潮。

一家人遇到事情愈戰愈強，再聚在一起與釋放了大家的壓力與負重。

芳儀的日記感恩的心 《美國女孩》是一部好電影，影評人誇獎為超越很多人的首作，在戲裡看到幾樣東西，為母則剛，為父的平衡家庭亦令人心痛、擔憂的角色。

芳安的早慧與洞悉世情，在電影選角上故意找年紀與芳儀有差距的，帶出妹妹的理性與姊姊的任性。

思婷跟芳儀說了一句話也是有道理，「也許媽媽真的很努力了？

」對的，大家都很努力，世界不只是你有煩惱，至少在這部電影看到家事一點也不無聊，有普世性，少些埋怨，在家人角度易地而處，體諒，化解怨恨，享受生活才是王道，景隨心轉，心存感恩。

倒是感謝阮導拍了部有溫度，感性的作品，沒有過去，沒有現在與未來，迎難而上。

美国女孩 (2021)7.32021 / 中国台湾 / 剧情 家庭 / 阮凤仪 / 林嘉欣 庄凯勋

很不理解，感觉结局很仓促，戛然而止。

整个电影的节奏都很仓促，就是一个细节没有讲清楚，又开始另一个，很奇怪不知道是我的家庭环境影响还是什么，全片我不觉得妈妈有任何问题，反而是爸爸的不理解，女儿的叛逆，让我觉得很窒息。

本来患病的人情绪波动就很大，在家又没得相应的照顾，或者是关心。

很不理解，也很窒息没有看出女儿的情绪转变是因为什么，有点莫名其妙，也没有看出有很大的变化感觉电影主题不明显，很混乱

1.表演的生活质感通过人物所做的日常琐事以及生活化台词，得以凸显2.画面整体暗调，大量静态画面；冷静客观的中全景较多，少量近景运动镜头3.剧情不完整，结尾突兀 --